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民国文人中的传播与影响

　　民国时期是俄国文学被翻译和被接受的最为广泛的时期，这是源于民国时期的中国所特有的中西文化大交流的时代背景。俄国文学在民国文人之间的流传和影响也是我国的民族文化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的对于外来文化的一种自觉性的、有针对性的、统一性的认可、接纳和吸收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选择并没有很稳固不变的规则或者原则，也不是文人间特别的约定，但是这个过程的产生和发展却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彼时的俄国文学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其出生和成长的坎坷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保持了长期性的对社会底层的关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最初所特有的对人类社会的怜悯、希望以及后期的反思和审视，都在当时迎合了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作用的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需求和民众的精神需求。这种思想进而影响到了民国时期的文人及其作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民国文人中的传播与影响进行研究，不仅能够清晰地看到民国时期的文人们的发展情况及其作品中受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更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发展状态以及我国文学整体发展动态和脉络，这对于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是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的。本文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鲁迅的影响为重点进行研究，尝试以点带面的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民国时期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完整呈现。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著名文学家和作家，于1821年的11月11日，出生在一个不算富裕的小贵族家庭。他的母亲饱读诗书有着极高的文学素养，父亲曾经是一名军医，但是更是一名酒鬼。幼年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居住的区域充斥着各种犯人公墓、神经病院等，这都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一段生活经历，使其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一些社会底层的真实生活。到了16岁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弟弟一起进入了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但是在这期间，他的母亲和父亲，却相继离开。父母亲的离开给其心灵带来了十分沉重的打击，这种影响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均有着较为明显的折射。在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初次接触到了莎士比亚、维克多雨果等人的作品，完成了自己最初的两部浪漫主义剧作，并翻译了《欧也妮·葛朗台》。但是这个时期的俄国社会中是没有人关注他的作品和译作的。直到1945年，在涅克拉索夫的帮助和鼓舞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穷人》，并受到了高度评价。而后的人生中，他又陆续写下了《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剧作，并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的巨匠。

　　当前世界及我国有很多文学家及学者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定义为现实主义派作家，但是相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作品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始终是存在着诸多差异的，并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艺术趋势，这便是其作品的现实主义艺术[[[1]冯增义、徐振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对此，我们可以将其作品与另外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进行对比。通过对比，我们会发现，巴尔扎克更为依赖于通过外部描写来支撑起小说的整体架构。在巴尔扎克的文学作品中，往往是以大肆渲染的外部环境为小说的主体。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却极少对故事发生的环境进行描述，而是更多的将隐藏在表面之下的小说主人翁的各种心理状态及心理变化历程进行了反复描述。这种采用写实与浪漫结合的表现手法，将浪漫的情感寄托在真实的物质之上，并通过物质表达出细腻的情感的写作风格，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特有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

　　能够留下这么多闪烁着思想光辉的巨作，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无疑是宏伟博大而又复杂的。在他的作品中，他所提出的诸多问题中所涉及的种种纷繁社会，拿到现在来说，依然是极具深刻性的。对上帝的追寻，对苦难的探求和忏悔，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等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丰富的思想中，最为明显和值得关注的当属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比如说，他的作品往往会就地取材于都市中的贫民窟或者陋巷，将那些被浮华所遮盖住的贫苦、卑劣、上不了台面的男男女女们写在每一段字里行间。在书中，大部分的情况下他都不会采用哲学的手段将自己的思想指出来，但小说中却处处洋溢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贫苦和弱者的无限悲悯和同情。这种体恤平民、广泛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主要的思想。除此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大多都会在不间断的灾难情节中加入复杂的心理变化和精神抗争，并通过这种描述将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的矛盾和复杂性进行了立体展示，这在一定程度上折现出了其较为浓厚的宗教思想和利他主义思想。

　　民国时期的中国人民前进的主题依然是救亡，诸多有识之士相继开展的探索也依然是以救亡和启蒙为主。辛亥革命的失败，更是让当时的国民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的压迫，国家急需改革的迫切，终于激推着当时的有识之士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对部分传统文化的腐朽和落后发起了抨击和淘汰。这场新文化运动，给当时死气沉沉的国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开启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大量的外国文学和科学、民主、人道等西方理念席卷了中国社会。伴随着大量西方文学和价值理念的介入，俄国文学也开始向中国渗透。十月革命炮响胜利后，俄国文学又因其和历史现实之间的联系而再次在中国社会引发了轰动，并进一步形成一股俄国文学浪潮，成为彼时中国文坛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在民国文人中完成了初步传入。

　　相对于“俄国文学浪潮”中的其他作家和作品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和传播均起步较晚，直到1918年，周作人翻译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初步引起民国文学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视。随后，在鲁迅的强力呼吁下，1920年年初，沈雁冰开始在文中郑重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这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终于引发了国人的重视，民国文人对其作品的翻译热情也得到了急剧性提升。根据笔者在研究时所搜集的资料来看，民国时期国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的翻译是存在一个高潮期的，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汉译名高达五六十个，同一作品也有着不同的翻译版本。譬如其第一部被汉译的短篇小说《诚实的小偷》（当时名为《贼》），自乔辛煐于1920年翻译刊载后，在之后的几年里被陆续翻译成了多个版本。随后，到了20年代时，中长篇小说也开始被汉译及传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关书信、传记等资料也开始被汉译和传播，譬如《朵思退夫斯基与屠格涅夫》、《陀思妥夫斯基的忌妒》等。这种日常言谈举止等方面的资料的翻译和传播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中国文人来说不再遥不可及，而是更贴近真实生活，让彼时的国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在民国时期所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和传播中，最为值得一提的是韦丛芜所译的《穷人》，这部书的成功汉译，助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在中国的被接受，引发了当时中国文坛的强烈关注，很多人将此译本的问世定义为托斯托夫斯基作品在中国翻译和传播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文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进行翻译和传播的积极性及热情。这种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出中国当时的文人学者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进行理解、认知、批判或接受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文学素养、社会心理等后进行的本土文学一种再次发展的具象投影。根据研究资料来看，当时民国时期的文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是从一个理解和接受度较低的层面逐渐递增深度发展的，但也是国人对于更大的世界的一种好奇和探索。到了民国中后期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人中的接受和传播态势已经更为高涨，并迎来了鼎盛时期。基于民国时期中国文坛对人道主义的推崇，民国时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体恤平民、广泛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上，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作品中浓厚的宗教性是缺乏一个客观而深入的认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民国文人中的翻译规模在不断扩大，翻译成果不菲，当时的文学界甚至刮起了一股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热，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民国文人接受、传播和研究，并不是一个偶然性事件，而是一个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由很多因素共同推动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这个现象的产生也与当时中国的文化语境、民族心理、社会发展、文学思想浪潮波动等有着不可剥离的关系。

　　1.俄国文学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需求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震撼，这种震撼中所特有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社会色彩及革命气势恰到好处地迎合了彼时中国社会变革的政治目标。李大钊、田汉等革命家对俄国文学中的这种社会性的肯定和推崇，更是进一步加大了俄国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影响。而这种民族变革需求所产生的对于异国文学的接受和理解，往往会无法清晰的区分出并弱化掉不同作家在艺术特征、思想特色等方面的差异性，却均是以异国文学作品中较为鲜明的某一主要特征视作异国文学的整体特色[[[2]钱理群，温如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基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同屠格涅夫一样的写实主义作家，开始逐渐被国人接受和研究。

　　2.写实主义成为民国时期文坛的重点文学主张

　　在我国民国时期特定的现实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们对于文学的重视度是与日俱增的，他们渴盼着能够通过文学来唤醒国民、启迪人心。这种情况下，变革迂腐落后的旧文学、建设积极前进的新文学的呼吁也变得愈发高亢。诸多文人、学者、革命家纷纷在报刊杂志上刊登文章，呼吁文学变革。尤其是陈独秀，更是在《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提出“要推翻陈腐的铺张的迂晦的艰涩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通俗的社会写实文学”[[[3]葛红兵：中国现代文学精神[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年第1期。]]。诸多其他学者也在同时加入呼唤建设写实新文学的队伍中，写实主义引发了全体文坛的大力倡导和传播，成为彼时社会的文坛主要浪潮。此种现实背景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刚好迎合了我国民国时期的文人们所倡导的写实主义观念，他的心理写实又使民国时期的文人们耳目一新，激起了他们的求知欲，进而被当时的文人所接受和传播。

　　3.社会对人道主义的推崇，促进了翻译和传播

　　或许人道主义这个概念拿到今天来讲，涵义依然是有些模糊的，但是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文人中，是曾经有人对这个概念进行了理解、阐述和详细分析的，并形成了以人为主题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道主义理念，彼时的文学也必须是“人”的文学。这一人道主义提出在当时的文坛引发了推崇，其中的文人代表当属鲁迅。他曾多次提出“人的文学”，并在自己所作的《平民的文学》等文中再次强调“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这XXX的文学家的信仰是人道主义”……[[[4]谭水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1920～1939)，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这些“关注底层生活的人的文学”的理念的提出得到了当时文坛的激烈呼应。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其常以社会底层的生活为切入点，被认可为“呈现出了人性的永久的真实”，得到了当时文坛的广泛接受，并因被定义为“真的文学”、“表现人的文学”而得到了大力的传播。

　　五四运动后，俄国文学在中国的传入和接受，推动了中国文坛的变革和发展。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最早传入中国的代表俄国文学深度的作家，其对人性和精神内部的深入探索也对民国时期的文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一开始是间接性的，这是源于当时中国的很多文学家曾前往日本留学，并深受日本文学的影响，而当时的日本文坛却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下进行发展的。这就使得在民国时期的文人一开始便间接性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随后俄国文学正式传入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直接性受到民国文人的认可和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惯将善恶结合描述的矛盾性表达方式及其思想所折射出的特有的艺术感染力，也对我国民国时期的文人们产生了深刻的理想。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风格中对于人物心理刻画的深刻度和复杂性方面，对彼时中国的文人的创作也带来了明显的改变。当然，这些所有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民国文人中，也有人是在人道主义思想上被其影响，或者在艺术特色上受到影响，但是总而言之，大部分文人所受到的影响都是在一个较为肤浅的层面上产生的，他们的作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间是不存在较为明显的对比价值的。而能够深入到思想及语言特色的秉持上的影响的，唯有鲁迅、路翎等人。笔者将对这些进行初步探讨，并尝试以鲁迅为主要案例展开分析研究。

　　在生于民国、长于民国并有所成就的作家里面，路翎是极具代表性又十分突出的一位。在他两岁时，亲生父亲便亡故了，母亲带着他们寄居舅父家里，后又改嫁。他在童年时期便在不可解的爱与憎恨中目睹了人情淡薄，兄弟反目。这种来自生活的痛切的情感体验，使得路翎长期性处于一个压抑的、搅攘不宁的心理状态。在他的内心里始终有一种求生意志和破坏力并存的神经质，所以他在作品中所创设出的角色往往都要在身体或灵魂上受到灵魂迫力的折磨。同时，又因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的压抑和不安，他便习惯于在作品中将人物灵魂刻画成被命运锐化乃至被对立压迫到想要炸裂的状态。这种人物内心深处的类似被封闭却又持续成长和膨胀着想要爆发的力量，便是一种典型的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后的路翎思想。尽管路翎从未承认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产生的影响，但他曾经在和胡风的交流中提到过，他是赞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以及《罪与罚》里的心理描写的。路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不少是着墨于小人物的，充满了爆发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对于拉斯克尔尼科夫杀人前后的那一段相当扭曲的心理描写，将拉斯克尔尼科夫的底里歇斯的病态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路翎对他笔下人物的心理描写，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是向着更深层次前进的，而不是仅仅浮于表面。他的笔下，在《饥饿的郭素娥》中，郭素娥的饥饿起初仅仅体现在肉体和生理上，随着情节的推进，不难察觉，她精神上的饥饿显得更为突出。一连串的心理描写，将她的理智和情感的矛盾体现了出来。理智上，她应当遵从三从四德；情感上又促使她去追求一份真正的爱情。郭素娥在情感和理智的矛盾交织中痛苦挣扎，在张振山地虚无承诺下，情感压下了理智，希冀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血淋淋的现实再一次将郭素娥唤醒，当她面临被当成货物贩卖的境地时，她觉悟了，突破了伦理道德的束缚，压抑在内心的痛苦和矛盾瞬间膨胀到极致，爆发了出来。“哪个敢动我！”“你们是畜牲，你们要遭雷殛火烧；你妈的○，我被你们害死，你们这批吃人不吐骨的东西！”这些描写将她最后的底里歇斯、绝望以及怨恨，统统展现在我们面前。相对于同时期的郁达夫等人的作品而言，路翎的作品是更具有爆发力和想象力的，这种喷射状的野蛮的精神和力度也是十分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味道的。就像是在努力将人逼迫到绝望的边际之后再将人的灵魂进行仔细的研磨，进而便能得到灵魂的精魄所在。对此，很多人感叹路翎的作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样，是没有风光和浪漫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巨匠，其著作在中国的传入对民国文人进行文学创作时的关注点、创作方式方法、表现手法等多个方面都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一点，在对鲁迅的影响上，也毫不例外。

　　1.创作和写作方法上受到的影响

　　在五四运动前，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形式往往是采用以某件事或某个人为一章的章回体形式，譬如三国演义等名著。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时却一反传统，采用了复调式叙事和独白式结合的创作手法[[[5]傅异星：超越独白——论鲁迅、胡风、路翎与复调小说，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所以其作品传入中国后，鲁迅受到其作品及创作形式的影响，充分率先采用了日记体的形式，并结合了独白式的创作方法，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创新和变革。同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下，鲁迅开始尝试使用通过大量的心理状态形容词和内心独白句式来阐述人性的复杂和不可测，展现人物心理的写作手法，这种典型的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特色影响的尝试，实现了民国时期的总共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初步接轨。

　　2.写作艺术风格上的影响

　　成长在一个和谐愉悦的家庭氛围中的鲁迅最初的性格是十分积极乐观的，尽管遭遇了一定的家庭变故，但其初期的创作中依然流露出一股明显的浪漫主义风格特色。但是在再次遭逢失望后，其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特征开始消退。随后，接触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后，鲁迅便彻底摒弃了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开始更多的向现实主义倾轧。他的作品开始在呼吁人类解放自我、关注生命力量的基础上，开始尝试对被压迫折磨的底层社会的生存状态进行深度观察和思考。尤其是在后期的创作中，更是因浓缩了一生的悲苦和见闻，而写出了悲观性的人生哲学，这一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也并不是毫无关联的。我们也可以说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后，鲁迅对作品中的人物的精神探讨的要求达到了极致，在进行人物心理刻画时，也往往会在依托了本我强烈的本我意识后，结合表现主义等现代派的表现手段及技巧，使文章整体展现出一种悲观、阴暗的艺术风格。

　　这种理性中充满悲观的写作艺术风格是一种明显的受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的。对此，鲁迅自己也进行了肯定性的表述，比如他曾经说“自己的文章中有很多阴暗的东西”，这一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艺术风格十分相似。此外，鲁迅亦是多次清晰表示自己曾一度慕孺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家。

　　3.语言运用上的影响

　　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鲁迅亦是一位将语言应用的十分的灵动和娴熟并格外擅长刻画心理的文学大师。在刻画人物时，他习惯于将明显的矛盾冲突和鲜明的时代印记同时刻画在一个角色身上，使这个角色成为一个又复杂又矛盾的结合体，同时又将人性的麻木和觉醒同时附加在这些角色身上，而使得每一个角色都能够同时集善与恶、黑与白与一体。这种刻画人物时的语言运用习惯折射出明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其次，鲁迅在创作时往往会使用大量的文字对角色在不同情境下的心理状态的起伏进行描述，所以尽管他的文章中的故事情节都不够跌宕又十分平淡，但是其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却足够丰富详细又复杂多样，这一点也是典型的受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此外，鲁迅的一些著作中所使用的抽象的形容心理状态的词是比较多的，写作时的语言风格也常常以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神经质和阴暗的基调为主，作品中更是常常能够看到较长篇的对于角色心理变化历程的描述和急剧的心理矛盾的刻绘，这均是明显的受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4.思想上的影响

　　鲁迅坚持认为人类的善或者恶都不是单纯的善与恶，人的现实和神圣都是有限的。在进行创作时，鲁迅也往往不会只看到一个单一的现象或者表现，而是更善于去挖掘背后的丰富和本质。所有的常态在他的思想中都会变得复杂多变，在感触思想时，亦是常常能够感触到那些常人无法一分为二的地方。所以在他的作品中，阴暗一般都是与博爱的人性相互并存的。这种在鲁迅的作品所十分明显的体现出的不愿意相信表面、坚持怀疑的思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存在一定的共通点并明显受到过其影响的。诚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称自己永远是一个充满怀疑的、没有信仰的孩童一般。所以他在刻画其作品中的人物时，往往习惯于将相互对立和冲突的两种极端结合成一种黑暗的存在，这种黑暗并不是单一的社会性，而更多的代指了极具现实意义和生物色彩的人性[[[6]禇艳玲：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人物的神人化道路，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本性便是恶的、黑暗的，生来便是痛苦的，这种黑暗与痛苦并不是外源性的存在，而是人的自身，如果我们想要剔除掉人性总的恶和痛楚，就必须要正视并坦诚自己的恶和黑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思想后来被鲁迅总结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笔下的男男女女们放在难以忍受的磨难中去试验，不仅能够剥去他们表面的洁白，更能够在拷问出其深藏的罪恶后，拷问出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对于罪恶，也不能让其痛快的死去而是要放任其更长久。”所以说如果没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的心灵感悟和拼读，是无法深度洞彻其思想的，而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精神纬度的探知，也深刻的影响了他自身的创作。

　　判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鲁迅产生过影响并不是在捕风捉影，而是有着切实的根据的。首先，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产生过多次接触，并进行了主动传播。这一点，他在《鲁迅日记》中也进行过十分详尽的记载。而笔者在查阅鲁迅所遗留下来的手迹及藏书笔录等资料时也发现，除却日文版的原著以外，像《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集》等书籍，鲁迅还额外收藏了大量的德文版原著，其中有部分原著甚至是收藏了多个语言版本。同时，为更好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进行研究或品读，鲁迅曾购买了大量的研究性论著。这一点以及各个藏XX录，当前依然可在鲁迅的日记或书信等资料中得到明确求证。其次，在鲁迅的一生中，对外国文学家进行专门论述或译介的文章并不多，但他却在自己主编的诸多刊物中发表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关的译介性论文和评论文章。这一点在1925年和1926年的《莽原》以及1928年的《语丝》中均有记录可查看。于此同时，鲁迅还专门为推动《陀思妥夫斯基全集》的传播而写下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就《穷人》一书的翻译及出版工作中也给与了大量的支持并亲自参与其中。此外，在研究时，笔者发现鲁迅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是有着十分明显的偏爱和浓厚的兴趣的。针对这一点，他曾在自己所著的《忆韦素园君》中明确提出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敬佩的，并多次将《罪与罚》一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提并论[[[7]鲁迅：华盖集：并非闲话(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基于此，我们可以清晰断定：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在思想或心灵上所存在一定的共鸣和感应的，这也为其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对鲁迅产生深刻的影响，究其原因，是二人之间存在一定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主要是为个人成长经历和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等。

　　1.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的人生经历因素

　　一个作家在幼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的所有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们最终的创作思想的建构。对于鲁迅而言，其在少年及青年时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似的经历和遭遇也决定了他必然会受到对方的影响。

　　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曾经最为贫苦的郊区，幼年丧母，少年丧父，中年痛失儿女，一生被劳役、穷苦、病痛所折磨，充满痛苦和屈辱。幼时来自父亲性格和沉重的家庭氛围的影响，更是使其性格自儿时起便始终笼罩着抑郁。后面接二连三的人生变故更是给他带来了难以遗忘的绝望和毁灭性打击，并在他的创作中埋下了爱与痛苦并存的种子。而鲁迅虽然幼时的家庭环境十分良好，身为长孙的他又得到了一家人的万千宠爱。但是13岁那年起，也同样遭遇了家道中落、父亲去世和穷困潦倒，并体验了世态炎凉。这对鲁迅而言却不仅仅是失去快乐的童年，而是猝不及防的看到了人性的卑劣和社会的阴暗，这让鲁迅迅速学会了怀疑和否定，并将这种思维特征带进了创作中。

　　除此之外，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均经受了大量的病痛折磨，这种病痛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影响了他们的创作。病痛带来的折磨使得他们不约而同的将这种悲观和病态的基调带进了作品中去，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相似的经历增加了鲁迅在创作风格和思想等方面会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的必然性，二人的著作中也往往均弥漫出对现实世界的黑暗的重点刻画、对真实社会的决绝以及根深蒂固的病态敏感等。

　　2.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因素

　　作家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因素，对他们精神信仰、思维逻辑乃至创作心理的形成都有着十分明显的作用力，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身上也得到了清楚的验证。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当时的俄国正卡在一个波动、变革、新旧交接的关键性时刻，大量的西方文明的引进给我国的文化带来了剧烈的冲击，西方资本金钱主义及个人主义思想的入侵也使得俄国的宗法伦理道德体制受到严重的破坏，陀思妥耶夫斯的社会构想和人道理想相继破灭，并陆续经历了关押、假死刑、流放、苦役等，受尽折磨。这让他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来自低层的那种衰败和肮脏的生活，这种社会的丑恶和病态，改变了他最初的理想主义，并促使他一直在积极的追寻这些悲哀之上的光芒和希望。而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则刚好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多灾多难、动荡不安的黑暗时期，清XX丧权辱国，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各类起义活动频频爆发。但是无论是西方文学著作和科学技术的引进还是改革变法的兴起，都不曾挽救当时深陷苦难的中华民族，却让回国时充满激情和抱负的鲁迅数次经历了希望和失望的起伏，并在困境中彻底地切实地遭遇并感受到了社会的虚无与荒唐。这些绝望性打击或失败让鲁迅变得消极，但更为他提供了一个思考人生和生命的空间与机会。这个空间中，他可以静下心来感知自我，历经这段时间的凄苦和孤独后，也终于完成了自我救赎[[[8]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所以这样一段同样的在一个谈不上好与坏却必须接受的社会波折、政治改革的波动多变时期，在黑暗和怀疑中等待春天、追求光明和希望、为追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努力的相似经历，让鲁迅极易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情感共鸣并受到其深刻影响。

　　历史上的俄国与中国的民国时期是有着类似的历史文化语境的，这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在中国的传入和接受提供了完整的历史背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传入中国后也因其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关注、对社会苦难的理性批判和充满人道主义的艺术特色而引发了民国文人的推崇与传播。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对于病态人性和人类心理的细腻深入的刻画、对希望和光明的探讨与追寻也推动了彼时中国文坛和文学的现代化变革。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满怀疑思想和阴暗基调的理想鞭笞亦在当时唤起了一部分中国文人的意识觉醒，并对这些文人的创作关注点、创作方式及风格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中国文学及民国时期的文人产生影响，是一种必然性事件，也是源于两个国家或个人在社会政治环境与自身经历方面的相似因素的刺激作用。本次研究中，笔者以鲁迅为重点研究案例，不单单是因为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享负盛名，也是因为他在创作是从不同层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精髓进行了品读和传承，更是因为鲁迅先生见证了中国文学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历程，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代表性人物。鲁迅及路翎等人所受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生命力的延续，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延伸。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精髓在民国文人中的传播和影响进行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民国时期的文学发展研究工作中的一片空白，更是有利于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再出发。

　　[1]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2]冯增义、徐振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3]钱理群，温如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葛红兵.中国现代文学精神[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01).

　　[5]谭水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1920～1939).[D].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6]傅异星.超越独白——论鲁迅、胡风、路翎与复调小说[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7]禇艳玲.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人物的神人化道路[D].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8]鲁迅.华盖集：并非闲话(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9]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2008.

　　[10]李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J]鲁迅研究月刊，2004(04).

　　[11]张变革.当代中国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