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梅森反腐小说的叙事特征

　　江苏作家周梅森是当代官场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反腐小说”焕发出蓬勃生命力的大背景下，周梅森开始写作反腐题材小说，代表作有《中国制造》《绝对权利》《我本英雄》《人间正道》等。这些作品均被周梅森亲自改编为影视剧，且收视率屡创新高。周梅森多次获得国家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大奖，被誉为“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1]荣光友：《周梅森：“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侨园》，2017年第6期，第42页。]]。

　　周梅森作为一名从基层出身的作家，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他的反腐小说不仅刻画了多种典型的官场人物形象，而且在人物的对话中加入反讽的修辞手法，揭露了官场中的消极现象，展现了原生态的官场生活。同时他大胆打破线性叙事方式，运用多元的叙事结构阐述鲜明的主题。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法和文献研究法对周梅森反腐小说在人物、语言、结构和主题四个方面的叙事特征进行研究，进而以辩证思维探讨周梅森反腐小说的成就与局限。

　　周梅森在反腐小说中，刻画了多种人物形象，如腐败者、反腐者、改革者和受害者等等。除了塑造典型人物之外，周梅森还运用二元对立的叙事手法塑造了两组不同的人物关系，展现了不同的官员形象，对反思官场生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人物形象既是小说创作的核心也是难点。从叙事角度出发，作者能否在立体逼真的叙事情境中多维度地刻画出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是叙事文学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周梅森在其反腐小说中同样也意识到了人物的重要性。他通过塑造多种人物形象，展示人物内心，借此揭示在官场中出现的种种现象，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

　　首先，周梅森在其反腐小说中塑造了许多腐败者形象。例如《人民的名义》中的自认为“胜天半子”的汉东省公安厅长祁同伟。他是一个典型的“于连”式的人物，用自己所谓的人格和尊严换取了官场上的平步青云。在任职期间，他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乱结强奸案，为自己老家没有资历没有文化的人乱谋职位，甚至和腐败分子丁义珍、赵瑞龙、陈清泉等人有金钱上的不法勾当，身为公安厅长明知法却犯法。像祁同伟这样出身草根渴望成功却又被权钱腐蚀的典型“凤凰男”，他们虽然在大众面前努力表现得像一个翩翩君子，实际上却是腐败堕落，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们虽然在工作中表现得“勤恳敬业”，但实际上却过着纸醉金迷般的糜烂生活。当今社会泛滥的信息网络、缺失的道德教育等等都让大众的价值观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因此也产生了拜金主义、利益至上等信念流行的现象。周梅森看到并承认了这一现象的出现，所以在反腐小说的创作中，更注重深入现实，结合现状，冷静审视种种变化产生的原因。也正因如此，周梅森能够从不同的方面更好地去塑造人物形象，挖掘人性的复杂。《绝对权力》中的女市长赵芬芳也是一个典型的腐败者形象。她在官场生活中，极力迎合领导齐全盛的各种专横，私下里和白可数、林一达等人利用自己的职权帮齐全盛的女儿齐小艳办了不少私事，同时还和金字塔集团的老总金启明官商勾结。像赵芬芳这一类腐败分子，官职和权力已成为她们经营自己的筹码，而“廉洁奉公”、“执政为民”这些为官理念早已抛诸脑后。

　　其次，周梅森在揭露腐败的过程中，同时也塑造了许多形象鲜明的反腐者。《国家公诉》中的女检察长叶子菁在处理腐败案件时，艰难地与官场“潜规则”作斗争，坚决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当面对腐败分子在办案过程中给予的重重阻力，面对被检察院撤职甚至是有生命危险时，叶子菁也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不与腐败官员同流合污，时刻牢记自己作为一名检察长的使命，摆正自己的位置，最终与公安机关合作，将贪腐官员全部缉拿归案。《人民的名义》中的侯亮平作为汉东省的反腐精英，有担当，有魄力。在有明确证据证明蔡成功向欧阳菁行贿后，他不顾各方阻力，在高速路口大胆拦截XX李达康的专车，将欧阳菁抓捕归案。像叶子菁、侯亮平这样的反腐英雄在周梅森的反腐小说中还有很多。例如《我主沉浮》中的赵安邦，在得知自己的老部下钱惠人有受贿的行为后，没有包庇干部，而是坚守党纪国法，对钱惠人实行“xxxx”。《至高利益》中的李东方，严厉查处田壮达卷款潜逃的大案，揪出了以赵达功为靠山的赵娟娟、邓双林和陈仲成等腐败分子。周梅森通过对这些反腐斗士的形象塑造，体现了国家反腐的决心，给读者注入社会正能量。

　　再次，周梅森的反腐小说中不乏一系列优秀的改革者。这些改革者具有xxxx人的优秀品质、高尚人格和不畏艰辛、勇往直前的开拓者精神。如《人间正道》中的吴明雄。他在平川市经济建设严重落后时，没有丝毫犹豫地出任了市委XX，担任“一把手”，凭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与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大力修建环城公路和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实践证明，吴明雄的改革决策是正确的。正是由于吴明雄带领平川市委领导班子，带领平川一千万老百姓不惧艰辛、不畏风险，勇往直前地深化改革，平川市的经济终于全面腾飞了。由此可见，像吴明雄这类为改革不惜押上全部身家性命的改革家对国家发展的重大作用。再如《中国制造》中的改革家高长河。他在上任后一直放低自己的姿态，在平阳市党政干部大会上就多次表示“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向平阳干部群众学习，先做学生，后做市委XX”[[[1]周梅森：《中国制造》，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1]。高长河主动和文春明共同解决平阳轧钢厂的问题，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他勇于向传统势力发起挑战，大胆提拔“甩子”田立业担任烈山县的代理XX，最后使平阳轧钢厂与东方钢铁集团完美兼并。周梅森通过高长河处理体制问题和经济建设等问题，塑造了更亲民和更具现实感的改革者形象。

　　最后，在周梅森的反腐小说中，还塑造了一系列的受害者形象。他们或是一群无法维持生计的下岗工人，或是一些无法获得自己正常利益的中小股民，亦或是一些破产的民营企业家等等。这些人不论是何身份与职业，他们的权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犯。如在《至高利益》中，腐败分子赵娟娟依仗着与主管政法的市委常委陈仲成之间的情人关系，租用了红峰商城而迟迟未交租金，直接导致红峰服装公司几百名工人下了岗。没了工作，失去了收入来源，这些下岗工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问题。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只能自己蒸馒头吃来充饥，从附近的鱼摊上捡一些剩下的鳝鱼骨头和内脏熬成汤来补充营养。由于对领导虚假政绩的拥护，钱凡兴迟迟不肯关闭存在严重污染问题的国际工业园，直接导致了峡江市以电镀为主要生产力的十二家民营企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而被XX强行关闭。这样一来，不仅会导致民营企业的破产，更会出现一大批下岗工人，造成一种恶循环。又如在《我本英雄》中，由于石亚南与方正刚不顾经济发展规律，盲目追求GDP，乱上钢铁项目，导致国家在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时候，文山钢铁基地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欠下了巨额债款。投资钢铁项目的民营企业家吴亚洲不堪重负，从塔吊上跳下自杀身亡。就这样，一个曾经创造过事业辉煌的生命在一场经济风暴中消逝了。周梅森通过塑造这些受害者形象，不仅体现了他的人文关怀，还以笔为刃，振聋发聩地警醒着整个社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同时要注意关注民生，正确对待百姓，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周梅森的反腐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充分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对偶美学”[[[2]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2]，主要呈现出两种典型的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一种是清廉人物与贪腐人物的对立。如《绝对权力》中的周善本与赵芬芳。周善本一生清廉，执政为民。作为一名副市长，他始终把百姓的人身安全与基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前王镇的植被破坏严重，很可能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周善本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第一时间向市长赵芬芳做了汇报。当前王镇真的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时，周善本又立刻组织干部，奋力抢救村民。他虽然身患重病，但依旧心系下岗工人，无奈身体支撑不住昏倒在现场，最后被工人们抬去医院抢救。为了镜州的建设发展和班子的稳定团结，周善本极力调节刘重天与齐全盛之间的关系，最终使二人解开误会，握手言和。而女市长赵芬芳与金启明官商勾结，大肆搞腐败。在刘重天带领调查小组入驻镜州后，又极力挑拨齐刘二人之间的关系，以期在齐全盛下台之后，自己能保住当下的职位甚至是担任镜州的“一把手”。赵芬芳无视周善本的汇报，以致前王镇发生山体滑坡。灾后，又假惺惺地去慰问村民，并让电视台的记者对她进行追踪报道。为了躲避蓝天集团正在组织上访的三千名员工，她带着肖兵去星星岛游山玩水。在面对一群讨要工资的老同志时，她调来了一辆大客车，像扔垃圾一样将他们扔到了垃圾处理厂。作者周梅森虽然没有描写周善本和赵芬芳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却间接地通过此二人之间的各种行为形成鲜明的形象对比。赵芬芳最后因自己的腐败问题暴露，从十层办公楼上跳下，畏罪自杀。而周善本却是因为过度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猝然去世。在周善本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不仅有镜州四套班子集体出面，更有广大的镜州老百姓为其送行。赵芬芳与周善本这一组典型的二元对立人物，给读者展示了两种不同的官员形象。可以说，《绝对权力》时刻提醒着广大官员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对现实中的官场生活极具深刻的反思意义。

　　另一种对立关系则是保守派与改革派的二元对立。如《人间正道》中的吴明雄与肖道清。吴明雄在平川最困难的时期出任市委XX，凭着为改革不惜押上全部身家性命的道德勇气，大力修建环城公路和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正是像吴明雄这样不怕犯错，不畏风险的改革家才能带领平川市委领导班子，带领平川一千万老百姓实现平川经济的全面腾飞。而以肖道清为代表的保守派只会纸上谈兵，空讲大道理，真遇到麻烦时只会推诿责任。一次次地设定计划却又一次次地推翻，长期这样“宁慢不乱”“稳中求变”的传统保守思想让平川一次次地失去发展的大好机会。周梅森在人物塑造方面，通过描写这样一种保守派与改革派的二元对立关系，很好地阐释了《人间正道》中有关“改革”的主题，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有力地突出了对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理性呼唤，展示了一个国家改革创新的不易，更表达了在发展时期的国家，需要像吴明雄这样敢想敢拼、不怕犯错、坚持改革的好干部。

　　周梅森运用人物之间的对话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这样不仅加快了小说的节奏，使之连续无赘余，还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和戏剧色彩，为其反腐小说改编为影视剧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大量采用了话语反讽的修辞手法，将平面的语言立体化，让读者更能感受到作者的言外之意，还善于运用通俗文学中的语言表达方式，以一种非官方的口吻来发表自己对某件事或对某个人的看法，从而塑造人物独特的形象。正是大量运用这些多样的语言，周梅森成功架构起了与读者沟通和感应的桥梁，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语言叙事范式。

　　周梅森在反腐小说中经常运用人物之间的对话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如在《中国制造》中，田立业在饭桌上与高长河交谈。田立业表示自己很欣赏高长河的文章。高长河听到有人对他的文章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十分高兴，和田立业相聊甚欢。

　　“高长河挺高兴，笑了：‘哦，田秘书长，你还真看过我的文章呀？’

　　田立业忙说：‘看过，看过，我最欣赏你那篇论‘三边’问题的文章。你在文章里谈到，我们经济建设中的边设计、边工程、边审批，实际上是一种无序和人治的现象，是过去年代不讲科学的‘大干快上’的派生事物，危害极大。而从法制的角度看，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1]周梅森：《中国制造》，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05页。]1]

　　田立业与高长河的对话，展现了田立业不仅在经济方面有一定的见解，而且对治理建设也有独特的想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田甩子”的形象，同时给高长河留下了好印象。后来在办公室，周梅森又是通过人物对话的方式，一方面让高长河得知田立业不得重用的事实，另一方面又使高长河间接得知当年烈山县的腐败问题。这段对话推动了后续情节，即：高长河彻查烈山县腐败案，同时出于信任，将田立业升任为烈山县代XX。

　　像这样通过对话推动故事情节的文本，在周梅森的小说中还有很多。例如《国家公诉》中的叶子菁通过与查铁柱的对话，找出了火灾真相并牵扯出了一系列的腐败问题。在《人民的名义》中，侯亮平与陈海的对话，引出了祁同伟和高育良的腐败问题。在《至高利益》中，周梅森利用算命先生甘子玉之口交代了陈仲成的出身和他前半生所遭受的苦难，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到陈仲成这个人物形象背后的复杂。在算命的最后，陈仲成想让甘子玉算算自己的前程，甘子玉一副看破不说破的神情，摇摇头对陈仲成说了一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2]周梅森：《至高利益》，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16页。]2]。周梅森通过甘子玉与陈仲成之间的对话解释了前文陈仲成沦为腐败分子的原因，并且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为后文陈仲成的悲剧结局做了铺垫。

　　反讽是叙事技巧之一，在现代叙事艺术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所谓反讽即所说的与事实相悖，用话语进行讽刺。布鲁克斯将反讽定义为“语词受到语境的压力造成意义扭转而形成的所言与所指之间的对立的语言现象”[[[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1]。由于反腐小说创造的特殊性与敏感性，周梅森大量运用了反讽的修辞手法。如《中国制造》中的梁兵带着王局长追到高长河那“跑官”“要官”。高成河虽说心里烦透了，却也不想当面得罪他们，便只能先应付下来。送走梁兵后，高长河马上沉下脸来责备妻子梁丽。梁丽不无讥讽地说：“这叫密切联系领导嘛，据说是新三大作风之一”[[[2]周梅森：《中国制造》，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2]。梁丽的这句话看似是一句对梁兵的正面称赞，实际上却是正话反说，将“跑官”“要官”的行为说成是“密切联系领导”，是一种调侃式的反讽。

　　又如《绝对权力》中的白可树，他有个外号叫“白日闯”，意思就是白天上门抢劫。用在白可树身上则暗喻此人的胆大妄为。可齐全盛偏就看上了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还在公开场合替白可树正名，说是大天白日，阳光普照，该闯就要闯！允许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白可树便借“勇于改革”的名义上来了。这里的“白日闯”“勇于改革”都运用了反讽的修辞手法。表面上是赞扬了齐全盛敢于不拘一格用人才，大力倡导改革，实际上却是批判了齐全盛借着改革的名义，不分是非，滥用权力。周梅森同样也借此来揭露了在官场中，缺乏权力监督的体制所带来的弊端。

　　“通俗文学是现代社会中产生的供大众阅读消遣娱乐的、模式化的商品文学”[[[3]李勇：《“通俗文学”研究总体性方法刍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47～52页。]3]。周梅森的反腐小说虽然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但却充分借鉴了通俗文学的语言表达方式，大量运用市井俚语并将官场语言通俗化。《至高利益》中的计夫顺在处理地痞流氓时所说的话是周梅森运用通俗语言的完美演绎。“你们谁敢上？谁上，我拷谁，我他妈的老子又上台了……该我下台我滚蛋，在台上一天，我就得对太平镇的老少爷们负一天责任，就不能让老少爷们哭告无门”[[[4]周梅森：《至高利益》，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57页。]4]。这样一段具有市井气息却又正气昂扬的话语，展现了计夫顺作为一名乡镇党员干部的形象。他虽然工作方法较为粗暴，但极具无惧无畏的魄力和心系百姓的正气。

　　在《人间正道》中，陈忠阳得知尚德全开了两天两夜的会议，累死一名老乡长时，气得大骂：“尚德全，你简直不是东西！市委和吴XX这么信任你，把你摆到合田一把手的位置上，你竟这么捅娄子！你这是害人害己呀！……你没想到开会也会开死人？混账话！你不想想，你多大岁数，那个老乡长多大岁数？！他架得住你这么折腾么？！这回我不会为你讲任何话，你等着市委处分你吧！该警告警告，该处分处分”[[[1]周梅森：《中国制造》，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94页。]1]。陈忠阳大骂尚德全“不是东西”“说的是混账话”“捅娄子”等，都是比较生活化且带有一定地域色彩的非正式语言。通过这段话，读者可以感受到陈忠阳是一个既重情义又心系人民的好干部。周梅森借助这样接地气的表达方式，让官场人物形象显得更加鲜活生动又细腻。

　　从结构主义出发，叙事学更偏重于叙事的形式，注重小说如何叙述故事，因此必然离不开小说的四阶段和三要素。周梅森尤其重视小说四阶段中的高潮和结局以及三要素中的情节发展。他的反腐小说打破了线性叙事方式，将高潮前置的同时，追求闭合式和开放式并存的结局。在情节设置方面，周梅森还采用“连环套”的方式，一环又一环地将情节编织成一张紧密的叙事网，既紧凑无赘余，又一波三折。

　　小说的情节发展主要有四个阶段即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这四个阶段也是叙事作品中的传统叙事顺序。但周梅森却在他的反腐小说中大胆地打破了一般的叙事顺序，采用将高潮前置，在文章开篇设置悬念来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样的叙事方式更符合戏剧影视叙事的常用模式。如在《人民的名义》中，一开篇就是一场反腐大戏。最高检察院侦查处处长侯亮平接到实名举报，称国家部委项目处处长赵德汉涉嫌巨额受贿，汉东省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也涉案其中。可当侯亮平前往赵德汉家搜查时，看到的却是一位衣着朴素，自称是“农民的儿子”的“廉政劳模”正在简陋的老楼内吃着炸酱面。侯亮平在赵德汉的办公室和家中除了搜查到几张合法的银行卡和半瓶五粮液外，没有其余收获。难道侯亮平真的抓错了人？赵德汉真的如其所说是一位“清官”？周梅森在这里就给读者设置了一个悬念。当侯亮平将赵德汉带到帝京苑的一套豪华别墅外，赵德汉就腿软的走不动道。搜查下来，赵德汉竟xxxx人民币两亿多。通过对赵德汉的查处过程的描写，《人民的名义》开篇就迎来了一个反腐高潮，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加强了读者继续阅读的兴趣。

　　在周梅森的反腐小说中，像这样在开篇就出现高潮的作品还有很多。如峡江发生恶性污染事件拉开了《至高利益》的故事序幕，引出了对政绩工程问题的思考。《国家公诉》一开篇即是“大火骤起”，大富豪娱乐城发生特大火灾，死伤惨重，女检察长叶子菁凭借多年的经验认为这场火灾将会牵涉出一大批官员的渎职腐败问题。周梅森通过将高潮前置的方式，打破了小说传统的写作顺序，避免了叙述结构的呆板，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读者的兴趣。

　　周梅森在叙事时，利用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与矛盾冲突，制造了一波三折式的曲折情节，使整个故事跌宕起伏，避免了平铺直叙给读者带来的单调感，同时可以激发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如《中国制造》一开篇文春明对田立业的负面评价，会使读者先入为主地认为田立业是一个不务正业的“甩子”官员。而实际上，通过后文与高长河的对话，田立业发表的一系列对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的独特看法，会使读者发现他实际上是有一定抱负和远大志向的。高长河在上任后，大胆提拔田立业任代XX。在任职期间，他装束朴实，遇事处变不惊。在面对苯中毒事件时，田立业第一时间安抚了情绪激动的工人，坚决关闭大明公司，时刻将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县委会议上，他大力倡导反腐倡廉，对耿子敬这类腐败官员坚持依法办理的原则。原以为一直不得重用的田立业终于可以有一片天地来可以施展自己，没想到仅上任三天，又被听信金华谗言的姜超林调回原职。之后，当洪水来袭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加入了抗洪抢险的救援活动中。最后，为了救朋友胡早秋，田立业不幸被洪水冲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周梅森在各种复杂事件中，选取了最能够展现矛盾冲突的事件，通过前后对比和抑扬结合的方式，将它们组成了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达到了曲折生动、引人入胜的效果。

　　《至高利益》的情节安排同样精彩。通过调查，李东方发现陈仲成与两起腐败案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甚至他的背后还有赵达功这个大靠山。但当李东方以汇报工作之名假意试探时，赵达功却直接以人格做担保，表示自己从未受贿，甚至可以请省委和中央来进行调查。赵达功的坦率让李东方一时之间不知所措，难道是自己真的怀疑错了人？赵达功真的是清白的？之后经查证，陈仲成涉嫌腐败的情况属实。在审讯过程中，陈仲成交代了自己的受贿情况，但对于赵达功的问题，他却只字不提。这时的李东方虽然心中肯定赵达功已经腐败掉了，但苦于没有证据证明，赵达功难道真的就因此而逍遥法外了吗？陈仲成的入狱再加上田壮达的坦白，李东方的步步紧逼让赵达功心虚了。他趁陈仲成还未供出自己时，抓住了民主政治会这个最后的契机。这时，故事迎来了最后的高潮。赵达功在会上以攻代守，他承认在反腐问题上存在过错误认知，但那是因他太注重同志间的感情，才会对手下干部过度庇护。赵达功企图通过狡辩让自己逃脱罪责，但最终难掩事实。赵娟娟最后的坦白让陈仲成供出了赵达功受贿、跑官和包养情妇等恶行。《至高利益》以反腐为主线，融入了对政绩工程的思考和惊人的反转，并将这些情节编织成一张密实紧致的叙事之网，可见周梅森在创作时的用心之深。

　　周梅森的反腐小说的结尾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闭合式结局，另一种则是开放式结局。闭合式结局也叫封闭式结局，它是指“故事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答，激发的所有情感都得到了满足，观众带着一种完满的体验离开，毫无疑虑，充分满足”[[[1]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1]。如在《我本英雄》中，虽然石亚南和方正刚不顾省长赵安邦的警告，无视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规划，盲目追求GDP，强制上了七百万吨的钢铁项目，致使文山的经济发展受到重创，国家经济也因此受到巨大损失。但最后，石亚南和方正刚都主动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后用实际行动弥补了过失。同时，文山班子换了新的领导人，裴一泓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何新钊担任汉江省委XX，于华北也熬到了正部级。可以说，这样的结局明确而单一，错误得以纠正，决策失责的官员得到处罚，清廉的改革者得以提拔，属于明显的闭合式。这样的结局对官场生活也带来了一定的警示作用：无论身处何职的官员只要无视官场规律，在私下做一些违规违纪的行为，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除了闭合式结局外，周梅森还在反腐小说中大量运用开放式结局。开放式结局是指“故事讲述过程中提出的大多数问题都得到解答，但还有一两个没有回答的问题会延伸到影片之外，让观众在看完电影之后去补充”[[[2]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2]。开放式结局不仅能让读者充分发挥想象，自己设计结局，满足不同的需求，而且能使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单一结局，不落俗套，提升作品的艺术魅力。如《绝对权力》的大结局对于奸商金启明是否最终落入法网，作者没有明确表示，只是说在法律上又将有一场恶战，省电子集团也再次出现集体xxxx问题，这个结局属于典型的开放式结局，它在作品最后设置了悬念，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后面的故事，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思考与感悟。

　　又如《至高利益》的结局，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李东方没有得到应得的嘉奖，反而被抹了“白鼻梁”，成了许多干部嘴中的“政治小人”，而为了政绩四处隐瞒的钱凡兴却晋升为省交通厅长，赵达功的影响力在经过这样一场政治风暴后，不降反增。这一结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现实，但显然是没有结束的结局。它将后续的发展交给读者，由读者自行增补。这样的结尾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完美结局，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让小说的艺术性得到了提升。

　　周梅森反腐小说的主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以反腐倡廉的主旋律为核心主题，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改革和法制建设等内容。二是，底层的人生经历让他几乎在每部作品中都密切关注到了一些社会弱势群体。三是，在XX“挂名”的经历让周梅森更深层次地了解到了官场真面。他揭示了一系列权力“变异”的现象，为整个社会敲响了警钟。

　　反腐倡廉是周梅森反腐小说的写作核心。如近年来引发反腐热潮的《人民的名义》，它以反腐精英侯亮平的调查行动为叙事主线，讲述了当代检察官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保护百姓的利益，最后以人民的名义将腐败分子绳之于法的故事。这部小说集中揭露了公、检、法三个系统与各个企业集团之间的腐败行为，塑造了沙瑞金、李达康、侯亮平、季昌明等一群反腐战士。他们在反腐问题上，有谋略，有胆识，态度坚决，有时甚至不顾生命危险，也要揪出腐败分子，将他们缉拿归案。在反腐的同时，周梅森还刻画了一系列的廉政模范，如原汉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岩石，他在退休后，卖掉了原先的住房并把卖房钱捐了出去，自费住在敬老院。陈岩石还利用自己在岗时的威信，帮助身边的普通百姓解决了许多困难。又如高新区委XX易学习，他虽然没有所谓的政治资源，一直得不到重用，但是踏实肯干，一心为民，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员。值得注意的是，《人民的名义》在反腐倡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与改革相关的主题。如大风厂员工持股的国企改革制度是否正确？属于国有垄断企业的汉东油气集团，长期依靠高价油产生利润，再加上XX的垄断，没有其他企业与之竞争，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这种属于计划经济的产物是否需要改革？或者说它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吕州市月牙湖上的美食城是进一步地开发还是拆除？能否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发展？这些都是在改革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有助于国家得到更好的发展，人民获得更幸福的生活。

　　在《国家公诉》中，上至常务副省长王长恭，下至大富豪娱乐城总经理苏阿福都有着不同程度的xxxx腐败。在出现腐败现象后，一群廉洁的反腐斗士来对此进行惩治。如市人大主任陈汉杰在叶子菁的办案过程中，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尤其是他在儿子陈小沐因打架斗殴被拘捕时，拒绝王长恭息事宁人的“好意”，坚决维护法律的公正。在王长恭想将叶子菁撤职时，陈汉杰拿出人大主任的身份坚决否定。又如市委XX唐朝阳在任职期间抛开了个人的得失，即使最后被撤职降级，也要坚守为官的底线，实事求是，不包庇任何的xxxx官员，同时尽可能地排除王长恭带来的阻力，为叶子菁创造一个良好的办案环境。作为主要反腐人物的叶子菁，从始至终她都在与腐败分子斗智斗勇。即使在面对被撤职甚至是成为苏阿福的人质有生命危险时，叶子菁始也时刻牢记自己作为一名检察长的使命，始终忠于党和法律，不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

　　《国家公诉》在反腐倡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与法制建设相关的主题。它涉及到了权与法的矛盾问题。王长恭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地位，不顾事实真相，将大富豪娱乐城火灾案定性为“失火”，这样不仅能包庇那些渎职的官员，稳住自己的势力，甚至能让部分人得到晋升。王长恭在叶子菁的办案过程中，一直创造阻力压制着她，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让权力越过了法律的底线。但是叶子菁通过个人的努力反抗，再加上检察院与公安机关的大力配合与支持，王长恭始终不能一手遮天。他的腐败问题的暴露向读者展示了法律最终是大于权力的，推动了依法治国的进程。

　　作为一名生活阅历丰富的作家，周梅森比其他人更能理解底层百姓生活的不易与艰辛。除了有反腐倡廉、倡导改革，健全法制，发展经济等主题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也几乎涉及到了周梅森的每部反腐小说中。所谓的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由于外界环境、自身生理、家庭教育、技能、文化等各类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竞争力低下的群体。周梅森在高中毕业后，成为了徐州某煤矿的一名普通旷工，后来又下海经商，做过商贸、房地产、运输等工作，也做过股票投资。虽都以失败告终，但这些经历为他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同时也让他在从事文学创作后更多地关注到相对处于弱势的中小股民、下岗工人的生活。

　　《中国制造》围绕着“霓虹灯下有血泪”这个主题来展开故事情节，这些血泪是由千千万万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为了生存而流下的。平阳轧钢厂的电工赵业成的老婆下了岗，每月只有六十元的生活费。而赵业成每月只拿百分之七十的工资，又是一个老肝炎病号，三年的医药费都没地方报销。在平日的生活中，妻女连买卫生纸的钱都没有。赵业成本想在电板房内摸电源自杀，可又怕自己的“因公殉职”对不起厂领导。这样一个心地朴质，到死都在为他人着想的下岗工人最后竟选择了全家集体开煤气自杀。而在《国家公诉》中，周梅森则是更深层次地关注到了社会弱势群体。南二矿破产关井后，一大批工人下岗了。其中有位下岗工人叫周培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竟让妻子去卖淫来维持生计。当大富豪娱乐城发生火灾时，周培成正接妻子卖淫回家。之后警方为取证前来调查周培成时，周培成为了面子宁被误会是故意放火者，即使被判死刑也不愿说出真相。

　　周梅森在一次访谈中，谈论到作家的责任时，曾表示“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有一部分作家去关注这个时代，关注它的发展和进步，以及它存在的问题”[[[1]薛颖旦：《周梅森谈政治片及作家的责任》，《新华日报》，2003年6月19日。]1]。可见，周梅森是一位社会责任心极强的作家，他不仅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实力的日益强大，同时也注意到了辉煌成就背后的潜在问题。下岗工人所遭遇到的一系列不幸，社会弱势群体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都充分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业结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周梅森也借此在他的创作中向整个社会敲响了整顿的警钟。

　　周梅森在其反腐小说中对“权力”的思考也是非常深刻的。官员正确地使用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才能为百姓谋幸福，为国家谋发展，而乱用权力，将权力“异化”，则会摆不正自己的位置，甚至堕落腐败。

　　《绝对权力》就是权力变异最好的例子。镜州市委XX齐全盛向省委要来了绝对权力，他一心想站在权力中枢的最顶端，但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齐全盛的权力、地位还有社会影响力等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身边人的腐败。女市长赵芬芳通过不断迎合齐全盛的专横，骗取他的信任，成功成为刘重天被挤走后的最大受益者。赵芬芳不择手段地经营着权力，将权力当做是一种工具，通过权力与白可树、吉向东、金启明等腐败分子勾结，非法敛财，又将这些钱财转化为特殊的权力。这样循环往复的不法交易使她手中所拥有的权力早已完全变异。《国家公诉》中的城建主任周秀丽为了个人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批了许多违规建筑。最后导致大富豪娱乐城起火，一百五十多人死于非命。副省长王长恭利用自己的权力与地位，表面称是保护干部，实际上是包庇情妇周秀丽，还通过她收受巨额贿赂。在长山检察院正常办案时，王长恭多次利用自己副省长的职权横加干涉，制造障碍，甚至下令让公安局局长江正流在追捕途中杀了苏阿福。这些都是权力的变异，将权力“商品化”“私人化”。

　　周梅森透过文本展示了当今社会经济体制不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匮乏、执政者将权力递延等问题。权力变异是隐形的腐败，其危害是巨大的。因此不断加强完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是正确的可行之路。

　　通过上文对叙事特征的分析，不难看出，周梅森的反腐小说在叙事方面已形成范式，这种叙事模式化拥有以下两个优点。一是，成就了周梅森品牌。周梅森的反腐小说在人物、语言、结构和主题四个方面形成的叙事范式，构成了固定的叙事模式。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作品质量的稳定，另一方面能够形成特性，通过优秀的作品给读者的潜意识传递“只要是周梅森的作品都是精品”的信息，从而创建属于周梅森的品牌效应。二是，方便将作品改编为电视剧。周梅森的反腐小说通过描写多种典型生动的人物形象，运用二元对立、暗喻、反讽等方式对原生态的官场生活进行真实地再现与重组，设置前置的高潮、曲折的情节以及开放式和闭合式并存的结局，同时以大量的对话推动情节的发展，塑造了一种具有立体感的小说情境。这种类型的反腐小说具备改编为电视剧的各项要素，所以周梅森除了写作之外，还主动寻求作品的影视化。他亲自担任编剧与制片人，将《人间正道》《国家公诉》《至高利益》《我主沉浮》《绝对权力》等数部作品翻拍为电视剧。2018年上映的《人民的名义》更是引发了轰动，成为全国热播的反腐题材的电视剧。

　　但是这样的叙事范式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局限。首先主题思想过于单一。《绝对权力》主要围绕着“失去人民群众监督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这一主题，通过齐全盛与刘重天的一系列矛盾来进行叙事。《国家公诉》主要围绕“人治还是法制”这一主题来进行叙事。在《中国制造》中，周梅森更是围绕着“高楼背后有阴影，霓虹灯下有血泪”这一主题来设计矛盾冲突。在周梅森的其他几部反腐小说中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类似的问题–用单一的主题概括复杂的官场生活。其次，周梅森的反腐小说缺乏创新，创作模式过于固定化。在人物方面，主要塑造腐败者、反腐者、改革者、加害者和受害者等形象，并运用二元对立的叙事手法来形成鲜明的人物对比。在语言方面，大量运用人物对话、话语反讽和通俗文学中的语言表达方式来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在结构方面，多次将高潮前置，设置曲折的情节，同时采用闭合式和开放式并存的结局。在主题方面，除了以反腐倡廉为核心，在此基础上还加入了提倡改革，健全法制，发展经济，聚焦社会弱势群体和反思权力变异的主题。这样一成不变的创作模式会使读者产生审美疲劳，从而失去阅读期待。

　　虽然周梅森的反腐小说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但不能否认是，他的作品不仅深入现实，紧跟时代的步伐，反映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而且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拥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如果能够不断创新，打破局限，同时多从美学角度出发写作，加强作品的艺术魅力，相信会给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享受。

　　[1]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贺绍俊：《新政治小说及其当代作家的政治情怀–周梅森论》，《文艺争鸣》，2010年第4期。

　　[4]庄涛：《写作大辞典》，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2年版。

　　[5]佘向军：《小说反讽叙事艺术》，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7]苏金刚：《人性与权–周梅森反腐小说的人学观念》，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8]喻兰：《论周梅森的政治小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9]吴培显：《当代小说的演进与叙事话语范式的分化》，《创作评谭》，2005年第2期。

　　[10]顾烨烨：《基于女性主义对当代热播剧中女性形象的思考–以<人民的名义>为例》，《电视指南》，2017年第19期。

　　[11]林钦煜：《周梅森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12]梁冀：《<国家干部>与<国家公诉>的叙事比较》，《当代文坛》，2010年第1期。

　　[13]柏文猛：《深层的历史和人性意识：周梅森解读》，《当代文坛》，2002年第4期。

　　[14]吴培显：《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彭文忠：《论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邵阳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16]胡亚敏：《结构主义叙事学探讨》，《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1期。

　　[17]李勇：《“通俗文学”研究总体性方法刍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18]李守香：《周梅森政治小说主题意蕴研究》，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19]樊星：《从历史走向永恒–论周梅森》，《文艺评论》，1988年第4期。

　　[20]刘莉：《周梅森创作论》，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