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视域下解读《卡拉马佐夫兄弟》 中德米特里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他善于用自己丰富的哲学思想对人性进行深入开掘，充分揭示人物内心深处的心理活动，尤其是描写作品中的犯罪心理。他的作品充满着戏剧性，故事情节发展迅速，对作品中人物角色影响最深远的事件，通常伴随着心理上的斗争和精神上的折磨。《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都是立体的，充满张力和真实感，很难判断它们是好是坏，这是一种真实的人性，不断地在爱与恨，圣洁与放荡，善与恶的两个极端中徘徊。因而随着小说的演进，读者不断地看到一个人不同的面，层层地进入这个人的灵魂内核里，越来越近距离地看到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人，他总是在跟灵魂内核里的善与恶作斗争，德米特里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其批评术语对文学作品进行剖析和说明，特别是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和具体事件进行伦理分析，从而警醒读者，要学会深入探究作品中具体的人物形象和事件所蕴涵的伦理意义和道德倾向。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的范例分析，强调要回到历史现场，在特定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中分析文学作品，分析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伦理选择过程及其结果，揭示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从文学伦理学角度对小说中长子德米特里进行探究，将他放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下，客观地分析“弑父”这一事件的前后德米特里表现出来的思想斗争、行为表现以及良心的痛苦，造成了他内心伦理意识的混乱。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下，他表现出来的伦理身份是多重的，因为身份的不同也导致他陷入了伦理困境之中，面对伦理困境，又不得不做出相应的伦理选择。本文通过描写德米特里伦理身份的困境和对伦理禁忌的破坏，揭示其伦理悲剧的原因和最终自我伦理意识的提升。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身份对于个体而言十分重要。要想了解一个人物，特别强调要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中。所以，要想准确地解读德米特里伦理身份的困境，就必须要将其放在的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分析。人的身份大致上有两种，一种是本来就存在的血亲身份，一种是后天获取的，如丈夫和妻子的身份。在小说所特定的伦理环境下，德米特里的伦理身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他与父亲、兄长虽有血亲关系，却视同陌路；他和卡捷琳娜虽为未婚夫妇关系，却又与格露莘卡保持着情人关系。这多重的伦理身份导致了伦理秩序的混乱，伦理身份的改变也导致他陷入不同的伦理困境之中。

　　家庭对一个人的性格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德米特里出生于陀氏笔下的一个偶合家庭。偶合家庭是19世纪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的现代城市家庭模式，大致意思是说这一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这意味着人们很有可能通过外部力量偶然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依赖于家庭的共同价值，也不依赖于个人的身体自由，更不用说拥有信仰的基础了。它通常以一种根深蒂固的虚伪状态出现在人们面前，也就是说，以一种看似温和的家庭形式，包裹在一颗颗邪恶的心中。这个家庭里的成员都过着独立、封闭的生活，与其他成员处于隔离状态。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创作之初，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作家日记》中的一篇文章里说道：“我很早就提出一个理想，写一部长篇小说，谈俄国现在的孩子，当然也谈现在他们的父亲，写现在他们的相互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张羽张有福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62页。]]。父亲的形象本应该直接决定着一个家族体系的构成或瓦解，但在小说中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作为父亲，他没有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小说中在描写三位年轻人回到小镇上后，各自选择住处的这一情节时，伊万为了方便选择住在家中，阿辽沙因为信仰选择住在修道院中，只有德米特里选择住在离老卡拉马佐夫家很远的地方，德米特里的这一选择体现出来的，便是他内心对家庭成员的抵触。在德米特里出生后，父亲老卡拉马佐夫为了纵欲酗酒，将年幼的德米特里打发到仆人的木屋，别人与他谈起德米特里时，身为父亲的他竟然对于自己有个年幼的儿子在家里感到惊讶。老卡拉马佐夫自私、贪婪，跟儿子抢夺财产，甚至争夺同一位女人，尽管他们曾经也试图通过和解的方式来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但却成了发生在修道院内的家庭闹剧，双方不欢而散。因为跟父亲争夺格露莘卡，德米特里与父亲从血亲联系起来的父子身份变为由情欲控制的情敌身份，父子之间由于缺乏对自由情感和理性意志的控制，从而产生争夺，使得父子之间的正常关系遭受破坏，妒忌和仇恨的心理逐渐取代了父亲和儿子本该担起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抛开血亲的父子身份，将对方视作情敌，用情敌的身份解决他们之间的纷争，从伦理学的角度看，父子身份和情敌身份各自有其不同的道德标准。德米特里把父亲看成情敌的意识十分强烈，不仅安排斯乜尔加科夫为他通风报信，还时时刻刻担心格露莘卡会答应父亲的求婚。也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情敌意识，德米特里曾多次在外面扬言要弑父，弄得人尽皆知，所以当老卡拉马佐夫真正惨死时，尽管他说的话句句真实，却也只能接受被流放的命运。

　　德米特里与两位兄弟之间也没有过深的感情。作为弟弟，伊万十分鄙视德米特里，瞧不上他的一切行为，他认为德米特里与父亲就是两条互相蚕食的爬虫。伊万对德米特里的未婚妻卡捷琳娜产生感情，从伦理的角度看来也可称为乱伦。作为长兄的德米特里曾直截了当地向阿辽沙宣布，如果伊万要追求卡捷琳娜，他表示欢迎，甚至还会帮助伊万。霍赫拉科娃太太也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但愿她能嫁给伊万·费尧多洛维奇，他是个出色的、有教养的年轻人，而且爱她胜过世上的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页。]]这里的她便是指卡捷琳娜。德米特里对伊万的态度与父亲不同，他对伊万没有体现出强烈的情敌意识，弟弟爱上哥哥的未婚妻，哥哥表现出来的竟是欢迎，而且没有人认为这样的现象与伦理相悖。这就使德米特里与伊万的兄弟身份发生了转变。三弟阿辽沙虽然没有表现出对德米特里的厌恶之情，但这只是出于他的性格特性与圣徒身份，并不是出于对哥哥的偏爱。可见，三人虽有着兄弟的身份，却不像普通兄弟之间那么亲密，尽管后文德米特里被指控判刑时，伊万和阿辽沙表现出了一点关爱，但是这一点关爱也没有建立在亲情之上。

　　这个家庭的存在实在是不正常，夫妻之间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不论是在外人面前，还是父子在同一个空间里，都不能保持表面的家庭和睦，联结卡拉马佐夫家庭的道德早就消失殆尽。父子之间没有正常的交流，每个家庭成员都只是在追逐各自的目标。兄弟三人分别成长于不同的环境中，性格特点和生活轨迹都迥然不同，因而当他们重新回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偶合家庭中时，也只不过是含有血亲关系的几个陌生人的一次重逢相聚。

　　整部小说中，作者也花了不少笔墨对德米特里、卡捷琳娜、格露莘卡三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描写。德米特里对卡捷琳娜来说是未婚夫的身份，对格露莘卡而言又是情人的身份，也正是这样一段违背道德的伦理关系，间接造成了德米特里的悲剧。

　　卡捷琳娜与德米特里产生联系源自一场晚会，在晚会上，卡捷琳娜表现出对德米特里的不屑，于是德米特里说出这样一段话：“你以为我打算向她求婚？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只想报复一下，因为我这样的一表人才她竟然如同泥塑木雕。”[[[]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为了报复，德米特里在卡捷琳娜的父亲遭受危难之际拿出四千五百卢布，并且要求卡捷琳娜本人去他那儿取，而当他看到卡捷琳娜时，又表现出骨子里下流的情欲来，“偏偏她这么个人，从头到脚包括灵魂和肉体，整个儿都攥在我──卑鄙小人和臭虫──的手心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页。]]。尽管他对卡捷琳娜没有爱情可言，还是为了私欲向卡捷琳娜提亲，二人订婚，德米特里便拥有了未婚夫的身份。而二人订婚后，卡捷琳娜老实本分地做好自己未婚妻的身份，一心想要救德米特里，她曾派阿辽沙给斯涅吉辽夫上尉送去二百卢布，特别强调“只代表我──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的未婚妻，而不是代表他本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也为伊柳沙找大夫治病。卡捷琳娜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德米特里欺辱上尉后的补偿，尽到了作为未婚妻的本分。但成为未婚夫的德米特里没有收起自己的情欲，起初他抗拒不了格露莘卡诱惑性的美丽，但又鄙视自己的这种情欲，后来真正爱上了格露莘卡，完全痴迷于其中，导致了这段三角关系的产生，伦理身份从卡捷琳娜的未婚夫转变为格露莘卡的情人。小说中德米特里将全部精力都投注到格露莘卡身上，被格露莘卡牵动着情绪，做出种种不理智的行为。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眼光来看，德米特里对卡捷琳娜的背叛是有害的，在原始本能推动下，德米特里的不忠行为有悖于当时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即使是在今天的社会下，德米特里对卡捷琳娜的背叛行为也不会得到认可。德米特里向现存的伦理秩序挑战，蔑视公认的伦理道德，放弃了自己道德上未婚夫的伦理身份，得到一个情人的身份，因而他的心灵在道德上受到了惩罚，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悲剧。

　　文学伦理学批评致力于探究文学作品中人物角色的伦理身份，通过不断地阅读文学作品，发掘作品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往往都与人物的伦理身份产生关联。对于德米特里而言，不论是血亲的身份，还是传统的未婚夫身份和反叛的情人身份，都体现了人类的情感世界和社会伦理关系具有复杂性，而人如果不能重建社会伦理秩序，就必然受到道德的审判。

　　所谓伦理两难，它是由两个道德命题构成，如果选择者对它们各自单独地做出道德判断，每一个选择都正确，并且每一种选择都符合普遍道德原则。但是，一旦选择者在二者之间做出一项选择，就会导致另一项违背伦理，即违背普遍道德原则。[[[]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2页。]]德米特里伦理身份的改变使他面临重重的伦理困境，他不得不在其中做出选择。德米特里处在父权制社会下，身上完全遗传了父亲的“卡拉马佐夫精神”。他十分厌恶自己的父亲，父亲与他争夺女人又激起了他神经质的状态，因此德米特里陷入了是满足内心欲望杀害父亲，还是向当时社会环境妥协的伦理两难中。而在“弑父”一案发生后，德米特里作为唯一的嫌疑人被指控犯下弑父的伦理大罪，虽然他没有杀害父亲，但他还是陷入了选择自杀而永不自由或战胜邪恶重获自由的伦理两难中。

　　德米特里生活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俄罗斯，这个时期，社会正处于分裂动荡中，农奴制改革带来的社会冲突无法解决，严重阻碍了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那个时期的俄罗斯又是一个父权制国家，为了巩固父亲的权利，建立了许多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禁忌的形成是人类努力摆脱蒙昧的结果[[[]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因此，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逻辑，人类伦理意识的最初表现就是严格遵守血缘关系上的乱伦禁忌。在当时的俄罗斯，这种禁忌就决定了这个国家严禁任何人杀害自己的父亲。

　　这样的伦理环境下，父权制社会里的每个成员都会自觉地维护着社会秩序。小说中，格里果利发现将要行凶的德米特里，在倒下之前，还要立刻大喊他为杀父的逆子，来引起街坊四邻的注意，这样的行为便是处在父权制社会中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的表现。而为了维护父亲们的权利而建立起来的法庭，更代表着俄罗斯对弑父行为的严厉惩罚。所以小说中德米特里曾多次扬言要杀害老卡拉马佐夫，具有最明显的杀人动机，在案子发生后，所有的证据又都对他不利，审判人在审判德米特里的时候，也一直在用自己的想法引导德米特里认罪。尽管所有人都相信他没有杀死自己的父亲，仍然被判有罪。在悲剧发生之后，众人并不关心谁是真凶，而是需要有人为此而受到法律的制裁，达到警示所有俄罗斯的孩子们不要挑衅父亲的权威的作用。可见，德米特里如果选择忍受着父亲的行为，向父权制社会下父亲的权威妥协，在即将做出弑父行为之前及时止住，并在这件案子发生后，为曾经有过杀父的想法而自责，不做出挑战伦理禁忌的行为，是符合当时的道德准则的，也遵守了当时的社会秩序。

　　从更深广的社会和道德内涵来看，德米特里的父亲是一个无耻自私的小人，与儿子争财产、争女人，没有尽过一天父亲的责任。对于德米特里而言，父亲只意味着耻辱。父亲的自私、贪婪、好色、堕落只能让他长期以来对父亲的怨恨更加强烈。所以，如果德米特里遵从了自己内心的兽欲而做出弑父行为，虽然会公然挑衅父权制的权威，但似乎也情有可原。杀死父亲可以平息他内心当中的仇恨，彰显出内心力量战胜社会秩序的强大，同时这样的行为也对人们重新思考父亲的定义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并从伦理道德上呼唤父亲要认识自己的道德责任。

　　当德米特里误以为杀死了老仆格里果利时，他产生了自杀的想法，因此，是选择自杀还是战胜邪恶重获自由也构成了德米特里的伦理两难。就在决定自杀的前一晚，出发去见格露莘卡之前，德米特里情不自禁地将店主彼得·伊里奇当成了哈姆雷特的挚友霍拉旭，说起：“我喜欢女人，我喜欢！女人是什么？地上的女皇！我心中闷哪，闷得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92页。]]还吟咏起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场中的台词：“‘我心中闷哪，闷得慌，……现在我正是约里克，以后是骷髅”。[[[]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92页。]]后来他与格露莘卡等人在小酒店里举杯痛饮，为生活干杯，为俄罗斯干杯，简直像一场世纪末的狂欢，但是德米特里却难以摆脱内心的痛苦与忧伤。为什么德米特里会想起了哈姆雷特的话呢？为什么德米特里单单就想起了约里克的骷髅呢？哈姆雷特和好友霍拉旭一起谈论骷髅，再由约里克的骷髅，想到了骷髅的生前岁月，想到了高贵的亚历山大国王，想到了人终有一死，死后皆会化为尘土。所以喝着香槟酒的德米特里触景生情，悲伤涌上心头，他想到时光如梭，生命倏忽而逝，但是自己的一生却很失败。他曾经在众人面前揪住上尉的胡须殴打他，并伤害了小男孩伊柳沙的自尊心；他曾经当面羞辱卡捷琳娜并侵犯了她的尊严；他曾经多次与父亲争吵，不知羞耻地和他抢女人。他卑鄙而自满，不断侮辱别人，不断伤害他人，像一条毒虫一样爬来爬去妨碍他人的生活。德米特里觉得自己心里“最高的秩序”崩塌了，他饮着生命的苦酒，吞咽着自己的耻辱，他很忧伤，所以他决定自杀，这是他经过思考做出的决定。他说“我要为一生处治自己，我要处治自己的一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88页。]]他想要消灭可恶的虫子，给可爱的人让路，也给可憎的人让路。小说中德米特里表示将在第二天太阳升起时开枪自杀，但作者在情节的安排上显示第二天是下雨天，不会出现太阳。因而，通过“太阳”这一意象，从伦理道德上讲，德米特里如果选择自杀，就符合了恶人有恶报，作恶之人必要受到惩罚。从个人的追求来看，德米特里如果选择战胜邪恶重获心灵自由，就会使他的伦理意识回归，他会幡然醒悟，认识到即使经受再多的苦难，只要知道有太阳就是生命意义的所在，就一定要好好活着，为人类的幸福去受苦，就使得心灵上的重获自由具有了特殊的伦理价值。

　　伦理选择基于伦理两难。伦理选择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伦理选择就是人通过自我道德选择的方式，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伦理选择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道德选项的选择，选择不同则结果不同。[[[]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7页。]]选择的不同，所体现出来的伦理追求就不同，所具备的的伦理价值也不同。德米特里是一个脾气暴躁，行为放荡的人，他既有崇高的一面又有与卑鄙的一面，他内心的信仰和无信仰不断挣扎，身上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博弈又导致他做出不同的选择。而在弑父案发生后，他又重新审视自己，想在苦难中忏悔自己的罪行，洗涤自己的良心，净化自己的灵魂，获得精神上的重生。

　　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是斯芬克斯因子的两部分，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通过人的头脑体现，属于高级因子，它是人能够分辨善恶的基础。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相对，是人的动物性本能，是人身上存在的非理性因素，属于低级因子。因此兽性因子能够受到人性因子的控制，使人成为具有伦理道德的人。德米特里作为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自然存在着斯芬克斯因子，并且时不时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发生碰撞。

　　童年时期的德米特里过得不算幸福，从小便失去了母亲，父亲也忘记他这个儿子，随着老仆人格里果利住在木屋。长大后的德米特里遗传了老卡拉马佐夫身上的卑劣，他身上的兽性因子脱离了人性因子的控制，理性意志逐渐衰弱，自由意志开始占据上风，导致他做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德米特里曾不顾一切的揪住斯涅吉辽夫上尉的胡子，将他拖到街上当众一顿痛打，在修道院的聚会中，德米特里与老卡拉马佐夫发生激烈的言语冲突，第一次当着众人面扬言要弑父。在《色情狂》一节中，德米特里觉得格露莘卡藏在父亲家中而将老卡拉马佐夫痛打了一顿，并扬言：“他不死，我还要来杀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可见，他身上存在着卡拉马佐夫原始、狂暴、放纵不羁的力量。后来德米特里的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展开了博弈，他开始约束自己的自由意志，他意识到：“我对待那个上尉的态度简直像野兽”[[[]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我性好放荡，也爱制造放荡的丑闻……难道我不是可恶的虫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所以他开始审视自己，开始约束自己的行为。尽管他还是愿意为格露莘卡做任何疯狂的事情，却不再是从前那样地蛮横无理，目中无人。德米特里对格露莘卡的爱已经不是原始的肉欲，而是升华成为了精神层面的爱情。在寻找里亚加维的过程中，遭遇煤气中毒的危险，德米特里在自我泼了一桶水后，没有漠视里亚加维的生命，选择不断地给煤气中毒的醉汉作湿敷，拯救醉汉的生命。在离开木屋前，尽管管林人不在，也还是将住宿、灯烛和打扰的费用放在桌子上。当检察官追问那三千卢布的来路时，德米特里也坚决否认自己是贼，他认为那三千卢布是自己的耻辱，不愿意向任何人说明。以上行为体现了，人即使在获得理性之后，仍然会受兽性因子的影响，人依旧存在作恶的可能。但是，人的理性意志可以控制兽性因子，从而使人保持人的本性。对德米特里而言，兽性因子就是他原生的卡拉马佐夫气质，人性因子就是他自我道德的谴责，良心的发现。所以，当德米特里被指控为弑父的凶手，他也甘愿认罪，希望获得心灵上的重生与自由。

　　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从人性方面的理解伦理选择，而且认为这种伦理选择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文学作品中有人物存在，他们就必须面对伦理选择的问题。德米特里选择认罪，接受被流放的命运，承受苦难重获心灵上的自由。正如他所说“就算我下流、卑鄙，可总得让我也吻一下我的上帝外衣的下摆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这表明德米特里的内心渴望上帝的救赎，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做才能得救。而所有这一切的答案都在德米特里的梦中找到。梦里他梦到骨瘦如柴的妇女，乳房干瘪没有奶喂给孩子，孩子在寒冷的天气里伸出两条光胳膊，拳头冻得发青。德米特里在梦中看见了妇女和儿童的苦难，明白了人性中的恶，意识到了自身的罪过，并在梦醒后表示愿意为得到净化与救赎而遭受苦难。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杀死了父亲，而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曾经有过弑父想法的原罪。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受到宗教思想的熏陶，他认同基督宗教中的原罪说，认为人天生就是有罪的，并且认为原罪来自于人性中的邪恶，从而提出只有甘愿经受苦难，才能洗清身上的罪恶并获得救赎。德米特里内心中的罪恶感使他甘愿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下定决心要通过苦难来净化自己的灵魂，从而实现自我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受难儿童的形象，让他意识到“所有的人都应该对别人的不幸负责，应对所有的娃子负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14页。]]。因此德米特里内心中的“新人”复活了，他在监狱中想清楚了，我们将被束缚，没有自由，但是我们将在极大的痛苦中找到快乐。

　　不同的伦理选择也具有不同的伦理价值。从法律层面上讲，德米特里没有犯罪，但从道德层面上分析，他是有罪的。因而德米特里选择认罪接受法庭的审判，同时也自我审视完成道德和心灵上的审判，甘愿背负罪名接受惩罚。该选择的伦理价值在于：选择虽然造成了德米特里的悲剧结局，即明明无罪，还是不公平地受到法律的惩罚，但他却在这样的审判中洗涤自我良心，完成自我救赎，达到个体道德的成熟和完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以一件弑父案为背景，描写了本文研究的主人公德米特里的成长历程。小说通过德米特里这一人物，展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俄罗斯青年的灵魂挣扎与精神成长。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件弑父案引发对道德伦理的思考，展现人们道德思想的变迁。从德米特里身上，既可以看到由兽性因子占据上风体现出来的人性中的恶，又可以看到在理性意志下表现出来的愧疚与救赎。

　　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批评方法相对于西方的批评方法来说，具有一定的原创性。本文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从德米特里的伦理身份的困惑，以及他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和在伦理困境下做出的伦理选择三个方面，对德米特里进行分析与探究。德米特里有着多重的伦理身份，与父亲是与生俱来的血亲关系，又因为争夺格露莘卡成为情敌关系，同时德米特里处在两个女人的三角关系中，身份也从卡捷琳娜的未婚夫变为格露莘卡的情人。由于这多重的身份，德米特里渐渐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定位，从而产生了困惑并感到痛苦，做出许多违背道德的事情。德米特里性格暴躁，并多次扬言要弑父，这一时的错误行为便导致他陷入伦理道德的漩涡中无法脱身。同时德米特里所处的伦理环境是父权制社会下动荡的俄国，子女不可以挑战父亲的权威，因此，随着德米特里心境的不断改变，他面临着是选择反抗父权制社会父亲的权威而弑父，还是选择自杀来解决自己的困惑的两难困境，但当德米特里在梦中看到妇女和儿童所遭受的苦难后，他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鞭打自己的良心，甘愿认罪，试图通过承受肉体的苦难净化自己灵魂，最终获得新生。在这一过程中，德米特里所体现出的伦理价值，不仅启示我们要善于对伦理关系与伦理选择进行思考，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错误的伦理选择对个人的人生道路以及心灵生长会产生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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