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舆论引导策略研究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危机频发的时代，无论是不久前的香港暴力事件，还是现在的新型肺炎疫情，公共危机随时都可能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对“公共危机”的概念想必也不再陌生。公共危机一旦发生，便会给国家、社会、人民带来难以估量经济损失及精神创伤，严重危及社会正常的运行秩序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对此，XX对公共危机事件一向都高度重视。而在公共危机从爆发到平息的这段时间里，舆论的发展则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危机能否有效、妥善、顺利的解决。XX和媒体是处理公共危机的两大支柱，人们对于公共事件的发生进展主要从媒体得知，新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XX发挥着统筹作用，公共危机中的舆论引导工作客观上也反映着一个XX的危机应对能力和舆情管理能力。

　　“新媒体”一词来源于X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P.戈尔德马克的一份商品开发计划。关于“新媒体”的定义，熊澄宇认为，所谓新媒体，或称数字媒体、网络媒体，是建立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互联网基础之上，发挥传播功能的媒介总和。它除具有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的功能外，还具有交互、及时、延展和融合的新特征。[[[1]熊澄宇,廖毅文：《新媒体——伊拉克战争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国记者》，2003年第5期，第56~57页。]]匡文波认为，新媒体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2]匡文波：《“新媒体”概念辨析》，《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6期，第66~69页。]]本文中关于新媒体的概念主要是指以新的数字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信息的交流与沟通的一种媒体形态，它会随着传媒技术和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公共危机”区别于其他一般的危机事件，在于其“公共性”，其对象是特定区域内的所有公民，因此，公共危机容易引起社会恐慌，加剧危机的破坏性。邬心云认为，公共危机事件，指的是突然发生的、攸关公共利益的、对于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有重大影响而且急需管理者快速应对的事件。[[[3]邬心云：《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务社交媒体传播策略的心理学分析》，《新闻知识》，2014年第10期，第6~8页。]]范春科等人认为，公共危机事件包括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在XX日常管理中突发的，对社会安全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与危害的事件。[[[4]范春科,王悦,陈抒杨：《试论舆情管理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重要作用——以镇海PX事件为例》，《中国报业》，2014年第16期，第52~53页。]]本文中所叙述的公共危机的定义主要指对社会安定、正常社会秩序及公众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或威胁的事件，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和危害性。

　　舆论的定义实际上非常的多样化，一种简单的定义是：是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人对于一个特定话题所表达的个人观点、态度和信念的集合体。[[[5]徐慰增，何得乐，阿去克，夏志厚：《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卷。]]本文支持和采用这一定义，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舆论存在的几个要素：达到相当数量的人群；围绕特定的话题，这个话题一般关系到多数人的利益或能引起多数人的讨论；由这个话题所引发的有关意见能够引起讨论或共鸣；这些意见或讨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舆论”并不代表着是社会公众对于某些事件或观点共同“理性讨论”所得出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舆论是一种非理性的产物。

　　新媒体、公共危机、舆论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尤其是公共危机与舆论二者之间的联系更是密切万分。公共危机发生之后，相关的重要信息一旦不及时充分的公开，便会使不良舆论有滋生的土壤和传播的空间，加大公共危机的破坏性。而在新媒体时代这个大背景之下，舆论的传播速度、广度几乎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公众几乎可以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就能获取到一定的信息。由于新媒体的发展，公共危机中舆论的传播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新媒体的环境为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以及舆论的发酵提供了更便捷的途径。当前，新兴媒体发展迅速，传统媒体给人们提供意见表达的平台与参与的渠道较新媒体而言则比较局限。新媒体传播中的开放性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知情权与表达权。但相伴而生的是，这种全民“广泛参与”所带来的“自由”严重挑战着社会的稳定。尽管XX相关部门和新媒体企业加强了约束与监管，但由于新网络的虚拟性、匿名性、技术性等特点，其中不乏一些非理性、消极负面的舆论，如果对这些舆论不及时引导，就会给社会稳定增添隐患。

　　同时，舆论可以通过新媒体成为公共危机事件恶化的催化剂。公共危机事件，对人们的日常xxxx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旦发生，便会第一时间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其中不乏虚假、不良的一些舆论，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使人们的交流变得更为便捷，这就很容易使这些不良舆论扩散开来，不但不利于公共危机的快速解决，还容易造成二次危机，恶化公共危机的影响，产生一连串的“蝴蝶效应”。

　　公共危机事件又为新媒体和舆论环境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议题。对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而言，公共危机意味着社会热点问题的出现，使他们有了可供参与讨论与评价的素材。在新媒体时代下，每个人都渴望参与与表达，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新媒体关注、参与、发表评论，舆论也由此通过网络空间汇聚发酵，从中也演化出许多内隐的社会问题，新媒体便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所以，新媒体、公共危机事件和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关联。

　　公共危机事件在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呈现出了与传统媒介时代有显著差异的几个新特征，对于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的舆论引导，应结合这些新特征，对症下药。

　　舆论的传播及演化速度极快，在新媒体时代，可以用爆炸式来形容，已经完全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几乎可以以忽略不计的时间扩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我们无法第一时间分辨其真实性。

　　2019年12月以来持续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让人深思的是，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谣言混淆着我们的视线，其中有些自媒体的转发更是让我们将信将疑。2020年2月流传着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已成功研发的信息，经抖音等自媒体的转发更是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实则其实是源自一则“天津大学实验室宣布已研发出新冠病毒口服疫苗”的消息，这则消息本身就特别具有迷惑性，加之人们急切的心态，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舆论风潮混淆了人们对于真实情况的判断，并通过新媒体滋生出更多的舆论，在极短时间内，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人。

　　舆论的传播发展又有着不确定性。公共危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舆论作为社会评价的一种，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它受到媒体报道、XX行为、群体意见、文化道德力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许多事件在向危机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受舆论的影响，往往会出乎人们的预期。2020年2月，武汉女子监狱一刑满释放人员离汉抵京确诊新冠肺炎一事持续引发关注，大家都疑问道，在如此严格管控的当下，她为什么能离汉进京？在大家的疑问之中，恰恰反映出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点：人情、权力和利益是否可以突破防控。在疫情如此严峻的当下，任何一点点不适宜的行为都会被无限放大，有的网友就对当事人是否有特权现象展开了抨击，“仇官”这一传统的思维便会被无限放大，加剧情绪的宣泄，XX等部门的公信力和权威将受到沉重打击。

　　舆论与公共危机之间互动效应在不断增强，即舆论可以借助公共危机不断蔓延扩散，公共危机又可以被舆论演化成更大的危机事件。新媒体时代，信息海量混杂，内容碎片化，人们很难短时间内从海量的信息中提炼出有用关键信息。公共危机经过媒体的加工传播，信息不断放大扩散，往往会产生不利的社会影响。

　　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事件中舆论传播的几个特点，对舆论引导乃至整个公共危机管理层面都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XX和媒体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必须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才能更积极有效的应对公共危机的发生。

　　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和媒体市场化的发展，逐渐打破了传统的XX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敏感、错综复杂的舆论形势挑战着各级XX及其领导班子应对媒体和引导舆论的能力。社会在不断变化，新媒体带来舆论民主的强劲发展，这就需要及时进行总结、分析，获取经验教训。

　　在公共危机发生后，一些单位和部门应对舆情不力，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单纯的抱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定势思维，简单、极端化的把“维稳”放在首位，形成“安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定势思维，甚至不惜以违法违纪手段来压制舆论，或是为了畸形的政绩观“报喜不报忧”，其结果只会使矛盾不断淤积，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和危机。媒体是顺利妥善解决公共危机的一方良药，而有些地方或部门却剑走偏锋，把时间和功夫花在搪塞、要挟媒体，压制信息公开上，使得舆论四起，既导致XX舆论引导公信力的缺失，又不利于公共危机的及时有效解决。

　　舆情的滋生泛滥主要是由于代表XX的主流媒体发声迟缓，不能满足民众需求，客观上也反映出权威信息的缺失会导致违法虚假信息泛滥。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本次新冠疫情爆发的初始阶段，代表XX声音的主流媒体在关键时刻缺位。如2019年12月份在网络上就流传着许多有关新型肺炎病毒的言论，但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武汉当地的主流媒体基本处于缺位失声的状态，如当地的综合性市民报纸《楚天都市报》和《武汉日报》，鲜将疫情内容作为头版内容或做相关的报道。在有关公共热点的问题上，主流媒体应及时主动向XX相关部门报备，引起重视，并联系相关领域权威专家，获取信息，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

　　舆情监测与分析是科学有效引导舆论的前提和基础，虽然目前我国获取舆情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如信访机构、人大代表、自媒体评论、公安及统计部门等，但这些途径和渠道都是独立运行的，信息的流动、沟通、共享存在一定的问题，危机发生时反馈速度迟缓，内容不一。公众在话语间蕴藏的不少潜在性情绪无法及时发现并疏导，往往在引起新的舆论危机时才反思总结，客观上反映出舆情监测与分析制度不够完善。

　　官方引导新兴主流媒体能够促进理性舆论的形成，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必须要靠官方话语来引领正确的舆论价值观。新兴主流媒体主要聚集的是青年一代，是年轻而又多元的一个群体。2018年媒体融合发展论坛上，哔哩哔哩（B站）与人民日报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也代表着新兴的商业媒体与官方媒体的首次接触融合，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官方与新兴主流媒体之间融合程度较低，反映出我国官方新闻舆论与新兴主流媒体之间的互动融合程度较低。

　　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时期的中国，各项改革正逐步推进，但一些部门及其领导受到官本位意识局限，仍固守传统的舆论引导观念，主要表现为“维稳”的定势思维、“报喜不报忧”的惯性思维以及“自说自话”的单向思维，这些传统的思维无疑忽视了社会舆论场与外在话语舆论场的存在，等到这些舆论场形成强大的舆论质疑力量才被动的给予回应，无疑会引起或增添社会心理的一些逆反情绪，这与舆论引导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公共危机发生时，公众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获取相关信息，并对事件进行讨论，如果XX对社会热点问题发声不及时，或是信息披露不准确，甚至隐瞒事实，便会降低XX的公信力，引发XX公信力危机。相比于XX官员的发声，公众更依赖于某些专家的解读。此次新冠疫情中，湖北省XX召开的几次发布会舆论反响均呈负面态势，无论是官员在疫情严峻时期不佩戴口罩的行为，还是一再把口罩生产的数字念错，都被镜头前的公众看在了眼里，媒体“镜头”考验着党政官员应对公众舆论的能力。这应该引起XX的警惕与思考。

　　近年来，地方XX部门虽然为如何更好地进行舆论引导付出了许多努力，也建设性的提出了许多尝试，但还是存在着许多薄弱的环节。公共危机发生后，代表XX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声，无法抢占舆论先机。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舆论引导没有真正建立起一套高效集中的应急协调机制，在危机来临后，往往无所适从，手忙脚乱。同时，公共危机的舆论引导问责机制也不够完善，导致一些地方和部门掩盖事实真相，逃避责任，这无疑会造成干群关系的恶化以及XX公信力的流失。

　　媒体是XX重要的执政资源，也是向XX传递公众需要的途径之一。但通过一些基层领导干部这些年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应对媒体的态度，依然没有摆脱“敬而远之”、“敌视、拒绝媒体”的态度，不愿和新闻媒体打交道，拒斥舆论监督，总以为可以用行政管理途径来压制媒体报道，这就在政媒关系定位层面完全否定了媒体自身存在的价值。如果XX固守传统的对媒体掌控或拒斥的态度，结果必然是越来越与社会脱节，无法真正发挥媒体在社会管理与危机应对方面的优势，面对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XX如果无法灵活运用新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势必会降低XX在官方舆论场上的影响力。

　　在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中，XX、媒体、公众是十分重要的三方，认清每一方所扮演的角色，对于新媒体时代下有关公共危机的舆论引导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舆论引导的相关机制种类其实纷繁复杂，涉猎层面较广，但主要以舆论发现、分析、引导机制为代表。

　　舆论发现机制，顾名思义，就是要对公共危机事件后的舆论展开第一时间的调查与收集，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公共危机由于其突发性与重大性，在新媒体时代几乎发生的同一时间，公众便会通过各种渠道知悉，加之新媒体的互动性，很容易形成舆论，因此建立与新媒体时代相适应的公共危机舆论发现机制是必要的。需要注意的是，XX各层级及部门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更加明确的分工，同时明确责任，防微杜渐，争取把谣言扼杀在摇篮之中，提高舆论引导的效率。

　　舆论分析机制的建立是由于新媒体时代各类舆论海量且良莠不齐，需要对各类舆论进行分析，判断发布者的情绪、意图，从而对舆论之中的各类人群有更为全面的了解。舆论分析机制还有助于对舆论的发展及演化方向进行预判，以便提前做好应急措施。

　　对公共危机中的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之后，接下来便是疏通与引导，而疏通引导的关键还是在于XX和媒体。公众一向把XX发布的信息视为权威，是准确无误的，如果XX言论稍有差池或错误，那么舆论引导必将是徒劳无功的，因此，XX发布的信息必须确保准确全面，万无一失。其次，在新媒体互动时代，XX要注重与公众的互动，广开民智，既有利于公众情绪的疏导，也有利于拓宽解决危机的途径。最后，XX要严格辨别谣言及虚假信息，多方验证，严格调查，依法对散步谣言和虚假信息者予以制裁，对容易让人理解错误的信息也要及时的公开声明。

　　值得注意的是，舆论引导机制的健全不应只是一纸空文，即单纯的理论性的东西，他需要在现实中的实践反映，主要表现为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明确细化各部门的权利职责，规范舆论引导的流程等。

　　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有助于全面预备，在危机发生时做到快速反应。如成立应急管理部、医疗卫生应急机构、网络舆情中心等，同时，在日常工作中，还要注重领导干部危机意识的培养，培养“危机常态化”意识，做好各种危机处置的演练及相关技能的训练，在新媒体时代，领导干部更要善于运用新媒体向全社会做好危机应对的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呼吁公众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形成全社会一齐动员应对公共危机的良好局面。

　　明确细化各部门的权利职责应从地方各XX的实际出发，各地方XX按照地区实际情况，如地方宣传部门负责安全宣传教育，并统一督促指导下级机关部门落实；行政部门负责公众普法工作，对安全生产领域进行普法教育；纪检监察机关负责打击违法违纪行为和对失责失职行为进行追究问责。

　　舆论引导流程的规范要求XX根据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事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设定舆论引导的方向、范围、重点、目标等方面，如网上出现了舆情危机，XX舆论引导的重点就应放在新媒体上，规范新媒体环境及运用新媒体进行辟谣、公示等措施。

　　新媒体时代下，XX在舆论的传播与引导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重的。首先它是信息的收集者，各类商业自媒体逐渐成为公众表达思想和交流反馈的平台，因此这类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民众的态度与想法，XX要对各类媒体平台上的信息实时的收集关注。其次，XX是各类舆论的分析者，XX要在海量的信息中，分析研判，及时删除不良舆论。最后，XX是舆论规律的研究者，XX要在一次次的公共危机事件中把握舆论的演化规律，吸取经验，在应对新的公共危机时，临危不乱。

　　进入新媒体时代，传播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传播环境的转变，XX及其相关部门更要与时俱进，利用新媒体更好的进行舆论引导。在信息发布层面来说，XX利用新媒体发布危机的相关信息，让公众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危机的有关动态，同时，XX要尽可能的给予新媒体一定的技术和信息支持，吸引更多的网络受众，既能促进新媒体的良性运转，又能在公共危机发生时，让更多的公众了解相关的权威信息。在信息的监管层面，公众利用新媒体参与社会事件的讨论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匿名的，这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虚假、低俗、违法信息的传播。因此，XX需要依法对新媒体上发布的各种信息进行监管，及时删除不良信息。

　　公共危机发生后，舆论引导讲求时效性，主流媒体应第一时间发声，并利用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快、受众广等特点，及时让公众了解事情发生的动态。在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面前，中国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如此严峻的疫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媒体始终坚持公开、透明、负责的原则，第一时间向全国公开，向世界公开，中国的抗疫之路一直走在镜头前。就《人民日报》而言，截至2020年2月29日，《人民日报》共推出疫情防控相关版面313块，报道1704篇，人民日报社全媒体矩阵制作报道及视频12万余篇（条），及时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传递着强大的正能量，充分发挥了主流媒体在舆论上的导向作用。

　　社交媒体时代，公众已不再是简单的信息接收者，而是具有公平正义感、具有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在公共危机的舆论引导中，媒体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抢占新闻舆论点，积极主动回应社会热点问题，把握好公众利益和情绪，用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来引导公众，同XX部门一起迅速、妥善的处理好公共危机事件。同时，媒体应引导公众在海量信息的比较中，完成对谣言的自我鉴别，这样既有助于从源头上控制舆情，也有助于增强公众对媒体、XX的信任感。

　　现代社会，XX与媒体关系的构建，应该是以建立良性互动为目标的。媒体在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传递事实真相、凝聚社会力量、集中启迪民智、化解舆论危机等许多方面都发挥着有力的作用，XX在新媒体时代要牢记几个初心：一是要保持传统大众媒体的权威性和真实性。传统大众媒体所具有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是微博等新媒体所不具有或不能保证的，传统媒体报道所特有的深度性、理性、建设性也都是许多新媒体所缺失的，而且传统媒体所积累的行业资源经验使之有能力对相关事件进行更深入的追踪挖掘，加速事实的披露。二是要加快推动传统媒体的现代化转型。新媒体时代，传统的新闻机构更应适应社会的发展，巩固其权威地位。XX应当帮助以各种官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加快转型，扩大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三是要推动新旧媒体的交流融合，优势互补。新媒体有着信息海量、传播信息的即时性、数字化等特性，对青年一代影响极大。而传统媒体的权威性、真实性、有深度有理性又是新媒体无法比拟的。由此可以看出，在现代化发展的社会，新旧媒体的融合互补是不可避免的，XX应努力在全社会范围内搭建互动平台，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双重优势。

　　在新媒体时代，XX对于媒体，即使是有隶属关系的媒体，也不应再是上传下达或是行政管制关系，二者应当达成一个“共识”：即朝着有利于社会发展、符合法律规范，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前进。XX在给予各类媒体一定自主权，即适当降低XX对各类信息的“把关”作用，让媒体自身担起“把关”的责任的同时，着力研究媒介运行的规律，掌握媒介运用的技巧和策略，用宏观调控手段让媒体成为舆论场上的一支主力军。值得强调的是，降低“把关”程度并不意味着权力规范的丢失。XX不仅要制定完善专门针对新媒体的法律法规，也要加强对新媒体技术的控制，维护媒体生态环境的健康，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发展。XX–媒体关系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XX角色定位也在逐步转变，XX也在不断地适应着时代所带来的新变化新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关键期，各类社会矛盾凸显，公共危机频发，XX要树立一种“危机常态化”的观念和意识。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舆论引导工作较以往有了很大差别，公众信息获取和表达渠道增加的同时，也为舆论引导带来了诸多挑战。本文以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危机舆论引导策略研究为题，并以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几个事件为例，分析当今舆论引导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提高我国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事件舆论引导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借鉴和现实意义。对目前舆论引导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探析，我们也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现今阶段的舆论引导机制是亟待完善的。制度建设层面，需要细化到不留可钻的空子。从舆论预测、监控到善后处理，都要严格规范，不断丰富。舆论引导机制涉及范围很广，所以更需要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合作，确保信息流通顺畅，确保XX的公信力与权威性。思想理论层面，对公共危机事件舆论引导的专项研究要加大投入，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引导必将成为社会学科的一个热点问题。

　　传统媒体的转型不可避免。新媒体时代，传统的媒体在即时性、互动性、生动性等诸多方面受到了来自新媒体的挑战，但不变的是，传统的新闻媒体所彰显出的职业精神，如客观、公平、准确、理性是新媒体所无可比拟的，传统媒体应在此基础上推动自身的转型升级，各大“官媒”手机APP和微信公众号的上线，以及3D报纸的推出很好的适应了这一点。各大新媒体互动平台也应看到传统媒体的优势，不断提高自身信息的深度性和建设性，在舆情发生时，第一时间帮助XX辟谣，删除不良不实言论，为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XX–媒体的互动关系更加紧密。首先，XX在看到媒体在舆论引导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要积极主动的为媒体创造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同时，媒体自身也要提升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维护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起在舆论引导中的责任，共同维护社会的安定。最后，XX与媒体要形成一种相互监督机制。新媒体时代，各种新闻媒体竞争压力加大以及报道方式的多元化，再加上媒体已不再是国家机关，各种不规范的行为极有可能发生，因此，即使是在媒体大环境相对自由的今天，XX的监督和管理依然是必要的。相对的，XX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要自觉的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要持有开放的心态，接受媒体及民众的相关建议，不断改善自身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对于负面新闻的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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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王宏伟.公共危机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潘志聪.公共危机事件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D].华侨大学硕士论文,2015.

　　[4]周伟.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事件舆论引导研究[D].燕山大学硕士论文,2018.

　　[5]段志芳.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舆论引导研究[D].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6.

　　[6]王欢.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危机中的舆论引导[D].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4.

　　[7]刘佳佳.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舆论引导问题研究[D].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硕士论文,2016.

　　[8]宋琳琳.新媒体对公共危机事件舆论引导的作用[J].新闻传播,2017,(06).

　　[9]丁柏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与舆论关系研究——基于新媒体语境和传统语境中情形的比较[J].江海学刊,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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