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支持降低毒品复吸率的机制——基于蓝态公益组织周庆春个案的拓展研究

摘要

全球范围内的毒品泛滥已经成为人类最严重的公害之一，毒品相关的方方面面已经严重危害了我国的社会治理。我国的戒毒工作经历了从不规范开始摸索到开始走向正轨，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高复吸率这一核心问题依然困扰着广大戒毒人员以及毒品治理的工作人员。吸毒人员在吸毒、戒毒、复吸的循环中痛苦万分，始终未能完全脱离毒瘾，走向新生。不过近年毒品治理逐渐摆脱单一的个人取向的研究视角，研究逐渐走向社会取向，这是合乎毒品治理逻辑的可喜变化。

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戒毒工作研究的现状，借鉴国内外戒毒工作中常用的核心概念以及理论成果，提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理论观点。本文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出发，引入戒毒人员的微观、中间、外层、宏观环境等概念，作为本文论述戒毒措施成效的衡量尺度；基于文献研究了解到的毒品治理现状，从结构、伦理、制度三个层面论述毒品治理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并尝试提出解决办法。基于上述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引入周庆春个案的文化戒毒实践，分析其与毒品治理困境的相性，论述其文化戒毒思路的可行性。

　关键词：戒毒；社会排斥；文化戒毒；复吸；结构劣势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研究背景

根据《2018年世界毒品报告》，在2016年，每年都会吸食一次的人数高至2.75亿人，吸毒人数占到了世界上总人口的5.6%（十五岁至六十四岁的人口），且其数字趋于稳定增长的状态。《国际禁毒蓝皮书：国际禁毒研究报告（2019）》中指出，全球有3500万人患有药物滥用障碍，。2017年，全球阿片类药物使用者增加了56%，超过5300万人。2000年之后的五年期间，全世界由吸毒导致的死亡人数提高了60%，且值得关注的是，吸毒致死者的平局年龄37岁。尽管全球显性和隐性的吸毒者数量在持续不断地增加，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毒品的预防或治疗服务仍然不足，能够获得治疗的吸毒者只占总数的1/7，世界毒品问题日益严峻。[1]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毒品问题又开始泛滥起来。该时期来自“金三角”的毒品数量开始飙升。199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毒品治理开始有了法制保障。

90年代中后期，国际上的毒品泛滥开始大范围地波及我国，我国的毒品治理工作开始出现反复、毒品蔓延的情况，毒品的制造开始转向化学合成方式，合成毒品的泛滥开始显著上升。

进入21世纪，我国毒品治理处于瓶颈的形势仍然没有得到逆转，根据《2004年中国禁毒报告》，我国毒品治理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境外毒品的渗透、毒品的贩运活动屡禁不绝、毒品制造活动仍然猖獗、毒品问题导致的损害不断增加。毒品的触手已经延伸到各个角落。

强制性法律规定的保障。强制性的法律制度从义务上规定了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戒毒行为。其在所内受到法律规范、所内纪律的严格制约。戒毒人员必须循规蹈矩，维护所内秩序，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戒治活动，接受工作人员的管理等。

隔离的状态制造了无毒环境。在成瘾状态下，吸毒人员会用尽一切可能办法寻觅毒品来填补“心瘾”，不完全隔绝毒品与戒毒人员之间的联系，就不可能完成戒治。

规定的戒毒时间保障了戒断效果。强制隔离戒毒制度规定的期限，具有其科学性。从医学上来看，吸毒者作为脑疾病患者，完成脱毒、生理康复大致需要两年时间。

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毒品治理的一大难点就是居高不下的复吸率。据相关资料显示，全世界的复吸率平均高达91%，这其中包括了发达国家。因毒品滥用状况相对严重，在戒毒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和案例的X等发达国家，其戒毒人员的复吸率在90%上下波动。在我国，联合国相关的调研报告证实，内地XX包办的禁毒场所戒毒后的复吸率近92%，港台地区复吸率维持在86%左右，更为惨烈[2]。

以往的戒毒管制，主要重视阻断个体的吸毒意愿或是激发个体戒毒的努力。近年的戒毒实践愈来愈表明，纯粹的个体取向的戒毒措施往往是短期戒断、走向复吸的一个低效率循环，毒品治理相关的制度设计以及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才是解决毒品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回归社会也越来越作为独立的戒毒阶段被纳入戒毒体系。

　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本文创新性地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研究毒品治理的困境，并基于上述视角的研究成果为蓝态传统文化戒毒模式的可行性提供理论支撑。对开辟新角度的毒品治理视角和充实传统文化戒毒的相关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2）现实意义。从公共健康伦理视角来看，吸毒行为严重危害了社会公共健康，它不仅仅荼毒吸毒者个人的身心，高额的吸毒费用常常也导致“个人行为，家庭买单”，摧毁一个家庭的经济基础。此外，由于其成瘾性和扩散性，毒友之间的相互沟通拉伙，极易侵蚀整个社区，尤其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和结构劣势人群。毒品是全人类的公敌，吸毒几乎可与“社会毒瘤”划上等号，毒品问题是必须根除的问题，帮助戒毒人员戒毒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使命。从复吸率的角度出发，复吸率高一直是我国强制隔离戒毒工作的一个难题。戒毒人员普遍在出所后的三个月到一年期间复吸，也就是说他们刚迈上再社会化的步子，就又被毒品“召回”了。本文通过研究总结当前毒品治理的困境，通过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以周庆春个案论述蓝态公益基金会传统文化戒毒模式的可行性，为蓝态传统文化戒毒模式在更多地方的推广探索提供理论支撑。蓝态传统文化戒毒模式不同于强制隔离戒毒等戒毒模式，是对戒毒人员由内而外的改造，具有低成本、高效率、长时效的特点，其成功经验，对帮助戒毒人员更轻松地戒除毒瘾，以及节约公共资源，都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1）戒毒人员身份属性的认定

单一的身份属性认定往往导致片面。对吸毒人员的身份属性认定一般有违法者、病患者、受害者三种，笔者主张从多个角度看待戒毒人员，理性对待他们的吸毒行为。以往的研究基本都将戒毒人员的身份认定为违法者和病患者的双重身份。这很好理解，戒毒人员此前吸毒毒品的行为违反了《刑法典》中关于毒品犯罪的规定，因此是违法者；毒品作为麻醉品，滥用行为或多或少地对吸食者造成甚至不可逆的生理危害或者大脑创伤，在医学上，属于需要获得医治的病人。在看重其违法者属性时，对其施以强制隔离戒毒理所应当，因为强制隔离戒毒是公务人员在法律指引下施行的执法活动，在法律上，二者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具有管理上的强制性。在看重其病患者的身份时，对他们施以美沙酮治疗、康复疗法等便理所应当，因为毒品成瘾在医学定义上，是一种大脑的疾患，是长期慢性且反复发作的，它使吸毒者产生各种精神疾患，其常见的症状就是强迫性的觅药行为。但戒毒人员由于其精神上并不健全，许多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病人，因此对其进行规范管理并无背法理。[3]（胡晓云2011）但近年的研究愈来愈看重戒毒人员“受害者”的身份。吸毒人员并非“bornwith drugs”,而是人人生而平等（All man are bornequal），很多人染上毒瘾，是家庭、社会、甚至是不可抗力导致的，并不是他们主动接触毒品，而是毒品“侵蚀”了他们。新时代中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中国带来的现代化的新面孔，也加速了社会分化，人、财、物的高速流动使社会供给与需求出现割裂，导致诞生了一个弱势群体，或者说结构劣势人群（主要是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城乡低收入人员）。这个群体在生养住育医诸多方面，相较其他群体，是“劣势”的一方，面临诸多压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和融入障碍，由此，反社会情绪应运而生，只能寻找其它寄托，走向吸毒[4]。（胡鹏王竞可 2010）我国第二代阿片类毒品成瘾者大多社会境遇不好，他们没有稳定工作、经济基础差、缺乏教育和其他社会资源[5]。这也印证了，处于较差的生活状态的人更加脆弱，更容易陷入毒品，因此社会学对其“受害者”的身份认定是在“违法者”之前。

（2）吸毒成因

马玉萍认为毒品滥用，其原因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社会层面、交通层面和网络层面和个人层面。社会层面，指离毒品制造地近不近、以及当地的文化氛围是否被毒品影响；交通层面指现代社会的运输技术加速了毒品的流动；网络层面，指新时代的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常常诱导青少年走向吸毒；个人层面则主要指个体不良的成长经历、较差的就业、崩坏的家庭诱发其吸毒行为[6]。国内学者周立民在探究最初的吸毒行为的原因时发现，吸毒不仅仅是一个不良行为，伴随其的毒品亚文化也是引导个体走向吸毒、沉于吸毒的推手。包括但不限于“毒品可以助性”“毒品可以治病”之类的医术骗局国外研究，如X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ion Drug Abuse）表明，个体的吸毒成瘾是各种保护性因素和风险因素的斗争的结果，在此消彼长中，如若前者战胜后者，则更可能成功戒除；反之，则深陷其中，寻求慰藉[7]。

（3）伦理争辩——吸烟与吸毒？

在长期的社会生活经验总结以及法律制度对毒品的消极性评价下，我们自然而然地生成了“毒品即恶”的看法，并对所有吸毒之人施以道德谴责。但对吸烟行为，不吸烟的人对烟民缺少“使他人被动吸烟”的道德自责感持否定评价，但并不反对烟民在私域的吸烟行为。然而仔细推敲，却发现其中法理并非缜密。纯粹私人领域发生的吸烟行为和吸毒行为，其实没有一个直接受害人，吸毒者也无伤害他人的主观故意，这二者都没有伤害“公共健康”，然而前者被公认无伤大雅，后者却不仅要面临强烈的道德谴责，还要遭受法律制裁，甚以被国家强制机关剥夺人身自由数年。我们并不是要一概否定根据其危害性对吸毒者在道德上做出负面评价的合理性，而是说，只根据危害性大小就做出的道德评价未必全部合理，给出的道德否定性评价未必全部恰当。有医学研究表明，阿片类毒品成瘾的容易程度与遗传基因有关，也就是说，尽管没有人生而好毒，但有人生而难御毒[8]。（韩跃红2012）另一方面，虽说人性皆难抵御快感、皆难忍受闷闷的戒断之苦，但其软弱程度有较大的个体差异。他们中确实有一部分表现得更加敏感、脆弱。这些视角和研究提醒我们要更加关注吸毒者病人的性质。

（4）社区与戒毒

李晓凤（2020）主张平衡传统国家主义（司法控制取向）和西方法团主义（充权使能取向），以创造出一个由“依附型法团主义”主导的“互助型治疗社区”。它依然由XX主导（党委领导），以提供政策资金保障。但又社团运作、多方参与，包括社工机构（专业戒毒服务）、医疗机构（健康支持）、社区（邻里网络）、家庭（家人支持）、志愿者（公益服务）、其他专业组织（资源投入）。从社会复归视角出发，提出在社会层面需要重视戒毒人员同伴互助的作用。认为“过来人”能够极大地帮助其他戒毒人员摆脱毒瘾。比如对戒毒意愿强烈且已取得一定戒毒成效的戒毒人员，授予其“辅导员”的角色，既能以自我经验引导其他戒毒人员，又能发挥示范作用，帮助摆脱社会偏见。从受到帮助的角色向帮助别人的角色的转变的体验，也能坚定其戒毒信念。也重视职业发展取向的同伴互助，认为，所内戒毒应伴随着职业技能的培养，以防止回归社会后的就业排斥[10]。胡鹏、王竞可（2010）从社会变迁导致社区变动的角度论述了吸毒人员产生的原因。随着市场化商业化的新兴社区取代传统的社区，户籍记录的居住地与公民实际与户籍与社会成员实际居住状况之间愈发脱节，匿名社会逐渐取代熟人社会，这种高度流动的社会状况也极大地增大了吸毒人员的流动性，传统的单位和户籍管理机制已经很难管控住吸毒人员[4]。

（5）社会支持与社会排斥

姚维（2017）通过质性研究，对其在毒品治理实践中感知到的戒毒人员的社会支持以及其对社会支持的感受相关的事迹的考察，证实了大量毒品成瘾者的戒毒过程得到的社会支持微乎其微，不论是来自周围人群的，还是当地XX、社区。支持匮乏，而遭受的社会排斥和污名化却不胜枚举；戒毒人员对社会支持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并且有把受到排斥归咎于自己的认知倾向，即“个体化”（Individualized），其中以年轻的成瘾者为甚；来自多方的广泛而有效的支持对成瘾者戒断有积极作用。[12]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研究思路

本文立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广泛而深度地阅读毒品治理的相关文献，全面科学地把我毒品治理的现状，同时通过分析比较，试图找出毒品治理困境出现的原因，并根据已有结论给出可能的解决办法。

　2.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这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通过阅读相关领域书籍、期刊、学术论文等资料，了解国内外现行的戒毒模式以及毒品治理目前面临的困境，全面科学地把握当前毒品戒治模式以及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面临的复吸等问题，对其进行归纳总结，以找出当前毒品治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案例研究法。通过分析周庆春个案与毒品治理困境的相性论述蓝态传统文化戒毒模式的可行性。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概述

（一）核心概念

　　1.复吸

复吸，又称药物滥用的复发，指吸毒人员在脱毒治疗成功后，基本摆脱药物依赖状态后在再社会化过程中重新滥用药物并形成新的药物依赖状态。偶尔的滥用行为不视为复吸，只有形成新的依赖才能认定为复吸。[14]

2.再社会化

在社会学上，每个人都会经历社会化。人作为高于一般生物学上的个体，在自己诞生的社会中，不断接触周边环境、掌握生存技巧、与其他个体交往互动、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一个个体的社会化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个体与社会不断互动的过程。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水平较高者，成为了成功人士；许多人在平庸中过完一生；也有不幸者，在个体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并不那么顺利，被社会规则所否定，甚者受到法律制裁。吸毒者就是属于社会化并不顺利的一类，因此他们需要进行第二次的社会化，修正人格、适应社会，即再社会化，否则一生坎坷，在与社会越轨中度过。所谓人的再社会化，X权威社会学教授戴维波诺普在他的作品《社会学》中将再社会化定义为：“有意忘掉旧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接受新的价值观与行为。”[5]可见，关于戒毒人员再社会化最重要的，一是纠正自己的思想观念，二是戒除毒瘾。再社会化是在原先失败的社会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一个排除旧我、树立新我的过程。

3.传统文化戒毒模式

传统文化戒毒模式，核心思想是“以文化人”。通过挖掘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对戒毒人员在思想层面上施加影响，已达成对戒毒人员长期的思想教育工作。传统文化戒毒模式认为，戒毒人员难以戒掉毒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被毒品蛊惑，失却了正常的思考模式。有研究显示，冰毒吸食者，其大脑会在吸食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对吸食毒品“正当化”的思维活动，使其更加难以自拔。传统文化戒毒模式就是要重新唤起戒毒人员正常的思维模式，甚至激发其至吸毒前水平，如此，对其后续的防复吸工作也能起到一定的效用。

4.社会支持

我国的社会支持研究伴随着社会弱势群体快速增加，其增加导致的对解决该现象的需求确实刺激着该方面的研究。如蔡未等认为，社会支持的作用在于为受帮助者建立新的社会联系，以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12, 15]。陈成文认为，从社会学视角上来看，社会支持是社会网络通过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措施对社会弱势群体施以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16]。邱海雄等人的研究则发现，社会支持可以来自于家庭间成员的互动和援助，也可以来自于家庭外社会组织或单位直接或间接的帮助。社会支持包括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指他人对个体提供的有形帮助，比如资金援助、基于实物等；情感性支持指他人对个体情感体验上的积极作用，一般是无形的，比如倾听、夸奖、关心等。[17]。

　5.社会排斥

社会生活的情况及其复杂，个体所处的环境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人的适应能力总是有限。总有人或天生不幸、或后天于社会的互动越轨，难以适应社会，而被社会“边缘化”，遭受社会排斥。比如结构劣势人群、天生有生理缺陷的人群、犯罪后刑满释放者、吸毒人群。这些群体的活动范围往往遭到限制，在犯错之后周围人的容忍程度也更小，生活的“容错率”非常低，因而承受着极大的生理压力。他们待在底层，却几乎没有办法能够跳脱其中。本文中的吸毒成瘾者，其吸毒成瘾行为在医学上是一种慢性的脑疾病，它让吸毒者失却正常的社会互动交往能力，劳动能力，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格格不入，是严重的被排斥人群[18]。

　（二）理论概述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社会学、社会工作等领域通常被简称为生态系统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由布朗分布伦纳（Bronfenbrenner）提出，是关于个体发展模型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是被嵌套在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的，个体系统与环境系统会进行互动，互动的状态决定了个体发展的好坏。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生来就有能力与环境、与他人进行良性互动。正如所有生物存在于生态环境中都有其合理性一样，人与各种环境也能达成某种默契，或是互惠互利、或是互相调适。人是目的动物，其所有行为都是带有目的性的。而生物存在的第一目的就是生存，对人来说就是调适自己与环境的关系。任何人类个体，其做出的目的性决定，都是基于自身所处的环境的；任何人类个体，其作为一个个体的意义，也是离不开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因此，要了解一个个体，就不能脱离这个个体所处的环境，而是要从其环境出发去进行深入探讨。布朗分布伦纳认为，人的一生中，始终受到四个系统的影响，分别是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微观系统（microsystem）指个体最直接地处在的进行活动和交际的环境，一般有家庭相处的模式、和同伴的交往方式等，此外，处于同一个微观系统中的各个个体之间的关系都是双向的，比如孩童和父母的关系，父母抚育孩童的细心程度、“穷养”还是“富养”、教育方法都会影响着孩童的生理成长和人格塑造；反过来，孩童从出生起的自然哺育需求需要父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满足，孩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后，其社会互动和心理活动也会影响父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中间系统（mesosystem）。微观系统之间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影响，比如子亲关系会影响朋辈关系。存在联系的微观系统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作用，就是中间系统；积极的联系可以塑造一个良性的利于个体发展的中间系统，否则会产生崩坏的阻碍个体发展的中间系统。外层系统（exosystem），是指个体影响不到，却对个体施加影响的系统。比如父亲的工作环境，虽没对孩童产生直接影响，孩童也影响不到，但它通过影响父亲的心情、体能等因素间接地影响亲子关系。宏观系统（macrosystem）并非特指某一特定环境，而是在某一民族、社会、国家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倾向和道德要求。它影响着存在其中的所有小系统，赋予个体奋斗目标、人生意义，赋予社会发展方向、道德标准。

本文引入此理论视角，目的是全面看待戒毒人员陷入复吸困境的原因，不局限于某个角度，以辩证理性地分析戒毒人员复吸率居高不下的各种原因。本文将基于微观、中观、外层、宏观四个系统层次论述吸毒人员难以走出复吸困境的原因。同时基于上述研究，结合周庆春个案的传统文化戒毒实践，论述传统文化戒毒的可行性。

三、当前毒品复吸率治理的困境

　（一）结构障碍-结构劣势人群

大量研究表明，毒品滥用与结构劣势存在明显的关联，即结构劣势人群更容易成为毒品的受害者。与广泛的大众相比，吸毒人员更可能有一个不那么快乐的童年[19]。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来看，这意味着吸毒人员在幼年时更可能处于一个不良的微观系统中，原生家庭这个微观系统对一个个体后续其他系统的形成的影响是极大的。贫困、单亲、丧偶、离婚、家庭暴力相关的原生家庭微观系统对个体健康人格形成显然具有不良影响。结构劣势人群意味着更大概率的人格劣势人群，他们的人格更为软弱、脆弱，应对挫折的能力相对较弱，这导致他们更容易遭受毒品侵蚀，陷入毒品的泥潭之中。此外，结构劣势人群在经历吸毒、戒毒，回归社会后，会发现他们更加难以融入本难融入的家庭微观系统，他们或是被认为是家庭经济的拖油瓶，或是新生的补刀倾诉、情感得不到安慰、心理问题得不到排解，最后失去对家庭的信任，选择用毒品重新麻痹自己，走上复吸。原生家庭微观系统作为个体最底层最重要的微观系统，其内部的种种问题会反映在个体的行为和心理上，可以说，结构劣势人群就是容易吸毒、难戒毒、容易复吸、难再社会化。

关于结构劣势人群何以增加的问题，其离不开社会的分化。只要是社会的整体变化，无论微小还是庞大，都会对某些个体产生巨大的影响。总有人被时代的浪潮无情地拍打、卷挟，陷入无所适从。近几十年中国经济的腾飞，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一方面是社会分化的加剧，出现了许多或是无法主动适应社会变迁、或是完全被动毫无办法地被时代卷挟的弱势群体，这些就是结构劣势人群，主要是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城乡低收入人员[4]。这些人群中或许有一个还算不错的家庭微观系统，但是外层系统（社会）的急剧变动并非他们所控，比如就业难、薪资低等问题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外层系统并非个体直接参与，但会作用于微观系统。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原本良性的家庭微观系统出现裂痕甚至被破坏，和睦的家庭出现争吵，反馈到个体上，便出现心理危机和认同危机，很容易走向吸毒。而在这些家庭中诞生的新个体，从出生起就处于一个不良的微观系统中，如果他们父辈的外层系统没有改善，他们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成长和学习过程，更容易着于毒品之手。可见，解决此结构困境需着眼外层系统的改善。

（二）伦理障碍-人性弱点

吸毒等损害身体的行为之所以存在且经久不消，其原因在于人体器官的刺激反应决定了人就是难以拒绝某些物品刺激，只要物品存在，就会有人接触陷入。清楚和接纳这个“人性弱点”是了解、共情相关群体，减轻社会歧视的认知起点。面对吸毒人群等群体，人们很难理解，在明知吸毒、性交易、酗酒等危害身体的行为，不但害己，也有害家庭和社会，但却控制不住自己，即便倾家荡产没即便命悬一线，这是为何。这个问题或许揭露了该群体存在一种“内部软弱”，然而或许不止该群体，整个人类或许都存在这种“内部软弱性”，即整个人类都存在的“人性弱点”的外化。以“公共理性”视角来看，判断社会行为是善是恶，只要看其是保护了健康；还是危害了健康。这一价值判断是普通人们通过理性思考得出的公理，因而它是一种“公共理性”，在这一“理性下”，公民们的目标就是“公共善”。完全站在“公共理性”公民的立场来看待吸烟、酗酒、吸毒、性乱、无保护性行为、同性恋多性伴等行为，自然会对这些“不健康行为人”贴上道德标签，施以道德谴责，即将所有有违“公共善”的行为定义为“公共恶”，使其成为所有公民在道德上施以否定性评价的对象。倘真如此一视同仁，那么“一个只有恶人受伤的世界”便完成了。然而正如大部分的高中生都知道的“完全理性”只存在于理论中，“有限理性”才是常态这一事实一样，完全的“公共理性”是不存在的，它只能作为一个视角。

参考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分类，笔者认为现实生活中也只存在“有限的公共理性”，因此才会在正视并承认“人性弱点”确实存在的基础上，允许完全“私域”的吸烟行为的存在，允许完全“私域”的同性性行为、允许完全“私域”的酗酒行为。“有限公共理性”下的公民，尽管明白这些因“人性弱点”产生的行为可能会通过影响其他社会因素而产生对社会的“公共恶”的结果，比如吸烟者因患上肺癌导致家庭破裂，但“人性弱点”之所以为“人性弱点”，就是在其不可避免性，“有限公共理性”下的公民不赞成，但也不反对此类行为。因而吸烟行为，只要不是在“公域”，都不会被谴责。然而此层法理，在吸毒的领域却不适用了。在私人领域的单纯吸毒行为并没有一个直接受害人，行为人也没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故意，但他不仅要面临强烈的道德谴责，还要遭受法律制裁，甚以被剥夺人身自由数年，理由是吸毒的社会危害性很大。这其中法理至今存在争议。提出此观点并不是否定对吸毒行为在道德上做出负面评价的合理性，二是说如果只是根据危害性大小所做出的道德评价未必都是合理的。综上，即使是承认“人性弱点”的“有限公共理性”，也并不认可绝对“私域”的吸毒行为。如此，在法律上还是在普遍的有限公共理性人的普遍认知下，吸毒行为都是被绝对否定的。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来看，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宏观环境，即绝对否定吸毒行为的公共认知。在这样一种宏观环境下，在晕轮效应的作用下，社会大众对处于回归社会阶段的戒毒人员，也很难不施以否定性道德评价，如此便更加大了戒毒人员回归社会的难度。然而从“有限公共理性”的视角来看，处于再社会化阶段的戒毒人员是正在努力克服“人性弱点”的、需要得到同情哪怕是敬佩的人群，这类人群应该得到比屈服于“人性弱点”并且在“公域”吸烟的人得到更多尊重。如此，才是正确的法理。然而，现实中，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层法理而在行为上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一宏观环境是戒毒人员融入社会的又一障碍。

（三）制度障碍-社会排斥

毒品治理的制度障碍，其核心就是社会排斥，而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育、就业和犯罪惩处。

在教育方面，每个孩子，除开复读和转校的情况，受教育的机会只有一次。而其中有些孩子因为某些原因，被排除出学校，这个过程通常伴随着针对该学生的全校范围的通报。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相当于在学校这个生态系统中形成了一个排斥该学生的宏观环境，再次融入变得相当困难。研究发现，吸毒青年的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同龄人，他们多数是学校中的“差生”、“坏生”，在初中甚至小学就离开学校，不再接受教育[18]。吸毒青年早早停止义务教育，诚然与其自身的学业差、违规违纪行为有关，学校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并非无辜。一些学校唯升学率为重，对“差生”的失范行为，要不置之不理任其堕落、要不就是施以足以损害其尊严程度的惩处，以尽快让他们被排除出学校，以保住自己的升学率。结果就是，一旦离开学校，他们基本上就没有再接受除学校外的任何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了。

在就业方面，那些没法顺利接受教育的吸毒青年由于缺少技能证书以及学历，天然在就业方面落后于其他人。找不到工作的他们便走向非法途径或者灰色地带。即便找到工作，其待遇往往不高，晋升机会很少。在当今越来越要求高学历高技能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早早退学的他们几乎很难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犯罪惩处方面，调查显示，只要吸毒被抓到过，吸毒青年在这之后就过着像是被监控一样的生活。要不就是有公安机关直接找上门，要求他们不定期进行尿检；要不就是自己的信息被录入“全国禁毒信息系统”，被“动态管控”。只要出入某些敏感场所，或是需要使用身份证件的场合，这个管制系统就会通知所在地区的民警或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盘查；要不就是偷偷吸毒被“钓鱼执法”。固然，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帮助控制了吸毒人员，但所谓“网越密越想钻空子”，侦查手段的运用，时间久了，也会提高吸毒人员的“反侦察能力”。长期压榨吸毒人员的生存空间，让吸毒人员过着“过街老鼠”一样的生活，即便想戒，也被刺激得叛逆、不想戒了。

四、蓝态公益组织对周庆春复吸个案的矫正

　（一）文化浸染，自我矫正

周庆春，曾用名龙坤三，15岁时，就因打架被判5年有期徒刑。刑期结束后，仍不知悔改，依然打架斗殴，且在这时认识了他的“老板”，帮他“看场子”。因老板吸毒，他也染上了毒品。慢慢地，他发展成了当地的黑社会老大，周围人给他起了个绰号“三哥”。周庆春有一个太太，比他小11岁，知道他吸毒，但对他不离不弃。“她知道我讲义气，一直跟着我”。2011年，周庆春最后一次从看守所出来，刚好听到太太抱着女儿在哭，“哭什么哭，你没有爸爸了”。女儿和太太的哭声激醒了他，他开始深刻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刚好，周庆春的姐姐正从幸福课堂回来，便随同太太一起把他送到蓝态。

来到蓝态，周庆春上起了传统文化课堂，学习《弟子规》，懂得了善与恶，好与坏，同时在蓝态做义工，他的姐姐告诉他说“只要你还愿意改过，我永不放弃”。在蓝态一期的学习结束后，周庆春没有离开，他留在蓝态，继续做义工，一干就是两年多，靠着长期的读书和劳动戒除了毒品。之后，也继续在蓝态学习和劳动，担任一个前辈一样的角色，和各地的义工一起，为蓝态服务。义工来自全国各地，互相尊敬，互称老师，彼此友爱，在蓝态免费学习、免费吃住，给公益课堂做志愿服务。

　（二）友爱互助，反馈社会

在蓝态期间，周庆春帮助了一个叫刘兵的小伙子。刘兵的父母离异，父亲嗜赌如命，他跟着父亲生活。刘兵的童年缺乏父爱母爱，常常出去上网，父亲每次在网吧逮到他，都是劈头盖脸的一顿痛骂。在一次上网没钱付网费被老板踢出门受伤昏倒在路边时，周庆春看到后把他带回蓝态，看他情绪低落，大概猜到了发生在刘兵身上的事。便介绍他给蓝态的工作人员，恳请留他在这里做义工，同时带他熟悉环境，也上上蓝态的传统文化公益课堂。刘兵来到蓝态的第二天，想起那天把自己赶出来的网吧老板，心里气不过，当晚跑去报复，往里面扔罐子，结果把自己绊倒了，膝盖受伤。周庆春看到刘兵出门的身影和出去的方向，猜到他要干什么，早早跟过来了。带着受伤的刘兵回到了蓝态，给他讲了他吸毒23年，曾经一次被劳教，两次被判刑，七次被强制隔离戒毒的，随后来到蓝态逐渐转变心态的人生经历。当晚2点，刘兵辗转难眠，看到周庆春突然起身去了公园，便跟了过去。周庆春端正坐在长椅上，捧着《弟子规》，缓缓地读着“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周庆春发现了刘兵，把他叫过来，“来，过来坐坐”，“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刘兵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周庆春，周庆春作为前辈，安慰了他，并表示理解。刘兵来到蓝态第三天，“从开始只是为了不睡大街有饭吃，到劳动、培训，心渐渐安定下来”。

　（三）袒露心扉，重获新生

在一次传统文化课堂上，周庆春请来了自己的母亲、太太、姐姐，在台上发言。“我母亲，这三十多年来，我没见她开怀大笑过。是，这两年来，我只要一打电话，我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开心，我很健康。有一个场景，我想象了很久，就是一个60岁的儿子，牵着105岁的妈妈在散步，这是我的一个愿望。”说完眼眶泛红，把母亲抱住，老母亲也眼眶湿润了。课堂学员都红着眼睛站起来鼓掌。随后，课堂老师看到了新学员刘兵，“刘兵，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刘兵慢慢地走上台，“一直挺恨我的父母的。别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会对他们说:’孩子，回家吧，咱回家吃饭’，我呢，我玩到什么时候也没人去找我”，刘兵哽咽了，“以前觉得父母不爱我，他们不在乎我，他们就知道玩，就知道赚钱，爸爸也许有自己的事情，或者能力不足，妈妈也不是抛弃我，可能是，她也受着痛苦，也很无奈的”。说到这里，刘兵已经泣不成声，“我求…天下的父母，一定…不要为了赚钱不管孩子…””也不要整天吵架…打架…伤害我们”台下学员都掩面而泣。刘兵的父母这几天一直在找他，终于问出他在蓝态，来到现场时看到了刘兵发言的全程，也已绷不住泪水。冲上台前，老师早已留意到刘兵父母，“刘兵，看看谁来了”。刘兵和父母紧紧相拥，亲子关系重归于好。周庆春看到这，欣慰地笑了。

五、蓝态传统文化降低复吸率的机制分析

　（一）重视文化建设，营造健康戒毒环境

“好水利身，文化利心”，积极推进人性化管理理念，大力开展文化建设，积极利用传统文化的“正能量”驱除戒毒学员身上的江湖恶习。比如开展“蓝态公益大讲堂”，向戒毒学员传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弟子规》。周庆春在被姐姐带入蓝态之前，他是龙坤三，生活糜烂、吸毒多年、出入风月场所；进入蓝态之后，通过学习《弟子规》，学习了“百善孝为先”等传统文化的精华，逐渐认清错误，重塑了自己的人格。为帮助戒毒学员既戒毒瘾，更戒心瘾，蓝态努力将戒毒所变成一所特殊学校，全面开展戒毒学员文化教育，通过各种教育重塑戒毒学员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来看，这相当于在所内建立了一个推崇弟子规精神的优秀“小型宏观系统”。在蓝态，戒毒学员不用担心受到“公共理性”公民不合理的道德否定，“人性尊严”得到充分的保障。所内人员对曾经可怕的“三哥”并没有表现出畏惧，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与自己一样的决定洗心革面的戒毒学员。只要所思所行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向，戒毒学员就能有“我思我行皆为明镜”的生活自信，因为所内的其他所有戒毒学员也处在这样一个宏观系统之中。这样一个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良性宏观系统中，戒毒学员能够全身心地安心地与自我进行斗争，大大提高戒治成功率。

　（二）开展同伴教育，增强成功戒毒信念

根据行为科学的成果，如果通信者和接受者经历相同的事情，关心同样的事情，面对相似的问题，承受相似的压力，那么后者更有可能接受通信者发送的消息，从而改变态度、信仰和行为。同伴教育就是利用同伴间的共性和共情能力，促进相互交流，在交心的对话和互助中达到共同进步的作用。在蓝态，戒毒人员们互相具备共情能力，都坦诚相待各自的“人性弱点”并能够充分理解。周庆春在进入蓝态成功利用蓝态传统文化戒毒模式走出困境后，对迷茫的刘兵表示理解，并给予源源不断的鼓励，同时以身作则（比如在蓝态抢着干脏活累活；半夜起来读《弟子规》），在刘兵认清自我与父母和解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就是一种同伴教育。可想而知周庆春必定作为前辈还帮助了许许多多所内的戒毒学员。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来看，良好的同伴教育互助网络，相当于在戒毒学员之间塑造了一个个的中间系统，这个中间系统是互助性的、互相理解的，因而是良性的中间系统。良性的中间系统会作用于与该中间系统存在联系的许多微观系统。戒毒学员的同伴们共享友谊，支撑了戒毒学员社会性的认同需求，提升了戒毒学员的沟通自信和沟通欲望，因而也有助于其回归家庭、与家庭和解，纠正其家庭微观系统的问题。

（三）以劳化人与以文化人相结合

周庆春进入蓝态，并不只是参加传统文化公益课堂的学习，同时作为义工提供自己的劳动。劳动，是人类进步的根本，也是人找到自身价值的最直接途径。读书和劳动，相互配合，贯穿蓝态的戒毒模式。读传统文化书籍充实内心，义工活动劳其体肤，戒毒人员能够度过身心充实的每一天。刘兵被带入蓝态后，跟着周庆春，通过劳动和传统文化培训，“心渐渐安定下来”，也说明了这点。蓝态的生活是一个独立的小系统，这里的戒毒人员暂时不会受到排斥性的制度设计的影响；存在结构劣势，曾经被自卑感笼罩的戒毒人员也能够抬起头生活，因为大家都只是希望突破自己，渴望新生活的普通人。劳动和读书既能帮助戒毒人员掌握一定的劳动能力，也能树立自信力，提升独立思考能力，为将来回归社会作一定的铺垫，为摆脱结构困境提供思考方式。

六、中国特色社会支持降低毒品复吸率的对策建议

通过文献研究和周庆春个案的拓展分析，笔者认为，面对毒品治理的结构、伦理和制度困境，应该超越个体化的毒品治理取向，引领吸毒人员进入主流社会、完成社会整合，才是关键。应该以对吸毒人员的社会接纳为目标，在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四个层面全面打造毒品治理的创新机制，并且不断形成符合法理的公共理性的培育。

第一、将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目标设定为社会接纳、而不只是个体适应。蓝态的戒治模式，其实就是提倡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把优秀传统文化教给戒毒人员，蓝态本身也是在传统文化的指导下行动的。“好水利身，文化利心”，蓝态给予戒毒人员充分的尊重，大家都是“学员”，是接纳和尊重的导向。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正确蓝图应该是社会张开包容的臂膀拥抱、吸纳他们，而不是他们硬着头皮往里挤，却发现一个洞也没给他们留。以往的个体取向的研究思路导致当前毒品治理的对策以及社会宏观环境的舆论导向都将毒品治理的失败归咎于个体自身的努力不足，而缺乏对社会也应当承担责任的反思。其结果便是随着结构劣势人群的增多，吸毒人群也不降反增，原先的吸毒人员挣扎半生，依旧没能回归主流社会。从社会因素与制度设计对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重要性出发，如何创造出一个能够引导主流社会主动吸收接纳吸毒人员的制度建构，应该优先于吸毒人员个体的主观努力和药物治疗。

第二、实施多层次的到位管理，重视毒品预防。如前所述，结构劣势人群更容易沾染毒品，且经历吸毒之后的结构劣势人群，会导致其结构劣势进一步加重、且影响其下一代人群的结构。在周庆春个案中，周庆春帮助的刘兵是一个典型的结构劣势影响下一代的例子。刘兵的父亲本身就是结构劣势人群，生活不如意，沉溺赌博，这导致他的妻子离开，对儿子刘兵的关注也甚少，缺乏父爱的刘兵开始沉沦，上网混日子，找不到生活的方向。如果刘兵没有遇到他生命中的贵人周庆春并进入蓝态，刘兵的未来很有可能也是继续沉沦，一旦落入毒品的泥沼，是很难脱离的。蓝态的目标人群不单是吸毒人员，蓝态课堂五年来开办二百多期，帮助了大量濒临破裂的家庭，包括失足青年，颓颓不得志的中老年人，他们很多都是结构劣势人群。抓鬼要抓大头，对这一部分人群的毒品预防管理尤为重要。基于上述，毒品治理预防应该涉及三个层面：主要预防，治疗（次要预防）和复原（第三预防）。按照常理，主要预防应占这三个层面的大头，因主要预防相对其他两个，相对低成本、且影响范围广，然而实际上主要预防在我国的毒品治理体系中收到的关注非常少，反而次要预防和第三预防是收到主要关注的对象。对毒品的主要预防手段中，仅限于禁毒宣传教育，比如各类禁毒宣传活动、网络传媒等。然而，研究表明，此类非互动性的方法作为预防措施是非常低效的。真正有效的预防方法，应贯穿个体成长的各个时期，联合家庭、学校、同辈三大微观系统。比如蓝态的戒毒模式。[21, 22]。

第三、在制度上减少歧视，尊重戒毒人员的基本权利。尊重并维护吸毒人员同样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力，不仅是现代社会民主国家对每一位公民应有的对待，也是承认“人性弱点”后对同是人类生物的体谅与同情的应有之义。蓝态的戒毒模式，只是暂时让戒毒人员脱离了排斥的制度环境，让戒毒人员回归社会不再那么困难重重，还需制度层面作更多的调整和对他们的照顾。目前，“戒毒人员应当且有权重新回归社会”尽管被XX和社会承认且重视，但落实到现实政策，总在各处那处显现出对戒毒人员的排斥。当前的毒品治理政策，主要强调个体染上毒瘾的主体责任以及习得技能回归社会的需求。然而，平等地给予戒毒人员每一位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力，才是更为根本的制度保障。XX应该依法依据法律，对连续三年为复吸的戒毒人员，在系统上取消动态管控，给认真悔过的戒毒人员足够的生存空间。同时，应在制度上给予戒毒人员一定的照顾，让他们在生活就业等方面少受歧视，毕竟几年的强制隔离戒毒让他们在适应社会和习得技能上的难度都超于常人。此前虽已有针对戒毒人员的就业安置，但在被污名化的环境下基本上很难落实，XX应该在制度安排上予以保障。比如在公务员等单位，取消吸毒经历品行不端的标准；将戒毒治疗纳入国家医疗保障体系，适当减免费用，鼓励自愿戒毒[23]。

七、结论与展望

通过文献研究和周庆春的个案的案例研究，我们总结了毒品治理的三大困境、分别是结构劣势人群的困境、“人性弱点”的伦理困境、以及社会排斥的制度困境。而通过引入生态系统视角分析蓝态传统文化戒毒管理模式，我们发现其在多方面都证实具备可行性。其所内文化氛围的建设塑造了摆脱“有限公共理性”下公民对“人性弱点”的不合理道德否定的伦理困境，以及处处排斥戒毒人员的制度困境的宏观系统；同伴教育通过塑造良好的中间系统纠正戒毒学员的人格，进而影响其家庭微观系统；以劳化人给予戒毒学员生存的尊严，掌握生存技能，减轻结构劣势的困境带来的压力。

蓝态传统文化戒毒模式是符合毒品治理发展规律的社会取向的戒治模式，具备很强的可行性。而由于其文化戒毒模式的特性，其实践的推广将有助于形成一个高效率、低成本、长时效的优秀戒毒模式。周庆春案表明，蓝态传统文化戒毒模式，是值得期待的戒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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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文至此,落笔为终。四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大学生涯即将结束，始于2017年白露，终于2021年大暑，目光所及，皆是回忆。转眼间就到了论文的最后一步,在这座充满活力的校园里，留下的是青春和沉甸甸的收获,纵有万般不舍，但仍心存感激。来到这里充满了好奇,也让我充满了斗志。大学生活改变了我，由个无知的少年变成了懂事的年轻人。

感谢指导老师和每个曾给我授课以及帮助过我的老师带我迈出了一步又一步,感谢每位老师的付出,感谢一直在背后支持我的家人，感谢每一句的关怀与鼓励，在我所有的物质上或精神上的迷茫时刻，都在我身边，悉心照料、默默支持。

落笔至此，幸得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