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刻板印象、腐败信息对政治信任的交互作用研究——基于实验设计的发现

　摘要

十八大以来，xx大力开展反腐工作，“打老虎 、拍苍蝇”日渐常态化。既有研究表明，腐败直接关系XXX合法性。但有关政治高层的腐败查处信息如何影响公众对政体的信任，相关文献尚存争议。一方面，这类腐败信息表明执政党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另一方面，高级官员涉腐的信息也可以解读为腐败的严重程度。如何对信息进行解读决定了反腐败信息强化还是侵蚀民众对政体的评价。在本研究中，笔者提出，腐败信息如何影响公众对政体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刻板印象。基于这一猜想，我们采用2×2实验设计研究刻板印象和腐败信息的交互效应，分析公众有关中央XX的刻板印象如何影响他们对腐败信息的加工，并进而影响他们对政体的评价。

　关键词：腐败；刻板印象；政治信任；实验设计；交互作用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展现出欣欣向荣的姿态，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同时带动着国家的经济体制日渐完善，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经常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是学界与政界供认不讳的事实，政治体制的不完善，往往是腐败滋生的土壤与源泉。腐败问题不仅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也是我国公众关注的焦点，2005年起有关机构就“中国民众最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总共十一次调查中，仅有腐败问题始终位居民众关注焦点问题榜单的前十。腐败事实的发生与腐败形态的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为腐败研究提供了大量具备挑战性的课题，与此同时，腐败研究领域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甚至可以说是亟待开发的空白地带，需要我们发掘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去展开研究。

十八大以来，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构立案154.5万件，处分153.7万人，其中中管干部440人、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查处了周永康为首的腐败窝案，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在本研究中，笔者关注的是，涉及高层政治官员的腐败案件的曝光如何影响公众对政体的评价？这些案件的曝光究竟是提升还是削弱了公众的政治信任？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历年来，xx不断加大反腐力度，“打虎”“拍蝇”“猎狐”成效突出。反腐败工作关系到公众对XX的政治信任。尤其是，随着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多位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被查处，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笔者希望借助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究对于这些被揭露的关于中央XX官员的腐败信息，公众究竟如何解读。具体地，在公众看来，中央官员腐败案件的查处表明了中央XX惩治贪腐的决心，抑或是腐败的严重性？而且，对“打老虎”信息的解读将影响到他们对政体的评价。

根据动机性推理理论（motivated reasoning）,公众如何理解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刻板印象。具体而言，公众对中央XX的刻板印象将显著影响他们如何解读高层涉腐的信息。李连江的一系列研究证实，⅓到⅔的中国民众存在

政治信任的差序格局，即认为中央XX比地方XX更加值得信任[1]。我们认为，这种“央强地弱”的刻板印象将对民众的信息加工形成重要影响。因此，探索刻板印象和腐败信息之间的交互效应，构成了本文的研究重点。

（三)文献回顾

　　1.腐败

在《大美百科全书》中，腐败主要指政治贪渎，行贿受贿、假公济私、任人唯亲、霸占公共财产等都属于腐败的范畴。王沪宁学者指出，由于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人们对于腐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上，指为了个人私利，滥用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广义上，指XX执政的败坏，导致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受到损害[2]。

学术界测量腐败状况的方法有主观评价法和客观测量法两种，客观测量可使用XX机关、学术机构等公布的统计数据和现有的指标体系，获得较为精确的评估结果，然而由于腐败行为具有隐蔽性以及腐败惩处具有滞后性，关于腐败增量和腐败黑数的测量，客观测量法所能发挥的作用比较微小，因此其测量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观评价法可以了解到公众的腐败或者清廉感知程度，却存在评价主观性强、公众回复的可信度及真实性存疑、受抽样方式和样本差异影响大等缺陷。

2.政治信任

X政治学家伊斯顿最早赋予“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系统的、正式的定义，他把政治信任作为政治支持的一个子概念，从而奠定了“政治信任”概念的基础框架及其理论发展方向[3]。伊斯顿模型的发表使得“支持”和“信任”成为指涉公民政治态度的常用概念，在学界的共同认知中，政治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引导或者促进、提升政治支持。之后，因为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等大型国际数据库的问卷中指称公民政治态度的措辞主要是“信任”，随着此类数据库在各国得到广泛应用与普及，“信任”成为政治态度研究领域中更为主流的代表性话语。

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唐斌对1978年社会转型期以来我国政治信任流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间接指出影响我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几个重要因素，并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是民众主体意识的高涨，二是XX官员腐败程度的扩大，三是网络对XX负面形象的放大，四是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4]。而正如唐斌在文章中所述，网络对XX负面形象的放大是转型期公众的政治信任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XX形象代表着公众对XX的总体感受，而作为XX权力真正执行者的XX官员，其形象成为公众对XX形象感观的直接和具体体现。且随着信息和技术革命时代的来临，各种社会传播媒介盛行，公众了解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阔、迅捷、多样、及时，尤其近二十年来，我国互联网普及率逐年提高，至今已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统计结果表明，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由6.88亿增加至9.89亿，互联网络普及率高达70.4%，五年内规模增幅为43.7%，增长极为迅速，且互联网群体正逐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各群体构成了多元庞大的信息网络社会。此种现象不仅意味着信息传播可以实现高覆盖率与高效率，也意味着网络成为XX形象展示的主要平台。

而在新媒体信息时代，各种媒体从建立以来就相应地成为了XX展示其形象的窗口，网络新媒体相较于报纸等传统媒体，传播更迅速、及时，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其所具有的“窗口效应”更加明显，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更具时代性与导向性。基于个别利益主体的需要，网路上传播的信息良莠不齐，即使是面对可能带来的惩罚，不少网民也始终热衷于传播能给其带来利益的信息，尽管可能存在故意夸大、无中生有的嫌疑，也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先地位或者受流量驱使，而进行失实报道，这就是我国社会信息传播现状的显著特点。而对于广大公众来说，其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的民众已明显不同，当今在具有高度民主的XX体制下的我国公众广泛拥有自我意识与独立思考意识，由此培育了政治不信任产生的土壤，公众与XX之间存在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公众不依赖于XX的补给或者岗位的分配等而生活，公众是社会中一个个具有自我生存能力的个体组合而成，其具有表达自我意志的愿望、意志和能力，也更勇于表达自己的社会认知和政治态度，也为当今时代研究人员成功测量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度打下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唐斌的文章所言，网民往往趋向于将XX机关工作人员的个别事件上升为影响国家整体形象的问题，由此，国家或者XX负面形象被放大的机会将大为增加，很容易削弱公众对XX的政治信任。而网络上公布的各种腐败案件的报道，无论是正式的官方报道，还是非正式的各种传媒个体或机构的信息发布，都将成为影响公众对XX负面形象形成的强有力因素。

　3.腐败与政治信任的关系研究

最新研究结果显示，杨慧青和彭国胜从腐败感知的角度，利用第七波世界价值观调查2018年中国大陆的大样本调查数据，通过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层面研究腐败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证实了公众的腐败感知程度与其政治信任呈显著负相关，即公众的腐败感知程度越高，其对XX信任程度越低，说明腐败确实对政治信任具有侵蚀作用[5]。同时表明中国公众整体具有相对较低的腐败感知程度，从侧面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反腐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另外，研究也说明我国公众关于政治信任的得分较高，远远高于测量的全距中值，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关于中国民众具有很高的政治信任的研究结论。

一直以来，腐败与政治信任的相关研究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吴进进、刘炯言的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省级腐败率对公民政治信任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普遍蔓延的腐败行为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成本，更将通过影响公民的腐败感知进而减损其对XX机构的信任评价[6]。通读其文可知，其将腐败立案率作为腐败状况的测量指标，虽然此手段在国内外学界关于腐败的实证研究中较为通用，但是有的学者对此持不赞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腐败立案率无法代表当地真实的腐败程度，测量真实的腐败状况在实际过程中存在较大难度，这给本研究带来启示，即需要找到更加直接有效的“腐败信息”去研究公众对XX的政治信任。缪娅、吴心喆则基于微观层面的腐败感知和腐败经历探究腐败与政治信任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只有亲身及亲朋好友的腐败经历会影响个人对地方XX的信任，来自官方宣传的腐败信息和通过小道消息传播的腐败信息都不会影响个体对中央、地方XX的信任[7]。而后者却不同于既往研究结论，即官方的腐败信息会增强公众的政治信任及非官方的腐败信息会削弱公众的政治信任。以上两种相矛盾的发现，说明此研究领域还有很大的探究空间，同时也说明本文的研究假设存在被证实的可能。此外，就本研究而言，如果启动公众“中央廉洁”的刻板印象，是否会减弱官方的腐败信息对公众的政治信任的影响，也存在较大的想象空间。

西方学者认为，经济、绩效、文化等因素是导致公众政治信任下降的潜在诱因，且认为腐败是致使公众信任下降最为重要的政治因素之一。国内外学者关于腐败与政治信任的研究已比较成熟，国外学界的许多研究已采用经验研究的方式通过多种研究路径证实腐败会侵蚀公众的政治信任乃至XXX合法性。早在2003年，Anderson and Tverdova 以16个来自欧洲的发达民主国家为研究对象，证明腐败水平高的国家的民众对政治体制以及XX工作人员的信任度较低，且腐败使得民众对执政当局的支持水平大大降低[8]。其他国外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腐败和信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腐败引发公众的政治不信任，进而导致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但这些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为主，无法说明这些发现是否适用于亚洲民主国家。为了探究腐败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一种东亚例外？Eric Chang and Chu Yunhan从文化特殊性的角度来论证这种可能性，通过对调节效应的分析，发现腐败对信任的影响并不取决于文化和选举政治，所以即使是文化背景大为不同的东亚国家，也存在腐败侵蚀政治信任的现象[9]。

　4.刻板印象

（1）刻板印象的定义与类型

刻板印象概念起源于心理学，1922年X记者Lippmann最早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提出刻板印象的学术概念，并指出，人们的认知能力有限，而每个人所处的世界纷繁复杂，人们难以了解到社会生活知识的方方面面和各种细节，在有限条件下，如果试图深入认识一个人或者一个特定的群体，会通过观察目标对象的标志性特征，用脑海中已存在的刻板印象来填补缺失的认识，以此简化认知过程和社会知觉[10]。

刻板印象的通俗定义是个体心中形成的笼统、概括和稳定的看法，是在认识事物或者人时经常会出现的较为普遍的现象，具有较强的稳固性以及自动化和默认性的特点，往往一经形成，较难改变。

刻板印象也被称为“定型化效应”，一些学者将其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类型。以往研究中，众多学者也将刻板印象区分为外显和内隐刻板印象。Greenwald和Banaji在其研究中对内隐和外显刻板印象给予了明确定义并进行了详细解释，其认为，就外显刻板印象而言，内群体成员会把与外群体及其成员有关的看法和认知储存在自己的概念系统中，当关于外群体的刻板印象激活之后，个体的认知就会开启概念系统使其进入到意识中，以此来快速识别刻板印象内容。就内隐刻板印象而言，内群体成员在激活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之后，个体意识无法识别，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对外群体的属性判定[11]。

（2）刻板印象对个体的政治与社会态度的影响

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对刻板印象的研究经历了一段较为漫长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认知心理学理论的大规模介入，刻板印象向成因和影响效果等方向纵深发展，例如，研究对于群体交往的影响、特殊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倾向。刻板印象是对社会群体属性的一种心理表征，某些学者将刻板印象概括定义为人们自身形成的特定认知结构和社会认知图式，其对个体的认知行为活动起着颇为重要的指导作用，是人们社会认知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刻板印象会对个体的信息加工、态度形成和综合评价产生深刻影响，容易成为人们心中塑造关于事物态度的评判依据。

既往研究己经证实，由于可用的时间和认知资源有限，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激活和使用与当前知觉对象相关的刻板印象，以帮助其完成诸如判断、形成他人印象等社会认知任务[12]。纵观整个发展历程，显而易见的是，刻板印象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和国外发展极不平衡。国内学者对刻板印象的研究多集中于心理学研究领域，且侧重于对刻板印象的内容、具体类型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关于刻板印象如何影响态度形成的研究则较少，只有少量的文献研究且不太成熟。例如，李伟的研究通过实验的方法了解高中生对同性亲密行为的态度（从外显和内隐两个层面上分别研究），以及他们对性别角色的内隐刻板印象，并考察态度和性别刻板印象可能存在着的关系[13]。但是研究主要关注于测量和验证被试的内隐态度如何，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得出的此方面的研究结果也较少，只是简单揭露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够细致和深入。张蕾基于2012年“陆港之争”事件发生后开展的实地调查，对广州与香港的青年群体存在的刻板印象如何影响调查对象的态度进行了探讨，用“对开放内地居民港澳自由行的态度”作为测量两地居民对彼此交往态度的变量，研究较好地证实了刻板印象对个体关于人与事的知觉、判断的影响很大，但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研究的测量方法存在较大的不足，如仅采用街头偶遇的调查方法[14]。蒋和超利用广东等7个省份的13个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中检验了利益风险感、刻板印象与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入户政策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15]。研究发现刻板印象是影响城市居民态度的决定因素，对于态度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其是对在此领域研究不足的国内文献的重要补充，本身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本研究。

国外学者对刻板印象的研究有较规范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模型，关于影响机制的研究也更加成熟，因此对于本研究也更有借鉴价值。Graham and Lowery研究青少年司法系统中决策者的无意识种族刻板印象如何影响其对青少年罪犯的犯罪原因的认知和处理，采取了实验室研究的方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研究证实警察和缓刑官等决策者的无意识刻板印象可以被激活，激活之后，刻板印象就会影响决策者对罪犯消极特质、罪责、再犯的可能和应得惩罚的相关归因判断，从而觉得非裔X罪犯应受到更多惩罚[16]。Malhotra and Kuo利用卡特里娜旋风这个重大社会事件研究多层级过失责任划分，即民众的责任归因问题。研究结果发现，人们似乎把党派关系作为一种启发式来决定如何将责任归咎于XX官员，就像他们在评估候选人和公共政策时所做的那样，但是，提供官员任职的信息可以减少党派偏见刻板印象的影响[17]。这说明外界的某些信息会影响人们通过刻板印象对某些事物或者现象的判断，信息与刻板印象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个体态度形成具有较大影响，这从侧面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即公众持有的“中央廉洁”的刻板印象和公众接收到的某种外界信息，会共同影响其态度形成，但具体产生怎样的效果，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Barnes等对女性在XX工作为什么能减少人们对腐败担忧的现象进行原因探究，成功地分析出民众对于女性的潜在刻板印象（女性诚实的刻板印象、女性局外人地位的刻板印象、女性规避风险的刻板印象）在其中起了显著作用，深深影响了公众的态度和看法[18]。

　（四）研究内容

许多研究表明公众持有“中央廉洁、地方腐败”的刻板印象，并表现出政治信任的央地差序格局[19]。本文希望深入分析这种刻板印象如何影响公众对腐败信息的理解。具体而言，本研究希望分析“中央廉洁”刻板印象如何削弱腐败信息对政体合法性的影响。通过采用2×2实验设计的办法，实验参与者被随机分为四组，四组被试除了在启动刻板印象与否、阅读信息是否与腐败相关两个方面存在区别，其他设置均相同，最后四组被试都需要填答有关政治信任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假设是，启动刻板印象之后将影响被试对有关信息的理解，即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腐败窝案的查处表明了中央XX惩治贪腐的决心。因此，相比于未启动刻板印象的被试，启动刻板印象可以削弱腐败负面信息对政体合法性的影响。

　二、实验设计

　　（一）数据收集

　　1.问卷设计

问卷分为四个部分，依次为启动刻板印象部分、阅读腐败信息部分、测量政治信任部分、个人基本信息收集部分。关于第一部分，也就是问卷最开始的部分，用于启动被试的刻板印象，参考以往研究者启动刻板印象的方式方法，本研究选择其中一种简便易行的方式，借助直接询问被试对机构的信任程度的方法启动刻板印象，分别设置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询问对中央XX和地方XX的信任度，另一个问题是询问对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的信任度，两个问题的答案都设置了完全信任、比较信任、比较不信任、完全不信任四个选项。在题目设置时，选择了问卷网随机抽题的功能，设置后，关于询问信任度的两个问题将随机展示其一给被试，从而相应地把被试分为两组，即一组启动被试刻板印象，通过询问对中央XX和地方XX的信任程度，另一组不启动刻板印象，询问的是对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的信任程度。问卷中一个巧妙的设计是，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设置了一个询问被试生活幸福感的问题，以此起到一定程度的隔离作用，防止被试在相继阅读问卷各部分内容后，察觉到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和意图。并且，被试在填答问卷时，只有点击“下一页”的选项，即已经问答过的问题不可见，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隔离作用，更加减小被试察觉到研究目的从而影响实验结果的可能性。

问卷的第二部分是阅读信息部分，同样设置了两则信息作为对照，从而把被试分为相对的两个组。其中一则信息是关于周永康案件的报道，材料综合总结了

360搜索、知网、新浪微博等关于此案件的公布信息，目的是让实验参与者接触高层官员腐败信息；另一则信息是以桂花树为主题的腐败无关信息，提供给对照组，相当于药学实验中的安慰剂，选取的是比较中性的材料，所谓中性指材料属于不太可能影响被试对制度正当性进行评价的内容。另外，构造两则材料时，需尽量保证两者在字数、阅读难度等方面相近或者相同，基于此标准，实验最终用到的两则材料字数大约是230字，一方面，可以防止阅读内容过多，从而降低了被试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避免因为信息过少，对于被试的情感和态度动员程度过低。

阅读材料之后，询问被试对政体的认同，作为实验的因变量，也就是问卷的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一共设置了四个问题，问题采用陈述的方式，具体内容分别是“从长远来看，我们的XX体制有能力解决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总的来说，我为我们的XX体制感到自豪”、“像我们这样的制度，即使遇到问题，也应该得到人民的支持”、“我宁愿生活在我们的XX制度下，而不愿生活在我能想到的其他任何制度下”，四个问题的答案都设置有“强烈同意、同意、不同意、强烈不同意”四个选项。当然，为了保证测量的适用性和准确性，这些题项来自《亚洲民主、治理和发展晴雨表调查》（简称亚洲晴雨表调查）中的一组题目，由此，测量具有较高的规范性与可信度。

在问卷的第四部分，询问了被试的性别、年龄、工作单位、政治面貌、最高学历（含目前在读）、户口类型、2020年个人全年总收入。问卷其他内容还包括正文之外的封面信部分、结尾致谢部分等，封面信部分介绍了调查者身份是华南理工大学学术研究团队，调查目的是希望了解公众的社会态度及其形成机制，且说明问卷调查涉及的所有资料只用于学术研究，问题答案无对错之分，希望被调查者按照平时的想法和实际情况如实、放心填答，不要有所顾虑。

　2.问卷发布

本研究利用发布问卷的方式开展实验，使用问卷网进行问卷设计，问卷网是专业的调查问卷网站，可以免费供各行各业的用户使用，方便制作各种用途的在线调查问卷，操作简单易行，可以快捷入门，迅速上手制作，因此节省了问卷制作时间；电脑、手机、小程序可以无缝发布和填写，方便随时随地创建、编辑、浏览项目。总体来说，是一个非常盛行实用的调查问卷网站。

其次，采用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相较于传统的纸质问卷调查而言，具有几大显著优点，其一，制作方便，原因在于有各种问卷调查网站的存在，可以提供各种在线调查的格式和模板，题型设置灵活多样；其二，成本低，在线发放的方式省去了问卷的打印费用和必须调查者走访发放的时间耗费，降低了多种物质和人工成本；其三，统计方便，问卷调查网站可以帮忙导出原始数据和编码数据等多种文件，各种软件可以帮助统计被调查者的答案，自动生成各种统计图表，也相应地减少了统计误差和提高了准确性；其四，调查范围广，上网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不只地域上分布范围广，且被调查者遍布各年龄阶段和社会阶层，不再仅仅局限在调查者能到访的地方和当地生活的人群，可以让更多的人阅读和填写问卷，如此，调查结果也相对客观。

3.问卷收集

利用问卷网平台设计完成问卷之后，可以自动生成问卷的链接和二维码，被调查者点击链接或者扫码就能填写问卷，操作简单，且凡是使用智能手机的用户，大都接触过商品链接和二维码，所以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也方便本次调查；同时，正如前文所言，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处于较高水平，也不断向各个年龄阶层和地域渗透，互联网络的发达极大方便了本次研究，使调查对象不必局限在一定范围和领域内。

本次调查主要利用QQ、微信发布问卷，调查对象含括最高学历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的本人亲友和交往对象，问卷都是单选题，也都是必答题，大约三分钟就能填写完成。问卷一共收集到220份有效问卷，平均答题时长为2分10秒。因为题型较为简单，都是单选题，且题量少，无主观题，所以填写的无效问卷很少。

本研究在正式调查之前，在与正式调查基本相同的范围内，选取了十几个调查对象进行预调查，发现如预计一样，由于问卷网随机发布题目的功能，被调查对象所填写的问卷是不一样的，总共会出现四种问卷，除关键部分不同，其他都相同。相应地，因为填写问卷不一样，被调查对象也被随机分到四个组。

（二）数据分析

　　1.描述统计

出于实验目的的需要，被调查者（或者称为被试）被随机地分成了四个组。第一组为启动刻板印象且阅读腐败有关信息（即周永康案）的被试，第二组为启动刻板印象且阅读腐败无关信息（即有关桂花树的材料）的被试，第三组为不启动刻板印象且阅读腐败有关信息的被试，第四组为不启动刻板印象且阅读腐败无关信息的被试。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二、三、四组的样本数分别为37、53、63、67，显而易见，四个组的被试数量差距较为显著，所以更需要进行平衡性检验，验证随机化是否成功。

在总的实验中，220人中共有90人回答了对XX机关信任度的问题，分布情况如下，答案为对中央XX完全信任、比较信任、比较不信任、完全不信任的人数分别为54、33、2、1，答案为对地方XX完全信任、比较信任、比较不信任、完全不信任的人数分别为19、60、9、2，粗略地看两者的分布情况，被试对中央XX的信任程度比地方XX要高。为了更明显、综合地显示两者的差异，赋予完全信任、比较信任、比较不信任、完全不信任分值分别为4、3、2、1，最终结果为，被试对于中央XX、地方XX的信任度的评价总分为320、276，中央XX的综合得分比地方XX高了15.94%，因此可知，公众对中央XX的信任度高于地方XX，且差距较为显著，此为本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

220人中有100人阅读了周永康案件的材料，120人阅读了以桂花树为主题的材料；被试为女性的有146人，男性有74人；年龄在18岁以下的有1人，18至24岁之间的有155人，25至30岁之间的有19人，31至40岁之间的有27人，41至50岁之间的有13人，51至60岁之间的有5人，61岁以上的有0人，由此可见，实验结果主要代表18至50岁人群的态度或者认知；群众有53人，共青团员有133人，中共党员有33人，民主党派有1人；最高学历（含目前在读）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有4人，大学本科的有135人，大学专科的有37人，高中的有25人，初中的有17人，小学及以下的有2人，由此可见，被试多为大学生群体，但也覆盖了所有学历层级；工作单位为在校学生的有125人，私营单位的有27人，个体工商户的有13人，事业单位的有12人，自由职业的有9人，国有企业的有5人，务农的有5人，党政机关的有3人，外资企业的有2人，无业的有6人，其他的有13人，基本包括了各个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范围较广；户口类型为农业户口的有142人，城镇户口的有78人。

从各人口统计学变量来看，样本多样化程度较高，被试来源比较全面且广泛，基本覆盖了各属性变量的所有层级。

2.平衡性检验

为了验证随机化的成功，确保被试是随机分到4个组，同时也为了防止年龄、性别等变量对后续分析过程造成干扰，在正式分析前需进行平衡性检验。四组实验对象分别统一编码为0、1、2、3，即第一组实验对象都编码为0，其他依次类推，以此作为因变量。其次，选择年龄、性别、政治面貌、最高学历、收入这5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若结果显示显著性都大于0.05，则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所有被试是成功被随机分到四个组。此外，由于性别等5个自变量都为分类变量，需要将其转化成虚拟变量，此过程可利用SPSS统计软件轻松实现。最后，利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发现，R方即拟合优度为0.04，而R方大于0.4才说明模型比较合理，且值越接近1表示模型越好，则该结果说明模型不合理、拟合失败；且显著性都大于0.05，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不具有显著影响，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因此，所有结果都表明随机化效果满足。实际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2-1 回归系数表

　3.实验结果分析

（1）因子分析

如前文所述，问卷的第三部分设置了四个问题，询问被试对政体的认同，作为对公众政治信任的测量。在此，需要对这几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最开始，进行KMO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用于对变量间简单相关和偏相关系数进行比较。若KMO值处于0.7和0.8之间，则表明适宜进行因子分析，而本研究的KMO值为0.761，符合要求。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显著性为0.000，小于0.01，也表明适宜做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结果中，总方差的解释基于特征值大于1的时候累计百分比为61.959%，大于60%，说明当前探索出的一个成分能较好地代表整个数据；旋转成分矩阵是聚合情况好坏的一个凭证，一般要求高于0.5，0.4以下需要舍弃，因本研究只提取出1个成分，无法形成旋转后的成分矩阵，而综合来看成分矩阵，本研究的四个因子载荷系数均在0.7以上，说明聚合情况较好、四个变量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总而言之，总方差解释和成分矩阵都证实四个变量（即四个问题）能够综合提取出一个成分（或者称为政治信任因子），能很好地聚合四个变量并具有较强的代表作用，亦即，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维度平均，取四个问题答案选项的平均值，作为“政治信任”因变量，然后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2）回归分析

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对四个问题取维度均值，利用SPSS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根据被试有无启动刻板印象，分别赋值1、0，根据被试阅读信息是否与腐败有关，分别赋值1、0，把这两个分类变量作为自变量，政治信任因子的维度平均值作为因变量，然后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调整后R方为-0.005，表示自变量一共可以解释因变量0.5%的变化，表明拟合效果太差。回归系数表中“刻板印象”和“腐败信息”变量的显著性（t检验的p值）分别为0.738、0.394，都大于0.05，p值都不显著，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表2-2 回归系数表

（3）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

基于变量类型要求的需要，分别对四个变量（即政治信任测量的四个问题）进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为了方便对统计结果进行理解和解释，对上述问题的四个答案选项即强烈同意、同意、不同意、强烈不同意，分别赋值4、3、2、1。同样，该分析过程利用SPSS软件进行，最开始，四个变量都分别通过了平行线检验，显著性分别为0.574、0.351、0.367、0.476，都大于0.05，证明平行性假设成立，可以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整个分析结果中除了更为重要的参数估算值表，还有模型拟合信息表、拟合优度表、伪R方表，模型拟合信息是对拟合模型的检验，当显著性小于0.05时，表明模型成立，且自变量中至少有一个具有统计学意义；拟合优度检验，显著性大于0.05，则接受原假设，说明拟合效度好，值得说明的是，拟合优度检验的结果不如模型拟合信息中的似然比检验结果稳健；伪R方表中的数值是评价混合效应模型的指标，其中考克斯-斯奈尔值表明各因素对因变量的综合解释力，值越大则效果越好，最佳应在0.7以上。最终结果显示，四个变量拟合优度检验的显著性都大于0.05，表明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模型拟合信息检验的显著性都大于0.05，表明模型不成立，伪R方表中的各数值都很低，基本不足0.02，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综合解释程度未达到2%，效果极差。

最后解读参数估算值表，“刻板印象”和“腐败信息”变量的显著性都没达到小于0.05的要求，分别都是不显著，因此结果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不存在显著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刻板印象和腐败信息不是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

（4）分析结果汇总

综合地看各数据分析过程，首先平衡性检验是符合的，表明该实验设计成功实现了随机化，被试是被随机分到四个组，经过平衡性检验的性别等5个变量，在后续的分析研究中，不会对结果造成干扰，也不需要对各变量进行控制。其次，因子分析过程是成功的，四个关于政治信任测量的问题可以综合成一个维度，或者称为“政治信任因子”，进行维度平均后，可以作为“政治信任”因变量，极大方便了各分析方法的开展。但是，无论是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还是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各结果都是不显著，说明“腐败信息”和“刻板印象”这两个自变量对“政治信任”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变量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总而言之，本研究假设不能被证实。

　三、反思与启示

研究假设论证没有得到数据支持，使得本文必须认真反思研究设计是否欠妥，并思考值得进一步完善的方面。纵观整个实验过程，研究失败的原因可能在于，实验的某个设计部分实施不当，值得进一步完善；受实验情境或被试生活情境的影响，导致相关理论适用性欠缺、应用效果欠佳；或者是由于样本量较少，无法满足研究需要，诸如此类。下面将从几个主要的方面具体展开分析，并就发现的有关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与改进措施。

1.线上实验

整个实验以线上实验的方式进行，当然，选择开展线上实验，必然具有其优势，如便于实现随机化、对实验环境没有要求、所花费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较少、可以收集到更多的样本数据等，但是由于开展的是线上实验，不适合采取复杂的启动方法，若方法过于简单，将存在启动效应力度不足、激活条件不充分等风险。此外，相关研究表明，内在动力系统对刻板印象激活的影响可能存在个体差异，即在同样的激活条件下，有些个体的心理、态度或者行为会受到影响，从而发生改变，而另一些被试则可能不会，因此需要尽量保证激活条件相对于每个实验个体都足够充分[20]。

同时，由于本研究采取的是线上实验的方式，实验对象没有被观察，会减少研究者对被试的干扰，可以减少实验误差，但是，正因为实验环境没有被控制，被试可能受到环境中其他人的影响，包括能左右其想法的较为重要的人，且这些身边人的影响可能比研究人员带给被试的影响更大。比如，因为实验情境不可控，在被试填答问卷时，可能会询问其他人的意见，进而干扰了实验进行，而这是研究者无法观察到的。因此，下一步研究准备开展线下实验，并对实验情境进行严格控制，这将便于观察被试在实验过程中的反应和行为特征，同时可以尽量避免外来因素的干扰。且将采用造句法来启动刻板印象，虽较为复杂，但在线下实验的条件下，便于实施，且效果较良好。

　2.刻板印象的启动或激活

起初，关于刻板印象激活的传统假定表明，其是一种自动化加工的过程，只需要提供与某群体或成员有关的线索，与之相关的刻板印象就会自动迅速、不可避免地激活，一直以来，此观点获得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是绝大多数心理学家的普遍共识，是刻板印象研究中较为主流的理论。但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免出现与之相悖的观点，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认为刻板印象的激活是一种控制性加工过程，容易受到认知资源、动机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可能导致刻板印象启动失败。例如，Gilbert和Hixon采用词干补笔任务考察了认知负荷对自动刻板印象激活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高认知负荷的被试中没有出现刻板印象的激活[21]；Sinclair和Kunda的研究发现知觉者的动机显著影响了刻板印象的激活[22]。

在综合分析各领域内关于刻板印象自动化加工研究发现的基础，Bargh 概括出自动化加工所具有的四个特性:无意识性、高效性、无意图性和不可控性，并认为无意图性是其中的核心特性[23]。这是广大学者普遍认可和支持的观点，同时也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即本研究基于“认为被试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对某个刺激进行加工的意图，但是仍然会对其进行加工，且被试因为在实验情境中获得关于目标群体的属性特征等相关线索，会引发无意图的自动化加工，从而激活刻板印象”这一观点，进而通过启动被试的刻板印象来开展实验研究。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关于刻板印象启动效应的研究存在两种观点相悖的理论，两者争端不决，皆有可证之处，由此，本实验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刻板印象会受动机或者高认知负荷的影响，导致启动失败。若被试当时正好从各种渠道大面积接触到了关于中央XX官员腐败的信息，造成了严重的认知负荷，诸如此类的情形都可能导致“中央廉洁”这一刻板印象启动效应的失败，进一步导致整个实验的失败，因为实验的每一部分都是影响成功的关键环节。此为研究基于的理论基础存在争议，对实验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无法避免。

关于下一步研究的开展，出于优化启动效应以较好完成实验的目的，准备采用适合在线下实验的条件下配套实施的刻板印象启动方法。良好的启动效应应具备两个特征，启动的显著性和操作的微妙性或者隐秘性，但是，要研究者探索发明出一种满足自身研究需要且具有可复制性的启动方法，实属难得，因此公共管理研究人员被鼓励在适当的情况下使用既存的启动工具。从现有文献看，关于启动效应的研究已经足够成熟，且提出的模型都较为典型，较多地被学者们用于自己的研究。Bargh等和Vohs等在各自的研究中都使用了一种“选词造句”的方法，并且做到了启动的显著性和操作的微妙性，此方法不仅效果较好，而且实施难度不大，因此可以考虑在后续研究中借鉴此种方法，以期能无意识地启动被试的刻板印象[24,25]。且为了更好地掩盖实验目的，将特别说明，要求每位调查对象进行此项“选词造句”任务，是为了确保其有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该任务与问卷调查内容无关，试图用合理的解释“误导”调查对象，使其无法猜想出实验的真正目的。

采用“选词造句”的刻板印象启动方式，具体操作步骤如下，提供6组词语，每组5个词，要求被试以最快的速度在每组中选出4个词构建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在最开始的时候，告知被试该测试只是用来测试参与者的语言能力，以掩盖真实的实验目的。另外，为了无意识地启动被试的刻板印象，在总共6组词汇中，一小部分是与“中央XX是廉洁的”这个信息相关，剩下其他则是中性词汇。同时，为了保证被试的注意力和兴趣，会选择一些不太枯燥的词汇；考虑到被试的阅读理解能力，在保证其中一些词汇能有效启动被试的刻板印象的基础上，即保证语词提示的信度后，会选择一些相对来说较为简单的词汇；且为了保证启动效应的强度拿捏准确，会尽可能找到并采用已有的范式来进行研究，并充分考虑词汇之间的联系，使其具有合适的聚合效度和分歧效度。

3.其它

在回答关于测量政治信任的问题时，某些个体的政治和社会敏感性强，为了减少损害自身利益的可能性，不愿意透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测量量表本身存在问题；样本数据过少，且多为学生群体，样本具有覆盖面不广、差异性小、来源较集中等劣势，这些都可能成为导致实验失败的原因。此外，尽管本实验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试图启动被试的刻板印象，并在被试填写问卷的过程中，也通过相应措施阻止被试猜想到实验的研究目的，如被试无法阅读前面已填写的内容，对问卷各填写部分进行隔断，等等，尽量保证实验各阶段有序进行、互不干扰。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无法干涉或者改变被试的主观想法，若被试猜测到了研究目的，故意干扰研究进行，仍存在实验失败的风险。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存在，现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基于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改善量表的提问方式及调整措辞，充分完善测量量表，使测量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同时避免机械套用他人研究的测量量表。在测量之前，告诉并提醒被试实验结果只用于学术研究，绝对采取保密措施，并将采取良好的匿名措施，使被试不必担心自己所做回答被他人知晓，减少其顾虑，并且尽量传达给被试真实回答问题的必要性，使被试能如实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此外，被试会被要求回答问题，即是否察觉到实验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或者知晓实验的测试内容和目的。如果发现被试知晓启动的目的或实验目的，那么这些被试的数据就会被排除在分析之外。其次，在保证样本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前提下，尽量提高参与实验的样本数量，以此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和有效性。就提高样本质量而言，需要对不合适、无效的样本进行剔除，当然，应该提前制定标准，并事先预估可能出现的不符合要求的回答，使剔除过程有规可循。

　四、结语

本文围绕腐败与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展开研究，采用2×2实验设计的方法，利用问卷网发布问卷的方式进行实验。在实验过程中，提供被试是否与腐败相关的两种不同信息，确切地说，一则以周永康案件为主题，一则以桂花树为主题，作为实验研究的自变量；通过直接询问被试对中央和地方XX信任度的方式，试图激活其“中央廉洁”的刻板印象，并以是否启动刻板印象作为调节变量；通过询问被试有关政治信任测量的四个问题，在进行因子分析和维度平均的前提下，把其综合成“政治信任”因子作为研究的因变量，希望分析“中央廉洁”刻板印象如何削弱腐败信息对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在获得220个样本数据后，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最终结果显示都不显著，即各变量之间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同时表明，本研究假设无法在现有条件下得到证实。基于此，本文认真对整个研究过程进行了反思，并得出了若干改善措施，希望能通过进一步研究验证假设。诚然，实验存在一定的完善空间，但实验需要在各种条件都满足且适宜的情形下实施，不能保证一旦具有好的设计方案立刻就能实施，或者一定能实现目的，理论终究与实际存在差距。有时，即使是较小的失误也会导致实验失败，并且这种失误在一两次的实验过程中可能不会成功被研究者察觉到，因此实验是一个不断改进、不断走向成功的过程。同时，本文基于前人研究结论和社会现实提出的假设，因为前人研究的不足或者此研究问题目前一直处于探讨的过程中，并不存在盖棺定论的成论，所以不完全存在可证实的绝对性。但即使存在这种失败的可能性，仍然希望能开展下一步的研究，希冀能发掘出此研究内容的真实面目，在此研究领域创造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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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科毕业论文是对自己大学四年学习成果的检验，最终能够顺利完成说明自己学习并获得了一定的知识。在此，很感谢我的导师的帮助，感谢您的辛勤付出与谆谆教导。最初，能够顺利选题，少不了老师的帮助，当然，我的论文选题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所以，在后续的实验设计与撰写论文过程中，虽然辛苦，但乐趣十足。在设计问卷的过程中，老师为我提供了具体的问卷题目及问卷样本，并就问卷设计的相关细节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帮助我完成了我的第一次问卷设计。在数据分析阶段，老师告诉我需要进行哪些操作以及具体的数据分析方法，包括如何设置变量等细节性内容。在论文撰写阶段，针对假设验证结果不显著这个突出问题，指导我可以通过反思实验的方式撰写研究结论，并着重帮助修改了摘要、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部分。总感觉，老师简单的话语好像极具魔力，为我指点迷津，给我自信与勇气，助我获得最后的胜利。再次，由衷地谢谢您！

同时，感谢一路上给予我帮助、陪伴着我的所有人。谢谢你们。有了你们，我可以分享喜悦与忧伤。有了你们，我可以成功克服困难。能够相遇、相伴，是我的幸运与福气。最后，祝各位如意顺遂。

政治刻板印象、腐败信息对政治信任的交互作用研究——基于实验设计的发现

价格 ¥9.90 发布时间 2023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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