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银行规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商业银行是一种特殊的金融机构，其主要业务有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承担着为金融市场融通资金的职责。Bank原指Banco，在意大利语中是凳子的意思，这是因为佛罗伦萨银行家曾在文艺复兴时期在凳子上办理交易。经过传承和演化，才有了现在意义上的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的基本作用是为公众和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其宏观影响是充当社会的稳定器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商业银行具有别的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可以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一个原因是，与个人相比，他们甄别信贷风险的能力相当高，能够识别经营良好且风险较低的公司，从而可以降低逆向选择造成的损失。除此之外，银行会在借款之后利用相关的技术来监督公司，进而可以防止公司高层的道德风险危机。

　　如上所述，从商业银行的基本职能可以看出其面向的对象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群，业务覆盖面广，决策经营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较大，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所以商业银行的经营是否稳定、发展是否顺利决定了金融环境和国家的未来。一旦银行有经营困难、资金流转不畅等问题发生，民众会产生恐慌心理，争相跑去银行拿出存款，发生银行的挤兑危机，导致银行破产。银行破产之后，会加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地将资金从储蓄者手中融通给具有生产性投资机会的居民和企业时，导致经济活动急剧收缩，金融危机就会发生，引发社会动荡。由于经济全球化，一国国内经济产生危机，很有可能会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形势。劳伦斯·梅耶在其担任美联储行长时说过，银行应大力推进风险管理，将风险管理的理念贯彻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商业银行职能的特殊性和风险影响的广泛性使其广受关注，学界研究风险的文章层出不穷。

　　20世纪80年代以来，X一些银行通过兼并重组，规模逐步增加直至成为X数一数二的大银行；同时，银行业进行了金融创新，多变的汇率和嵌套的贷款组合使银行的风险骤然增大。2008年X次贷危机爆发，大型银行面临倒闭危机，XX为了维护国内经济稳健运行，不得已救助大型银行。然而由于大型银行的次级贷款过于庞大，XX行为填补不了这一漏洞，X首先陷入经济停滞的局面，随后次贷危机的金融浪潮席卷全球，引发了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从而世界的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其原因是大型银行一旦破产，就会引发社会金融恐慌，XX为了保护大型银行就建立XX安全网。然而，XX安全网的出现会对银行高层产生有XX保护的心理预期，进而刺激他们去从事高风险投资活动，从而进入恶性循环，最终银行高风险的投资失败，XX救助难以为继，便会引起社会性的恐慌，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商业银行的规模对其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密切关注与研究。

　　1.2.1理论意义

　　2000年前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得到广泛关注，国外绝大部分文献从公司治理、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三个方面来探讨银行的风险承担。从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起，大型银行进入学者的视线，国外对于规模与风险的研究开始增加。而在我国，大量学者并不单独考察规模与风险的关系，而是把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研究；并且，国内现阶段的许多文献没有对规模和风险承担的研究得出统一的结论。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的规模和风险承担需要具体的模型建立和数据拟合去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初步的结论。

　　1.2.2现实意义

　　大多数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大型商业银行的规模过大就会产生大而不倒的问题，从而银行风险急剧升高。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也有XX安全网在背后支持，但是我国国情有很大的差异性。首先，大型商业银行有一定的政治任务，有时需要结合国家政策来进行投融资服务，比如我国的基础建设就需要银行的资金支持；其次，我国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由国家信用担保并受到国家的监督。因此，我国银行的风险是否和国外一样随着规模的增长而升高、我国是否需要学习国外去限制商业银行规模是我们必须确定的问题。如果银行规模越大风险越大，那么“大而不倒”就很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尽早做好战略防御进行应对；如果银行风险没有随着规模增加而增大，那么就只需要适当的监管。同时，商业银行的性质不同，规模对其风险的影响也可能大不一样，并且国内鲜有文献对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进行分类讨论。本文增加对银行的分类讨论以求得更准确的结论。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各国敲响警钟，国内外很多学者开始对银行承担风险和银行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

　　国外众多学者对于风险与规模的研究领先国内较多，起步较早。Demsez R和Strahan E(1995)[1]研究表明银行规模会带来产品多元化效应，而多元化并不意味着风险的降低，这是因为大型银行多元化产生的额外收益，同样会被这些产品多元化产生的风险所抵消。Aghion、Bolton和Fries（1999）[2]表明XX安全网可以有效防止银行恐慌引发的银行破产问题，但同时由于银行高层的道德风险，银行的投资决策会以无限扩大银行规模为准则，从而不自觉的追逐利益，提高风险。Boyd、Nicolo和Abum（2006）[3]实证发现，银行的失败概率与集中度正相关和显著相关，贷款与资产比率与集中度负相关和显著相关，银行利润与集中度正相关和显著相关，说明银行规模变大风险变高。Ray Barrell、E Philip Davis和TatianaFic（2011）[4]通过大量样本估计得出结论：规模和规模增长率两者都与风险承担相关。大型银行相比于小机构可能会承担更大的风险，更进一步加剧系统风险。Luc Laeven，Lev Ratnovski和Hui Tong(2016)[5]研究发现，系统性风险随银行规模的增大而增大，与银行资本呈负相关；且银行规模和资本对银行非系统风险也有独立影响。

　　在国内研究中，我国商业银行的规模与其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统一的定论，有的学者认为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如：陈学彬和徐东明（2012）[6]建立的模型中，将银行规模纳入考量范围内，最终得出随着规模增加，银行风险承担减少的结论。江曙霞和陈玉婵（2012）[7]在对影响银行风险因素的研究中，从三个不同角度衡量银行的风险，其中把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得出了和徐东明类似的结论。但是，随着近两年银行业数据的更新以及更多学者在这个领域进一步的探究，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陆岷峰和张惠（2011）[8]通过对银行饱和度进行分析发掘，中国商业银行快速扩大的规模已经面临过饱和的问题，如果进一步扩张规模可能导致银行承担的风险增加。同时，谭政勋（2013）[9]部分银行由于规模过大已经进入规模不经济阶段，特别是五家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更偏向于公司性质，对风险把控能力更佳。而现在学界主要研究结论趋势更偏向于“U”型关系。宋清华、曲良波和陈雄兵（2011）[10]把2000-10年间13家银行的规模数据进行回归，以往研究假设的线性模型可能过于简单，而现实情况更为复杂，文献新纳入一部分控制变量最终得到规模与风险之间U型关系可能更贴合现实情况。张宗益，汪宇（2014）[11]运用2003-2012年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本文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探讨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首先，绪论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内容和方法。第二章明确阐述了规模和风险承担的概念并对相关的理论进行了分析，讨论了国内规模与风险的现状，之后结合理论和现实数据提出了研究假设。第三章以2006-17年12年作为时间区间，选定我国130家商业银行共1231个相关数据，主要进行了研究设计即样本及数据来源的介绍、变量选取和回归模型的构建。样本包括了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城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确保了样本的全面性，提高实证结果的可信度。第四章，利用模型对规模和风险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做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并进行相应的检验，通过整体分析和分类分析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到实证结果。第五，得出结论，并针对不同性质银行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如何通过控制规模来提高自身风险承担能力提出对策建议。

　　本文的框架如图所示：

　　1.5.1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本文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与其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不仅仅使用了定性分析，同时也从定量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文章首先进行理论分析，通过规模经济和大而不倒理论的阐述并结合国内外规模和风险的现状趋势图来定性分析商业银行规模和风险承担的关系，为之后的实证提高理论依据。之后，文章通过样本数据回归的方法对其进行定量分析，再结合定性分析的角度得到研究结论。

　　1.5.2整体分析与分类分析相结合

　　另外，文章首先对商业银行进行整体分析，即对样本整体进行数据回归，以揭示商业银行整体的趋势。之后，文章还对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进行了分类分析，即将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和城市/农村商业银行按其所属性质分为三类进行回归，从而比较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其规模和风险的关系是否不同，进一步丰富和细化本文得到的结论。

　　2.1.1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概念

　　商业银行风险是指处于正常经营的商业银行，受到金融市场和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其实际收益率达不到目标预期值，银行还可能因为受到风险而进入亏损乃至破产的状态。

　　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是商业银行的四种主要风险类型。信用风险是指在进行贷款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中，由于对方违约而产生的风险，理论上讲该类风险在银行所面临的风险中占比最大，因此需要最高的监管资本金数量来对其进行控制。市场风险是银行在交易时受到汇率涨跌、利率波动等引发的风险导致证券投资失败，导致资产折价。操作风险源于银行系统受到内外不可抗力因素而产生的误差，如报告系统、信息系统发生故障，从而损失增加的风险。流动性风险是银行资金储备不足以应对突发状况，不得已通过将正在交易的资产折价变现等方法来稳定资金流，导致银行出现大量损失。特别指出，流动性指的是在不损失资产的前提下所具有的将其资产随时变现或者从外部获得资金的能力。

　　2.1.2商业银行规模的概念

　　一直以来，商业银行规模的概念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大多数国内外学者倾向于将资产的数量作为衡量规模的办法；一些社会调查研究和新闻报告中经常汇报从业人员和分支机构的数量来比较不同商业银行的规模大小。

　　商业银行的规模概念较为抽象、形式较为模糊，这些特点使商业银行的规模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以往，一个银行的从业人员多少和分支机构的多少代表这一家商业银行的规模大小。但是随着我们进入信息化，银行业有了相应的改进，通过制造自助终端机和建立网上银行等各种手段能够轻松和便捷的代替人工、减少网点的设立。因此，用分支机构和从业人员数量已不能全面度量银行的规模。现在的文献中大多数把银行的资产规模当作规模指标。

　　2.2.1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理论是主要的的与商业银行规模相关的理论。在2010年以前，国内外很多的学者关注规模经济理论，试图从中探索出规模和银行经营效率的关系；在2010以后，由于银行风险逐步成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大而不倒”问题的出现使得更多人去探索规模经济理论对银行的负面效应。本文具体介绍规模经济理论及其与银行承担风险的关系。

　　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是指经济组织在指定技术的前提下通过扩大其产品的生产规模与从而使产品在一定产量范围内平均成本是下降的以使经营效益增。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效应是指随着规模的增加，银行的经营成本降低，银行有更加充足的盈利空间。规模经济一般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影响。商业银行的内在规模经济效应是指，单个的商业银行具有规模优势后，获取信息能够更加便捷、成本更低，从而投资收益更高；而商业银行的外在规模经济是指整个银行业的规模扩大，金融投资环境良好，单一银行更容易获取信息优势、降低各类成本，从而收益提高。

　　显然，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的形成比一般金融机构更为快捷，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方面，商业银行经营的产品与普通企业经营的产品有一定的区别。商业银行经营的产品为货币，相比于其他公司，银行并不需要进行产品数量和质量的严格把控，因此发展银行规模考虑的产品因素几乎为零。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货币的同质性，商业银行在不同的区域扩大规模时，货币供给也会相应的增加，很多客户会因为地理位置便捷等原因加入新的分行，为商业银行筹集更多的货币。而商业银行可以利用负债发展其资产业务，从而提高资金能够在普通大众和银行手中运转的效率，实现效益成倍增加，获得的额外收益可以继续扩大银行规模，从而进入良性循环。

　　然而，诸多因素并不允许银行规模的持续扩张。银行规模扩大后，许多银行会设立分行、支行，分行、支行内部继续设立管理层，组织结构的冗余导致总行的政策传达较为迟滞、对于内在人员的监管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同时，由于银行的规模较大，银行高层会有一种盲目乐观的心态，更容易做出错误决策。组织经营效率的下降、银行的决策失误都会致使银行经营出现漏洞、资产质量差异较大、资金链断裂和经营效益减小，最终规模不经济的现状会影响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本文根据规模经济理论认为，银行的规模差异对风险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

　　2.2.2商业银行规模与风险的关系

　　“大而不倒”是指当金融机构的规模过大时，在整个金融环境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破产会产生道德危机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甚至对整个金融社会的稳定造成巨大影响，XX出于维护债权人权益的目的不能让其倒闭的现象。这一方法使公众有对银行较高的预期，在银行的资金出现周转不畅时，民众会相信XX伸出援手，因此银行出现挤兑现象的概率显著下降，银行的破产风险显著降低。即使XX对大型银行的保护能够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刺激经济繁荣，但这种做法仍会留下一定的隐患。

　　XX对银行大而不倒的扶持可能同时诱导银行高层和存款大众。第一，银行有了大而不倒的XX隐形信用担保，在经营活动中，银行高层就乐于用高风险去博取高收益；第二，存款大众因为XX安全网的存在会使其放松对银行的监管，从而使银行有更大的空间来实现高风险活动；第三，除了道德风险问题，大而不倒还会造成逆向选择问题，即客户在进行选择时，没有全面的对比银行的优劣、经营的效果，而是将银行的规模作为重要且较为单一的参考因素，这样会导致两种后果：一是大规模的银行通常具有更高的风险，盲目选择规模较大的银行会助力大银行走向高风险投资的不归路；二是小型银行即使有良好的经营状态也无法吸收到足够的存款，只能通过提高利率来增加竞争力，不公平竞争环境会让小型银行的经营状态恶化，风险骤然提高，无法维持与大银行的竞争状态，让资本的天平不断向大银行倾斜，从而使大小银行规模差异更大，进入恶性循环。

　　因此，大而不倒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在规模过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规模的增加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银行经营状况恶化，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

　　银保监会（CBIRC）最新公布的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名称显示：截至2018年6月底，中国银行业的机构总数为4571家，与2017年末统计的4549家相比有22家新增加的金融机构。其中主要包括国开行及2家政策性银行、1家邮政储蓄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5家大型国有银行、134家城市商业银行、1311家农商行，还包括众多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外资法人金融机构、集团财务公司等等。

　　2008到2018这十年间，全球的经济仍被笼罩在08年经济危机的阴霾中，国际金融市场恢复缓慢。但中国经济通过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仍保持稳中向好的趋势，宏观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中国金融市场也在危机之后快速调节，银行业总数逐年递增，银行从业人员也已突破400万人，整个中国银行业在缓慢发展。下面对银行业规模与风险的现状进行描述。

　　2.3.1我国银行规模现状分析

　　①我国商业银行规模整体分析

　　银监会于2019年最新披露的我国银行业数据报告如下：银行业总资产2，760，000亿元，创历史新高，比去年同期数据增长7.7%。其中，五家国有控股总资产高达1,120,000亿元，占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的40.8%，增幅与银行业整体增幅相持平；另外的银行也表现出相似的趋势，说明我国金融环境开始回暖，银行业的发展迎来春天。

　　本文选取130家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约为59%，因此样本数据对行业整体有明显的代表性。选取2011-17年对样本数据进行截取，得到规模整体分析结果如下：

　

　　如图所示，截止到2017年底，银行业总资产为2,457,800亿元，和年初相比增加了194,600亿元，增长率为8.6%；银行业总负债为2,263,700亿元，和年初相比增加172,500亿元，增长8.3%。纵观2011年-2017年近七年来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一直呈现增长的趋势，且总负债和总资产保持相同的增长幅度。2016年是资产和负债增长最为迅速的一年，总资产增长率达到19.6%，其余年份的增长率总体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

　　②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分类分析

　　根据2017年银行资产排名显示，除国家开发银行以外，榜单前六的剩余五家银行都被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占据，因此整体分析结果可能受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影响较大。因此，我们对具有不同规模数量级的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做分类对比。

　　

　　国有、股份和城市/农村商业银行三类银行的平均总资产，在2011-2017年的范围内都呈现逐年递增的状态，说明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仍在蓬勃发展，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规模都持续扩大。其中5家国有银行的平均总资产远超另外两类银行。而数量最多的城市/农村商业银行同类资产个体差距也比较大，平均总资产在三类银行中最小。

　　

　　各类银行的总资产增长率虽然仍旧为正，可是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商业银行资产整体虽然仍处于上涨趋势，但是三类银行的规模增长速度都略显颓势。特别是2014年，几乎所有银行的规模增长率都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这可能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余震导致全球资本缺少发展的土壤。

　　2.3.2商业银行风险的现状分析

　　根据相关报道，截止到2019年3月，整体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21,600亿元，同比增长4.6%；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占总贷款额度的比例为1.80%，和去年同期数据相比基本保持不变；商业银行10.95%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在过去的一年中下降了0.05%。这说明近期银行业的信贷资产质量保持平稳且风险抵补能力也较为充足。

　　①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现状分析

　　不良贷款率由于其能够直观、客观地表现银行资产的质量，通常作为一个结构性指标来衡量风险。通过对银监会所披露的信息进行统计和整理，样本中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结果如下：

　　

　　如图所示，2011-17年我国商业银行NPL指标（不良贷款率）总体上呈逐渐增加的趋势，于2016年上升变缓出现阶段性的转折点，到2017年NPL指标开始下降，这表明银行业越来越重视不良贷款率这一指标，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出现回升的迹象。从图中来看，2011年各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布在1%左右，与2011年相比，2017年的不良贷款率约为1.5%，有一定的提升。同时，国有控股银行历年的不良贷款率都比股份制银行高，结合上文规模的现状，即国有银行总资产占市场的大约40%，可以表明5家国有银行很可能已经从规模经济效应转变成规模不经济效应的范围中。

　　②商业银行Z值的现状分析

　　Z值也可以作为一个指标来对银行的破产概率进行度量。破产风险是银行的经营出现问题时，其债务超过总资产，无法用净资产来弥补亏损的风险。本文在下一章会对Z值有详细介绍。本节对130家银行进行了分类对比分析，时间区间选择为2011年到2017，对国有、股份和城市/农村三种性质的商业银行的Z值分别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中结果显示，三类银行Z值随时间展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城市/农村商业银行的Z值在2011-2017年这7年中，先下降后上升，呈现一个较为明显的转折点变化。而股份制银行的Z值波动较大，且并不是特别规律，但整体呈现下降趋势。5家国有银行的Z值曲线变化平缓，在2011-2014折5年中呈现一个下降趋势，但是在2015年出现一个较轻微的转折，有逐渐上升的迹象。同时，与另外两类银行相比，国有银行的Z值最小，这可能是因为国有银行因为性质、政策和规模等原因，更不容易破产。

　　根据规模经济理论，由于银行经营的产品和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有同质性，当银行规模增加时，其运营成本会被平摊，减少的运营成本会转化为以后额外的利润从而增加银行的收入。但是，规模经济效应会导致银行盲目扩张，其组织机构庞杂冗余、难以管理；由于组织结构规模过大，整个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效率逐渐下降，影响整个银行的运营。同时，贷款规模也会相应的扩大，大型银行对自己盲目乐观导致资产管理出现严重问题，使其贷款中出现不良贷款率的机率变高。之后银行逐渐淡出规模经济阶段，规模不经济会逐渐显现。

　　根据大而不倒理论，当金融机构的规模过大时，其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至关重要，XX为了维护债权人权益不能让其倒闭。这一方法会使公众有对银行较高的预期，当银行资金周转不畅时，普通大众会对XX抱有希望，因此XX部门的公信力为银行分担了一部分的挤兑压力，银行的破产风险显著降低。但是，受XX安全网保护的大型银行具备XX提供“大而不倒”的隐性担保，所以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大型银行的一部分投资活动更会存在赌博心态，将过多的资金投入到高风险的金融活动中，银行风险由此提高。

　　商业银行规模和风险的现状分析也可以证实上述理论。2011-2017年间，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稳定升高，Z值呈现并不显著的U型趋势，可能是时间区间范围选取过窄，所以在实证分析中选择2006-2017年进行分析。商业银行的规模在7年间持续增加，但近几年银行放缓了扩张的脚步，规模增长率有所下降。

　　综上两种理论以及数据现状分析，我们得出以下三种研究假设：

　　H1：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H2：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风险呈正相关关系；

　　H3：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风险呈U型关系。

　　本文使用的是我国130家商业银行2006年到2017年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研究，采用整体和分类分析来进行回归。首先对全样本数据进行整体性分析，获得我国金融机构的规模对风险的普遍趋势。其次，因为不同类别的商业银行往往在金融行业中有不同的经济地位，规模对其经营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区别，故我们猜测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有不一样的规模与风险的关系。因此，本文的分类实证分析把银行根据性质分为股份制银行、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和城市/农村商业银行三类分别进行分析。

　　文章的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和各个商业银行的年报。CSMAR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的数据较为齐全、涵盖面广，再加上各银行的年报能够将得到众多非上市银行的数据，使得研究样本广泛扩大。

　　3.2.1被解释变量

　　从已有文献出发，不良贷款率、Z值、风险资产占比等都被作为指标来对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进行衡量。整体上来说，衡量银行风险的方法主要分为破产风险法、资本充足率法和市场法三种。下面具体来介绍三种方法。

　　（1）破产风险法站在普通公司的角度、忽略银行的特殊性对其风险进行衡量。破产从传统意义上定义为企业的资本缓冲抵补小于企业的损失，一般是将银行可能出现的破产概率作为银行的破产风险来衡量。当E<-π时，定义银行为破产（其中E是股东权益、π是收益），当银行处于E<-π状态时表明银行需要被抵补的损失已经超过了银行的资产，银行处于破产状态。其中，CAR（=E/A）代表权益资产比率，而ROA（=π/A）代表总资产收益率，prob（CAR<-ROA）表示破产的可能性。当ROA符合正态分布时，Z=σ（ROA）/（ROA+CAR），此时Z指数是破产风险。迄今为止，学界已经约定用破产风险Z指数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

　　（2）市场法站在投资者特有的角度将银行在市场中可能面临的一系列风险综合纳入考量范围。但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现实使用中存在一定的限制，比如当股票利润随着市场的波动情况作为指标，来衡量银行承担的风险时，但是由于银行杠杆比例的不断变化这个指标也在不断产生变动，并且以该指标反映银行资产的变化情况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除此之外，由于市场法是从投资者的视角出发来衡量银行风险，需要的完整交易数据只有上市银行才有，这也是限制市场法在现实中应用的一大原因。

　　（3）资本充足法是以资本充足率作为基础，来衡量银行风险。该公式由巴塞尔委员会在《资本协议》中提出。按照协议规定，银行应有高于8%的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应该高于4%。资本充足法与其余两种方法相比比较特殊，它的代理变量是从公式出发，选取分子中的CAR和CAP，分母中的NPL和RWA，来对银行风险进行定量的衡量。资本充足法与其他两种方法相比，可以针对每个银行，得出更具体的结论，以方便银行管理层从监管层面对减少银行风险提出针对性意见。

　

　　按上表所述，市场法只在上市银行中才能使用，所受限制比较大，适用范围没有另外两种方法广。并且，由于一部分银行的指标数据存在缺失的现象、难以获取，本文为了保证每家银行的数据尽量完整，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考虑将破产风险Z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不难看出，如果一家银行有较高的Z值，就代表这家银行破产可能性越高。Z值公式如下：

　　式（3.1）

　　3.2.2解释变量

　　相比于以前将银行总机构数量和从业人员数量作为规模的简单度量，现在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大多数会将银行总资产和存款、贷款的规模作为指标，银行总资产是首选。文章综合考虑了相关的文献研究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最终决定用以衡量银行规模的指标是银行总资产（SIZE）。由于风险用Z值表示，而规模用银行总资产表示，理论分析和实际计算之后发现，此时银行规模的数量级远超风险指标。为了保证数据和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将总资产数额取其对数，以此方法来降低资产的数量级，方便最终规模与风险的度量。

　　3.2.3控制变量

　　除规模之外，也有很多因素会影响银行风险的大小。整体来说，国家政策或者银行自身经营效率等都会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回顾前人的文献我们可以将控制变量选择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方面，几乎所有文献都把人均GDP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吴亚（2014）等人采用M2/GDP来衡量货币流动性，这两个指标是银行经营受到的主要外部影响因素。在微观也就是银行经营方面，本文根据陈玉婵（2012）等人的研究所取的控制变量，选择CAR作为资本充足率的代理变量；根据刘海明（2012）指标有效性的研究，将不良贷款率NPL作为度量银行资产质量的控制变量十分合理；本文按照宋清华、曲良波（2011）等人的文献研究，将贷款占总资产的比值（LS）作为衡量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指标；陈玉婵（2012）等人的文献研究利用成本收入比即业务及管理费/营业收入来衡量银行经营的运行效率。综上，在银行层面，本文采用资本充足率CAR、不良贷款率NPL、存款规模DEP、贷款结构LS、运行效率CI来衡量银行特征的差异。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GDP

　　实证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GDP的上升与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呈负相关关系，可以作为判断银行经济状况是否稳定的先行指标。因此，本文选择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GDP来衡量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2、货币流动性MG

　　国家货币超发、资本市场中流动性过剩，首先会导致超额资本进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极易造成价格泡沫。之后，银行的资产管理会出现问题，社会贷款总量缩减，银行不得不下调利率来吸引贷款，加剧银行信贷风险。

　　3、资本充足率CAR

　　当银行经营出现危机时，其资本金占比对银行是否能够消除这一危机、继续稳定经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可以提高银行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

　　4、不良贷款率NPL

　　前文对不良贷款率有详细的介绍，在此不做赘述。不良贷款率是衡量银行资产安全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

　　5、存款规模DEP

　　银行存款的减少不利于商业银行信贷的扩张，银行的放贷会受到较大的制约，这也对银行的信贷业务产生一定程度上影响，减少银行的流动性，增加其倒闭风险。存款规模（DEP）=存款总额/资产总额×100%。

　　6、贷款结构LS

　　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就着力于寻找信誉良好的借款人，以较低的价格出借资金、以较高的价格收回资金。资产利用是否充足、资产的盈利质量如何都会影响经营的效率和质量。公式如下：贷款占比（LS）=贷款/总资产×100%。

　　7、运行效率CI

　　银行的经营效率需要通过成本和收入的测度来计算。陈玉婵（2012）等人使用的指标是业务及管理费/营业收入，本文经过思考与实际探索认为，应该使用营业支出替代业务管理费从而全面衡量银行的业务支出，从而使收入支出比更具有代表性。运行效率（CI）=营业收入/营业支出×100%。

　　综上，本文的研究变量和指标确定如下表所示：

　

　　

　　上式（3.2）是研究的实证模型。其中RISKit为被解释变量，SIZE为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包括NPLit、CARit、DEPit、CIit、LSit、MGit和GDPit，即样本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存款规模、营业收入支出比、贷款结构、货币流动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本文主要运用stata14.0统计软件进行实证回归分析

　　

　　表为按照整体和分类分析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根据表结果可以讨论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风险对比。以不良贷款率为例，股份制银行的NPL均值为1.32%，显著低于全样本的1.63%。国有银行的NPL均值最高是2.43%，约为股份制银行的一倍，说明国有银行的贷款控制方面可能有所欠缺。从Z值来看，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都显著低于全样本的均值0.08，而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数据略高于全样本，破产概率相对较大。

　　从描述性统计中我们也能看出各类性质商业银行规模上的差异。国有银行资产规模最大为29.94，其标准差最小为0.62，这说明五家国有银行都具有非常近似且庞大的规模，在金融市场占比均匀且影响力极大，其贷款规模为和存款规模也远远大于全样本的均值。城市/农村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是25.14，显然在样本中居于末尾，其贷款规模的数据结构也极为相似，但其存款规模较高，说明城市/农村商业银行在吸收地方存款的能力上较强。

　

　　根据表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Z值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与作为解释变量的SIZE和规模的平方SIZE2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这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指明了方向，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式（3.2）的可靠性。具体来看，Z值与表示规模的SIZE的平方呈显著正相关，说明银行规模和风险大小之间可能具有非线性关系，符合本文之前提出的研究假设。除宏观变量和NPL外，其他控制变量均与Z值显著相关。

　　接下来我们需要确定模型是个体固定效应还是个体随机效应，本文随后进行Hausman检验。由Stata14.0可以得到，Hausman统计量的值显示为532.75，概率p=0.0000，远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故本文采用的模型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4.4.1整体分析

　　因此，我们以130家银行的整体数据为基础，以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为模板，利用Stata14.0软件进行基本的实证分析：

　　

　　根据表4.3，R2值为0.777，说明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分别来看，Z值代表破产风险的情况下，规模的一次项系数在0.0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规模二次项的系数在0.0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因此模型是一个开口向上的U型曲线。回归结果显示，在全样本中，银行的风险一开始随着规模的增加而降低，到达某一顶点后又随着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我们可以计算出银行的最佳规模，公式如下：

　　因此，21.59是一个很重要的规模节点。在银行发展到最佳规模前，银行的风险是逐步减少的，在实践中也是如此。很多经营较好的新兴银行都是乐于去通过兼并去扩大其规模，只要是处于稳定的经营的状态，在这一阶段他们不会怎么担心银行的风险问题。但是一旦迈入最佳规模21.59以后的阶段再扩大规模，许多银行的风险问题会逐步增多，就像理论分析所述，银行会进入规模不经济甚至大而不倒的状态，此时的商业银行承担的风险水平无疑是严峻的。同时，对比样本数据显示，国有大型控股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规模已经超过最佳规模21.59，而城市/农村商业银行的规模分布于最佳规模的两侧，因此我们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4.4.2分类分析

　　分类分析中我们把银行性质作为约束条件，将样本按照银行性质分为三类，即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和城市/农村商业银行，把分样本的数据分别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4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SIZE2（城市/农村商业银行）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为0.533，而SIZE（城市/农村商业银行）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为-24.207，这说明其规模与风险之间仍呈U型关系，按照公式（2）求出的最佳规模是22.72。这说明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和银行全样本整体趋势相似，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农村商业银行整体规模虽然都不是很大，但是国家规定了城市/农村银行运营的空间，在一定范围内城市农村商业银行规模分布比较均匀。且城市/农村商业银行的所有变量都与Z值在1%的水平下显著相关，即这个模型对于城市/农村商业银行的数据是拟合效果很好的、拟合结果是可靠的。因此针对城市/农村商业银行，规模没有超过22XX可以加大力度去保护和扶持，同时监管机构要密切注意规模超过22的银行以防其出现规模不经济。

　　而股份制和国有银行的分类回归结果显示，SIZE2（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SIZE（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系数均不显著，股份制银行也是一样的特点。说明这两类银行的规模和风险没有显著的U型关系。再观察控制变量发现，模型整体拟合效果很差。根据样本数据对比和理论分析，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由于银行规模分部不均匀，导致其数据分部处于U型曲线一侧造成的。为了证实猜测，我们删除模型中的SIZE的二次项，只留下SIZE的一次项来重新估计。

　　式（4.1）

　

　　表4.5为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线性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商业银行的线性回归中，SIZE（国有银行）的系数在0.0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SIZE（股份制银行）的系数在0.0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虽然两组数据拟合效果较好，但是我们还需要讨论不同银行规模和风险关系相反的问题。首先解释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其SIZE一次项系数为正，即表明银行的风险水平随着其规模的增大而增大，因此国有银行的规模很有可能已处于U型结构的右侧。通过收集到的样本数据我们得知，国有银行的规模已经远大于最佳规模21,59，并且其分类实证的线性结果也表明其规模和风险正相关，因此结合规模经济的理论猜测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可能已经处于规模不经济这一阶段。然而，股份制银行SIZE一次项的系数为负，其风险水平随着其规模的增大而减小。参考对国有银行的论断，我们同样观察股份制银行的规模数量，发现其大部分也已超过21.59的最佳规模，这就导致分样本和全样本的结果不一致。经过相关文献和资料的查询我们认为，因为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特性，即有充足的超额准备金、严格控制的不良贷款率等等，其风险承担能力会比其他两类银行强，其的最佳规模远大于总样本的最佳规模，所以股份制商业银行可能仍还处于规模经济这一阶段。

　　本文从选取的130家商业银行的数据出发，利用stata14.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先对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筛选出样本数据中的异样值并剔除，以确保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为了初步估计试验所设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Z值的影响，同时探索各个变量之间会否相互影响，特此在回归分析前利用软件对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随后在选择回归模型前进行了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才能更准确的展示规模与风险之间的关系。最后开始实证分析。首先进行全样本的整体性分析，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曲线关系为一个开口向上的正U型曲线；随后进行分类分析，得到不同类型银行之间，风险与规模之间更具体的关系，以进行比较分析。

　　经过一系列的实证分析，得到的最终结果已在上一节中列出，通过分析，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5.1.1商业银行整体分析的实证结论（满足U型）

　　通过全样本的实证结果得知，根据SIZE和SIZE2的系数来计算，银行的理论最佳规模为21.59左右，即在银行规模为21.59时，银行承担的风险最小。我国银行业规模的分布比较广，有个别银行规模极大，已然进入规模不经济阶段。

　　从整体统观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问题，银行规模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为正U型模型也就是本文2.4中提出的假设H3。也就是说在银行规模的发展道路上存在一个最佳规模，当银行的规模小于最佳规模时，银行规模的增大会使银行承担的风险减低；而当银行规模超过理论存在的最佳规模点时，银行规模的增大反而会增高银行承担的风险。对此可以解释为，商业银行具有与普通公司类似的性质，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由于运营，管理，经营等方面都不成气候，与规模大的商业银行相比，面临着更高的运营成本。在这个阶段，银行规模的扩张会使运营成本平摊，改善银行各项指标，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减少银行所面临的风险。但是当规模达到理论最佳值时，规模继续扩张会导致管理结构的冗余，决策执行滞后等问题都会随着规模的继续扩张而逐渐显现出来，银行的各项指标恶化，从而面临更高的风险。

　　城市/农村商业银行规模与其银行风险承担与整体结果类似，为开口向上的U型曲线。本文将上海银行、重庆商业银行、北京银行、昆仑银行等110家银行归为一类。与整体分析类似，根据SIZE和SIZE2的系数来对理论最佳规模计算，结果为22.72左右，比整体分析的结果略高。总体来说，城市/农村商业银行规模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与总体样本基本相似，在此不做过多讨论。

　　5.1.2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的实证结论（不满足U型且斜率为正）

　　本文描述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的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和中国交通银行这5所银行。对于大型国有银行而言，回归结果显示，当其规模增大时，其面临的风险也随之增大。由于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集中了金融市场中大量的资源，规模远超另外两类银行，因此可以做出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已经超过理论最佳规模的推断。分类回归结果显示，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规模与风险之间并没有显著的U型关系，对公式（3.2）的拟合情况并不好，其中SIZE与SIZE2与Z值均不显著相关。为了对国有银行进行进一步的探究，本文利用线性模型对国有银行的数据进行再一次拟合，最终获得较好的拟合结果，SIZE的系数为正，且在最高置信水平1%上显著。可以猜测，由于我国国有银行规模普遍较大，均已超多理论最佳规模，已经处于规模不经济阶段。

　　5.1.3股份制银行的实证结论（不满足U型且斜率为负）

　　以整体分析所得到的理论最佳规模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规模普遍超过了21.59，理论上已经进入U型曲线的右半支，即已经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为了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本文用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分类分析，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规模和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整体分析的实证结果出入较大。但是在我们对股份制银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发现：股份制银行比国有控股银行持有更多的超额准备金，有更低的贷款比率和贷存比，不良贷款率也显著低于国有大型控股银行，说明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时更加谨慎，对风险有较强的防范能力；同时，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农村商业银行相比规模较大，不容易出现中小银行可能面对的信贷违约的资金周转空间不足的问题。股份制商业银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像一个公司，因此公司管理层的决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创造价值的多少和风险控制的好坏。哪怕在同等规模情况下，股份制商业银行管理层也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银行发展的走向。因此，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是减少其面临风险的一个好方法。所以我们认为，股份制商业银行较强的公司治理能力提高了其风险承担能力，其最佳规模比总样本的最佳规模大，故股份制商业银行可能仍还处于规模经济这一阶段，即还未到达理论最佳规模，银行规模的增大可以有效减少其面临的风险。

　　从整体来看，本文建议银行监管部门应该把银行的规模纳入监管指标，或者最少是应该对其加以控制。当银行规模超过理论最佳值时，银行所面临的风险会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一些限制性政策的出台是有必要的，以遏制商业银行无节制地扩张规模或互相吞并的现象。吸取X的教训，防止或遏制“大而不倒”的问题的产生。下面按照银行不同性质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5.2.1城市/农村商业银行的对策建议

　　由于城市/农村商业银行通常扎根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面向的受众和业务覆盖的范围有限，其规模的发展会被地域限制所束缚。而这会使这类银行的盈利水平不高，在金融市场中缺乏竞争力，面临更高更集中的风险。因此，地方XX应该适当扶持本地商业银行的发展，给予一定程度上政策的倾斜，为其扩大规模提供相应支持，努力增加其业务覆盖面，督促其朝着U型曲线的最佳规模的目标奋力前进，达到规模经济阶段，发挥资产规模经济效率。在银行业的竞争中，XX不应有地方保护主义，但是也应该为本地银行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允许外界资本进入本地市场的前提下，XX应为本地银行提供更多的帮助，帮助其在外界金融浪潮的冲击中，找好定位，站稳脚跟，稳步向前。允许本地商行的某些并购、扩张行为，以完善其服务功能，在为周围民众提供更优质服务的同时，提高自身的时常竞争力，增强抗风险能力。同时对于规模已经超过最佳规模的本地商行，XX要加以监督，防止其进行高风险投资等操作，减缓其规模扩张速度。

　　面对现在市面上银行市场份额配比不均的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引入竞争。由于国情影响，我国XX一直对银行业有着非常严苛的管制制度，避免出现竞争，导致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一家独大。然而国有银行虽然在市场占有较大份额，但是面临挑战却缺乏活力，很难灵活面对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经济格局，国有银行的收益并没有因为集中了市场上大量的资源而增加。因此，XX可以从政策上适当降低资本进入本地银行市场的门槛，鼓励各类资本在本地银行业的多样化发展，只有竞争才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活力，只有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使各类资本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挺高银行业的运营效率，提高市场的整体收益，是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最终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在这种环境中，本地商行应以提高自身竞争力为第一要务，而中国银行业也会因为城市商行的进入会逐渐出现良性的竞争，在竞争的引导之下，我国银行业的发展逐渐步入正轨。

　　5.2.2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的对策建议

　　由于国有银行已经进入了规模不经济的阶段，因此限制国有银行规模急剧扩张成了首要任务。除此之外，还应该对国有银行的业务覆盖范围进行监管，对其进行业务的风险度进行衡量，限制高风险投资的发生，在银行传统业务与风险投资业务之间建立防火墙，防止其最终“引火上身”，从而实现国有银行更稳健的运营。

　　除此之外，还需要对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的扩张行为进行严格的把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银行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新功能，而不再是从事简单存贷业务的货币机构。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完善自身功能，许多银行选择吞并其他银行的方法在金融发展浪潮中寻得一席之地。国有银行在现有规模已经很大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扩张、吞并，会使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和功能过度集中，甚至使其处于垄断地位。国内市场威胁的减少会使其丧失忧患意识，从而采取高风险的投资来获取高回报，增加我国系统性风险。

　　对于像国有银行这种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XX应该实行更严格的监管。监管部门应在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等方面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XX在加强监督，完善监督机制的同时，应督促国有银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增加其经营信息的透明度，并帮助其加强对风险的把控和管理。同时存款保险制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储户因大型银行倒闭而蒙受的损失，从而减少挤兑现象产生，减少银行面临的破产风险。

　　5.2.3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对策建议

　　股份制商业银行中，股东、经营者、基层员工都能对公司整体管理水平产生不小的影响，因此协调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增强股份制商业银行运营稳定性的首要任务。首先要尽量协调不同股东之间的利益矛盾，不仅要防止个别股东存在“赌博”心态，企图用高风险投资活动换取高利润的行为，还要防止内部股东间的利益纠纷，以维持团队团结。第二是要完善公司的管理制度，赋予董事会更高的独立性，确保董事会组织的纯洁性，使其切实履行监督、决策、经营等权利，以确保整个公司高效运行。三是要不断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利用公司治理的优势来减少规模扩大带来的运营风险。

　　对于监管机构来说，在对银行规模进行控制时，银行性质应该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由于我国不同类型银行的差别较大，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其管理因素的影响，最佳规模要大于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和城市/农村商业银行，所以监管机构要灵活变通，对股份制银行允许的规模上限要大于其余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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