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银行负债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基于16家上

　　随着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进入高潮，XXX背景下，国内商业银行总体经营环境趋于改善，银行业各类机构稳步推进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其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趋稳，资产质量有所提高，银行风险抵御能力也得到增强。2018年7月11日，银行业协会发布了《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2018）》[1]（以下简称《报告》）。其中显示，2017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总负债规模为182.06万亿元，增速达8.87%，其中97.78%的负债币种为人民币，人民币负债增速达8.65%。而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和表外业务规模持续回缩。对于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情况，《报告》指出，2017年，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形势可以说是稳中向好，市场与流动性风险整体可控，风险抵补能力进一步增强，资本充足率为13.65%，拨备覆盖率为181.42%，相较年初分别增长0.37%和5.02%。

　　以上数据表明，在2017年，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在金融监管的常态化之下变得越来越合理化，总体来看，我国银行承担的风险水平有一定下降。负债业务是商业银行最重要最基础的业务之一，起着为银行筹集大部分资金，维持资金来源的作用。其中，存款是银行负债业务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银行的信贷规模。但是，银行存款规模的扩张受限于经济增长水平和家庭财富积累。当信贷增长快于现有存款池时，银行通常会选择其他融资渠道，以满足信贷扩张的需要（蒋海和黄敏，2017）[2]。因此银行也有了非存款负债业务，通过主动向金融市场或中央银行进行资金的融通。2010-2016年的年报数据也表明，在这7年间，我国商业银行主动负债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按规模大小分类，各类型商业银行主动负债年均增长均在大型银行20%左右，中型银行40%以上，小型银行增长俞一倍。并且根据主动负债占总负债比例的变化，大型银行平均上升了约4%，中小型平均提高了近15%（宣金福，2017）[3]。

　　早在2013年6月，由于银监会对8号文的落实展开检查，各家商业银行开始将表外非标资产转移至表内同业资产，直接挤压了同业拆借额度，我国流通领域内货币相对不足，银行间拆借资金难以弥补亏空，同业拆借利率飙升，形成“钱荒”。并且6月上旬所发生的光大银行对兴业银行的违约门事件带来了遍及全国的蝴蝶效应，使得金融市场产生的资金流动性紧缺的恐慌感进一步增强，市场利率再一次走高，隔夜头寸拆借利率飙升578个基点，达到13.44%，拆借资金的违约门最终造成了金融危机。同业负债具有期限短、利率低、信用高的特点，深受商业银行青睐，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会影响到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因此，对其的研究十分有必要。

　　市场化条件下，商业银行主动负债业务正在不断崛起，吸收存款的负债方式在其负债业务中的基础地位和影响力正在逐步削弱，而非存款负债的比例对银行负债结构所起的作用则在不断加强。同时由于居民资产配置和金融产品的丰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银行负债结构中存款比重下降。另外还有大量崛起的银行同业业务导致银行间资金存在着高杠杆现象（黄鑫冬，2014）[4]。银行的负债结构发生变化，相应的，银行所承担的风险水平也在发生变化。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研究中国商业银行负债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自身经营管理乃至政策监管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可以加深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和风险承担之间影响关系的了解，为银行进行资产配置和资产负债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1.2.1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对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现状在性质及数量上进行了描述性分析，主要涉及银行的负债结构和风险承担水平；其次在理论分析定性基础上作出了研究假设，通过选取16家国内上市银行2006-201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在选取用Z指数来衡量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用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占商业银行存款总额的比例来衡量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后，围绕面板数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和风险承担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性检验；最后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并考虑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与普通股份制银行存在差异，将样本总体16家上市银行按性质分为国有和非国有进行分样本回归，比较两类银行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解释，探究负债结构和风险承担影响在不同样本之间的差异。

　　1.2.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有：

　　（1）文献分析法：本文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分别从互联网和图书馆对国内外已有的，与银行风险承担、负债结构、同业负债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性的阅读、分类与总结；并在分析过程中结合运用大学课程中学过的财务管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风险管理等课程理论知识。

　　（2）实证分析法：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研究，国内外文献大都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本文也是如此。在通过理论分析作出假设之后，选择我国部分上市银行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建立回归模型定量分析银行负债结构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

　　（3）比较分析法：本文在对所选的16家中国上市银行进行实证分析时，按性质将各银行分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5家）、非国有商业银行（11家，包含8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3家城市商业银行）进行了分样本回归，通过对两者分别得到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来比较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负债结构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分为五章：

　　第1章为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该课题的意义，并较为系统地概括了研究内容，描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

　　第2章为文献综述部分，首先阐述了现有的关于国内外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相关研究理论，探究了银行负债结构变化的形成原因。其次，对现有的研究提出的一些对银行风险承担造成影响的因素进行了梳理。之后则分析总结了一些关于负债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

　　第3章为理论分析部分，首先对我国目前的同业负债水平作了概述。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商业银行负债结构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从成本、盈利、宏观要素三方面进行探解释，探究同业负债对银行风险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同时，从银行收益角度出发，分析了这两个变量之间具体的影响过程，根据理论分析提出了具体假设。

　　第4章为实证研究部分，首先汇报了数据的选择收集情况，对所收集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总体和分性质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检验；之后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必要的检验，最终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分析；之后对按性质分类的样本进行了分别回归，得出实证结果，并对回归结果做出了详细解释。

　　第5章为结论与建议，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得出结论，并从不同主体角度出发提出对策建议。

　　关于银行负债结构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分别对这两个主题进行过详尽研究，但对这两者关系进行系统性影响研究的目前仍不算多，尤其是在研究商业银行负债结构与风险承担之间关系上，学界对中国的商业银行环境进行集中分析和检验的研究程度仍有不足，因此该课题十分有研究的空间。

　　商业银行负债结构包括负债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银行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综合目标的实现能力，可以从负债期限结构、利率结构、和流动性结构三个方面来进行分类。其中负债期限结构指的主要是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的比重；而流动性结构分类指的则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获得的资金和同业拆借筹到的资金即同业负债在银行总体负债中所占的比例，它们在负债业务的总额中占比并不高（裴权中，1997）[5]。

　　对于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管理，有两种主流的完全相反的理论，分别是存款理论（Deposit Theory）和购买理论（Buying Theory）。前者的观点认为：（1）存款始终是银行最主要的资金来源；（2）存款的产生取决于存款人的能力和最终意愿，与商业银行采用的揽储手段无关；（3）交易双方都重视稳健性与保守型，因而存款要求稳定性与安全性，只能在一定范围内由银行管理使用；（4）银行被要求支付利息作为存款人出让资金使用权的报酬。因此，存款理论认为商业银行应根据吸收存款的结构来进行资产配置，不应通过冒险方式谋取盈利。

　　而后者的观点则更为激进，认为相比于存款人，商业银行并非对于负债处于完全消极被动的地位，而是可以主动进行负债，主动购买资金来弥补或是增加银行经营资金流动性，比如通过同业拆借、回购协议等方式来提高行业竞争优势，这样，银行的信贷规模扩张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存款数量的限制。这也是商业银行主动负债、同业负债业务产生的理论基础。

　　对于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的变化原因，总体而言有三个方面，分别是金融市场波动、实体经济形势和银行监管力度。实证研究表明宏观经济环境的动荡容易导致商业银行零售存款增长率下降（辛兵海等，2016）[6]，并且Gambacorta和Rieotti等（2016）[7]对意大利银行进行的研究也表明税收政策会显著影响是商业银行的存款负债和非存款负债比例，并且税收减免调节对非存款负债比例的影响更为显著。Girotti（2017）[8]系统性的阐明了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不同类型负债的影响机制。而金融脱媒、资本约束等外部条件作用导致居民投资渠道多元化，从而使活期储蓄存款比例下降（胡红业，2012）[9]；伍戈、何伟（2014）[10]基于同业业务，认为外部作用迫使银行快速发展成本低、资本占用少的同业业务，改变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及银行的规模扩张机制。Dinger和Craig（2015）[11]提出实体经济形势不确定会导致金融市场信贷规模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融资决策与负债结构。

　　同时，针对我国的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现状，也有学者（刘明彦，2018）[12]提出，由于近年来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飞速发展，导致中国很多中大型银行的存款负债率下降。具体来说，银行理财产品在广大居民眼中具有高收益、低风险的特点，因此银行客户更愿意将储蓄存款转为购买理财产品的方式存放到银行。这一市场趋势也使得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余额用了仅仅十余年，就从刚刚起步快速扩张实现总规模达30万亿元人民币。加剧了存款理财化转变。

　　对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有什么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对此作了很多研究。综合多篇文献，可以把主要的影响因素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类。

　　宏观因素，除了资本约束，通过改变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从而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显著的影响（Borio和Zhu[13],2012；罗晶、朱新蓉等[14]，2015）之外，如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也吸引了许多国内外学者都对其作了一定研究。Badar等学者（2017）[15]收集了98家不同国家的银行1998-2007年的数据，分析了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认为好的监管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行业信贷规模的增大，从而刺激银行承担更多风险。巴曙松、黄尚平（2018）[16]通过实证检验了影响渠道的同时还分析了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调节作用，并对商业银行进行了异质性的分析此外，宏观因素还包括利率市场化、法定准备金率、存款保险制度、金融脱媒等。

　　而微观则指的是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的财务数据情况和指标，如资产规模、流动性水平、资本结构、盈利能力，甚至还有银行创新、互联网金融、公司治理等以单个或单类银行为个体进行考察的因素。Ehsan和Javid（2018）[17]就对巴基斯坦的26家银行进行了实证研究，探究股权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得到结论股权集中度越高，则银行风险水平也倾向提高。权飞过，王晓芳，刘柳（2018）[18]则从银行的表外业务来研究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且，微观因素很多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负债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如对次级债占银行负债比例即负债风险等级角度进行分析（许友传，何佳，2008）[19]，此外，外资股权、外币资产的负债情况也对我国的商业银行经营稳定性有着一定的影响，因此还有探讨外资股权、外币资产负债结构即从负债币种角度研究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机制（陈洋林，余智勇，2014）[20]，又比如研究同业业务比例（宋汇玄，姜旭朝，2018）[21]即从负债主体或负债主动性角度来研究负债结构对风险的影响。

　　对于负债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研究，Hanc（2004）[22]认为在传统存款业务已不能满足银行经营日渐增长的信贷规模需求的以后，银行会更加倾向于采用低成本低资金占用期并且可以起到降低风险作用的负债替代资金来源。银行被动负债即存款的增长无法与对应资产的增长速率相匹配，正是这种负债结构的改变将会使得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的挑战难度进一步加大，具体表现为商业银行负债中批发融资增加而零售融资减少，这会最终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增加，为此银行业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调整存款保险制度的风险评估方案来均衡银行负债结构的改变。而Huang和Ratnovski（2011）[23]认为，尽管非存款负债比例升高可以增加银行融资的便利性，但同时也会使银行脆弱性增强，在面对市场流动性冲击时难以抵御风险。

　　Schaeck（2010）[24]聚焦于1984年到1999年间的X银行业，探究负债结构与破产风险的关系，通过对1200多家破产的银行进行实证回归，发现高成本负债结构在银行破产过程中起的作用比低成本负债结构所起到的作用要更大，也就是说，低成本负债比例越高，则商业银行破产风险越低。Sironi（2003）[25]在对欧洲进行次级债发行的银行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银行因发行次级债后更为受到监管机构的关注，从而提高了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目前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同业负债与风险承担作为主要变量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主要有蒋海和黄敏（2017）[2]，在文章中他们较为详细的论述了银行负债结构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和稳健性检验，以2005-2015年中国16家上市银行为样本进行研究，设立了单位监管、自有资本比重等变量，最终得出结论，非存款负债占比的增加会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水平。之后他们对国有银行和非国有进行分样本检验，发现这一效应在国有商业银行中更加明显。同时，在总体回归时，得到的结论为银行负债结构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存在资本充足率的门槛效应，即当资本充足率水平较低时，负债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较低，但超过门槛值后，银行对负债结构的变化更为敏感。以核心资本充足率为门槛变量时，银行负债结构对其风险的影响显著为负，主动负债占比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这篇论文在弥补了学界对中国商业银行业该问题研究不足的同时，在理论分析上进行了创新，引入了债务内部结构组成因素和债务风险加权因素，在考虑银行风险加权债务的前提下对银行资本负债结构进行拓展。另外，文章在实证分析阶段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在核心资本水平不同的情况下分析负债结构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通过系统性研究明确地得出两者之间关系的突变点所在。

　　而国内部分学者（许友传,2009）[26]也认为，银行负债结构中的期限配置是影响风险承担的重要因素，当活期存款增速大于定期存款增速，定期存款比重下降，则存款负债的平均偿还期缩短，稳定性下降，导致流动性风险发生的几率增大。

　　不管是在西方财务中还是在中国，负债结构都被公认为是企业长期经营活动中，企业的全部资金来源里负债资金与权益资金的比例关系，很容易被简化为负债占资产的比例，主要决定着一家企业基本的资金构成。但在商业银行的实际经营过程中，仅考虑负债与资产的比例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根据银行负债的分类来具体考虑各类负债给银行带来的影响。

　　对于我国的商业银行而言，负债业务也依旧是其最基本的经营资金来源，图3.1体现的是2004-2018年我国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规模情况。

　

　　可以看出在2014-2018年期间，我国商业银行负债与资产的规模都在持续性扩大，总负债规模从2004年的303253亿元增长到了2018年的2398972亿元。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负债占资产的比率在近15年来始终保持在90%以上，但由图3.2我国金融机构负债/资产比例可见，负债比例处于一个下降的趋势，负债占资产的比例从2014年到2018年则从95.97%下降到91.77%。这是因为我国的商业银行规模的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随着各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国家对金融机构的资本监管要求越来越严格与规范。如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要求，《巴塞尔协议Ⅲ》规定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8%，而我国银行计算方法要与2013年1月1日实施的资本监管协议的新标准相适应做出调整，根据新资本监管标准来计算。2012年以前（含2012年），资本充足率要求为8%，2012年后则对附加资本金做出了要求，一般在1-2.5%。一般情形下，我国的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1.5%，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则是不低于10.5%。

　

　　在我国的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中，相比于传统的存款负债，我国的同业负债具有业务类型多样、业务主体范围广的特点。它指的是对境内金融机构负债，我国对商业银行经营同业负债业务的比例有数额要求，单家商业银行从其他银行或金融机构所融入的资金年末余额不得超过其负债总额的1/3，可以按表3.1形式进行分类：

　

　　但由于我国的同业负债业务起步较晚，缺乏系统的政策扶持和管理机制，总体而言仍处于较低水平（见图3.3我国金融机构同业负债与负债规模），仍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缩小负债占资产比例的当下，同业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却总体呈上升趋势（见图3.4我国金融机构同业负债占总负债比例）。

　　

　　根据条状图和折线图数据，我国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同业负债几乎处于逐年上升的状态，在2006年，总计有同业负债50409亿元，到2018年，同业负债额已经达到554474亿元，13年间翻了十余倍。而其占总负债的比例也总体呈上升趋势，2006年占比为12.09%，2017年超过了25%，之后2018年达到23.11%。。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当前银行业的负债结构仍由存款负债主导，非存款资金占比较低，我国同业负债水平尚处在较低水平。

　　首先，商业银行负债结构可以通过作用于银行付出的成本来影响风险承担。如主动与非主动负债比例，在银行取得资金作为对外负债的过程中，银行吸收存款会产生吸储成本，负债管理会产生负债管理成本，负债转为贷款或投资会产生操作成本，负债本身会产生利息成本，而主动与非主动负债的利息是不同的。并且若不能全部贷出或投资则会产生闲置成本。又比如负债结构的长期短期比例也会影响银行的负债成本。

　　其次，负债结构可以影响银行的盈利，从而影响风险承担。对于短期贷款与投资，银行更可能会选择利用短期的负债；而对于长期的贷款投资，银行则倾向于使用长期负债。短期贷款投资与长期的贷款投资给银行带来的收益是不一样的。此外负债的累计会对银行的盈利性产生边际效用递减的作用。

　　再次，商业银行负债结构本身也会直接影响到银行的风险承担。负债比例是否协调会直接关系到银行风险是否可控。流动性负债过多而流动性资产过少会增加银行的短期兑付风险，付息负债过多而生息负债过少则可能会出现亏损。

　　最后，商业银行的非存款负债比例增加时，由于非存款负债资金所有者往往具有较大规模的资金，专业的市场分析预测能力和市场影响作用，它们能对商业银行自身可以提供更强的约束，从而降低风险。

　　总的来说，商业银行负债结构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即有间接作用，通过影响银行成本和盈利来间接影响风险承担；也有直接作用，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兑付能力和流动性风险。而商业银行同业负债比例的增加对其风险承担影响机制如图3.5所示：

　　

　　在本文中，衡量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指标采用的是Z指数，从破产风险及银行盈利的角度来分析风险承担，因此，在理论分析过程中，本文将先聚焦于负债所带来的盈利的分析，并根据“利润=收入-成本”会计恒等式来分析商业银行负债结构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

　　银行从不同的目标群体，通过不同的渠道方式吸收资金形成银行对外的负债，并将这些负债以贷款或投资的形式发放出去，最终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在这一过程中，资金的流转方向如图3.6所示：

　

　　在该过程中，银行吸收存款会产生吸储成本，负债管理会产生负债管理成本，负债转为贷款或投资会产生操作成本，负债本身会产生利息成本，并且若不能全部贷出或投资则会产生闲置成本。现简化之后进行分析，假设银行负债总额为1，其中b过程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比例为k，利率为rb;a过程与c过程的资金则为1-k,设加权平均利率为rac;d过程发放贷款利息与e过程投资加权平均收益率为rde;资金闲置比例为m,且f过程单位成本为cf。则商业银行在该过程中可实现的收益为：

　　π=（1-m）*rde–m*cf–k*rb–(1-k)*rac

　　=rde–m*（rde+cf）-rac+k*（rac-rb）·····················式3.3

　　可以初步看出，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若rac>rb，即其他负债的加权平均利率高于同业负债利率，短期投资盈利增大的数额高于长期投资盈利的减少量，π随着k的增加而增加，即在存款总额中，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比例越高，则银行的盈利也越大。因此则有商业银行盈利π与同业负债比例k的关系，由于商业银行经营过程能实现的盈利越大，则其风险承担越小，即银行风险承担risk与盈利π的关系为，则有，即同业负债比例k越大，银行风险承担risk越小，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Ⅰ：商业银行负债结构中，同业负债比例越高，则银行风险承受水平越小，两者是负相关关系。

　　同理，若rac<rb，即其他负债的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同业负债利率，短期投资盈利增大的数额不能弥补长期投资盈利的减少量，则最终可推出同业负债比例k与银行风险承担risk的关系为同业负债比例k越大，银行风险承担risk也越大，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基于这一推论，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Ⅱ：商业银行负债结构中，同业负债比例越高，则银行风险承受水平越小，两者是正相关关系。

　　4.1.1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选择

　　通过文献的阅读与整理，了解到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衡量主要有三种方法（刘海明、许娟，2012）[27]，一是破产风险法，从银行破产可能性和盈利能力的角度来衡量风险，主要的指标有Z指数、ROA及ROA标准差，并可以通过适当方法将指标进行修正来进行实证分析；二是资本充足法，该方法常用的指标主要有股权比储蓄和短期资金的比值，加权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和不良贷款率从资本缓冲和加权风险资产的角度衡量；三是市场法，从投资者的收益与风险视角来衡量风险，分为总风险、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分别用股票收益率标准差、证券市场线残差的标准差和β值即总风险减去非系统风险。其中指标最为有效的是资本充足法。而目前破产风险Z指数以及构成Z指数的各部分资产收益率ROA、资本资产比率、收益波动性σ（ROA）也通常被作为银行风险的代理变量，并以此分析Z指数的各组成部分对于破产风险的影响。此外还有在投资学中应用较广的Markowitz有效组合理论和后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从理论角度用预期收益指标来衡量风险水平，并且还有系统性风险的表示方法。我国许友传（2009）[26]认为用CAR来衡量风险承担，可以完备地考虑当下所处的巴塞尔协议框架内容，同时考虑到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是从银行自身角度出发，能较好的体现出了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与趋势，目前也是比较被接受的一种衡量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方法。Delis与Kouretas（2011）[28]在研究中以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和不良贷款率（NPL）来代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Kutubi、Ahmed和Khan（2018）[29]则是用资产收益率ROA和收益波动性σ（ROA）来衡量风险承担。Chen和Jeon等学者（2015）[30]在研究银行风险承担过程中使用的是Z指数指标，并用对数加以修正来衡量风险。

　　考虑到部分商业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未经公布难以计量；而不良贷款率（NPL）所体现的是已经发生的风险，对商业银行潜在的风险承担无法覆盖；市场法的风险水平难以准确度量。因此本文最终选择了破产风险法，从银行破产可能性和盈利能力的角度来衡量风险，采用的指标为Z指数，并对其进行了修正，令其的值等于资产收益率与资本资产比两者的和比上资产收益率标准差，最后取对数作为最终的变量值（Z_score）。则Z_score越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越小。

　　4.1.2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的变量选择

　　商业银行是以负债业务、贷款业务、中间业务作为其主要的经营业务，由于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与一般企业的资本结构不同。其自身的资本难以满足自身的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产生流动经营上的缺口都依靠银行的负债业务来填补。自银行产生伊始，负债业务就是商业银行最重要最基础的业务之一，能给商业银行提供高达90%的资金。但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发展和商业银行竞争程度加剧，存款负债业务已渐渐不能满足银行的贷款和投资增长的需求，商业银行急需寻求存款以外的其他资金来源，由此发展出了非存款业务，通过商业银行主动向金融市场或者中央银行寻求资金融通来实现主动负债。

　　本文主要侧重从商业银行主动性负债业务占银行存款总额来分析商业银行负债结构。考虑到非存款负债从短期来看主要有同业拆借、回购协议、再贴现和转贴现转抵押，从长期来看有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和发行金融债券，一共六种主要的非存款负债业务。通过发行债券获得的资金和同业拆借筹到的资金即同业负债，它们在负债业务的总额中占比并不如银行传统业务中的被动负债存款业务那么大，但随着商业银行竞争程度加剧，现代规模扩张，它在银行的负债中所占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对负债结构变化的影响也在与日俱增，所以有必要加以研究。综合各种分类，回购协议、再贴现及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利率一般相对较低，操作有限制，缺乏灵活性，商业银行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涉及该业务的金额比例不大；而转贴现转抵押是近年来得到较大发展的一项业务，还缺少完善的政策法规和市场操作准则，难以得到充分统计，从而得出明确的数据。最终，本文选择用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占商业银行存款总额的比例（LIAB）来衡量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

　　4.1.3控制变量的选择

　　考虑到对于一家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而言，影响其风险水平的既有微观即银行自身经营情况因素，又有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的影响，因此，在经过对文献的阅读和思考后，本文选择了8个微观控制变量和2个宏观控制变量。

　　其中，8个微观控制变量分别是不良贷款率（NPL）、资本充足率（CAR）、存贷比（LD）、成本收入比（CIR）、净息差（NIM）、资产规模（LNA）、拨备覆盖率（PCR）和资产收益率（ROA）。其中不良贷款率（NPL）由于国内很多银行面对处置不良贷款的诸多不利，通过扩大贷款规模，稀释大量不良贷款，从而实现快速降低不良贷款率的目的（刘海明、许娟，2012）[27]，所以对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和风险承担有着重要影响。而资本充足性可以通过特许权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蒋海和黄敏，2017）[2]。此外，由于银行总资产规模过大，故本文取其对数作为分析指标，衡量银行的经营规模。拨备覆盖率（PCR）主要考察银行的财务稳健性和风险可控程度，因此可以用来作为对银行风险承担造成影响的变量进行讨论。

　　而宏观控制变量选择了广义货币量M2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其中M2被认为货币供给越充分，则市场流动性增强，导致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谭中、粟芳，2011）[31]。由于这两个变量其实际量过大，故取对数进行回归分析。

　　表4.1将上述12个变量进行了汇总，其中银行风险承担为被解释变量，银行负债结构为解释变量，微观控制变量有8个，宏观控制变量有2个。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为了检验理论假设Ⅰ和Ⅱ的正确性，建立如下可能的回归模型：

　　Z_scoreit=α0+α11LIABit+γControlit+εit···················（2）

　　其中，LIAB为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用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占商业银行存款总额的比例来衡量；Control为表4.1变量定义汇总中所列出的微观控制变量和宏观控制变量。α0为截距项；ε为随机误差项，可能会因为个体和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具体效应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

　　4.3.1样本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披露的完整性、可获得性，本文选取16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包括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8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家地方性商业银行，分别是：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其中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占全体商业银行的50%以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我国上市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共有12家，按照上市年份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其中的8家，覆盖面达2/3；而地方性商业银行的选取则是上市时间以及综合经营能力多方考虑的结果。因此，本文所选择的16家上市商业银行能较好的代表银行业综合发展的情况。由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选取2006-2017年作为研究的样本期间，上市商业银行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上市银行年报，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

　　4.3.2全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在完成数据的收集后，首先，对数据缺失情况进行处理和异常值筛除，然后本文对所有变量数据进行了统计性描述，从表4.2中可以发现资产规模（LNA）的样本标准差较大；银行负债结构（LIAB）和拨备覆盖率（PCR）的样本数据的跨度很大，分别从2.9%（交通银行2006）到最大值71.09%（兴业银行2015）和从5.05%（农业银行2006）到499.6%（浦发银行2011）；而资本充足率（CAR）的数据则有残缺，有两个值缺失，分别是农业银行2006年和2007年的数据；并且发现光大银行2006年的CAR为负数，因此作为异常值进行剔除。

　　

　　4.3.3分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另外，由于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实际经营过程中，银行规模相对要大，比起其他商业银行更容易受到政策的监管、也更容易对市场上其他银行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16家上市银行按性质分为了5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11家非国有商业银行。表4.3描述了主要变量分性质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通过将这两类的主要数据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相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而言，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资金的比例范围跨度很大，相差达到了70%以上；并且由于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同，所以两类不同性质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总体而言，由于非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规模大小的差异，其微观数据的差异较大。

　

　

　

　　通过对相关性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与被解释变量Z_score相关性较为显著的有LIAB、NPL、CAR、CIR、LNA、PCR、ROA、LNM2和LNGDP。其中，LIAB、CAR、LNA、PCR、ROA、LNM2和LNGDP与Z_score的相关系数为正，说明这些符号所表示的变量与银行风险承担呈负相关关系，这些变量越高，则银行风险也越高。而NPL、CAR所代表的变量则与风险承担成正相关关系，这些变量取值越低，则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越高。接下来将进行回归分析。

　　4.4.2全样本实证结果及分析

　　对于银行负债结构与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本文首先将全部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其中，在回归模型的选择上，首先通过F检验来确定应该用混合回归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之后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应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5所示：

　　

　　在选取固定效应之后，加入时间趋势项和年度虚拟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发现并不存在时间效应。因此最终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6：

　

　　根据上边中列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同业负债比例与银行风险承担Z_score呈5%显著性水平下的正相关关系，即与银行承担风险水平为负相关关系。这表明，负债结构通过贷款利率对银行风险的弱化作用大于其通过综合负债成本对风险的强化作用，银行增加主动负债的比重可以抑制其风险扩张行为。这说明，我国同业负债水平尚处在较低水平，在这种环境下增加同业负债的占比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但是，由于本文局限于从银行盈利能力视角来表现银行风险承担，而盈利不可能是永无止境的增长，所以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负债比例的增加并非是没有限度的，还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如核心资本充足率门槛效应（蒋海和黄敏，2017）[2]的影响。

　　另外，在表4.6中，我们可以看出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不良贷款率（NPL）呈正相关关系，与经济活动中的常识相符。资本充足率（CAR）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负相关关系，即资本充足率越高，风险承担水平越低。Anderson和Fraser[32]（2000）对此的解释为，这是因为资本充足性可以通过特许权价值效应降低银行风险承担的意愿，进而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随着存贷比（LD）的增加，银行流动性储备减少，同时贷款比例增加也意味着收益增加的可能上升，与表中的负相关系数相符合。对于资产对数（LNA）的系数为正，解释为大银行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加上大银行在危机时期得到XX救助的概率更大，进而可能会更为主动地去承担承担过度风险（Kohler，2015）[33]。

　　4.4.3分样本实证结果及分析

　　由于在引入个体虚拟变量时，发现存在8个个体虚拟变量回归结果显著的银行，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都在其中，而其他银行较少，说明相比于非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个体效应更强烈。这是因为大银行由于资产规模占行业50%以上，本身的经营活动容易对其他小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业产生影响。因此另外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将16家上市商业银行按性质分为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11家非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过检验，发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应该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而非国有商业银行无法拒绝随机效应。检验过程如表4.7所示。

　

　　通过对分样本回归结果的分析，发现负债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在国有大型银行与非国有银行中存在着一定差异。变量LIAB的系数国有银行为正，但不显著，而非国有的LIAB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解释为：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的存款负债占比不同，国有银行比起非国有银行来说，它的经营利润更依赖于传统零售存款的存贷利差，而由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存贷利差减小（李成、杨礼等，2015）[34]，利润增长压力增大。此时如果国有银行适当提高同业负债比例，则能短期内缓解资金需求压力，增加银行业务经营的主动性，一定程度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而对于非国有商业银行来说，首先它们的同业负债比例差异较大，一些同业业务本身占比较高的银行如果进一步提高，则其负债的管理成本、闲置成本都会随之增大，对市场波动风险的抵抗能力也随之下降，从而增大自身风险承担。

　　本文对商业银行负债结构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的16家上市银行进行了全样本和分样本的实证检验，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根据对样本数据的分析，各商业银行的同业负债差距较大，比例高的可达70%以上，而比例低的不足1%，相比于一些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制定的10%标准，很多银行都存在着一定差距。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的同业负债结构仍处于较低水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同业负债业务仍存在着很大的发展和改善空间。

　　第二，由实证结果可知，在当前环境下，商业银行负债结构对其的风险承担水平有负向的显著影响影响。即增大同业负债占比会使得Z_score上升，银行的风险承担降低。

　　第三，同业负债占比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对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非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是不同的，若非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本身同业负债比例较高时仍不断继续提高，则会使得银行承担更高的风险。

　　5.2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从不同主体方面来提出相应的建议：

　　第一，商业银行应该走主动负债与被动负债相协调的路线。

　　银行自身应该充分认识到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负债所带来的机遇，把握机会，在合理的范围内发展同业业务，提高竞争力和业务水平。但也不能过于依赖同业业务，相比于风险控制更为稳健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部分非国有商业银行则过于夸大同业负债带来的信贷扩张效应和资金流动性。因此，主动负债与被动负债相协调的路线具体到不同性质的银行来说就是：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应当在稳定存款负债的基础上，适当加强主动负债管理，发挥银行自身在经营资金流动中的主观能动作用。积极创新利用主动负债工具，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主动与被动相协调。

　　而中小型商业银行则需要及时对自身实力进行评估，结合评估结果加强对主动负债结构的限制，在避免同业负债比例过小带来资金运转困难的同时，也要避免同业负债比例过大而造成破产风险。

　　第二，银行业监管部门应对银行负债结构进行必要的动态的把握与监控。

　　银行业监管部门应当要充分重视负债结构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在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进行政策上的鼓励和引导，而对于同业业务水平较高的银行要加强监管与控制，在可能出现危机时及时进行政策上的调整，或资金上的帮助，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

　　总体而言，监管部门应加强与银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对同业业务这类较新的业务及时进行沟通与把控，建立完善商业银行风险预警机制。

　　第三，银行业应该共同致力于建立良好的同业市场环境，维护同业市场秩序，提高市场准入标准，防止信用风险的发生，同时加强对高风险、高成本、高收益业务的监管，提高银行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1]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

　　[2]蒋海,黄敏.负债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7,(7):54-65.

　　[3]宣金福.我国商业银行主动负债业务研究[J].时代金融,2017,(32).

　　[4]黄鑫冬.银行资产负债调整与流动性演变[J].银行家,2014,(4).

　　[5]裴权中.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及其调整[J].财经问题研究,1997,(6):53-57.

　　[6]辛兵海,邢文妍,陶江.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基于2002-2015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6,(1):88-97.

　　[7]GAMBACORTA L,RIEOTTI G,SUNDARESAN S M,et al.The effects of tax on bank liability structure[R].Ttaly:Fourth BIS Research Network meeting,2016.

　　[8]GIROTTI M.How Monetary Policy Changes Bank Liability Structure and Funding Cost[R].Banque de France working paper,2017.

　　[9]胡红业.我国金融脱媒现状与动因分析[J].西南金融,2012,(3):22-24.

　　[10]伍戈,何伟.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与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基于同业业务的分析[J].金融监管研究,2014,(7).

　　[11]DINGER V,CRAIGE B.Uncertainty and bank wholesale funding[J].Bundesbank Discussion Paper,2015,(39):8-40.

　　[12]刘明彦.金融危机以来X四大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和盈利比较[J].银行家,2018,(4).

　　[13]BORIO C,ZHU H.Capital regulation,risk-taking and monetary policy[J].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2012,(8):236-251.

　　[14]罗晶,朱新蓉,李虹含.商业银行资本缓冲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基于广义矩估计(GMM)方法的实证检验[J].求索,2015,(3):45-49.

　　[15]BADER A,SIDRA A,HU Y.Capital Regulation and Bank Risk-Taking Behavior:Evidence from Pakista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2017,(29):13-35.

　　[16]巴曙松,黄尚平.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J].当代金融研究,2018,(5).

　　[17]EHSAN S,JAVID A Y.Bank ownership structure,regulations and risk-taking:evidence from commercial banks in Pakistan.Portuguese Economic Journal[J].2018,(17):185-209.

　　[18]权飞过,王晓芳,刘柳.银行表外业务、货币政策传导与银行风险承担[J].财经从论,2018,(8).

　　[19]许友传,何佳.次级债能发挥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市场约束作用吗.金融研究,2008,[6]:69-70.

　　[20]陈洋林,余智勇.外资股权、外币资产负债结构对我国银行稳定性影响的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14,(12)：25-29.

　　[21]宋汇玄,姜旭朝.银行同业业务发展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基于中国133家银行微观数据的GMM实证检验[J].山东社会科学杂志,2018:153-159.

　　[22]HANC G.The Future of Banking in America:Summary and Conclusions[J].FDIC Banking Review,2004,(16):1-28.

　　[23]HUANG R,RATNOVSKI L.The dark side of bank wholesale funding[J].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011,20(02):248-263.

　　[24]SCHAECK K.Bank liability structure,FDIC loss,and time to failure:A Qui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J].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2010,(33):163-179.

　　[25]SIRONI A.Testing for market discipline in the European banking industry:evidence from subordinated debt issues[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03,(35):443-472.

　　[26]许友传.信息披露、市场约束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J].财经研究,2009,(12):118-128.

　　[27]刘海明,许娟.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指标及其有效性[J].金融论坛,2012,(1):23-30.

　　[28]DELIS M D,KOURETAS G P.Interest Rates and Bank Risk-taking[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11,(35):840-855.

　　[29]KUTUBI S S,AHMED K,KHAN H.Bank performance and risk-taking—does directors’busyness matter?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2018,(9).

　　[30]CHEN M,JEON B N,WANG R,et al.Corruption and Bank Risk-Taking:Evidence from Emerging Economies[J].Emerging Markets Review,2015,(24):122-148.

　　[31]谭中,粟芳.货币政策、市场约束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实证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10):57-65.

　　[32]ANDERSON R C,FRASER D R.Corporate Control,Bank Risk Taking,and the Health of the Banking Industry[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0,(24):1383-1398.

　　[33]KOHLER M.Which Banks are More Risky？The Impact of Business Models on Bank Stability[J].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2015,(16):195-212.

　　[34]李成,杨礼,高智贤.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5,(09):5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