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沈从文《湘行散记》“湘西乌托邦”构建的两层意蕴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在北京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但却很有特色的作家群，时人称之为“京派作家”，京派文人一个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是：从乡村来到城里，且常常以乡下人自居，有着强烈的乡下人情结，他们背井离乡，出家远游，带着对都市的幻想出走乡村，来到城市。对于一个漂泊外乡的游子来说，其情感的反映方式难免有对家乡的思念，再加之当时的都市充斥着冷漠且市侩气十足，给来自乡间的京派文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抑，并一度产生了情感的危机和悬空状态。严酷的现实碾压了他们的尊严和梦，强化了他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怀念，也刺激了“自我”与城市的对立。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人的领衔者，表现出鲜明的皈依原乡的立场，他在散文中这样放肆地写道：“我在那地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可以说全部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看不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忧郁孤僻不象个正常人的感情了”[沈从文：《从文自传·怀化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页。]这可以说是对“城市中人”的宣战书，他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与“城市中人”势不两立的对立立场，非常露骨地显示了他对“城市中人”的蔑视态度，这种仇视“城市中人”的情绪是京派散文作家的典型心绪。也正因为此，京派文人每每遇到“倒霉事”，往往就把家乡当作灵魂的避难所。然而，对于内心复杂的文人来说，这种原乡情怀不是简单的“思”，而是一种交织着多种情感的矛盾和痛苦的“思”，始终存在着在“城”“乡”两个精神驿站之间选择的一种悲剧情怀。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1934年返乡时一路写下的文字。作者企图编织一个原乡世界——健硕的水手、洒脱的妓女、田园式的湘西风光……以此在返乡旅行中找寻“治愈”城市挫伤与精神苦闷的良药，构建出他的“湘西乌托邦”：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与田园牧歌式的湘西世界，这个“乌托邦世界”是作者苦苦寻找的精神寄托。但这种超越时空的原乡构建是将“乡”神化的，因此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童年的回忆与故乡的现状在历史的对比中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作者在“乌托邦”的构建之余也多了一份历史的反思，与小说《边城》的乐观洋溢相比，《湘行散记》多了一份悲悯的哀思，也透露出作者“认与逃”的矛盾心理。

　　沈从文生长于湘西，湘西给了他生命的肌体，家乡充满活力的生命形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受尽了城市的压抑返回到这块自然之地时，他将全部的感情倾泻在故乡的山水中，为这里的生命欢欣鼓舞。沈从文内心深处始终有着“乡下人”和“城里人”两个世界的对比观照，其乡情的反映又不是单纯和直接的，往往以一种曲折回忆的眼光来抒写童年时期家乡的美好，带有些许幻化的色彩。因此，在他的笔下，故乡是充满光亮的，哪怕故乡在现实中并非那么完美。

　　沈从文一再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沈从文所信奉的是一种乡巴佬性情，这种性情充满了原始的古朴的生命力，人们呈现了十份淳朴的原始面貌，如斗殴的寻常，妓女的放荡，水手的粗野……人性的原始力旺盛到极致便被赋予某种神性色彩。

　　在自然生命形态的书写中，沈从文更多倾注的是湘西人生命的活力。在《箱子岩》里，作者叙述着如此的感觉：“这里是一群会寻快乐的正直善良乡下人，有捕鱼的，打猎的，有船上水手与编制竹缆工人……这些人每到端阳时节，都得下河去玩一整天龙船……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地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它无生命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沈从文：《湘行散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页。]沈从文要向世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自然造就了独特的人性，而人性又与自然达到了最大限度的一致和协调，这里的生命与自然相融，随着春来秋往延展着生命的天性，沈从文对自然生命的温情与敬意溢于言表。《横石和九溪》中的纤手是一个老头子，白须满腮，牙齿已脱，却如古罗马人那么健壮，人那么老了，还那么出力气，他同船主讲价钱，为一百钱大声嚷了许久，他活得那么卖力与积极，不去想活着的本身。《虎雏再遇记》中的虎雏，充满着野性，爱打架，甚至打死了人。即便如此，在沈从文眼里也是可爱的，他所肯定的显然是其充满激情的强力生命，是按照自我的生命之理放射与分解。《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的水手，说话照例永远使用着粗字眼儿，“也正同我们使用标点符号一样，倘若忘了加上去，意思也就很容易模糊不清楚了。”“可是这些粗人野人，在那吃酸菜臭牛肉说野话的口中，高兴唱起歌来时，所唱的又正是如何美丽动人的歌！”“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跳到水中去，遇应当到滩石上爬行时，也毫不推辞即刻前去。”[沈从文：《湘行散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页。]沈从文认为这种粗野是“妩媚”的，是生命之返璞归真，足以显现出他们的“色彩与生命”，表达了沈从文对湘西人丰满生命力的由衷赞美。

　　相比之下,城市人的语言却是干瘪的、干枯和单调的。沈从文感到，人与自然合一，才是这片山水奇异与秀美起来的真正原因，他笔下的生命呈现，似乎仅仅是为了活着，世世代代，生生死死，洋溢着生命的激情。“他们那么忠实庄严地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上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同上，第304-305页。]（《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笔下的这些生命积极活着的本身，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强力意志。生命有时虽然显得如此卑微纤弱，甚至愚蠢粗野，但他们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这短暂的生命时空中丰盈的哀乐本身，一种近乎神性的对于生本身的执着与信仰。

　　沈从文在他的散文中，从不避讳对男女性爱的描写，而在所有的性爱故事中，水手与妓女的形象十分鲜明。水手是强盛生命力的代表，“水手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善歌唱、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尾鱼,上船接近女人时像一只小公猪。白天弃船,晚上玩牌,同样做得极有兴致。”[同上，第233页。]（《辰河小船上的水手》）而吊脚楼上的妓女,在一般人眼中，她们过着如此堕落、屈辱的生活，然而,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却成了湘西世界的情感代表，她们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对水手的重情重义显示出其生命至真至纯的一面。沈从文多次写到年轻而有着自由生命力的水手和吊脚楼上妓女的“露水姻缘”，并非冰冷的人肉交易，而充满了离别的伤感和重逢的期待，是“支付一把眼泪与一把埋怨”，“成了生活之一部分”[同上，第199页。]（《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的人间温情。重情轻利、坦诚淳朴的水手与妓女之间的性爱构成了一套完全有别于现代都市文明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湘西这个特殊的地域条件下，嫖妓和卖淫，已不是为人所鄙夷的简单的泄欲，而且是在看似不文明和不乏原始蛮荒的交合中，包含着非常合乎人性和文明的内涵。

　　在湘西所有爱的故事中，沈从文都将它归结到死。死，在一般人眼里是可畏可悲的，但在沈从文的湘西散文中，死却成了一种新生，它既表现了强盛的生命本能，又是生命之轰轰烈烈的开始。因此，这种死是与活泼炽热的爱等值的，代表着对生活享乐的无所顾忌，使生命意志在死的结局中得以壮大和充实。《一个大王》中的山大王与其情人，两情相悦，不以牢狱为阻隔，热烈追寻爱情，在死的选择前毫不退缩，他们都有一种剽悍泼辣的生命张扬，爱到了极至，才能体会生命的本色。与之对立的是城市之爱的腐烂与变质，沈从文在《女难》中，便深切的表达了他对城市文明浸染乡村的愤慨，融入了自己的悲哀与失望之感。正基于此，湘西人炽烈的爱和“幸福”的死，才变得如此难能可贵和纯粹脱俗。沈从文在书写生命的爱与美时，同样感觉到了生命碰到现实后的不完美性。他说：“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行，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面前反而消灭。”[沈从文：《沈从文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生命》），沈从文是忧郁的，美与哀愁永远相连。他为那“与自然妥协”的整个湘西人被无情的时间淘汰而感到忧伤，期望他们能“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但这是一个美丽的幻想，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沈从文：《湘行散记·序言》，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沈从文感到了生命历史的茫然。湘西的生命形态，虽或丰盈与充实，但毕竟短缺着一种超越意识，他们更多表现出一种消极的历史顺应，在自然的伟力面前，生命显得如此微弱。

　　沈从文在对健全人性予以肯定的同时，对它的深层意义进行了探索，即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生命力量的张扬，并坚决要求自由主宰自身命运，沈从文赋予生命以神性色彩。这种神性更突出地表现在对自由、明天的追求上，因为在湘西，虽然人们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禁锢，但他们获得自由的向往并没有因此而泯灭。《虎雏再遇记》中的虎雏，“到如今上十八岁，就亲手放翻了六个敌人，”[沈从文：《湘行散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38页。]她的生命形态绝不同于城市人的生命形态，她到了大城市，只感到使人窒息一般的痛苦，她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她的生命。为了不使“她的身体用学校锢定”，也不使“她的性灵用书本锢定”，她才回到湘西，使她的身心获得任情任性的发展。又如山大王落草，他们几乎都是不堪世俗的折磨，才被“逼上梁山”的。尽管他们身上背负着为社会性所不容的“罪恶”，但他们这种为自由幸福而抗争的生命意识也是值得称道的。

　　通过乡巴佬性情的张扬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的书写，沈从文的散文有着很浓烈的生命质感，他对湘西世界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有着强烈的生命自觉并充满温情的爱意，然而沈从文所生活的现代都市，在其看来，生命原本真实的面容被遮蔽和掩埋，已经失去了生命本身应该有的力量和情致，展露出狰狞与非人的一面。充斥于都市的，是空虚、堕落、孤独、虚伪，人丧失了基本的人性和完美。在二者的对照之下，沈从文选择了原乡的皈依，他描绘出湘西世界各种优美、健康、自然、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在《湘行散记》中，沈从文思索着生命本质的美与爱。如其小说一样，他以独特的乡下人眼光，关照着乡村中的生命形态，张扬着他一以贯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并带上了一定的文化批判色彩。

　　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既是承认，也是逃逸。他承认着湘西的落后与城市的堕落，逃离着城市又舍弃着乡村。他一方面迷恋原乡，另一方面又不愿离开城市文明，构成了“厌城”与“城居”的矛盾；他一方面对湘西世界表示惊讶和欣赏，不愿惊动他们，另一方面又希望能有一种方法使这些人能放弃这种生活态度，能感觉到对“明天”的“惶恐”。他对历史不能改变湘西这块土地而感到高兴，但又对这点千年不变的历史有一种无言的哀戚，这显示出“认与逃”的悖反矛盾。

　　面对城里堕落、奢靡、腐化等现代文明的病症，乡村成了沈从文精神的“乌托邦”和价值之本源。在《桃源与沅州》中沈从文表现出完全个人化的价值标准，水手们吃荤烟、喝荤茶也被他认为潇洒多了，比起风雅人士来也实在道德得多。在面对都市里一切低迷、丑陋、慵堕等都市文明病时，沈从文完全是以一个乡下人的心态和价值标准考量着一切，正如其在《七色魇》中言：“我是个乡下人，走向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权衡不合。一切临近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标准。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伪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

　　但是，真正面对乡村，沈从文又对湘西历史停滞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当沈从文返乡时，他发现了这里时空的闭锁性，几乎没有明显的历史发展。沈从文眷恋的故乡情感得到了安慰，但他的理智却认识到这片土地痛苦的一面，使他“提起来真使我又痛苦又快乐”。他在赞美湘西生命力强悍的同时,也审视出这里生命的停滞不前，“今古如一”、“原地踏步”。《箱子岩》在描写富有朝气、令人向往的酬傩神的愿戏场面的同时，也在强调：“现实并不使人沉醉，倒是令人深思。……这使人更容易关心到这地方人将来的命运，虽生活与自然相契，若不想法改造，却将不免与自然同一命运，被另一种强悍有训练的外来者征服制驭，终于衰亡消灭。”[沈从文：《湘行散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65页。]面对湘西的迟滞与隐遁，沈从文对现实还是怀抱着深沉的哀思。《桃源与沅州》开篇就抹去了人们对于桃源的一般印象，这里从不曾有人遇着神仙，而生活着悲苦的妓女、生死无依的舵手，潜伏着强盗和残暴的虐杀。《沅水上游几个县分》写了湘西边地的愚昧与贫穷，落后与凶险，还有鸦片的荼毒，过去那种生命洋溢的热情近年被无个性无特性的庸碌人生观所代替，养成此种人生观使人失掉了那点勇气而代替了一点诈气。在《凤凰》中，除了述写湘西人的洁身信神，守法爱官，军人勇敢团结之外，也写出了游侠精神的不当其用而显现出的种种拙短，特别是对放蛊、行巫、落洞等落后习俗的描写，尤显出沈从文对当下湘西的隐忧。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情绪被压抑后变态的发展，因人与人相互爱悦和当前道德观极端冲突，便产生人和神怪爱悦的传说，压抑情绪藉此一条出路。这是一种变形的自渎，是美丽背后的悲惨。此次返乡，作者看到了湘西在浪漫、侠气、爱与美的背后，同样也存在着严肃、残忍、怨憎等愚昧落后的一面。

　　沈从文并不是一味地不食人间烟火，他同样有着浓重的忧患意识。他在向家乡寻求精神的家园时，看到的并不都是亮光、希望和温暖，尽管对家乡有着如醉如痴、甚至“愚忠”式的爱，但同样可以看到他对家乡变化了的现实有着理智的思考和深沉的悲悯。他试图从家乡寻求安慰的美好初衷最终变成了柔性的悲剧，无法平静地面对家乡所发生的变化，而承认了家乡的可恶和失望之处。沈从文在抒写湘西善美的人性的同时，也同样写到了那永远使人有点寂寞的水面人生活的悲惨；在欣赏湘西醇美的自然的同时，也同样担忧着被时间遗忘的落后的地方经济。

　　沈从文在“城市”与“乡下”两个世界中是犹疑的，当其处外受阻而悲时，选择逃离城市，皈依原乡，把情感的寄托投放到乡情上。但他终究没有离开城市，而是面对着“城里”而生的失望和失落，转而把情感给予了原乡，在梦幻般的感觉中捕捉对乡村的记忆。有温情、留恋、向往，也有幻象、残梦、悲望，这种乡情是十分复杂的，有着作者在对往事叙述中主观的虚构成分，是修饰了的乡村，也即原乡，这种虚构性所揭示出的显然不是历史的本真，而潜藏着个人内心的隐秘和失落。他用的多是童年记忆，事实上，那种童年时期的经历和体验与通过回忆的二次体验的差异是很大的，因为一个是现实对象的切身体验，一个是回忆和想象中的记忆表象。显然，沈从文的这次旅行是一种精神的还乡，这本身就带有些许自欺的性质，他在表达着厌恶“都市”的冷酷、虚伪、势利的同时，又同样依恋着都市，因为都市有着他的抱负和梦想。

　　沈从文没有对城市采取一种决绝态度和离弃方式。他来自乡下，和城市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在城市追求着梦想和生活，却又向往着原始质朴的温情牧歌一般的乡村。他始终在“城里”和“乡下”的两个世界中，犹疑、徘徊、挣扎、痛苦，乡村和城市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城市和乡村，又都是一个幻象，构成了双重尴尬，由此而产生了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游移。一方面有一种很深的被遗弃感，另一方面又必须自己承担起这一城乡两无着的事实，它所透露出的乃是一种很强的世弃之怨，而在光怪陆离的新世界，难免局促不安，回头看那忧喜记忆的旧世界，有留恋，因为那具有牧歌风味的悠闲，同时也有憎恨，因为它同时流布着封建式的罪孽，作者仿佛成了跨在两个时代与两个世界的人。一方面是对家的怀念和失望，一方面也有着对城的留恋和憎恶，两方面都是矛盾的。对于故乡的情，他爱得深沉，又爱得失望。对于城市的怨，他怨得愤慨又有所留恋。

　　沈从文带着都市的压抑重返湘西，以都市和乡村的落差在他身上激发起的狂热情感和开放的姿态，用强盗般大胆的手笔，归返原始，归返自然，写下了《湘行散记》。通过对“湘西乌托邦”的构建热情歌颂了湘西旺盛的原始生命力和醇美的自然风光，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原乡的皈依。但是，在热情的背后，难掩作者同时面对城市与乡村两个时空维度的矛盾心理，表现出“认与逃”的悖反与延宕，造成了“皈依”与“逃逸”下的“被抛”状态，从而为《湘行散记》覆上了一定的悲剧意味。

　　沈从文的散文创作，有着对中国文化所创造的温暖的、港湾式的“家”的诗意营构与忧患意识的隐忧，也有着对都市文明的向往迷恋与出离愤怒的困扰，他所面对的是双重的心理尴尬，这种悲剧性的心理尴尬又是柔性的，因为它充满着温情。既有着对家乡那般神奇飘忽、不可捉摸、超凡脱俗式的描写，也有着面对灾难深重的社会和生命的寂寞，在企图逃逸的外表里隐含着向上的追求之路。读他的散文，我感到的不是虚无缥缈，也不是绝望悲戚，而是一种坚忍的执着和希望的亮光，因为他自己也坚信“人是还要活下去，且在走着路。”

　　沈从文：《从文自传·怀化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页

　　沈从文：《湘行散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65页

　　沈从文：《湘行散记·序言》，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沈从文：《湘行散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