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环境保护问题的演变及其思想根源探析

　　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环境保护”是当下备受关注的一大话题。习xxxx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保护环境已然成为举全国之力、多措并举努力办好的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加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大气污染、植被破坏、噪音污染、水污染等问题日趋严重。围绕环保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方兴未艾，一些学者就中国的环境问题发展历程和环保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百度文库、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以及相关纸质文献的查阅和梳理，已有的相关刊文主要集中发表时间为2005年至2015年，2015年以后发表量较少，因而在内容上，对于xxxx以来的环境问题的探讨和研究相对较少。对于xxxx以来关于我国环境保护方面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方法、新政策，需要重点汇总探讨。对于已发表的相关文献研究内容梳理如下：

　　1.1.1以环境保护政策的理念演进为划分依据

　　在《环境经济政策伦理研究》[1]一文中，作者根据环境政策理念的演进，将新中国以来环保问题演进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建国初期到上世纪70年代。50年代在学习苏联经验基础上开展了一些环境保护工作，但由于当时的环境保护工作隶属于卫生部门，故多是在环境卫生理念指导下实施，故环保效果有限，后由于文革发动一度名存实亡。第二阶段，治理三废阶段，1972年到1991年。第三阶段，推进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阶段，即为1992年之后。在《中国环境保护40年回顾及思考》[2]一文中，作者将1972年到2001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2年~1978年）环保意识启蒙阶段，第二阶段（1979年~1992年）环境污染蔓延和环境保护制度建设阶段，第三阶段（1993年~2001年）环境污染加剧和规模化治理阶段。

　　对以环境保护政策的理念演进为划分依据的划分方式的思考：

　　以环境保护政策理念演进为划分依据，能够比较直观的呈现环保进程。但由于政策的制定实行，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多为问题出现之后采取的相对措施。因而这样的阶段划分法使得回溯问题存在一定的困难，难以直达环保病灶。同时也应看到，在对新中国成立至文革这一段历史时期，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较少，对于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环保讨论以负面问题居多，缺少对如“第一个12年绿化行动”[3]等比较积极的环保举措的肯定。

　　1.1.2以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为划分依据

　　王前在《中国科技伦理史纲》一书中，以1976年为划分截点，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划为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后为第二阶段。[4]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在当代中国应用与发展》[5]一文中，作者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将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的经济建设主题作为统领，即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后30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题为大跃进，第二阶段的主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环境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以此来展开探究中国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理念。对以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为划分依据的划分方式的思考：

　　以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为划分依据，更加系统、有概括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挖掘环境问题背后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根源，但是对于一些关键截点、关键事件的梳理较为笼统了，对于背后问题的探讨不够深入——比如，在1976年之前中国是否有推行过相应环保政策和开展对环境问题的治理呢？取得了什么效果？另如，文革期间反孔思潮的影响下，人定胜天的理念支撑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运动对环境又带来了哪些影响？再者，xxxx期间，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并非零进展。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上，就有中国代表团的身影。1973年，受xxxx委托，国家计委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第一个与环境有关的保护战略，通过了《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同时，随着工业化发展，涌现出一些安全事故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如PX项目、响水化工污染爆炸等，这些极有代表性的新的环境污染问题，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非常有必要及时的跟进梳理和探究其背后的伦理问题。

　　1.1.3以XXX生态环境思想的发展为划分依据

　　在《XXX历代领导人政治生态政治观的演变与启示》[6]一文中，作者从生态政治的角度概括了XXX领导集体的思想演进：一、以xxxx为代表的XXX第一代领导集体，人人定胜天的生态政治观；二、以xxxx为代表的XXX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环境的生态政治观；三、以xxxx为代表的XXX第三代领导集体，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政治观；四、以xxxx为xxxx的xxxx，建设生态文明的生态政治观。在《中国xxxx生态观的演进历程及对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启示》[7]一文中，作者对XXX主要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的思想进行梳理和挖掘，以此来反映中国xxxx环境保护的思想史，论述了xxxx、xxxx、xxxx、xxxx和xxx等人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思想，并以此为根据，将中国xxxx生态观的演进分为萌芽、发展、丰富、成熟和提升五个阶段。[8]

　　对以XXX生态环境思想的发展为划分依据的划分方式的思考：

　　以XXX生态环境思想的发展为划分依据，能够直观的归纳呈现我们党环境保护思想演进的历程，但是这种标准存在一定的不足。以xxxx时期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生态政治观举例。这一阶段，XXX领导内部并非完全漠视环境保护，第一个12年绿化行动、“引漳入林”红旗渠改造恶劣生态环境的创举等，这些积极的措施并不能与“大炼钢铁破坏林木”等问题一并概括、一概而论，即战天斗地的生态价值观概括过于笼统。同时应当看到，对XXXxxxx以后，出现的新环境保护问题的归纳和概括相对较少。在铁拳治腐的政治要求下，环境保护已不单单是自然生态层面的问题，更涉及到了政治层面的政治生态问题，如秦岭违建别墅。对环境治理已不仅仅停留在对环境层面，开始更多的刨根问底、深挖背后利害，彻查环境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这些都需要及时的总结和梳理。当下环境保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对环境保护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层出不穷，如对“八步沙六老汉治沙”时代楷模持续报道，从党宣文化角度弘扬环保自律精神和号召公众参与。

　　1.1.4本文对中国环境保护问题的阶段划分依据和具体划分情况

　　综上所述，本文在对中国环境保护问题的划分阶段时，所参考的依据是多方面综合考量的，涉及了经济发展规划，政治导向，国内政策法规，标志性环保历史事件，国际活动参与等等。系统梳理时间轴，在对重要时间节点划分时强调因果先后性，更加重视对重大环境保护事件的阶段对应和归纳提炼，不搞一刀切。具体划分为以下6个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阶段）：1949年到1972年。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背景之下，对在大跃进、大炼钢铁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采取的环保初尝试进行归纳和反思。这一时期同样也是我国人口生育高峰，即使引入人口问题的探讨意义重大。对xxxx期间的环境问题和环境政策，拒绝形而上的固化思维，不以文革为完整的时间段笼统归纳，而是根据具体时间拆开来看。

　　第二阶段（转折阶段）：1972年到1978年，参与国际环保合作的起步阶段。1972年，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于1973年召开了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会后成立了xxxx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开始重视对三废等工业问题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开展综合治理。

　　第三阶段（探索阶段）：1978年到1990年。改革开放后面临市场经济的洗礼，出现了一些牺牲环境和大量消耗资源的问题。在1978年之前，环境问题以农村环境污染、化肥农药污染为主要问题，而在1978年之后，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工业污染成为环境污染的新的主要问题。1978年，环境保护被列入宪法，环保立法相继开展，出台了一系列法律。人口问题开始得到XX的重视，计划生育于1983年被列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第四阶段（提升阶段）：1990年到2000年。90年代的到来，我国学术界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探讨进入了一个小高潮，从侧面凸显出了社会层面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必须看到，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不断加剧——河北灭鼠大王邱满囤农药污染、淮河污染、滇池污染等问题。这一时期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环保分工合作，产生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新的经济生态理念，具有很大的考察意义。

　　第五阶段（成熟阶段）：2000年到2012年。我们XXX生态理念不断提升，自上而下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参与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国际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脚步不断加快。20世纪初，引入ISO14000全面环境质量监测管理制度。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但是必须要看到，这一阶段也是环境保护更加迫切。吉林石化爆炸导致的松花江污染问题，怒江水电工程和三峡工程对环境带来的问题，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沙尘暴问题，北京城区PM2.5指数超标问题，PX项目问题等等。这一时期，社会层面对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如圆明园防渗膜事件就体现了公众环保意识的加强。

　　第六阶段（完善阶段）：2012年至今。xxxx以来环境保护迎来全新向好局面。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面更加灵活、科学、有序。XXX理念层面上，提出生态环境保护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机构设置上成立了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从上层建筑的层面做好对环境保护问题的统筹和规划。环境保护问题，不仅仅是仅限于生态领域，而是在放在了五位一体的重要位置。环保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对于环保问题的预防、处理和解决，更涉及到了政治领域以及文化领域。可以看到，自2012年以来，生态环境领域的保护伴随着了大量的反腐实践，自然生态保护与政治生态维护同步推进。如秦岭违建别墅的处理，就是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生态扶贫、发展绿色产业也得到了很好的重视和发展。作为国家经济战略之一的长江经济带，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首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何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德与利的冲突，发人深思。如，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响水化工厂爆炸案件，化工厂董事长因污染环境罪获刑。在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工作推进中，发现和处理了一批瞒报漏报数据、假环保假治污的问题——而这背后思想意识层面的问题，都值得我们探讨。

　　可以看到，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问题伦理根源的探讨，也是划分为不同时期具体而论的。因此本文也将以阶段划分为基础，逐一分析环境问题背后的伦理思想。为了更好的充实思路，本文系统整理了已有研究所提出的几大理论渊源。当然，本文在正文部分的探讨将以“问题→思想根源”的逻辑展开。

　　1.2.1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

　　在《环境伦理视野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9]一文中，作者梳理了儒家的以人道悟天道的天人合一观、佛家的众生平等尊重生命、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此来分析环境保护问题背后的思想渊源。王前在《中国科技伦理》一书中较为系统的归纳了中国古代的科技伦理思想，尤其是先秦时期“以道驭术”的伦理思想，给本文很大的启发。

　　1.2.2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人们开始了对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伦理进行反思与批判。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学术界也开始了有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系列的争论和中国环境伦理规则的一些研讨。我国的环境伦理方面的学术导向，带有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征。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看作大自然的主宰者，人类对环境的义务只是对人类的义务的外在表现，这一伦理观年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念是相辅相成的。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则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危害环境的根源，由于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排除在人们的道德关怀之外，认为人只对人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类自然没有直接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因而对自然采取了一种极不道德的态度和行为，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加剧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

　　1.2.3公平与公正

　　我们去探讨问题背后的伦理根源，必然要考虑到环境治理中的公平与公正的问题。应当广泛呼吁和坚持发展“全球意识”，建立全球范围内的伙伴关系，以谋求共同合作来防治环境污染，实现公平地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抵制并杜绝公害输出和转嫁危机。同时还应该注重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伦理问题，这之中包括了代际之间的公平和代内之间的公平，如果每一代人在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同时，能够保持资源和环境条件相对稳定，从而保障后代的持续供给，那么“代际公平”问题，就可以通过每一代人的内部的实践来实现。陈少峰在《论环境伦理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10]一文中提到了生态伦理学的正义观。以正义理论为基础去协调生态问题上的利益关系，使之保持均衡性对应性。它包括了人际的正义、国际的正义以及人与物关系层面的种际间的正义。王前在《科技伦理史纲》一书中强调，在实际上环境伦理中的公平与公正问题，还涉及了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河流的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之间，企业与周边环境之间在经济收益与环境损害方面的不平衡，这些问题都有必要深入的探讨。

　　1.2.4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在当代中国中运用与发展》[5]一文中，作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角去分析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来为解决问题找到正确的观念指引。传统工业思维指导下，在突出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我国的工业采取的是粗放式发展模式，与工业发展相伴而行的是生态环境的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性的因素。贺建林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悖论及其可持续发展观的意义》[11]一文指出，特定的社会制度背景制约着人类以怎样的方式使用科学技术，如何借助科学技术的正效应做到理性的使用来为人类造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无视科学与技术的性质和功能，肆意而非理性地使用之，就是在擅自舞动科学技术的负效应，终将给人类带来灾难。

　　2.1.1环境与人的关系

　　环境是相对于主体，并与主体相互作用的周围世界。若以人类或人类群落为主体，其生产生活和生活活动所在的外部条件，统称为人类环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然环境，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所有物质能量和其他外界条件的总和。[13]自然环境的外延很广，包括地球表面的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等生物因素和非生物构成因素，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自成系统，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演化。环境问题是指由于自然自身的演化，或者人类生产和生活所引起的破坏自然自身的均衡，进而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一般认为它表现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个方面，因为生态破坏涉及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存的问题，所以自然节约和环境保护问题也被纳入其中。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观察者的角度看，人类与环境中的其他的生物物种非生物物种之间的联系一直扩大到抽象的物种之间的联系，都构成了影响环境问题的因素。

　　2.1.2环境问题与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指的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而日益凸显的一种伦理观，是对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日趋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反思，是一个崭新的价值观念，它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我们应当坚持的正确环境伦理观，主要在于人与自然不是绝对对立的两个系统，而是同处于一个生态整体系统之中，人与自然应当和谐地相处，在满足自身的物质利益需求的同时，还要兼顾保护环境的责任，我们必须摒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有学者直接指出，环境问题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问题，特别是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环境问题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经济或社会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外交等的综合性的问题，它具有根本性复杂性和全面性的特点。基于此，欲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在积极的应用科学技术寻求解决途径的同时，也应当把目光转向意识形态的领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树立整体思维，注意措施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协调性。欲透过环境问题的现象去洞察背后的伦理问题的本质，就要对环境伦理所阐释的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道德的关系进行分析对照。环境问题的产生受人口规模、国民素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同时，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是又是随着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和社会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环境问题的产生，与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因此环境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入手。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易受政治路线政治战略政治口号的影响。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又受到传统文化和道德习俗的影响甚大。如今，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环境问题又超越了国界，成为了世界性的公共问题，环境外交成为了外交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日益突出。

　　2.2.1中国环保现状概述

　　当前中国的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由于环境污染导致的重大社会事件时有发生。中国的环境问题经过常年累积，呈现出了整体性恶化、局部性凸显的特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现有耕地面积同历史上耕地最多的1951年相比，减少了3.3亿亩，平均每年递减700亩；林地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后人均0.270公顷减至今天的0.133公顷，人均森林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新中国成立后草地面积退化7×108多亩，占草地总面积的1/4，大幅度减少。[8]中国的环境问题成为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的环境问题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百姓生活的敏感性因素。如曾向央视举报太湖污染的环保卫士吴立红被警方逮捕事件，甘肃大川村农民为饮水安全与化肥厂污染与展开的为期40余年的斗争事件，为抗议东阳化工企业排放废气污染农作物浙江东阳市万余村民聚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中国的环境问题关系到国际关系和国际合作是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区域环境合作已经实现了机制化。

　　2.2.2中国环境危机与研究意义

　　当前环境恶化的状况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的增长和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被称为中国的一号问题。唯物史观强调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历史的问题历史的看待，环境问题也应放到相应的历史实践中去考察，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我国环境保护问题的发展历程。立足于其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进一步的分析其环境问题背后的思想根源。今天在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时代背景下，总结探析新中国成立后的环境问题并探析其思想根源，有利于深化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认识，有利于更好的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从而建设美丽中国，有利于不断完善中国环境治理的模式制度进而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智慧。目前中国环境保护的理念已经基本成熟，但是环境保护的实践还在探索之中，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路径和手段能够更好的推进理念实现？一切尚需试错和完善。

　　3.1.1环境问题概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逐步建立起新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并通过这些制度与环境互动和改变着环境。当时，尚未完全从战争创伤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在这样的生产力状况下，中国开始在经济增长和资源制约环境保护之间做选择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XX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物质生产力，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温饱问题。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解决人口的温饱问题，需要源源不断的开采石油煤炭等能源资源和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并将之投入到生产的过程中，以支撑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工业化有赖于农业生产的盈余，但农业自身尚处于困境之中。几乎所有的耕地都处于缺氮的状态，粮食产量很难提升，因此既不能为工业化提供盈余的资金，也无法提高现有的人口生活水平，甚至连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都成问题。1957年春，xxxx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提出，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斗，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8]

　　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现实需求，迫使我们只能采用苏联工业化发展的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赶超之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年均18%的工业增长率，当时的重工业的快速发展是靠着高积累，高投入和高能耗来支撑的。在苏联赶超战略的影响下，1958年国家提出了赶超英美，大炼钢铁和成立人民公社等重大问题，最终大跃进表现为钢产量的“大跃进”。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大炼钢铁的高潮，以“小土群”为特征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由于知识的欠缺和技术设备的限制，矿产粗放型开采，必然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燃料的紧缺导致大量树木被砍伐，以重工业项目为载体的资源型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积重难返，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已经出现，据统计一些城市每月每平方米的降尘量在100~400吨，局部地区甚至高达上万吨。[8]

　　1964年，xxxx号召全国人民学大寨，并在几年内又将学大寨和“以粮为纲”联系到一起。通过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释放农民压抑已久的社会主义热情，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不顾自身的自然条件盲目毁林造田、围湖造田、过度放牧。导致大片三北防护林被毁，湖北省千亩以上的湖泊中有一半以上被围湖造田，草原面积减少600万公顷。文革前中期，增加农业生产的运动发展成了一场对自然的大规模密集型进攻，由于左倾错误的思想，导致了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当时的中国自上而下的普遍认为，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是件好事。建国3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近2.5亿。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劳动者，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还可以成为一项军事资产。因此，XX鼓励家庭生育，对子女多的家庭配给更多口粮。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农业总产量的增加，但是这是以向更加边缘地区拓展农业生产和进一步破坏森林草原和水域环境为代价的。

　　3.1.2环境问题的对策与思想根源

　　中国是一个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贫困和发展不足，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发展物质生产力。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当时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片面强调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战天斗地”的思想深深的统治了人们的认知，“左”的思维严重干扰了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判断，盲目认为“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环境污染问题”[8]，使得新中国成立初已经显现的环境危机错过了及时解决的机会。

　　在这一时期，我国也开展了一些群众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的12年绿化行动，虽然动机是好的，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具体环境问题短时间内的解决，但在总体上表现出了泛政治化的倾向，环境保护的科学性被忽视，形式主义充斥其中，无益于环境问题的规范化解决。起初环境问题更多的被理解为卫生问题，是个人身体健康危害的问题，一切的利益主体是我们人类自身；同样的也应看到，在这一时期我们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政策，如1961年推行的污水灌溉，农田卫生管理实行办法，虽然是对污水的循环使用是一种环保意识的萌芽，但是这一行动最终还是为了服务农业发展，解决温饱问题。比环境问题更加突出的是温饱问题，人与自然的矛盾只好让位于人口多啊，生产力不发达的矛盾，征服饥饿的需求催生了征服自然的需求。向地球开展向自然界开展这些战略战术，带着鲜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普遍联系的。经济发展不能与生态环境保护割裂开来，忽视二者之间的普遍联系，不尊重客观规律，必然会遭受损失。

　　3.2.1环境问题概述

　　经历了xxxx的动乱，局部地区特别是城市的环境问题开始暴露出来，污染事件陆续出现，但在当时的中国，人们对环境污染和环境公害的了解很有限。此时，全球范围内的环保浪潮已然兴起，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大幕自此拉开，中国XX开始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1972年，中国出席了联合国组织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但对于会议讨论审议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关注度很低。

　　1973年8月，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召开，会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向全社会宣传普及环境保护的意识。1974年，xxxx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各地相应的环保机构也纷纷成立，自上而下的开展对环境污染状况的调查评价，展开对以消烟除尘为中心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污染严重的地区，开展对北京、淄博、天津、沈阳、兰州、太原等城市的大气污染问题的治理。水体治理上，如富春江、官厅水库、武汉鸭儿湖、白洋淀等地开展了重点治理，其中，官厅水库和桂林漓江环境治理成效较为，为今后污染治理摸索了经验。[2]1977年，我国出台了工业三废综合利用的几项规定，1978年“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被写入宪法。

　　工业污染产生的危害逐渐凸显出来，环境污染事件严重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根据陕西省治环境保护志的记载，自20年代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仅因工业污染引起的农作物损害事件就有多起。其中在1971~1976年，西安化工厂和石油化工厂多次发生氯气泄漏事件，波及3000多亩农田，赔款30多万元。浙江省环境保护工作办公室统计记录，1976年全省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6次。全国城市附近有90%的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8]不少河段由于污染已不符合饮用水标准、地表水标准或农田用水标准，污染严重的地方，甚至鱼虾绝迹长，长江以北地区已经很难找到一条未受污染的河流。

　　3.2.2环境问题的对策与思想根源

　　此阶段亟待充分认识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性，树立防范化解环境危机的意识。在这一点上，老庄哲学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在中国，“自然而然”的思想由来已久，顺乎自然的思想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当是老庄哲学。老子是朴素的自然主义者，他的代表作《道德经》中充分体现了“道法自然”的思想，“上善若水”“物极必反”“不争而善胜”，通过观察自然界的事物，老子认为世上的万物都在对立中状态下进行转换，当某件事物发展到一定的极限状态时，就改变了其原有的状态，而转变到了其对立面上了，即：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对应到生态系统上，就是要维持一种相对的平衡，而不能一味的大量的占用与掠夺。在这一阶段，人类在对大自然的支配上已经逐步占据了绝对优势，我们应该看到危机已经出现，更应当及时的反思现在的人类行为，审慎理智的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进环境保护事业持续向好发展。

　　3.3.1环境问题概述

　　1976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xxxx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中国的社会经济模式经过了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整个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往政治挂帅的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为推动经济有计划有步骤的快速发展，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实现，必然投入自然资源，然后通过生产环节生产出产品，并经过消费环节排放废弃物是必然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1979年，工农业产值为4592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45.1倍，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基本上确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随之而来的工业三废污染也在不断加剧。这一时期主要的环境污染，包括烟尘污染、水源污染、噪声污染和废渣垃圾污染，其中烟尘污染和水污染最为严重。中国年排放工业废水257亿吨，占废水排放量的73.4%，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海，全年年生产工业废渣净5.3亿吨废渣综合处理率仅23%。[8]当时北京兰州等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比较严重，北京每年到冬春采暖季节空气污浊，烟雾笼罩，被外国称为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牺牲环境和大量消耗资源为主导的乡镇工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在1978年前，我国的污染主要集中为农村环境污染和化肥农药方面的污染，而在1978年之后，乡镇工业污染成为了我们的主要污染源。

　　中美建交的直接结果缓解了中国环境的紧张情况，成为了中国化肥产业发展的一个契机。中国在70年代购买了与化肥合成氨装置相关的设备，并在80年代拥有了自建化肥厂的能力，土地终于得以摆脱缺氮的障碍，通过大量使用化肥成功实现了农业产量的大幅增加。由此引发的农业污染日益严重，据河南省个别地区的测定，粮食中“六六六”的含量超过了标准的1.9倍。[8]在1977~1981年间，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林地和树木产权的不确定性，农民家庭砍伐了大量的森林。越来越多人对人口的迅速增长产生了进一步的担忧，从1982年开始正式实施一系列的政策，以减缓人口增长，如限制家庭规模的独生子女政策。1983年，环境保护和计划生育被列为基本国策。一系列的相关政策确实放慢了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但中国的总人口仍在持续增长，这既是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也是由于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在1990年代出现了松动，这也体现了XX对女性特别是农村地区女性生育控制的愿望和能力都出现了下降。此外中国的人口也越来越城市化，目前已经有约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12]

　　3.3.2环境问题的对策与思想根源

　　整个国家的经济转型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使得环境伦理建设面临从未有过的新局面。以往的环境伦理规范都是在自然经济不成熟的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出现的，还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市场经济的洗礼，由于转型期伦理道德，制约机制的不完备以及部分的失灵，很多违背伦理道德要求的社会现象，在许多领域都涌现出来了。如何及时消除这些现象的社会影响，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环境伦理发展的核心问题。回顾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问题，在德利冲突面，为了更好弥补功利主义导致的自律失守，他律建设得到的集中强化。虽然污染在不断加剧，但环境立法俨然起步并形成社会共识。康德认为人类是伦理生物，人能够自由的形成意志并主动的选择行为，我们可以对能够控制的事负起责任。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又有“天人合一”“万物一也”“泛爱万物”“众生平等”的思想，赋予了非人类事物以道德身份，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对人类自身约束的合理性。1979年，环境保护法颁布，确立了农药安全使用标准。1981年，我国启动了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1982年，出台了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大气质量环境标准、城区环境噪声标准等等。1987年，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颁布。为保护环境立法带有鲜明的正义性，保护环境开始被普遍接受并上升为以国家强制力来实施。环境法的价值观中不断融入了环境伦理和生态道德，通过法律的形式引导更高的环境道德习惯和环境道德义务，从而助力人类这一道德主体的守法精神的养成和环境法治社会的形成。

　　3.4.1环境问题概述

　　由于经济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河流湖泊水体污染日趋严重，一面是流域内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另一面则是水环境污染和水资源短缺的双重困境。滇池流域的生态退化和富营养化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经济发展、人口集聚增加，源源不断的大量污染物进入下游河湖，导致生态环境压力迅速增大，水体受到污染，在上下游间形成经济收益与环境损害方面的不平衡；同时，沿湖土地被过度开发，所谓的“旅游活动”严重破坏了湖滨生态带，一些对污染敏感的水生植物群落濒临灭绝，水生植被面积急剧减缩。

　　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推进了造林工作，同时，随着三北防护林“绿色长城”的巨大工程的号召与落实，从黑龙江到新疆跨越近5000公里，在总面积3700万公顷的干旱草原上开展了大量的人工造林工作。这一时期森林覆盖率攀升到18%。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的逐步确立，国有林业公司从林业部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通过重型机械和成排的电锯，国有林业公司在四川的西部长江源头、云南西北部、秦岭和黑龙江流域大面积砍伐森林，将这些原始森林在市场上变现。1998年，异常气候状况导致了中国的中南部从6月一直延续到8月的普降大暴雨，大片森林被砍伐，导致强降雨没有遭遇山区森林的阻挡就直接进入了长江，进而引发了长江沿岸的洪水。造成36506人死亡，1400万人无家可归，2500万公顷的土地被洪水淹没。[12]为应对洪灾引起的不满和长期影响，国家立即禁止四川西部的森林砍伐，随后又将此禁令扩大到其它一些省市自治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下，国际市场需求和价格信号的影响下，内蒙古地区绵羊和山羊的养殖数量大量增加，达到了内蒙古当地XX认为牧场已经饱和的程度，而且维持这样的牲畜数量会造成内蒙古草原1/3以上面积的草场退化。农业方面，河北灭鼠大王邱满囤滥用农药，带来的环境污染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3.4.2环境问题的对策与思想根源

　　对人类系统来说，经济活动至关重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在所有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经济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这也就印证了这一时期环境问题实践当中，大量的环境污染问题直接来自于经济活动，并诱发连锁反应。部分功利主义者将自然环境视为服务于人类的工具，只有开发和利用才能不浪费其价值。在谈论人与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时，不可避免的要去讨论伦理道德的遵守会涉及个人利益，比较突出的表现是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的对立，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利益，有可能损害到公有财产。体现在环境问题上，就是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发展经济，谋取暴利，造成“公地悲剧”。

　　当然，我们应当欣喜的看到，在这一时期，环境保护确实取得了许多可圈可点的突破。1990年在全国召开了关于生态农业问题的讨论会，更加重视因农业活动导致的生态退化环境污染问题，推动农业的绿色发展步入正轨。进入90年代，全国开始推广清洁生产制度，从制度层面做好他律约束。1992年，响应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中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xxxx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转变提出要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论断。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学术界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探讨进入了一个小高潮，尤其是1994年，学界广泛开始了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探讨，中国环境伦理学首届研讨会召开，余谋昌提出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引发热议，从侧面凸显出了社会层面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层面上的转变。

　　3.5.1环境问题概述

　　在这一时期，上阶段的审批的基建工程基本落地建成，大型基建工程成为环境问题的新影响因素。获得XXXX批准建设的三峡水电工程开始蓄水发电，对三峡库区生物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库区陆生植物直接受淹没影响的陆生植物的物种有120科、358属、560种，其中三种珍稀植物，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和川明参迫由繁育基地再育保护。同时，工程建成后，人为航运的参与影响了鱼类的生命安全，大坝的建成导致鱼类的回溯通道被截断。

　　水体污染日益严重，典型代表为2006年发生的河北白洋淀死鱼事件。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偷放污染物，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进入白洋淀，导致9.6万亩水域受到污染。太湖、巢湖、滇池的蓝藻持续爆发，为三湖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敲响警钟。由于工业生产的安全事故导致的环境污染进入公众视野，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大量污染物流入松花江，造成江水严重污染，松花江江面上产生一条长达80公里的污染带，导致哈尔滨市经历长达5天的停水。2012年1月15广西龙江河段检测出重金属镉含量超标，使得沿岸及下游居民饮水安全遭到严重威胁，当地XX积极展开治污工作，以求尽量减少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影响。

　　根据2006年数据统计，24.6亿吨标准煤，仅创造的GDP仅占世界总量的5.5%，高能耗不止造成产能过剩影响经济健康发展，还造成了对环境的破坏，由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导致全国1/3的国土受酸雨的侵蚀。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建设生态文明。2009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全盟大范围沙尘暴，平均每天50天，草原生态严重退化沙化，贫困人口增加至24.2万人。2011年PM2.5污染不断加剧，雾霾问题深深困扰京津冀地区的人口正常的生活生产。[13]

　　群众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圆明园防渗膜事件和PX抗议就是典型代表。春游的张正春发现圆明园湖底正在铺设防渗膜，举报反映后，圆明园管理处坚持湖底防渗工程非做不可，理由是湖水需要保持1.5米的平均水深。[3]管理处感兴趣的不是为了保护环境，而是为了解决缺水问题，此举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搞山形水系，继而招徕游人谋取经济利益。防渗工程阻断了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循环，打破了湖底生物群原有的生态平衡。后来随着媒体对此事的频频报道，工程得以遏止。2007年以来，成都、南京、青岛、福建、大连各地陆续传出抗议PX项目的声音，群众对于存在污染隐患的建厂项目越来越敏感。2011年受强热带风暴梅花影响，大连金州开发区一化工企业在沿海处在建防潮堤坝发生溃坝和海水倒灌，虽未发生泄漏事故，但暴露出了化工生产的风险性，引发群众游行抗议。

　　3.5.2环境问题的对策与思想根源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广泛的参与到国际合作中，环保的水平也不断提升，例如引进了ISO14000全国环境质量管理制度。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科学发展观”正式提出。2005年，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被确立。2006年全国环保大会召开，xxxx再次重申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进步，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过度膨胀人类中心思想和主宰意识，导致对生态环境大规模的破坏和污染，人类自身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除了制度性的规范保障，更要直击问题背后的趋利心理这一病灶，注重环境伦理的引导教育，激发更多的群众性的环保举措，纠正企业在生产中不顾破坏力之大而进行的肆意行为。由于从科学事例到伦理判断需要经过体验、经验等因素的参与，道德判断的内容就需要通过教育来丰富。一个只重视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的人不会考虑生态环境的道德身份，因为生态环境只是他获取经济利益的工具。而在耳濡目睹的环境事件中，个体的第一反应是首先潜意识的把自己放在被破坏的环境的情境，从而产生保护环境的共情心理，将破坏环境的念头扼杀在摇篮里。

　　3.6.1环境问题概述

　　2012年，XXXxxxx提出将生态建设放到五位一体XXX事业总体布局中。我国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雾霾天气多发、城市河道水体黑臭、“垃圾围城”、土壤污染、危废处置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污染治理任重道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xxxx明确的重要任务，现阶段我国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的三大保卫战，面临的环境污染主要有三大方面：1.大气污染。雾霾问题依然亟须防范，2013年北京城区PM2.5指数超标，京津冀地区减排行动任重道远。2.水体污染。目前我国水资源污染还是较为严重，同时海洋的水体业已遭到人类活动的污染。3.工农业污染。工业生产中，违规生产导致的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对环境的污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如响水爆炸事件；农业生产中，使用大量农药，如有机磷农药，有机氯农药等。特别是在农村中，农民将使用过的农药器具直接扔进河道、水沟中，导致水体受到污染。

　　3.6.2环境问题的对策与思想根源

　　xxxx以来，处理环境保护问题更加注重整体性，充分把握联系的方法论。乡村振兴中讲求生态振兴，2015年打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2017年起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全国化肥农药使用量提前三年实现零增长，规模化养殖污染防治有序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产业日益壮大；把污染防治与反腐倡廉相结合，秦岭违建别墅事件经历了xxxxxxx六次批示，“环保督查回头看”暴露出了瞒报漏报数据、假环保假治污的现象，实现了“关停一批”“免职一批”；高度重视安全生产，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危机意识和底线思维进一步加强，生产疏忽导致的连锁性危害，如响水化工厂爆炸案件，得到全社会的密切关注；“两山论”成为经济发展的理念支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国家经济战略之一的长江经济带，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首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何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德与利的冲突，发人深思。“xxxx”报告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到2035年，生态环境基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表明未来国家在环保领域投入力度和监管均不会减弱。

　　应当看到，当前这一时期，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更为突出，问题背后涉及的要素盘根错节，更要求我们尊重客观规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必有一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与发展，这种在事物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而解决问题首先要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发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最终以点带面的推动问题的解决，环境治理中的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实际上就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原理的具体应用和实践。着眼于解决当前XXX建设过程中环境严重污染、破坏的生态危机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分清楚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如今我们更加注重公平与公正的伦理原则，广泛的呼吁和坚持发展“全球意识”，建立全球范围内的伙伴关系，以谋求共同合作来防治环境污染，实现公平地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抵制并杜绝公害输出和转嫁危机。更加注重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伦理问题，这之中包括了代际之间的公平和代内之间的公平，如果每一代人在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同时，能够保持资源和环境条件相对稳定，从而保障后代的持续供给，实现“代际公平”。在政策推行中，注重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河流的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之间，企业与周边环境之间在经济收益与环境损害方面的不平衡，追求环境正义。

　　立足中华民族5000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深入挖掘其中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生态文明建设从理念到行动，坚持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方法论；构建环境治理制度体系，注重法制思维法治方式的应用，灵活运用“去私行公、令行禁止”的法家思想；亲邻善友，全球共治，践行“兼相爱，交相利”的墨家哲学……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遵循规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打造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既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更有持之以恒的坚守，赋之以人类智慧，让地球家园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生态文明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文明的形态，是人与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发展现实和发展要求的客观反映。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资源、环境和生态等因素对今后十几年、几十年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生态环境系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恢复、重建工作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完成,需要系统的、长期的生态环境治理才能够取得成效。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我国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空间来支撑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来说,只有建设生态文明才是今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出路。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作为XXX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作出了经典表述，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8]这段话明确无误的告诉我们，共产主义要消灭异化状态，必须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实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保护环境三者的相统一。发展是首位的，发展不充分的经济建设，就丧失了保护和建设环境的能力，贫困和不发达往往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快速发展起来，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上层建筑中的不适应问题也不断产生，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所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通过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当前我们的发展是高质量的发展，是摆脱了为追求GDP高速增长而开展的粗放式的发展，是一种绿色的低能耗，高利用，高效率的可持续的发展。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探索建设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符合了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生态环境治理关系到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文明的方方面面，协调着不同利益之间的纠葛和相互关系，XX则在在利益的实现和分配方面起着主导性作用。XX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主体。我国应在正确认识本国国情和实践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有效的融入到我国环境保护的实践当中，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4.2.1树立正确的环境治理理念

　　当下我国的环境治理理念，应该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国情，反映人民的期盼。国家治理和环境治理的规律，应当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和谐社会相协调，与新型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相同步。应该注重顶层顶层设计和全盘规划，突出制度伦理和制度理性。

　　正确的环境治理理念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环境保护的思想。在国家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视角下，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分析其蕴含的国家环境治理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治理智慧。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环境治理思想阐释其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方法，探寻制度伦理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治理环境的基本经验梳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艰难抉择，总结过去治理环境的基本思想、基本做法、基本经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和环境观，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环境治理的智慧，融合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经验，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环境治理的理论和做法，确立体现以人为本生态正义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的环境治理理念。营造良好的生态文化，积极培育生态道德，生态伦理，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通过生态文化建设，在整个社会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

　　4.2.2构建完备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

　　制度是环境治理体系和环境治理能力的关键变量和核心要素，是国家环境治理的有效工具和基本遵循制度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当前中国存在的许多环境治理的顽疾，多是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不配套、不衔接造成的。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伦理道德理念和道德教育在某些方面对技术活动失去了约束力。很多企业与个人在经常面临着德与利的相互冲突、难以兼顾的困难抉择。当出现经济诱惑时，该不该遵循道德规范，完全凭借道德的自律，对于习惯了道德他律机制的人难度极大。缺乏以完备的制度作为他律来对人膨胀的私欲进行约束，就容易导致因缺乏公德意识而造成的私欲的膨胀，当膨胀的私欲与经济技术活动相结合，就会冲击社会公德与公共利益，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需要通过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加大环境立法和查处违法的力度，增加污染环境的犯罪成本。完善奖惩制度，并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保证制度实施的准确性。规范治理程序，减少治理成本，降低治理风险，提高治理效能。改革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实现XX和社会、XX与市场、中央XX和地方XX之间的功能划分和良性互动，培育健全的环保民间组织，发挥XX、市场、民间组织、企业和居民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功能，形成多元交互共治的良好局面，提升我们环境治理的绩效。

　　4.2.3加大科技创新以反哺环境

　　环境治理的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联动的。未来超越的极限极限，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绿色技术，因为科学技术作为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工具，能够将人从环境制约中解放出来，并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良性循环，目前绿色技术的发展已成为一种潮流。要积极推进当前的绿色科技，向系统化，集成化，智能化深层次化综合创新转变。将绿色科技的研发纳入到国家技术发展的远期规划中，集合各大院校科研机构力量集中攻关并设立专项基金予以支持，尽快实现绿色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4.2.4充分参与国际合作并借鉴国际经验

　　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非中国独有也非中国最突出。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的提出、五位一体格局的确立、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方面的一面旗帜。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理念，内圣外王的价值追求，于国家层面表现为，提高自身环境治理能力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帮助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维护环境公平正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必须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环境治理的先进理论，梳理和总结他们环境治理的实践，分析他们在理念设计、制度构建、体制创新和实施效果方面的异同探究，归纳具有普遍意义的先进做法，然后结合中国的国情吸收转化并融于环境治理实践当中。“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治理的方法经验，并不是全部照搬迷失自我，而是发挥制度优势，组织优势，整合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并创造性的转化创建环境治理的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经验形成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理论。

　　本论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由于笔者学识所限，本论文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许多不足。例如，由于理论功底的原因,笔者对本论文研究所需的各种理论基础的理解和阐释显得还不够深入；在获取研究资料的来源上，大多还是来自国内学者，这势必会影响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因此，笔者由衷地希望,本课题的研究能在未来不断得以深入，也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此类课题的研究中去,使我国环境理论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不断跃上新台阶。

　　[1]钟芙蓉.环境经济政策的伦理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3.

　　[2]曲格平.中国环境保护四十年回顾及思考——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环境保护四十年”学论坛上的演讲[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23(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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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3]林官明.环境伦理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