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贵、王福升论 ——《雷雨》《日出》中的两个小人物

摘要：曹禺的戏剧作品中有一类人物形象，他在刻画他们时可谓极尽其贪婪丑恶之态，这便是《雷雨》中的鲁贵和《日出》中的王福升。他们并非戏剧的主角，作者却对其着墨颇多且将他们贯穿于戏剧始终，成为多个关键情节的“枢纽”。作者在对待这类人物的态度上，往往比对历来被看作“万恶剥削者”的周朴园与潘月亭之属鞭笞得更为猛烈。在艺术创造和审美内涵上，这些形象具有十分鲜明的性格特征和个性化的语言表达，甚至比作者赞扬的一些人物更加丰富。然而，在《雷雨》和《日出》的接受史上，却出现了对这类人物较大的研究空白。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这类人物重新置于创作的历史语境下考察，探求作者的艺术构思和思想痕迹，进一步阐释曹禺戏剧的内涵。论文将就人物塑造特征来探讨其背后隐含的多重内涵，从而对曹禺戏剧做出新解读。

　关键词：鲁贵；王福升；现代化奴仆；戏剧结构；曹禺

一、绪论

《雷雨》和《日出》分别发表于1934年7月和1936年6月，作为曹禺剧作的代表篇目，历来受到广大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在对戏剧人物的探讨上，批评家们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于繁漪、周朴园、周萍、陈白露、潘月亭、李石清等“主场人物”上，而对鲁贵、王福升这两个“串场人物”的关注度极小。

称鲁贵与王福升为曹禺剧作中的“小人物”，不仅是针对其社会身份而言，更是在戏剧人物图谱上做出的指认。在戏剧建构中，剧作家出于对戏剧整体艺术性的考量，往往会设置一些与中心主题关系甚微的“小人物”，他们往往起到如下作用：勾连关键人物，推动剧情发展；与主要人物形成对照，凸显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作为外部环境的组成部分出现，暗示戏剧背景。因此，“小人物”在一部戏剧中几乎是不可或缺的。

　二、现代化的奴仆

《雷雨》和《日出》诞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化的发展，各个阶层的命运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社会道德和个体的身份也潜移默化地随之而变。鲁贵与王福升，便是这时代浪潮中生出的一类“新型奴仆”。钱谷融先生在1980年发表的《〈雷雨〉人物谈》中，曾提及鲁贵这一奴仆形象：“鲁贵这个人物，也已经与传统的小说戏曲中的刁奴恶仆的形象很不同了，他已经现代化了。”这一“现代化”无疑与当时社会形态的变更密不可分：半殖民地化的“欧风美雨”推动了现代都市和传统农村的相互对立与渗透，以物质关系为纽带的城市工业文明日益侵蚀着传统意义上的人性，金钱成为了市井之徒顶礼膜拜的对象，传统的伦理关系在主仆层面也发生了潜在的转变。对于鲁贵和王福升来说，主子不再成为固定的一个家庭或个体，而成了金钱，他们不再全身心地献身于主家，也不再如旧日的奴仆那样兢兢业业地渴求一份稳固的收入来维持生计，而是在谋求自己利益的基础上分得主家的利益，从而尽可能地满足自己无止尽的欲望，甚而至于违背社会道德来实现这一目的。

在《雷雨》第一幕中，首先展现的便是鲁贵以其贪婪狡黠的语气暗示四凤与周萍的关系，并企图利用这一关系来获取物质利益，用女儿四凤的话来说，便是“见钱就忘了命”。表面上，鲁贵对“周老爷”一家毕恭毕敬，但试看其在背后所为——当鲁妈初到周公馆时，鲁贵便以主人似的语气说到：“凤儿，你跟你妈拿一瓶汽水来。”在窥伺了繁漪与周萍的事情后，又无所畏惧地威胁繁漪，丝毫不为其周家太太的地位所震慑。在家中，他对四凤和大海说：“周家的人从上到下就没有一个好东西”；提及自己窥得的秘密时，又得意地讲到：“明天，我把周家太太大少爷这点老底子给他一个宣布，就连老头这老王八蛋也得给我跪下磕头。忘恩负义的东西。”

在《日出》里，这种新型主仆关系则体现得更为明显。王福升作为一家高级旅馆的茶房，由于所服务的阶层占有大量的财富与权势，便成为依存这一群体并从他们那里分得一些“残羹冷炙”的奴仆，然而若想探求他的主子是何人，观众却也是无从知晓的，“潘经理”、“胡四爷”、“张先生”、“顾八奶奶”… …这些旅馆中的常客，社会上的“有余者”仿佛都是他所倚势的对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这在王福升的身上尤为突出，亦适用于《雷雨》中的鲁贵。

在传统社会中，奴仆以失去人身自由为标志，即俗称的“卖身为奴”，而以鲁贵和王福升为代表的新型奴仆则以雇佣关系存在于主仆关系中，对于是否保持这一关系，奴仆亦享有较大的自主权，这便是其“现代化”的又一方面。然而，在曹禺看来，这一“现代化”对整个社会来说，却并非是真正的进步。

曹禺对于这一“现代化”产物的态度，隐现于戏剧描写之中。无论是《雷雨》中的鲁贵，还是《日出》中的王福升，在他们出场时，作者都对其特点给予了近乎一致的交代——狡黠。鲁贵出场时，曹禺写到其神气的萎靡和脸上的油汗，指出其极端放纵的肉欲，进而将其象征为一只狼：“他的眼睛锐利，常常贪婪地窥视着，如一只狼；他是很能计算的。”在情节进展过程中，曹禺毫不留情地展现他的贪婪和暴躁，并在人物命运上将他的结局安排为“一天晚上喝酒太多，死了的。”王福升的出场则是“一副狡猾的面孔，带着谗媚卑屈的神气”。在情节铺写上，《日出》第二幕中，作者则以讽刺性的书写描绘了在听到工人唱号子时方达生和王福升的不同反应，一句“天生的那份穷骨头嚜。要不，一辈子就会跟人打夯，卖苦力，盖起洋楼给人家住嚜？”更是包含着曹禺对此人物的鞭笞，在描写王福升对潦倒的被迫害者黄省三的嘲弄之后，作者又进一步通过书写其对妓院女子翠喜和被其出卖的小东西的恶行以及对胡四的谄媚将王福升丑恶之极点展现了出来。“曹禺塑造了一个狡诈、世故、圆滑的两面派形象，用这个大众化的小人物形象来代表那个时代的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这一系列的描写，不难看出曹禺对这一类人的鞭笞。

　三、戏剧结构中的“小人物”

曹禺在两部戏剧的序跋中曾多次提及戏剧结构安排的重要性。在被问及为何于《雷雨》中设置周朴园在夜晚与周萍和繁漪对话的情节，从而流露其作为父亲和丈夫的悲哀时，曹禺答到：

“为什么这段戏要这样写? 是要显示周朴园这个人另一部分的性格。有人问是不是你同情这个资本家了? 不是, 因为这是一个人物, 他必然有这一面。总之，从这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性格是有层次的, 有发展的, 有两面性的。当然, 并不是每一个人物都如此, 鲁贵就没有什么发展, 只是一味地坏。这要看戏剧结构是否允许写出他性格发展的层次来。只能重点地写、重点地给; 每一个人都写、都给, 是不可能的。”

这一访谈内容虽因时代政治的关系而有待斟酌，但仍可以看出曹禺在戏剧中对于鲁贵、王福升这类人物的安排：周朴园、繁漪、周萍等在戏剧中是作为”心理性人物”存在的，而性格上“一味地坏”的鲁贵则更多是以一个”功能性的人物”存在于戏剧结构中，主要是为串联人物关系和推动情节展开而设置的，换句话说，正是因为鲁贵的存在，周鲁两个家庭的恩恩怨怨才得以在这一天聚集在一起成为全剧的冲突。称鲁贵与王福升为“小人物”，一个很大的原因便是出于其在戏剧故事中的地位，对于作者来说，他们并非戏剧内容的中心，因此便有了性格上相较于主场人物更为单一化的特征，并且在人物性格体系中更多地起了陪衬作用。

其次，曹禺否认了“同情资本家”这一质疑，笔者是认同的。在一位真诚而深刻的戏剧家眼中，他笔下的人物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而决定曹禺先生对待人物态度与情感的，绝不是所谓的阶级划分。曹禺多次提及其剧作中所要表现的“宇宙间的残忍”，他笔下的主人公多是挣扎在世间，处于生存困境的人。因此，在彼时大众看来是“资本家”和“万恶的剥削者”的人，在曹禺眼中，却也不过是一个在生命中挣扎或被戏弄的可怜人，这也是许多批评家认为作者对资本家产生了同情的原因。在《雷雨》的序跋中，作者曾将主人公比喻为“陷入沼泽的羸马”，周朴园作为家庭专制的代表，他的冷酷与伪善收获的是妻子和儿子的疏离，当偶然间遇到几十年前被自己抛弃的侍萍时，他的虚伪达到了顶峰，而在夜深时面对儿子周冲问出“你怕我么？”的一刻，他的脆弱也达到了顶峰。此时，纵观了周朴园经历的作者所看到的，不过是在这世间挣扎却一无所获的中年男人，是可悲可叹的芸芸众生之一。在《日出》中，潘月亭是看似坐拥大量财富，于高级旅馆中消磨人生的银行大亨，然而作者却又将“金八”这一更高一级的财富剥削者设置于戏剧背景中，这便将潘月亭在剧中享有的地位与尊严消解在了可笑的处境中。到最后，观众便会发现表面备受尊敬的潘月亭实质上也不过是听命于金八的一枚棋子，潘月亭的形象也就有了“人被捉弄”的内涵，他能够作为曹禺戏剧中的主人公，也在于此。“人在挣扎”与“人被捉弄”的主题包含着曹禺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思索，因而他笔下的中心人物具有真实而多层的性格内涵。而反观被作者“单一化”处理了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恰恰是最不具痛苦的生存体验，在社会中最“游刃有余”的人——鲁贵与王福升。

　四、多重现实性格的糅合

曹禺曾在访谈中提及《雷雨》中鲁贵的原型：“我家有个仆人叫陈贵，善于煮羊肉胡萝卜，这人很斯文，就是鲁贵的模特。”然而，试看这位仆人陈贵的生活习惯和性格，却是与鲁贵大相径庭的：“陈贵，非常有才能。他会绘画，特别善于画释伽牟尼，画观世音菩萨，常常有人向他求画。我父亲很尊重他。他画画时把门关起来，谁也不准进去。”在曹禺的讲述中，陈贵俨然一个清贫士子的形象，并非舍弃尊严的“分羹之徒”，其与主家的关系也与《雷雨》和《日出》中所塑的主仆关系大相径庭。那么，鲁贵的原型，到底是谁？“《雷雨》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真实的影子，但又不是一个人，而是集中了很多人物的特点，再加以我的创造。”因此，在探求鲁贵与王福升原型的过程中，我们并不能将视角局限于某个曹禺在生活中亲历的具体人物上，而是抽取“很多人物”的共通点，由此揭开两个小人物的“真面目”。

曹禺曾多次提及一个叫李补耕的人，“他一来到这里，穿着长袍马褂，等着父亲下楼来见他。父亲慢腾腾地从楼上走下来，也是摆着架子。他一见父亲就磕头。我父亲也不客气。这个人是靠者我父亲当上县知事的，捞了不少钱。他一来，就和父亲躺到那里对着抽鸦片，他的太太和我的继母对着抽鸦片。等我父亲一死，就再也不见他的踪影了。”父亲万德尊的官场生活常被年幼的曹禺纳入眼底，这一类通过谄媚来获取钱权的势利之徒在曹禺的幼年生活中不在少数。曹禺曾回忆”宾客盈门的万公馆”中总是有一批又一批的新朋故旧陪着父亲万德尊吃吃喝喝，极尽谄媚之能事，这些人趋炎附势的丑恶本性也就深深刻在了曹禺心里，这不能不影响他的价值观。正如田本相在《曹禺传》的书写中提到的：“曹禺接触的都是这样一些人物，他觉得这些人很可笑也很令人厌恶。谁能准确判断，曹禺从这些人身上又取了什么东西，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将这一类作者生活中亲历的“可笑又令人厌恶”的人与其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对应，便不难发现他们与《雷雨》和《日出》中鲁贵和王福升的共通之处。曹禺将这类人的共同性格特征进行抽取，得出了“势利”和“谄媚”之属的抽象概念，又因自幼痴迷于明清小说和戏曲，自然地联想到了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刁奴恶仆和势利之徒，并且，这类“小角色”在故事中起到的作用也一并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参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鲁贵与王福升的形象亦是传统文学范式与时代典型的“化合”。

　结论

在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史上，曹禺以超越时代的探索和艺术独创性将现代戏剧推向了成熟，让中国现代戏剧在艺术和思想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物是戏剧的主体，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关系的建构是一部剧作成功的关键。在曹禺塑造的众多戏剧人物中，笔者选取历来不受重视的鲁贵与王福升，分析了这类人物所隐含的时代内涵、艺术构思以及作者的生活经验，从而看到了曹禺对人性贪婪卑琐一面的喜剧性挖掘。

　参考文献

[1] 钱谷融著.钱谷融论学三种[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92.

[2] 屈正平编.鲁迅杂文选读[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2,44.

[3] 吴晓艳. 现代作家笔下仆人形象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2,7-8.

[4] 王育生. 曹禺谈《雷雨》[J]. 人民戏剧,1979(03):40-47.

[5]吴晓艳. 现代作家笔下仆人形象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2,32-33.

[6] 殷鉴. “功能性人物”在剧本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以鲁贵为例[J]. 戏剧文学,2009(02):64-67.

[7] <雷雨>序//曹禹著.雷雨[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

[8] 曹禺.《雷雨》的写作过程[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4,(9)：8.

[9] 田本相，刘一军著.曹禺访谈录[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

[10] 田本相著.曹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致谢

春日迟迟，流光易逝。古人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通过此次论文写作，我意识到自己知识与思维的局限性，同时也收获了继续向前探索的动力。

在此，我衷心感谢袁洪权老师的指导，老师为我的论文选题和写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建议，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亦使我受益无穷。

最后，感谢所有良师益友和亲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