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作为地区市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事件，其对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理应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全国省域面板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模型，实证检验了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对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有效地推动了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且不存在其他省份之间的固有差异干扰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作用。反事实分析说明本文结论基本稳健，动态效应检验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对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持续性作用。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区域经济政策，数字普惠金融，双重差分法
一、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汇聚了世界级的金融服务，具备强劲的经济实力和创新潜力，成为引领全球贸易发展转型的重要力量。为了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充满创新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需要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解决民企融资难题。粤港澳大湾区着眼于建立智慧城市群，构建了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在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下，推动中小企业融资贷款、股权投资领域的进一步优化，有利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融资服务，推动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国外学者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关注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义及指标体系的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信息技术与普惠金融结合发展的产物。Dempsey（2006）[1]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发挥普惠价值更在于其搅动了长尾经济，数字金融的长尾应用作为传统金融二八定律的补充，解释了金融需求曲线上的短头和长尾现象。Sarma（2012）[2]利用线性效用函数法和欧式举例法，从三个层面测度了不同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状况。Gupteetal（2012）[3]则认为，测评普惠金融应考虑更多的方面。除适用性与渗透性，他们还考虑了交易便利程度与交易成本，并以此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数。关于影响普惠金融的因素，国外学者们通常认为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程度呈同向变动关系。Beck等（2009）[4]认为，经济增长率等宏观经济指标会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Sarma和Pais（2011）[5]认为，金融普惠水平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程度呈正向相关性。同时，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金融政策环境会对普惠金融的发展产生影响。Wang等（2016）[6]研究发现良好的XX调控是实现普惠金融的关键因素。国外学者还指出“互联网+”技术因素对普惠金融有着显著的影响。Pan等（2016）[7]经研究发现，移动支付是金融的根基，移动支付通过支持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的作用。Androutsos等（2011）[8]认为，互联网技术与经济社会的融合扩展了普惠金融的触达能力和服务范围。
国内学者们大多认为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因素、金融调控政策因素和“互联网+”技术因素。周斌等（2017）[9]运用多元测算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以及“互联网+”对普惠金融都有正向促进作用。王婧和胡国晖（2013）[10]指出，货币政策紧缩会降低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宏观金融政策的调整能够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张晓燕（2016）[11]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证明了互联网金融的普惠金融属性。国内学者还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收入两者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结论普遍为数字普惠金融能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能提高居民的收入。梁双陆和刘培培（2019）[12]在研究中，通过将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发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可以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来实现。陈丹和姚明明（2019）[13]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同样发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得到了显著提升。张勋等（2019）[14]通过研究发现，相比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实现包容性增长。胡修林（2019）[15]认为，农村金融发展会提高居民收入，且正规金融对增加农户收入的产出弹性明显比非正规金融高。
梳理以往文献后，发现较少有国内外学者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对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大多数国外学者的研究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影响普惠金融的因素。而国内学者的研究集中在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和数字普惠金融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可见，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对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但又少有学者研究。因此，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对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机制，再基于双重差分法模型，从实证层面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对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并针对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政策制定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与普惠金融发展概述
（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
1.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背景
粤港澳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集群之一，该城市群占地面积仅有我国国土的0.58%，所产生的经济总量却达到了11.5万亿元人民币。正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大力实施，使得粤港澳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都市经济圈，粤、港、澳三地优势互补，共同迈入发展快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
从理论意义上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是中国统筹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是粤港澳都市经济圈的战略问题之一，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粤港澳的一体化不仅能够促进粤、港、澳三地的长远发展，还能促进其周边地区的更快发展，甚至对我国的综合国力提升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基于赵娜等（2017）[16]的研究，集聚效应是空间外部的规模经济，是相同或互补的产业在一个地理区域内形成一个集群，集群内的各细分主体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区域产业经济。在城市集群内，各个细分主体进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形成多元化的特色产业结构，提升各细分主体的生产率，促进它们之间的信息整合和创新增长，同时又能降低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等成本。集群内的某些投入和公共服务能够形成规模经济，使市场规模得到扩大，大规模的信息在区域内的传播也有利于创新，所以共享经济也能为该集群区域带来活力。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目标，“双循环”的重点是培育国内市场，在“双循环”背景下，粤港澳经济圈协同发展，实现了经济一体化，粤、港、澳三地发挥了大规模经济体的潜力和优势，促进了该城市群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强了国内的商品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可见，以国内为主的“双循环”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要素配置，同时“双循环”能更好地链接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助力经济的稳步发展。2016年初，“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国家将大力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优化珠三角地区的进一步合作共赢。打造粤港澳经济圈，大力推进粤港澳经济一体化，实现粤、港、澳三地的科学、持续、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让粤港澳城市群共赢发展。再次，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得X、墨西哥和加拿大减少了贸易限制，对彼此开放了市场，使得三地的贸易额迅速增长，直接投资额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X、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经济地位，北美自由贸易区体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战略意义。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战略是科学的战略，能够使粤、港、澳三地实现互利共赢，推动该区域经济的优化升级。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对于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及中国现代化建设程度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我国区域发展规划中的关键环节。
2.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发展存在的问题
粤港澳作为重要的区域经济政策，致力促进商品流通和资金融通，推动粤港澳沿线省域经济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传统融资方式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传统融资方式下不良贷款风险分担机制缺乏等等问题，粤港澳区域内的小微企业一直面临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有效融资的问题，数字经济和普惠金融的发展无疑给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因此在粤港澳建设过程中，推动数字经济和普惠金融的发展是一项重要课题。
（二）数字普惠金融
1.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
数字普惠金融是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来促进普惠金融的所有行为，是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入融合，包括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科技技术来服务普惠金融目标群体，使这一群体共享低成本和低门槛的全部金融服务。
从理论意义上来说，巴曙松（2020）[17]研究发现通过发挥互联网技术优势，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扩大小微企业的投融资渠道，为小微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投融资方式，实现供给侧改革，充分满足小微企业的各类金融需求，提升小微企业的竞争力。尹优平（2020）[18]研究发现在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金融服务的主体得到了延伸，金融服务的宽度和广度也得到了扩展，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和亘古不变的企业成本负担问题。再次，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增长模型分别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证明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Wurgler（2001）[19]认为，资本配置效率的含义是资本从投资低回报的项目中流出，而向投资高回报项目流入的配置程度，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就是资本能投入到更多的可获得高回报的投资项目中，所以，应用数字普惠金融进行资本要素的优化配置，通过金融信息科技技术实现多途径的项目融资，是提升实体经济的资本配置效率的重中之重。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议提出要建设有竞争力、具有普惠性和适应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在2019年也提出要在普惠金融领域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来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难题，如互联网银行通过大数据风险控制以及创新型互联网贷款手段能够精准地、高效地把资金传递到银行系统难以触达到的小微企业——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中，帮助小微企业加快复工复产进程。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首次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理念，与会专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所有可以利用数字金融服务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活动。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更加广泛，通过构建包容性的金融体系，可为居民提供公平的金融服务，力争让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享受到更加方便、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深化金融服务渗透力。
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是以互联网银行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技术通过便捷的、高效率的手段为小微企业的经营者提供多样化融资支持，助力小微企业的长效发展。
2.粤港澳大湾区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部存在制度差异，香港和澳门地区与广东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差异是粤港澳大湾区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货币方面，大湾区内出现了三种货币，香港特别行政区使用的港币、澳门特别行政区使用的澳门币以及广东省使用的人民币，这三种货币之间虽然可以流通，但流通过程中也涉及到汇率问题，面临汇率波动的风险。
粤、港、澳三地的移动支付普及率也有差异，广东地区的移动支付普及率很高，但香港、澳门地区电子支付的适用规模和当地人对于电子支付的偏好较小。同时，粤港澳城市群互联互通的信用体系建设也亟待完善，大湾区内的经济信用风险会随着粤港澳区域市场经济的体量以及交易规模增大而增大，而且这类风险可能会持续存在。
粤港澳大湾区的普惠金融发展还存在着监管不完善、创新不足的问题，包括跨境金融监管、跨境消费者权益保护、金融科技创新监管等。粤、港、澳三地没有充分地对接监管交流，而且缺乏围绕粤、港、澳三地居民实际金融需求的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对于精准支持三地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力度不够。还存在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少，普惠金融产品不够丰富、利息较高、流程复杂等问题。如何协调粤、港、澳三地，使之形成精准匹配城乡居民金融需求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同样是当前的重要问题。
三、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对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一）政策因素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政策的空间布局着眼于发挥极点的引领带动作用，构造结构科学、辐射周边的大湾区发展格局，这有利于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广东省在金融、服务、运输等领域的发展，并辐射带动大湾区至泛珠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促进大湾区及周边地区经济上的合作与交流，增加该区域内企业的融资机遇，以及满足该地社会各阶层和群体金融服务需求。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致力于推动该地区城乡的融合发展，推进机制体制变革，打造智慧小镇，这一政策能够推动城乡的集约发展，促进城乡人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达到普惠金融的效果，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各级XX出台了各种营商环境政策，聚焦民企融资问题，提出一系列富有成效的针对性举措，深化了融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和成本，优化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为小微企业提供了强力的金融支持，提高了沿线省域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
（二）科技因素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进一步推进了该城市群的创新驱动发展，使粤港澳三地能够进行协同科技研发，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推动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的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引领下，粤港澳城市群加速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建立一体化的数字商业、数字产业体系，在数字经济合作方面进行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粤港澳三地扎实的信息技术产业基础推动了该经济圈内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产业的发展和突破，也加速了该区域内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社区的完善。粤、港、澳坚持“服务中小企业”，使企业能更好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的发展又能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和精准度、提升交易效率，有助于该城市群探索金融科技创新路径，打造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生态，做实普惠金融业务，构建特色化经营模式。
（三）经济因素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提出后，粤港澳的合作不断深化，该城市群进一步建立了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关系，构建了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发挥了外向型经济的优势，主动对标先进、适应国际动态竞争，引领产业高水平发展，并完善了大湾区金融机构体系，为大湾区发展绿色金融、数字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提供资金保障。此外，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不仅能加强香港、澳门、珠三角九市的战略合作，还能够推动粤港澳的经济基础设施一体化，使该城市群的经济往来更频繁，经济关系更紧密，这对于该经济圈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作为一个推动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的政策，理论上会对相关地区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缺乏研究。本文基于省域视角这一崭新视角进行探究，探究政策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的影响效应。考虑了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这个特定政策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可以为理解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对沿线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提供新的经验证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匹配得分法对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及其普惠金融发展效应进行评价。通过实证检验，分析了沿线省域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倡议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新的前景，对于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价值。
四、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对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1.数据选择及变量说明
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属于省级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本研究选取《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统计年鉴2011年-2020年全国30个省市（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并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收集了2011年-2020年的30个省份（除西藏外）层面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评价指标，来反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该指数具体编制过程主要参考郭峰等(2019）[20]的研究，该指数已经被诸多学者广泛用于分析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状况中，比如：谢绚丽等（2018）[21]以及易行健和周利（2018）[22]。
由于本研究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的效果，“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战略的政策作用对象主要包含广东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因此将受到“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影响的沿线省域定义为：，否则为，并以此生成了横截面层面的分组虚拟变量（），同理，将受到“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实行之后的时间定义为，否则为，并以此生成了政策实行时间层面的分组虚拟变量（），以及前述两者之间的交乘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回归系数的大小与显著性是本文要研究的核心变量。另外，参考相关文献及逻辑，本研究选取可能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一系列其它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具体见下表1。
表1主要变量说明
2.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汇总如表2所示。观察表2可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省份差别较大，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不同省份具有较强的异质性。
3.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对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测算，如表3所示。相关分析表明控制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并不严重，有利于后续回归模型估计。
（二）双重差分模型构建
在区域经济政策效应评估方面，双重差分法是较为可行且经典的方法，在本研究的研究背景下，具体来看，本研究选取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区域经济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并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构架，量化分析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区域经济政策对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考虑到政策的实际效应，本文以2015年作为政策节点。基于上述分析，双重差分模型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模型中的下标和分别代表第个省市和第年，表示各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乘积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对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是每个省份个体的个体固定效应，是每年的固定效应，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本研究参考相关文献，进行控制变量选取，详见于前表1，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
1.平行趋势检验
首先，针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时间趋势进行绘图（针对原始数据已经进行标准化处理），如图1所示，可以发现实验组和对照组在2011年-2015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基本趋势相同，在2015年之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趋势呈现出显著不同。
图1平行趋势图
其次，进一步检验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发现系数did2011（即政策净效应2011）、did2012（即政策净效应2012）、did2013（即政策净效应2013）并不显著，说明存在平行趋势。
2.双重差分基准回归分析
对“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对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进行量化评估。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不管控制变量的情况如何，核心估计项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这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对于沿线省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表4平行趋势检验
3.反事实分析
为了确保前述回归结果的稳健与一致，选取2013-2014年作为虚假的“粤港澳”区域经济政策提出时间，并生成相应的did2013、did2014（即政策净效应2014）代替原方程中项，以进行反事实分析。检验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2013、2014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前述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4.动态效应分析
为量化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在后续实行过程中的边际效应，本研究进一步以2016年为例，生成2016年虚拟变量与“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的交乘项did2016（即政策净效应2016），回归测算结果，如表7所示。发现did2016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的实行过程中具有边际放大作用。
表5基准回归结果
表6安慰剂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平行趋势检验说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实施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存在平行趋势，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实施后粤港澳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程度有较明显的提高。双重差分基准回归分析说明，不管控制变量的情况如何，政策净效应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即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战略推动了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的提高。反事实分析说明，前述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动态效应检验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对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具有积极的持续性。
五、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促进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建议
（一）强化组织领导和顶层设计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背景下，该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阻碍之一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部存在制度差异。我国实行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大湾区内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制度存在差异，粤港澳城市群本质上是一个跨境多中心城市群，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三个关税区，也是三种法律体系，广东省是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和澳门是资本主义制度，这对于粤港澳城市群的普惠金融发展是巨大挑战。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实施的区域政策对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显。因此，需要粤港澳三地创新管理模式，在政策制定上进行一定创新突破，强化组织领导和顶层设计，继续推动湾区区域经济金融体制的完善，科学规划大湾区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改善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上的作用。粤港澳还应进行产业分工，形成互补互助的产业链，完善产业发展格局，使三地的内在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助力湾区的普惠金融发展。XX部门要抓住该项政策机遇，着力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借助移动支付、蚂蚁借呗等互联网金融服务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以更好地协调资源，破除阻碍粤港澳三地资金流动的瓶颈和障碍，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支持中小企业主动参与粤港澳地区金融市场活动。国家应为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提供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包括完善货币信贷政策、加大动产抵押融资的支持力度，完善中小企业征信体系，优化小微企业破产制度等，从而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深度和广度，使其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得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实现人民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与满足感。
（二）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群中粤、港、澳三地经济功能的优化，不一定会完全按照XX规划逻辑发展，还需要考虑市场竞合的结果。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融资成本，相较于传统金融有更好的普适性和公平性，但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信用信息体系建设，一直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一大阻碍，目前我国的征信数据主要集中在XX部门、大中型金融机构，对于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征信数据较为匮乏，信贷决策得不到足够的数据支撑，所以这些中小机构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此外，与内地成熟的移动支付相比，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移动支付普及率较低，粤港澳三地的电子支付情况差异较大。粤港澳大湾区要形成区域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需要以大湾区的良好的基础条件为基础，比如成熟的移动支付，所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十分必要。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应加快建设多样化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如建立并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心或信息平台，建立健全综合性大数据信用体系，及时为信用良好的群体提供融资便利，同时将信用较差者快速甄别出来，突破该区域内数字普惠金融信用信息资源来源不足的障碍，提升数字经济治理效率，保证数字经济的整体安全性。应建立健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支付体系，通过科学技术引进等手段加快香港、澳门地区移动支付的普及度，促进香港、澳门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应强化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改造，提高5G网络的覆盖面以及信号强度，消除信号盲点，增加智能金融设备的投放，为粤港澳城市群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全面的配套支持。尤其是要从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这一维度发力，着重关注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实际使用情况，密切监控各类业务用户数量和交易额度，不断完善政策设计以促使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深化，提升居民生活的发展程度，有效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覆盖率和服务质量。
（三）加强金融监管和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监管不完善的问题，如侵犯个人隐私、危害数据安全、侵犯网络安全现象，和由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金融诈骗、非法集资等不法行为现象时而发生。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应加强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加强该地数字普惠金融的立法，着眼于行业标准的政策制定，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等，从而防范违法违规行为，防范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交叉产生的金融风险，以及强化各金融供给主体的风险意识和抗压能力，保持金融稳定。应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在粤港澳城市群内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监管机制，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健康持续发展。应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效率的提升，加强该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工具的创新，如创新数字供应链金融、数字保险等，改善区域内小微企业、农民、残疾人等参与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能力较弱，经济收入较少人群的经营环境和生活条件。还要加强金融监管和创新，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由于数字普惠金融不同于传统金融的特殊性，金融监管的复杂性和难度也随之上升，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中，金融监管部门应警惕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根据实际情况创新监管体制，做好金融科技创新的管控工作和预警机制，构建完善的行业监督治理体系和数字金融机构运行标准，保障金融中介和客户的利益。
六、结论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作为地区市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事件，其对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这一重要要素配置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全国省域面板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模型实证检验了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对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战略有效地推动了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且并不存在其他省份之间的固有差异干扰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作用。反事实分析说明本文结论基本稳健，动态效应检验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政策对沿线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具有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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