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笔下男权社会中女性婚恋观研究

　　摘要

本文通过对张爱玲经历以及作品的分析，浅谈女性的婚恋观。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坛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从她成名开始就已备受关注，在海内外掀起了一场“张爱玲热”，她也未曾想到自己的名字会在以后令整个华语文学界震惊。其作品主要以家庭婚恋为主线，讲述了一个个牵绊纠葛的爱情悲剧，在这些爱情悲剧里无法找到健康正常的爱，情爱在传统的束缚下扭曲，在物欲的枷锁中迷失。本文将以家庭婚恋关系为视角，审视其作品中的各种婚恋现象，对婚恋模式进行整体的观照并探究其根源，从而关注作者笔下女性的悲剧人生命运。从这一角度对张爱玲的作品进行研究，有助于对张爱玲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更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张爱玲婚恋观女性主义男权社会

　　前言

在当下经济决定生活的社会中，现代女性在人格独立的这个问题上知之甚少，当代女性在文明传承的过程中独立意识出现了某些缺失，由此新式的合作型婚姻产生，钱财、地位、欲望等等一些物质的东西开始成为婚姻的“前提条件”。张爱玲眼中的婚姻，婚姻的前提必须以男女双方的灵肉相合，婚后女性应主动承担部分家庭经济责任，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以求生存之道，从而体现自身的价值所在，这也是决定女性在婚姻中幸福生活的重要条件。对张爱玲作品中男权社会中女性婚恋观的研究对当代女性独立婚后意识的启发和影响当代女性形成正确的爱情婚姻观。

　　一、张爱玲生平与婚恋观的隐性影响

　　1.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原生家庭影响

张爱玲的父母成婚之时很令人羡慕，婚后一度也曾风光，然而在张爱玲4岁的时候，双方感情破裂，张爱玲母亲在与其父亲无休止的争吵之后选择远渡重洋找寻自己向往的自由，父母婚姻分分合合一直持续了她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张爱玲的成长年代不仅经历了父母不幸的婚姻，还恰逢晚清最后一代贵族逐渐没落直至衰败的时代，她见证了家庭的破裂，见证了家族的兴衰与没落，这对于她性格的养成起着关键作用。张爱玲的父亲是封建传统下的成长起来的贵族一代，即使逐渐没落，但身上仍然残留着旧贵族不少的不良风气。在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就与父亲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但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是没有体会到过什么是父爱的，父亲冷漠又自私，甚至伙同继母虐待她，没有关爱，只有无休止的污蔑、暴力、软禁与伤害。父亲一系列残忍的举动都给张爱玲造成了难以磨灭的阴影，父亲的形象如同恶魔，带给张爱玲的只有无尽的噩梦，也给她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创伤。从她的自传体小说《雷峰塔》与《易经》中能发现，除了父亲外，她的母亲也给她带来了很多伤害。在张爱玲眼里，母亲是“罗曼蒂克”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她思想前卫，性格独立，但是，在她的生活中母亲多半扮演着冷漠、不称职的角色。在张爱玲的性格养成关键期也正是其母亲出国的时期，张爱玲不仅没能感受到母爱，母女间的距离感和不信任感还被加大，这让她逐步走向自我怀疑，而这个过程其母亲就是主要的幕后推手。因为对母爱的渴求和对母亲的崇拜，让她不自觉地开始模仿她的母亲，她可以称作是第二个黄逸梵，她们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都是生性凉薄、内心孤傲之人。父母思想的差异也让“诗书世家”的家庭充满了矛盾与冲突，而张爱玲就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家庭中耳濡目染长大，这样非正常的家庭和生活的一步步没落，在天性敏感的张爱玲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孤独也不可避免的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情感体验。张爱玲的生活里充满了一眼望不到头的混乱，她待人接物开始变得冷漠和怀疑怀，甚至带有敌视的态度，这也因此影响着她的成长、创作和观念，毁灭了她对婚烟的希望，形成了她精神上的悲观气质。这一切都让张爱玲直没能够找到一个安稳的现世，也决定了张爱玲看待人生的特有视角。在她的人生观中，人性中的丑恶与人之间的冷酷很轻易就会被发现，但她又不得不在时代的沉沦中苦苦挣扎。
2.所嫁非人的婚姻悲剧
张爱玲此生经历过两段婚姻，其中与胡兰成的感情纠葛对她的影响最为深刻。张爱玲在创作上用文字可以理性的分析男女之间的感情，但这并不代表她自己对待感情可以理性，她也只不过是人世间的一名平凡女子。她在面对感情时会不计后果，即便是她明白自己所爱非人、所托非人，但是她还会毫不犹豫的深陷进去，这也正是她婚姻悲剧的主要原因。胡兰成的博学多才、艺术造诣和对张爱玲无微不至的关怀都给在不幸婚姻中成长的张爱玲带来了久违的温暖，于是她不顾两人年龄的差距、不顾当时胡兰成敏感的“文化汉奸”的政治身份、更不顾当时胡兰成已有家庭，他们从相识、相知、相恋到相守，可谓轰轰烈烈，张爱玲内心以为自己找到了可以托付一生的依靠，但是时间让她看清了胡兰成的本性。面对着胡兰成多次出轨，张爱玲一再忍让，最终还是在胡兰成与一名护士的婚外恋情曝光以后，张爱玲彻底对这段婚姻失望，怀着失落与悲伤的心情，张爱玲选择了逃离，逃离这段不堪回首的悲剧婚姻。
与胡兰成婚姻的悲剧收尾让本就敏感脆弱的张爱玲对婚姻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更加剧了她在创作中的悲观意识。之后她36岁时，为了生活可以稳定，便嫁给了56岁的X作家赖雅，但在结婚几年后赖雅便因病卧床，这让张爱玲在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下不得不努力的创作以此维持生存。两段感情张爱玲都是不顾一切飞蛾扑火，然而所托非人，胡兰成到底只是个朝秦暮楚的荡子，而深爱她的赖雅却给不了她长久的幸福，婚姻没有让她体会到爱情的甜蜜与美好，反而成就了她痛苦的一生。
张爱玲的婚恋观受到婚姻经历很大的影响，她从中感悟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于她来说是多么遥不可及，于是在她的笔下大多都是所嫁非人的爱情悲剧。
3.生不逢时的社会现实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战火纷飞，动荡不安，天灾和人祸导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死别离随处上演，悲惨的社会现实，生命的随时消亡让张爱玲对这个时代感到恐惧，这是她悲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致使在张爱玲笔下演绎的都是一首首支离破碎、颠沛流离的婚姻之歌。
其次，张爱玲的作品大多数发生在中西方文化碰撞最为剧烈的上海和香港，在这个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既有着特立独行却又受困于封建囹圄的新女性，又有着沉溺于往日浮华旧梦中不愿醒来的封建遗老遗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尊女卑”这些封建礼教下根深蒂固的旧观念禁锢着女性前进的脚步，女性想要打破这种现状是无比艰难的。因此，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把物质视为婚姻选择的首要标准，也就是所谓的嫁个有钱人，而这样带有功利性的婚恋交易无疑就是导致无爱婚恋悲剧产生的重要原因。长久以来女性依附于男性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让张爱玲做出了深刻的思考，她觉得女性不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金钱才会选择走上婚姻这条道路，而往往她们这种不以感情作为基础的选择必然导致婚姻以悲剧告终。男权社会下男性大多带着先天的优越感，认为女性低人一等，这让他们对待婚姻不珍惜、不重视，甚至践踏情感，给女性带来了无尽的伤害。而导致婚姻悲剧的原因就只是在男性么？答案并不是，女性自身在这样的现实下因为难以反抗就选择向现实妥协，自甘堕落、自我放弃等种种行为也就导致了婚姻悲剧的发生。“五四”运动掀起的女性思想解放热潮仍然无法改变她们内心甘愿为奴的灵魂。现实的残酷，见证了多少女性为了在这种时代下生存所导致的悲剧，又有多少人在这样社会现实下能对婚姻生活感到乐观，更何况经历过父母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的婚姻的张爱玲。
纵览张爱玲的小说文本，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张爱玲悲观的世界观和感情观。我们深知她年少时深受恋父情节的困扰和生母的无情忽略，缺乏关爱，再加上刻薄无情的继母的虐待，张爱玲幼年以及少年时期的身心成长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直接导致她悲观世界观的形成。同时，加上成年后经历的几段令人绝望的爱情，两次婚恋的不尽如人意等，也让张爱玲对爱情的看法与常人有异。在爱情和亲情中，她更多感受到的是相互利用、抹黑、压制和堕落，爱人的背叛和亲人的不睦代替了那仅有的一点欢愉与和谐。张爱玲将自己性格的偏执融入到了人物的书写中，在她的文学作品中继续着失意的生活。而在男权社会下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下，女性地位低下，只能依附于男人，加深战乱时代的混乱也让张爱玲的悲观情高涨。

　　二、男权社会中几种女性婚姻观

在男权社会下，女性的生存价值在父权文化的环境里被忽视，时时处处受到男性的压制。家庭作为女性唯一的生存空间也成为了男性对女性进行限制和评判的基本场域，女性的生存权利和生活质量被男性牢牢地掌握，最后导致女性自身的身份认同都无法实现。通过塑造先进的新女性形象表现独特的女性意识、高扬女性精神。在作家和评论家眼中，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出现，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经济压制的环境中寻找自我、发现自我、确认自我、肯定自我、欣赏自我的过程是真正独立的过程。张爱玲笔下的新女性形象将女性的自尊、自爱、自信和自立表现得恰当且充分，使女性能在XXX中塑造现代女性人格、张扬自我意识、展现自我风采，从而反思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全方位压制。另外，她还塑造了一批深陷旧制度中无法脱身的女性形象来反讽男性中心霸权。这些女性被迫处在旧式家庭中无法脱身、甘心依附男权、成为彻底的“他者”。
1.在爱情与婚姻中的两难抉择
张爱玲在她的散文《爱》中，将她那遥不可及的爱情悲剧描绘得生动形象，并说到：“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碰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遇见是爱情最美的开始，但往往事与愿违。《封锁》中的原本互不相识的两人吴翠远与吕宗桢，只是因为同坐了一辆电车，由于侄子的出现使这两人便坐到了一起，两人情投意合地开始攀谈起来，闲聊之余两人居然一见钟情，攀谈之余还谈到了婚姻这种人生大事。其实吕宗桢当时已经有家庭，但就在这样荒谬的相识交谈之下，和仅有一面之缘的吴翠远相爱了，解锁之后，电车继续前行，一切又回到了封锁之前，吕宗桢回到了他来之前的位置，吴翠远似乎明白了一切，“封锁期间的这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这是一个不真实的梦，在梦里发生的一切都只是昙花一现。即便是他们有过那么一瞬间爱情的冲动，但回到现实后，梦醒了，一切都不在了，更何况婚姻，爱情与婚姻二者始终背离，无法结合。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在他的一生中出现了两个对他重要的女人，白玫瑰——妻子孟烟鹂；红玫瑰——情人王娇蕊。佟振保本想踏踏实实做一个老实人，但是在朋友的妻子娇蕊的诱惑之下，与其发生了婚外恋，但是当娇蕊准备离婚后要嫁给他时，佟振保在社会地位和名誉前不敢去接受王娇蕊的这份爱，继而在母亲的撮合之下，与孟烟郦步入了婚姻殿堂，但是好景不长，婚后不久，因为这婚姻没有爱情基础，还是泯灭了他最初的一点点好感。最后，佟振保认为适合做情人的王娇蕊到后来却成为了别人的贤妻良母，而认为适合做妻子的孟烟鹂却变成了别人的情人，这样的悲剧婚姻不在少数，《金锁记》中曹七巧也如此，她喜欢的是姜家三少爷季泽，但最终结婚对象却是二少爷仲泽。其实他们并不是没有爱，只是她们爱错了人，导致了她们的爱情和婚姻成为了错位的矛盾体，最终使她们成为了婚恋错位的牺牲品。
2.物质需求下催生的无爱婚姻
幸福的婚姻建立在双方感情的基础上，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追求物质是致使一段无爱婚姻悲剧的起始原因。“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那些被新思想影响的人们试图摆脱陈旧的传统婚姻观念、婚姻制度的制约,主张以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为重心的新型平等的婚恋体系。然而,婚恋作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必定会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约束。婚恋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摆脱的了,除非两人的经济地位不存在差异之分,这也是保证两性互爱的婚恋关系的基础,否则,婚恋自主也就只能说说而已。正如恩格斯曾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作的精美论述一样:“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倾城之恋》描绘出了如何使渴望恋爱成功的一方因经济状况的巨大差异倍感苦涩。白流苏这个遭受婚姻痛苦的大家闺秀再次跳进婚姻的坟墓,煞费苦心地要嫁给浪荡公子范柳原，成为其合法妻子,无非就是要获取物质上的保障,而不用再委曲求全的寄人篱下。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白流苏的情感中有被范柳原风仪和魅力所吸引的部分,但能起决定作用的决对不是这些凤仪与魅力,而是家庭的经济压力与经济安全的渴望。就像作品中所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因为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娘家没有办法回去,白流苏在没能成功得到婚姻的状况下,也只能无可奈何的成为了范柳原的情人。虽然最后偶然的原因侥幸与范柳原成功结了婚,那也只不过是战争带来的偶然因素圆满收场罢了。这里可以说,由于经济能力带来的压力,女性已经心甘情愿的做男人的附庸品,并且附庸的形式可以是妻子,也可以是情人。如果说白流苏的选择是被生活所迫,是可悲的,那么,受到经济社会中被拜金主义思想影响到的一些人,做出了与白流苏同样选择的女性也同样是可悲。被著名评论家傅雷称作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金锁记》就揭示了这一现象。小说桥段中并么有过多描写旧社会式的包办婚姻形式对主人公的迫害,而是将金钱欲望指定为造成悲剧的凶手。
曹七巧已准备为了荣华富贵放弃爱情幸福,没想到的是结局却是用钱财换来的却是自己被折磨到扭曲的人性,不仅仅是她自己的一生幸福被自己亲手葬送掉了,还有她的儿子和女儿也被迫深受其害。“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在这里,经济因素不仅是影响着人们正常的婚姻生活,它也左右着人们的未来命运。像曹七巧和白流苏这样自愿或被迫地低头于经济的约束,通过谋求“爱情”来以求生存的事例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还有很多很多,比如《留情》中的淳于敦凤,《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花凋》中以做“女结婚员”为生存方式的郑夫人的女儿们等等。应该说,诸如此类的女性在法律上并不缺少婚姻的自主权,而决定了她们在婚恋的问题上做出选择的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原因。由于女性经济地位的缺失,在她们思想里,婚姻并不是爱情的最终归宿,婚姻只是女性赖以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这种两性间的关系已不再是爱情关系，而是还原为最基本的生存与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决定处经济在婚恋关系中的主宰作用与地位。而在这种被经济物化的婚恋关系当中,女性显而易见的处在了被动的位置上,这使得她们根本无法去把握自己未来的人生幸福,只能是听任着命运无情的摆布,用婚姻作了一次豪赌。
在张爱玲看来,婚姻幸福与否的基础只能是两性互爱存不存在,这是张爱玲对于婚恋问题的观点。在她当代婚恋观念的影响下,那些因为受经济因素而无法摆脱悲剧命运的婚恋关系,那些拿婚姻去赌注未来幸福的女性几乎没有胜算的可言。籍此,张爱玲表达处她对经济制约了的婚恋关系的醒悟与批判,以及同情身陷其中而无法摆脱的主人公们。在张爱玲悲痛的文笔下，婚姻关系也只是一种经济关系。男女之间都始终无法脱离经济利益关系，人生的缺失和不幸都由此而来。”因此，婚姻并不是爱情的保护伞，反而成为了女性为了谋求生存和实现物质欲望的筹码。
3、对男权社会的反抗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的生存与发展表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知识女性因其情感敏锐和对独立自由的渴望，表现出对如晨曦之初开的自由精神的强烈追求。女性要冲破礼教常纲的旧思想牢笼，要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教育权，要通过自身解放来实现自我价值，女性经济地位要提高等一系列口号被提出，但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此时世人还停留在浪漫主义的思潮中，现实也还停留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价值是依附于男性的，在价值取向上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束缚，所以这些口号仅仅只是被提出而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它们没有被社会认可，女性还是得不到真正的解放。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有着许多在男权背景下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描写，她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一般都是怯懦的、不反抗的，甚至顺从的，即便反抗有所成效但依旧难逃失败的结局，甚至伴随而来的还有屈辱的阴影，女性成为了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的存在，她们不得不扮演着被物化的他者角色。在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半生缘》中女性作为受害者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被“环境”所奴役成一个同谋者的形象。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顾曼璐就是那个同谋者，顾曼璐曾经也是也是天真烂漫的少女，可是为了全家的生活，曼璐去做了世人眼里不光彩的职业—-舞女，曼璐不惜牺牲自己美好的青春来换取一家人的生存。女性姣好的容颜与贞洁是在男权社里所有的资本。在中国古代戏剧和小说中“郎才女貌”“才子佳人”的故事都是直接将女子姣好的容颜作为衡量女性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砝码，是女子获得幸福美满婚姻生活的必要条件。但是，中国男人极强的占有欲让他们对女性不仅仅是容貌上的追求，还有女性的贞洁，而恰巧美貌与贞洁都不在的顾曼璐在这样的社会下就很难去追求自身的婚姻幸福。小说中顾曼璐为了生存嫁给了嫖客祝鸿才，甚至甘愿放低身价做他的姨太太，本以为婚姻会给她带来好日子的顾曼璐却因为无法生育而遭到丈夫的家暴，而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不惜协助自己的丈夫强暴了自己的妹妹，甚至让她生下孩子，从中不难看出，女性之于男性的地位局限在性、生育以及家庭琐事中，男性掌控着女性，要求女性必须三从四德，但女性却无法要求男性，男人三妻四妾好似天经地义，而女人找寻自我的途径就只能追随着男人的脚步，把自己物化为男人眼中喜欢的“他者”。
但是在《半生缘》中顾曼璐的妹妹顾曼桢却是一个有着反抗男权意识的女性形象。面对自己姐姐的陷害，她没有妥协；被迫嫁给有妇之夫，她没有妥协；失去自己最爱的人，她没有妥协；生下仇人的孩子，她没有妥协；没有可以信任的亲人，她没有妥协。她一直在反抗着，最终成功与祝鸿才离婚，并且把自己的孩子带了出来独自抚养。顾曼桢的形象可以说是张爱玲书中难得获得“圆满”的女性形象，她没有在封建男权下失去自我，变成同流合污的同谋。尝遍人生悲苦的顾曼桢最终通过自己的反抗摆脱了封建男权对自己的控制，获得了自由。
《半生缘》道出了一个现实：反抗很难，逃避却很简单。张爱玲通过笔下一个个男权社会下悲剧女性形象的描写表达自己对封建男权的否定、对女性生存现状的否定。因此，在张爱玲笔下大多都是悲剧，大多受封建男权迫害的女性她们其实也不是不想反抗，但迫于现实反抗的困难重重只能选择妥协。

　　三、从张爱玲婚恋观看女性主义思想的启蒙

1.促进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通过塑造先进的新女性形象表现独特的女性意识、高扬女性精神。在作家和评论家眼中，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出现，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经济压制的环境中寻找自我、发现自我、确认自我、肯定自我、欣赏自我的过程是真正独立的过程。张爱玲笔下的新女性形象将女性的自尊、自爱、自信和自立表现得恰当且充分，使女性能在XXX中塑造现代女性人格、张扬自我意识、展现自我风采，从而反思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全方位压制。另外，她还塑造了一批深陷旧制度中无法脱身的女性形象来反讽男性中心霸权。这些女性被迫处在旧式家庭中无法脱身、甘心依附男权、成为彻底的“他者”。她们的生存价值在父权文化的环境里被忽视，时时处处受到男性的压制。家庭作为女性唯一的生存空间也成为了男性对女性进行限制和评判的基本场域，女性的生存权利和生活质量被男性牢牢地掌握，最后导致女性自身的身份认同都无法实现。通过塑造这些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艰难的生活空间和尴尬的生存困境，以此来声讨菲勒斯中心物化女性、压迫女性的实质，促进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2.推进女性解放的潮流
将女性话语置于主流话语体系中，肯定女性认识世界的独特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中，女性在文学中的位置也一直让位于男性，而女性作为主体的性别经验、独特的生理感受和心理活动在文学史中一直是空白的。对女性而言，书写就意味着关注。女性一直处在被遮蔽的世界中，要让自己浮出历史的地表，让女性从男权社会中的集体无意识中苏醒过来，就必须发出属于代表女性群体的真实声音；就必须展现女性的聪明才智与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必须把女性的主体意识置入主流的文化话语体系中去。在张爱玲后期的小说创作中，她将女性话语置于主流话语体系，解构男权，同时建构女性主体，代表中国的广大妇女发出了对经济独立、对爱情忠贞、对获得生存发展权的呐喊。通过她塑造的女性形象之口表达了女性对主体利益的追求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这也对建构独特的女性主义诗学有一定的帮助。叶舒宪认为女性主义诗学是女性文学观、文化观和社会观的三位一体。女性权益和女性自主意识的抒发是建构女性主义诗学的基础。女性主义诗学的建立能激发女性的创作欲望、体现女性创作的自由意志和价值追求。并且可将女性独特的审美意识灌注到女性评价体系当中，对于女性主义的范式研究和学科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3促进婚姻中两性关系的调整
双性和谐是女性意识为人们提供的新颖、多元价值观。就学术立场而言，女性意识或女性主义是一种新的批评范式，它不是与男权社会相对立的，造成男女双方二元对立的工具，而是一种以性别意识为切入点，融入各个学科的历史和精髓的新的批评领域，从性别意识和女性主义角度可以重新界定和审视文学史、思想史。而当下女性主义的任务是彻底颠覆男性的菲勒斯中心传统和性别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的逻辑体系，解构男权中心，努力实现两性和谐。两性和谐不完全是双性同体，而是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形而上的文化期待。在社会中应当避免一种所谓的完美经验和认同，尤其是男性审美认同。所以强调男女双方的多元审美观念和文化价值是双性和谐的基础。而这种基础又是建立在性别差异之上的。两性的差异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文化、思维等层面的，而在男权社会中这种差异被菲勒斯中心所取代，导致了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和受压制的窘境。两性差异就要求女性作为原来受到压迫的群体充分张扬个性、争取权益、发挥主观能动性。双性和谐观念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一步步造就和实现的，它作为人类文化上共同追求的真理性内核而存在，这就要求在双方自身性别意识不断深化的同时，克服冲突和矛盾，追求两性真正平等。男女双方只有通过交流与对话，不断消除障碍和隔阂，才能实现对人的本质存在的价值阐释。未来的文明不是男性或女性单一的文明，而是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文明。只有单一的文明只会导致社会陷入审美观念和社会价值一元论的泥沼。

　　四、总结

张爱玲作为深具自觉意识的女性作家，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进行创作和审视
人生时，看到了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女性尴尬的生存状态，看到了女性为求
生反抗和挣扎，也看到了女性在男性中心重压下的异化和堕落。这是张爱玲从写
作之初就一以贯之的创作主题。而作家赴美后，随着年龄和人生经历的成熟以及
受到众多当下西方的前沿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创作环境的自由，张爱玲在创作后
期改变了前期创作中绮丽、凄凉的文风，行文风格变得质朴、自然；并且在思想
内容上进行了大胆突破，在女性意识的书写方面大胆创新。本文以张爱玲后期作
品为基础，结合作家人生经历以及当下女性主义理论，从身体、情欲、以及女性
历史观层面对张爱玲的作品进行分析，从中发掘作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并结合
张爱玲偏执的性格特质，从个人心理的自怜和自恋层面对张爱玲女性意识的突破
进行了着重阐释，分析了张爱玲前后期女性意识表达上的差异。在丰富、完善张
爱玲作品研究的同时，此论题也对女性主义场域中女性的自我审视与自我完善的
建设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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