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下的中国形象——基于毛姆《面纱》的分析

　　摘要

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一一直是神秘东方的代表，因此也是国外作家热衷于探索和书写的素材。从马可波罗时期的“遍地黄金”的富足幻想再到落后的满目疮痍的殖民地形象，近年来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学中品中的蜕变，也展示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发展。毛姆作为上世纪最为著名的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之一，曾多次涉及到中国形象的描写。不仅在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集中描绘中国的风土人情，更多次在其创作中植入“中国元素”，由此可见毛姆对于中国形象的独特偏爱，也在无形中通过语言概括透露出西方中心下中国形象的本质与变化。本研究基于对毛姆短篇小说《面纱》中中国形象的具体分析，以此为背景展开其在中国形象层面的具体书写。从中剥离出西方中心下的中国形象的碎片化书写、两极分化书写以及集体幻想式书写。揭示其表达方式实际上是中西文化冲突以及西方中心意识形态下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毛姆《面纱》西方中心中国形象

　　前言

毛姆作为上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对于东方世界保持着丰富的兴趣，他不仅本人多次到达亚洲进行游历，曾在1919年和1921年分别来到中国游历，更在多部作品中加入了中国形象和背景。本研究选取毛姆的小说《面纱》进行具体研究，通过对作品的解析，可以看出，毛姆更多的从“他者”的形象来进行中国文化的塑造。而这一形象塑造则一方面是当时中国形象的具体表述，而更多的则是西方中心下的文学想象。

本研究通过文献法、归纳总结法等相关方法以文学形象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对毛姆小说《面纱》中的中国形象进行分析。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毛姆小说里的中国形象的研究角度非常多元化。比如郑玉莹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从男主人公的形象的多层次，并根据毛姆文献塑造手法来剖析形象塑造的技巧。彭蕾从哲学角度研究后认为，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以及《刀锋》的创作中，都展现出对叔本华哲学意志的继承与延续，体现了毛姆作品的哲学价值。但这一作品的叙述较为笼统，研究脉络不甚清晰。陈秋红从文学评论角度分析后得出，将毛姆的作品延续到当代中国文坛中，解析其对当代文学评论、读者价值观形成的双重影响。

崔薇、马晓欢等人从叙事学角度解读了毛姆<面纱>中的叙事艺术，他们认为毛姆小说叙事结构的框架大致分为波浪形线性叙事、单元神话叙事模式以及前后呼应的叙事模式等。

　　一、毛姆《面纱》概述

《面纱》作为毛姆的代表作，其从多个方面小说中所描绘的中国形象，体现出毛姆对中国的关注。基于此，本章将分析毛姆与中国的渊源以及《面纱》包含的文化、器物、人物等多层面的中国形象。

　　（一）毛姆与中国

毛姆曾在1919年和1921年分别来到中国进行游历，根据记载，毛姆第一次游历中国经历了4个月之久，先后访问了文学大家和山川名流，同时也深入人民底层进行体验和了解。随后，3年后毛姆再次来到中国，并再度进行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探索。这两次来华为毛姆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同时给予了后续的更多灵感。《苏伊士之东》中的北京城、《面纱》中的香港等，都是毛姆提炼旅行中的中国形象进行文学书写。一定程度上，毛姆相较于其他西方作家是一个“偏东方型”的作家，虽然依旧跳不出西方中心的窠臼，但整体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更加柔和，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对中国形象的文学反思。

　　（二）《面纱》中的中国形象

《面纱》的创作背景是中国香港，当时的中国香港属于英国殖民地。因此在面纱中有较多的中国人物形象、风土器物以及文化艺术的具体描写，尤其是人物形象的描写相对较多。

1.人物形象

《面纱》以女主人公凯蒂的视角来展开叙述，用更多的文笔集中在心理描写和描述层面，因此对于中国形象的描述也具有一定的“异质化”。小说中关于中国人物形象的描写大多集中在底层中国劳苦人民层面，例如轿夫、仆人、乞丐等。古董店的老板与伙计是《面纱》小说中首次出现的中国人物形象。凯蒂前往古董店进行“私会”，她上楼前看到的店老板“个子矮小”，同样被称为“东方人”的店伙计对着她“狡黠的一笑”，店伙计似乎看透了什么，但又透露着猥琐的味道。此外，关于轿夫的描写提到，他们“长久也不做声”，轿夫的肢体语言是“比划着想要引起凯蒂的注意”的，语言是“陌生语言着实显得神秘而骇人”的。而对于乞丐形象的描写则更加直白：

“轿子停在修道院门口的时候，一个乞丐从地上站起来，朝凯蒂讨要东西。他衣衫褴褛，好像在粪堆里爬过似的。透过衣服的破口子，她看到他的皮肤粗糙难看，黑得像山羊皮，双腿赤裸着，骨瘦如柴。他蓬头垢面，脸颊陷进去了一个窝儿，眼神狂乱野蛮，简直就像一张疯子的脸。[[英]萨默塞特•毛姆.阮景林译.面纱.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22页]”

而凯蒂的反应也是西方人典型的反应，面对古董店的老板与伙计，凯蒂觉得他们猥琐可恶。而面对轿夫，他们觉得他像原始人一样，粗粝而不懂文明。面对乞丐时，凯蒂则是充满了西方的优越感，“她颤抖的给了乞丐一些小钱”，并显得“惊恐不已”。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凯蒂作为将乞丐视作霍乱和原始的疯狂的象征，而给予小钱则似乎是高高在上的施舍和打发。而凯蒂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对东方文化充满了敌意和恐惧的复杂情感。

但是，毛姆在描写满洲格格形象上，却体现出对东方文化另外一种态度：她（满洲格格）握着“未来的钥匙”，面对人间的哀愁和忙碌，在满洲格格的面前都是“不值一提”和“荒诞不经”的。

2.风土器物

《面纱》中，关于中国的风土器物的描写集中在小说中部，当时的凯蒂被迫前往湄潭府，她虽然还没有到达，却早已把湄潭府视作人间地狱。走在路上，凯蒂看到的是：

“他们被轿子抬着，在一条狭窄的堤道上没日没夜地行进，两旁是一眼望不到边儿的稻田。拂晓时分他们便打点行装出发，直到中午的酷暑使他们不得不停下来，钻进路边的一家小店里歇歇脚。[[英]萨默塞特•毛姆.阮景林译.面纱.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只看到“不着边儿的稻田”、“不得不停下来”以及“钻进小店”等描写，显示了在凯蒂眼中，中国的风土气雾充满了原始感和窘迫感。在这种低沉的心情和环境中，凯蒂感觉到了更多的阴森可怖，她看到了的中国的风土器物是“茫茫的白雾”和“密密麻麻的舢板”，并且直接感到了“某种陌生而可怕的力量正在控制着现在的一切”。在这种描述中，渲染的凯蒂当时在陌生的中国环境中的不安和恐惧感，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的落后场景，当时的中国以农耕为主，生活节奏充满了原始感，此刻更是深陷落后经济和可怕瘟疫之中的黑暗社会。而以瓦尔特为代表的西方人，在这样黑暗而无望的中国风土人情下进行工作，无疑是西方人高高在上的施舍与拯救。

当然，在人物心境发生变化后，中国的风土人情也摇身一变，变成了静谧、自然而又纯洁的象征。在霍乱的黑暗中，凯蒂在乡村寻找到了内心的宁静与放松：

“乡村广袤的原野在眼前铺展开去，放眼一望使人倍感松弛，甚至会勾起莫名的伤感。”

关于中国风土的描写中，也不乏对于田园风光的赞美，例如“舒适”、“宛若孩童洁净的心”等描述，反映了毛姆对中国风土的宏大感知，并且在这样舒适温柔而宏大的自然环境中，让凯蒂为代表的西方人，从焦躁的人际关系和极具压迫感的经济社会中，找到了精神放松的乐土和回归自然的桃源。

3.文化艺术

对于东方的文化艺术，凯蒂表现出“不屑一顾”的优越感。虽然身处中国的香港，但他却除了必要，时刻绝不与东方人接触，更不屑于了解东方的文化艺术，只参加西方人在内的舞会等。

此外，在东方代表的佛教文化中，关于东方庙宇的描述则将这样的西方优越感表达的更加直接：

“打坐的和尚弟子似乎饱受痛苦的折磨。一旦令下便会如鸟兽散。方丈慈祥和善，谦恭有礼，但脸上有种行将退隐的自嘲之意。可以想见，不几日内。院内弟子便会从此阴凉惬意之地四散而去，而庙堂从此败落。[[英]萨默塞特•毛姆.阮景林译.面纱.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在凯蒂的眼中，中国的宗教是“饱受痛苦的折磨”的，而且一旦遭受瘟疫的冲击则会毫不犹豫的“四散而去”，并最终走向败落。这样的描述一方面是为了渲染瘟疫环境下的紧张可怖，但另一层面也无意中透露了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的不认可，甚至是一种宗教层面的亵渎。

凯蒂在看到满洲格格后，幡然醒悟地惊叹，这是在“古老、悬异而深邃的东方”。而三个形容词的语境是通过与韦丁顿的妻子形象进行对比，让凯蒂消除了对东方形象的误解，认识到东方文化和艺术的“理想和信仰”。但这样的看法只是短暂的，更是西方人对于中国形象的“自我解读”和“乌托邦式”的情感寄托。

　　二、西方中心下的中国形象之碎片书写

毛姆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并不完整，是碎片化的中国形象。基于此，本章将从风土、人物认知、文化艺术三个方面阐述分析西方中心下的《面纱》中对中国形象的碎片描写。

　　（一）对风土描述的模糊不清

在《面纱》中，即便是处在中国香港的背景下，关于中国的风土的描述依旧相当稀少，例如，在将到达目的地之前，凯蒂看到了堤道上压满了倒地的竹子，她看到了“长满野草的土包”，并认为这是一片“坟场”，最后看到一个“拱门”。实际上，这一片区域的布局是比较符合中国风水观念的，也隐含了一定的中国丧葬理念。但毛姆的描写则是浅尝则止的，显得单薄而模糊，并没有对其深层次的内部文化概念进行深入的描写。

在凯蒂来到目的地之后，听到了河对岸“敲锣声”和霹雳啪啦的“爆竹”，凯蒂视角下认为这是“一座城镇正处于惊恐之中”。然而，实际上“敲锣”和“放爆竹”并不是对瘟疫的恐惧，而是中国文化下对死者的送别和告慰，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反映了毛姆对中国风土描述的认知不足，描写的优势偏颇。

实际上，对于风土描述的模糊不清的特点，在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更加明显。虽然是描写中国风土的游记作品，但里面却有诸多的文化错误。例如，毛姆在描述牌坊的时候写道“中国人喜欢把私人埋在山坡上”，这样单薄的认知显然是没有对中国风水文化进行了解，把中国人非常用心选择地势、环境的风水埋葬文化描述的非常简略，显出一种模糊不清的语焉不详。

　　（二）对人物认知的有失偏颇

对于人物形象的选择上，《面纱》花了大量的笔墨描述苦役、轿夫、乞丐等底层人民的形象，这些形象大多教委原始粗犷，缺乏文明的教化。只有在最后需要主人公心理转变的过程中，才出现稍正面一些的中国人物形象。

此外，在人物形象的描写上也较为片面。例如在形容轿夫过堤道过程中，是这样描写的：

“堤道上有一群苦役，肩上搭着轭，轭的两头各挑一大桶从河里舀上的水，正一步一晃地走在他们前面。水不断地从桶里溅出来，把堤道淋得跟刚下过大雨似的。凯蒂的轿夫扯开嗓子朝他们喊了一声，叫他们把路让开。[[英]萨默塞特•毛姆.阮景林译.面纱.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第66页]”

轿夫扯着嗓子，对前面拦路的人喊了一声。仅仅描绘了是轿夫粗俗的表现更，但却没有对苦役勤劳勇敢的另一面进行描述。在形容上去有失偏颇的，只进行了其粗犷的形容，缺乏另一层面的挖掘。此外，对于天真的孩童，凯蒂形容修道院的孤儿像“一堆小虫子”，并认为他们看起来“没有正常人的模样”，让人生厌。而这样的人物认知存在太大的偏见，试想如果不是英国的侵略，会有这么多中国儿童失去父母和家庭吗？而凯蒂此时的想法显得冷漠而自私，也反映了西方中心下的高高在上。此时，对于人物的认知也只看到了孩子的外表的肮脏，而没有对他们悲苦的命运给予适当的同情和自我反省，这样的描绘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三）对文化艺术的一知半解

艺术内涵的认知相对比较复杂，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等具体作品，还应当包含宗教等文化内容。例如，《面纱》中，当凯蒂来到佛堂中，只感受到了“阴沉悲戚”的气氛，看到打坐的弟子就主观臆测他们在“饱经痛苦的折磨”。却不知道和尚打坐实际上是通过修行和悟禅来适应现世的苦悲。毛姆对于中国佛教的认知是浅薄而粗鄙的，甚至可以说充满了臆测和恶意。

再比如他在描写到菩萨的时候，写道“菩萨会飞升而去，只剩下邪灵饿鬼”。这样的描写透露了在毛姆眼中中国佛教的虚伪，他认为一旦出现现实的危险，而菩萨则会抛弃人民独自离去，只剩下满目疮痍和恶鬼在人间继续作恶。而更为讽刺的描写是在对于修道院的描写中，即便是在瘟疫肆虐的中心地段中，作为西方代表的基督教，其所在的修道院简直就是乱世中的天堂，他们不仅工作的“一丝不苟”，更是收留了中国的孤儿们。两相对比之下，由此可见，毛姆对于宗教文化的认识是一知半解的，他只看到西方基督教的优秀和传世价值，而对中国佛教则充满了不认可甚至可以说是恶意满满。

实际上，毛姆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知半解在其他作品中也有体现，在《残片》中在毛姆写道，中国的建筑虽然看起来“五光十色”、“别出心裁”，但实际上“艺术观念是很有限”的。可以看出毛姆对于中国建筑意识的轻视和不认可，因为中国建筑是单调和乏味的，因此才会做出如此草率的评价。此外，《在中国的屏风上》，提到了中国的嫁娶文化，他写道，中国女子嫁给素未谋面的男子，而暗示西方女子是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婚嫁的。然而他却没有考虑到儒家思想上的女子必须“三从四德”，而西方所崇拜的自由民主在当时的中国并不适用。由此可见，毛姆对于中国的文化艺术呈现出一知半解的状态，本质上是因为他认为西方文化才是世界的主流，而在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田提下来进行东方文化的审判，从而带来了其在文学层面的具体表达的片面性。

通过对毛姆的《面纱》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分析，不难发现毛姆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是相对片面和模糊的，对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风土人情的描述，更是碎片式的，他会使用“苦力”来概括劳动人民，使用“乞丐”来概括受难群众，表现出毛姆对于中国形象了解的不求深入。因此，在表述的层面也显得支离破碎，没有整合性和综合性，也缺乏对于中国形象的全面认知。本质上，这是由于毛姆在描写的过程中，以西方中心作为出发点，对于中国形象看法站在高高在上的俯瞰视角，对于具体的中国形象，暗藏一种“不值一提”的情感，并最终体现在他的表述之中。

　　三、西方中心下的中国形象之两极分化

毛姆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呈现两极分化的特点，本章将从异域风情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阐述分析西方中心下的《面纱》中对中国形象的两极分化描写。

　　（一）异域风情下的神秘东方形象

在经历了前半段的纠结与顿悟后，凯蒂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她看到湄潭府的墙垛这样平凡的意象时，竟然幻想这就是一个光怪陆离的舞台。而在这个舞台上，满洲女人是“别出心裁的人物”。他们看似平凡，是舞台上的无名小卒，但却有不可言喻的意义，更形容他们是“古老宗教仪式上的舞者”，在复杂的节奏中蕴含着神秘的意义。这样的形容，透露出对中国古老历史的陌生感和尊敬感，在满洲女人的形象中，凯蒂得到了某种关于人生的另一个层次的理解，而这一切都来源于异域风情下的东方形象的力量。在这一段描述中，东方形象是神秘而伟大的，他们是宗教的载体，为凯蒂为代表的西方人的痛苦和疑惑带来更丰富的解析空间，从而让主角在东方形象中获得心灵上的顿悟和释然、超脱。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面纱中也不乏对于东方形象神秘的描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毛姆对于东方宗教文化的推崇之意。

此外，毛姆对于中国形象的描写也透露出“古意”，他笔下的中国山水大多古朴自然，并没有太多现代化的痕迹。此外，在一些作品中，毛姆也流露出一定对中国神秘形象的偏好，他在戏剧《苏伊士之东》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中国风的元素，例如精致的楼台、悠扬的国乐、美丽的宫灯、古典的中国书法和瓷器等，这些中国风土器物共同营造出了毛姆作品中的“神秘中国”，也正是凭借作品中的异域风情，毛姆才更能吸引了西方观众的追捧和偏好。实际上，这种神秘的东方形象是从马可波罗时代“遍地黄金”意象的转化，通过对古代中国的“追崇”描述中国的富足形象，实际上毛姆对于中国类似“乌托邦”的幻想。

　　（二）意识形态冲突下的蛮荒之地

根据在西方中心的思路之下，毛姆对于中国形象的解析，充满了西方中心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寄托。而乌托邦的寄托是理想型的刻画，带有主观的意识叠加，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进行的不公平想象，充满了主观臆断。虽然毛姆在中国的形象描写中，透露出对中国神秘文化的推崇之意和欣赏之情，但更大程度上盲目，对于中国人物以及中国苦难的描写更接近一个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例如在面纱中，当凯蒂来到修道院时是这样描述中国孤儿的：

“桌子上面盖着一块罩布,罩布下面显然有东西在蠕动着。圣约瑟夫揭开罩布，出现了四个裸体女婴，他们的小胳膊和小腿都在不停抓蹬，看起来很好玩。她们的古怪小脸做出各种怪相，那副样子看起来简直不像人类，到相识不知道名的奇怪动物。[[英]萨默塞特•毛姆.阮景林译.面纱.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第137页]”

“蠕动着”、“抓蹬”、“看起来很好玩”以及“不像人类”和“不知名的奇怪动物”，这样的形容似乎是用在人的身上并不合适，就像毛姆自己所言，他是在形容“奇怪的动物”。而毛姆在对中国的形容中，认为中国就是一群没有情感的机器，中国人是野蛮且原始的。而之所以认为这四个裸体女婴做出“各种怪相”和“简直不像人类”，其对比的对象无外乎因为东方人与西方人在面貌上的差异。因为这种外貌的不同，就要被视作与“奇怪的动物”，这简直就是西方中心主义下赤裸裸的歧视。

此外，毛姆在对于中国香港的环境描写中着力于刻画一个瘟疫横行、尸横遍野的地狱。在这里，充满了衣衫褴褛的乞丐、遭人遗弃的孤儿、沉迷大烟的吸毒者以及随时准备抢劫的小偷，在这里，劳动人民是只会比划着说着“尖锐语言”的动物，他们没有感情、没有血肉，只是拉着西方人上上下下的工具。而街道上充满了尸体，走到目的地前是可怕的坟山，道路上遍布倒塌的竹林和挡路的苦力。可以说，在《面纱》中，毛姆对于中国环境的描写充满了偏见，他认为这是一个充满了落后、苦难和野蛮的社会。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和西方“文明”的对比之下。

对于中国形象的描写，毛姆的小说中充满了两极分化，一面是异域风情，一面是蛮荒大地，可谓冰火两重天。而在这样的两极分化中，显示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形象的割裂认知，一方面认为中国古代形象是富足的神秘东方，而另一方面在现实社会中，中国是饱受欺凌的殖民地，充满了野蛮和未经教化的人与事物。本质上，笔者认为这是在西方中心思维下，毛姆为代表的西方作家对于中国形象的片面看法。无论是异域风情的乌托邦还是充满险恶的蛮荒之地，实际上都是西方人对于中国形象的片面认知，甚至是主观臆想。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异象，是在于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损失是出自于自我为中心而开始的，因此，在描写中也出现了“任我揉搓”的优越感和种族歧视感。

此外，这样的形象描写也说明在西方中心下，西方作家缺乏自我反思与批判。以《面纱》为例，其背景在于被英国殖民的香港。而香港殖民地之所以出现遍地饿殍和霍乱横行的场景，根本上是由于西方船坚炮利的蛮横殖民带来的。而面对这些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西方作家对于其更多的不是同情，而是以一种主观、带有偏见甚至臆想的描写。而描写的目标只为自身的写作主题服务，这是一种充满自我优越感的，甚至是非人道的表达形式。

　　四、西方中心下的中国形象之集体幻想

毛姆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并不完整，呈现出碎片化、两极化的特点，可以说这种不全面、不客观的中国形象实质上是西方中心下，作者对中国形象的集体幻想。基于此，本章将从英国文化、中西文化碰撞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迎合英国文化的中国形象“杜撰”

在西方中心的视角下，对于中国形象的描写是刻板而充满迎合之意的，与其说是具体而真实的中国形象描写，不如说是作家为了迎合西方审美和文化需求而进行的可以“杜撰”。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并非在所见所悟具体中国形象后进行具体的表达，更像是在提炼西方人视角下的中国“符号”后进行曲意逢迎的创作。因此，以《面纱》为代表的西方作品中，对于中国形象的描写并非完全真实可靠，反而更像是对中国形象的“集体幻想”。

首先，被殖民后的中国是放纵、懒散、堕落的代表，他们未经开化，充满了愚昧与无知，更是在西方文学中直接将中国人带称为“黄祸”，意指危害整个人类社会的人种。在这个充满种族歧视的名词中，可以看出英国文化乃至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是类似于小丑的悲哀异类。例如毛姆在《面纱》中对于中国形象的描写也是如此，他形容中国的人长着“扁扁的鼻子”，而车夫则是比划着说着“尖锐语言”的，即便是婴儿也是“奇怪的动物”。这样的形容，无疑是将中国人的形象进行扭曲和丑化，饱含了对于中国人的否定和歧视。而这样的否定是基于双方在武力和经济层面的不对等，西方作家开始对于中国形象进行肆无忌惮的贬低和排斥，从而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对中国形象进行想象和杜撰。

其次，历史上的中国是“遍地黄金”的富足国家，是拥有2000年文化的文明古国。因此西方中心视角下无可避免的对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敬畏”甚至“忌惮”之情。例如在《面纱》中，对于中国佛教文化的形容虽然充满的偏见甚至亵渎，但依然使用“古老的宗教”来进行形容。此外，对于满族麽麽也是进行了相对正面的描写。但本质上，中国人依旧是“狡猾”的代表，《面纱》中，关于古玩店掌柜的描述，凯蒂认为他“堆着一脸讨好的笑”，形容他每次都“一溜烟跑上昏暗的楼梯”，并形容他充满了“狡猾”的感觉，似乎老谋深算，有着看穿一切的智慧，但在凯蒂眼中他依旧是“讨厌”的。这些形容都反映了西方中心下对于中国形象中“狡诈”的刻板印象。而基于这样的看法，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相当可怕，是足以“危害整个白色人种生存空间”的隐患。而在此前的西方文学作品中也充斥着中的“中国危害论”。

而中国形象刻画中的可悲和可怕，实际上都是西方中心下的作家杜撰。无论是在描写中还是具体刻画中，都充满了主观性质，缺乏白描手法的描写。毛姆对于中国形象的描写，也正是基于西方已有的刻板印象之上。虽然，毛姆对于中国的古典艺术有一定的推崇之意，也曾经站在中国的大地上进行打量，但这样的体验仅仅是片面而暂时的，毛姆依旧无可避免地也深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并在无形中成为了其作品的一大特色，并且成为了后世作家在描写中国形象时的参考。

　　（二）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偏向描写

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层面的相对概念，而在西方中心的思想下，东方只是作为西方的参照物的角色，因此需要在对比的情况下进行文明碰撞，而东方也势必遭受西方文明的反感、排斥甚至贬低。

在《面纱》中，有两处关于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具体描写。第一个是在古玩店时，在凯蒂视角下，中国古玩店老板与他偷情的对象查理的对比就体现了这样的“偏向描写”。在凯蒂的眼中，来自西方的查理拥有无人可以抵挡的的迷人微笑、清澈的眼睛、有型的嘴角以及洁白的牙齿，令她的整个身心都“为之融化”。而与之对应的中国人物形象。维多利亚路旁的房子是“肮脏”的，他们偷情的古玩店的房间“又脏又乱”，而楼梯也是“昏暗可怖”的。明知他们偷情的古玩店老板令她厌倦，堆着“讨好的微笑”、“令人厌恶”。而与她在这样环境下进行私会的查理则是即便已经41岁依旧“柔韧”和“脚步灵活”。通过这样的对比描写，不难看出，对于中西方的人物形象外貌出现了明显的偏向。

而另一处比较明显的偏向描写则是关于修道院和中国寺庙的描写。中国寺庙的僧人端坐在那里，似乎显得慌乱不堪。而即便是在霍乱威胁下的西方修道院，依旧是一尘不染，干净祥和的，甚至还收容那些被父母抛弃的孤儿，一次通过中西方宗教载体的对比，显示了中西方文化碰撞下更倾向于西方的偏向描写。

虽然毛姆在进行中国形象描述时，会不自觉的偏向西方世界来进行展开。但实际上依旧有对于东方世界的深层次思考和描写。例如，《面纱》的主题就是“对于生活真实的反思”。来到中国的凯蒂，从最初的对于生活的迷茫，在于虚无与希望的一时之快，到最后的渐渐人领悟到人生的真谛，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揭开“生活面纱”的过程。而透过面纱的揭露展示了作者对于生活本真以及世间真理的追求。而在这样的主题之下，毛姆通过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描写来揭示这一主题。由于面纱是伊斯兰教的标志性装饰之一，因此可以将其视作东方文化的代表。揭开面纱，实际上就是揭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收获东方文化中“神圣的一面”。但实际上，这样神圣的一面依旧是不被西方人接受的，例如凯蒂在看到满族格格的时候，固然认为她高雅、美丽，但同时也提到她是“不可理解的”。实际上，在对于满族格格的描写中，是将满族格格进行了东方符号的形象表达，而凯蒂对于满足公主的认知是遥远而神秘与之对比之下，西方人的信仰和理想是粗鄙和野蛮的，而通过这样的对比，显示了对于西方现实社会的反思。而这样反思则是建立在以东方为参考物之上，而通过东西方文化的歌曲和对比描写来进行西方世界的反思与主题表达。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毛姆对于东方形象的认知依旧是陌生而充满恐惧的，例如他在描写东方世界过程中，他形容“令人恐惧的白雾”“鬼魅一般的光影”以及“魔鬼一样”的城市，这样的描写，无疑将中国的形象视作黑暗中心的具体表达。综上所述，《面纱》的主题固然需要毛姆对于中国形象进行深入反思，但由于西方中心意识以及殖民主义的影响下，毛姆笔下的中国形象即便是类似于“精神救赎”的存在，但依旧是“不可理解”，本质上依旧是西方中心下的偏向描写。

西方中心下的中国形象充满了集体幻想，这里既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也是美丽与丑陋的对比，而通过这些相互矛盾的特质进行联系，构造出了一种特殊的中国变色龙形象。实际上，无论是对中国形象的杜撰还是中西方文化碰撞时的偏向性描写，都体现了在西方中心思维下的傲慢意识形态。简言之，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学中更多的是西方进行的主观创造和凭空赋予，而中国则是被动的接受西方人为之确定的身份。而这样的过程显然是在西方强权下的有时偏薄的施压，虽然毛姆不是殖民主义的歌颂者，甚至对于殖民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反思，但依旧没能避免它在中国形象塑造过程中对西方文化的迎合以及偏向。毕竟无论是何种作家，身处某一时代都必然会印上那个时代的烙印，毛姆也无法例外。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毛姆的《面纱》这一作品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西方中心下的中国形象描写是支离破碎的碎片式书写，对于中国形象的界定则是两极分化的矛盾对立，而对于中国形象的定位则是基于集体幻想的综合表达。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像毛姆的作品中依旧有对中国的客观表达，但整体上，他依旧是从属于西方中心意识形态下的作家，因此在进行中国形象的描写时依旧无法跳出固有的“西方式”中国形象表达的窠臼。毛姆在进行文学创作中，仍然带有20世纪西方作家对于中国形象描写的“刻板化”烙印，并无可避免的出现对西方文化的偏袒和推崇。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毛姆曾两次来到中国，因此也可以视作是中国社会现实的参与者，其在进行中国形象的描写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现实。尤其是在《在中国的屏风上》，虽然对于中国形象的解读尚且比较浅薄，有失深度，但整体依旧比较客观真实，具有一定的纪实价值。所以在其作品描述中对于中国形象依旧保持着一定的敬意。相较于其他西方作家在中国形象的描写中，毛姆的作品中并没有出现大量的贬低和鄙夷描写，这一点值得尊敬，也达到了异质文化交流的目标。尤其是在毛姆的后期作品《刀锋》中，主人公找到精神解脱的方式是通过到东方世界的印度来进行游历和学习，从而在佛教的熏陶下，实现了人生的动物这一形象对比，显示了毛姆在中西方文化的研究中出现了对于东方异国文化的正视和对本国文化的反思和批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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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崔薇.毛姆小说的叙事结构研究.语文建设.2017年第30期

[10]管媛.毛姆的文学观与文学批评.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5月

[11]徐凤麟.毛姆《面纱》的中国形象解读.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12]马晓欢.从叙事学角度解读毛姆《面纱》中的叙事艺术.时代文学(下半月).2015年第7期

[13]盛春来.俯仰之间的误读——评《面纱》中的中国形象.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4]刘瑶.毛姆笔下的中国形象.宜春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5]吴超平.试论毛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6]韩红军.毛姆小说中的多维人性书写.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17]高丽张瑞英.创伤从未忘记——童年创伤理论视域下毛姆的口吃症探源.齐鲁学刊.2018年第2期

[18]郑素华.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小说人物形象——以比较文学的变异学为视角.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9]辛睿思.乌托邦的建构与反思.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5月

[20]付岩岩.论毛姆小说中的虚无思想.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3月

[21]王木祥.毛姆小说中的漫游者形象研究.广西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6月

[22]唐颖.毛姆小说观探究.广西师范学院硕士论文.2014年6月

　　致谢

毕业在即，我的论文在老师的帮助下定稿，翻阅论文的每一页，我的心情难以用语言去表达。

四年的大学学习即将随着这篇论文的定稿而接近尾声，四年的大学生活也将在这个季节画上句号。四年的求学生涯在师长、亲友的大力支持下，走得辛苦却也收获满囊，在论文即将完稿之际，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本科毕业论文，谈不上进行了多深刻的研究，攀不上多少学术的高峰，只是尽自己的所能写一点略懂的事情，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将四年的学习所得进行整合。

感谢我的指导老师。从论文的选题到论文最终完成，老师始终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她耐心的听取我的想法，告诉我论述的方法，遣词造句的方式，以及文章架构的模式；她还告诉我如何有效地搜集资料，如何快捷地找到参考文献，并指导我如何利用手头上的材料进行取舍整合。尤其是在接近论文定稿的时期，老师从繁忙的工作中多次审阅全文，一丝不苟，不落下每一个细节，对于xx这一部分的论述仍然不能让她满意，但她不厌其烦地为我想方法，教我怎样去完善。可以说，从论文的选题到结构安排，从内容到文字润饰，都凝聚了她大量的心血。本论文的完成，离不开她的悉心指导和孜孜不倦地教诲。

与此同时，我还要感谢每一位在大学里教导过我的老师，是你们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

还要感谢同组的同学，是你们时刻提醒着我抓紧时间完成论文，并且在我的论文遇到问题的时候与我一起讨论，共同提高论文的水平和质量。

正是有了学院的每一位优秀的老师和每一位进取的同学，使得我对学习有了更深层次的追求，自己的人格得到了更好的完善。

在此，我要再次感谢各位老师，你们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