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影响的实际分析

　　摘要：人口老龄化目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保障制度则是保障一个国家稳健的“防火墙”，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意味着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对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有着良好的应对措施，同时更是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是否能实现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作为目前国际上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对国家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都有着深远影响，因此国家肩负着巨大压力。近年来我国XX在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从各个方面深入探索，但收效甚微。本文主要通过对现有中外文献的回顾、梳理，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运行机制的影响,欲通过分析对人口统计学的理论,建立人口预测的模型,对我国现阶段人口结构进行分析；并在生命周期理论、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额之间的关系，探讨人口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从我国劳动人口对老龄人口的抚养比的角度分析，并由此分析社会养老保障金收支平衡对养老保障的影响。其次，从老龄人口比重变化对国家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占比的影响做出计量模型，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来分析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程度。最后,基于理论分析结果，借鉴有着发达福利体系国家，如拉X家的政策和措施，为在目前我国面临的在人口老龄化急速到来的背景下实现我国经济的可出续发展问题，提出参考性的完善社会保障的提携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社会保障体系；人口抚养比；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大人口基数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老龄化现象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目前高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结果显示，从人口结构比例来看，我国在2000年可以正式划分为老龄化社会。根据我国于2010年开展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分析，我国老龄化进程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60岁及以上老年人人口相较于2000年上升了2.93个百分点，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3.26%。65岁及65岁以上老龄人口在总人口数中所占比例为8.87%，加之我国有着高达13.40亿人的庞大的总人口基数，这就意味着我国65岁及其以上老龄人口已经超过了1.188亿人，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老年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据中国统计年鉴于2012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末,中国大陆人口有13.47亿,65岁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23亿,同时65岁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占比从2010年至2011年一年时间内从8.87%增长为9.1%，这说明了我国老年人口不仅基数大、增长速度快,而且老龄人口结构中也呈现出人口高龄化的趋势。2000年80岁及80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在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数量中所占比例为13.58%，该数据于2009年已迅速攀升至15,96%，这说明我国急剧转变的人口结构不仅导致了人口老龄化，也导致了老龄化人口中人口的高龄化现象；由该数据预估，中国80岁以及其以上高龄老人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的占比将于2050年上升至30%。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中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老龄人口数量将在2051年达到峰值4,37亿人，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两倍，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环境以及医疗系统的不断发展，由此人均预期寿命在逐渐延长的，老年人人口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导致的社会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攀升，这无疑给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加之我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早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行及生育观念的改变，使我国整体呈现出低生育率与低死亡率的状态，199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8.55岁，而在2000年上升到71.40岁，低生育率与低死亡率对老龄人口的高增长的协同作用导致我国劳动力供给不足，这个问题如今已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保障的稳定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贯穿世纪的国情，也是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我国目前急剧凸显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未富先老的国情特征为我们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是全面、深刻持久的。在人口老化的趋势下，要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在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与人口增长，分配和结构变化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而老龄人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也使得其扮演着反映一个社会幸福指数、人文关怀的重要角色。这便从另一个方面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即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现目前，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的保障工作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有的社会对老龄人口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并不友好的态度，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基础设施建设还相对欠缺社会经济水平还不够高，社会福利只处于初期阶段，但随着老龄化人群的急剧膨胀，老年人群体属于一批对社会保障有着特殊需要的人群。老年人口的增加，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负担首先增加，同时对市场商品和服务需求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由于我国正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的危机下，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这就导致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的各种可能存在的因素影响时，缺乏相应的应对性，由此，如何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探索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思路是我国目前极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现在人口老龄化现象对于世界而言都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尚未有哪个国家有切实可行的应对方针，加之我国人口老龄化又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更为严峻。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体系目前尚不完善，正处于探索发展的阶段，同时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无疑是目前是我国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桎梏。本文通过我国现行社会人口结构以及现存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分析，以此探究有关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运用统计数据以及统计软件SPSS进行深入量化分析。探求社会保障在人口老龄化急速到来的背景下应该何去何从，甄选人口老龄化影响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因素，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实践参考价值以及重要理论意义。

　　由于老龄人口的社会特殊属性，老龄化下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同时具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老年是每个人人生中的必经阶段，故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仅和现存的老年人口相关，也和每一个社会成员有关，而社会养老保障则是关系到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制度，因此需要我们高度重视。针对老龄化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完善，直接影响着老龄化现象给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带来的效应是积极还是消极。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老有所依是我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文化，如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的不到保障，那么急剧攀升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不仅会给现在的年轻人巨大的生活以及心理压力，同时对自己未来的老年人生活产生担忧；而老年人的心理得不到社会人文的关注，会对社会产生不满，从而可能导致“为老不尊”等现象层出不穷，影响社会和谐。因此，如何尽可能的使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完善，使老年人群晚年的基本生活得以保障，减少年轻人的负担是目前我国在老龄化现象高速发展的时期的一项艰巨任务。目前我国社会还没有全面认识到人口老龄化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相悖，老年人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仍是大部分人的传统观念，通过积极的老龄化理论，可以使社会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建立正确的观念，形成积极和谐的社会。老龄化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具有政治意义。党xxxx“积极响应人口老化”战略规划，制定了“十二五”期间“老年事业发展”“中国老年事业发展机遇”。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中，符合xxxx的政策，也是为老年人提供幸福的老年人的真正政策方针。

　　本文主要基于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并与世界上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发达国家进行对比，探索在人口老龄化的大前提下我国现行的保障制度体系存在的问题，了解相关政策以及相应研究情况，以此作为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分析模型基础。同时结合定量分析以及定性分析，通过对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探究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如何改革以适应人口结构转变的大趋势，更好的维护社会的稳健以及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社会问题，与人口学、社会保障学、经济学、统计学、福利学等众多学科因素有关，因此本文以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为切入点，采用多个学科理论交叉研究的方法，并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采用SPSS计量分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理论层面加深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拓展了研究思路。

　　穆怀中[20]在《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研究》一书中，致力于中国目前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存在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养老金调整指数的合理设计的研究，基于卡尔多•希克斯社会福利补偿理论，提出从外部效率理论以及内部效率两个方面为切入点，以该理论作为养老金调整指数的检验的依据；基于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确定养老金调整指数目标的约束区间。根据物价、工资、生存标准“三位一体”综合指数，对我国的社会保障适度水平进行预测。

　　李雪、袁新[21]在其《韩国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困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中指出，韩国与中国同属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发展最快的国家，韩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目前发展的主要困难和原因是：1，老龄化人口凶猛;2，国家养老金支付和支付财政支持难以继续;3结构性失衡，特殊职业养老金支付严重不平衡;4，公共养老保险制度难以缓解老年人的贫困;5经济发展缓慢的公共养老基金，增加压力的价值;根据外国养老保险改革的经验参考，分析中国老龄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多层次的公共养老保险制度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老年保障制度途径。

　　苏春红[23]阐释了人口变化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分别通过对养老保障制度的总体分析、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深入研究了人口老龄化与国家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关系，并从劳动供给的角度阐述了人口老龄化与个人储蓄之间的关系。在储蓄效应的影响下，研究了生命周期模型和重叠生成模型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与人口特别是人口年龄分布的联系，证明了永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WL/NL多年的工作/生活经验），随着年龄的变化。结果显示，不同年龄人群的经济结合在一起，具有不同的边际储蓄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每个人的终生收入是峰值形态，但终身消费平稳。同时，基于面板数据建立基本回归模型的Leff基本模型表明，一国储蓄率与国家负担系数，老年抚养比和子女抚养比成反比，反之亦然，储蓄率的降低与老龄化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结论指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的降低的负面影响都是相同的，因为年轻人在储蓄但是更多的老年人消耗了他们的储蓄。

　　在《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22]一书中，作者指出，目前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的资金缺口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之一就是养老金体系的入不敷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使得在职缴费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大幅下降，而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会使得退休人员和在职缴费人员数量之比将会从2012年的1:3迅速上升，这样的增长速度使得目前依然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的收入与支出间缺口愈来愈大，这样的警钟已然在迫使XX改变目前的退休制度。（2）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替代率高于实际缴费率，导致出现未来的潜在差距。目前，养老金制度的平均替代率超过30％，但养老金账户的实际缴费率低于工资的20％。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退休人员人数不断增加，城镇劳动力市场新进入人数继续下滑，差距将继续增加。当然，此处必须强调，养老金替代率没有法律承诺。但是，可以预见得失全社会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未来的养老保障体系有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以维持养老金替代率的平衡，从而维持率取代和出现支出差距。（3）养老金过渡的成本，即退休人员不得不支付退休金，需要为养老金支付额外费用，这部分人群在养老金研究中通常被称为“老人”和“中人”。这个差距的最大特点之一是，随着这些人口年龄的变化，人口将首先增加，然后差距缩小并最终消失。因此，这部分差距将是近期养老金制度面临的最大问题，但由于人口老龄化，这一差距不会恶化。（4）机关和机关养老保险将随着退休人员的增加而增加老年保障制度的负担。目前，目前，中国事业单位机构退休人员不需要支付养老金，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这些部门的退休人员将继续增加，也就是说需要为这部分员工支付养老金的支出增加，这将给城市养老保险制度带来额外的成本和潜在的负债。

　　中国人民银行刘书在中等水平的社会养老保障的研究基础上，根据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数据分析，其结论是基本养老保险人均水平，老年人口比例，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呈高度正相关。

　　外国学者RuoenREN[24]在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对中国养老保险的资本收益率做过深入研究。指出在养老基金这一方面，中国还不成熟。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收入与支出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日益加剧。统计显示，从1997年开始的5个城市遭受到收入与支出之间的不平衡的严重危险，迅速发展至1998年的21个城市的持续增长开始出现不平衡，1999年这一数字变为25.中国的养老金支出从占比从1978年的2.8％急剧上升到1997年的28％。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在那时就已经面临着重塑养老金制度的要求。回报率是选择养老金制度的重要模式。如果现收现付制度下的薪酬制度提供很高的回报率，这意味着该制度下资本增加是高于投资的，反之亦然。费尔德斯坦（1996）坚决反对XX干预经济，是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外国学者CodrinaRada[25]也在其《社会保障税和内生技术改变经济与人口老龄化》一文中，通过介绍一个结合了古德温的宏观经济模式（1967）模型的周期性增长和工资曲线，在此基础上对区分不同模式社会保障税和技术变革进程进行了探讨。其中将社会保障税和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展现出来与原始的古德温循环增长模型相同的动力：财政政策不会改变收入与工资之间的净收入分配，但这可以影响就业率。作者还从退休人员的角度来看存在使个人最大化的最佳社会保障税率，养老金水平在第二种模式中，技术变革是内生性的。提出稳态就业率继续对社会上涨增收安全税，其与前一种情况的重要区别在于一段时间在过渡到新的稳定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由于技术变革引起的国家。技术的内生性改变也为再分配政策增添了新的力量。将社会保障税纳入内生。技术进步，外生系统显示两个固定点。社会的内生性，安全税可以推动经济走向不稳定，经济展现了古德温（1967）看到的封闭轨道。最后一个模型强调了养老金指数化规则的重要性，技术变革可以稳定老年人的抚养率。

　　SourajitRoy[26]也在自己《新兴人口情况西孟加拉邦的衰老：过去的趋势和未来方向》一文中也以西孟加拉人口结构今年变化为例对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联系做出了分析，其根据过去的人口结构数据，提出西孟加拉邦人口老龄化的新趋势。发现西孟加拉邦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比全印度平均水平要快。目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揭示出，未来国家老年人口比例将会更高，其中大多数将是需要更好的社会保障措施的妇女。作者指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存在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以及预期寿命的增加，老年人口绝对年龄和相对比例都在上升。而前者减少了对人口的增加，后来增加了老年人的相对人数。在全球范围内，2011年人口已达到7.84亿人（占总人口的11.5％），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20亿（占总人口的22％）（联合国：2011年）。至于发达国家的统计数字，2011年，日本占全国总人口的31％，意大利占27％，德国占26％，芬兰、瑞典、保加利亚、希腊占25％，在葡萄牙，比利时，克罗地亚占24％。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在整个更发达国家，老年人占区域总人口的22％，到2050年将达到32％。在这些地区，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小孩人口（0-14岁年龄组），这意味着这些社会中的老年人比儿童多（联合国：2011年）。在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0％，据预测，到2050年，他们的比例分别为23％。这个数字似乎对发达国家而言并不那么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绝对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众多而对老年人口的这种惊人的增长做出了比发达国家更多的贡献。目前，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的66％，但到2050年，它将增加到82％。这清楚地表明，未来几十年，发展中国家将主宰整个情景。换句话说，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了人口老龄化革命的地震，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Leslie模型是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由Keyfitz模型改进而来的一个预测人口按年龄组变化的离散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人口发展过程被描述成有矩阵关系表达的动态过程。这个模型体现了人口关系宏观层面上的三个驱动因素：出生、死亡以及人口迁移；该模型将人口发展变动的影响因素简化为出生、死亡以及人口迁移三个基本因素。该模型认为，未来人口是由新增人口和现有人口两部分组成；其中时间的推移使得年龄人口发生改变，进而引起人口数量的变化。

　　 现有人口

　　设：代表t年X岁人口的死亡率；

　　代表t年X岁的人口数；

　　代表X岁的人口存活率，

　　因此有：（式3.1）[3]

　　当时，公式3.1可以写为：

　　（式3.2）[3]

　　②新增加人口

　　设：代表出生婴儿性别比，代表男婴出生比，代表女婴出生比；

　　代表X岁妇女的生育率；

　　为出生婴儿的存活率，S_00=1-IMR;(IMR：婴儿死亡率)

　　每年新出生女婴人口数为：

　　P_(0(t+1）)^F=S_00^F.δ_F∑_(X=0)^(ω-1)▒f_X.P_(X(t))^F

　　若将岁妇女生育的女孩率设为则:

　　B_X=S_00^F.δ_F.f_X

　　所以

　　P_(0(t+1）)^F=∑_(X=0)^(ω-1)▒B_X.P_(X(t))^F

　　③人口迁移因素

　　在传统的人口变动因素分析中，其所考虑的人口迁移变动只采取了人口净迁移变动对人口数量的影响。即人口净迁移数=等于迁入人口数-迁出人口数。因此我们需要对式3-1做出调整，将设为X岁人口的净迁移人数，则

　　P_(X+1(t+1）)=P_(X(t）).S_(X(t))+g_x（式3.3）[3]

　　若将新出生潜入人数设为，则公式3-3可调整为：

　　P_(0(t+1）)^F=S_00^F.δ_F∑_(X=0)^(ω-1)▒f_X.P_(X(t))^F+g_00（式3.4）[3]

　　基于上述假设，整个人口变动过程存在递推关系表述如下：

　　（式3.5）[3]

　　Leslie模型描述[3]

　　公式3.5的变动过程可以表述为下面的矩阵形式：

　　（式3.6）[3]

　　在以上矩阵表达式中，为某一预测年度X岁的人口数；为预测年度最高年龄人口数；

　　即X岁人口的存活率；其中：

　　B_X=S_00^F.δ_F.f_XX=0，1，2，…ω-1

　　其中，、、中以F为下标的变量视为女性人口标识；为按年龄分布的预期人口总死亡水平。分布为按控制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下的年龄分布；

　　生命周期假说由X经济学家F•莫迪利安尼和R•布伦贝格（R.Brumberg）、A•安东共同提出来的。亦被称作消费与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其是基于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的行为理论，从个体的消费角度为切入点研究，其假说前提为：

　　（1）、人是经济人假设，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理性的，能以合理的方式分配自己的收入；

　　（2）、在经济人假设下，实现效用最大化是消费者行为导向的唯一目的。理性的消费者对自身储蓄与消费的安排将按照效用最大化为基础原则，由此推知，理性消费者一生的收入等于其消费。

　　基于以上两个假设，消费则更多取决于长期的人一生的收入，而非仅仅由当期收入决定。人们会在对自身寿命做出自己合理的预估的基础上，理性地对自己收入的消费与储蓄的分配上做出合理安排。也就是说，每个人会以其一生的收入做现时安排。每个家庭在每一个时点上的消费与储蓄分配受制于该家庭在整个预估生命周期内总的收入，该分配也反映出该家庭在其预估生命周期内为达到收入的消费与储蓄合理分配目的的努力。由于该假说是假设每个消费者都是理性消费者，其在任意年龄阶段的消费支出均受其一生收入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退出，每个人的跨期消费曲线应是平滑的。即各个年龄段的消费支出可以按照对其生命周期内的总收入的分配以一个稳定的加权平均消费率来衡量，即消费者在每个年龄段内的消费是其对在生命周期内总收入的以一平速度来进行分配，而短期储蓄则体现为预期生命内平均收入与当期收入与的差额。该假设使得理性消费者在其生命周期内的消费行为，即储蓄与收入在时间轴上的的分布呈如下的驼峰型分布（如图），由于生命周期假说理论综合考虑了不同时节上即期收入与远期收入的关系，生命周期假说理论成了研究养老保险金的有效理论工具。

　　福利三角模型是多元福利组合的进一步拓展，将多元福利化组合进行具体拆分，几个单位分别对应的价值、组织和社会成员关系。在福利三角模型中，社会总福利（T）分别来自于市场（Market）、家庭（Home）、国家（Sate），表达式为T=M+H+S；

　　其中：(1)、市场经济对应的是正式组织，市场经济提供着就业福利，社会成员作为行动者有着自主权和选择权，社会成员可以自行就业，通过就业这一手段与市场经济建立联系。体现的价值是选择和自主权，社会成员以就业这一方式和（市场）经济来建立关系。（2）、家庭对应体现的是一个非正式和私人组织。在微观层面上，它体现了团结价值和共同价值。为社会各界提供社会支持，实现社会成员与社会的联系。（3）、国家对应于公共机构，履行的是提供平等和安全的政策与社会环境的职能，国家通过提供社会保障制度而与社会人员建立联系。展示三方之间互动的福利三角，在这个模式下，社会福利制度是国家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的一个手段，是社会成员提供就业福利、正式福利、非正式福利的成本，社会福利将是生动解读个人努力的核心，家庭支持和社区支持。福利三角形模式：社会福利制度已成为社会资源社会再分配的手段。社会成员可能处于具体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中遭遇市场失败时的风险，可以由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和家庭提供的家庭福利各自分担，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能，保持社会的稳健。在福利三角中，家庭、市场和国家没有一方被孤立出来，而社会成员是三种制度互动过程中的衔接者。社会成员通过各种活动和不同的制度发生对应的关系，是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具体化。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是由限制的，其效用不可能被无限放大，社会福利依托于家庭制度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福利三角提供了一个福利提供的多元化的互动过程，各部分福利提供的份额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它们彼此互相补充互相约束。在此理论下，社会福利制度发展与安排的不合理，市场和家庭失效，是福利国家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一种“福利共识”,后来石油危机引发了福利国家财政的财政危机将市场以及家庭在福利三角供给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凸现出来。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与科技的高速发展，医疗体系的进步，我国人口出现了高出生率以及低死亡率的协同效应，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数的占比达到7%，或60岁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在该国总人口数的占比达到10%，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结构处于老龄化状态。至2002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可以正式定型为老龄化社会，且与国际上其他老龄化程度同样严重的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的背景特征下，规模增长速度十分迅速，并且，在老龄人口中由呈现出空巢化，失能化，高龄化的趋势，加之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以及家庭小型化的社会结构，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我国养老问题十分严峻。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我国60岁及以其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达到了2.12亿人，该数字在我国总人口数中所占比重已重达15.5%，而在国际上，根据2010年X人口咨询局调查数据显示，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五个国家分别是：日本、德国、意大利、瑞典以及希腊，但基于我国特殊的庞大的原始人口基数，中国现已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大数量的老年人口的国家。

　　我国国家统计局于2015年2月26日就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布了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4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36782万人，相比于比2013年年末，总人口数增加710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总数为74916万人，该数字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54.77%。2014年全年出生率为12.37‰，出生人口1687万人；死亡率为7.16‰，死亡人口977万人；自然增长率为5.21‰。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98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53亿人。截至2014年年末，我国60周岁及其以上人口数已达21242万人，该数字在总人口数中所占比重高达15.5%；65周岁及其以上人口数已达13755万人，该数字在总人口数中所占比重高达10.1%，这也是我国老年人口占比首次突破10%。由此观之，我国人口老龄化已较为严重，老年人口数量超过2亿。

　　2015年11月29日，社会保障研究所、人力资源部、社会保障部以及中国保险业协会等5家机构就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联合发布了《2015中国职工养老储备指数大中城市报告》。该调查报告指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已达到较为严重的程度。以四川省为例，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四川省60周岁及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为1310.67万人，该数字在四川省省总人口数中所占比重为16.30%。四川省常住人口出生率为8.93‰，死亡率为6.62‰，自然增长率为2.31‰，老龄化率为16.30%。与2000年相比，前三项指标均有所下降，而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比重却上升了4.9个百分点。四川省人口已经进入“三低一高”时期，即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高老龄化率。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四川省总人口数比重的10.95%，达880.23万人，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8个百分点。从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全省人口所占比重看，四川省位居全国省级第二位，仅次于重庆市。2000年至2010年，四川省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由937.95万人增至1310.67万人，年均递增率为3.40%。

　　显然四川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共有26个省份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据专家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老龄化发展速度仍会维持增长阶段，我国老龄化进程还在加速。

　　一、驱动因素:

　　（1）人口基数大，老年人规模大

　　我国人口基数巨大，并且人口还在扩大。一方面，总人口继续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生活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平均寿命持续增长，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社会问题日益加剧。巨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了老年人规模巨大，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大数量老年人人口的国家。相较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发展速度，我国老龄化程度发展明显更为迅速，发达国家达到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水平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而中国则只需要大约27年就可以达到世界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的平均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

　　（2）城乡发展不平衡

　　我国人口老龄化分布特点使农村的老龄化高于城市，2011年我国农村、乡镇、城市的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9.79%、9.25%、7.42%，而在发达国家人口发展历程显示的结果与我国恰恰相反。这与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着密切关系。城镇化加速了老龄化进程，城镇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与良好的社会福利，吸引大量年轻人口流入城镇，使得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同时，调查数据也显示，我国呈现出东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分布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的趋势。我国西部地区相较于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明显偏低。上海市于1979年就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而宁夏在其之后的33年，即2012年才呈现出人口老龄化的态势。

　　（1）低生育水平不利于未来我国人口发展

　　上表向我们阐释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自认增长率的影响以及向我们传达了人口发展类型与人口自然增长了率之间的关系。环境、人口以及资源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三大基石，三者相辅相成，人口是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而资源和环境又为人口的发展提供生存要素。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一直倡导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生育观念，虽然降低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将人口控制在一个低速增长的状态从而达到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状态，对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便直接导致了生育率低下进而导致人口结构从年轻化向老龄化的转变，低生育率必然导致少子化时代，使得未来年轻人口的数量比重下降，又将加速社会老龄化进程，其给国家的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正在逐步显现。虽然二胎政策已经开放，但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观念普遍在现今适婚一代的心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显然想要通过提高生育率转变人口结构是需要几代人共同的努力。

　　（2）人口红利短暂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人口增加而导致的高劳动力人口比重，低抚养比的现象，人口红利可以带来高储蓄、高投资以及高增长的经济发展局面。我国的人口红利时期十分短暂，可以说是昙花一现，这是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低人口出生率与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导致的老年人人口比重不断加大，而低生育率带来的少儿抚养比的降低不足以弥补长时间的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不断增加，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老年人人口抚养比的急剧上升，给劳动人口增加了是十分沉重的负担。

　　人口老龄化对一个国家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老年人口增加导致劳动人口比例的降低，而劳动人口是社会保障金的供给者，劳动人口比例降低进而就会导致社会保障收入的减少，而老年人口又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纯消费者，老年人口的增加又会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人口老龄化通过改变我国劳动人口占比从而使得我国人口结构发生转变，而这种人口结构的转变又使得社会保障金的支出增加，收入减少，入不敷出，由此从收支两个方面同时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

　　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是一国总人口规模，将总人口是否属于劳动人口可以按照年龄段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年龄分布为0-14岁的青少年人口；第二个层次是年龄分布为15-49岁的劳动力人口；第三个层次是年龄分布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从社会保障体系供求机制来看，社会保障制度的消费人群为儿童以及老年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的供给人群为劳动力人口，因此，社会劳动力人口的规模是社会保障制度规模的大小的决定性因素。我国从1970年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新生人口总量受到控制，导致从1970年以来，制度化下的低生育率导致了所能提供劳动力的青少年人口数量上升速度减慢，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甚至于2013年出现回落，而与之相反的，老龄人口比重却在逐年递增，从我国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的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之间，劳动力人口数量平均增量仅维持在1%左右，最高增长量仅能达到3%。

　　人口老龄化不仅会导致劳动人口供给数量的减少，也会导致参与劳动的人口出现老龄化趋势，这就将出现劳动人口“入不敷出”的情形。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劳动参与率，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以劳动生产率受劳动力年龄结构与的影响为例，当劳动生产率较低年龄组在总劳动力人口所占比例降低，劳动生产率较高年龄组在总劳动人口所占比例增加，其他条件不变时，该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增强经济活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属于有利变化。而目前中国老龄化发展态势下，劳动力人口结构呈现出老化状态，会导致我国经济发展放缓，而在社会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社会保障公共支出要求在增加。因而从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的角度看，财政支出增加而收入减少，我国目前劳动力人口结构老化现象对我国未来社会制度的稳健发展造成了障碍。

　　抚养比即是负担系数，通常划分为总负担系数、老年负担系数和少儿负担系数，等于非劳动力人口数，该数值意味着分摊到每名劳动人口身上的需供养的非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即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的数量，计算公式为[3]：

　　老年抚养比=60岁或60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100%

　　少儿抚养比=(0-14岁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100%

　　总抚养比=(0-14岁人口数+60岁或60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100%

　　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劳动力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致使未来我国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不断加剧。

　　从上表中基本情况看出，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同时导致老年抚养比也在上升，少儿人口比重的下降同时导致少儿抚养比下降，并且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小于少儿抚养比数的下降速度，使总抚养比目前呈现下降的趋势，这表明计划生育的实施暂时性地的减轻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近，这也说明了由于我国现在仍处在了“人口红利”期，但是由于我国国情导致的“人口红利”短暂的情况，这种现状是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的，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少儿人口比重持续下降到一定程度会慢下来，老年人口比重将会随着人口惯性出现很长一段时间的持续上升，根据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趋势，我国未来人口红利进行预测、分析对于我国应对急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膨胀趋势是很有必要的。以下是在“联合国发展”报告的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预测。1950年至2050年，中国的劳动抚养比总体存在有两个重要拐点，大体趋势呈波动形式发生变化：一个是在劳动人口总抚养比在1965年左右达到最高点，另一个关键点是2013年的最低点，这意味着自2013年以后，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的总抚养比随时间增加，虽然2013年人口红利消失，但仍有持续近30年的平衡期，在未来这段时间内，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但这期间，人口结构的变化仍是处于对经济带来增长的有利时期，这是“人口红利”带来的债务和人口老龄化之间调整的重要“缓冲期”。从1950年到1990年，少儿抚养比率和总抚养比率均呈倒“U”型，在这个阶段，老年抚养比基本维持在8％左右，1990年以后，少儿抚养比值持续下降，将于2030年达到最低点，1990年到2050年，总体抚养比将显示出“U”型趋势，2000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速度在2015年呈现加速，这个阶段，老年抚养比值迅速增加，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迅速增加。在1950年-2050年的这一百年中，总抚养比的变化主要是由于1950-1990年期间儿童抚养比的变化引起，而1990年后的一百年中，总抚养比的变化主要是由于1990年以前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影响，从2030年开始，老年抚养比将会超过少儿的抚养比，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始产生全面的影响。

　　面对我国急剧膨胀的老龄人口，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维持社会稳健的“防火墙”，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支柱，如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达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人口老龄化的迅猛趋势造成的严峻的现状使XX正在大力致力于发展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尽管近年来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到来对社会经济发展仍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且这种压力在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甚至将会以更宽广的范围，更迅猛的速度，更深远的影响传递开来。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压力，考验着XX规划社会保障体系的能力，需XX以及社会时刻做好应对准备。

　　老年人的生活需求，无论是从生理、心理而言，相对于其他人群有一定的特殊性，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并非只是纯粹的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还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来为老年人的健康以及心理需求提供科学的服务，由此对专业护理以及医学等各方面服务都有着庞大的需求。而我国现阶段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各类养老福利机构仅37623个，平均养老金为200万元，这个水平能解决的老年人口数量仅占老年总人口的1.5％，以一些发展中国家2%-3%的平均水平为参考，我国养老保障体系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与不发达国家的5％-7％的比例相比，更是相去甚远。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养老的发展的大趋势应该是将责任由XX逐渐向社会，向家庭引渡，引导老年人的生活保障体系逐渐走向社会化，将家庭养老模式转变为养老为社会养老。我国当前养老供给模式主要是以下三种模式：①家庭供给模式；②XX供给模式；③社会机构供给模式。其中社会机构供给模式将是重点发展对象，尽管社会机构养老在我国老年福利服务体系中目前尚处于次要地位，但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基在现在家庭小型化、农村城市化、人口老龄化的大前提下，需要高质量的养老服务的人民群众越来越多，这无疑给我国既有的已经存在的巨大缺口的养老设施总供给量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不仅供给总量远远不足，已有的养老设施服务由于需求的膨胀，导致整体服务水平落后，从事养老服务的员工专业素养有待提升，总而言之，中国现今能提供的养老服务队伍已经不能满足养老事业发展的客观需求。2009年中国城镇老年人和半失能人总数在总人口数中的占比可以达到14.6％，农村地区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总数已然超过20％，这部分老年人是养老服务的主要需求群体，其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日常护理照顾，而是更为专业化、系统化的养老服务，我国现在老年福利机构和护理职工有22万人，但在这部分人中，取得专业的护理职业资格的人数只不过区区2万人，而按照老年人口以及护理人员的平均比例3:1来看，即3个护理人员服务1个老年人，我国目前需要的护理人员至少要1000万才能勉力满足现有的老龄人队伍，我国老年人护理队伍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而且鉴于老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其对服务的要求甚为严格，现在我国养老队伍服务质量低下，整体的专业水平，专业素养很难满足老年人特殊的护理需求。这种养老机构、服务人员、床位等一系列供求不对等的养老服务体制的问题，是我国急需突破的瓶颈，否则，社会养老服务机制将难以为继。

　　老年人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中国由于其受五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尊老爱老，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是根植于每个人心中的传统理念，我国社会上各种社会组织以及各个家庭在关爱老人方面做了大量努力，故其相比于国外同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济发达国家，老年人群遭受着各种精神疾病的困扰，自杀率高居不下的社会情况，老年人在精神心灵上的得到照顾要更为全面，我国有着较为良好的现状，但随着现代人们思想的开放，家庭联系松散，丧偶以后独居的老人尤其感到孤立无助的社会情况仍然存在。

　　老人需要丰富的物质生活。中国老年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有着明显的增加，据统计数据显示，从1992年到2000年，我国农村老年人群人均收入增长了1.7倍，同期的城镇老年人口人均收入增长了3.1倍，中国城乡老年人一次性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地区的55.6％老年人口以及75.6％的城镇老年人感觉自己生活有保障。城镇和农村老年人一次性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农村老年人显示，农村老年人口中的55.6％，城镇老年人中的75.6％认为自己的生活不需要担忧。在农村，86.1％的老年人的生活水平比过去要高，70.3％的老人认为他们比过去的退休工人在经济上更加安全有保障。由于老年人和青少年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二者均需要不同的社会资源的支持，负担也各不相同。从不同国家调查的结果都显示出相似的结果：抚养老人的平均成本和抚养儿童的平均成本通常为2：1-3：1。虽然我国的低生育率使中国儿童的比例下降，由此导致少儿抚养的成本的下降，但由于儿童抚养成本的下降不能弥补老年人口抚养成本的上升，社会支出仍将稳步增长。医疗费用和养老金是老年人的主要社会支出项目。在西欧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其实行的是高社会保障政策的福利政策，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已经接近国民收入的1/3。X甚至将社会保障支出成为主要的财政支出项目，在某些年的养老金财政支出已经超过了国防费用。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养老保障支出也在不断上升，1990年中国退休人员支出由1978年的17.3亿元上升到388.9亿元，到2003年已经这个数字已上升至4088.60亿元;医疗费用支出从1990年至2003年从76.2上升至271.3亿美元，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达到了的13％。

　　中国老年人医疗费用负担随年龄增加而迅速加重，给医疗保险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根据1993年和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城镇居民年均住院费用为：0〜4岁平均为817元，10〜19岁，增加到2244元，40〜49岁至4577元，65岁老年以上增加到5096元。据国内外大量资料显示，退休职工的医疗费用比劳动人员约3：1，比例较高的国家甚至达到5：1，可以看出老年人患有许多疾病，并且他们的病情往往很严重，这便需要消耗更多的医疗资源。中国正在深化医疗制度改革的过程之中，其主要面临着两个巨大挑战：其一是医疗保险基金供不应求，出现基本医疗保险的“系统老龄化”。由于我国现行的离退休人员个人不负担医疗保险资金的筹集的医疗保险本身的制度设计，退休后劳动者及劳动者原所在单位都不需要继续缴纳任何医疗保险费用，减少了医疗保险基金的收入，但同时在退休后发生了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的医疗费用仍然可以报销，由于老年人群体弱多病，而老龄化进程又加剧了医保享受人群的迅速扩大。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中，在职人员数量与退休人员数量比值从1993年-2009年呈现下降趋势，1997年下降至10以下，至2009年已经下降2.97，这意味着1997年一个退休人员的医疗服务费用是由10个工人负担。而在2009年，一个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就仅仅由2.97名员工负担。因此，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已经受到人口老龄化的重大威胁。其二是由于老年人属于危重这也意味着病高发群体人口老龄化将对医疗保险的执行带来一定影响，对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造成冲击。

　　①养老金供给相对减少

　　人口老龄化的直观影响之一就是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减少，这就意味着抚养日益壮大的老年人队伍的社会保险的任务要由比例在迅速降低的劳动人口承担，换句话说，就是老年人人均分摊的养老金额在减少但是每个劳动人口所承担的抚养负担却在增加。这也正是本文之前提到的，我国目前参保人员的抚养比正在逐年提高，我国目前是大约由3个劳动人口抚养1个老年人口的分配，而这一比例已经快接近劳动人口所能承担的极限。而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带来劳动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下降，由于老年人口属于纯粹的消费型人口，老年人口的比例上升势必会导致居民平均收入的减少进而导致储蓄的减少。再者。劳动人民科技创新能力下降，观念趋向保守，对新观念，新技术较难接受，致使经济活力降低，增长放缓；同时，短暂的人口红利也并不能对这种状况带来实质性的缓解，由此导致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就日本而言，人口老龄化严重现象导致日本经济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经济发展的停滞时期长达十年之久，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在经济发展减速，也无一不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②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

　　需要支付养老金的老年人口基数随着老年人口的总量的增加而增加。如前文所述，我国在2000年跨入老龄社会之时，60岁以上人口就已经高达1.3亿，65岁以上人口高达8837万人；而仅在八年之后，60岁以上人口就已经增长至1.6亿，65岁以上人口上升至1.1亿人。按照有关预测，2037年我国老年人口达到高峰前后，中国老年人口数长期维持在4亿人左右。这样，在人均支付养老金的标准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将老年人口全部纳入养老保险，从2000年到2008年，需要支付养老金支付的人口净增总额将会有近3000万的净增长总额。这就导致原来制定的适应社会人口结构年轻态的养老机制，即将在总人口数中占比小的老年人口抚养负担由在总人口数中占比较大的劳动人口承担的现收现付机制不再适用。其次，由于我国养老保险覆盖受制于制度设计存在的弊端，一直不能迅速扩大，但养老金支出的需求在不断加大，养老金缴费率被迫不断攀升，为了满足支付养老金需要，各地养老金平均缴费率为20%—25%左右，更有甚者甚至超过了30%，但仅靠增收养老金费率，仍使社会养老机制后继乏力。为了减轻压力，XX探索建立了以个人缴纳为基础的个人账户制与企业缴纳为基础的现收现付制度并存的新模式，但是实行新制度之前就已经开始缴纳养老保险并且尚未退休的所谓“中人”以及实行新制度前已经退休的所谓“老人”并没有提前存入个人账户的养老金，由于代际负担而以现收现付制为基础的薪酬制度不能再支付适当的养老金。所以为了实行新制度，做实个人账户的“老人”和“中人”，形成了巨大的重组成本，据更权威的估计，这个重组成本高达3万亿元人民币。到目前为止，决策者没有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制定出如何化解这一笔巨大的成本压力的良策。最后，为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养老金支付水平也应随着消费和物价水平的提高相应提升，否则，原有的社会养老保险不足以承担物价水平的提高，杯水车薪的现象将会使得养老保险失去其应有的作用，其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效果就会不断弱化。但是，由于我国老龄人口规模不断加大，发展速度迅猛，使得原有的低水平的养老金支付制度尚且难以为继，而想要提高养老金支付则更是困难重重，养老保险制度承受现有的入不敷出的状态以及后继乏力的双重压力，给我国社会以及XX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难以为继

　　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导致的老年人口总量增加，在减少了养老金供给的同时带来的养老金需求的急剧增加，供不应求，给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造成了双重压力，使其难以为继，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养老保险体制大变革。自德国于1889年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以来，整个养老保险体制就是在以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下建立起来的，即是由较多的劳动人口负担较少的老年人口。这样的养老保险制度前提是生育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始终保持较高的比例，老年人口的负担系数。然而，人口老龄化打破了这种以下一代人供养老一代人为特征的现收现付制作为基本的制度支撑点的制度均衡，即世界各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都难以保证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还能的有效运行，总人口数相对迅速膨胀的老年人口已经给总量处于急剧收缩的劳动人口带来了巨大的承担压力。于是，人们在探索新的制度体系时试图实现两个转变：一是责任重心的转换。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责任重心主要在国家肩上，而在国家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将责任重心在国家、雇主和受益者个人三个利益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养老保险的责任承担由以国家为重心转向以个人为重心。二是减轻在人口结构处于弱势的年轻人口的负担，即由下一代人养活上一代人变为自己养活自己；具体的制度设计就是养老保险私有化改革。然而，已有的改革实践证明这一改革仍在探索之中，时至今日尚无完全成功的例子。我们暂时还没有有效的制度改革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先例，这给现今国际上人口老龄化现象较为突出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焦虑，担心由此带来的社会不稳定与经济发展停滞，日本的十年经济大萧条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在此背景下，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与养老保险应对研究，成为从政客学者到普通老百姓都十分关心的热点问题。

　　以下数据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整理所得，本文拟运用SPSS分析软件，探索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受老年人口数量变动的影响。

　　选取1982年-2010年的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和老年人口数（万人）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Y和解释变量X。

　　描述性统计

　　用SPSS20.0软件，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求得每个变量的最小最大值、均值和标准差。具体结果如下表。

　　

　　 由描述性统计表可看出，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最小值为1.6，出现在1995年。最大值为11.95，出现在2002年。且在7.478水平上下浮动。老年人口数的最小值为4991万人，出现在1982年，最大值为11849万人，由数据看出，老年人口呈逐年递增趋势。老年人口在8840.5万人左右浮动，浮动范围较大。

　　（一）相关性分析

　　由SPSS20.0进行两变量相关性分析，输出结果如下表。

　　

　　 由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和老年人口数的相关系数为0.889，且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老年人口数对社保支出有着直接影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回归分析，具体考察老年人口数对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影响程度。

　　（二）回归分析

　　首先建立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和老年人口数的回归模型：

　　利用最小二乘估计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SPSS20.0输出结果如下表。

　　

　　 由上面的输出结果可以看出，R2和调整R2分别为0.79,0.779，说明Y的总变异中，由模型解释了79%，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F值为67.879并且F统计量显著，说明模型联合检验显著，模型的拟合结果较为可靠。

　　 X的系数值为0.002，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老年人口数对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系，并且老年人口数增加1万人，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增加0.002.

　　（1）调整人口结构

　　人口和生育政策是在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上将人口老龄化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的重要措施，虽然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将人口结构导向“少子高龄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育率越低越好，而是要将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做出一个平衡的把控，同时将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口老龄化的大势所趋相适应，防止因为劳动人口少并且劳动人口高龄化使经济活力降低，制约经济发展。再加上人口政策调控有着一定的惯性以及滞后性，调整起来并非立竿见影，这可能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共同努力才能调整到一个相对适应的人口结构，XX应当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制定好计划生育政策，将老年人口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提高人口素质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从广泛转向集约化。为提高未来老年人的社会能力，要着力培养优质人才，采取各种措施，将中国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因此，要把中国的生育水平稳定下来，培养优质人才，完善经济社会制度，提高服务和支持能力，注重人口，经济，政策，社会资源综合发展，生态环境发展。

　　 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入不敷出，所以开源节流是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最根本的办法。首先即是通过增加养老保障金收入，使其进一步增强其支撑社会稳定发展的职能。个社保部门可以通过审慎地稽核，不断提高人均缴费工资同时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将缴费基数提高，缴费人数提高，确保参保单位合法为劳动人员足额缴纳社会保障金。同时追溯历史欠款，依法处置未合理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障金的企业，以此达到社会宣传的效应。并且应严格控制提前退休的审核，加强提前退休人员的监督和管理，加强教育，将平均参加工作年龄适宜提前，同时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减少退休金的支出，减少制度带来的赤字，降低制度赡养费。

　　 将商业养老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结合

　　商业养老保险在现今社会保险制度难以为继，而人们的生活质量要求又在不断提高的现状下，越发趋于重要地位。商业养老保险的优点是可以根据社会不同层次，不同阶级的人提供多样化丰富的养老产品，并且拥有十分广泛的网点资源，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具有很广阔的前景，商业养老保险可以有力分担社会养老保险的压力，XX应大力宣传普及相关商业养老保险知识，提高个人的理财意识，普及风险和保障的管理意识，积极鼓励有个人能力的人根据自身的不同需求参与一些社会商业养老保险，这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也是一个有效补充。

　　 加强养老服务队伍。

　　在我国现在的老龄人口队伍中，出现了老年人口高龄化的现象。目前养老服务机构面临着服务人员严重缺乏的困境。虽然近几年我国志愿者活动的宣传以及队伍都在不断扩大，但是养老服务尚未规模化，规范化，难以满足现有的巨大老年人口规模。因此XX应该着力培养专业的养老服务人员，可以通过在高校开设养老服务相关的专业，鼓励高校进行相关的高校科研和临床试验，设立相关的研究项目，从根本上提高养老服务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中国的家庭结构正在迅速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将反映在社会结构和功能，人际和代际关系，家庭经济流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许多方面，这些变化将对老龄化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XX要适当安排社区建设，养老保障，医疗保健，社会服务等。

　　本文通过运用对我国近十年的人口结构的改变以及模型对我国人口结构变动过程对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从研究结果来看，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然成为我国社会、经济面临的巨大障碍，如果不能良好应对，将给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并且，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在未来将进一步扩广加深，根据数据预测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老龄化的高峰期。从本文研究结果来看，人口老龄化现象导致的将我国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养老保障金的入不敷出的现象在未来仍是急需解决的根本问题。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对我国的养老保障的改革提出了艰巨的任务。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导致的老年人口总量增加，在养老金需求急剧增加的同时减少了养老金供给，供不应求，使原有的在年轻态人口结构基础下构建的养老保险制度其难以为继，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养老保险体制大变革。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总支出有着显著的相关性，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使我国面临着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的巨大赤字，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是我国目前养老服务供给难以满足的，这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面临的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挑战也就意味着机遇，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力去化挑战为机遇，以壮大国家的经济实力。总的概括，我国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桎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的改变是劳动人口的抚养比增加，不利于我国的经济活力；（2）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现在的不匹配。（3）老年人医疗保障、生活服务的供需严重不平衡。（4）家庭以及社会组织养老职能没有得到最好的发挥。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中国乃至世界面临的一项跨世纪的难题，国家只有积极完善其社会保障体制，确保其有效的运行，才能更好地应对来势汹汹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下，要想使我国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得大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保障体系的收支平衡，开源节流，才能使我们能够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方面处于积极地位。

　　（一）、本文研究的数据以及参考的资料有限，加之本人收集和处理数据的能力尚有欠缺，因此本文仅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研究，同时与一些同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困扰的国家进行对比，对具体的各个地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没有全面地深入地一一研究，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各地区城市化的进程的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的差异，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如只站在全国范围来看，其结果是综合了大小城市以及农村之间不同的状况的结果，故抹平了各个区域间的区域差异，其影响程度对特定的某个地区不具备代表性。如单就上海、北京这样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城市进行研究，其结果可能更有意义。

　　（二）、本文仅针对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而对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综合了各方面社会、经济因素的现象，比如对储蓄、消费这方面的影响的研究也是十分有价值和意义的，本文对这些变量因素探讨较少，这些方面还需要我们关注，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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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CodrinaRada.Metroeconomica(2012)doi:10.1111/j.1467-999X.2012.04162.

　　[26]SourajitRoy.TheEmergingScenarioofPopulation[J].IndianJournalofGerontology.2013

　　光阴似箭，四年的大学生活即将落幕。回首整个大学四年，有笑有泪，心中百味陈杂，充满了无限的留恋之情。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楼，体育馆，食堂，每个地方都记载着点点滴滴的故事；老师，成长导师，室友，同学，每个人都寄予着暖暖的回忆。正是这些回忆，这些故事组成了现在的我。在人生这辆列车上，所有拾掇的点滴都是我最宝贵的财富。现在，我们的列车即将驶离大工的校园，但是离开是为了更好的相遇。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对大工的养育之恩。大工在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里给予了我最温暖，最有力的哺育，使我自信，使我坚强，使我长大成人，使我更有勇气走向社会去发光发热，创造自己的价值。

　　今天论文能够圆满完成，需特别感谢我尊敬的导师，无论是期初的论文的选题，行文框架的构建，还是到后期的论文撰写，修改，一字一句都得到了导师的细心指导。导师在我一路成长的路上给予了太多的支持与帮助。在论文撰写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时，是导师渊博的学识和积极的鼓励给予了我力量，导师秉着高尚的师德，为我前行的航程中点亮了一盏灯塔。另外，我还要感谢每一位老师，是他们用自己的毕生精力钻研学问并且传道受业，才为我们莘莘学子浇灌出这片求学的沃土，正是有着他们的付出，才有大工的辉煌，才有我们的丰硕成果，我的成果不仅是属于我自己，也属于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伟大老师。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同窗好友，陪我同哭同笑，是他们的友谊让我大学过得如此快乐，如此温暖。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是他们筑起了我成长的港湾，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在我遇到挫折时的无条件支持与信任。

　　是上述所有成就了今天的我，我深深地爱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