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隋兴亡原因再探

摘要

为了研究秦隋两朝急速兴盛、衰亡的原因，主要依据《新书》《隋书》等官方资料，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历史比较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秦隋两朝的兴亡原因进行比较再研究。研究表明：秦隋兴盛和灭亡一方面是由于都继承了先王基业，加强中央集权和招致人才，但都过度集中中央权力；另一方面，秦朝灭亡是由内部矛盾激化导致，隋朝是因外部三征高丽战争引发国内矛盾所致。但总的来说，这些主要都是由前人和现任统治者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关键词：秦隋王朝；兴亡；原因

前言

秦、隋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但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秦朝创立的皇帝制度和三公九卿制，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和租庸调制开创中国古代制度史上的先河，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而非常具有研究价值意义。

临潼秦俑博物馆的副研究员徐卫民在《秦隋速亡原因比较研究》中认为秦隋王朝速亡原因是主要是统治者自身造成，并认为汉唐盛世的出现与秦隋灭亡是息息相关的；贵州省教育学院历史系的赵河清在《秦隋“短暂”原因论》中主要从历史分裂惯性和第一王朝暴政方面来研究秦隋的灭亡，并将秦隋与元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他人对秦隋也颇有研究，但对秦隋灭亡原因的差异和秦隋兴亡原因的比较方面研究的不多，因而本文主要从三个部分来研究秦隋的历史：第一部分比较研究秦隋的兴盛原因异同；第二部分研究秦隋灭亡原因的异同；第三部分得出对现今国家治理的启示。

一、秦隋兴盛原因比较

秦隋是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王朝，秦主要兴起于秦孝公统治时期，兴盛于秦始皇时期，隋兴起于隋文帝，兴盛于隋炀帝时期。秦始皇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隋文帝结束了中国300多年的分裂状态使中国重归统一。本文对秦隋兴盛原因的异同有以下看法：

（一）秦隋兴盛的相似性

朱桂香学者认为秦兴盛的原因主要是继承了先王的基业加上自身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我认为隋朝也有此方面的因素。[1]

首先，对先王巨大基业的继承，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后盾。秦始皇能够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非是白手起家，而是基于前代。隋朝也不例外。秦隋两朝能够兴盛的条件有：

1、疆域辽阔，地理环境优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秦在发展至始皇时，版图已为诸国中最大者，西汉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在《过秦论》曾分析到：秦孝公已据有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国内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四海，并吞八荒之心；有商君辅佐，实行变法及采取连横政策使秦人取得西河之外的地方。惠文、武昭南下夺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富饶之地，北部占领要害之地。[2]到秦始皇时，发展六世基业，用武力统一了全国，凭借武力占据的都是富裕之地，因而为秦的兴盛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秦国在汉中巴蜀设置的南郡，东部设置的三川郡以及北部设置的河东、太原、上党三郡皆是中原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达的绝佳之地。君王也进行了有效的治理，比如在巴蜀之地修建都江堰与开凿栈道，使巴蜀之地发展为当时的要地。优越的地理环境加上人为的积极因素，促使秦国迅速发展成为大国。隋文帝统治时期国内疆域辽阔,在开皇年间约有221个州，608个郡，人口约为700万户，发展至隋炀帝时,据《隋书•地理志》载有190个郡，1255个县，人口达8907546户。[3]从隋朝的疆域地图上可以看出隋朝的疆域也是非常大的，并且版图大都分布在中原地区和广大南方地区，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利于农作物的发展，再者隋文帝还非常注重兴修水利。为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隋文帝下令开凿东西走向的广通渠，从此漕运发达，关中地区依靠这些渠道，大力发展经济。

2、变法行之有效。战国时期各国都有变法，魏国的李悝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秦国有商鞅变法，各国变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秦国变法成效更大。商鞅感于秦孝公的变法决心由魏入秦，先后颁布一系列法律，提出了奖励军功、焚书坑儒、废井田开阡陌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和制定统一的度量衡，这一整套措施一直沿用到秦亡，使秦国迅速强大，对秦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了巩固新生XXX，隋文帝杨坚进行开皇之治，政治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简化地方官制、修订开皇律、初创科举制，经济上颁均田、置粮仓、改货币，军事上改革府兵制、建大都等，这一系列包罗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的改革削弱了地方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为后世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创立都起到极大影响。

3、兵力充足，战斗力强。秦国实行普遍征兵制和常备兵制，确保秦国拥有充足兵力，使秦军数量高达带甲士兵百万，战车千乘，骑万匹，使秦“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就一直将“强兵”摆在首位，实行军功爵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士兵作战的积极性和整个军队的战斗力。隋文帝改革起源于西魏北周时期府兵制，府兵由于受到专门的训练，战斗力极强，范文澜先生曾说：府兵使得北周具有足够的力量完成北方的统一，使隋代具有足够的力量统一了全中国。[4]隋文帝感念魏朝末期天下大乱，战役频繁，战事吃紧，将士只能全国调动，居无定所，为解决此情决定：“凡是军人，可悉数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隋书》卷二《高祖纪下》）[3]（P35）还决定将山东河南及北方边缘地方设置的一些军府全都罢除。从此府兵者平日从事生产，每年轮番驻守京师，战时参战，家属编入户籍有安定的居所，这样有利于社会安定和提高士兵的参战作战积极性，兵力扩大，同时也能加强统治者对军队的控制，强化中央集权，巩固统治。

其次，加强中央集权。

秦始皇即位初，朝政掌控在赵太后、嫪毐、和吕不韦手中，国内大事皆决于此。吕不韦因为将秦异人视为“奇货可居”为秦相，嫪毐被吕不韦介绍以“太监”的身份入太后宫中，得到太后厚爱赏赐爵位，建立毐国，但其野心巨大，不满足这些赏赐，开始想方设法的攫取更多的权利，国内形成了以嫪毐和吕不韦为首的两大集团。嫪毐担心嬴政会夺去其权利便举兵叛乱，但最终被镇压，据史XX载：“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5]吕不韦被免相国位至救国河南，后又饮鸠而死。嬴政就此掌控朝政，大权独揽。为巩固统治建立了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在中央加强了皇权削弱相权，设立郡县制加强对地方的掌控。经济上统一度量衡和货币。文化上统一文字并采取李斯“天下非秦记皆烧之”的“焚书”建议和后来的“坑儒”事件，在国内实行高度的愚民政策和严刑峻法。中央集权的最终成功，促进帝国的统一大业的完成。

隋炀帝杨广夺嫡弑父杀兄以继承皇位，手段狠辣，有违道德伦常。但也正是这样的果决狠辣之人才能坐上大位，开疆拓土。《隋书》称赞其“南平吴会，北却匈奴”[3]（P95），认为隋炀帝是王室兄弟之中取得成绩最大的。其实隋炀帝其人颇受争议，历史谈及此人皆评价其为暴君，施行暴政，导致国内人民怨声载道，但是试想如果没有他的暴政将何以震慑国民，他采取的即位方式本就是人民所不耻的，若没有一些强硬措施百姓官吏如何去服他。他生性多疑且独断专行，“性不欲人谏”，宫女报告起义而被杀之，大臣反对他或贬或杀。还制定了一些刑罚，树立了自己的威严，人们莫不听从他的调遣，从此大权独揽。他为保证人才选拔的公平公正，设立进士科，确立了科举制，由此笼络了一大批忠实于他的寒门子弟，有效的巩固了中央集权。吴洪琳认为隋炀帝在改革官制方面功不可没。隋文帝在改革官制方面很不彻底，如《隋书》中提到每牧设置“大都督、尉各一人、帅都督二人”[3]784，《通典》提到“诸卫置开府，府置开府一人”[6]，《隋书》又记载开府内没有典签人，就减行两名参军，如此便出现冗官和官吏品阶制度混乱等局面，而隋炀帝大业三年开始改革官制，减少冗官，将侍郎改为郎，除去员外郎这个职位，每司只设置两人，《隋书》中“诸司主事，并去令史之名”。[3]（P794）他规定魏、周官不能为荫，打击了旧贵，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并完善了三省制，这对唐代职官制度的制定起了奠基作用。他大力实行均田制，使得农民有田可耕，农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也有效的缓和了社会矛盾，社会得到安宁，XXX得到巩固，经济获到高速发展。修建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的命脉，也加强了炀帝对南方的控制。综上可以看出隋炀帝是一个文治武功的皇帝，不能单单将他视为暴君。

最后，招致人才。秦国善于招揽大量的六国人才为秦所用。秦孝公重用商鞅施行变法，秦国从此经历了由衰转盛的重要转折点，“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秦惠王时期用张仪为相，出使各国，最后变列国合纵抗秦为连横亲秦，破坏了六国联盟，瓦解秦国的危机。秦王嬴稷重用范雎，采取其“远交近攻”的策略，将列国置于独立之地，再逐一击破，秦国进入强国之列，秦始皇重用李斯、尉缭、韩非、姚贾等人，采取他们的计谋最终“六王毕，四海一”。正是历代君王重用人才，才使得秦国成为让周边国家仰视的大秦帝国。隋文帝用人不拘一格，礼贤下士，虚心纳谏。重用高频，君臣一心，完成了隋代北周，隋朝建立；重用韩擒虎和“慷慨、大志、骁勇、善文、博学”的贺若弼，成就灭陈大功；重用苏威并采纳其父苏绰（西魏丞相）减税的建议，利于国际民生；重用鲜卑名门的长孙晟，采纳“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对突政策，不费一兵一卒分化瓦解突厥，隋朝北境得以长治久安。杜娜仁认为隋文帝对待人才持华夷同重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任由长孙晟与突厥来往处理隋突事宜。隋炀帝时确立科举制度，也大幅度的招揽各色人才为他所用，他重用杨素、宇文述，助他平陈平乱、大破突厥，宇文述在对抗吐谷浑中立下大功，虞世基助他治理朝政等等。两朝统治者用人可谓是各有千秋。

（二）秦隋兴盛的差异性

首先，秦隋兴盛的文化政策不同。

秦历代统治者皆喜以法制为核心的法家文化，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主张法、术、势相结合，以善法为基础，以为统治者服务为目标，这符合统治者治国和国家发展的需要。葛明岩认为法家文化与秦的兴亡有密切的联系。[7]主要体现为秦孝公秦始皇统治时期。秦孝公重用法家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商鞅进行变法改革，因而变法主要以法家文化为指导，最终使秦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为后来扫六合，一统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法家文化也因此获得主体地位。秦始皇还十分崇尚法家思想，大力弘扬法家文化，摒弃儒家文化，采纳李斯“焚书坑儒”的建议，实行了高度的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最终使得国内文化、人民思想高度统一，促进了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法家文化空前繁荣。

隋在建立后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顺应当时文化的发展需要主要推行儒、道、佛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建国初文化领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一是“以汉儒思想文化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纲常思想受到外族思想习俗的冲击逐渐削弱；二是高门世族垄断了儒学并且鄙视北朝”。[8]文帝便以恢复汉XXX和统一全国为目标大兴儒学，在京师兴办国学，又废太学设立国子监等，用儒学培养人才，大大提高官员的整体文化素质，为新王朝官僚机构注入新的活力。隋炀帝时期还确立科举制，以儒学为考试内容，即培养了国家栋梁，又能缓和社会矛盾，儒学也得到发展。杨坚夫妇、父子都为虔诚的佛教徒，醉心于佛，宗教信仰作为思想层面也可以有效帮助统治者加强统治，隋文帝即位便大力扶持倡导佛学，确立“三纲”“五众主”。隋炀帝即位，对僧官制度加以改造，改佛寺道观为道场、玄坛，并设置监、丞。大力弘扬佛教使人民精神上有了寄托和归属感，社会因此形成一股离心力，有利于抚慰北周社会各阶层和各利益集团对派佛活动的不满情绪，便于国家的统治，佛教因此也在隋代开始高速发展至繁荣。道教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所倡导的“无为而治”“道法自然”正好适应了国家刚刚统一，百废待兴需要恢复元气的要求，隋文帝在建国后就有效的采取道教的精神进行国家的休养生息，使得国家经济恢复，政治稳定。隋炀帝也大兴佛道，对于知名道士极为尊崇，主要原因李刚曾分析到，认为隋炀帝关注道教其一是想借道教为他所用，调节佛道关系，使道教不再压抑；其二便是借道教方术来满足私欲。[9]杨广为道教文化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开皇末年炀帝“置四道场”，并且由国家出资供给道场的日常所需；即位后在京师设置玉清玄坛来接待道士王远知，让其为自己政事出谋划策，允许其到各处传道，最后为茅山宗发展成为道教的主流打下了基础；对其他道士如徐则礼遇有加，徐则受邀前去讲授道法，人未到就已“寂然返真”，杨广下书悼念，并将其尸身派人送回天台安葬，还为其作画……

其次，政治制度。

秦孝公时期主要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度，确立了军功爵制，这主要是符合了秦人崇尚功利的心态，在现代社会也依然存在着浓厚的功利主义，利用这种心态制定的制度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迎合、满足秦人对权力的需求，秦人可通过斩杀敌首获得军功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国家也通过这样去肯定国人的价值。只要斩获得一个敌首，便可以获一级爵位，良田一顷，“益宅九畝”，还提到“国以攻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10]国家以优厚政策鼓励国人参战，会促使参战人更多，士兵、精兵也越多，国家因此也形成“重战”风气，国力大增，为后来秦的统一、秦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再者就是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将县定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了夏商周代以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分封制，这样便可削弱贵族的权利，打击贵族的势力，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后来还被沿用，对秦及后来朝代地方行政制度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对行政制度也做了很大的改进和创新，在完成统一大业后认为自己功德高过三皇五帝，给自己取了“帝”号，称为始皇帝，其后便开始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巩固皇权、树立威信，确立皇位的至高无上，创立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皇帝制度，皇权绝对的集中，皇帝的命令必须要绝对的服从，否则便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在当时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的地步，天下的土地、山川、人口、大臣……都是皇帝的所属物，因而也被后世称为实行绝对专制的暴君。其后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采取了分化下属事权的办法制定了三公九卿制，皇帝之下设立太尉、丞相、御史大夫三个地位相当的平行机构，各司其职、各谋其事、互相牵制、互不统属，这样便可以削弱相权。三公下面还要分权，设立了九卿，安排到各部门，对三公的权利进行了再次分化，经过两次权利的分化，相权大为削弱，皇权达到极盛，皇权与相权的抗衡最终以皇帝胜利告终。这两种制度为后世皇帝加强皇权提供了绝佳范本。

隋朝在中国制度创造史上和秦朝同样都具有鼻祖的极高地位，开后代行政制度之先河。隋文帝统治时期，为了防止丞相权利过度膨胀，对皇权造成极大的威胁，吸取前朝的教训，对前朝的制度加以借鉴创新，制定了三省六部制。皇帝之下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由皇帝任命，负责起草、审核、执行皇帝的命令，将相权有效的一分为三。尚书省下又设六部，三省、六部将权利皇帝掌控之外的丞相权利的划分，从侧面相对的加强了皇权，便于皇帝对中央地方的控制，全国范围形成了一个以皇帝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权利网络。及隋文帝之子杨广即位后又确立了中国文官考试选拔制度史上影响最深、影响时间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科举制作为选拔人才的工具，开文官考试制度之先河，不仅对中国甚至对世界历史都影响巨大、深远。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考察欧X家考试制度后说：“现今各国考试制度皆习英国，然追其根源确是英习中国的。”[11]由此可见该制度的影响力之深之广了。在隋代隋文帝时期主要设立有德、有才两科，隋炀帝时期设置进士科用以选拔人才，在唐代科举制还有所发展，设立了殿试等，为寒门士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共正的竞争机制，为隋朝的行政机构提供了一大批忠心皇帝的高素质官员，既加强中央集权又大大提高行政队伍的整体文化素质、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

最后，经济制度方面。

秦在秦孝公时便开始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用严法将国民大量的投入到农业生产活动中，为防止农民脱离土地设立严格的奖罚制度，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也或多或少的实行过这个政策，用以发展国内的农业经济。在《汉书•食货志》中记载秦孝公在重用商鞅时“坏井田，开阡陌”，[12]对于“开”字的解释众口不一，有说是开辟开设的意思，也有说是破坏铲除的意思，颜师古对此就做了注释，意思秦在当时废除商周时期确立的井田制度，开始设置阡陌，蔡泽说“决裂阡陌”来安定农民的生计。张元就比较赞同后者的解释，在他看来，秦在废除井田制后，开辟出来的土地都可算作是农田，没有了以前方正的规则限制，那么阡和陌也就不存在了[13]，这种看法在当时也是合理的。在前面我们就有提到商鞅变法时对于农业耕地采取奖励政策，开垦耕种的越多则获得奖励越多，不受限制，那么秦人在开垦的时候便不会去注重垦地的形状是否方正、人民之间耕地的界限是否曲直，按这样分析，古代圣王治理天下时所采取的井田、阡陌制度也确实是与秦策相冲突了，不适合国家发展的需要不满足君王的对经济发展的要求的政策自然就需要被废除了。何况在当时整个天下局势都是动乱为主，各国为了自身利益有合作有战争，可能上一秒合作下一秒就陈兵边境、兵临城下了，制度大多都已荒废，而井田制度中对土地的授还也已很难执行，各种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不法事件（欺瞒、xxxx、偷税漏税、侵扰等）接踵而至，秦国在当时还实行土地个体私有制，土地可以私有但是必须得按照土地、人口的多少进行交税，这些事情的发生对国家在收税、管理土地等方面将造成极大干扰，商鞅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事情就只能下定决心将阡陌完全的铲除，废除井田制度，来保证国家有稳定的赋税收入。但不管如何解释都说明秦自商鞅变法后在国内实行废井田、开阡陌制度，而且肯定也是在再三斟酌国情后制定的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良策，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秦始皇在位后对国内经济方面的举措主要有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修建秦直道和驰道。早在战国时期，各国国内都制定有相应的度量衡器和货币，但由于当时诸侯割据、列国并立，导致每个国家的度量衡和货币只适用于本国的生产、交易活动，将周边国家隔绝在外，这就造成国与国之间经济往来的巨大障碍。秦国也有度量衡，在商鞅变法时曾经对其统一过，但还是只在本国内推行使用。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更体会到了这个弊端，六个国家六种度量衡和多种货币，每个国家的度量衡、货币不管是长短、轻重、大小上还是单位上都大为不同，一个物品交易需要换算好久还不一定能完成，国家征收税收，一样的命令但收上来的多少不一样，质量不一样等，加上各国的国币制造的成分、成色、币值不一样，导致国内经济出现停滞、混乱局面，为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秦始皇下令制定统一的度量衡和货币推行到各国，各国经济交往开始密切，欣欣向荣，整个秦朝经济迅速发展，为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调整、改动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要想富先修路”这是现代流行的发展经济的标语，而在秦始皇在位时期便修筑了许多公路（秦直道和驰道），将许多闭塞的地区联系在一起，促进了交通运输业和贸易的发展，带动各地经济的发展。

隋文帝在即位后为了适应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继续推行前朝（北魏、北齐、北周等）的均田制，当然这里并不是照搬，而是根据国情对前朝的继承和创新，因而使得隋朝在建立后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出现“府藏皆满，无所容”的局面，但反观前朝同样实行了均田制但经济发展速度却比不上隋朝，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出现这种请况的原因应该是它们当时并不充分具备实施该制度的条件，也没有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因而也就没有推动经济的大发展。社会生产发展的一个规律便是：生产关系的发展如果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则对经济起促进作用；如果不适应则起阻碍作用。隋在建立后便已具备了成熟的条件，倪江宁认为有三个必要条件：要有完备的户籍；人口要应呈现增长态度；垦地面积应足够大。[14]户籍方面，隋朝实行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以清查户口，使国民户籍具体详实；人口方面有可靠数据记载：北齐在公元577年约有20006880人，北周公元580年约有9009404人，到公元前581年隋约有46019950人，足见隋朝人口增长的迅速；垦地面积东西共9300里，南北14815里，垦田总数为55854041顷，这是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隋还采取了租庸调制，主要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的赋税制度，以“床”为征税单位，以“男”为主体，国家通过租、调的规定收取棉、绢等物品来增加财政收入。炀帝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杨坚推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国家经济再度发展。

二、秦隋灭亡原因比较

秦、隋两朝是中国史上两个非常特殊的王朝，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繁荣、强盛，但是也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向灭亡，秦王朝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到灭亡只存在了15年，隋也仅仅存活了31年，在历史长河中如同夜晚的昙花开放一般短暂，如此特殊，古往今来，有许多人关注并且研究，都想要一探究竟？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对两个王朝为什么灭亡进行比较比较。

（一）秦隋灭亡原因的相似性

首先，中央权力的过度集中。

两个王朝都是刚刚结束长期分裂割据局面而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缺乏统治经验。秦隋两朝在建立初国家还不稳定，国内还面临着复杂混乱的局面，位高者往往会在这个时候顾此失彼。秦隋统治者就是在即位初就一味的追求权力的高度掌握而忽视了做事切忌有急功近利之心，成功往往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秦始皇在即位后便开始制定实行皇帝制度和三公九卿制度，隋设立三省六部制（文帝创立，炀帝发展），两个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设立层层机构，在高压政策下将相权一分为三，下面再进行逐一划分，导致官僚机构异常庞大，且权利收的过快过紧，更容易激化相权与皇权之间的矛盾，表面上屈服于皇帝的过硬手段，暗地里伺机夺回自己的权利，丞相权利被削弱，那么势必为了自己的利益盘剥下层官员，下层官员亦如是，就这样层层盘剥，各种xxxx受贿、欺瞒、压榨与官官相护，导致王朝政治腐朽、黑暗。机构的冗杂导致人民的疾苦、诉求不能及时到达皇帝手里，有的甚至被拦腰折断，食物链的最底层老百姓成为最终的受害者，有冤、怨只能揣在自己的心里，真的是“天高皇帝远”，皇帝也是鞭长莫及，何况皇帝还不知道底下人民的生活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等到不能忍受之时便是他们群起反攻之时。从上面便可看出过度的集中中央权力会导致皇帝与丞相之间的矛盾，丞相与官员的矛盾，官员与官员之间的矛盾，官员与百姓间的矛盾激化，最终为整个王朝埋下一颗极具毁灭性的定时炸弹。

其次，严苛酷法的滥用。法律都是皇帝统治国家的最有力的工具，因而在历朝历代都是缺一不可的。

秦自商鞅起就崇尚法治，商鞅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主张以轻罪用重刑、严刑重刑来减少刑法，法家认为刑罚重到一定程度会使国民害怕，国民害怕就不去触碰，那样天下违法乱纪的人就没有了，而用于约束人民的刑罚也变会形同虚设了，这有些类似于古代医药学治病时以毒攻毒的方法，初衷是好的，但对刑罚的施加到底多重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界定，“刑无等级”，实施没有度很容易会走向极端，人民被逼上无以生存的时候也就不会畏惧死亡，那么法律的实施只会适得其反，这是法家所没有预料到的。《汉书•刑法志》中对秦法的结果描述为：秦国内奸邪同时滋生，充满城市，导致“天下愁怨，溃而叛之”。[12]（P1096)秦的死刑有定杀、车裂、弃市和戮杀，还有徒刑、笞刑等刑罚，光从内容上看就以令人胆战心惊，更不必说其数量的繁多。商鞅变法时还实行了连坐法，主要是用于鼓励人民互相揭发，这在当时社会会形成一种紧绷的气氛，国内人人自危，精神的高压会使人崩溃，会导致更大的动乱发生。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秦国内不仅只有秦人，还有六国之人，相处在一起本就会产生很多矛盾，严法的实行很容易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的不安。面对如此现实，秦始皇应该减轻刑罚，轻徭薄赋，用以缓和社会矛盾。但很可惜，秦始皇并没有，反而变本加厉的将严刑峻法用于自己强制控制全国官吏和人民的工具，使他们皆服从自己的意志。据统计秦始皇在位时期征发最高可达二百余万人去服从力役，这些人还都被运用于非农业生产当中，比如修建阿房宫、秦始皇陵，还有北击匈奴等，这些力役的完成还必须有经济来作为后盾，那么会有谁来承担呢？无一例外，还是下层老百姓，造成秦国当时的租赋比古代历朝都要高二十倍，这么重的力役赋税，人民能不造反吗？秦二世赢胡亥即位后也并未有所改正，对于法律实施之严、之酷比其父有盛之而无不及，《史记》记载说明“法令诛罚，日益深刻”，最后导致秦国出现“刑者相伴于道，死者日积于世”的局面。[5]（P2557）

隋文帝杨坚初即位时实行宽政，颁布《开皇律》，在法律方面的特点是轻刑罚、赏罚分明。但后来就不一样了。隋文帝本人有杖杀大臣的癖好。在完成统一大业后，取得了许多成就，整个人就开始恃恐而骄一改以前虚心纳谏的习惯，估计也是要树立自己的独尊地位、充分集权吧，朝堂上有人说话忤逆他或者直言顶撞都不会有好下场，或当堂杖杀，或者拉出去杖毙，比较残忍。《隋书》中有记载皇帝经常不满一个人就会将其在殿前杖杀，若有人去进谏，不采纳，“怒甚，自出斩”。他还生性多疑，同宗室的杨雄因此被免职，隋令史也难逃恶运，有史记载文帝时常命令左右官吏审查朝廷内外，“有小过失，予重罪”，又严查xxxx案件“因私使人遗钱，斩”。晚期隋文帝经常喜怒无常，一生气便会随意在殿内打人，每次每天打人“或至数四”，不用心打得“即命斩之”，大臣高颎因再三劝谏被马鞭打死等。对犯人处以流刑的改为大辟；对国内盗取粮食达一升以上的人斩杀，还要没收其家人为奴婢等等都足见其法律的严苛，盗取一钱以上的就要被弃市，看见不告发的连同处罚并立马就处决，这可以说是是历史上极为惊世骇俗的酷法了。百姓官吏不敢进谏，只能任由皇帝发泄，这样终将会失臣心、民心，社会矛盾也会愈发尖锐。炀帝即位后，起初还能宽减刑罚，重新修订法律，颁布《大业律》，后期也如他父王一样实行酷法。《大业律》主要侧重于对犯罪和刑罚进行明确的的规定，比如：对有谋反谋叛行为之人，必须处以死刑，杨玄感谋反失败后，炀帝将其诛杀，并且诛其九族。李敏有一名字为“洪儿”，皇帝也怀疑“洪”字为谶语，宇文述等人又诬蔑其谋反被炀帝诛族。对百姓处罚苛刻就更不必说了，有记载一人宋子贤谋反事泄被诛。隋末农民起义，隋炀帝残酷镇压，导致隋王朝的国土上“血流成河，死人多如乱麻”。对隐匿逃亡的人也判处死罪，这在史书中有记载。对于盗窃行为，《大业律》在颁行不久就赦免“盗贼犯罪无论轻重皆斩和籍没其家”的规定，但这也只是当时糊弄世人的做法，后来他判刑时依旧判的很重，有过之无不及。在征伐高丽失败后，杨广更是弃《大业律》于不顾，规定“罪无轻重，皆斩”，还不需要向自己禀告。他开始强征暴敛，运用严苛法律作为工具，强行征发民夫修建大运河，还派了恶吏去促督民工超额完成任务，农民站在水里的身体都已生蛆，饿死累死打死一大片，以至于在当时社会出现了一种病态的现象，人们为了躲避繁重徭役、力役自伤身体，将肢体弄残，被称为“福手福足”，可见当时的XX的的徭役、力役是多么繁重。而且杨广与其父王一样“性不喜人谏”，但是可能是基因影响，亦或是家庭环境所致，所以他重用的虞世基、杨素、宇文述等人都是善于逢迎的人。616年，任宗谏在杨广决定第三次去江都游玩时极力劝谏被杨广杖杀在朝堂上，崔民象因为接着劝谏在被削去两腮和嘴巴后斩杀于殿外。后来，又以高颎、宇文弼、贺若弼诽谤朝政为借口将此三人杀害，萧瑀被疏远，苏威被免官，在农民起义爆发时，忠臣、宫女为他说明实情，他将他们都残酷的杀害，有诽谤之人依照诽谤罪也杀，朝堂之上敢于耳语者会受到严厉处分，人们只能以目相视，不敢言语，其他奸臣及虞世基三人上朝进谏都会投其所好，致使皇帝与臣下与人民之间的言路堵塞，政务处理失当，好的行政策略也无法知晓，视听蒙蔽的再加上自己极端自负的性格使得他办事更是一意孤行。通过了解历史我们便可知道隋炀帝是一个极其自信且又极端自负的人，这个双重性格决定着这王朝的命运走向。极度的自信促使他不断的争强好胜，誓与秦皇汉武一较高下，不断的发动兵力去开疆拓土，成就无上帝业；极度自负使其总认为自己高于所有人而去炫耀自己。大业三年时，隋炀帝北巡的军队都高达五十余万，马有十万匹，旗帜艳丽，物资丰盛，连绵千里以外，足见其壮观之状。诸如此类做法的比比皆是。如此挥霍压榨人民终将导致王朝的覆灭。

最后，大兴土木。刚刚经历长期战乱建立起来的国家经济萧条，国库挥霍一空，这个时候最好的解决的办法就是采取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顺其自然，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去促进经济发展，减轻农民的负担，这样农民才能更加积极的自愿投入生产中去，这样社会也可以稳定，XXX才能得以巩固。但秦、隋两朝都没有这样做，在国家统一后大修工事、连年征战，对老百姓进行残酷剥削。秦始皇统治时期，大量征发人民修筑长城，建造阿房宫，修造宫殿，挖直道和驰道，开凿灵渠，戍卫边境。其中修筑长城的人多达40万，戍守南方五岭的人有50万，而修建始皇陵和阿房宫的人多至70万，再算上其他服从劳役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万。范文澜先生曾指出：秦朝的全国人口大约共两千万左右，而服役的人总计就不下三百万，这就占了秦国当时总人口的15%。[4]（P81-82）秦始皇生前不仅给自己修建了大量的离宫别苑，死后还要在地下给自己修建一座更加宏伟壮丽的地下皇陵，皇陵内部陪葬的奇珍异宝无数，里面天上地下景观应有尽有，为了防止后人盗窃，还设立了重重机关。一支威武的地下军团站在那里，仿佛时刻待命陪着主人继续四处杀伐。袁仲一先生对此曾估计过要完成这个工程得需要当时全国的每个劳动力服役约二百多天。[15]建造的阿房宫规模也十分宏大，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也有记载，它的东西宽达三百丈，南北长五十丈，[16]据考古学者发现，在今西安发现了它的前殿基址。为了修建这些工事秦始皇是穷尽了国内的财力、物力、人力，对人民来说是极大的灾难。为了获得这么多的徭役力役，统治者大力实行严刑峻法，国内出现“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情况，百姓怨声载道。秦二世胡亥在位也只顾享乐，有着赵高的帮助他在施行法令这方面远超他父王，国内出现“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的情形。怎一个惨字了得！

隋朝和秦朝在这方面也是极为相似，统一后就开始大兴土木。首先是隋文帝，591年建造杭州城，仅隔两年就又命令杨素在岐州修建宫殿（仁寿宫），里面假山奇石，构造奇特，亭台楼阁，宛转相连，在修筑过程当中由于酷吏逼迫的太紧，丁夫死伤过半，剩下伤残者，继续干活，等到修筑完成，死伤的人数以万计。行宫修缮完毕去参观时，将道路上的死者放火烧之，如此惨无人道，下级官员效仿皇帝大多都贪得无厌、醉心享乐。接下来是隋炀帝，更甚于父，即位后就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营建东都洛阳，开挖大运河，三次攻打高丽，极度铺张浪费，奢侈腐败，进一步加深了老百姓的痛苦，激化了社会矛盾。东都洛阳的修建役使的人口多达两百万，修建所需的材料一根方木就得需要靠人力日夜不眠耗费，从远方运来得需要极长时间才能运送到目的地，其它地方修建所徭役使的人数就更不必说了。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丧心病狂，为了自己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隋朝众多老百姓的痛苦上，这种人是最无耻的。后来又征发百万男丁去修建隋长城、修缮秦长城，仅仅十天就死了大半，后面还有通济渠、邗沟、永济渠的开发，连妇女都被强行征来服役。这些工事和对外用兵导致赋税不足，就提前加收十年的来支撑，这真的是昏庸残暴到了极致，难怪最终落下众叛亲离，被部下逼死的下场。隋和秦朝也一样为了确保赋税的顺利征收和力役的完成，也使用严行酷法，犯罪不问轻重，不禀报皇帝便可直接杀死，如此情况下，民众受不住了肯定会造反，那么颠覆王朝命运的起义便在全国各地纷纷爆发了。

（二）秦隋灭亡的差异性

但秦隋王朝毕竟相隔了800多年，所处的时代、社会条件不同，他们灭亡的原因也会有所不同的。秦朝灭亡主要是国内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隋朝虽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外部三征高丽导致的。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开始废除先王制定的世卿世禄制度，实行十二级军功爵制，这主要是剥夺了贵族的世袭权利，对贵族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打压，既然是有损于贵族的利益则势必会招致他们的不满，这也是人之常情。秦孝公时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这个阶段还只是秦国一国的贵族，到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天下时则面临的是七国贵族的反对，就更难控制了，这就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虽然都实行了严法进行压制，但是也仅仅只是压制一时罢了，这就是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就给自己埋下的一个定时炸弹，等到时机成熟，群起而攻之。也确实是这样，秦末轰轰烈烈的反秦斗争中就有六国贵族势力的大力参加。秦始皇时期欲通过文化专制来加强中央集权所进行的“焚书坑儒”的文化政策，将国内的优秀“非秦”文化付之一炬，使中国的文化遭到的毁灭性的打击，在这场运动中受伤害最重的应该非儒生莫属了，如此残暴的文化政策使得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也会持器械反秦，孔子后人孔鲋便是如此，拿着孔氏礼器，去归附陈王。张志刚认为：除了孔鲋还有受秦朝的专制所压而被断了仕途和不愿与秦为伍的士人，曾受六国统治阶层恩遇或者受秦追杀而怨恨秦国之人，为秦办事没有安全感而弃暗投明的秦国下层官吏。[17]秦始皇及秦二世为了大兴土木残酷的压榨全国百姓，致使民不聊生，百姓也就此被逼上起义的道路上。就这样国内人民自上自朝廷官员，下至黎民百姓自发反秦，这主要是国内矛盾激化的结果导致了秦最终的覆灭。

隋朝最后虽然也是在轰轰烈烈的起义中被推翻但是情况还是有所不同。通过研究隋朝历史我们便可以发现隋朝国内矛盾在隋文帝杨坚统治后期有所激化，但主要还是在隋炀帝征伐高丽国后出先急速白热化的，可以说征高丽是一个转折点。隋炀帝继位的时候海还继承了其父巨大的基业，民力财力的数量都极为惊人，也正是有着这些先天条件他才可以对外炫富、耀武扬威，对内大兴土木，欺压百姓。征伐高丽实际上也只是一个面子的问题，杨广被巡外族恰逢见着高丽史者在旁就让其带信回去让高丽王去朝见他，高丽王没有理睬，杨广遂开始准备征伐高丽。他吸取文帝征伐高丽时因粮草运输问题而失败的教训诏发河北境内“男女百余万”去开凿永济渠来运输粮食。接下来在全国进行招兵买马，主要令天下富人出资买马，应征士兵据载共有十三万三千八百，号称两百万，运送物资的人数更多，结果失败。进行二次征伐，但由于国内杨玄感叛乱就班师回朝，无功而返。大业十年再次征伐高丽，这个时候的隋国国内已经因为征战的赋税徭役的大量征收而“盗贼蜂起，人多流亡，军多失期”，[18]厌战情绪普遍高涨，人民大量逃亡，高丽民众亦如是，最后高丽王投降。炀帝三征高丽严重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最终导致隋末农民起义的爆发，杨玄感的起兵等事件的发生。再加上后期面对这些问题隋炀帝还不加紧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最后使得隋亡成为了定局。

三、秦隋兴亡的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家的治理首先统治者要勤政为民、以民为本。古代圣贤荀子就曾说过“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主要说明人民对于君王统治的重要性，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解决了国家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国内民生问题，才能稳固国家XXX，巩固统治，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是治国安邦的必要之策。再者，就是要有好的法律机制，并且要做到依法办事，严格执法，违法必究。法律是国家管理必不可缺的工具，因而它的好坏非常重要，好法才可以让人信服，制定了并且严格依照法律办事才不会走偏。秦隋两朝皇帝在统治后期为了自己的私欲随意扭曲法律，并且超出法律之外滥用权利，导致法律机制的破坏，没有法的规范，做事自然就会肆无忌惮了。最后，办事要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国家政策的制定实施都要符合国情，只要这样政策才能顺利的实施并且取得想要的效果。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国家的实情，才能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结语

通过对秦、隋两朝兴亡原因的比较研究发现，统治者打天下容易治理天下难。治理方法合理王朝才能长治久安，要想长久必须得注意这三点：1.统治者要勤政为民，以民为本。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之根本，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在成就你的时候也同样可以颠覆你，因而需要特别注意。2.制定一套好的法律机制。3.办事的合乎历史发展的潮流，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事实证明，合乎国情的、合乎历史发展潮流的才可以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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