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近代移风易俗的历史考察——以关中为例

摘要

近代是我国社会发生巨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同时也是关中地区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发生巨变的历史时期。为了研究考察近代陕西关中地区风俗变迁的面貌，为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和地方建设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一点借鉴和思考，文章主要参考了《陕西省志•民俗志》、《陕西省志•教育志》、《陕西省志•妇女志》等资料，从服饰着装、饮食习惯、文化教育在风俗变迁中的作用等三个方面来展现近代关中地区习俗风尚的变化，通过将关中与沿海地区的对比、关中城市与农村的对比，体现出近代陕西关中地区在风俗变迁中城乡之间存在差异以及整体上的缓慢滞后性和不彻底性。

关键词：关中地区；风俗变迁；服饰着装；饮食习惯；新式教育

第一章绪论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自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强，使其两半社会状况不断加深。而中华民国创立之后，其又由封建的帝国体制进入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体制，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被动开放、经济起步、政体变革和思想解放这四个阶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组织结构等。[1]所以说这是我国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也是社会风俗发生变迁的重要阶段，直接改变了旧的思想和风俗习惯，在这一时期，全国上下都刮起了移风易俗的热风，而地处内陆的关中地区，虽然较之东部地区相对落后、偏僻，但也随之其后响应了移风易俗的大潮。

社会风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形势和人们心态等方面的变化。文章通过对关中地区人们服饰着装、饮食习惯、文化教育对风俗变迁的作用等几个方面的变化考察，可以让人们对近代关中地区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错综复杂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理解，进一步认识到陕西近代风俗变革以及社会状况，可以为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一点借鉴和思考。

（二）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者对近代陕西生活的变迁作出了很多研究，也得出不少成果，但专门对关中地区社会风俗变迁的研究还比较少，关于其近代移风易俗的专门考察也不多，但是在很多文章中，都有提到了关近代关中地区移风易俗的内容，比如在刘俊凤的《民国关中社会研究》一书中，就对民国时期关中地区的自然环境、物质生活、教育卫生、休闲娱乐生活和民众的信仰及思想观念等几个各方面，做出了详细的阐述，从侧面就有对移风易俗内容方面的体现。还有一些文章是对陕西近代社会生活从不同层面进行了研究，但在里面也夹杂了关于关中地区风俗变革的内容：张双慧的“近代陕西城市社会生活变迁研究”、田兵权的“陕南地区社会发展研究”、张欣刚的“关中地区近代民间服饰文化的研究”、王磊的“晚晴陕西书院改学堂研究”、李志松的“论陕西近代教育的变迁”、闫萌“民国时期陕西女子教育”等文章，都在不同方面反映出关中地区风俗变迁的内容。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近代陕西社会的研究领域，对研究近代关中地区风俗变化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也为本文提供了一些研究思路。

除了上述提到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还有一些省志、县志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一手资料：主要有《陕西省志民俗志》，详细介绍了陕西衣食住行、文教娱乐、婚丧嫁娶等风俗，《陕西省志教育志》具体论述了陕西各个时期的教育变迁情况，《陕西省志妇女志》涵盖了女性在家庭社会中角色地位的变化以及参与文化娱乐活动等内容，还有在《三原古令纪事》中也详细清晰地记载了三原县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细微的变化。

（三）研究的思路

文章主要从三个大的方面来写，第一章主要写服饰的变革和剪辫放足；第二章着重写饮食习惯和结构的变化以及吸食鸦片陋习的出现。第三章分析文化教育对风俗变迁的作用，包括教育的变革发展和女学对女性地位变化的作用。

（四）研究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1、文献研究方法。主要通查找、收集、整理文献资料，对文献记载的历史事件进行判断，去伪存真，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2、比较分析法。社会风俗变迁是一个历史范畴，因此，不可避免的带有时间烙印，具有时代性，所以在研究近代关中地区的风俗变迁时，肯定离不开当时社会的大背景。为了展现关中近代风俗变迁的全貌，文章中将鸦片战争前后的关中社会风俗习惯及其他地区的风俗进行比较考察，以便得出较为科学的理论成果。

3、归纳总结法。通过对不同时间段内关中地区及其他地区社会风俗习惯的比较考察，综合运用历史学知识，归纳总结出近代关中地区风俗习惯的变迁。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1、移风易俗

移风易俗，就是改变旧的风气和习俗。古人在《周礼》中是这样阐述的，“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化曰习。”也就是说上层统治者所倡导的教化是“风”，下层百姓所拥有共同的习惯是“俗”。而在《汉书▪地理志》中这样解释，“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2]在这里，认为“风”是“水土”这类自然环境作用的结果，“俗”是人的“情欲”这类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人们对风俗的解释偏重强调风俗形成的根源、影响因素等。而现代意义中的移风易俗，主要是强调风俗的内容和性质的变化革新。风俗变迁的原因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由于官方出台相关移风易俗政策从而出现风俗变迁的情况，而另一种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客观变化引起风俗的变迁。在文章中，是从这两方面进行叙述的。

2、关中地区

关中作为一个地域空间范围，在历史上形成比较早。“关中”这一地理名词，最早现于战国，认为西有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关中取意地处四关屏障之中。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关中是这样记载的：关中自千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3]由于土壤肥沃，自古以来都是农业发展繁荣地区，因此也是人口十分集中之地。在本文中关中范围的界定，主要以自然地理条件上的行政区划为准，采取了民国初期关中道所在区域43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西安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及其所辖县以及商洛市所属的商县、雒南、柞水这三个县。

3、“近代”时间范围

文章采取的时间范围是从鸦片战争到抗战全面爆发（1937年）之前这一时段。原因有以下几点：一、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东西文化相互渗透，给社会注入新鲜的血液，社会发生巨变。二、在清代末期，统治阶层为巩固自身的统治，不断地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清末新政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风俗的进行了变革，而中华民国成立后，更是在社会风俗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之前的社会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章服饰着装的变化

（一）服饰

晚清时期，关中的官服与其他地区的官服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朝廷规定好了的样式，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到了民国时期，政体变更，清朝的官服也被废除了，中山装破空而出，取而代之。

1、清末传统服饰的特征

在陕西关中地区，从传统服饰的样式上来讲，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绅、商贾和知识分子大多数都穿长袍、马褂，服饰的质地材料多为绫罗绸缎布之类的，这是男子的服饰。而处于社会上层的女子服饰，除了将大袖口改成小袖口之外，基本上保留了明朝时期的服饰样式，主要有袄（衫）、褂、裙等，袄或衫在内，褂子罩在外头，下身则是长达脚踝的裙子，服饰材料也多是绫罗绸缎。头上会佩戴金、银、玉做的头饰，还有一些仕宦人家的妇女有带勒子的习惯，勒子即额带，就是用黑色绸缎制作，里面垫有棉花，表面有绣花或在中间镶嵌珠、玉等作为装饰，后面会有两个带子勒于头上。[4]（90）

而一般的农人男女都是上袄下裤，而袄分为大襟、对襟和偏襟。裤子多是长腰、宽裆，为了保暖、起蹲方便以及防止芒刺钻进裤腿，一般会将裤腿底下收紧一点，或是直接用布条束起来。鞋袜多为手工缝制的白色布袜和“千层底”的圆口平绒布鞋。只有在出门、过节、婚嫁这样的场合，妇女才会穿裙子。而且衣服的颜色多以黑、蓝、白为主，姑娘和小孩也多有红绿等颜色，多是自己土织染就而成的，表现出平时衣着的俭朴、手工制作自给自足和较为单调等特征。

2、民国服饰风尚的变动

到了民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东西文化交流的逐渐加深，民主、平等、科学等新一些思想逐渐地渗入到人们的观念中，陕西关中地区人民思想也逐步开放，服饰方面变化也是蔚然一新，民国时期的服饰打破了传统时期严格的等级区分，在样式上也趋于多元化。

在这场服饰大变革中，最先兴起的是西服，西服最早是由留学生带回中国的，民初的陕西关中，一些崇洋的留学生、官绅就以穿西服为时尚。民国初期，官服被废除，1912年，民国XX规定了男女礼服的式样。规定男子礼服有两种:大礼服与常礼服。大礼服又分为昼夜两种，白天用西方大笔式，晚间则是圆形燕尾服，下身均搭配黑色西裤。常礼服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西式形制的，另一种是传统的长袍、马褂，都是黑色的。[5]女子礼服没有什么变化，依旧采用传统的上袄下裙样式。1929年，民国XX又颁布了《服制条例》，将中山装定为男子正式礼服之一，女子礼服则分为袄裙和旗袍两种。自中山装兴起后，在关中就成为官绅和学生共同的正式着装，但传统的服饰并没有被人们抛弃，仍然继续使用，不过长袍马褂已经不像清朝时期必须配套使用以显示社会地位了，它已经可以作为非农民的普通着装，单独使用。另外，由于兵荒马乱的时代特征，军装也多受人们另眼看待，例如马裤，这种裤子最开始是军队骑兵的专用服饰，有裤裆肥大、裤腿狭窄的特点，穿起来也方便保暖，后来被民间效仿，多为军政界和富商使用。[4]（88）男子服饰变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受职业和身份的限制较大。

比起男性服饰多受身份和职业限制的变化特点，女性服饰的变化显得更加活跃。民国初年，旗袍和洋装渐渐流传到关中，但此时所风行的旗袍，不像最开始清朝时期满族女性所穿的旗袍那么宽松肥大，旗袍的整个样式从宽松肥大的直线式变为贴身样式，更加凸显出女性身材的清晰流畅曲线美。[4]（86）旗袍和洋装刚开始进入关中时，最先是一些富裕家庭的妇女和当官的太太们的着装，逐渐地，旗袍和洋装没有了身份和等级的限定，一些职业女性和女学生也身着旗袍穿梭在各个街头，但是旗袍的款式、面料会因为着装者的身份以及出席的场合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一般女学生穿的旗袍的面料都是青布的，样式方面比传统的旗袍修身但又不像新式旗袍那么贴身，既可以彰显出少女青春活力的一面又可以体现出时尚的风采。

民国时期，妇女服饰变化的最大特点就是由宽松肥大变得修身合体，同时也反映出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旧时妇女受封建理学思想的束缚，服装方面要尽可能的遮掩住女子的身材曲线，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日益加深，以及官方移风易俗的引导，理学思想对人们的影响也在逐渐减弱，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逐步走向开放。

（二）剪辫放足

与服饰的材质和样式、饮食的丰富发展主要受经济条件和社会风尚的影响不同，剪辫和放足在清末被看做是告别旧时代迎接XXX的标志，从而得到了官方的大力倡导和推行。不过，在关中地区，这两件事的成效却略有差异。

1、剪辫

清初，统治者用暴力手段强迫男子剃发蓄辫，但随着统治地位的不断稳固，结辫子已经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风俗习惯，最初，统治者予鞭子以政治色彩，到了清末，辫子也确实实现了它的政治意义，[6]早在宣统三年，朝廷就曾颁布过准许剪辫子的上谕，允许百姓自由剪辫。民国建立初期，发布了剪辫令，而在此时，剪辫是作为一项强制命令执行的。公务员和学生最先响应，最初剪成齐耳短发，俗称“二道毛”，随后又留起“小洋楼”样子的平头。[7]（79）在关中地区，一些学校也积极倡导学生剪辫，比如三原县福音村的崇祯书院，就规定了男生不可以留辫子。[8]（61）但一般乡民对革命还缺乏真正理解，并不会完全听从命令，于是，XX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在省城和各县城门派出军警，对于出入城门的百姓严加检查，发现留辫子的人，都强行剪掉。在1921年的《陕西日报》中就有一则《乡人持发而泣》的新闻，很是能反映当时民间对剪辫的不同态度：“日前警务处申令剪发已志报端，而各乡民无识之辈均不肯剪去。记者昨至长安县门首，见有乡民五六人各推小车皆垂长辫，是被岗警及司法警生看见立即执而剪之，发辫仍交本人。内有一年约半百者，持发而泣，悲叹不已。观者无不笑其顽固云。”[7]（80）泣者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与讥笑其顽固者，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之间对剪辫的不同认识。而大多数农民则直接剃成“和尚头”，既方便劳作，又可以应对剪辫留辫的纠缠。

2、女子放足

如果说男子发式的改变意味着XXX的更迭，那么女子的放足就代表了对传统陋俗的改造。缠足的风气始于南唐，到了清朝已经发展到不缠足就难结良缘的程度，缠足风气可谓是根深蒂固，摧残着女性的身心健康。

在鸦片战争前后，放足运动开始兴起，戊戌变法时期，女子放足就被着重提出并受到慈禧太后的承认，下谕劝禁女子缠足。到了甲午战争之前，较为开放的沿海地区，已经将放足活动进行的有声有色，而地处内陆较为封闭的陕西关中地区，由于地方闭塞，新学未兴，女子缠足的风气依然很浓厚，而在此时才刚刚开始兴起解放妇女废止缠足的运动，并在关中一带形成民间天足会组织。从1907年到1939年期间，陕西各地从省会西安到各地偏僻的小县城，都形成了时间长短、规模大小不一的反对女子缠足、提倡天足运动。最早在三原县建立的美丽女子书院，就有不准女生缠足的规定；[8]（61）1931年7月12日，凤翔县XX为解放妇女禁止缠足作出了这样的布告“缠足陋习，流毒千纪，既伤人道，又辱国体，训政时期，刷新治理，妇女解放，从绽脚始，青年妇女，绝对禁止，训政时期，刷新治理，令限一月，铲除斯弊，逾期不遵，定罚银币，每人两元，特此晓谕。”[9]（82）布告清晰地说明了缠足陋俗的危害，讲明了缠足是对妇女的解放；1932年，武功县的教育局局长向县长请示在各学校附近讲解缠足的危害；[9](82～83)在1939年4月2日的《新秦日报》中，还报道了关于复查放足的新闻，足以看出官方对女子放足的重视。[9]（83）不仅官方不遗余力的推广放足，在民间也为放足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天足会组织，这就为女子放足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尽管官方民间不遗余力的推行放足令，但由于整个民国时期关中妇女开放程度相对较低，以及妇女进入社会工作的比例太小，放足活动的成效并不突出，在商县的农村中，直到2000年左右还能看到一些小脚老太太。

第三章饮食的变化

俗语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受当地主要粮食作物所影响。关中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厚，自古以来就是小麦产区。与服饰变化一样，在十九世纪初，关中的传统饮食也受到了“西风”的照拂，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一）传统的饮食结构

因为关中地区自古就是小麦的产区，所以关中人好食面食，对面食的制作也是多种多样的，单从面条的制作来讲从薄到后：有宽若裤腰带、厚如硬币的裤带面，有宽若韭叶的手擀韭叶面，还有细条面、扁平面、旗花面、“老蛙头”（陕西方言，各种菜和大面疙瘩烩成的一种面食）、麻什、面糊糊；从简单到复杂：有直接撒上盐、辣子面、葱花的油泼面、有比较讲究的将肉、豆腐、黄花、木耳、胡萝卜等切成丁烩制浇拌的“臊子面”。从主食到副食有除了用麦面做的各种面食以外，还有用各种杂粮做出来的吃食，有用大米做的米皮，面粉做的凉皮、擀面皮，豌豆做的凉粉，苞谷面做的搅团、凉鱼鱼，还有用苞谷面和麦面掺杂做的黄糕糕馍，荞麦面做的饸饹，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4]（101～102）

在饮食习惯方面，关中地区与陕西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大的差异，都是一日三餐，一般早饭是九、十点吃，午饭也叫晌午饭，晌午饭一般下午三、四点吃，而关中人把晚饭叫“喝汤”，但并不是晚上只吃稀饭面糊糊，仍以吃馍为主，在夏季麦忙劳作时间比较长的时候，有时候也会一天吃四顿饭。关中农民在吃饭时，女的一般就在家里吃，男的喜欢“窜门”，端一大粗瓷碗饭，带一碟油泼辣子，和邻人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蹲在地上，边吃边谝，俗称“老碗会”。就像“关中十大怪”中描写的：吃饭蹲在大门外，油泼辣子一道菜，碗和面盆不分开，板凳不坐蹲起来。[4]（98）

（二）西餐和外来菜系的传入

虽然传统的饮食结构、饮食习惯深深根植在关中人的心中，但是随着战事的加剧、近代西方文化的不断输入，西式的饮食和饮食文化精神也逐渐地由沿海传入内地。尤其是民国初期以来，关中社会的近代化发展形势得到了加强，在原本的饮食结构中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并对西方饮食的一些内容也有一定程度的接受，但这种变化主要还是发生在城市。

十九世纪初，西餐由沿海地区传入到陕西关中地区，一时间成为上层社会追捧的对象，主要是有相当经济条件军政机关、工商界都把用西餐招待客人作为一种时尚，普通的市民和农民还是享受不到的。但随着铁路在各个城市的兴起，一些西式食品在关中地区还是很流行常见的，好比西式的面包、糕点、火腿等食物，还有一些啤酒、汽水等饮料，常常会出现在食品店中，与那些传统的食物一起推动了物质生活的提高。与此同时，受西式产品的影响，一些传统的食品也采取西式产品的包装，远销到国外，比如有潼关万盛源的酱笋和岐山“顺天成”的挂面，都走出国门，远销各国。[7]（86）

随着战争形势的加剧，外省人口的不断内迁，各路菜系也开始在关中地区汇合并交融，不断的丰富着关中地区的饮食业，而一些新的饮食习惯也渐渐为关中人所接受。比如在当时的西安，京菜、粤菜、川菜、清真菜等都是比较有名的，与此同时，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小饭馆、小吃店也如雨后春笋，迅速兴起于大街小巷。更多的人也渐渐适应在外用餐，大饭馆、小饭馆、酒楼、工厂食堂也开始成为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的用餐场所。

西式餐饮在关中地区的逐步推广和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地区在日常饮食生活中的近代发展势态。但令人遗憾的是，这股西洋风并未吹到关中地区的农村中去，农村人民的饮食习惯基本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并无二致。

（三）鸦片吸食的陋习

明朝后期，烟草开始流传到中国，到清朝的时候，吸烟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当然关中人民也不例外。关中民间主要吸食的是旱烟和水烟这两种烟草，与此相对应的有旱烟杆和水烟筒。到民国时期，关中普通农民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随身携带一支旱烟管和一个旱烟袋了。吸烟已经进入到寻常百姓的家里，与茶酒一样成为待客的必备品，不但男子吸食，部分中老年妇女也会吸食。

就在吸食烟草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正常现象时，早在唐代就以药材进入中国的罂粟，作为更加刺激的吸食品却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而关中地区乃至陕西的鸦片吸食情况在整个近代史期与其对其他外来品的接受缓慢相比，却出奇的彻底和全面。据《三原古令纪事》中记载，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三原县才开始有的大烟铺子和大烟馆，初吸食者主要是兵吏；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据左宗棠当时的考察，三原城里吸食鸦片的人数达到了十占之七的程度，乡村里吸食鸦片者十占其三的程度。[8]（58）经过纪元后，在咸阳地区，有农民在部分农田试种大烟，因为种大烟获得的利润丰厚，渐渐种大烟的人也多了起来，到了1931年，“境内原下河南，遍地皆是，其所割收之烟，除本地吸食外，行销河北、山西各处，人民黄瘦，约三分之一。”[10]（14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宝鸡“市镇乡村，都有那‘大事小事，烟灯下了事’之语，即为人人应酬如此，各式和解亦用此。故居于本域之人民，无论家庭大小、经济充裕与否，皆以此烟应付社会环境。故现在本域内无一家无染有此癖者之人，甚至于全家染此，亦不为罕见之事。”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无论城镇还是乡村，遇到婚丧等红白喜事，都把吸食鸦片作为待客的重要礼仪。平常家里来了客人也都要摆烟盘作为招待，连唱戏的也多是“瘾君子”，要先吸饱了烟，才能上台演出，不然浑身发软。

在关中地区，这种鸦片吸食的大众化，从最开始的官绅奢侈品发展到民间的生活必需品，这样的畸形发展，给近代关中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和巨大的破坏。究其原因，不外乎是深陷在战争带来的苦难中的人们对现实和生活的无奈，从而选择吸食鸦片这种具有相当迷幻性的物品来麻痹自己、逃避现实。

第4章文化教育在风俗变迁中的作用

（一）教育的发展变化

1、新式教育理念的兴起

关中地区在宋朝之前，基本都是国家政治中心所在，同样也是国家的文化中心所在，文化教育事业都一直是遥遥领先的，文化教育也作为全国之典范不断发展，才子佳人辈出。宋以降，此风绵绵，不再是关学独树一帜，理学大儒承前继后，又借助明清国家科举与学校教育的捆绑政策，地方青年才俊佚出，在关中的三原，先后有宏道书院、嵯峨书院、正谊书院，讲学授业，风气浓厚，康熙年间就有“学风之盛莫过于三原”之誉。

在鸦片战争之前，陕西传统教育呈现的是衰落的现象，陕西的官学依旧围绕着科举考试进行，直接以应对科举制度为目的，久而久之就沦为了科举考试的培训机构。在书院方面，陕西与全国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书院也是由XX直接掌控，这就导致了书院授课先生的质量不高，教学方式死板教条，书院以往精研学风的风气也早已不复存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兴起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风气，不但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在教育方面也引进了新的教育理念。陕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科举制度提出质疑，要求改革传统的取士制度，大兴“经世致用”之学。一方面在培养人才的能力方面，开设了各种人文自然学科、以及农业商业等实业课程，以求经世致用。另一方面，唤起学生自我意识的觉醒，培养青年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意识。

2、新学的兴起

而最先打破传统教育兴办新学的就是三原的味经书院了。味经书院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商贸发达的泾阳县，由当地官绅集资创办的。味经书院与当时的关中书院、宏道书院规模相当，也都是面向陕甘两省录取士子，但味经书院不属于官学，书院山长也不受XX任命，而是选“物望素孚，品学兼优”的地方士绅。因为章程完善、教士有方，尤其是书院山长管理书院不受XX官学的干扰，很是受地方官绅的支持，先后捐资续建了藏书楼与刊书处。光绪十三年（1887年）,刘古愚出任书院山长后，对书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在书院开设了算学、时政、天文、地理、外文等课程，尤其注重算学与时政，刘古愚认为“西人富强，以制器精奇，原本算数”，因此要救国必须注重算学，而“士子读书，以识今日时务为第一要义”，不管读经史旧学还是西方新学都要联系当时中国的国情。[11]（9）由于味经书院独立发展的氛围，以及开设新学的做法，遂有开陕西风气之先的举动。甲午战争之后，又响应维新派教育“学以致用”和“讲求西学”的主张，味经书院又创设了“时务斋”，讲习西学，研究时务，研讨国内国际大事。味经书院的发展改革，已经摆脱了传统封建的教育体系，书院以传播自然学科和新理念思想为目的，并救亡图存的理念植入到学生的头脑中，成为当时关中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最早讲习新学的书院。

其次就是崇实学院了，崇实学院是由巡抚张汝梅和督学赵惟熙奏请创建的，第一所官方创办讲授新学的书院，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味经书院的东边，在“时务斋”的基础上扩建了崇实学院。院内分四斋，包括“致道斋”、“求志斋”、“学古斋”、“共艺斋”，[12]特别注重格致（物理、化学）、算术、英文、工艺制作等新学课程的讲授，讲求中、西学并授，并开辟实习基地，以供学生亲身实践，这就改变了传统教育中只注重课本、不注重实践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和主动性。[13]崇实学院的开办是新学讲授从民间引入到官方支持推动的开始。

1902年,清末新政已经在展开，陕西巡抚升允奉旨在西安创办的陕西大学堂，就是一种新式学堂，除了将儒家四书五经作为必修课程外，还开设了“天文、地舆、算学、地质、测量、电化、兵事、性理格致、政治时务”等新式课程。[14]1903年，在升允的奏请下，又将原来位于西安的关中书院改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并设立了专门培训政务人员的课吏馆，建了陕西新式高等学堂的基本框架和布局。同一时期，关中地区的小学学校较为发达，大批的书院逐渐改为了高等学堂或中等学堂，比如，原泾阳泾干书院、扶风多贤书院、麟游凤仪书院、宝鸡金台书院都改成了高等学堂。

新式教育的发展，不但为陕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而且在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将传统学子读书是为了考取功名的目的逐渐转向了学习是要经世致用、救危难中的中国于水火，打破了封建理学思想对人们的束缚，为人们接受新的思想、新的行为习惯奠定了基础。

（二）女学的兴办对女性地位变化的影响

在传统的思想理念中，人们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没有任何权力地位，更甚者女子被认为是男子的附属品，起着传宗接代的作用，陕西关中地区的女性也不例外，在社会上、家庭中没有任何地位可言。而随着西学的传入，西方女性教育思想对我国传统女性家庭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女性开始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1、女学的兴起

最早在中国兴办女学的是来自西方的教会和传教士，陕西关中地区最早的女子学校，就是1891年由基督教会在三原县的福音村创建的美丽女子书院，[8]（61）次年，陕西提学使余堃在西安的梁府街创办了陕西女子小学，[9]（29）最有名的还是1904年由李守光在乾县药王庙开办的私立女学堂，他最先送自己的女儿天足入学，这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随之就有一些开明的士绅陆续开始送自己的女儿入学，乾县的女学由此开始，并开启了全省各县女学的先风。[9]（29）1907年麟游县举人赵昌运创办了宝鸡地区的第一所高级小学堂并倡导女子入学读书，这一举动，冲破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理念，将女子与男子平等对待。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创办了更多的女子学校，如西安玫瑰女子初级中学、陕西第一女子中学、陕西省女子师范学校等，并且有更多的学校也开始招收女学生。另外还有一些女子职业学校，教授女子谋生技能，比如1928年创办的西安市第一女子平民职业学校，先后设有缝纫、染织、织袜、纺毛、商科等课程，以增加女子的谋生技能。还有其他的女子职业学校，像长武县女子实业学校、西安培华女子职业学校等都授予女性一些谋生技能。[9]（37）

2、女性地位的变化

女学的不断发展，使女性接受教育的比例在逐渐的增加，随之其文化素质也得到了提高，这不但对女性在思想层面的解放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女性精神世界的开拓也有积极的作用。

女学的兴起在女子放足活动中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学校规定禁止女性缠足，宣传缠足危害等，我们已经在第二章节有过详细的阐述，在此就不再赘述了。女子放足不但解放了女性身体，使女性避免受缠足的折磨，减少身体上的病痛；而且放足后女子不再是半残疾状态，有了劳动能力，生活的中心不再是锅灶、男人和孩子，她们也可以参与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去，参与劳作，赚取经济收入，这样就可以在经济上分担家庭的责任，从而提高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在社会上的地位。

另外，女学的发展使关中地区城市女性在各种运动、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中，以王淑贞、李少云等进步女学生为代表，积极参与示威游行；[9]（85）此后，一些陕西旅京的学生回到陕西，开始积极传播新文化思想，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新观念，宣扬妇女解放与社会改造之间的关系，一时间，城市年轻女性思想活跃，并积极参与到各种运动中。1920年8月在省立女子学校爆发了著名的“评孔风潮，”这是关中女性有史以来向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发起的第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成功挑战。[1]此后，关中女性开始走出家门，迈向社会。

之后，女师学生分别参加了反“太平洋会议”示威游行活动、收回旅顺大连的抗日活动、驱吴运动和声讨“五卅惨案”活动等。1926年2月8日，西安妇女协进会成立，以传播文化、解放妇女为宗旨，开办了平民学校教妇女识字，创办《妇女》半月刊，召开规模宏大的妇女解放运动大会，并在1936年支持帮助受虐女学生萧桂藩与军官朱子愫离婚，这是西安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成功离婚案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9]（82）女性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是因为教育使她们获得了知识，并唤起了她们自身觉醒和国家危亡的忧患意识，[15]这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女性并肯定她们的作用，增加了女性在社会上的存在感和关注度，从而也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结论

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化，以及中西方文化不断碰撞交流，关中地区也或主动或被动的接受着西方文化的影响，割除旧的封建陋俗，树立新的文明风尚。

在服饰着装方面，废除了旧的严格的等级制度，服饰的变化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饮食结构方面，出现的西餐、西式食品和其他外来菜系使陕西关中地区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丰富，但吸食鸦片的陋俗却在这一时期席卷了整个关中地区，给关中地区带来巨大影响；在文化教育对风俗变迁的作用方面，新式教育理念的出现，对传统教育的改革，新式教育、学堂的发展，为陕西关中地区教育的长足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女学的兴起对解放女性、提高女性地位方面，从禁止缠足、解放女性双脚，到女性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等，体现了从肉体到精神上的对女性的解放，女性开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

但由于陕西关中地处内陆，地理位置相较于沿海地区比较偏僻，新思想新理念的传入相对比较迟缓，所以在风俗变迁方面呈现出相对迟缓落后的特点，又因为战乱频发、社会环境不稳定，风俗的变迁表现出明显的不彻底性，加之城乡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差距，城市与乡村在风俗变迁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具体表现是城市在改革风尚方面变化巨大，乡村则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在很多方面几乎没有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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