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古代启蒙教育的得失

摘要

在甲骨文中，“启”为开启，引申为启发；“蒙”为遮蔽，引申为愚昧；启蒙教育即启发童稚，消除愚昧的教育，俗称儿童教育。《汉书•食货志》有云：“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XX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1]，在古代，启蒙教育的年龄阶段一般被定为入小学以后直到成年。然而八岁以前的幼儿教育应该也包含在内，所以启蒙年龄阶段应该是成年以前，或者说出生至成年统称为儿童教育。本文首先解释了启蒙教育的定义和年龄阶段，回顾了古代教育的发展概况，然后分官学和私学论述启蒙教育的类型特点，并从历代启蒙教材方面总结蒙学教育内容特点，分析得失，对比当下，批判继承.

关键词：启蒙教育；小学教育；启蒙教材

前言

（一）研究缘由及价值

启蒙教育是教育的起点，也是人生的基础，是为更高一级教育服务的，这一教育阶段，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与重视。中国古代启蒙教育，是古代人历经时间的洗礼而积淀下来的珍贵教育经验和财产，其中对于儿童教育早教的思想理论，对个人读书态度问题，个人言行修养的树立，父母与学校的教育作用都有正确的导向，这也是现今我们需要反思的。同时对这样一个重要课题，学界多是以其中一个方面研究得失及当代价值，缺少整体把握，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并不多，因此我希望做些尝试。

（二）研究动态与成果。

1930年左右，中国教育史开始向现代化迈进，各类教育著作大量出现。系统而全面的儿童教育史著作有何晓夏主编的《简明中国学前教育史》，唐淑，钟昭华主编的《中国学前教育史》，杜成宪，王伦信合著的《中国幼儿教育史》，廖其发主编的《中国幼儿教育史》，吴洪成主编的《中国小学教育史》，还有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所编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等，还有许多著作和文章从不同领域和视角对启蒙问题进行研究。其中最多的角度是从启蒙教材方面进行分析。有张方平《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研究》，梁励《古代启蒙历史教材刍议》，宋志霞的《中国古代蒙学文献研究》，潘伟娜《宋代新编童蒙读物初探》等，儿童教育思想研究著作有杜成宪单中惠的《幼儿教育思想史》，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在对比当下，教育借鉴方面的著作有王黎芳《中国古代蒙学对当代儿童品德教育的启示》，吴彦霞《试论中国古代蒙学的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刘天凤《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现代意蕴》等。这其中的论文著作往往从某一方面对启蒙教育进行研究，缺少整体的梳理和得失认识。因此本文将先对启蒙教育的概况作一大致梳理，再从官学和私学类型上对比，最后从启蒙教材的内容作一分析，发掘得失，对比当下，借鉴运用。

一、中国古代启蒙教育的发展概况

从人类诞生开始，教育也随之诞生。上古时期，文字初具雏形，从已经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及铭文来看，并没有什么关于教育制度的记载。然而《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2]这种说法认为周的教育制度因袭了前朝，即夏商周皆有小学，分别名“校”、“痒”、“序”，而大学都名“学”。朱熹《大学章句序》：“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宫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3]这是朱熹对小学和大学的定义。小学是教育的初级阶段，只是教一个人怎样做人做事，等入了大学，就不能只会这些了，还要明白这样做事的原因，格物致知。八岁之前的学习，一般在家庭之中进行，《礼记·内则》：“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谨而寡言者使子为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4]所以，对幼儿的家庭教育和小学教育都是人生初期的教育即启蒙教育。在甲骨文中，“启”字是左边手右边门组成，即开启一扇门，后引申为启发、启迪，《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启叔孙氏之心”[5]甲骨文“蒙”字下方是一个人，上方被蒙上眼睛，意为遮蔽，后引申为愚昧，蒙昧，《周易•序卦》曰：“物必生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6]。启蒙的含义是启发儿童，消除其愚昧。

中国古代启蒙教育在唐宋以前只是萌芽，儿童的教育还未得到重视。幼儿时期，庶民只有父母教育，贵族才有保傅系统教导，小学教育相对普及一点。春秋末期，井田制破坏，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士大夫下移，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打破了“学在太宫”的局面，开启了私人讲学的时代。孔子是守旧的教育家，以礼教为教育中心，以六艺为教学内容，为教君子而形成了儒学。战国末期出现了专门论述教育思想理论的总结性著作，如《礼记》，《周易》等，其中关于启蒙教育的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周易》是我国上古时期的占卜用书，其中也涉及儿童教育的思想，书中“蒙”的卦象为坎下艮上，艮为山，坎为水，即“象曰：山下出泉，蒙”。如果泉水始流无所顾及，而不加以引导，就会泛滥无止。引申为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要及早进行教育，以防止儿童误入歧途。《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也蕴含着丰富的学前教育思想，其主要观点有（1）重视胎教。妇女受孕后，在饮食起居等方面都要注意，遵礼而行，从而为儿童营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从源头教育。（2）重视教师的选择。《大戴礼记•保傅》中说，成主少幼置太保、太傅、太师及少保、少傅、少师教以孝道仁义礼仪。（3）重视道德修养教育。《礼记•内则》规定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教育步骤：“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8]，也要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达到“立必正方”、“坐必安”、“听必恭”，同时，对父母，尊师，长者有礼。

汉代儒学家贾谊认为储君的教育，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盛衰亡，越早进行越好，为此他也提出胎教的说法，《新书•胎教》云：“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善，独处不据，虽怒不詈，胎教之谓也”[9]。但他所关注的还是统治者的教育，或者说是贵族教育，没有延伸到平民阶层。魏晋南北朝家学盛行，颜之推是著名的家教大师，他有一系列的家教理论，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德艺兼备的人才，德固然重要，艺也不可少，在他看来“艺”包括“文艺”和“杂艺”，“文艺”指“六经”以百家之书，“杂艺”包括琴棋书画，医术书数骑射占卜等等，这些都是在社会中会常用到的生活技能，贵族子弟在落魄时能借此有个出路，得以生存。

唐以前，我国的启蒙教育还处于萌芽阶段，理论有一些，实时的教育教学少有。唐宋开始，我国的启蒙教育真正迎来了大发展。首先，在学校的类型上，适用于不同人群的学校种类开始出现，由XX所办的小学有宗学，国子监，地方州县小学，社学等等，地方州县小学在宋代大量出现，设置的入学条件相对较为宽松，入学者较多。当然，民间创办的启蒙学校在数量和上学人数要远远多于官方创办的小学，类型多样包括以村或乡为单位的乡塾村塾冬学等，以家族为单位的家塾塾师自己办学的私塾、蒙馆等等，针对性强。其次，在教学思想上，出现了许多儿童教育思想家，最负盛名的是朱熹。

朱熹提出了小学与大学的不同，“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事之所以”小学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如果“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10]。他也认同《礼记》中关于启蒙教育的一些思想，编《童蒙须知》从衣服、言行、洒扫、读写、杂事五个方面对儿童日常行为做了详细的规定，对于孝亲尊师，选择保傅他也有一定的见解。

王守仁在儿童教育方面，提出了四种教育方式，大体上有“读书”，“习礼”“诗歌”和“考德”。读书是儿童开启智慧的主要形式，通过识字习得启蒙教材，增长知识，开发智力。诗歌被王守仁认为是陶冶儿童心灵的方法,可以排解忧闷烦恼，使精神宣畅，心气和平。习礼是通过习礼时静心思考，反复练习，从而养成尊礼的好习惯，产生道德教育，还能通过肢体动作，达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作用。考德指先生每日清晨考问学生在家里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规范，它要求把所学落实到言行中，从而有效促进儿童品德习惯养成。王守仁认为的德性在于“明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1]，可以说这样的培养思维，限制了儿童思想，会使儿童失去该有的本心。

在教育教材内容上，识字教育有很大发展，出现了三百千类型的识字教材，而且也加入了历史知识，诗词歌赋和其他生活中常用到知识的教育，如《叙古千文》、《千家诗》、《蒙求》等，并且伦理教化的内容进一步加重，出现了大量专门写这些的教材如《童蒙训》、《二十四孝图》、《弟子规》，《女诫》等，大大丰富了启蒙教材的内容，促进了蒙学的发展。

少数民族教育也有所发展。辽金夏时期，其统治者在汉化的过程中，重视民族学校的设立，促进了民族文教事业的发展。清代在民族文教事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设立小学性质的旗学众多，不仅学习汉族经典，也学习满文，骑射等。八旗学，觉罗学设立的目的是为满蒙贵族子弟提供入仕的机会，属特权学校，清中期以后，这些学校教学质量大大下降，其子弟多不学无术，成为社会的蛀虫。

总之，唐宋开始，蒙学教育发展速度加快，在教育普及程度上有很大提升。儿童教育思想上，以德为先，博文传志，以道为重，志到六艺，强调环境濡染。儿童教育的内容也丰富多样，这有利于增加儿童的知识储备，为更高一阶段的教育打好基础，但同样这也增加了儿童负担，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们的天性。宋明理学诞生后，蒙学打上了深厚的伦理纲常的烙印，在教学内容上体现的尤为明显，这也导致启蒙教育对儿童的要求更加苛刻，使儿童思想僵化，失去童趣，不利于其身心发展，出现类似伤仲永的例子。科举产生后，启蒙教育不可避免地与科举牵扯在一起，宋代科举重视诗赋，在儿童教育上就加强对诗赋的训练，导致对其他学科的不重视，即使伦理纲常如此盛行的环境下，也可能出现学术一流但道德败坏之人。

二、古代启蒙教育的类型

（一）官学中的启蒙教育

官学教育，中国古代XX所创办和管辖的学校，一般分为中央设立和地方设立两类。从周朝开始，统治者就开始设立学校教育，《学记》有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痒，术有序，国有学”[12]。作为掌握最好教育资源的统治者，其继承者的教育自然更要慎重。汉代效仿西周设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又立三少为之副，少师，少傅，少保，是为孤卿，与六卿为九焉，记曰三公无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13]，实际上，原应该享有帝师礼遇，劝诫君主的工作，皆流于虚名。汉代幼帝的初始教育实际上是试讲制，“孝昭皇帝八岁继位，大臣辅政，亦选名儒韦贤……等入授于前，平成圣德”[14]，即大多用名家大儒来陪侍讲读，劝以课程。这样，皇子在童蒙时期就能获得全面的知识，德行和治国方面的教育。自少数民族入侵建立XXX后，骑射技术也重新被统治者重视起来，成为皇子童蒙教育的必修课之一。

贵族学校是帝王教育之外，含有小学教育的中央设学校。汉代设官邸学，包含“四姓小侯学”和“邸第学”。“四姓小侯学”是专门为当时的四大外姓子弟所设。安帝时“邸第学”是为邓太后近亲和旁支王室所设，目的是因为这些贵族子弟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希望能学文习武，教化子孙，不至于犯下大错。宋代设小学，招收8-12岁儿童，《宋史•选举志三》记载：“哲宗时，初置在京小学，曰‘就傅’‘初筮’，凡两斋”[15]。清代设觉罗学，贵族子弟凡年满过十岁的，都进觉罗学，学习满文书籍。觉罗学始设于雍正七年，觉罗学和中学的设立是为八旗子弟入仕做官创造条件。此外还有八旗官学，景山官学等，自清中叶以后，八旗学校日渐废弛，八旗子弟仅靠身份入仕，学校的教育作用日渐松弛。

地方设立的启蒙学校历代有西周乡学，汉代有州郡县学，唐宋以后的府州县学，元代以后的社学。这其中，元代以后的社学是典型的小学教育，洪武年间，太祖下诏，录8-15岁的民间子弟入社学，规定“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16]，明朝设学士对元朝设学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趋向成熟，这些子弟入社学后先习识字教材，然后习经、史、历、算等，还要学习当朝律法及民间礼，在教学活动上也都有安排，“看书不可就讲，先令童子将注贴经，贴过一番，令之曰讲，然后一一细说，巧比再者，复回不知，再讲，庶几有得”[17]。除了看书，作文，记文等都有较具体的要求。明朝官学制度形成了社学—府州县学—国子监三级相衔接的学校教育体系，为明朝培养良善之名和安分守己之士提供了途径，从而为统治者服务。

总体而言，古代官方小学教少，一般是私学承担了启蒙童稚的作用。对统治者或继承者的教育，因君臣之礼，使学生不像学生，老师不像老师，教育也流于虚名。官方中的中央启蒙机构往往没有起到约束子弟的效果，反而成为特权机构，使入仕变得更加不公平。地方官学教化作用强，是愚民政策的体现。

（二）私学中的启蒙教育

根据儿童的发展阶段，本文将私学分为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阶段。

蔡元培说：“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18]，那么，胎教应该是人生最初的教育了，《烈女传》：“大任者，文王之母，性专一，及其有身，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口不恶言，以胎教也”[18]。贾谊的《新书•胎教》对胎教也很在意，颜之推是著名的家教大师，他也说历代圣明的皇帝都注重胎教，可见胎教一说自古就有。颜之推认为儿童年幼，外界干扰少，容易教育，家长应当好好把握这一阶段特点，趁早对子女引导教育。在教育原则方面，应当遵循严慈相继，“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20]，往往家长都重爱轻教，只慈而不教，子女只会骄纵无法管教。在教育方式上，他认为只要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都可以用，关键是切忌偏爱。在教育内容上，他认为语言学习不可忽视，应当使用规范语，而减少方言的使用。道德教育同样不可忽视，家长应言传身教，使儿童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重孝悌，知节义，有志向。从魏晋六朝开始，家学盛兴。有技艺传承的，有学术传承的，有家风传承的，还有武术世家如天波府杨家，更有明清两代的经商世家，其子弟亦为继承家业而从小学习。

私学中的学校教育有多种办学主体和办学形式。乡学，以乡为主体，人数略多，《旧唐书•苗晋卿传》“大会乡党，又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以教子弟”[21]。村学，以村为办学主体，招收邻近子弟入学，规模和数量都比乡学少。私塾一般有塾师自己办学招生学堂一般设在塾师家里，灵活性比较强。家塾一般以一家或家族为办学主体，一般不招收外人，义学和宗学都属家塾，前者为民间贫寒子弟所设。初级私学没有成文的制度规定，入学年龄或早或迟看家长意愿，也无固定年限看学习程度。因各方面限制，不同年龄不同学习程度的学生一起上学，塾师挨个教授，效率低。私学的师资，学费均无统一规定，师资上有贫寒秀才，也有贫困大儒。学费古称束脩礼，乡里私学一般学校贫困学生贫困，先生生活也清苦，所得束脩礼一般多为粮食，布帛，这些生活用品。思学教学的内容为读写算，读写教为重要性，在识字的基础上，无限反复背诵，写的要求一般以范本临摹为主，以求自又好又快。

社会教育是一个大而广之的概念，这里要说得是相对于家庭学校教育而言的学徒制教育，也可称为职业教育，它是伴随着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而诞生，以养父子的形式而存在。实际上，这种教育形式少之又少，在古代，既关系到家族的兴衰，为保证独家经营，往往内部继承。唐代诗人刘禹锡曰：“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22]学徒的学艺过程复杂苛刻，有少幼时期入，先洒扫三年，后才学技艺，以实践为主，充当免费劳动力，师傅为劳动力和不信任而不断的推迟出师时间，在教学上也非常严格苛刻，官方也一直没有关于学徒制方面的成文规定，无法保护学徒的利益。在出师考核环节，包括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如商业考核，技能包括写字，珠算，写信等，对于道德考察，掌柜通常把钱丢在某个地方，然后悄悄观察学徒行为，学徒制教育虽然少，但也能使儿童成长成才。

私学教育虽然承担了大量启蒙教育的工作，然而由于缺乏官方支持，在教育制度，教学内容等方面有很多不足。不管是官学还是私学，教育的覆盖范围都很有限，贫寒子弟，孤苦的无依的儿童依然无法获得教育。在男尊女卑，女子无才思想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女子也不能接受教育，鲜少有女子学堂，受到教育的女子，多半在家中学习。关于职业教育，虽然学徒制发展缓慢，但家族中的技术传承一直没有断，技术教育在启蒙教育中占有一定比例。值得肯定的是，古代启蒙教育中，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衔接得当，配合较好，父母对儿童的学习尤为重视。

三、古代启蒙教材的教育内容

蒙学教材是蒙学训导蒙童所使用的教材，是蒙学教育的载体，是启迪智慧的书。汉代造纸术发明，启蒙教材开始流通。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加之宋代对儿童教育的重视，启蒙教材开始大量涌现，内容繁多，形式多样，几乎包含了启蒙教材的各种类型。总体来看，《千字文》出现以前，童蒙教材内容较为单调，主要以识字为主，同时包含一定的伦理道德教育和一些知识教育，《千字文》出现之后，综合性的启蒙教材开始大量出现，人们也更有意识地注重教材编写。

从教材编写情况可以看出，启蒙阶段的教育一般以识字为基础，教以基本的道德修养和基础知识。按识字，写字，读书，背书的方式进行。

识字是基础，古代历来对识字教学十分重视，《汉书。食货志》有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23]，《说文解字叙》中也有记载：“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24]《史籀篇》是周朝人教导幼儿的书，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蒙学书籍。汉代较著名的识字教材有《仓颉篇》，史游的《急救篇》，扬雄的《训簒篇》等，《百家姓》是宋代识字类教材的代表，其作者不详。此书全篇姓氏相连，收录438个姓氏，408个单姓，30个复姓，四字一句，朗朗上口，内容简单，与生活衔接，便于识字，因此流传很广。此类教材还有唐代的《蒙学》，宋代的《三字经》等等。

重视基础知识教育，并与生活息息相关。从识字开始就伴随着基础理论知识的渗透，东汉黄门令史游所作的《急救篇》，分为三个部分，即三言列举姓氏，七言名实物，四言称赞汉朝盛世，与生活相关，简洁而实用。周兴嗣编《千字文》，内容丰富，用词简洁，不仅是识字教材的代表，也是综合启蒙知识教材的范本，将各科知识高度融合，增加儿童的知识面，《千字文》出现之后，这类教材大量出现。

从教材各类知识的分布，很容易发现，古代对伦理道德修养教育的重视，有很多道德修养方面的著作，代表的有吕本中的《童蒙训》，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训蒙绝句》，元代的《二十四孝图》，清代的《弟子规》，女子教育方面的《女戒》《女孝经》《女论语》等，朱熹编《童蒙须知》从衣服、言行、洒扫、读写、杂事五个方面对儿童日常行为做了详细的规定，《三字经》《弟子规》中莫不充斥着三纲五常的例子。同时，将书本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先生每日清晨考问学生在家里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规范，它要求把所学落实到言行中，从而有效促进儿童品德习惯养成。除此之外，古代启蒙教育对儿童人格理想的培养也很重视，《龙文鞭影》中收录了很多仁人志士的故事，如孔子、周公、霍去病、陶渊明、岳飞等，以及一些励志的故事，耳濡目染，以建立儿童品格志向。

与伦理道德知识在启蒙教材中的比重相比，对于自然科学知识，技能知识方面就少了些。但“琴、棋、书、画、医、数、射、卜、律”一直也是教育家关注的，启蒙教材也常涉及到这些，许多综合类教材中对六甲、书计、方名之事都有介绍，宋代以后出现的杂字类教材，对民间常见的职业知识与技能作了介绍，实用性很强。

综观古代启蒙教材，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在编排形式上，简单通俗而有韵律。古代教学，诵读书籍是普遍采用的教学方法，那么就对教材语言的通俗性和韵律节奏有了要求，从《急救篇》开始，教材编写的形式就是三言，四言或七言，句式押韵而易懂，在内容上常常对比或相关联，易于背诵。到《千字文》出现，蒙书的编排方式更进一步明确，以四言为一句，句句押韵，同类相比，近类相提。后人多加以借鉴，出现了千字文体，唐代出现了蒙求体，形式也相似，如“赵孝替弟，季江代兄”[25]《三字经》、《百家姓》的诞生使这一特点更加突出，此后的创作大多沿袭三百千的形式，因此，我国古代启蒙教材形成了三个阶段，以“三百千”模式为定形阶段，之前是萌芽阶段，之后是承袭阶段。

二是把识字，知识教育与伦理培养相融合。在古代封建统治下，教育为统治者服务，三纲五常是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统治者历来把伦理教育放在首要位子，而识字教育和基础知识学习是启蒙教育的基础，是学习的工具。古代启蒙教材很好的把三者结合在一起，达到了封建统治下的教育诉求。宋代之后，启蒙教材类型繁多，各有侧重，但仍然不忘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

三是考虑儿童特点，顺应天性。儿童的特点往往是天真烂漫，害怕拘束，又如柳条矫之则正。童蒙读物充分考虑了儿童的特点，顺应心性，寓教于乐，正面教导。首先，表现在教材形式上，简洁明了，句式押韵，读来生动，且编成诗歌，生动活泼，给人向上的力量。其次，在教材内容上，常常以故事来代替生涩的说理，贴近生活，儿童愿意去读又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这些典故在编写上由浅入深，由部分到整体，因势利导，儿童能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多例子都是正面材料，正面教导，防患未然；

最后，这些教材内容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实用性强。“三、百、千”就编有生活中常用到的事物，如姓氏名字，庄稼农事，四时节气，简单的数学运算等。宋代还出现一种杂字类读物如《要用杂字》等，内容涵盖各行各业的知识技能，适用于贫民子弟学习，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需要。只有贴近生活的书，才不会被遗忘被代替，这也是“三、百、千”能一直流传的原因所在。

当然，古代启蒙教材也存在许多瑕疵和缺陷。在封建统治的历史局限下，启蒙教材的教育目标是培养遵从三纲五常的顺民，忽视儿童个性与自我。在这样教学目标下，即使有少量的其他学科知识，在整体上也很难改变蒙学教材的儒家思想，难以改变其单调枯燥的教化色彩，这种大一统思想，使其他文化思想如道教，佛家，法家，墨家思想失去了发展的土壤。并且，从整体上看，启蒙教材重视人文教育，轻视科学技术知识，不注重对理性思维的培养，因此科技人才明显不足，这也是中国后来落后的原因之一。

其次，中国古代启蒙读物内容上有其时代性特点，充斥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男尊女卑思想，愚忠愚孝思想，以及迷信色彩，天道轮回，因果报应，听天由命之说，还包括读书至上的利己主义思想，剥削阶级意识，这些思想对儿童来说，是腐蚀心灵的毒药，也是导致社会悲剧发生的原因。

蒙学教材虽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自成体系，但在利用上，却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官方没有对教材的用法作统一的规定或指导，在教材的适用上，往往跟蒙师的喜好和能力有关，如果蒙师的水平不高，就不能让教材发挥应有的优势，也会影响整体教学质量。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启蒙读物有巨大的价值，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非常深远，对今天的，启蒙教育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值得我们辨别的继承发展。

四、浅论中国古代启蒙教育的得与失

综述中国古代启蒙教育，以时间为轴纵观，以类型、思想、内容归纳。从家庭、学校、社会剖析，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在教育思想上，中国古代启蒙教育提倡及早施教，儿童的早期教育对以后的人生有重要影响，人们对早教的重视程度历来可见，及早教育的思想深入人心。《周易》，《礼记》中都提倡早期教育，贾谊，颜之推，朱熹等也都提出了早教思想。其次，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伦理思想常常以孝悌为核心，以修身为途径，以日常礼仪为规范，对儿童正确人生观和人生理想的树立有很大指导意义，这种教育正是当下所需要的。

教育方法上，利用儿童自身特点，顺应儿童天性，因势利导，榜样教学，正面为主，辅之以诗歌诵读，生动教学，值得提倡，在社会发展的今天，除了书本教育，还可以辅以多媒体的教书工具和实践操作的方法，使教育立体化。同时，强调环境教育，重视家庭教育，父母注重教育方法、原则，以身作则，潜移默化，这是现代教育所欠缺的。古代家庭教育还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配合，三位一体，儿童在家中接受父母的言传身教，在学校接受蒙师的系统教学，而古代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大一统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待人接物都以“德”为重，以读书为荣，崇尚君子言行。儿童教育一直在这样的环境濡染之下进行的，这是现代社会所不能及的。

我国古代的启蒙教材特点突出，编排形式简洁通俗，句式押韵，有利于背诵。教材内容上，内容丰富，故事性强，由浅入深，激发儿童阅读兴趣，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和基础知识教学，基础知识与伦理道德内容能有效的融合在启蒙教材中。自周开始，我国古代就十分注重“礼、乐、射、御”，后来发展为“琴、棋、书、画、医、数、射、卜、律”等，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启蒙教材大量涵盖了这些基础教育知识。这些都是现代启蒙教材编写应该学习的。我国古代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的启蒙教材是文学和教育的瑰宝。

蒙学对于中国古代启蒙教育，私学承担了主要的教育的工作，在教育规模上，学校类型多样，教学内容丰富，自成体系且针对性强，覆盖范围比官学大，入学门栏低，但因为没有官方组织，在教学制度，内容等方面没有统一规定，物质贫乏，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官方启蒙教育主要是贵族教育，与平民教育相对比，贵族子弟有良好的教学环境却不思进取，往往子弟不思进取，拉帮结派，却有入仕的便利。

我国古代民族教育一直发展不充分，魏晋之后，民族教育才开始发展，仅有贵族子弟受教育，学习民族文化，普及汉族知识，其它少数民族中的平民子弟无法享受到此等教育，没有完善的学制体系，系统的教学内容，清朝的统治者旗学，觉罗学，但后来衰落，满文也没落。关于女子教育，中国古代对女子纲常礼教要求森严，这就注定了女子不能与男子一同上学，最多只能接受家庭教育。即使是家庭教育也非平民家庭就有，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我国古代历史上才女少有。

中国古代启蒙思想有其本土特色和历史局限，封建社会，教育为统治服务，为教化民众，推崇伦理教育，儿童伦理教化书籍大量出现，内容较为严厉，这也使儿童儿童丧失天性，思想僵化，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时代使然，教材中还含有大量封建迷信色彩。隋唐以后教育与科举挂钩，为了科举入仕，小学教育也变得功利性，缺少格物致知的精神。

在当今社会，儿童教育同样重要，它关乎个人成功，家庭发展，国家兴盛。家长、学校，社会都对儿童教育高度重视。这就需要我们以当下的时代精神循古训今沟通传统与现代，为中国儿童教育求得发展。

结语

中国古代启蒙教育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沉淀出一份宝贵的教育财产。这份财产里包含前人宝贵的教育思想理论，他们的胎教思想，保傅教育思想，家庭教育思想对体现出对儿童教育的重视。包含形式多样的教学的模式，以最大可能吸纳儿童入学学习，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以启蒙教材为载体，以道德伦理教育为核心，为儿童树立人生观。

当然这份财产中也有糟粕，这之中的三纲五常思想，男尊女卑思想，迷信思想，读书至上思想，皇权至上观念而导致的受教育不公平，教育的功利性及愚民教育是我们应当看清和剔除的。

不管是精华还是糟粕，对比当下，我们都应该从中思考和领悟，批判地继承这份财产。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1122.

[2]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上）[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27.

[3]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85.

[4]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1.

[5]王力，岑麒祥.中国古汉语常用字字典[M].第四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34.

[6]唐淑.学前教育思想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5.

[7]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8.

[8]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1.

[9]（汉）贾谊.新书•保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93.

[10]朱永新.朱子研究新视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68-73.

[11]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84.

[12]（周）戴德.大戴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28.

[13]（汉）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5,722.

[1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桓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55.

[15]（元）脱脱.宋史•选举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7,3657.

[16]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489.

[17]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74.

[18]唐淑.学前教育思想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83.

[19]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上）[M].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27.

[20]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0.

[21]唐群.唐代教育研究[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9,38.

[22]唐群.唐代教育研究[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9,47.

[23]（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1721.

[24]（汉）许慎.说文解字叙[M].北京：中华书局，1963,314.

[25]宋志霞.中国古代蒙学文献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