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王青铜器铭文艺术风格浅析

摘要

中山王青铜器铭文作为战国时期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土问世不仅为我们研究战国文字的简化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源，同时也展示了其铭文具有修饰美的独特性。本文将以中山三器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其在书法创作中的独特价值，通过对其历史背景的简单探索、书法风格特点的具体分析以及美学价值的研究，综合论述了中山王青铜器铭文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中山王青铜器铭文；艺术风格；文饰性；书风；美学价值

前言

1974年一块刻着字的大河光石的出现，引起了河北省考古研究人员的注意。经过调查，考古人员开始了对一个两千二百多年的神秘王国的探究之旅。公元前5世纪诸侯争霸，一个由古老民族建立的国家诞生了——中山国。“中山”之名，始见于《左传晋》：“定公四年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召陵，谋伐楚也。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症疾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1]”对这个国家考古界的研究诸多，但是针对其独特书法价值的研究却少之又少，其原因不外乎是当今大多数书家所追寻的是金石气，即字的厚重古朴，而中山王铭文特有的装饰性也许没有那么大的价值。此篇论文，以中山王铭文为主，从书法风格特点和美学意义方面，借鉴以往学者的相关研究来进一步探讨中山王青铜器铭文的艺术风格。

一、中山王青铜器铭文的历史背景

清代王先谦《疆域图说》一卷中指出：“战国所以盛衰，中山若隐为之枢辖”[2]可见中山国在战国时期的重要性。对于这个历经坎坷的神秘国度，人们仅仅只能从一些战国历史文献的片段中，判断出其大体的地理位置，但关于中山国的详细的历史记载却寥寥无几。但随着1977年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1-6号墓葬考古的出土，有关中山国历史的研究随之兴起，也弥补了战国历史中中山国史实缺失的遗憾。众多的研究者针对铭文的考释、史实的还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最为重要的部分便是和祭祀有关的器物，而目前青铜器中出土最多也是最为重要的祭祀用的礼器，其内容大多涉及重大的祭祀、战争、诸侯的伟大功勋等，是研究诸侯国历史的重要史实文字资料。[3]”根据青铜器铭文内容可以推断出当时的社会风俗，国家的经济制度及礼器制度。中山王墓葬的出土文物中，平山三器最具有研究价值，其铭文篇幅长，字数多，铭文总计2458字，包括单字405个，合文13例，存疑字19个，可以说是中国古文字中的精品。大量文字的出现，为中山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同时对于中山王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平山三器主要包括三件罕见的青铜器。其中中山王鼎铭文469字，是我国至今发现字数最多的青铜器鼎，鼎铭中记载：“昔者吴人并越，越人修教备信，五年覆吴，克并之，至于今。[4]”借此为后人留下训诫，要谦虚不要骄傲，要时刻警惕仇人在旁虎视眈眈；中山王圆壶有铭文204字，共59行；方壶铭文450字，内容主要歌颂了先王中山王厝的英明神武以及在位时的丰功伟绩，还特别记载了讨伐燕国的功绩。这三件青铜器同时反映出了战国时代工艺制作的最高水平，平山三器的铭文均是刻铭，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金文的传统特点，其内容大多为对先王的歌功颂德，但平山三器却有着它的独特之处。首先，铭文语言用词精炼，记载史实确凿，其中更是不乏一些引经据典的语句。如，“宿夜不解”、“不敢宁处”分别出自《诗经·烝民》和《左传·桓公十八年》。其次，铭文内容多为押韵，也为文章的抒情性添加了画龙点睛之笔，使得内容灵活生动，打破了以往金文固有的呆板模式。最后，铭文虽各有中心，但三篇铭文却又融会贯通，互为补充，对于中山国的王位继承者更是有着明确的论述，为研究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史实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也因此为其在学书界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二、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的形式特点

春秋战国后期，出现了大量的青铜器，不单是为了记载祖先的英勇事迹，是把更多的创造力用到了其内部文字的刻铸上，铭文笔画演变逐渐均匀纤细，字形更是偏于长方形演变，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是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是受到了战国时期最大诸侯国–楚国所造楚系文字特别是鸟虫书的影响。正如张传旭老师所说：“一、顺应字形的本身特点，在线条的末端加以盘曲但比楚文字简明。二、在文字上加饰类似祸旋状的饰笔。三、与楚文字鸟虫书构形中的几何化一类相似，比楚文字中普通的鸟虫书更简明。[5]”这句话就很好的概括总结了中山王铭文的形式特点。

（一）中山三器铭文的章法特点

章法是每件艺术品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讲究的就是总体的整齐，其次且最重要的是每个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布局在给人以整齐统一的基础上而又富有变化。本文由于中山三器造型风格不同，是以将其章法分为三种风格，布局严谨神圣庄重，参差舒朗生动活泼，和而划一整齐有序，这也和其在造型上以鼎、方壶和圆壶三种不同的方式呈现有关。在其铭文的主笔和副笔虚实、粗细的强烈对比下，总体布局给人以一种字在流动的独特韵律感，但是把三器分别研究，又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活泼神圣的视觉冲击力。

卫恒的《四体书势》中就有“狡兔暴骇，将奔未驰”[6]一说，说的就是在书法中有时会呈现以静制动、将动未动的态势。就中山王厝鼎而言，其整体有序但又有向左右两侧延伸之势，章法总体上似中堂，行距和字距均匀，天地相对行距略宽，字形纤细修长。再看中山王圆壶则是以手卷形式呈现，整体呈圆弧形排列，前疏后密，整体有59行，3列，天地宽广，结体松散，字形与中山王鼎相比偏于方一些，铭文也没有那么严谨庄重，反而多了些许舒朗活泼的神态，这也许和中山国崇拜山神，具有少数民族的率性奔放，但也逐步与中原文化相融合有关。但而反观中山王方壶章法整齐有序，字距行距均衡，字形修长流动，结体紧凑，就一面看如一副中堂，铭文整齐但又不显死板呆滞。同时铭文主要记载了征伐燕国的详细经过，以致章法透漏出一种对此的庄重神圣。

综上所述，中山三器青铜器铭文的章法是突破了春秋时期的布局散乱，书写草率，继承了其结构严谨、字形有序的特点。也反映了中山国在经历中山王厝的英明领导后，国立昌盛，经济繁荣，民俗文化逐渐融合也因此被称为“千乘之国”的重要史实依据。

图2中山王方壶东周·中山图3中山王厝鼎东周·中山

图1中山王圆壶东周·中山

（二）中山三器铭文的字形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文字也复杂多变，中山国青铜器铭文主要有铸铭和刻铭两种，契刻内容多涉及占卜、祭祀、装饰和记事，直接刻在青铜器上，其在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实用性弱化、装饰性逐步强化的趋势。其中最为典型的中山三器铭文就是契刻铭文，单刀刻就，多数契刻铭文字形修长。

中山三器铭文字形主要是修长精美，总体上契刻精细，结构复杂，但又有着独特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坚毅率性之气，可见其契刻技术精湛。就如汪占革先生曾总结中山三器铭文的字形特点：“其竖画如银针立案,曲画精婉柔韧,方折冷峻清爽其结体修长清秀,章法整齐严谨、行列分明,清新悦目。是装饰性很强的美丽繁茂的鸟虫篆变体。它上承商代甲骨文瘦硬劲峭,下启秦篆重心上移的修长体貌。[7]”字形修长是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的共同点，铭文外形偏于长方形，且长宽比例夸张，字的重心偏上，下半部分大量留白，左右两侧对称，向外呈张开之势，使得整个字形清逸秀美。造成其字形修长的原因可归结为：变弯为曲和添加点横画两种方法。纵观三件青铜器铭文有很多的部件在笔画末端都将一些直的笔画故意处理成弯曲状或卷曲状；在一些字的横画处理上有些是在其上方添加了一个小短横，还有一些在突出的主笔画或者最后一画上添加了一些点画，这些细节的处理将字形上纵向拉长，同时也起到了修饰的作用，使得其更为精美。仔细观察会发现中山王厝鼎和中山王方壶的铭文字形较为相似统一：字体修长，呈拉伸之势态，重心偏上，长宽比例较为夸张；而中山王圆壶，字形偏于扁方形、长宽比例适中。

（三）中山三器铭文的线条特点

邱振中在《书写与关照》中说：“清劲雅致，每一字都是独立而严谨的结构，它们凭借相同的用笔节奏和空间情调而形成一个整体；以单字为线条粗细转换的边界，亦有助于突出各自所具有的情味”[8]。是以贴切的形容了书法线条的重要性。

战国文字的载体是各种铜器的表面，中山三器铭文都是刻铭，刻铭是由利器刻写而成。“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9]是启功先生的书法思想在经过反复锤炼的一句经典，更是强调了契刻时所形成的笔锋。中山三器铭文起笔收笔的线条上隐约透露出契刻时刀锋行笔的轻重缓急，铭文由于墓葬的原因出土破损甚微，极大的保持了当时契刻的痕迹。中山三器铭文的线条大致可以分为垂直竖线、短横线、弧线。对于竖画的处理上，由于契刻起笔和收笔并不是藏锋，而是悬针状，鉴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契刻人的精湛技艺，其下刀果断直接尖锋入笔，收刀时顺势而收，当然也有个别竖线藏锋入笔、收笔出锋和尖锋入笔，收笔藏锋。就短横线，大部分都是以起收笔藏锋为主，也有一小部分类似也在起收笔的处理上富有变化，但最重要的是竖线多作为主笔画使22得字形纵向拉伸，而短横线则是作为修饰，使字形结构布白更为和谐，不显得单调呆板，同时也使得空间均衡分割。弧线是中山三器铭文不可或缺的，在2498个铭文中超过90%的铭文中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弧线。弧线张弛有力，放在整个字中使其姿态丰富，同时却又严谨庄重，铭文中的一些主笔画在收笔时，线条多为多为向左下或向右下奔驰之态势。不得不说明的一点，铭文中折线几乎没有，只在一些偏旁上有所体现。

宗白华先生曾在《美学散步》中写到“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10]”而中山三器铭文的线条由于契刻的速度缓急，产生了节奏从而有了不同张力的质感；弧线的优雅，产生了独特的尾饰视觉；三线交错的和谐，产生了富有韵律的活力感。总之中山三器铭文呈现出紧张之余的舒展、率性之中的婉约、注重装饰同时又有节制，在精进细致之中不失北方的大方，形成了独特的中山铭文装饰美感。

中山王青铜器铭文的独特美学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崛起，大力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特别到了到战国时期中诸侯割据，青铜器铸造也受此影响，当时的工艺技术得到了大力的发展，铭文内容也随之改变，由原来的史实记述逐渐变为带有“文饰”意味的时期。中山国在这一时期也迅速崛起，在征伐燕国后一跃成为强国，为了彰显权利地位及国力的昌盛，对文字的装饰也更加重视，出现了各诸侯国相互竞争的局面，也因此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具有文饰性的青铜器。

郭沫若先生曾说：“南文尚华藻，字多秀丽”[11]。说的就是战国南北青铜器铭文各有不同，南方铭文字形风格华丽，结体繁复，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楚系文字。楚系文字的特点就是华丽繁复，其形体修长纤细，具有鲜明的文饰性。中山三器铭文也属于楚系南方铭文之列。中山国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所以在青铜器上也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率性奔放的民族精神和中山三器铭文线条

独特的美学价值——文饰性。

中山三器的铭文字形修长纤细、线条的张弛有力都使得铭文更加清逸秀美，富有强烈的修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线条的独特美

中山三器铭文的每个字，最具有装饰新的就是那些的流动的线条，除了沿袭鸟虫书的鸟形文饰外，弧线和横线的交织是每个铭文所特有的。中山国铭文把一些原本为直线的笔画改为曲线，把笔画加以曲折作弧线，增强了文字的装饰性，还有一些则把最后一画拉长，形成了独特的尾饰“”，这些修饰本身没有意义，但却增加了铭文独特的美学价值。下面就单字进行简单的分析。如“以”（见图4），这个字全字就有一个笔画，简单的一条曲线，从左上方起笔，后以曲线S形行笔，收笔有向上回转且是以出锋收笔，整个字形柔美如流水般生动。“惑”（见图5），全字共有三处弧线，两处似弓形向右呈开张之势态，使得字形在严谨的结构中仿佛多了些许动态的美感，以静制动、变直为曲。

2.空间的布白美

（图4）（图5）（图6）（图7）

中山王青铜器铭文在视觉上除了流动修长的美感，还不得不提的就是空间的布白美。在书法中，字的结构尤为重要，讲究工整平稳，而这一点通过布白才能有所体现。战国的青铜器铭文就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特别是一些横画较多的铭文，空间结构的布白安排就是经过契刻者的独特安排。这不仅仅是技术的精湛，更多的是中山国独特审美意识的体现。如“在”（图6）字，左右结构，字重心偏上，以两个竖画为主，三个短横把空间合理分割，使整个字的布白均匀。“中”（图7）字，就字而言两个短横画略显多余，但就空间布白

而论，横画与“口”字型笔画间的空间等分，且横画在右呈右展开之势，从而达到视觉上的独特美感。

3.中和的对称美

（图8）（图9）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思想逐渐发展确立，并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主张，其中“以和为贵”、“中庸之道”都在诸侯国的思想政治上有所体现。《战国策》载：“中山专行仁义，贵儒学。[12]”意味中山国这里所说的“中和的对称美”就是指在中山王青铜器铭文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据史实记载，在中山王厝在位时期，政治独立，国家富强，文化也逐步和中原文化交融，铭文的中和对称美不仅仅是指在经过战火后的生活状态的平和，同时也是各种文化间的相互借鉴和融合。如“余”（图8）字，以竖画为对称轴左右对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旋涡状的两个笔画，如“”，这也是中山王青铜器铭文借鉴楚系文字鸟虫书的重要证据。在这里这个笔画收笔处向外弯曲呈放射状，促使字形更具活力，呈现出中庸的对称美感，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上文的铭文具有少数民族率性奔放风格的特点。“昔”（图9）字，也是完全符合具有中和的对称美。

中山王青铜器铭文对后世书法创作的影响

自1977年经过一系列严谨的考古研究后，这个在历史中消失了将近两千年的神秘古国的面纱——中山国。也因此，大家对《中山三器铭文》才有较为系统地了解，但说起“中山篆”一词人们却鲜为人知。“1984年，这种颇有来头的特殊文字又转庙堂低江湖与家翁和先生不期而遇，得到他们父子的倾心研究,并被他们依据小篆亦称秦篆的先例，于1985年命名为‘中山篆’。[13]”自此以后中山国青铜器铭文有了自己的专属名称“中山篆”。

近年来，在国内许多国展上，有关《中山三器铭文》的书法作品屡屡获奖，引发越来越多的书家进行临习和创作，其中就有著名书家徐无闻先生和多次凭中山三器铭文国展获奖的当代女书家王茁。徐无闻先生精于篆刻，曾经先后历任西泠印社社员和重庆印社名誉社长，也曾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评审委员，在篆刻领域有着巨大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瘦硬奇韧、典雅醇厚”的独特风格。在书法方面也有《徐无闻临中山王厝鼎》传世，先生“喜用特制的长锋猪鬃硬毫笔，书写时强调原铭文精工细劲的整体风格，字形重心上提，极力准确，用笔稳健，速度较快，时出涩笔、枯笔，也能锋呈画中，生趣盎然。[14]”也因此其字形修长秀美，结构严谨庄重。“王茁——在陶器上复活青铜器吉金文字的青年女陶艺家”[15]，同时也被称为“中山女王”。在中山篆临习上，她深入钻研，经过对比理解反复多次的临摹，把中山篆在陶器篆刻上学以致用，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其更是出版了《中山王篆书千字文》，其笔法精细入微，结体婉约挺拔，章法端庄典雅。

图10《徐无闻临中山王》局部图11《王茁中山王篆书文》

除了书法上的影响，篆刻方面也有所继承。徐无闻先生就曾继承了“中山篆”，先生篆刻上特有的“玉箸篆”和“铁线篆”就是研习中山王青铜器铭文后经过反复推敲创造的。而王茁则是把她对中山王临习总结的具有自己独特见解的所得，应用到了陶器的雕刻中，使得陶器别具一格，在各类篆刻展中拔得头筹。

图12《见贤思齐》王茁

而就我个人，初次接触“中山篆”是在一次篆书课上，课上老师要求自选书体进行创作练习，在这以前我对篆书的学习仅限于最常见的《石鼓文》、《峄山刻石》等等。第一眼的感觉是这个字体我喜欢，因为“字如其人”，整体清秀俊美，线条干净挺拔，但又不显呆板，而笔者是一个娇小玲珑的女孩，在书法学习上书写一直较为清秀干净，也因此很合眼缘。在“中山篆”的学习过程中，出于其字形修长挺拔，结构严谨庄重，线条率性奔放，笔者认为临习中最重要的是心平气和，周围环境要求也因人而异，笔墨纸张的要求也较为特别。第一次书写由于下笔是下意识的回锋起笔之势，使得线条略显柔弱，也就形象却神不似。结构“修长”、“拉伸”很好掌握，但线条质感的柔弱，无力死板，却很是费神，对此也很是苦恼，经过老师的悉心指导和自己反复多次对线条质感的练习临摹，问题有所改善，虽收获甚微但发现总是乐在其中，能够全身心的投入，仿佛回到了艺考集训的阶段。后面阶段进行了大量的创作练习，在经过一定量的积累后，创作的字数由最初十几个字的名言到诗句最后乃至短篇文言文，在质量上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都是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总结。在学期课程结束后，同时也把“中山篆”定为自己书写学习的方向，并打算在将来能够有所成就。

结语

综上所述，中山王青铜器铭文的艺术风格独特，可以说是战国铭文中的一股“清流”，其章法的严谨庄重，字形的修长挺拔，线条独特的文饰性在书法界都是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珍品。历史长河上的每段历史都是用史实文字资料所见证的，越是全面的史实才会更为真实可靠，中山三器铭文的史学考古价值是不可多得，正是由于中山三器铭文的出土，才弥补了战国历史中关于神秘国度——中山国的这一段，从而使中山史册更为完善，想必这也是它的历史意义吧。就中山王青铜器铭文独特的美学价值而言，独特的线条和文饰，民俗文化的相互融合借鉴，对其的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提供了确凿的史实依据。最后总结的两位书家对中山王青铜器铭文的临习都形成了具有加注个人理解的独特风格，就自己的临习而言，只是一些粗浅的理解，也是一种对自己今后书法学习的激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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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童团结.在陶器上复活青铜器吉金文字的青年女陶艺家——王茁[J].载于陶瓷科学与艺术，期刊2015-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