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爱情悲剧”的社会内容和象征意涵

摘要

歌德作为最伟大的德国文学家之一，其主要代表作《浮士德》，以浮士德思想精神的发展变化为线索，写出了一位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先进分子对现实社会的不满，逐步在追寻社会崇高理想的道路上探索人生的真理。作为诗剧虽未有首尾和连贯的情节，却完整的表现了浮士德命运的五大悲剧。其中的“爱情悲剧”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共鸣，使其影响广泛。这部发生在封建宗教统治森严的德国社会的“爱情悲剧”，以浮士德和平民少女——玛甘泪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现了一位刚从书斋生活出逃的老博士，在恢复情欲后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以及当“小我世界”的追求到达一定程度后，精神世界向往“大世界”的探索。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和传统伦理道德对人性自由的束缚，还象征着人类的自强不息的探索。本篇论文就以《浮士德》中的爱情悲剧为主，探索歌德让“爱情悲剧”出现第一部中的意义、这部爱情悲剧中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以及“爱情悲剧”中蕴藏的的象征意涵。

关键词：爱情悲剧；社会内容；象征意涵；人类发展

引言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是经历启蒙运动后的德国伟大诗人、作家和思想家，德国文学也因为他创作的存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并在整个欧洲文学的发展史中留下了精彩的一幕。其主要代表作《浮士德》是作者融汇一生心血完成的巨作。这长达60余年的创作历程，贯穿于歌德的整个写作生涯。如果说歌德的其他作品是“一部巨大的自白的许多片断”​[1]​，那么《浮士德》可以被称为他总结性的作品。在这60年的创作期间，歌德的思想随着外在客观世界的发展产生的变化都反映在这部诗剧之中。

《浮士德》的第一部的创作就处于歌德的青年时期，也是狂飙突进运动的高峰期。其中第一部中的“爱情悲剧”更是广为人知。虽然讲述的是浮士德与玛甘泪的爱情故事，却放映出在德国旧社会的大背景下，资产阶级初期产生的阶级矛盾和宗教压迫下的旧封建礼俗。与此同时也包含着强大的象征意涵：浮士德不屈于爱情“小世界”的精神冲突；墨菲斯特“恶”和“否定”势力的伴随；玛甘泪超乎于世俗道德的完美人格等。这都是浮士德精神发展的组成部分，也是象征着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必经阶段，里面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哲学思想。本篇论文就以《浮士德》爱情悲剧为主，从历史性、社会性和象征探索爱情悲剧出现第一部中的意义、爱情悲剧中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及象征意涵。

一、“爱情悲剧”存在的必要性

歌德耗时多年完成了史诗般的巨作《浮士德》，这段拉锯长达六十多年的创作，描绘了一位百岁的老者一生的故事，也充分的表现了作者歌德不同时期创作的心路历程。其中在《浮士德原稿》以及一七九零年的片断中，“玛甘泪悲剧”都占了主要的篇幅。除了知识悲剧和与魔鬼达成契约关系的情节之外，《浮士德》的“爱情悲剧”在整个第一部中影响广泛，也在整部《浮士德》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它在浮士德的精神发展旅途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历史性

《浮士德》的第一部创作出于歌德的青年时期，也是德国狂飙突进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时期。这个时期的德国文学界，提倡自然、感情和个人主义，是文艺流派从古典主义过渡到浪漫主义的阶段，也可以说是未成熟的浪漫主义。该时期作为此运动的代表者之一的歌德，他在作品中也常常表现出人类感情的冲突和奋进的精神追求。也正因为这种文化大背景的影响，《浮士德》的第一部就把浮士德定调为一生都在锲而不舍追求的探索者。而作为当时德国文学中心主题之一的爱情悲剧，也就这般顺其自然地作为浮士德一生中的小片段出现于此。

在当时的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中，爱情悲剧多以贵族诱骗少女而惨遭悲剧的命运为故事线，集中的反映出封建背景下的贵族势力对市民的压迫，以及两种阶级的道德对立。类似于这样的戏剧在当时盛产不断，莱茵霍尔德·梭茨的剧本是其杰出的代表作；而莱辛的《艾米丽娅·伽洛蒂》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更是在刻画这种阶级压迫和对立方面达到了顶峰。歌德青年时期的创作自然也难以逃离这一主题，并且将狂飙突进运动中强调的人类内在情感的冲突和奋进精神融入其中。在《浮士德》的“爱情悲剧”里，当男女主角都深陷爱恋的沼泽时，彼此内在的心理冲突就开始喷涌而出，玛甘泪全然投入的爱与世俗道德的冲突、浮士德贪恋玛甘泪的小幸福与内心又不愿只活在“小世界”的冲突。可当他们彼此都向前迈进一步时，玛甘泪突破世俗道德的约束为爱献身、浮士德冲出“小世界”的束缚走向“大世界”。这一刻两人分离的悲剧本质展露无疑。在这个大家普遍运用的爱情题材上，青年歌德将当时的文学思潮的影响悄悄的灌入作品之中。虽然，后世之人因“玛甘泪悲剧”的完整性，常常将其单独分裂于整部《浮士德》进行研究。但不可否认“爱情悲剧”为浮士德后期的人生探索的奠定了基调，也帮其揭开了“大世界”探索的帷幕。

（二）社会性

首先，玛甘泪悲剧是1771年歌德青年时期在故乡法兰克福听过一个女子因杀了自己未婚而孕的孩子被处于死刑的新闻后，受其振动和启发写下的。表达了歌德对市民女子这类不幸命运的强烈同情。在这结构上就该层次而言，“玛甘泪悲剧”在《浮士德》全剧中可以说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市民悲剧”。

另外，放眼于整部《浮士德》，诗剧中浮士德的探索正是西方资产阶级三百多年的精神发展缩影，生动地再现了发展中的资产阶级对乏味书斋这一精神枷锁的摆脱，对个人感官欲望束缚的超脱，从古典美的幻境中清醒，从政治改进的幻想中的顿悟，以及对崇高的社会理想追求却惨遭破坏的过程。其实从本质上隐喻了众多先进分子在探寻精神出路的过程中，依然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而“爱情悲剧”的存在，一方面是是对十八世纪德国社会现象的无情揭露。虽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这个依旧处于分裂形式下的国家仍被教会和贵族阶级的势力所牢牢控制，市民阶层此时倍显软弱、无助。这也成为了浮士德和玛甘泪爱情结合必定成为悲剧的社会性因素。另一方面，以浮士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贵族阶级有时虽沉迷于及时行乐的贪欲中，然而总是在灵魂与享乐的斗争中挣扎。他开始反省自责自己沉迷于感官享受的鄙俗追求，厌恶自己“墨菲斯特”式的灵魂，说明浮士德已经超越资产阶级发展初期毫不收敛的纵欲享乐人生观。因而从整体上讲，作为浮士德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爱情悲剧”也可以看成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精神历程中摆脱感官享受这一低级趣味的特定结构。

（三）象征性

《浮士德》的“爱情悲剧”从主人公的爱情中出发，突出的反映了两种阶级道德的对立:贵族道德主义的堕落和虚无同市民阶级符合道德的健康情感的对立。这种对立充分地描写出市民阶层的软弱和他们对贵族欺压下的无能无力。当然，歌德不仅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出发，还添加他的个人倾向，从人类全面发展的角度升华了这一主题。在该悲剧中浮士德作为人类代表，表现出在人生道路前进过程中遭遇两难选择的境地，即美好的小幸福生活使人迷醉，而平庸且满足于现状的爱情生活又违背在人生道路上一直探索追寻真谛的本性。这在本质上变现出西方社会心理中一直存在的灵与肉、感情与理性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的缩影。

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中，充分实现个人爱情与婚姻是极少数的存在。恩格斯之前说过，这在市民阶层中，尤其是无产阶级中，由于对立的社会倾向，在人的思想和社会实践中会存在相互的斗争。这些矛盾对立中，最简单原始的形式就是个人已产生的爱情激情同他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的矛盾。“爱情”与“前程”出现了艰难的抉择，在这难以避免产生悲剧的同时，其实也是主人公更高层次追求的转折点。

另外，爱情作为促进个人性格完整的重要角色，更是不可或缺。根据弗洛姆“爱的艺术”角度分析，爱情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一种“零星的现象”的存在。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得个体的独立性、整体性、创造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只有极少数的个体才能冲破重重束缚，享受自由的成熟的爱情。所以，爱情作为一种同人格塑造密切相连的体验经历。它与培养独立的、完整的、创造的人格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弗洛姆所说：“没有生命力的就是没有创造爱情的能力”​[2]​。浮士德从书斋生活的逃离刚刚“入世”，就需要爱情给予他沉闷许久的灵魂再生的动力，只有一个人格逐渐完整的人才能在漫长的探寻之路上越走越远。这也就是浮士德精神的发展过程中为什么必须存在爱情痕迹的原因所在。但是歌德给浮士德爱情悲剧设置的结局却不是与爱人一起死于封建道德舆论的压迫下，而是让其在经历绝望后，让他重新开启另一番生活体验。从这场悲剧中可以看出，歌德一方面承认了感官欲望的强大，但另一方面也极力表达出爱情并非人生的全部，而只是人生道路追求过程中的一抹靓丽风景，浮士德在爱情中丰富灵魂的同时，也不妨碍他开启人生的另一番征途。

二、“爱情悲剧”的社会内容

在《浮士德》中歌德面面俱到向我们呈现了当时德国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作者戴着各类人的面具对社会的进行针砭时弊，各类的社会现象都表现在这部巨著中。就具体的“爱情悲剧”而言，浮士德和玛甘泪生活在由封建意识形态和封建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德国社会，封建宗教统治和社会伦理旧俗成为当时压迫于平民阶层的两座大山。这也是整个“爱情悲剧”集中反映的两大社会内容。

（一）封建宗教的统治

在爱情悲剧的发展之初，浮士德曾悄悄的送给玛甘泪一些珠宝，单纯的玛甘泪将来历不明的珠宝告知了虔诚信教的母亲，母亲认为不义之财是不祥之兆，想将之献于圣母，便请来教士。当教士看见珠宝后，不禁满脸堆笑，赞赏玛甘泪母亲的做法，开腔说道：“教堂的胃口很强，虽然吃遍了十方，也不曾过量而食伤；信女们功德无量，能消化不义之财的只有教堂。”​[3]​便将所有的东西，理所应当的全部收走，如同帮忙收下一篮子废弃品。并仅仅是向这对虔诚的母女空许下许多毫无意义的恩福，而她们仍感到心满意足。歌德通过墨菲斯特的口吻巧妙的讽刺了贪婪的教会，不仅爱财还表现出一份伪善的面孔。在这样的封建宗统治下，教会依靠信仰来麻痹和欺骗视角狭小的市民阶层，并从他们身上获取各种形式的利益。

当玛甘泪和浮士德第二次在玛尔塔花园中幽会时，此时双方都早已倾心对方，但歌德却不再对双方重逢时的缠绵爱意进行描写，而是让玛甘泪开始对浮士德发理智的提问“你怎样看待宗教？”这也是歌德遗留给后人著名的“甘泪卿问题”，并被收录在德语字典，后来用作泛指一切简单却棘手的问题。作为一名虔诚信徒的玛甘泪，对她而言宗教信仰是能够维系他们之间的精神交流和言语沟通唯一桥梁，并且她深信神明可以保佑浮士德对爱情忠贞。除此之外，在宗法制度前提基础下，共同的宗教信仰也是构成婚姻的基石。但浮士德对于玛甘泪棘手的提问进行了巧妙的回避，非但没有进行正面回答还反问道：“谁个敢说：我信神！”他又说：“谁又感觉到，而胆敢声称：我不信神？这个保罗万象者，难道不保罗和化育，你，我和他自身？”​[4]​

歌德借助这段玛甘泪和浮士德关于宗教问题的著名回答，赋予了浮士德泛神论思想，也表露出作者的自然观：神存在万物之中，人们常常与神同在。人们只要感到自然万物与我同在，只有彼此感情达到真挚的交流，那将随意命名：“那你就可以随意将它命名，叫它是幸福！是心！是爱！是神！我对此都无名可名！感情便是一切；名号只是虚声！”。这种爱、信仰和感情三位一体不可分离的自然主义泛神论，强调了自然的至高无上，也摆脱了一神论（基督新教）中神权和世俗权利对民主进步的束缚。

因为，就政治体制而言，封建宗教统治的“君权神授”思想与祭司领袖代行神意的神权政治等同，这种神权政治无论是以祭司权利形式还是世俗权利形式为依托，都存在着达到一种类似于“神意独裁”的地步的可能性。泛神论对于组织形式的期待，可以借用托兰德的这一段话来清楚表明：“如果从先辈得来或由法律强迫信奉的宗教完全是或在某些方面是不道德的、邪恶的、卑污的、残暴的或剥夺人的自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泛神论团体的会友们就可以完全合法地立刻皈依一个更宽厚、更纯正、更自由的宗教。他们不仅坚决肯定和坚持思想自由，而且坚决肯定和坚持行动自由，同时他们憎恶一切无法无天的特权，是一切暴君（不论是专制君主、跋扈贵族、还是暴民领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歌德这种宗教信仰的转变，将上帝的权柄改造的适合人自由本性的泛神论思想，正是对当时封建宗教压迫现实的一种选择和突破。

(二)社会伦理旧俗的压制

歌德除了在《浮士德》的“爱情悲剧”中的表现出来的宗教态度，还有富有浓厚的封建旧俗压制色彩。“水井边”就是一个“短小且精悍”的情节:玛甘泪和一名叫黎丝沁的年轻姑娘一起打水。黎丝沁向她讲述了一名姑娘未婚先孕又被人抛弃的遭遇。作者聊聊数笔通过对话的方式，立刻烘托出一种生活在宗法制度统治下的充满封建旧俗社会的强烈压迫感。“低着脑袋，穿着罪服进教堂”“男孩们会撕掉她的花环，我们会在她门前撒干草料”这些因未婚先孕又遭人抛弃的代价，让玛甘泪从他人的故事仿佛看到自己的命运。正是这般的宗教时代和世俗的偏见，她把自己默认为罪人，自卑自责。“而今我自己成了罪人，但是啊——是我走到这步田地的情形，上帝啊，真实好！嗳，真实甘心！”​[5]​

歌德用玛甘泪的内心独白的形式，在表现了深切的同情之时，更向封建宗教法制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交替时代的传统习俗与偏见进行抨击和谴责。而玛甘泪在自责后又甘愿为爱牺牲的精神更是反映了少女愿突破旧俗压制的反抗精神。

随后，玛甘泪从“水井边”走向“城墙角”向圣母玛利亚倾诉自己的内心痛苦，用三十三行的内心独白，把玛甘泪利剑穿心的痛苦、深切的自责、虔诚又无助的祈求展现的淋漓尽致。社会的伦理旧俗就如同一只“恶灵”，不断的侵蚀着少女脆弱的灵魂。“救救我吧！把我救出耻辱和死亡！受苦受难的圣母啊，请俯首垂帘我的灾殃”。最初冲破伦理旧俗的勇敢为爱献身的行为，终究被巨大的伦理道德网牢牢束缚死，让玛甘泪对她的未婚先孕开始感到耻辱，并预感到了死亡命运的逼近。玛甘泪此时不再是封建意识的反叛者而是奴役者。

除了她自己，连曾经将她引以为豪的哥哥华伦亨也是如此。他作为一名视荣誉高于一切的军人，当他得知妹妹未婚先孕的事实后，想要宣泄愤怒时，恰好看见了欺负自己妹妹的浮士德，并拔剑比试，却未料因魔鬼的插手使他剑死浮士德的手下。在他自己奄奄一息的时候，哥哥的行为却是当着围观街坊领居的面，谴责前来痛惜的玛甘泪行为不轨，败坏家庭的名声。“一切正派市民，都回避你这个妓女，如同回避传染的死尸。”“你不配带黄金的项链！也不配站在教堂的圣坛旁边！你已领上不配有美丽的花边。”“纵使上帝饶恕你的罪孽，你也要永远受世人的非议！”​[6]​这番恶毒的责备正出于曾经宠爱的玛甘泪的哥哥口中，虽然源于爱，但却以宗法制度下可怕的社会传统和伦理道德观念去衡量自己的妹妹。这种可怕的旧俗就像一张大网笼罩着每一个生活在这样社会中的人，即便是至亲也会被中伤。

可怕的舆论和社会道德习俗是华伦亨对妹妹的爱的出发点，也是成为甘泪卿悲剧的社会根源。包括当玛甘泪入狱后，浮士德在得知她处境时，责备墨菲斯特为何没有及时汇报，墨菲斯特却冷静的说：“他并不是第一个这样的女子！”。魔鬼这句玩世不恭的坦率回答讽刺了当时市民女子被始乱终弃，已不是罕见的个别事件。在这封建宗教统治的压破下，还要遭受封建伦理旧俗的道德捆绑，市民阶层的软弱性和无助性在玛甘泪身上无形放大，“爱情悲剧”中变现出的社会现象令人痛心。

三、“爱情悲剧”的象征意涵

《浮士德》除了有宏大的社会内容，还包含着深刻的象征意涵。浮士德在开场不久有这样一段独白：“凡是赋予全体人类的一切，我要在内在自我中领略，用我的精神掌握高深的至理，把全人类的苦乐积聚在心头，将我的小我扩为人类的大我，最后我也同人类一样消磨精光。”这段话鲜明的表现了为什么《浮士德》能被作者誉为一部“异乎寻常的作品”：它通过浮士德一生在探索之路上各种具有代表性的体验和不断向上的曲折发展，映射出全人类的探索奋进的缩影。作者坚信人类一旦从旧世纪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就能逐渐发展，并在生命齿轮转动的过程中进行无限的完善。而在浮士德身上就“集中了一切伟大的发展倾向”​[7]​，因此浮士德“所走的荆棘丛生迷路纵横的道路，是人类发展本身的一个缩影”​[8]​，他与玛甘泪的爱情体验不仅是他自身全面发展的一个片断，也是人类发展史中爱情体验的一个代表。

（一）人类发展的追求

1.人格发展中的本我与超我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法将人格的发展分为了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概念。所谓的本我，即指人格中发展中的起始部分，是一切“我”存在的心理前提和能量来源。在浮士德刚走出书斋牢笼时，魔鬼让他服下的“魔药”唤醒的情绪之火，就是浮士德刚刚“入世”后的一种本我变现。当他在街上第一邂逅玛甘泪时，“漂亮的小姐，我可不可以送你回家？”我们显然能从这样突如其来的搭讪中发现，浮士德对玛甘泪的最初追求只是来源于刚服下“魔汤”唤醒的情欲而非爱情。当人格初级阶段——本我产生了低级的感官需求，就会需要立刻得到满足。所以他向魔鬼提出第一个请求：“把那个小妞儿给我弄来！”​[9]​并对魔鬼提出粗俗的要求：“若是那甜美的心肝，今晚不能投入我的怀中安眠，我们夜半就两下分散。”​[10]​

这种本我的人格初级发展阶段，在浮士德身上还变现为享乐主义和自我主义的放大。作为所有驱力能量的来源，虽然他与玛甘泪的结合同他原本不满现实，追求理想人生和社会的初衷相悖，纵使他经历过内在两个自我的斗争，但仍旧放纵自己的感官享受。并在同时抛弃玛甘泪，让她独自陷入“暗淡烦琐的坟墓”般的市民社会。玛甘泪母亲的毒杀、哥哥华伦亨的死去，都产生于浮士德自我欲望需求实现的过程。当他在魔鬼手段的帮助下杀害玛甘泪哥哥后，他也从未替玛甘泪的遭遇考虑，而是出于本能的好奇心理被魔鬼带走逃离到“瓦普几司之夜”。踏上通向喧嚣的瓦普几司之夜的路上，他是兴致勃勃的，并说道：“走在这样的路，真实快活！”魔鬼世界的放任，连墨菲斯特都觉得过分“跳出这浑浊的世界；这真是太狂妄了，太狂妄了，连我的不能够忍受”但对于浮士德却正合心意。也难怪屠格涅夫在《论浮士德》中这样评价他：“浮士德是利己主义者，理论上的利己主义者，高傲的、博学的、赋予理想的利己主义者……浮士德在悲剧之中从头到尾都只是关心自己一个人。”

当然，浮士德作为完整的人，在他的人格发展过程中，本我只是一切驱力能量的源泉。虽然他身上存在着享乐原则，但也不可否认他也拥有调节本我，以合理的方式满足本我的需求的能力。所以当第一次浮士德被魔鬼第一次带进玛甘泪房间看到她的床时，内心想象着纯洁的姑娘在此“展示出天人的形态”时，浮士德顿时想到了他自己卑微的占有情欲，如今他已为感官享乐的冲动所控制，他深知他已不再是以前的浮士德。因此他又在一瞬间进行自责说：“我在也不认识你了，可怜的浮士德！”他为自己鄙俗的想法和情欲占有而感到羞愧。这种“两个灵魂”的自我斗争，一面显露出浮士德对玛甘泪有着墨菲斯特式的纯粹官能上的享乐情欲，又另一方面显露出浮士德对少女敬慕之情的超我克制。

在玛甘泪的身上就表现出这种矛盾运动中诞生的完美人格。虽然她是“小我世界”的代表，初次在街道上被浮士德搭讪时坚定地拒绝时的端庄自爱、知道自己作为穷人不应追求虚荣的清醒自知、抚慰邻居时的善良懂事、用扯花瓣的方法来占卜爱情的简单纯洁、对于浮士德不信仰宗教的担忧、在圣母像前多次祈祷的虔诚、在狱中虔诚悔罪拒不逃走的忠贞……所有细节都展现了这为平民少女羔羊般纯朴、美好、善良的品性。就连屠洛涅夫也曾在一篇关于《浮士德》的文中赞美她：“她象一朵花那样可爱，像一杯水那样透明，像二加二等于四那样单纯……。”虽然，最终她的自我行为在当时社会旧俗压制的大背景下，酝酿出毒死母亲、未婚先孕、哥哥被杀、溺婴这一系列罪责。但她仍具有极致的纯洁和善良，那正是超我的无条件献身精神和勇敢无私精神。

虔诚的玛甘泪也正因此，最终得到了上帝的救赎。玛甘泪这一位近乎完美女性的形象“实际上不仅在于揭露超越一切资产阶级道德的生活领域，而且也在于揭示一种天然的道德，这种道德在内在价值上远远超于传统的道德，玛甘泪的爱情，不仅具有值得原谅过失的性质，而且它也体现一种纯洁道德的高度，这只是完全纯粹的天然人物所特有，而为社会道德所望尘莫及的。”

2.锲而不舍的发展与实践

《浮士德》的故事从浮士德同墨菲斯特签订赌约的那一刻起，他就做出了冲出深重教条的束缚踏上充满未知挑战的旅途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包含着对中世纪文化桎梏的讽刺，更是人类觉醒后人文意识的复苏和生命中进取探索精神的喷涌，是一种立刻融入大社会、积极促进自我使命实现的迫切希望。此时的主人公，已不再沉醉于彼岸世界的安逸幻境，而是涌动出对现世社会的挑战精神。浮士德需要的是遍尝人世间的酸甜愁苦，而“魔女炼丹房”的“魔药”就是他打开新生活大门的钥匙。

那段“林窟”中内心独白正是浮士德处于热恋期的逃遁和寂静中精神的自我斗争，尽管使他暂时丢弃了“浮士德”式的自我，却在精神和世界观得到了意向不到的新发展。显然玛甘泪的温柔乡不是他的最终归宿，所以在经历“林窟”的转折后，他试图从世界观方面接近玛甘泪。浮士德关于上帝的言论已成经典。这里的泛神论思想又何尝不是他试图接近玛甘泪宗教观念的一种行为呢？这也变相的歌德式的倾向——不是让自己的斯宾诺莎主义显得的那么咄咄逼人，只有信仰所有才不是漠视，这是对真正的信仰的宽容。因此，玛甘泪说：“你说的真好。真好听。牧师说的也大体相同，只是用的言语稍有不同。”从主观上看，他们此时沉醉的时刻正是他们心灵彼此最为接近。但从客观而言，一方面是对爱情的忠贞和坚决，同时又是阶级社会爱情中的典型自我欺骗。所以，一直前进的实践主义者——浮士德发出这样的感慨：“她的罪过是因为她有美好的痴想！”

发展才是浮士德存在的根本，永恒的探索才是浮士德的精神体现。人文主义盛行的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生进行了极度地肯定，也确立了人独立与自然万物存在的地位和价值，并给予两种存在同等地尊重。其中他们关于人性最高需求的倡导就是获得自由。但歌德对于他笔下的浮士德所表现出的人文主义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涵义。他不只肯定人生，他说：“整个人类注定要承受的一起，我都渴望在灵魂深处体验感觉”，无论喜、怒、哀、乐都不愿满足的接受，而和玛甘泪的爱情初体验只是浮士德开始实践发展征途中的一站而已。就如道尔对浮士德的评价：“他不断的尝试新事物，他被魔术在有限中带到他自己必须占有的一切东西，但又必须越过一切。他向前的渴望，越过任何停顿，而不顾一切，向前直奔，于是他失去安宁，生活中屡犯过错，而展望将来，而只有在憧憬中的一瞬间，才达到与宇宙一致。”

(二)哲学思想的升华

1.灵与肉

灵与肉，即精神和肉体的关系。这个一直困扰后人的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钟情于肉体的感官享受，还是追求超凡脱俗的至高精神世界？文学史上的《神曲》和《十日谈》就为此做出了这两种极端的选择倾向。可浮士德则是在这二者间不停的徘徊，当魔鬼通过邻居玛尔塔为浮士德同玛甘泪再次证实见面进行铺垫，需要浮士德为玛尔塔丈夫死亡证明上作证。浮士德不屑于做假证的务实精神。却被魔鬼进行了嘲讽为“神圣的单纯”，并且说他为了得到单纯的少女所许下的承诺也是假证明。浮士德给予了反驳，在表达出对玛甘泪的真情实感的同时，也由于情欲尚未得到满足而承认了魔鬼所述的假证明说法。

当浮士德与玛甘泪“园亭”的第一次幽会结束，他深刻的感知到自己与少女精神上的差距，无法完成精神上的结合，却源于肉欲的渴望，要完成肉体上的结合。另一方面，浮士德也深知玛甘泪在这样的宗法制度统治之中，将会给她带来灾难。却又受其感官上的欲望，催促着他却将其实现。这种灵与肉的对立辩证，在“林窟”中达到了高潮。

浮士德在此经历了他作出决定前的所有精神痛苦:如果和玛甘泪完成结合，必将为对方带来毁灭，也给自己的灵魂带痛苦；若要逃离玛甘泪，意味着给自己精神带来折磨，同时也毁灭掉已经深陷爱恋之中的少女。内在的冲突是浮士德人格不断向上的攀登和他对玛甘泪的爱恋，在他内心持续相互增加且与此同时遭受毁坏。这就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逆转的悲剧走向。他在林窟中通过自己的内心独白和墨菲斯特的对白展示了，他此时此刻面对正是进退两难和感情矛盾的精神世界。即使他在逃离玛甘泪沉醉于大自然中，享受到了片刻的精神自由和大自然的融合。但当墨菲斯特一出现向他描述第一次幽会后玛甘泪所经历的相思之苦时。浮士德内心再一次燃起他肉体的相思与情欲。墨菲斯特深知浮士德的心理用各种方式进行挑逗，尽力的去诱惑浮士德占有玛甘泪。外在魔鬼此时与他内心的“墨菲斯特”融为一体。尽管在他的精神中积极向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种贪图享乐、沉醉于尘欲的细胞，正是构成资产阶级躯体的有机组成成分之一。最终在情欲乃人的本性和本能的说服下，在经历自责和“墨菲斯特”式的挑逗下，理智的自我意识开始崩塌，情欲一发不可收拾。他的自我斗争已使精神近乎崩溃，他狂呼道：“恶魔啊，帮我缩短这恐怖的时光。”这种灵与肉的冲突得到的最终统一，是促就的主人公自我成长的动力。

2.善与恶

墨菲斯特作为邪恶的代表者，他带着和浮士德的赌约，用浮士德仆人的姿态，导演着整场爱情悲剧。一开始墨菲斯特撮合浮士德和玛甘泪的动机显而易见，就是想让刚刚唤醒情欲的浮士德沉迷于玛甘泪的肉欲享受，得到满足停止前行的步伐，以证实他否定人“理智”的观点。也正出于邪恶的动机，他在促使二人结合的过程中，用尽各种手段：用突如其来的珠宝引诱、用药物毒害玛甘泪的母亲、用手段促使浮士德误杀玛甘泪的哥哥。虽然墨菲斯特面对玛甘泪时，他说：“对她我实在无能为力!”但他的力量就在于将一切现存的丑恶的可能，一切隐秘的内在恶的倾向，轻而易举的变成现实；他的魔力就在于他无限的掌握着用这种目的的手段战胜不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反抗。当他发现浮士德在“林窟”中强烈的自我斗争，感受到他们的结合后并非单纯的肉欲满足，而是强烈且忠贞的爱恋时，他又诱惑浮士德对玛甘泪的爱转化为情欲，将其占有。并在玛甘泪深陷牢狱之时，诱因浮士德去“瓦普几司夜”同魔女寻欢作乐，企图借此是他流连忘返，迷失自我，将玛甘泪从肉体到精神进行完全的抛弃。

墨菲斯特就是属于资产阶级上升期的一个典型代表——资产阶级中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满满自信的认为浮士德不会自强不息的永恒发展，会在某一处的感官享乐极致之时说出“让我停留一下”的自我满足，千方百计的想将其引入歧途，俘获他的灵魂。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墨菲斯特一手经营了这场爱情悲剧。这也是资产阶级资本累积初期个人主义冒险家和阴谋家的实质。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同墨菲斯特的原则必不可分，这也是人类实践发展的必经之路。因为，墨菲斯特除了作为恶的代表也象征着否定精神，他不相信神的言论：人是善的，就如它自己所言：“我是否定的精神，你们叫做‘犯罪’、‘毁灭’、更简单一个字‘恶’，这便是我的本质。”他在整个第一部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跟随浮士德左右，带领其体验爱情生活，使这番体验成为了浮士德重获青春后一切行为的起点，也成为了浮士德精神形成的起点。虽然他一直在诱导浮士德堕落，却在不经意间诱导这个故事的发展，用珠宝引诱少女的心、通过勾搭邻居为男女主相遇搭桥、向浮士德描绘玛甘泪的相思状态。如果没有墨菲斯特的串场，浮士德对玛甘泪的情感只是停留在喝了“磨汤”后的情欲复燃。也正是因为墨菲斯特的步步诱引，浮士德才会深陷恋爱世界，在“林窟”中经历痛苦的“墨菲斯特”式的精神和“浮士德”式的精神辩证的惊醒，并最终突破“小我世界”的束缚。善与恶相生相克，也表现出否定是成为进步的前提基础。正如哲学家所言：“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以人类道德堕落为代价的，历史的进步是以历史灾难为前提的。”

除了墨菲斯特是社会罪恶的制造者的身份外，他同时也是社会丑陋伤疤的揭穿者。当其否定精神的矛尖指向不合理的事物时，就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在其辛辣的讽刺中，经常闪烁出精彩的智慧光泽。墨菲斯特让浮士德为玛尔特的丈夫做假证明时，浮士德要求做调查，墨菲斯特却讽刺道他：“神圣的单纯”讽刺浮士德在书斋生活中，证明随处都是神的存在，随处给事物下定义和结论。“啊，圣人，你又恢复了你的常态！你假造证据难道这是第一次？你用了很大的力量给神，世界和世界中的生机下定义，给人以及他们头脑和心灵中像的东西下定义，那难道不是厚颜无胆的欺诈？你假如天良发现了时，你应当承认，你对这些东西，同对施魏德莱的死一样，都是一无所知。”墨菲斯特把浮士德对玛甘泪的爱情看作简单的情欲结果，这虽然没有集中浮士德的内心的深层次，却也击中了浮士德内心冲突的一个中心问题，当浮士德谴责墨菲斯特隐瞒玛甘泪入狱的处境，并听任玛甘泪痛苦和毁灭是，他却冷静地说：“她并不是第一个这样的女子！”，“是谁把她推进堕落，是你，还是我？”这些话真实的揭示了浮士德道德冲突的中心，悔恨且心碎的浮士德对此无言以对，因外墨菲斯特的话确实如此，这也是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社会平民阶层地位的卑微和封建宗教统治下的残暴的确切反映。

从另种角度而言，浮士德的内在冲突不仅是他与靡非斯特的“善与恶”两种矛盾代表的外在化表现，也是浮士德内在“墨菲斯特”式的心理与“浮士德”式心理冲突的内在体现。在浮士德与靡非斯特这“一切的障碍之父”、恶的化身结为主仆关系，随性相伴前行的过程中，他的人生探索征途中处处潜藏着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堕落魔鬼所奴役。但是，正因他自强不息、勇于挑战实践和自我否定等性格特征，使他免遭命运沉沦的厄运，在追求深远的社会理想道路中完成人生价值的实现。恶在这里从反面角度为浮士德的发展发挥着“反而常将好事做成”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作者这般辩证地看待善恶的关系，不是将二者置于绝对的相反面，而是把它们看作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揭示出人类在与恶作斗争的同时，将矛盾双方相互进行转化，促就人类在漫长的人生征途中进行矛盾斗争得到质的发展升华，获取卓越进步。

3.“小我”与“大我”

自人类社会的诞生起，便有了个体和社会、小我与大我的矛盾存在。在“爱情悲剧”中的浮士德精神起点，从表面上看就是个现实的自我，为了充分满足自我感官享受的需求，沉醉于和玛甘泪的爱恋。但通过他内心多处的心理冲突，又能看到浮士德的精神在爱情的催化下，已不再是那个单纯的沉浸在一己之私的有限自我里，而是获得一颗不安于“小世界”的灵魂。玛甘泪的“小世界”让他沉醉的同时，他又害怕被其吞噬。他内心深知自己扮演着人和人类两种角色，他的出发点是寻求人类的生存的最高意义和理想社会的最高形态。所以从人物的世界观上就奠定了他同玛甘泪结合的悲剧。

歌德让浮士德从“小我”迈向“大我”，从人的实际生活——爱情体验作切入点，开启他对人类整体存在的价值思考，将个体价值实现上升到普遍哲理层次。因此浮士德已不再是个体形象，更是群体形象，是人类生命的代表。

从上述的几对范畴和关系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到作者以深刻的辩证法思维揭示着《浮士德》“爱情悲剧”中所蕴含的深刻哲学内涵。以矛盾对立的方式推动着人物命运齿轮的转动，“不断地向最高的存在奋勇”是人生追求目标，在这样的追寻途中将无法避免“灵”与“肉”、自然欲求和道德束缚、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这种二元对立给浮士德及他所代表的人类整体都提出了一个有待解决的严重矛盾。但也源于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统一，推动着浮士德渡过“爱情悲剧”，并向漫长曲折的人生旅程迈出下一步，他将一次次克服矛盾，超越旧我，荣获新生，到达“崇高的灵的境界”。

结论

《浮士德》这段广为人知的“玛甘泪悲剧”不能只作为独立的爱情悲剧而言，否则就失掉了在全剧开头浮士德同魔鬼、魔鬼和上帝之间赌约的意义。须知与玛甘泪的恋爱是浮士德永不满足人生中的一段经历，虽然在这段经历中他没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既害死了无辜的玛甘泪，又让自己的心灵在结尾时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望与痛苦；但这一切悲剧段落都在他的人生游记中被书写下来，成为日后证明自己完成自我认知的人生任务的重要标记。在全剧的末尾，这个被伤害的、曾经“堕落”的少女以浑身洒满花瓣的圣女形象出现在饱经沧桑的浮士德眼前，那一瞬是全剧救赎主题的闪现和升华。

从这一点上来想，就能够理解年轻而放荡的浮士德为何要不顾一切地引诱一位无辜的平民姑娘，这无关乎道德，而是他在同意拿生命与魔鬼作交换之后，遵循自己欲望前进的一种体现。如果从玛甘泪个人悲剧的角度上看，浮士德无疑是个罪人；但如果从浮士德经历人生的角度来看，玛甘泪的意义却不止是一个被他爱恋并伤害的少女那么简单，她可以作为浮士德生命旅途中督促他不断奋进的纯洁的符号而存在。她象征着一个以爱情为题的悲剧阶段，这与其他知识悲剧、事业悲剧等共同构成着浮士德蹒跚跋涉的自我认知过程。因此拼命勾引玛甘泪的浮士德就无所谓对错善恶，他一开始就承认了自己的欲望和矛盾，并愿意承担它们，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也就是镌刻在古老的德尔菲神庙上那句名言：认识你自己。而这个古老的命题自从被提出就一直折磨着思考者的心灵。

参考文献

[1]《浮士德》歌德著，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余匡复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浮士德>研究》，董问樵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4]《卢卡契文学论文选》研究，范大灿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5]《德国文学史》，范大灿著

[6]《略谈<浮士德>的爱情悲剧和玛甘泪形象》，王白石

[7]《对“葛丽卿悲剧”阐释》，谢琼

[8]《试论玛甘泪悲剧的成因》，曹晓青

[9]《外国文学史》（欧美卷），朱维之赵澧崔宝衡王立新主编

[10]《爱的艺术》，艾里希·弗洛姆著，刘福堂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1]《人格心理学》，许燕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12]《浮士德形象多重寓含的哲学指引》，王挺

[13]《美学与意境》，宗白华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