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发展的一大因素。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带来诸如就业，医疗等多方面不利因素。而其中，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人口老龄化的产生，正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结果。本文重点阐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及影响因素。本人通过调查，阅读相关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通过对人口老龄化的科学内涵的界定，明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成因。通过对人口老龄化形成过程的研究，试论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及其对经济、社会和家庭等各方面的影响，并以自己生活的地区作为例子，提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相应对策措施。
关键词：老龄化；经济发展社；会影响；界定
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已达到7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80年代以来，联合国曾两次召开老龄化问题世界大会，并将老龄化问题列入历届联大重要议题，先后通过了《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十.一国际老年人节》、《联合国老年人原则》、《2001至2010年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全球目标》、《世界老龄问题宣言》、《1999国际老年人年》等一系列重要决议和文件。提醒各会员国“铭记着二十一世纪的社会老龄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任何社会都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呼吁各会员国“加强或设立老龄化问题国家级协调机构”，“在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制定综合战略，把老龄化问题纳入国家发展的计划中”，“为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提出了“建立部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的口号，以其增强人们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和老年人问题的重视。人口老龄化，不单养老金支出增加迅速，而且医疗保险金支出也会迅速增加，社会负担会成倍扩大。人口老龄化在我国表现的更为突出，解决起来难度更大。老龄化日趋严重，一方面源于医疗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口寿命普遍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国家的生育率呈现下降趋势，新生儿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导致全球人口结构发生改变，趋于老化。可老龄化趋势的短时不可逆，各国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合理解决，成了各国XX关心的首要问题。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特点
（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1、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再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叠加在一起，养老问题异常严峻。
2015年2月2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数据显示，在我国，2014年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2124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55万人，占比10.1%，首次突破10%。数据显示，2014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67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0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为7491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全年出生人口1687万人，出生率为12.37‰；死亡人口977万人，死亡率为7.16‰；自然增长率为5.21‰。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98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53亿人。
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年均100万的增长速度，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文化等需求日益凸显，养老问题日趋严峻。
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社保制度滞后已成未来发展的重大隐患。谁来养活中国？已执行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调整，放开二胎后的效果如何，无疑都需在新的人口环境和发展背景下重新考量。
2、内蒙古包头市老龄化特点
按照现代人口学理论，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就包头市的情况来看，包头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大市，2013年初总人口276.62万人，城镇人口达到226.64万人，较去年增加了4.4万人，位列自治区首位，城镇化率达到81.93%。
在2000年时包头市已进入老龄化地区行列。到2006年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总人数为30万，占总人口的12.4%，比2000年上升2%。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8%，比2000年上升2.6%，老年人比重不断上升。人口老龄化给包头市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截至2007年底，包头市共有离退休人员16.54万人，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17.65亿元，其中企业有离退休人员14.04万人，实际发放养老金22.54亿元。资金缺口达5个亿。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与城市相比，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更大。2000年，农村老年人口为16.5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56%，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当前农村家庭养老分为完全供养型、不完全供养型、自己养老型。
在走访包头市养老服务等场所后发现，包头市老龄化服务已经开始迈向正轨，老年证办理下放、慰老服务、社会福利院建设、老年急救专线、老年人体检快速通道等相继建立，包头市正逐步规范并建立健全化老年服务体系。
(二）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老龄化的速度快且呈加速的趋势
我国自70年代以来出生率的长期急剧下降，使得人口年龄走向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并且迅速达到严重阶段。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从1953年的4.4%，到2000年的6.96%。中国人口结构已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用了仅仅20年时间，速度尤为惊人。依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项预测（以TER=2.0为标准计算），以进入老年型结构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6.96%上升到18%，中国花费仅不到35年，而发达国家一般需花费80年，有些国家（如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低生育率国家）甚至需要花费100年以上。2035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到18.85%，老龄化程度已超过目前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届时虽然比发达国家23%的总体水平低一些，但是大大超出世界13.1%的整体标准和发展中国家11.7%的标准值，在世界仅次于发达国家之列。
2、老龄化在时间上具有阶段性和累进性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该项预测（以TER=2.0为标准计算），2004年至2014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由10.26%提高到12.39%，将升高2.33%，年平均提高0.233个百分点，提升速度较慢；2020年将提高到16.48%，升高4.38个百分点，为前10年平均老龄化速度的1.88倍；2030年将提高到23.25%，升高7.41个百分点，年平均提高0.741个百分点，提升迅速，其后老年人口比例增速有所减缓，2035年将为25.67%，2030年至2035年年平均升高0.572个百分点；到2040年将为26.30%，年平均升高0.204个百分点。所以在2030年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呈加速上升态势，人口老龄化比重将全面超越发展中国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是值得重视并有显示关注性意义的动向。
3、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乡之间老龄化程度呈现一定差别。根据1982年《中国城乡人口不差结果报告》，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县、市、乡，但是城市控制人口增长比县、乡级单位更为严格，出生率更低，因为少年人口所占比例下降较快、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快；地区之间老龄化呈现出一定差别，比城乡之间差别更为明显。我国26个省份（84%）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数比例超过7%，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省份多了13个。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8.87%，高于此平均水平的地区有13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低于这个水平的有18个省和自治区。
4、高龄老人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
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和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与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的态势，人口老龄化进程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缓慢而有序地展开的，即“先富后老”。而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反差较大。在我国农村，不仅有山陕农村“先老后富”地区，也有上海及其周边“先富后老”地区和苏南的“边富边老”地区，更多地区存在着诸如内地和偏远地区的“先老不富”地区，甚至有“先老后穷”的地区。所以，在我国老龄化情况颇为复杂，地区间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无法达到正比例，存在一个不可逆的无形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将长期制约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和改变。
5、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
正如前面所说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在我国超前于地区发展水平提前出线，很多地区，诸如在走访过程中出现在河北、内蒙等地的农村出现“鬼村”、“荒村”的现象，农村年轻劳动力外移，在城市娶妻生子不再回农村生活，造成农村劳动力缺失，只剩下年岁已高的老人留守村子，这些地区由于生产力制约，经济发展水平逐年下降，而老龄化的速度和比例却逐年上升。
6、少数民族地区老龄化特殊性
拿内蒙古自治区举例，老龄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呼和浩特、包头、赤峰、乌海等较大城市来比较，因为城市发展水平较高，人口流动大、外来务工人员较多，这些城市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较慢，地区活力提升明显；而诸如一些偏远地区，草原山区，外来人口少，本地青少年外出务工，少数民族地区因为语言文化等方面影响，老人与外界沟通不畅，所及基本都是选择留守，所以这些地区老龄化较为严重，而且从短时间看，这个进程不可逆。少数民族地区，因语言沟通、受教育程度等诸多方面影响，老龄化存在特殊性，不可与江南沿海城市等发达地区同日而语。
二、影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因素
（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导致人口寿命的延长
人口寿命的长短与经济、科技发展的水平是正比例的关系。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经济、科技、文化事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论是沿海地区或是内陆地区，国民收入、医疗水平、幸福指数有了明显提高。以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标准为例，1993年到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1.76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6845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1.59倍（表1所示）。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而科学技术也在突飞猛进。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从1978年的511万人，增加到了2010年的4325万人。2010年取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57835项，特别是农业科技的发展，粮食产量已从1978年的3亿吨增加到了2010年5亿吨，解决了14亿人口的温饱问题。
与此同时，卫生事业和科技医疗取得了飞速发展，2010年全国有卫生机构37万个；病床床位435万张，卫生技术人员576万人。人们享受着更好的医疗保障服务，从饮食到看病，得到了全面有效的保障，新生儿的死亡率和孕妇分娩死亡率的急速下降。霍乱、天花、鼠疫、肺结核等疾病得到有效治疗或根除，全民身体素质不断提高。
在近三十年间，随着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状况的不断改善，直接导致了人们寿命的延长，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因此有了很大的提高。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女性为69.4岁，男女寿命预期平均值为67.9岁。而到了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表明，中国人口当时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岁，女性为71岁。1998年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7岁，女性为73岁。
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15日在瑞士日内瓦发布了《2013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对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及医疗数据进行分析，包括人类预期寿命、死亡率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9个方面。其中，日本排名第一位，中国排名第83位。中国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但与发达国家差距还是很大。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寿命已达到76岁，高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甚至高于一些欧洲国家。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为80岁，中高收入国家为74岁，中国的人均寿命排在中高收入国家之上。
（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顺利施行导致人口出生率的短时间内迅速下降
人口转变是指死亡率和出生率从高水平变为低水平，直至达到人口更替水平的过程。人口转变由此要经过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阶段转化。
中国在顺利实行计划生育国策的30年过程中，出生率在逐年的下降。从1970年的33.43%，到2001年的13.38%，下降了20.05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从1972年的4.5下降到2001年的1.9，低于更替水平的2.1。中国人口结构迅速经历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现在正稳步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当前的老年人口绝对数量是基本不变的，而出生人口增长率在逐年降低，即人口金字塔的地步在缩小，顶部基本维持不变，金字塔越来越尖，老年人口比例在变大，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在加深，计划生育的政策直接导致了这个过程的急剧加速。
（三）新政策“单独二孩”下的老龄化速度放缓
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1687万人,比2013年多出生47万人。中国人口有两个重大变化引人注目:一个是全国出生性别比“断崖式”降落,另一个是出生人口数量“跳跃式”上升。
国家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就是为了鼓励人口生育，从而扭转和降低老龄化比例。单独二孩，指中国XX制定的计划生育政策，只要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即可生二胎（如果前一胎为多胞胎，则不适于此政策）。需要说明的是，单独两孩不等于单独二胎，如果单独夫妻第一胎已经生育了两个及以上子女（如双胞胎或多胞胎），就不符合单独两孩政策了。有专家预计，此项政策正式启动后，中国每年将多出生100万人。目前生育政策的调整只会影响到2074年以后老年人口总量，对于近中期的人口老龄化有微弱的下降作用，但是对远期的人口老龄化有显著作用。到2030年，将使老龄化水平从24.1%下降到23.8%。
2015年，出生人数会再度大幅度跳跃,一个新的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2015年全年出生人数有可能会逼近、达到甚至超过1800万。如果考虑到将来生育政策的继续深入改革,这个出生高峰还会延续5—8年。
单独二孩政策有四个明显好处：首先，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今后15年，我国劳动力快速下降，而生育政策调整将使新增人口一定程度上补充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童玉芬说，“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未来15年，劳动力总规模将每年多出2800万。如果生育政策不变，我国每年减少有效劳动力供给811万；实行“单独两孩”政策后，每年减少760万左右，这将大大缓解我国未来劳动力的供需失衡。
其次，调整出生人口性别比。1994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高于115，2009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所下降，但仍严重偏离正常范围，目前已多生出2200万至3400万男孩。对此，按照概率计算，在没有性别选择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家庭只想生1个孩子，且要满足95%的家庭生育的是男孩，平均需要生育1.90次至1.93次；如果一个家庭想生2个孩子，且要满足95%的家庭能够得到1个男孩，平均需要生育2.94次。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的唯一手段。“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未必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但一定能使其下降。
再次，提升家庭发展能力。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减，从1982年的4.43人降至2010年的3.10人，独居老人家庭比例有所升高。我国现有独生子女家庭1.5亿多户，出现一些“失独家庭”等特殊困难家庭。家庭的婚姻、生育、养老等传统功能有所弱化，抵御风险的能力下降。
单独两孩从政策上终止了‘4－2－1’的家庭结构，避免出现‘独二代’家庭，即父母、子女两代人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缓解家庭的代际结构，有利于家庭经济社会功能的发挥，有利于提高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也有利于子女教育。”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
最后，为公共服务带来挑战。有专家表示，“单独两孩”政策使得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峰值14.53亿，峰值时间推迟4年，但峰值人口增加1500万人。总人口数量的增加，无疑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表示，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恰逢卫生、计生机构调整，按进度，省级卫生和计生机构合并今年完成，乡镇、街道一级机构整合明年完成。此间，应尽量避免基层计生人员受机构调整影响情绪波动，放松和削弱计生工作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一）快速提高经济供养能力，适当调整经济政策
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得到了发展，才能解决社会的各种矛盾，包括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难题。面对中国的人口实际，需要多快的发展速度和如何调整有关政策才能解决难题，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保持较低但是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就可以为解决中国未来的养老问题提供物质基础。但只有较好的经济预期是不够的。我们要立足国情，改革现有的经济政策，为不远将来的养老问题做好充足的准备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充分发挥家庭、社会和个人的作用，构筑三者互为补充的养老体系
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作用。在广大的农村，家庭养老仍然是养老的主要方式。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移居城镇，家庭养老也会在城镇居民养老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以社会养老代替家庭养老的条件在农村还远未成熟。因而，在近期甚至更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仅不能削弱家庭对养老的保障作用，而且要千方百计的维护与完善家庭养老的功能，明确社会保障政策和措施，应该以不减少家庭的责任、不削弱家庭保障的作用为原则。
提高社会养老保障的能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年人口的不断增长，直接导致了退休金的支出增长过快，给社会和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多方面筹集资金，不断提高社会养老的保障能力。
扩大自我养老的范围。我们必须重视家庭养老对于有着5000年文化沉淀的中国人的重要性，对于家庭观念牵绊的中国人，在现代社会，应不断地扩大社会养老的保障范围。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总有一大部分人脱离了家庭养老的代际帮助，又无法从赎回养老中受益。这些人就必须为个人的养老作出长期的准备。自我养老应该要成为家庭养老、社会养老的重要的补充方式，让社会所有群体都能老有所养。
（三）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稳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设计弹性的退休年龄制度。在X，职工在法定年龄65岁退休，养老金的工资替代为67%，但可以选择在62岁退休，工资替代率为53%；如果选择在70岁退休，工资替代率为71%。在奥地利，劳动者在法定65岁退休年龄时未退休，而选择在65-70岁退休，则增加3%的养老金待遇。
稳妥地调整法定退休年龄。西方发达国家在提高退休年龄问题上积累了成果的经验。X国会在1983年通过了提高退休年龄的法案，但是到2003年才开始真正实施。具体的过渡办法是：1937年及以前出生的人正常退休年龄仍认为65岁，即2002年及以前退休。1938-1946年、1955-1969年出生的人，每晚出生一年，正常退休年龄增加两个月，但1944-1954年出生的人均为66岁退休。这样，1960年及以后出生的人，均为67岁退休。该法案在通过时未包括即将退休的人，使法案通过的阻力很小；从法案通过到2003年实施，社会各方面有20年时间的准备和调整期，所以给法案的健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德国，根据德国联邦XX统计局2013年最新养老统计数字，2011年底德国总人口为8184万。德国老年人生活模式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居家养老，即居住在家中，生活能够自理，不需要护理；一种是社区养老，即居住在家中，生活部分自理，但需接受移动护理服务或由家人护理；另一种是机构养老，即入住在养老院/护理院，接受护理或康复治疗。但整体而言，绝大部分德国人愿意在年老时继续居住在原有社区环境中。
随着年龄增长、疾病因素，逐步出现护理需求，德国大部分老年人会选择继续居住在家中，由家人或专业护理机构提供流动性护理服务。只有在健康状况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入住养老机构。另有一部分经济情况优越的健康老年人，较早入住高级养老公寓，享受舒适的居住环境和优质服务，所以，德国养老设施的建设也主要包括三方面，分别是：住宅适老化建设、社区护理系统建设、养老机构（养老院/护理院）建设。
对于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来说，居家养老无疑是最为主流的养老模式。然而，对于这一模式，中日却有着些许不同的理解。联合国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达到9.5%，2040年将达到22.1%。而日本的老年人口占比则已超过了25%。日本中京大学现代社会学部教授野口典子在接受《中国建设报》记者专访时介绍了日本居家养老的现状和探索。
在日本，‘老老介护’已经成为居家养老中的普遍现象。”野口典子介绍，所谓“老老介护”，是指老年人照料护理老年人，两者的关系通常是配偶或子女。据日本XX主管社会养老服务的机构统计，2014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家庭中，65岁以上老人互相护理的比例超过了54%。有的是65岁以上的老人照料护理自己的老伴，也有的是65岁以上的老人照料护理自己的八九十岁的高龄父母或岳父母。
社区养老也是日本养老的一个重要模式。社区对老人而言是一个寄托情感的地方，这里有他们熟悉的街坊邻居，能给他们带来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其中老人更容易找到生活的乐趣。在社区中，老人并非是完全的被照料者，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老人还可以自我照顾，甚至还能为社区作出自己的贡献、发挥余热。由此，不仅可以减轻社会养老负担，还能提高老人晚年生活质量，减轻他们的依赖感和被社会排斥感“现在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大家觉得所有的老年人都需要照顾和帮助。其实有一部分能够自理的老人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积极的作用。加强社区援助，不仅老年人生活得更加安心，年轻一代也看到他们积极回馈社会的姿态，也会对自己将来的老年生活有一些憧憬，有助于全社会养老体制和氛围的构建。
（四）推广地区成功经验，如包头市青山区社区养老经验
地区经验的推广，对于中国社会养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说各地养老情况因地制宜，不过在养老金发放或居家养老方式等方面，仍然有很多共通之处。
拿包头市青山区社区养老来说，因为青山区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装备制造基地，最早是因为3大企业建立起来的（一机集团、二机集团、核工业202厂），所以企业职工的养老、企业职工退休后地方养老，都成了难解决的问题。
包头市近期开始试行医养结合的服务模式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来缓解当前我国的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特别是对于患有慢性病的老人，长期住医院非常困难；住在养老院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疗资源的紧张状况，而且费用低、护理效果好。但是，当前存在政策性障碍，因为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住在养老院相关的护理费用是没有办法报销的。包头市在医养结合方面进行了探索，患病老人花同样的钱能够接受更多的服务，同时还能节约医疗资源。针对社会力量参与发展养老事业不充分的问题，山东省财政厅王慎民指出，当前我国投融资支持政策尚不健全问题，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多方面参与老龄事业发展，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要求。
此外，要在制度上保障家庭养老支持、养老服务人才队伍、老年人监护、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商业养老保险等方面也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尚未形成统一的制度安排，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这种情况下，青山区率先采用以下方法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1）建立“多支柱”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
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城乡老年人口不同的特点和需要，建设完善“多支柱”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问题。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扩大已有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从低水平起步，搭建起比较完整的体系框架。坚持统一和分类相结合，整体推进和分步实施相结合原则，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现在突出矛盾的同时，要为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预做政策和资金准备。坚持XX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国家始终是老年社会保障的主导，社区服务是社会养老保障的主要依托，家庭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养老的主要承担者，个人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的义务承担者。
（2）大力发展老年医疗保障
建立合理的医疗保险费用筹措机制，拓宽医疗费用的筹措渠道，使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有一个稳定资金来源；建立社会化管理、统筹调剂使用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建立医疗费用支出的制约机制；建立医疗保险基金的监管机制；建立合理的医疗保险费用的分配机制；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相结合的制度。
青山区率先建立和完善了城镇“三无”、农村“五保”老人福利保障制度，按照“愿进全进”的原则，对选择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的城镇“三无”、农村“五保”老人，由XX集中供养；对城镇散居“三无”老人，每人每月按城市低保标准1.5倍进行补助；对农村散居“五保”老人，每人每年发放5000元生活补助金……
“对散居老人补助的方法，在减轻老人负担的同时，也增加了敬老院老人数量，让更多的老人认识敬老院，走进敬老院，利用了以前空缺资源，从而减少了老人在社会流动造成的可能性风险。”青山区乌素图养老院负责人这样介绍。
（3）发展社会福利服务体系，构建社区养老网络
社区服务是以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的以社区为主题的社会服务，是由XX倡导、以群众自治和自我服务为主的小型多样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体系，是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基层组织载体。包头市未来社区养老发展方向目标应是建立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制度，形成“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良性医疗服务模式，形成XX推动、行业推进、医院推开的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模式，建立以企业医疗机构为主体、各级各类医院为平台的延伸服务机制。
在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是XX出资为那些生活困难的老人、孤儿和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生活保障而建立的制度。对城市孤寡老人、符合供养条件的残疾人和孤儿实行集中供养，对农村孤寡老人、符合供养条件的残疾人和孤儿实行集中供养与分散供养相结合；集中供养一般通过举办社会福利院、敬老院、疗养院、儿童福利院等福利机构进行；对于残疾人，通过XX的优惠政策来兴办多种形式的社会福利企业，帮助适合参加劳动的残疾人获得就业机会。
截至2001年底，全国有XX举办的社会福利机构3327个，收养了19.1万人；集体举办的社会福利机构3.5万个，收养66.8万人；民办社会福利机构934家，收养3.4万人；社会福利企业3.8万家，安置残疾职工69.9万人。此外,中国还通过发行社会福利彩票募集资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2001年，福利事业共募集资金42亿元。
（4）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开拓老年人消费市场
人口老龄化不仅带来了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也带来了社会发展的契机。发展老龄产业是应对老龄社会、满足庞大老年人群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老龄产业是为了满足老年人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而形成的产业，既包括生产性产业，也包括服务性产业。发展老龄产业，要从实际出发，以满足老人的需要为宗旨，以市场为导向，按经济规律办事。
包头市现有养老服务机构81家，其中，社会福利院3家、敬老院24家、光荣院5家、旗县区综合福利中心8家、社会办养老院41家，床位数共1.15万张，入住老年人8000多人。此外，共建成农村牧区互助幸福院16个、678户。建成102个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设置床位1020张。2015年上半年，全市新建民办养老院3家，新增床位数270张；新建养护院1家，新增床位150张，新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5家新增床位300张。
青山区现有福利院15家，床位近2000个，在公办养老院不断建立健全的基础上，由XX投资2200万元，占地5370平方米的老年养护中心在青山区二O二医院院内建成，床位达153张。养护院设有4种户型，即失能老人间、标准间、亲情套间、夫妻间，面积为28.8—58.2平方米，并配有明档厨房、单层餐厅、康复室、棋牌室、电影厅、社工为老室等功能区。户外采用园林式休闲庭院设计，集养护、园林、休闲、康复、文化于一体。
此次启动的老年养护院是自治区首家“医养结合”老年综合养护院，采取“公建民营”的运营模式，通过公开招投标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产业，充分体现公办养老的公益性、社会养老的专业性和医养结合的便利性。养护院中的153张床会预留20%，作为三民、三无、五保等民政对象的养老床位，为生活困难老年人提供无偿或低偿服务。同时，惠德养老院与二O二医院签订合作协议，养护院和病房之间也建设了绿色通道，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可享受日常的卫生诊疗、护理服务，以及先入院后办理住院手续的服务等，充分体现“医养结合”的便利。并由专业的社工机构入驻养老院，通过社工为老服务室，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的兴趣活动、心理慰藉、临终关怀等专业服务。
（5）大力推进养老事业产业化
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辅助、公共福利设施养老手段为补充、社会保险制度为保障的居家养老体系，把老年人自身、家庭、社会和国家作用有机地组合起来，使之发挥出最佳效用。
青山区计划生育家庭养老照护试点工作于2015年启动，包头市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全国试点城市，将实施计划生育家庭养老照护试点工作，重点开展辖区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预防、保健、康复、医疗、健教、心里咨询“6位一体”服务。青山区以计划生育家庭60岁以上老年人为重点，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并进行分类，动态掌握辖区老年人基本信息，并对其需求变化进行动态跟踪，提高养老服务供给方的服务效率；每年为计划生育家庭60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一次免费体检；在社区建立“老年之家”，为老年人开展娱乐活动提供固定场所；发挥社区功能，促进居家养老，对60岁及以上的计划生育家庭老人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并分类登记、选择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模式；依托“老年之家”日间照料中心，以集中或分散的形式委托社会机构承担日间照料中心业务，为老年人特别是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服务，并吸纳志愿服务群体，招募一部分下岗女工进行岗位培训，建立起一支居家养老服务队伍，开展有针对性的生活照料、家庭保健、照顾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等活动。
（6）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非农化程度，采取由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落后地区逐步推进、由重点群体向广大农民逐步推进的策略，即“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梯次推进”，以逐步建立起覆盖范围比较广泛、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水平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多层次的比较健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在青山区，从2010年起，逐步在城边村等周边村镇，建立起农村养老服务中心。在这里，农村的留守、空巢老人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他们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下棋、打扑克、剪纸、写春联、练书法，有专业的社工陪同照顾，让空巢独居老人感受到了家一样的温暖。
（7）增加老年人生活幸福感
幸福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这既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也是整个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2012年4月，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比较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中国内地排在第112位。虽然从数字上来看不是很乐观，但是与我国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增长、社会保障的不断完善相伴，我国人民的幸福感也在不断提升。当前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老年人的生存现状日益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探究老年人幸福感成为判断国民幸福指数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物质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代社会，我们发现老年人的幸福感并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成正相关上升，结合社会实际，现在由于年轻人工作压力的增大、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等原因，出现了很多空巢老人，即使子女为老年人提供了充裕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由于得不到精神上的安慰，导致老年人幸福感降低。相反，一些老年人，由于有个人的兴趣爱好，并且与志趣相投的老年人一起进行着某种业余活动，极大的调动了老年人的积极性、提升了自我满足感从而增强了幸福感。我们发现，幸福感的判断不是单一的社会原因导致的，其影响因素也复杂多样。
所以，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会对老年人的幸福感带来影响呢？这种影响的方向、幅度和稳定性都是值得研究的。老年人获得社会保障以后，其幸福感是否会显著提升，通过分析社会保障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其影响的方向，从老年人幸福感的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效果以及其今后改进的方向，从而为政策的完善以及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做出必要的贡献。
（五）积极探索新途径，让老人晚年生活发挥余热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是老年生活的基本需要。但老有所成、老有所乐，成了现代老人生活的更高精神追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环境的不断向好，越来越多的老人不单单满足于日常养老，而是希望可以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发挥余热，为社会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我们在包头市青山区走访了超过6个社区，从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了解到，大部分老人希望走上一个岗位，来发挥自己的余热，有的老人积极参加书法、象棋、围棋等培训班，把自己的技术传给下一代，而社区的老年社工、老年志愿者也在青山区比比皆是。在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随着医疗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品不断提高，老年人身体越来越好，在社会中不在单单是需要关心关照的集体，而越来越多的老人，承担着传承中华文化，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和义务，探索老年生活的新模式，应该从老人发挥自身余热，给社会传递正能量下手，这样，老龄化社会不单单是从岁数上界定，而更多的是从心态上界定，老年人不再因为“老”而老。
综上所述，在中国进入老年型社会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的今天，我们必须要认真分析和掌握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规律，充分利用现代社会总抚养率比较低的前20年，立足国情，大力发展经济，为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提供强劲的供养能力，并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构建家庭、社会和个人三者互为补充的养老体系，稳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减少老年人口规模，减少养老财政压力，发挥老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热量，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给发展中的中国带来的问题，巧妙的化解，努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养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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