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动对南京市出口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内容摘要：汇率（又称外汇利率，外汇汇率或外汇行市）两种货币之间的对换的比率，亦可视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价值。汇率又是各个国家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的金融手段。汇率会因为利率，通货膨胀，国家的政治和每个国家的经济等原因而变动。而汇率是由外汇市场决定。一国外汇行市的升降，对进出口贸易和经济结构、生产布局等会产生影响。汇率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调节杠杆，汇率下降，能起到促进出口、抑制进口的作用。

　　南京市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有着丰富的地理资源。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的城市之一，南京市在我国出口贸易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出口贸易对南京市解决社会就业、民计民生、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探求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结构的影响对于把握出口创汇及制定出口贸易决策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本文从南京市出口结构情况及人民币汇率变动情况入手；把汇率变动对南京市出口结构的作用进行介绍，即资本技术密集型出口商品比例偏低、出口商品附加值低、高资源消耗产品出口比重过高、产业结构限制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并通过构建模式论述汇率变动对南京市出口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南京市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对策，即实施“科技兴贸”、调整商品出口结构，巩固一般贸易优势、加快加工贸易发展，优化市场结构、抓好市场深度开发，加强生态环保、开展“绿色贸易”。

　　关键词：出口结构；汇率变动；对外贸易

　　汇率作为相对价格和政策变量,具有引导贸易流向和调整贸易结构的作用。由于汇率变动引起生产中所使用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一国生产某类商品比较优势程度发生变化,使统一汇率政策可以成为差别产业贸易政策。出口商品结构是一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出口产品竞争力和国际贸易地位等的反映，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量要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对于实现“贸易兴国”和跨越式发展，意义重大。

　　当前我国正面临新一轮的贸易结构转型升级,人民币汇率变动能否促进我国贸易结构升级，能否促进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最终达到增进我国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这些是当前人民币汇率变动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课题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1、1994年以前，我国先后实行了固定汇率制度和双轨汇率制度。1994年汇率并轨，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年以前，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海内外对人民币的信心不断增强。此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抵御金融危机，我国主动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亚洲金融危机的之后，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外汇管制进一步放宽，外汇市场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

　　2、2005年前后，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持续扩大，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2005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7110亿美元。2005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迅速扩大，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

　　首先本文将通过查阅文献资料，整理出国内外学者对于汇率变化和城市出口两者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综合出最具代表性的几种观点并做出总结。

　　其次，本文以南京市统计年鉴实际数据分析对象，分别对南京市出口各类别产品所占对应初级产品或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南京市2002-2014出口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南京市出口主要贸易模式所占出口比重，南京市出口国家比重等做了数据处理，部分做了图示更加直观和清晰。

　　第三，本文根据南京市统计年鉴，就汇率变化和贸易出口两者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运用eviews分析软件，运用以往所学知识，再根据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总结。

　　最后，本文将综合以上文献背景和分析结果，对南京市的汇率变化和贸易出口的关系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实现本文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可能的创新

　　前人学者们大都选择比较大的范围进行分析论证。本文则选择进行小范围的研究，只选取了一个城市的对外贸易数据，选取部分有用数据，利用分析软件进行实证分析，以小见大。

　　二． 存在的不足

　　由于本文的阅历和精力，导致本文的研究还存在着些许不足。

　　1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固定的某一城市，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不能推而广之以推动其他城市的发展。

　　2另外，本文的研究模型可能存在些许漏洞，经济现象手非常多的因素影响，本文建立的模型只是最简单的一个变量的经济模型，说服力欠缺。

　　国外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结论主要分三种类型：第一种观念认为汇率变动对进出口有着积极影响，有利于贸易收支。Miller(2005)认为，政策变化导致的贸易盈余增加将会改变实际汇率，然后增肌储蓄盒投资之间差额，在改善经常账户收支。对X汇率弹性的最新的较权威的研究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4月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的第3章讨论了“汇率与外部失衡的调整”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发现，实际汇率的变动在消除贸易不平衡的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BaakSaangjoon(2008)使用1986年第一季度到2006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运用协整向量回归分部模型检验中美双边实际汇率对两国间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以1994年一季度为分界线，在此之间人民币贬值1%是中国对X出口提高了约1.7%，在此之后美元贬值1%是X队中国的出口提高了约0.4%。

　　第二种观念认为汇率变动对进出口存在负面影响，对外贸起抑制作用。Sauer和Bohara(2001)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波动，得出汇率波动对拉X家的出口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StephenRoach（2010）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师，反对人民币大幅升值，他认为这对中美两国来说是双输的结果，甚至影响世界市场的产品供应。实际情况证明人民币兑美元一直保持升值趋势，而X对中国贸易逆差并未减少，反而大幅增加。

　　第三种观念认为汇率变化对进出口贸易无显著影响。Cerra和Saxena（2003）利用1985—2001年的季度数据研究中国出口对汇率等价格信号的敏感程度，发现汇率与进出口并无显著相关关系，其中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虽然与汇率显著相关，但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上升，得出一般理论预测相反的结论。坦瑞若(Silvanatenreyro)（2004）采用1970—1997年的数据专门研究了名义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结论是名义汇率的波动对贸易收支没有任何影响。

　　Frenkel&Wei（1993）对我国与X和欧盟以及日本的实际汇率与出口的长期关系进行了估计检验发现，实际汇率对我国对美欧出口额产生反向作用并且结果是显著的，而我国向日本的出口额则不受到汇率波动影响，并且显著性随着年份不同而发生变化。Slavov（2007）和Marazzi&Sheets（2007）从汇率传导效应出发，中国进口商品中资源密集型商品比重逐年下降且商品国际竞争力逐渐提高，这造成了汇率传导效应的下降。Blanchard&Quah（1989）提出的结构性冲击识别方法，对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贸易差额的动态影响进行分析，验证了修正的J曲线效应在中国的适用性。YanDong和JohnWhalley（2009）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对中国的境况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的关税不如汇率的浮动对贸易改善作用大，从结果分析中得出中国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经典的竞争贸易模型。EijiFujii（2009）则对我国汇率制度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提出中国货币币值是被低估的，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贸易的影响方向却是无法确定的。Chou（2000）进一步深入探究，将汇率波动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产业细分，发现实际汇率波动对制造业、矿业出口存在不利影响。Ceera&Saxena（2003）采用中国1985-2001年的季度数据，针对中国制造业产品进行分析得出了与一般理论结果相反的结论，他发现制造业产品出口与人民币汇率显著负相关，即人民币升值而出口却增加。

　　近年来，国内有关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第一种观念认为，汇率变动与我国进出口贸易有显著关系。戴祖样（1997）[3]对中国1981—1995年的数据分析后得出，中国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之和满足马歇尔一勒纳条件，从而人民币汇率贬值可以改善我国贸易收支。卢向前（2005）通过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分析法，分析研究了1994—2003年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得出结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存在显著影响。刘尧成等（2010）运用对结构性冲击影响进行长期约束的方法，把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分为直接的影响和间接的影响两部分，研究了汇率波动引起的产出和收入的变动、人民币汇率冲击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得出结论，在我国贸易收支弹性理论成立，人民币汇率对贸易差额的存在修正了J曲线效应，所以应更加注意发挥人民币汇率的调节作用。

　　第二种观念认为，人民币汇率与进出口贸易无显著关系。沈国兵（2014）基于1998—2003年月度数据对中美之间贸易关系进行计量分析，认为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人民币汇率浮动不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宿玉海、黄鑫（2014）认为人民币名义汇率变动及波动对中国出口贸易的短期影响效果不显著。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对中国向日本出口的影响有限，但可以改善中国对欧元区国家的出口贸易；人民币汇率波动不利于中国对日本的出口，而对欧元区国家的出口影响并不显著。吴玉兰（2008）则利用我国1985〜2006年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研究了我国实际有效汇率对加工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政策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最大，这说明我国这20多年来的加工贸易发展虽然与汇率有关，但更多的是借助我国贸易政策的支持。

　　另外，李宏彬和马弘等（2011）从企业层面来考察人民币对中国进出口值造成的效应，弥补了宏观分析可能掩盖企业的异质性行为的缺点，第一次采用中国进出口企业面板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的企业进出口贸易效应大小进行比较，并对细分的贸易品进出口的汇率弹性进行了回归计算，得出结论，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进出口企业经济发展，我国贸易顺差和全球贸易失衡现象并不会因此得到改观。这与传统理论的结论并不相符，有学者认为“加工贸易”因素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吴玉兰（2008）在计算我国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基础上发现贸易政策比汇率对加工贸易的影响更大。王珊珊，邱嘉锋（2013）进一步从我国贸易出口方式的角度分析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抑制出口，但是进料加工出口贸易所受的影响并不显著。朱敏（2013）将古诺模型引入其中研究了汇率变动对加工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中国的加工贸易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旦工资水平上涨，汇率因素对中国加工贸易的影响就会放大，而且会对国内就业产生冲击，但就长期看，这一剧烈的变动最终会得到缓冲达到必然的经济均衡，这便论证了在加工贸易框架下汇率与进出口的关系与传统理论有所不符的观点。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研究对象展开研究，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认为，南京市出口商品构造不仅会被人民币汇率所影响，也同时受其他诸多条件的阻碍，例如：人民币升值传导环节中时效性所产生的阻碍。具体而言，由于商品的出口合同一般都是在几个月前就被确定签署，合同是按照当时的汇率而确立的出口数量。人民币升值后，这些合同不得更改，因此，就算在旧合同进行完毕之后，新的交易要全面符合相对价格的改变依旧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不会对初期贸易收支产生很大变更。除此之外，南京市在人民币升值后能够导致增加国际先进技术商品的附加值，而商品加工的附加值远大于初级商品。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也会导致降低一些商品的进口原料价格。得出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会对南京市出口商品构造贸易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的结论。

　　改革开放之后，从1994年开始，人民币汇率有着了两个剧烈变动，见图1。在1994年以前，由图1中可知，人民币大规模编制，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低下，为了使得经济发展得以增强，中国XX利用人民币贬值的模式来提升出口量，增强商品的国际优势，使得经济实力得以增强；人民币在1994年之后就有着小规模的升值趋势，这是由于XX推广“立足于单一的市场供求的基础，有控制的调整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大，尤其近两年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已经影响到了国际贸易发展。然而，人民币汇率改变实际上成为“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并非是市场决定汇率。[1]

　　中国央行在2005年7月21日声明开始进行更有弹性的更有管理的汇率体系，人民币汇率转变成参考多种货币，而不仅仅是单一的参考美元，从而建立起由市场力量对汇率进行定价的新机制。人民币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变革之后，基本上保持持续增值的趋势。汇率中间价于2006年5月15日首次升为1美元对8元人民币的大关。人民币于2007年1月11日对美元突破7.80的大关，并且比港币价值高。人民币于2008年4月10日中间价突破7.0大关。

　　中国央行于2012年4月16日声明增加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频率。中国银行间也就是其外汇市场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交易价变动幅度从5‰涨至10‰。这是从2007年5月变动幅度从3‰上涨到5‰后，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变动幅度的深化扩大。在2013年之后，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首次创下2005年汇率改革之后的新纪录。9、10月份由于中国经济数据向好，而且市场相信X将会延续QE政策，加之X国债上限面临触顶危机，美元指数下挫，人民币面临较大升值压力。人民币兑换美元在2013年10月17日，临期收盘第一次突破6.1元的关卡。[2]

　　人民币自2014年后便不断地大规模贬值，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从2013年12月31日的6.0969跌破2014年3月31日的6.1521，下跌552个基点，贬值幅度达0.91%。在即期汇率上，美元兑换人民币即期汇率从6.0539下跌为6.2180，下降了1641个基点，贬值比例高达2.71%。回首2013年全年即期汇率只是涨了2.83%，2014年春季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贬值比例已超过2013年全年涨幅。从1994年以来，这是人民币与美元非正式联系后有着最长的持续时间、最大程度的贬值，突破了过去20年人民币不断增值的期望。市场即期汇率从2014年1月后就不高于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体现了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期望比较强烈，但是央行对人民币汇率依旧保持稳定态度。

　　南京市作为我国重要经济大省之一江苏的省会城市，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外贸易总额在国家城市排名中始终处于前列。进入新世纪，南京市对外贸易总体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对外贸易结构也有了转变。

　　1、出口商品类型

　　在对外贸易出口商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到了95%以上，且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这一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2001年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额比重为94.82%，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为5.18%，到2014年，工业制成品份额比重达到97.08%，而初级产品只占2.92%。在初级产品中，食品及活动物所占比重最多，达到了45%，其次为非食用燃料，达到了33%，饮料及烟类和动植物油、蜡及脂所占比重很少，分别占到了4%和8%。2001饮料及烟类份额比重最大，达到了41.23%，其次为动物及活动物，占到32.58%，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动植物油、脂及蜡分别占到25.05%、8.20%、1.14%。1995年之后，饮料及烟类份额大幅度下降，到2014年这一份额比重仅为0.10%。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比重不断上浮，到2014年达到了38.24%和22.36%，其他几类产品变动不大，2014年食品及活动物、动植物油、脂及蜡比重分别为37.79%、1.51%。在工业制成品中，各类产品所占比重出现大幅度变动，2001年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所占比重最多，高达65.63%，杂项制品、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以及机械及运输设备分别达占到5.43%、10.27%以及18.67%。[3]

　　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各类产品份额所占比重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机械及运输设备份额比重明显增加，位居工业制成品各类产品所占比重之首，到2014年达到了56.68%，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比重大幅度下降，到2014年仅占16.01%，杂项制品出现了从大幅增加到减少的过程，但是份额仍然高于2003年比重，到2014年比重为20.53%，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变动不大，2014年占比达到6.77%，如表1所示。

　　在出口过程中，机电产品所占份额比重明显增加，2002年仅为29.83%，到2003年就增加到48.45%，随着南京市对外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这一类产品所占比重进一步增加，2014年达到了66.20%。高新技术产品比重在所有的出口商品里也有着了重大的改变。2003年高新技术产品份额为24.88%，到2014年这一份额已经增长到40.04%，约为2003年的2倍，高新技术产品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如图2所示。[4]

　　2、出口贸易模式

　　在出口贸易中，一般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是主要贸易模式，所占比重分别达到了43%、10%、46%，出料加工贸易和易货贸易很少，2000-2014年里，出料加工贸易出现过5次，一般所占比重为0.01%，只有2013年出现了0.03%的比重,易货贸易共出现了2次，分别在2000年和2010年，所占比重仅为0.02%和0.03%。如表2和图3所示，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境货物、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近年来比重不断增加，除了2014年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境货物所占比重出现下跌，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境货物近年来比重不断增加，从2000年的0.03%的比重上升到2014年的0.84%，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也从2001年的0.01%的比重上升到2013年的2.29%，2014年这一比重一跃达到了7.52%。[5]但是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境货物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所占比重相对于一般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而言还是比较少的。一般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三大贸易方式所占比重处于较为稳定的态势，没有大幅度的变动趋势。近几年来进料加工贸易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一般贸易则表现出上升趋势，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也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但是都比较平缓。

　　3、出口贸易国别

　　南京市的产品主要出口到的国家以及地区是：亚洲的印度、中国香港、新加坡、X、韩国、日本；非洲的尼日利亚、南非；欧洲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巴拿马；北美洲的X；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江苏省九大重要出口国家以及地区是中国香港、X、韩国、日本、荷兰、德国、中国X、英国以及新加坡。其中最主要的三大出口国家或地区为X、日本和中国香港，分别占到南京市出口总额的21%、15%和9%，其他七大出口主要国家或地区所占比重都保持在2%-6%之间，如图4、图5所示。

　　南京市的传统产业出口基本上以劳动密集、低技术含量地出口附加值为导向，主要依靠大批量资本、劳动力、原料、环境的投入支持，以纺织品为例，占到南京市出口额的四分之一。虽然近几年南京市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所占比重已高达95%,然而，南京市出口的工业制商品（包括高新技术产品以及机电产品）大多数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非高端工业产品，以杂项制造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依旧处于重要地位。[6]机电产品虽然己经成为南京市的第一把椅，但是，缺乏以跨国公司为主导，以加工贸易为普遍形式的产业内贸易模式，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偏低，上规模企业较少，且产品结构单一，电子信息产品出口总量较小，所占比重偏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份额也远远不如杭州、上海等地区，2014年南京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155.2亿美元，而上海市达到了933.6亿美元,约为南京市的6倍。[7]此外，这几年来南京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远低于其他低技术含量产品，有待进一步扩大规模加以提升。

　　南京市出口商品的加工深化现象并不明显，主要出口商品低附加值所占比例很大，并且极少部分产品有转型以提高产品附加值的趋势。此外，自主出口品牌并不丰富，自有品牌商品的销售的比重不足6%,远远少于国际上的50%。[8]附加值不高的产业布局并没有从根源处进行转变，仍旧存在恶性竞争以及低价竞销等情况。出口商品从来都是停滞在“南京市制造”而非“南京市创造”，还仅仅位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最底端，这种加入国际分工的模式，短期内适合南京市经济发展的要求，然而，若是长久这样则不能够敦促产业升级，不能创造自己的特定优势，对增加外贸效益产生制约。另一方面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其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强，越不利于南京市提高出口市场的竞争能力，巩固出口市场份额。

　　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贸易结构必然导致产品生产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出口商品档次偏低，南京市出口的商品多是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产品，而且基本上是通过不断扩大劳动力规模，增加资源投入，通过加大出口量来拓宽依赖“以量取胜”的出口贸易方法的出口方式，技术创新能力匮乏和有着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出口的短缺，这种模式不仅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以外，也极易受到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同时，随着南京市出口商品的多元化，高增长主导行业例如住宅、汽车、皮革毛皮、电子通讯、化工、造纸等的发展，废水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较大的行业，直接导致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生产量的大量增加。因此，通过前文分析，虽然，高资源消耗产品对南京市出口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且经过早期的鼓励发展后，这些产品在出口总额的份额稳步攀升。然而，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刻不容缓，保护环境与发展一样重要。

　　产业结构是一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基础，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决定着进出口商品结构层次的高低，是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外贸效益的关键。研究表明，南京市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特别是二次产业的发展对出口商品结构有重要的影响，目前，南京市产业结构虽不断优化，整个工业结构的“重型化”趋势更加凸显，但纺织等传统轻型产业仍占主导地位，以轻工艺、纺织服装、机电和化工等加工工业为主，这种现状也制约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导致出口商品大多以低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以及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

　　本文采用南京市2001年-2014年半年度的数据进行估计，共计28个样本，数据来源于南京市统计局历年年鉴，主要想就人民币制度改革以来汇率变动情况对南京市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名义汇率来源于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9]从人民银行网站里的每日汇率中间价可以计算出的每个月的平均汇率。通过人民币汇率时间序列统计所得的数据，以及南京市出口商品构成进出口金额实施实证研究分析，利用计量经济学方程来检验证明上面的几点假设。

　　在汇率浮动对出口构造的影响研究中，通常使用弹性分析理论。弹性分析理论表明，汇率水平的控制是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途径。在满足“马歇尔-勒纳”的要求时，货币贬值可以对货物出口有积极影响；反而言之，货币升值可以对货物出口产生消极影响。立足于人民币汇率浮动对商品出口构造的影响符合“马歇尔-勒纳”的要求，与此同时，按照人民币汇率涨幅对商品出口构造的影响理念，本文将利用实际例子证实阐述下列假说：南京市出口商品构造和人民币汇率的高涨显现反向的关系。按照普遍的规律，人民币升值会增加南京市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提高了用美元进行交易的商品的出口价格，国外生产者以及消费者购入一个单位的南京市出口商品结构应当支付更高价格的美元，降低了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所以使得商品的相对应的出口暴跌。

　　如果南京市出口商品构造跟人民币汇率升值呈反向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假设南京市出口商品构造出口E与人民币汇率R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建立计量经济学回归估方程[10]（1）验证假说1，其中β1应该大于零，体现了人民币贬值对南京市产品出口有着促进作用。

　　E=β1R+C1+u（1）

　　运用Eviews计量经济学软件，通过最小二乘法，对出口E与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R实施回归分析，获得如表3所示的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DW值小于下限1.32，存在序列相关问题，要进行自相关性消除，采用AR技术重新回归后得到如下结果：

　　从表4可知，估算的回归系数以及常数项，符合显著水平为5%的t检验，并且此方程的F检验结果十分明显，这体现了模型有着很强的线性关系。改变后的R2值也体现出这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高，通过处理后D-W值显现出模型没有自相关现象。所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及A市出口商品构造之间显现出严密的负相关性，有着0.592418的拟合优度。

　　从实际研究结果可得，研究分析的假设是不成立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并未降低商品的出口量。在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时候，南京市出口商品构造以及数量依旧在持续上升。这种情况体现了南京市出口商品构造不仅会被人民币汇率所影响，也同时受其他诸多条件的阻碍，例如：人民币升值传导环节中时效性所产生的阻碍。具体而言，由于商品的出口合同一般都是在几个月前就被确定签署，合同是按照当时的汇率而确立的出口数量。人民币升值后，这些合同不得更改，因此，就算在旧合同进行完毕之后，新的交易要全面符合相对价格的改变依旧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不会对初期贸易收支产生很大变更。除此之外，南京市在人民币升值后能够导致增加国际先进技术商品的附加值，而商品加工的附加值远大于初级商品。[11]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也会导致降低一些商品的进口原料价格的。因此，上面所罗列的因素都在某个程度上使得南京市出口得以增长。所以能够得出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会对南京市出口商品构造贸易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的结论。

　　本篇文章利用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立足于人民币汇率和南京市出口商品构造贸易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结果可得研究的假设并不正确。然而在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趋势下，就长远发展而言，南京市出口商品构造出口不可避免会被影响。所以，需要综合南京市出口商品构造贸易的现状，有目的地降低甚至是消除人民币升值给商品出口构造贸易产生的消极作用，继续维护南京市出口商品构造进出口贸易快速、稳定、持续发展。

　　出口产品科技含量低和附加值低，不具备可持续的国际核心竞争力，这已经是制约南京市外贸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实行“科技兴贸”和“品牌战略”是使南京市从外贸大市转变为外贸强市并带动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南京市要利用现阶段外贸的良好基础，大力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出口商品的国际优势，增加出口效益。针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过低的问题，南京市XX应该以财政投入为引导，鼓励企业进一步增加科研投入，鼓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企业建立技术开发机构，建立各种产、学、研合作模式和有效协作机制，积极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尽量增强南京市高新技术商品的国际竞争优势以及持续出口能力[12]。南京市出口贸易方式一直是以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为主，今后，在外贸发展中，南京市应致力于将更多的资源运用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注重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改变贴牌生产的趟她局面，通过购买国外品牌、收购、兼并国际知名品牌以及自主品牌的建设提高产品的国际知名度。

　　针对一般贸易比例过高的问题，南京市应该在保持一般贸易比较优势的同时，提高其发展的质量，增加一般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在普通贸易出口中对优势行业进行资助，利用自主研究开发以及引进精良技术，增加加工制造业商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商品的比重，增强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比较优势，进而完善传统贸易的出口产品构造。改变传统贸易的比例，加大力度进行加工贸易，对南京市外经贸来说有着不容小视的重要影响。一方面，加工贸易的发展能够运用国外物质资源，补充或者克服市内一部分原材料的短缺，消除市内生产能力过剩的影响，提升市内设备的利用率，进而使得地方经济发展得到促进。另一方面，发展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的调整有着积极的影响，引进精良的相对应的科学管理方法、设备以及技术，有着显著的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所以，市内各级XX都需要把发展加工贸易当成对外开放的关键工作。结合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和未来国际产业发展方向，鼓励加工贸易企业进入国际化生产链条中附加值大、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或加工工序环节，改进产业发展定位的层次，敦促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沿着工序链条以及产业链条为国际公司提供更优良的合作方案。

　　针对出口市场集中度过高的问题，南京市应该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把巩固日本以及欧美等一般出口市场，深化开发东南亚、中东和拉美市场，致力于扩大俄罗斯、非洲以及东欧等国家的市场，进而增加市场份额，拓宽市场空间。一方面，深化改革外经贸扶持政策，渐渐地对具体企业以及商品的资助的中心转变为体制建设和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上面，设置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体制专项资金；促进外经贸政务建设以及电子商务，组织企业进行网上贸易，增加国际市场的份额。除此之外，创立信息平台，积极实施国际数据的交换。从信息共享以及数据交换等各种方式与加拿大、X、香港、新加坡等国家或者地区的公共信息服务部门达成合作关系，大力提高信息的来源，为向国际市场深入发展，侵占市场空间打下基础。[13]

　　在出口贸易中应倡导“绿色贸易”，作为外贸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实现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考察指标之一首先，优化南京市的产业结构，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促进能源、环境与贸易协调发展。其次，合理设置环境污染税和补贴政策。环境保护法是对污染源企业的污染上限进行设定，但不等于低于污染上限的企业就不必付出成本。XX应设置环境污染税，一方面限制污染源的产生，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治理环境的经费。还能够对由于控制污染而减产抑或是环保效果好的企业进行资助，督促企业加入环保建设当中。对于出口生产环节高污染的产品，也要严格把控，征收环境税。最后，通过增加经费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加强环境的治理和废物处理工作。

　　一个地区之所以要不断改进对外贸易结构，归根到底是为了促进其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整个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XX所采取的灵活的汇率政策会增大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幅；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增长趋势，这也可能导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呈现出升值的趋势。在对外贸易中，一味的追求出口规模的扩大是不切实际和不可持续的。因此，应该密切关注南京市出口贸易商品的结构状况，并适时对其做出针对性的调整，以推进南京经济的稳步和可持续发展。

　　但是由于本文的阅历和精力，导致本文的研究还存在着些许不足。首先，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固定的某一城市，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不能推而广之以推动其他城市的发展。另外，本文的研究模型可能存在些许漏洞，需要以后的研究学者查缺补漏，进一步的完善，以推动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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