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的传播及时代意义

　　摘要：2012年浙江卫视推出的《中国好声音》节目再次掀起了电视选秀的收视热潮，本文通过梳理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发展脉络，对《中国好声音》节目模式进行解构和剖析，分析其独特的传播特征和价值创新，希望找到中国电视选秀节目升级换代的密诀。

　　关键词：《中国好声音》；电视选秀节目；传播特征；价值创新

　　2012年浙江卫视推出的《中国好声音》再次掀起了电视选秀的收视热潮，首期收视率破1.5%，第二期2.8%，节目冠名费6000万。而且话题不断，影响力延伸到互联网，不到一个月,《中国好声音》网络覆盖量超2亿条，新浪微博已有76万粉丝，视频观看次数超3700万。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日趋低迷低俗电视选秀节目何以再次唱响最强音？它能否开启了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新世代？本文通过梳理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发展脉络，从其节目模式进行解构和剖析，希望找到中国电视选秀节目升级换代的密诀。

　　中国的音乐类选秀节目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将近30个年头，其雏形可追溯到1984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是它开创了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先河；20年后，湖南卫视2004年推出的《超级女声》成为了中国电视选秀节目XXX的领军者；现如今，《中国好声音》逐渐显现出强势的竞争力。一路以来，中国电视选秀节目在“选”与“秀”的矛盾中徘徊，在专业性与娱乐性的博弈中成长。

　　在中国电视史上，最早在电视荧幕上进行新秀选拔的节目当数中央电视台1984年创办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其举办的宗旨是“繁荣音乐创作、推出新人新作、丰富电视荧屏”，由此不难看出，其属性首先是专业比赛，其次才是电视节目，电视播出服务于比赛。随着时代的变迁，《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在赛制和播出上逐步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包括直播取代录播、细分唱法组别、增设“综合素质考核”，吸收新唱法组别。而变革的基础仍然是满足专业选拔的需求。

　　《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中国音乐事业繁荣作出贡献，选拔、发现和推介了一大批有实力的青年歌手，但它在我国电视节目发展和节目形态创新上贡献并不大。它给观众带来的更多是“选”的结果，突出的是选拔的权威和专业，而电视媒体对其则是完整真实的呈现，并不额外添加过多“秀”的演绎成分。这类“为选而生”的电视节目秉承着“秀”服务于“选”的节目理念，我们且称之为“为选而秀”。在《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带动下，基于“为选而秀”理念下的电视选秀节目还有各类人物评选、颁奖典礼、电视电影节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电视选秀1.0时代的主体。此类节目较为传统、中庸，初现阶段还能调动观众的收视兴趣，久而久之，随着观众审美情趣的改变以及多元节目形态的出现，平淡而严肃的节目内容难免成为鸡肋。

　　疲惫的电视选秀在2004年像是被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一年湖南卫视面向全国推出的《超级女声》走红的速度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由此开启了中国电视选秀的新纪元。《超级女声》借鉴国外的节目模式，把电视音乐带入真人秀这一全新的节目模式。它颠覆了传统电视节目，以节目的娱乐性和选手的草根化吸引观众的目光。“想唱就唱”的节目口号带来了一场全民狂欢，“短信投票”和“大众评审”机制的引入，取代了过去专家“一锤定音”的权威，全程参与所带来的快感转化为收视高潮。

　　《超级女声》不仅引起观众的收视狂潮，更是激发了各电视台之间电视选秀节目市场争夺白热化。一时间各类电视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如东方卫视《莱卡我型我秀》、江苏卫视《绝对唱响》、湖南卫视《快乐男声》，它们成为了演唱类选秀2.0时代的主力军。这一时期，节目卖点不再单纯的局限在选手现场表现上，选手的身世背景、主持人的煽情和专业评审的现场点评为节目注入了更多吸引注意力的的故事和悬念。

　　2.0时代的电视选秀，已经由电视节目演变为全民商演，“选”已不是终极目的，收视率才是王道。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为博取观众眼球，节目不惜从评委和选手身上挖掘绯闻、制造话题，极尽炒作之能事。台上台下选手和评委肩负着娱乐的重担，“秀”水平、“秀”眼泪、“秀”毒舌，将电视的消遣娱乐功能展现无遗。此时的“选”只是为“秀”得更淋漓尽致而提供的一个平台。“为秀而选”也使电视选秀陷入低俗化的泥淖。但这一时代娱乐功能被无限放大，信息传递功能和教育功能愈发弱化，甚至引起价值观错位，“娱乐至死”终使其不堪重负。虽然自2010年，辽宁卫视引进了《XFactor》的模式创办《激情唱响》，浙江卫视也开办《非同凡响》，欲在2.0时代的“七年之痒”中脱颖而出，但效果终究不明显。

　　2012年《中国好声音》第一阶段选拔节目的播出，一时间成为坊间热议之话题，着实也为中国电视选秀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暖流。它的出现，虽在节目内容上没有做出太多根本性的改革，但却通过节目模式的设计从理念上匡正了以往节目的偏颇和缺陷。这一质的飞跃让电视选秀迈入3.0时代。

　　节目整体回归音乐本质，选拔讲求专业性，节目输出的核心绝不只是“好声音”，而是“什么是好声音”以及蕴藏背后的价值观，并将选择与辨识过程中背后的情感与故事自然的展示出来，从而向社会公众传递梦想、励志的正能量。“选”与“秀”相得益彰。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呢？下面让我们先来做一个节目模式的分析。

　　《中国好声音》7月13日在浙江卫视开播，由星空卫视旗下的星灿制作联合浙江卫视在原版引进荷兰节目《TheVoiceofHolland》的基础上，经过本土化改造而成型的一档音乐选秀类节目。节目总导演金磊和灿星制作是《中国达人秀》节目的原班人马，在节目制作宝典的指导下，吸取《中国达人秀》的本土化成功经验，加上版权方专人指导，《中国好声音》在节目形态上保留了原版的优秀血统，又融入了中国社会现实与文化，将娱乐和文化深刻结合，把价值观传输渗透在节目表现之中。

　　节目第一阶段每期时长约95分钟，每期出场选手10-15人。自开播起，该节目便稳坐卫视综艺收视榜前列，广告收益也是由原来的13.6万/条的15秒广告，迅速上涨到20万/条。[1]开播一个月以来，该节目不仅收视长红，且受到学界和业界诸多赞誉，虽仍有一些非议，但其叫好又叫座的地位已不容置疑。

　　我们试图解构《中国好声音》第一阶段播出节目，以窥见电视音乐选秀3.0时代的特质。在此，我们运用电视节目形态构成理论[2]，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将《中国好声音》作一全面解构和剖析。

　　宏观整体来看，节目形态是电视节目的直观外在表达，要从众多类似节目中脱颖而出，节目形态的创新必不可少。“电视节目形态创新，一方面是指赋予原节目形态新的内涵，另一方面是指产生新的节目形态。”[3]而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创新主要体现在游戏规则上。

　　《中国好声音》第一阶段的基本节目形态是四位导师收徒组队，学员出场展示歌唱实力，导师背对学员“盲听”歌喉，若认可，导师即可亮灯转身表示愿意收徒，如多位导师表示认可，则学员可从已转身的导师中选择自己心仪者加入其队伍，直至最终组队完成。若学员未获得任何导师认可，则以失败离场。其中“盲选”概念的引入让声音成为选秀的唯一标准，赋予了节目新的内涵，成为打造节目影响力的基石。媒体影响力由注意力和公信力共同构成，其中公信力是影响力的核心和根本。在电视选秀节目中，“公信力则主要是通过评选活动的客观公正、专业权威来体现”。[4]“盲听盲选”环节设置正是出于此意，以新颖的形式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同时，维护了节目公正与权威。

　　节目没有炒作，不哗众取宠，表达华语音乐追寻“好声音，好音乐”的价值取向，颠覆了观众对电视选秀媚俗的刻板印象，视听盛宴之下传播的是主流文化与价值，让“选”与“秀”相辅相成。

　　从中观层面看，节目形态构成取决于各个模块环节的设置与连接。所谓模块，即“能够单独命名并独立地完成一定功能的程序语句的集合（即程序代码和数据结构的集合体）”[5]，引申到电视节目中，可以认为电视节目模块是指能够独立承担节目一定功能的内容集合。所谓环节，是指相互关联的许多事物中的一个，而在电视节目中，节目环节即相互关联的内容设计中的一个。“与模块不同的是，节目环节之间前后并无表现时空上的明显跳跃，彼此之间只存在着内在的逻辑递进关系，设计者按游戏规则把整个节目设计为几个环节。在每一个大的环节里又套着若干小的环节，每个小环节都会根据游戏规则变换场景和内容，而每一期节目也通过这些变化进行微调。”[6]

　　《中国好声音》改变以往电视选秀节目模块功能不明、环节定位不准的弊端，各个模块环节设计思想十分清晰，都有明确的传播功能和对应的内容形式，形成完整合理的叙事结构。下面我们将《中国好声音》作一模式解构，以及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整个节目结构、叙事脉络以及各模块环节的功能作用。

　

　　由表可见，节目每一个模块及其中各个环节设计意图各不相同，并各自肩负着不同的传播功能。第一个是学员登台前奏模块。向观众介绍出场学员的基本情况，这一模块主要承载信息传播的功能。

　　第二个是演唱模块。演唱模块又可划分为演唱（盲听）和演唱（导师转身之后）两个环节。导师“盲听”的设计开创了音乐选秀的先河。它体现了节目的艺术风格和专业追求，以此向社会展示华语音乐“用实力说话”的价值取向，是节目公信力的重要载体。“转椅”环节的设计是节目高潮的重要节点，悬念设置是竞赛类节目最重要的叙事元素，围绕“转椅”形成悬念串是这一环节设计的目的，这对于稳固收视具有随意性的电视观众具有重要意义。前后两个环节，传播功能也悄然发生改变，由信息传播为主变成信息、情感并重。

　　第三个是互动模块。它与演唱模块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在传播上是观点传播与情感传播并重，同时辅以信息传播。在这个模块中不仅增强竞赛和悬念这两个叙事元素，而且在多方互动中充分使用煽情、搞笑、猎奇等各种娱乐手段。互动始终贯穿在这个模块的三个环节中，如果说导师转身是对“什么是好声音”的第一次阐释，那么，导师点评就是进一步诠释“什么是好声音”，导师之间的互动使评价更全面客观。歌手介绍一直是音乐选秀必备的，但《中国好声音》不是单纯的介绍，而是通过歌手与导师的互动，把他（她）追求音乐的梦想、情感与经历展现出来，让人物形象变得立体、丰满和感人，不仅让他（她）走近导师，也走近观众，情感传播进一步加强。选导师《中国好声音》最独特的环节，虽然在《名师高徒》《非同凡响》《激情唱响》等电视选秀中已经颠覆评委冷眼旁观的传统，但导师之间互相争夺学员的设计还是开创之举。导师从身居高位到自我展示的转变，实现了选秀场上的双方主体地位平等。这一设计成为了节目的新的收视增长点。学员抉择环节则顺势而下，实现了导师与学员间选择权的双向流动。在设计上制造了新的悬念，在传播效果上实现了观众的心理满足与情感升华。

　　最后一个是学员离场模块，亲友相聚和离场感言在节目设计上体现了人文关怀，让观众回味，产生余音未了的传播效果。

　　那么，《中国好声音》的传播特征是什么呢？归纳起来无非两点：一是在各种传播功能中，情感传播作为主线贯穿节目始终，这也符合艺术传播的规律；二是传播功能承载与模块设置和环节设计融为一体，并综合运用各种娱乐表现手段来加强艺术感染力和传播效果.

　　在我们讨论了《中国好声音》的传播特征的时候，已经谈及了它的价值创新，即把“选”与“秀”统一起来，综合运用多种电视传播功能。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它是如何通过调动各种视听元素符号来强化这些传播的，笔者认为在《中国好声音》节目内外有几个关键的节点作用特别大。

　　导师转身是学员演唱过程中两个环节、两种叙事的转换点，这也是它不同于其他选秀节目评委点评的设置，其特点在于，导师转身的动作对于学员是直观的肯定，而学员从导师那里收获的是对他们的认可，这与以往电视选秀评委给选手带来的点评往往是指责和批判居多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导师喜悦的表情与学员、亲友的激动之情取代了以往电视选秀的“黑面”、伤感，带给观众正能量的释放。

　　“转椅”这一元素符号的意义就在于对学员的评价，而这一权威公正的评价是建立盲听的基础上的。在学员出场演唱时，让导师采用背对学员的形式聆听，当导师认为该声音是自己所想要寻找的好声音时，通过拍、转、响、亮（点亮“Iwantyou”的灯）等一系列夸张动作和强烈的音效而带来巨大的喜剧效果，使节目形成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并产生收视的第一个高潮。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华丽的外表和昂贵的价格，而在于它产生的转身动作所蕴含的深层意义：其一，转椅的设置让盲听成为现实，从而实现节目的专业追求。其二，实现导师对学员的正能量更直接、直观、形象地释放。

　　互动其实始终贯穿这一模块中各种环节里，导师之间互动，导师与学员之间有互动，在这个非演唱的谈话时空里其实更精彩，而互动话题更容易成为价值传播的载体。

　　导师点评话语的内容是节目主旨和公信力的总要指向。以同样借鉴《X偶像》的《超级女声》和X《超级星光大道》两个节目为例，《超级女声》在全民狂欢氛围下缺失了评委专业客观的点评，节目公信力备受质疑；X《超级星光大道》在成熟的娱乐节目包装下，评委点评始终以选手歌唱水平为中心，让选秀颇具专业性和权威性。《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四位导师在点评中坚持专业主义精神，进一步诠释了“什么是中国好声音”。他们以好声音以及体现出来的歌曲演唱水平为选择的终极依据，忠于节目音乐主旨，提升节目专业影响力。

　　导师的形象塑造也是一个重要元素。舞台上，导师们真实自然又个性张扬，那英光脚和学员合唱，刘欢为学员感动落泪，杨坤赠送队员32号球衣，还有哈林的幽默调侃，让观众领略了这些明星大腕鲜为人知的另一方面，和蔼亲切、活泼可爱的形象与其它选秀节目的毒舌评委形成鲜明对比，给节目带来温馨与和谐。

　　师生谈话中，故事元素的加入，丰满了人物形象，并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学员背景的讲述说出了歌声背后快乐、艰辛、乐观的种种情感，构成了节目讲故事的重要部分。向观众传输“任何人都可以追逐梦想”的理念，而导师与学员的对话中，话语不仅指向学员音乐造诣，更是融入了对于人生态度的启发。如第二期出场的蒙面女侠董贞，虽然歌声并没有赢得四位导师的认同，但刘欢以自身经历鼓励董贞自信面对人生，坚持歌唱梦想。

　　在电视选秀节目中，单纯的专业表演不免让节目显得干涩，选手的情感故事是另一种重要的叙事内容，也体现节目的价值取向。选手形象是否丰满、节目内容是否立体，都在于选手演出之外故事的挖掘与情感的流露是否到位。需要指出的是在节目中，情感表达有真有假，故事能量有正有负，我们鼓励真情流露的行为表达，抵制作秀式的布置安排；赞同体现社会主流价值的故事，排斥违背传统文化道德规范的炒作。

　　在电视选秀节目中，评委与选手之间选择权利单向性已成为常态。而《中国好声音》的突破在于，它实现了选择权在导师与学员之间的双向流动。在多位导师为一位学员转身之后，学员就有权选择心仪的导师，在学员奋力赢取导师的同时，导师也需使出浑身解数卖力拉拢学员。首先，穿插在师生谈话中的导师间的争夺，你来我往的自我宣传、插科打诨式的调侃为节目增添不少娱乐气氛。其次，导师与学员间的双向选择实现了双方地位的平等和权利的对等，让观众从中获得心理满足与情感升华，从而把整个节目气氛推向最高潮。

　　不得不提另一节点——争议话题，尽管它在《中国好声音》之外，但它也是节目的延伸部分。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火爆起来的节目都会引发各种话题，有议论有质疑有批评。问题是如何面对质疑，如何化解危机。总的来说，《中国好声音》还是正面评价占主流，当然也少不了批评，如对学员身份的质疑，对过分煽情的批评。在全媒体时代，电视节目已不仅仅在电视上传播，任何微小的暇疵都在网络上放大，搞不好就会转化成负能量。还好，《中国好声音》对此都作了积极正面的回应并加入到节目中，从而给正能量的释放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舆论环境。

　　《中国好声音》之于其它音乐选秀类节目的最大价值创新在于，它将音乐性的判断与解读融入到节目的全过程中。观众对于其它选秀节目“看热闹式”的听歌方式在这里升级为对音乐的欣赏与评价。节目自始至终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歌唱者与歌曲的关系当中，从现场表演体会歌曲演唱的内涵，从歌手故事发掘歌曲演绎的外延。以“什么是好声音”为中心的表演、判断、评价、取舍、情感和故事构成了节目的全部内容。音乐、美食、戏剧等节目内容都是价值传播的载体，而价值创新就在于发掘这些载体内在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通过优秀的模式设计而达到传播效果最大化。

　　价值创新蕴含在规则创新和传播创新之中，三者不是割裂的，但《中国好声音》的正能量主要体现在价值创新上。什么是正能量呢？所谓正能量就是一切予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感情。《中国好声音》的正能量是如何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的呢？

　　研究电视节目，我们要“跳出电视看电视，不以节目论节目”。《中国好声音》相比其它音乐选秀类节目的最大创新在哪里呢？任何一个选秀节目的价值取向都与社会、政治、文化息息相关。第一届的“超女”成功在哪？究其本因是“海选”，它体现了全民参与，隐含着我国民主化进程；《非诚勿扰》为何有持久的关注度和生命力？因为它关注的是一个十分广泛的社会问题——男婚女嫁、剩男剩女，是一个社会学大众话题的议程设置。《中国好声音》的核心价值绝对不仅仅是“好声音”，而是“什么是好的声音”，专业的评论，善意的鼓励，个性的张扬都在传递着价值观。可以说，优秀节目的核心都是价值观的输出。《中国好声音》聚集了众多优秀的资源：权威的导师、精良的选手、一流的平台等等，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好声音”？这正是因为《中国好声音》传递了一种普适的价值：公平、公开、公正以及真、善、美。《中国好声音》可以不看相貌，不看背景，只听声音，让最其貌不扬的草根实现梦想，依靠的正是依托于“盲听盲选”的公平原则。生存在当今社会的个体，要实现自己梦想的社会前提是什么？只有社会的公平、公开、公正，作为个体的人才拥有实现梦想的机会；只有不断的个体实现梦想，社会才能持续健康的发展。

　　《中国好声音》定位为一档大型励志类专业音乐评论节目，观点的碰撞，思想的火花，让它具有比一般的内容传播和信息传播更大的爆发力，当它正向爆发的时候就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其实，在《中国好声音》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中，并非没有负能量产生，质疑和批评也随之而来。尽管节目组确定评选的唯一标准是好声音，并不考虑歌手的其他方面。但在新媒体语境下，随着节目传播力大增，非议的噪音也得到放大和传播。但《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对质疑和批评都迅速及时地作了积极正面的回应，甚至还把一些回应加入到节目中，从而给正能量的释放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舆论环境。危机传播和公共关系已构成当今选秀节目传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处置得当、应对及时就是化敌为友，转危为安，变负能量为正能量。当然，首先要在节目定位和核心价值上做好设计。其次，巨大的投入和强大的执行是节目成功的保障。

　　《中国好声音》的价值创新还包括电视节目运营模式的创新，浙江卫视和灿星制作采取了“共同投资、共享版权、共同制作、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合作模式。[①]在这种合作模式下，节目做得越成功，广告价格随之水涨船高，获取的利润越大，双方可以分成的利益也就越大。这种平等互利的合作方式更能发掘出制作方最大的积极性，制播双方紧密合作共同实现“节目品质最大化”的目标。《中国好声音》不只是在做一个项目，它还在做一条音乐产业链：巡回音乐演唱会、音乐剧、音乐电视剧、音乐电影、巡回音乐酒吧等在内的全方位演艺活动。此外，在新媒体领域也有价值相当可观的拓展项目，包括彩铃、付费视频点播，以及付费音乐下载等。《中国好声音》不仅仅是一档音乐选秀节目的成功，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电视娱乐产业正一步步走向成熟。

　　通过模块设计能创造出新的真人秀节目形态，但具备同样形态的真人秀节目并非就能收到同样良好的收视效果，节目的差异性还应通过微观层面的元素符号反映出来。在《中国好声音》的视听传播中，无论是视觉元素还是听觉元素，单一运用效果不一定好，只有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更大的传播力。而《中国好声音》不仅有视听元素的结合，更有传播方式的转化。

　　《中国好声音》中导师的形象塑造和传播都非常出色。四位导师分别是不同音乐元素的代表，长期持综艺节目的庾澄庆，走搞笑路线；学院派大师刘欢保持沉稳风格，当好定海神针；那英本色演出，走大气豪爽范儿；而草根出身的杨坤掀起面纱来，展现的是在音乐面前感性和幽默的可爱形象。刘欢为鼓励学员而脱帽、被学员感动而泪流；那英脱下鞋子上台与选手合唱；杨坤每每以情动人，32场演唱会背后所体现的是作为导师的苦口婆心与真挚态度；庾澄庆秉承欢乐的风格，在舞台上总能尽情释放，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常有惊人妙语频爆笑点。没有预设脚本，节目氛围到了，导师就会真情流露；没有“毒舌”，不是挑剔，更多的是赞许和鼓励，这不仅是节目的看点，同时释放正能量。

　　自从有了电视，音乐异化了，由听觉艺术变成了视听艺术，甚至以视觉为主。自从有了“超女”，这种异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视听艺术变成了电视娱乐，艺术消解在低俗化的娱乐中。在眼球经济的时代，真人秀节目却往往忽视了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节目的文化品格，产生了无序竞争与过度娱乐等问题。娱乐选秀的同质化、媚俗化现象，不但受到舆论批评和社会指责，更受到宣传主管部门的严格监管。如重庆卫视《第一次心动》就因其“比赛环节设计丑陋粗糙，评委言行举止失态，内容格调低下，演唱曲目低俗”而被国家广电总局禁播。

　　其实，同样是音乐选秀节目，像东方卫视《声动亚洲》也做得不错，但为什么没有那么火爆呢？在《中国好声音》中，盲人歌手和一些身材相对不适合当下“舞台表演标准”的“好声音”成功被导师收入门下的过程，其实就是公民意识被特定环境和场合放大的过程，观众们感动的、愿意收看的部分恰恰不是音乐本身，而是被歌者“演绎”的“个体人的放大”，与其说是“中国好声音”莫不如说是“中国音乐梦想秀”，在个人理想的执着和追梦的过程中，“中国好声音”提供了刨除杂质的舞台——公民意识的释放的单纯空间，感动和影响随之而来。

　　俗话说树大招风，《中国好声音》一火起来，微博顿时陷入了一片“好声音”效应，有590多万的网民发微博评论了《中国好声音》。众多明星在微博上毫不避嫌，公开赞扬“好声音”。姚晨微博中说道：《中国好声音》提炼了生命中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积极、乐观、真挚、勇敢！冯小刚这么评价徐海星：猝不及防被娃的真挚撞了怀。这娃是去污粉，能洗掉心里的灰尘。当然，《中国好声音》带来的争议也从未停止过，有人质疑学员的身份，有人批评“讲故事”太煽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教授在接受搜狐传媒采访时，这样评价《中国好声音》：“在自媒体如此发达、舆论如此活跃的今天，一档节目有争议是正常的，没有争议好比没有涟漪的一次投石。何况如今的音乐选秀生态并不好。某种程度说，引发争议也是一种有效的传播策略。”[2]

　　当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出现之后，大众传播的媒介生态环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新媒介生态中，媒体、公众和精英阶层（意见领袖）同时置身于互联网中，传受双方身份可以随时转换，都可以形成的信息源，而这些信息源的互动又产生新的信息源，从而形成传播的链式反应。从而，争议引发了传播裂变。[3]例如《中国好声音》的“学员身份”引起的质疑，质疑者认为虚假的学员身份是对观众情感的亵渎。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批评中，意见领袖不断地涌现，其他媒体陆续被卷入；由此又引发了新的争议和新的意见领袖，环环相扣，成为一根链条。好在《中国好声音》及时回应，通过危机处置很好地把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再如对“煽情叙事”的议论：怎样既照顾节目的可观性，又保证媒体的公信力？如何让《中国好声音》的故事更阳光、更明亮。可以说，《中国好声音》将质疑化为生产力，将争议化为传播力，将公正化为影响力。

　　《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响彻神州，正值选秀节目在中国经历“七年之痒”，迈入第八个年头。《中国好声音》成功的意义不仅是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电视节目重金引进版权制作的道路，同时对当下国内电视节目中弥漫的“审丑”倾向起到了较好的“拨乱反正”作用。搜狐视频首席运营官刘春就在微博坦言：做电视这么多年，一直纠结痛苦于一种现象：为什么一些剧一些节目，越是脑残，越是狗血，越是被骂得多，越是收视率高？纵观选秀节目走过的这些年，从单纯的模仿国外热门节目类型，一味的追求高收视率，到今天“叫好又叫座”的《中国好声音》，终于让我们听到了中国优秀电视娱乐节目的“真声音”：创新旨在创优，创优促进创新。尽管是引进国外的节目模式，但也需要眼力和胆识的。尽管不是原创的节目模式，但也需要正确选择和移植创新。可以说《中国好声音》改变了选秀节目，改变了卫视格局，改变了传播方式，改变了运营模式，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电视的发展。

　　[1]扬子晚报网：《<中国好声音>收视率翻倍15秒广告卖20万》，http://www.yangtse.com/system/2012/07/25/013889819.shtml

　　[2]谭天：《论电视节目形态构成——一种用于节目研发的理论模型》，《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第71页；

　　[3]陈虹，郝希群：《从“吸引眼球”到“召唤心灵”——我国电视节目形态的创新之路探析》，《南方电视学刊》2011年第6期，第116页；

　　[4]谭天，刘海霞：《电视选秀：打造影响力经济》，《中国电视》2008年第11期，第67页；

　　[5]谭天：《论电视节目形态构成——一种用于节目研发的理论模型》，《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第73页；

　　[6]谭天：《论电视节目形态构成——一种用于节目研发的理论模型》，《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