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新成果与新课题

　　摘要：在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中，《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修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有取之不尽的思想文化内涵，孕育着深厚的史学与文学底蕴，而正是因为它无与伦比的价值与地位，《史记》从问世以来令无数文人墨客对它的研究兴趣只增不减。尤其是进入21世纪，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21世纪将会成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本文将从对司马迁生卒年、思想文化、《史记》中人物传记、《史记》所蕴含的文化艺术、史事、《史记》文献与传播研究等六个方面，对21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新成果做一大概综述。

　　关键词：司马迁；生平；思想；文化艺术；研究综述

　　对于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研究自《史记》问世起两千多年从不间断，《史记》之所以令无数文人墨客尽折腰，不单因其“述往事，知来者”永不过时的时代性,更在于太史公“以人为本”、“秉笔直书”的著史精神；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弘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挖掘《史记》中深刻的价值内涵，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史为鉴”的学术研究原则，激励我们以宏大的格局、宽容的胸襟、深沉的情怀迎接新世纪赋予我们的挑战。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重要原则和目的，不外如此。本文试从对司马迁生卒年、思想文化、《史记》中人物传记、《史记》所蕴含的文化艺术、史事、《史记》文献与传播研究等六个方面，对21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新成果做一大概综述。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仍然是21世纪以来《史记》研究的疑案之一，司马迁出生日期十年之差为学者们研究司马迁的一个重要课题。究竟司马迁是出生于公元前145年还是135年？学术界有两种主流争议：

　　近百年来关于司马迁生年的争论一直悬疑未决，学术界第一个对此发声的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于1916年最早发表《太史公系年考》[1]，认为司马迁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而近半个世纪之后，郭沫若先生有截然不同的结论，1955年郭沫若先生的《<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2]支持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生年为公元前135年。21世纪以来对司马迁生年的争论无外乎以上两种。

　　2005年和2015年分别召开了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和2160周年纪念会，2016年中国史记研究会和北京史记研究会共同发起，对百年来争论的文献著作进行整理，排比考辨，力求解决司马迁生年研究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韩兆琦先生在《史记笺证》[3]中提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池万兴先生在《司马迁民族思想研究》[4]写到：司马迁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二十岁时，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游学考察。这也说明池万兴先生也赞同司马迁生年为公元前145年。张大可先生在《史记研究》之“司马迁评传”中提出，司马迁生年是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卒于昭帝之初（前86年左右）。陈曦女士于2016年在北京举行的“《史记》学术研讨会暨北京史记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和在重庆举行的“巴渝文化发展论坛暨《史记》学术研讨会”上，阐述了开展司马迁生年问题的研究新成果，驳斥了李长之和郭沫若之论，明确提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确凿无疑。

　　赵生群先生的《论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5]，赵先生的论文结合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其他证据，试图证明司马迁的生年是建元六年。王芳女士的《司马迁生平及二十南游考》[6]，指出司马迁生年为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吴名岚先生主张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他认为司马迁自叙生于父亲“掌天官”的建元年间，把自己的生年系于父亲的行年之下。

　　杜振虎、张始峰、成荣强等先生在《司马迁生卒年及出生地之争议综述》[7]一文中，将司马迁的生卒年、出生地、死因等问题进行了综述。针对太史公的出生日期，无外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和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两种主流观点。

　　关于太史公的出生地有以下几种说法：生于龙门寨、夏阳城内、华池、芝川、山西河津等，而学术界普遍支持生于龙门之说。有关太史公的卒年也有多种说法：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征和三年、武帝末年、昭帝初年（公元前前86年-81年）。传统观点支持太史公卒于武帝末年。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王国维、梁启超、泷川龟太郎等学者支持太史公或与汉武帝一生相始终的观点，从而认为，司马迁可能卒于汉武帝末年（公元前87年）；而郭沫若表示太史公也许卒于太始四年末。清学者王鸣盛则认为司马迁有可能死于武帝末或更至昭帝。

　　此外针对太史公的死因学术界有三种观点：一武帝下令处死；二自杀而亡；三自然老去、无病而亡。郭沫若先生暗指司马迁之死可能是二度入狱而亡。陆永品认为太史公卒年为征和三年，死因也是再度入狱而亡。罗庾岭先生认为太史公乃自缢而亡。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研究，自王国维先生与郭沫若先生之后近百年来虽有量的提升，但无实质性的进步。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司马迁生年问题作为《史记》研究十大疑案之首，并启动了司马迁生年疑案研究新课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针对司马迁生年研究的考证会有质的进步，也许会有更为合理的解释。

　　史学界对太史公思想的研究，主要以其大一统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民族思想、人文思想、战争观、音乐思想、医学思想几方面为主要着力点。这一时期关于司马迁思想研究的著作文献不仅数量上大幅度提升，也不乏创新、有见地的成果。

　　卿云女士和梁芷铭先生的《司马迁大一统政治观探析》[8]，从《史记》的“体大”、“精思”等方面来探析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有一个从宏观格局到微观思辨的结合。张大可在《史记研究》[9]中也论证了司马迁开明的政治思想，司马迁主张德治，反对暴政和“与民争利”。杨淑明先生《为失败者书写历史——司马迁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10]，作者从司马迁为失败者公正、实事求是的立传，反映出司马迁不拘一格、开明的政治思想。

　　而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经济思想的研究，历代学者无一例外都主要以《河渠书》、《平淮书》、《货殖列传》三部经济史传为主。但是进入21世纪后，对《史记》经济思想的研究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在本文中主要列举几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崔仲华先生和丁晓雪女士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市场营销理论初探》[11]中，从市场的角度来解读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邹放鸣先生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中国古代矿业的开发》[12]，该文章强调了司马迁前瞻性的经济思想，例如：在两千多年前太史公就在《史记》中记载有关矿产资源的开发，鼓励人们开发矿产资源致富。并且载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经济智慧—对于矿产资源成矿规律的认识。邹先生以矿产资源为切入点研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这一创新性的视角对当代经济发展具体重要指导意义。朱技富先生在《封建社会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评议》[13]中，将司马迁经济思想进行概括，认为司马迁经济思想能够运用于当今社会实际中，并对近代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司马迁民族思想的研究，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司马迁认为“民族同源”；二太史公的民族“等列思想”；三为受汉朝战争殃及的少数民族列传，证明司马迁不仅同情少数民族而且默认了各少数民族反抗汉朝侵略战争具有正义性。池万兴先生在《司马迁民族思想研究》[14]中也认同以上三种观点，并且池先生认为《史记》“体大”，不仅是一种编撰结构，也体现了司马迁的“等列”民族观。也对司马迁之前各朝代的民族思想进行分析，最后以司马迁民族思想的意义及影响为落脚点。池先生文章结构严谨，内容丰富，观点新颖，不失为研究司马迁民族思想的优秀成果！俞樟华先生在《司马迁论汉初民族政策的得失》[15]一文中，首先肯定了司马迁开明的民族观，并对司马迁能够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看待卫青等人的功与过表示高度赞扬，尤其是对司马迁能够客观的评论汉初民族政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肖振宇先生在《司马迁的用人思想》[16]中指出：司马迁认为用人重在识人，但是用人也要适时灵活。笔者以司马迁笔下的《史记•管晏列传》与《史记•商君列传》的管仲和商鞅为例，即便管仲和商鞅在个人品德方面都有一些瑕疵，但是他们都有治国之能，并且司马迁对于不拘一格任用管仲和商鞅的君王表示赞同，体现了司马迁开放进步的用人思想。而我在杨宁宁女士的《从<刺客列传>不记载要离看司马迁的选录标准》[17]一文中，却读出了与上文肖先生笔下司马迁的用人思想有些矛盾的选录标准。杨女士以刺客要离事迹均记载于《吕氏春秋•仲冬纪•忠廉》、《韩诗外传》和《吴越春秋》等文献，引出司马迁不载要离的思考，关于要离刺庆忌的事迹多处均有记载，这里就不赘述了。之所以司马迁不记载要离进《刺客列传》，作者给出了四点原因：一要离刺庆忌不具有铲除奸恶的积极意义；二要离没有慷慨就义的牺牲精神；三要离没有不欺其志的精神品格；四要离无崇高的个人操守。对于以上几点我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其一要离刺庆忌是为了完成吴王的愿望，为主分忧此为忠君；其二要离刺杀庆忌成功后拒绝了封赏与苟活，而是选择了自杀，不贪恋荣华富贵此为“义”也；其三要离为了完成刺杀计划而接近庆忌但是能做到“不二其心”，此为“信”；其四要离为了取得庆忌的信任请求吴王杀其妻并飞扬其灰，所谓“无毒不丈夫”，此为“智”。综合以上四点，我认为杨宁宁女士给出的司马迁不载要离的几种理由均不具有科学可靠的说服力，而我也相信，这应该也不是司马迁不载要离的主要原因，至于根本原因，应该与司马迁的人生际遇有很大关系，想要深究其因，就拭目以待，期待有学者能给出更具说服力的答案。

　　刘洪生先生的《司马迁的兵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18]认为司马迁对战争的独特理解，巧妙地糅合在《史记》各篇，认为司马迁熟悉用兵之道。《史记》蕴含的军事理论是宝贵的军事思想资源。笔者首先以《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为例，司马迁通过记叙司马穰苴对庄贾行刑前所言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军纪严明是制胜关键，而军纪面前人人平等，也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理念。而后，作者以《史记•留侯世家》中“老父”要求张良“当如是”[19]指出战场上制胜重要的另一因素为正确的时间观念，作者又以《史记•廉颇蔺相如传》为例，通过李牧“厚遇战士”的特点，可看出司马迁意识到士兵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最后以《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为例，通过吴起与魏武侯的对话，作者以吴起“在德不在险”看出司马迁对战争的深刻理解和超凡认识。作者认为司马迁明确反对坑杀战俘，以《史记•项羽本纪》为证，体现了司马迁人性化的战争观。其次，司马迁认为战争具有不可知性，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长平之战”的描写，讽刺了赵恬“纸上谈兵”、不随机应变；在《史记•田单列传》中对田单以五千兵破十万燕军，司马迁称赞道：“兵以正合，以奇胜”[20]。笔者认为司马迁笔下的“奇”有两层含义，一是不寻常规、出奇招以制胜。如：田单以火牛阵取胜。二是蹈旧规的“奇”，不过能充分利用地形和时机。全文揭示了司马迁先进的战争观。

　　李开广先生在《卓越的军事思想，形象的表现手法——浅谈<史记>中的军事人物》[21]一文中，从分析《史记》中的军事人物入手、以司马迁对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态度、帝王如何任用将相以及将相须具备的素质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司马迁的军事思想。为了塑造丰富鲜活的军事人物，司马迁把军事人物置身于战争环境中，通过对战争的描写更加的全面塑造了人物形象。司马迁肯定黄帝战蚩尤、陈涉反暴秦、项羽的钜鹿之战等，可看出司马迁支持一系列具有正义性、统一性的战争以及军事人物。而从《魏公子列传》中对魏公子与魏王的对话的描写反映出，司马迁力主“预敌”、重视收集军事情报的工作，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有“秦虎狼之国”[22]等字眼，加之司马迁对反抗秦君的军事将领大加称赞，可见司马迁对秦暴政的不满、对反抗强秦军事活动的支持。笔者又以《史记•匈奴列传》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为例，得出太史公对抗击匈奴侵扰的战争的支持。作者对司马迁能够在宏观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而写战争、军事人物，而对历史的褒贬与人物的褒贬一方面是受史家“秉笔直书”的职业操守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个人情感与人生际遇的影响。

　　陈四海先生、董菲女士在《论司马迁的音乐思想》[23]中以太史公将“礼”列为“八书”第一、“乐”为第二，可见司马迁对孔孟礼乐思想的推崇与重视。《史记》中司马迁音乐思想很大程度上因袭了传统儒家礼乐思想。太史公认为礼乐具有调节社会的功能，故“乐合民声”即为乐的融合功能，突出礼与乐的历史作用。笔者认为太史公的音乐思想在因袭先贤的基础上，着重强调礼乐的政治功能，突出礼乐的社会协调功能。又以司马迁为艺人李延年等人列传，并在《滑稽列传》里收录一些著名艺人的事迹，体现了太史公对音乐的认可和对艺人的尊重，表现了他“人本”的礼乐思想。作者认为司马迁为艺人列传的行为，对我国音乐的发展与继承具有重大意义。

　　田静女士在《司马迁笔下的扁鹊形象》[24]一文中，以司马迁在《史记•扁鹊列传》中通过记录具体医案叙述春秋时期著名医者——扁鹊的医术渊源和医学实践，客观揭示古代基本完备的临床经验和系统的医学理论，为研究医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妙手回春、医德高尚的医生形象。太史公为医者列传，以示对医者及科学的重视，进一步体现司马迁进步的医学理念和倡导科学治疗的精神。写到扁鹊的遇害，司马迁在同情之余更多的惋惜。笔者首先以司马迁在《史记•扁鹊列传》中，大笔触记叙扁鹊行医事迹突出了扁鹊精湛的医术，从而肯定了扁鹊在医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以太史公列举三个扁鹊的典型案例，进一步介绍了扁鹊的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以及二者的巧妙结合运用。作者以《史记•扁鹊列传》中司马迁假扁鹊之名提出“六不治”原则、其中以“信巫不信医”为“不治”原则、司马迁为医者列传、司马迁载述医学发展状况以及扁鹊对一些特殊病案的治疗手法、司马迁对医学诊断学、脉学的记载等几个方面，既体现太史公“信医不信巫”科学精神和对医者与医学的重视，更可看出太史公本人对医学的了解和实事求是的先进医学思想。不得不说，太史公为医学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小宝先生在《<史记>医史文献价值管窥》[25]中，对太史公的医学文献著述方法的价值进行讨论，作者认为司马迁将社会实践与理论著作相结合的资料搜集方法、独特的文献编次方式、为医生列传等都推动了医学的发展，提高了医学与医生的社会影响力。笔者以太史公载述了医学治疗临床医案与医学师承、医学分科、治疗体系等成为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史料。侯先生认为，司马迁的医学思想，主要有“信医反巫”的科学态度；二提倡“医德”；三注重预防和保健。侯先生的文章从三个方面反映了《史记》医学价值和司马迁的医学理念，突出了太史公朴素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医学思想。

　　刘军华先生在《论司马迁的德治与法治思想》[26]中，认为《史记•天官书》中太史公提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太上修德，其次修政”[27]，揭示了司马迁肯定德治重要性的思想。又以司马迁笔下大禹、汉文帝等有“德”的君主为例，进一步用论证“有德则兴”的论点。刘军华先生又以太史公《货殖列传》中写管子、《平淮书》中再次强调管仲的历史功绩；《史记•商君列传》中载述商鞅变法；《史记•吴起列传》中记吴起等可看出太史公对法治的高度肯定，而更为高明的是司马迁对德治与法治能客观全面的分析，既肯定德治，又作“鲁讲礼而亡”[28]，虽高度赞扬法治，但又做《史记•酷吏列传》，讽刺严苛刑罚。总的来说，太史公以德为主，辅之以法的治国思想是具有很高的价值的。

　　21世纪以来，对司马迁与《史记》的思想研究著述中，不乏内容丰富，角度新颖的文献，特别是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立足当今，挖掘《史记》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达到较强的借鉴效果。

　　21世纪以来，对于《史记》人物研究的文献硕果累累，上到王侯将相下至官吏布衣。之所以对《史记》人物研究硕果累累，想必与司马迁作《史记》的动机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史记》不仅是一部中华民族史学著作，客观来说也是一部人类文明进步史。太史公对人物的刻画极具戏剧性之余，对人物对话、人物经历等入木三分的描写，塑造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

　　张大可先生在《论司马相如》[29]中，从不同角度来揭示司马迁为司马相如列传的原因，一方面是司马迁对于司马相如文学成就的高度认可，另一方面司马迁从《难蜀父老》、《封禅文》等政论文中看出司马相如的政治才能并表示认可，还有司马迁对司马相既有责任抱负又洒脱逍遥的个人品质的欣赏，也是文人墨客之间的惺惺相惜，那么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也变得于情于理。杨波先生《司马相如析论》[30]，文章主要从司马相如的职业生涯、爱情、文学成就三个方面来分析为司马相如立传的意义。司马相如在学术界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有不少学者认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是一场有预谋的“窃财”“劫色”，而司马相如所作《封禅文》所引发皇帝举行的劳民伤财的封禅大典，也给予抨击。而张大可先生和杨波先生以争议入手，合乎情理的论证了司马相如的功过是非，也对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意义做了深层次的解析。之所以两位学者对司马迁笔下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深入研究，主要原因大概是认同司马迁开明的爱情观，司马迁对卓文君勇于追求爱情而且通过“智取”获得了和男子同等的财产继承权的行为表示极大的认可。

　　吕方先生在《汉初社会流动个案研究——以<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为中心的考察》[31]中，以周勃、周亚夫父子为例，对二人社会地位变化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汉初社会阶层流动的原因。秦末汉初战乱连绵，军功阶层顺时代呼唤而出并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快速进入统治阶层；而待皇权日益成熟，顺应巩固皇帝制度的需要，任何对皇权构成危险的因素都将被清除，那么周亚夫的出局也似乎合乎情理。师帅先生在《论陈胜英雄形象的文化内涵——基于<史记•陈涉世家>的研究》[32]中，对司马迁收录陈胜进“世家”的原因和所体现司马迁的选录标准进行分析。文章立足于对陈胜起义的背景、经过的剖析，着眼于陈胜英雄形象历史意义的解读。梅艺先生在《<史记>中的吴起》[33]中，着重分析了司马迁反对吴起甚至反对法家的历史原因。

　　综合以上案例，从21世纪以来对司马迁作《史记》人物专题的研究，无论是司马相如、周勃父子还是陈胜、吴起，都可以得出司马迁作《史记》选录人物传记的标准，主要以历史人物是否有周勃、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勇于改变命运的意志，品评人物以是否具备优良的个人品德、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进步之潮流等几方面作为重要的参考。司马迁在《史记》人物的塑造上非常成功，针对不同阶层的人物出场采用不同的艺术手法，仿佛还原了历史画面。将人物出场的艺术手法与人物性格、命运,甚至结局等相互映照,并在论赞中画龙点睛,精准的刻画出一个个形象而丰满的历史人物形象。21世纪以来，对《史记》中的人物传记的研究，大都表异质同，所谓文以载道，通过大量的《史记》人物传记的研究，对我们的行为处事、职场做人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近年来对《史记》文化艺术的研究主要以“体大精思”为基点。“体大”指的是《史记》的编撰体例，既五体形式，“精思”指的是《史记》内容的全面性和系统性。21世纪以来的学者们对《史记》文化艺术的研究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梅艺先生在《<史记>中的吴起》中指出，司马迁在冷静客观的笔触之下尽显讽刺。司马迁作《酷吏列传》表面上只是对汉朝酷吏的批判，但抛开现象看本质，实则是对汉武帝宠信酷吏的施政手段的不满。笔者以司马迁将《酷吏列传》和《循吏列传》作比较，纯熟运用互见、借古讽今等手法，将汉武帝时期表面繁荣强盛实则危机四伏的社会实际挥洒的淋漓尽致。张强先生在《论<伯夷列传>的文化意义》[34]中，以《伯夷列传》作为“七十列传”第一的“列传”编次有无特殊含义入手，再次肯定了司马迁作《史记》的“体大精思”。司马迁作《伯夷列传》以议论为主，笔者认为全篇看似司马迁肯定了伯夷、叔齐的“贵让”精神，同情伯夷与叔齐的人物际遇，实则是对自己遭遇的借题抒发。《伯夷列传》不仅从编撰体例上有司马迁“创例”而又“破例”的艺术手法，又达到了“以己度人”、“借古讽今”揭露现实的醒世目的。马宝记先生在《一部入木三分的生活剧——论<萧相国世家>的戏剧化艺术特征》[35]中，揭示了司马迁作《萧相国世家》全文以“黑色悲剧式”幽默来写萧何和刘邦之间的人物关系变化，之所以司马迁能入木三分的刻画出萧何跌宕起伏的戏剧化般命运，除了极强文学功底和艺术感染力,也与其写作时妙用抑扬法、互衬法、巧用详略法等写作手法,阐述了萧相国与刘邦起承转合的人物关系，体现了《史记》独特的艺术风格。

　　俞樟华先生、虞芳芳女士在《从山水游记看柳宗元对<史记>的学习》中，认为柳宗元“峻洁”的游记散文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学习了《史记》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模式。林苹先生的《论<史记>人物传记的艺术表现手法》[36]，作者认为司马迁创作人物传记时，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37]的创作风格，语言极具感染力,简洁而不庸赘;描写人物时多用浪漫主义手法,善虚构故事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描写病案有自己独立的思辨，体现在处理故事情节时详略得当，角度新颖而不脱离历史客观。何乐士先生在《<史记>语法特点研究》[38]中，以《史记》语法特色、句子成分的发展变化、《左传》与《史记》动词前后介宾变化的比较等内容为主要内容，对《史记》语法特色进行研究。

　　王秀琴女士在《史记>中的旅游文化探析》[39]中认为《史记》中包含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对当今旅游业的合理开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笔者以《史记•孝武本纪》中太史公将庐山录入《史记》后，庐山便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为例。司马迁在《史记》中又记录了历史古迹遗址等，挖掘《史记》中的旅游价值；王秀琴女士又指出《史记》中蕴含了饮食文化、祭祀文化、占卜文化、酒文化等等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及《史记》中很多经典历史事件也颇具影视文化价值，例如《封神榜》中史事渊源“武王伐纣”。以上均体现了司马迁对旅游文化资源发掘的重要意义。马雅琴女士、成荣强先生在《试论司马迁与<史记>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策略——以陕西省关中地区为视阈》[40]中，笔者通过描写司马迁出生地陕西省韩城市成功开发为司马迁故里旅游景区为例，该景区将关中民俗与历史遗址相结合，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旅游文化资源。作者又以《史记》中的人物列传、本纪等产生的旅游资源，例如：秦宫遗址、骊山陵、汉帝陵、鸿门宴遗址、霍去病墓等成功开发，认为《史记》所包含的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可与当地自然风情巧妙联系，不仅可以弘扬传统文化，增强对祖国人文与自然的感情，培养民族情怀，带动经济发展；而且可以扩大《史记》的影响力，发掘《史记》的文化内涵，巩固司马迁为世界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既可激发对传统文化学习的热情，也能合理的利用和开发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提高国民文化素养和国家文化软实力。

　　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对《史记》文化艺术的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说都有很大的进步。能够另辟蹊径找寻独特的视角，挖掘《史记》中深藏的文化价值，例如《史记》的编撰体例与“发愤著书”精神对历代史家的影响；发现《史记》对旅游业的重要引导价值，对21世纪旅游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有重要作用。俞樟华先生的《史记艺术论》系统全面的汇总历代《史记》艺术研究成果，是21世纪以来研究《史记》文化艺术的杰出著作之一。

　　写《史记》史事研究，不得不着重写的就是本世纪以来的“学术论战”——项羽学术研讨会。此事源于2007年，冯其庸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上，发表了长达两万多字的《项羽不死于乌江考》[41]，冯老先生对项羽“乌江自刎”提出了质疑并发表了“项羽死于东城”的学术观点，由此引发史学界对此问题进行学术探讨。关于《史记》史事研究，本文将以此次学术研讨为例。

　　冯其庸先生在《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中，将实地调研和史料考据相结合，进过长时间考察认为确凿的史实是“项羽死于东城”，提出项羽“乌江自刎”是对历史与《史记》的误传。冯先生于2005年到定远调查了大泽、东城、阴陵等相关遗址，又对司马迁《史记》里除了《项羽本纪》里记载了“于是项羽乃预东渡乌江”涉及乌江，而其余无一处提及项羽自刎于乌江，认为这是对“项羽身死东城”最好的佐证。冯先生认为，之所以大家普遍接受了“项羽乌江自刎”的观点，不仅源于《史记》原文叙述上的矛盾，而且还由此引起各家疏解的矛盾。作者企图正本清源，从晋人虞溥的《江表传》来为他的说法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冯先生的文章一出，就引发了学术界广大学者的关注。首先，袁传璋先生发表了《项羽死于乌江考》[42]对冯其庸先生的观点进行驳斥。袁文对冯其庸先生引据《项羽本纪•太史公曰》就称项羽“身死东城”的说法不予以苟同。袁先生在文中有理有据的论证了秦代的乌江亭属于东城县，坚信项羽“乌江自刎”与“身死东城”的两种说法都为司马迁实录，并无冲突。文章条理分明，论据逻辑严谨，系统全面的还原项羽“乌江自刎”的史实，具有极强的可信度。随后，可永雪先生发表《劳而无功的<项羽不死于乌江考>》[43]，也对冯其庸先生的项羽“身死东城”予以驳正。并用到“劳而无功”一词，认为冯其庸先生花费精力考证项羽“身死东城”一事没有太大的意义。可永雪先生以古人行文习惯和古书法、古籍诗文作品解读方面论证了《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之误以及误考的原因。2008年11月15日至18日，学术界在安徽和县召开了项羽学术讨论会上，张大可先生发表了《项羽“乌江自刎”学术讨论综述》[44]，对这一阶段关于项羽死于何地的讨论作了综述，再一次论据详实的驳正了冯其庸先生的观点。

　　关于项羽自刎于何地，司马迁和班固在《史记》和《汉书》中均有载录。而21世纪以来这次颇具学术价值的大论战，似乎也进一步激发了学者们对《史记》史事研究的热情。

　　中国史记研究会自2001年成立以来，已先后成功举办了15次年会，出版了高质量的《史记论丛》11本，推动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进程。这一时期的《史记》文献与传播研究的主要阵地有：中国史记研究会、北京史记研究会、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韩城市司马迁学会、陕西师范大学史记研究中心、渭南师范学院中国史记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海外以日本对《史记》研究时间最长，研究者最多，成果最大，并且日本学者对《史记》的研究在某些领域略领先于我国，例如对《史记》进一步的普及。

　　赵生群先生在《<史记>文献学丛稿》[45]中，从文献学角度研究《史记》，作者将文献考证思辨与理论探究相结合，并对疑难问题进行详细阐述，既有对《史记》从宏观上进行“体例评议”，又有微观思辨，实为《史记》文献研究的一部学术力作。韩兆琦先生著《史记笺证》，文中对当前通行本《史记》的原文文字讹误和标点的失当之处进行考订。还吸纳了近代研究成果，对《史记》中一些传统的解释不仅做出合理辩证且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新说。韩先生博引近百年来，国内最新发现的文献和出土文物为《史记》注释提供依据，以考证《史记》原文载录的史实。荟萃古今中外名家对《史记》与《史记》中的人和事的评论，使“笺证”客观科学、坚实可信。例如：韩兆琦先生在《史记笺证》中对“后韩将军徒右北平”经过详细考证，认为后应有“，”及“死”字；韩先生在《笺证》中对《史记•蒙恬列传》中的“隐宫”一词，对张守节的解释“宫刑一百日隐于荫室养之乃可，故曰隐宫”广采考证，据陈直《史记新证》和马非百《秦集史》所引《云梦秦简》确认“隐宫”乃“隐官”，意思是“收容因过接受惩处后又因功赦免之人的地方”。因此学者们普遍认为，韩兆琦先生的《史记笺证》是一部基于《史记三家注》和《史记会注考证》的具有重大突破的《史记》文献研究的学术巨作。

　　安平秋先生在《<史记>三家注简论》中，对《史记三家注》的利弊进行分析。一方面他认为“三家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一引用古字，为研究《史记》提供了文字上有价值的材料；二注明史料出处，为研究《史记》如何作用史料提供了便利；三引用今已佚失的古书，为后世辑佚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三家注”的弊端，这里就主要的列举几点：一断句有误；二字义、句义与文义的解释有不当之处；三注出年代有误；四前后自相矛盾等等。张大可、安平秋、俞樟华《史记研究集成》[46]，《集成》按年代将《史记》论著分类，以便查找；对司马迁事迹与《史记》版本存世书目进行梳理；将历代有关《史记》文集与散论进行整理；按年代将《史记》论文进行整合，方便索引；将海外对《史记》研究文献进行荟萃等等，可见是一部工具化、系统化、学术化统一的研究成果。《史记研究集成》融汇古今中外成果，所选皆为精品，是21世纪研究《史记》的巨著。

　　张新科先生在《<史记>在日本的传播于研究》中，对《史记》自传入日本以来，日本学者对《史记》的研究做一概括。张先生指出，近代以来日本学者研究《史记》取得了如下成果：一、会注、拾遗。这方面以水泽利忠的成果显著。二、注解、翻译。这方面以君山的《会注考证》和芦洲的《补注》最佳。三、评论司马迁。四、书目解题。五、《史记》读法。六、考证。七、总结对《史记》的研究。

　　吴原元先生在《近10多年来X的<史记>研究》[47]，吴文主要以1996-2006年这期间X汉学界的《史记》译介和研究情况为中心，简略介绍了X对《史记》研究的学术动态。倪豪士先生在总结了西方一个世纪的《史记》研究成果、以及《史记》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一、缺乏对《史记》文本和其他众多版本更为广泛的考察；二没有完整的英文翻译版本；三对于《史记》和《汉书》的关系缺乏透彻研究。而在进入21世纪后，X汉学界对《史记》的研究方向似乎也在寻求这几方面的突破。

　　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21世纪以来对《史记》文献与传播研究国内外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国内方面，首先《史记》普及工作做的不到位，在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过程中，学生对《史记》的了解基本局限于少数经典的历史典故，例如“负荆请罪”、“鸿门宴”等，即便在高校也只有部分院校开设《史记》研究方面的课程。《史记》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底书，它独一无二的价值应当得到高度重视！其次，21世纪以来，缺少对《史记》文献进行深度的、突破性的研究，仍然拘泥于过去的框架内，才导致《史记》文献研究成绩平平。最后，《史记》的受众群极少，虽然近年来投身于《史记》研究的学者也在增长，可是相比较《史记》的深厚价值，喜爱并且研究《史记》的人数并不可观，以至于《史记》各方面的价值都没有发挥到极致。国外方面，《史记》的普及工作做的比较到位，从事译介《史记》的学者都从最初的传播《史记》变成研究《史记》，这一行为无疑敲响了警钟，让我知道了如果不珍视自己国家的文化，等到文化为别人所用时我们该多么惭愧！

　　值得称赞的是，在近年来举办的“北京研讨会”上，张大可先生、朱技富先生、马雅琴女士等人都将《史记》的普及工作提上议程，主张采用直行繁体和横行简体两大古籍整理排版方式。学术研究可直行繁体，又能继承传统；形成规范的通俗的《史记》现代简体文本，普及传统文化。普及《史记》与运用现代思维解读《史记》，不仅是时代对《史记》的要求，也是《史记》学者们的使命与责任。《史记》的普及，将成为21世纪《史记》文献与传播研究最具时代意义和创新价值的成果！

　　对于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研究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一门新的学科——“史记学”已初具规模。“史记学”的建立，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的建立，对研究汉代文史哲具有重要作用；又能对因袭祖国优秀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历史名著与现实结合，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由张大可、丁德科两位教授主编的《史记论著集成》20卷、撰著的《史记通解》9卷，共1200万字，学术界认为，两部新著是21世纪以来，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重大新成果，在全面总结以往对《史记》研究成果的同时，开创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新起点，将为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和普及产生积极的效果。

　　21世纪，文化成为国家强盛具代表性的软实力。《史记》已成为全人类的遗产。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史记》都有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从司马迁个人品格来说，他在遭受了宫刑之后选择了痛苦又伟大的生，并且发愤著书，着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司马迁与《史记》的各项研究成果来说，其政治思想、民族观、经济思想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对司马迁思想的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不仅要切实解决研究中人为拔高、、夸大，片面下定论等问题，还有寻求突破点，使学术研究更上一层。中国青年学者王斌俊的《司马迁的凿空之记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将司马迁笔下张骞凿空的历史经验，对于21世纪开拓“一带一路”新建设，以及新时期的外交工作等颇有启示。21世纪以来，《史记》研究队伍迅速增长、《史记》研究硕果累累，也与其无与伦比的价值息息相关。而关于《史记》研究的疑案和综述性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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