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家》中觉慧的形象

　　摘要：巴金是个中国青年，他已经经历了种种的不幸，体会到“悲剧”的滋味。而《家》中觉慧的形象就是他的代表人，他敢于反抗封建思想，提倡人道主义，同情被侮辱、被损害者，甚至同封建家庭实行决裂。这样的逆叛人物出现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大家庭中，表明了封建家庭必然走向没落的历史趋势，从而使作品达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深度，而小说对叛逆的年轻一代的歌颂，鼓励青年们勇敢地同封建势力、封建思想进行斗争，去寻求新的生活道路，也就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家；封建社会；觉慧；叛逆

　　觉慧的艺术形象从它诞生开始，就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很多爱国青年投身革命，为人民的解放和创造新的社会贡献力量，觉慧的形象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就是在今天，觉慧的形象仍然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它具有很大的艺术成就[1]。

　　觉慧是《家》中的主人公，是长篇描写的一个中心。觉慧性格的主导方面，是大胆的叛逆精神。他不失为二十年代初期中国激进青年的典型。他的不同凡俗的反抗性格，是由他独特的生活道路所决定的。觉慧在《家》中，还目睹了许多青年的惨遭迫害，无辜死亡，以及封建家长的荒淫无耻，凶狠磅暴。他从切身经历中深深感受到家里的“这般人是没有一点希望了，是无可挽救的了”。他不愿意随着这个日暮途穷的家一同灭亡，所以他选择了叛逆的道路。觉慧反封建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就是这样在被封建思想所禁锢的“家”中形成了。

　　但是觉慧是一个“幼稚而大胆的叛徒”。作家既写了觉慧性格中大胆叛逆的一面，同时也写出了他的“幼稚”。觉慧的“幼稚”，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他所反抗的敌人的腐朽性和吃人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过高的估计了个人反抗的作用。高老太爷死前，为了缓和一下祖孙的矛盾，做了一个姿态，说冯家亲事不提了，觉慧就以为二哥的逃婚斗争胜利了。于是，他带着似乎打败了千军万马的胜利豪情凯旋归家了。曹书文认为[2]觉慧的思想性格，不仅明显的带有他出身阶级的局限性，使他对封建势力的认识不足；同时也带有五四时期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的弱点。

　　1．憎恨旧制度，反抗旧势力．

　　觉慧最先感到封建的高氏大家庭“像是一个狭的笼”，是埋葬青年人的青春和幸福的坟墓。在这种牢笼里生活，“简直是浪费青春，浪费生命”，他“憎恨这种生活”。他认为他和高老太爷之问“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祖父要他学克定，他觉得“五叔是一个伪君子”，他不愿学。他盼望“树倒猢狲散”，希望封建大家庭早日毁灭。

　　2．正直、大胆，对被压迫者充满同情和爱。

　　巴金在他的选集中曾谈到[6]觉慧积极参加各种反封建的社会活动，帮助和掩护觉民的逃婚，敢于同陈姨太等长辈们正面冲突。他对仆人、轿夫之类的所谓下等人深表同情，他给讨饭的小孩以同情和安慰，他不顾阶级的界限，与出身微贱的婢女鸣风产生了纯真的爱情．

　　3．深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是一个有热情、有理想、有坚强斗志的“五四”进步青年的形象。

　　觉慧贪婪地阅读进步报刊，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积极参加反对军阀的学生运动。他反对觉新的“作揖哲学”和“不抵抗主义”，反对向封建旧势力妥协，反对高老太爷所代表的专制主义。他强烈要求自由、民主，追求光明和幸福，决心“要做自己的主人”，走自己的路，他的出走宣告了他跟“家”的彻底决裂，标志了新生一代的觉醒和反抗。

　　他代表了作家的政治主张和美学理想，是作家全力塑造的深刻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的艺术典型。觉慧性格的突出特点，是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家庭疾恶如仇，大胆叛逆，追求光明。他关心社会的进步，关心国家的前途，并且积极投身于当时的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不顾大哥的劝阻，不惧爷爷的训诫，冲出家门参加抗议军人殴打学生的请愿示威，走上街头散发反军阀XX的传单；他蔑视封建家长的教诲，愤怒撕破了祖父为他规定的旨在对他进行封建教育的教科书《刘芷唐先生教孝戒淫浅学》是“懦夫哲学"；他积极支持二哥觉民逃婚，并把这一消息故意报告给爷爷，以示对封建势力的大胆挑战；他反对封建迷信，痛斥克明、陈姨太等导演的“捉鬼”丑剧，使家长威严扫地以尽，他鄙视陈姨太等制造的“血光之灾”的荒诞邪说，坚决反对把瑞珏搬到城外去生产；他无视“门当户对和的森严的封建家规，大胆地和丫头鸣凤恋爱等等。觉慧的上述一系列反抗活动，完全超出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家庭所允许的范围。因此，被封建家庭视为叛逆。

　　凤鸣为爱情而殉身，是对觉慧的沉重打击。他从愧悔交加的感情折磨中认识到，杀死鸣风的“不单是我，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这个社会都是凶手”经过这次血的教训，觉慧承认自己“没有胆量”。在这里，既表现了作家对觉慧所受到的来自家庭的压力所表示的同情，但同时也是对他的严厉批判。因为他在鸣凤生死关头表现出的无能为力、甚至不想反抗——经过一夜的思索，他后退了，放弃了斗争。觉慧通过这一事件，在痛苦的愧疚和自责中，更增加了他对封建势力的仇恨。他对家庭以及自己的认识更清楚了，促使他进一步的觉醒：“这个家庭，我不能再住下去!”从此，觉慧的反抗更加坚决和激烈了。他支持觉民反抗到底，给弟妹们创出一条新路，并且信心十足地宣告：“爷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觉慧的反抗性格衣斗争中明显的发展了。如果说，觉新在处理他与梅的爱情问题(他服从了封建家长，牺牲了自己和梅)时，还能以眼泪和诉苦求得觉慧的同情的话，那么到了处理觉民婚事的时候，他再以眼泪和诉苦来软化觉慧(让他交出觉民，停止逃婚斗争)的时候，不仅丝毫不能唤起觉慧的“手足之情”，反而增加了觉慧对大哥的痛恨。妥协投降和反抗斗争的截然不同的道路，把觉新和觉慧兄弟二人完全置于对立的地位了。至此，觉慧的叛逆性格已最后形成。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家"是一天天地往衰落的路上走了，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挽救它的即将崩溃的颓势。于是，他选择“出走”的道路和“家”作最后的决裂了。

　　当然，在充分肯定觉慧的反封建思想的同时，也应客观地指出他思想上的某些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反封建的思想基础没有超出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范围。他信奉屠格涅夫的哲学：“爱情的热望，幸福的热望，除此而外再没有什么了。”他不止一次地重复着：“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这不难看出，觉慧反抗的目的，就在于为了个人的幸福。此外，《家》里带有一定程度的感伤情绪。这种感伤情绪，一方面表现了对被迫害者的同情的惋惜，同时也是对高家崩溃的惋惜。这一点，在反封建战士觉慧身上也有表现。

　　巴金在谈到《家》的创作意图时曾经说过：“我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的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这个叛徒就是觉慧，他是作品中最重要的正面人物形象，令作品首先突出了觉慧性格的反抗性，即对封建礼教制度和封建大家庭的大胆反抗。

　　在文章中，觉新同觉慧的对比非常强烈。他们性格上的不同，思想境界上的差异，在作品的对比描写中看得清清楚楚，给人以突出的感觉，兄弟三个在读报纸的时候，生动地比出了觉新和觉慧思想境界上的差别。觉新与他的两个兄弟一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新青年》、《每周评论》，《家》里有这样一段话[4]“这些刊物里面一个一个的字像火星一样地点燃了他们弟兄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他们三个人，使他们并不经过长期的思索就信服了。”然而，受封建伦理道德毒害过深的觉新，信服新的思想却不能摆脱旧的思想体系，依旧过着旧式的生活。觉慧则不但接受了新的思想，而且迈入了五四运动带来的新世界。他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之中，反抗旧军阀的迫害；他写文章，办刊物，抨击旧礼教、旧制度，为了一个大目标而奋斗着。

　　对封建家长制的高压和专制，觉慧和觉新的态度也完全不同，觉新是顺受，服从，委曲求全；觉慧则是奋争，自强，不农他人埋布．而觉慧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觉慧激怒了高老太爷，便被禁锢了起来。高老太爷责令觉新看管住觉慧，不准他走出家门。觉慧藐视爷爷的权威，冲破无理的禁锢，重新投入到学生运动中去。当他意外地出现在觉新的事务所又恰恰碰上老太爷也来事务所时，作者用鲜明的对比，写了这兄弟两人的两段对话。一个是担心爷爷怪罪，一个是毫无顾忌。一个是战战兢兢，怕得语不成调；一个是若无其事，泰然处之。

　　高老太爷死时，高家的长辈们还要借助这具僵尸尚存的余威来加害瑞珏。在这场险恶的迫害面前，觉新的顺从、屈服和懦弱与觉慧的坚定、果敢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作者写向钱梅芬的遗体告别的场面时，也把觉新和觉慧作了对比。同是站在梅的灵柩前，《家》里描述[4]觉慧“他不哭，也没有悲哀。他有的是满腹的愤怒。他的话是用一种交织着爱和恨的声音说出来的：‘一些哭声，一些话，一些眼泪，就把这个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埋葬了。梅表姐，我恨不能把你从棺材里拉出来，让你睁开眼睛看个明白：你是怎样给人杀死的!’”但是觉新后悔，悲伤。他心里想：“……她为了我才到了这个地步，是我害了她的。”“他非常贪婪地看着这张亲爱的脸，他想几分钟以后她的面貌就在他的生活里消失了。他不能够忍受这个思想，他不能够让她消失。他想伸手去揭开她的殓衣殓被，把她从棺材里抱出来，抱着她跑到一个没有人迹的地方去。然而他没有这个勇气。”这对比不单单比出了两个不同的性格，重要的是比出了兄弟两人思想境界的差别。觉慧从梅的死看到的是封建包办婚姻以及整个封建制度的罪恶本质，心里充满了对旧势力和旧制度的仇恨，对被虐杀被残害者的深切同情。他要唤醒死者，唤醒受迫害的人们，去恨，去争，去斗。而觉新直到他心爱的人被夺走了生命，还没有睁开眼睛，认清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他只沉沦在个人的痛苦之中，而把钱梅芬的死归罪于自己。不难看出，旧的封建思想是多么顽固地禁锢着觉新的头脑。

　　曾广灿认为[5]对比不仅可以使对立的人物形象更加突出，性格更加鲜明；而且也可以使相近似的人物有区别，不雷同，逼真感人。高觉慧是高家的叛徒，高觉民也是高家的叛徒，兄弟二人颇为相近，然而谁也不会把觉慧误作觉民。对比的描写，突出了这两个近似人物的个性。以上两例，都属于细节的描写。一个是细致谨慎，彬彬有礼；一个则是不拘小节，不拘礼仪，开放自由。小说通过这生活细节的对比描写，刻画了两兄弟的不同性格特点。

　　作品的主题是以一个家庭为中心来反映现实生活，觉慧的性格也是通过对“家”的反抗斗争而逐步发展的。觉慧这一人物形象在《家》中是必不可少的，他不仅使小说人物形象更丰满真实，也使小说更具有变化的发展的正能量。

　　“觉慧也正是靠着他的‘大胆’才能够逃出那个正在崩溃的家庭，寻找自己的新天地。”然而，这里的“出走”实际上是觉慧“成长”的开始。叶永胜描述[1]“当母亲把我们生下来，那只是诞生了我们的肉体，接着我们又掉进父母意识的子宫里。他们包办我们的选择和思考，强迫我们要这样不要那样，侵占殖民地一样占有着我们的心灵，我们久久在父母意识的牢房里服役。父母永远希望儿女们做他们的替身，他们做儿女们的法则。儿女们就像他们手里玩的木偶。当有一天我们以各种方式终于远离父母，独立面对生存，开始思考那一刻间，我们才真正从父母那里分离出来诞生了，从肉体到精神成了独立的人。”觉慧以“出走”的姿态表明了自己的独立，不再受到权利的压制。这种出走，并不代表着人们所说的“惹不起躲不起”的处事之道，而是人最根本的“自然生存，是现实生存，是为满足生存而产生的自我需要。这就是‘人心’，就是一切‘生知’的源头和动力，就是一切‘德性’的基础和依归。所谓‘生知’，原本于《中庸》，是就人的认知能力而言的；所谓‘德性’原本于理学，是就人的道德修养而言的”。这实际上是“另转方向，别创新途”，这是一条崭新的道路，也许，“在理论层面上它牺牲了主体，但是，在实践层面上它却解放了思想”。试想“假若觉慧根本不受家庭的影响，假若他在家里还能贯彻自己的主张，假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根据觉慧自己的意愿，家里能无条件接受他的主张，那么，家的黑暗、残酷又体现在哪儿呢？”也正是这样一种纯真、强烈的新“人论”、新理想、新作风的思想，才塑造出觉慧这样一个“新我”的诞生。

　　摩罗认为[3]那个可诅咒的时代对于我们这样年龄的青年来说已将遥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高老太爷的阴魂也随之散去。在现在的社会也竟有人有意无意地拾起高老太爷的衣钵，像一群苍蝇，到处“嘤嘤"地飞着。这说明封建的毒素远没有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绝迹。这并非耸人听闻；君不见父母包办婚姻者有之，抛弃“糟糠"之妻或“糟糠"之夫者有之，压制民主者有之，无恶不作的纨祷子弟亦有之……凡此种种，不都是封建制度给我们留下的痈疽吗?

　　觉慧正是这样一个正直、热情、果决、锋芒毕露、充满幻想、大胆反抗、勇敢追求，具有真实感和亲切感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者的典型。

　　笔者认为,家族小说中的“叛逆者”代表了新文化、新生力量、是时代的呼唤。“叛逆者”们与传统文化的决绝和缱绻,体现了作家对传统家族文化的两难选择。“叛逆者”们顺应时代要求,离幵家庭,奔向革命,而他们出走之后怎样?走向何方?是“娜拉走后怎样”的延续,依然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和商榷。

　　[1]叶永胜．理性与情感的两难–家族文学的背反叙事心态《东方论坛》[J]，2005年

　　[2]曹书文．现代与传统的有机融合——觉慧形象新论[J]．河南社会科学，2003(1)．

　　[3]摩罗．原罪意识与忏悔意识的起源及宗教学分析[J]．中国文化；2007(25—26)．

　　[4]巴金作品集.巴金著.南海出版公司[J].1999.7月第一版.

　　[5]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下)[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6]巴金.巴金选集.十.谈自己[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