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贸易前景与发展研究

摘 要

如今，国际一流湾区的代表有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从实践经验来看，国际大湾区是全球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战略内核以及引领创新科技发展的旗帜，发挥着引领创新、聚集辐射、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距离“改革开放”（1978）已有40多年，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量居世界前列，尤其是粤港澳地区对外经济贸易的规模和质量走在中国的前沿，并且向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方向发展。利用高度开放的国际贸易来加快湾区经济建设，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本文首先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及现状进行概括分析，然后通过比较分析法对影响湾区经济建设的因素进行分析并与国外一流湾区进行比较。本文以对外贸易发展到湾区经济，再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贸易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对外经贸情况、经济体量、产业格局、创新人才、高新科技、交通枢纽为主要讨论对象，分析其在湾区经济建设中担任何种角色，从而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可协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一流湾区城市群。

湾区经济的成功关键在于产业发达、文化开放、区域协同，根据以上方向采取归纳总结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现状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1）大湾区城市群之间的经济体量相差较大，分成三个等级档位。2）大湾区内各城市具有各自优势产业，但城市群之间的产业联系呈现“东频西静”的局势。3）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群体依靠港澳海外等高端人才的引进，但制度与法制的局限使得创新人才不易于发挥自身优势。4）中心城市之间的快速交通主道已通车，港珠澳大桥的通车使得粤港澳三地形成完美的交通连线闭合。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国际贸易；协同发展；产学研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绪论选题背景20世纪80年代有两种主要趋势变化：旧制造业经济的转型与计算机革命的相互交融。世界各地的区域面临着应对巨大经济和机遇挑战，当时世界上的体量靠前的经济体对挑战的共同反应是经济结构调整，通过许多地点和战略考虑，这才有了当前世界上已有成熟的三大湾区经济体——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

科技革命使得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国家利用湾区独有的地理优势，以宜居性、创新性、国际型和开放性为主要特征。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一些国家的沿海湾区吸引资金、人才、货物等要素的输入，将世界各路优质资源汇聚于此并加以整合、重组和创造，因此也就成为人口、城镇和产业集聚的经济核心区。目前已有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三大著名世界湾区，它们依靠自身地理、资源、技术等优势开发本国经济。例如：X硅谷，至今仍然是世界高科技创新技术的研发中心，坐拥Intel、Apple、Google、Facebook、Yahoo等科技公司。在国际地位中发挥着引领科技创新、产业集聚辐射的核心功能，推动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大湾区的空间主体都是以一个国际级别的大都市为中心，以扇形辐射的方式向内陆地区逐级安排配套设施。其大都市的配套条件离不开完善的科技金融体系、优良的社会基础设施、高素质的人文教育资源、众多资源汇聚于此其目的不外乎是致力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008年X次贷危机引起了全球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国家带头以推行去“全球化”的贸易保护来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效果，导致接下来几年全球经济低迷，即便是有新一代通讯科技革命推动着经济增长，也还是缺少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与此同时，港澳与珠三角城市经历了近三十年前店后厂的经贸格局，是为中国引入国际型大湾区概念而做的铺垫。从区域经济合作，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共同发展全方面的对外开放。这不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业整合发展，更多的是引领科技变革和全球经济的领头羊，促使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全球经济产出有利价值。

研究对象“湾区经济”是一个区域经济内的产业集聚活动，从地理上表现为由多个沿港城市围绕相连所形成的滨海湾城市群。沿海地区是一国经济空间分布的重点所在，因此“湾区经济”从沿海地区这一概念进行延伸。相比于传统的沿海城市，“湾区经济”把国际贸易作为贯穿该区域经济的基础，同时根据地势将各类产业配套设施安排于各级区域，使经济资源井然有序且分布均匀地扩展至内陆，从而有效地带动一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九个珠三角城市组成，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8年末总人口已达7000万人。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首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要求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2019年2月，中共中央、xxx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按照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既要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也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对于国际型大湾区的建设，国际贸易是贯穿于整个湾区经济建设之中，包括关税、经济一体化、国际要素流动和国际直接投资等。从进入21世纪开始，国际贸易发展迅速，从先前的货物贸易发展成为国家间的产业输出，延伸出许多跨国公司的出现。根据邓宁的OLI模式——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垄断企业将垄断优势进行内部化并寻找当地的区位优势，国际大湾区几乎具备垄断企业所需的环境。由国际贸易引入的外资企业和外国文化能够促进国内产学研的发展，促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促进国际级大都市的升级，为人民改进生活品质。正是如此，国际贸易为湾区经济提供了充分必要条件，双方带动协同效应共同实现国家战略。

研究意义理论意义在推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区域经济是将点连成面的一个过程，而湾区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其中一种类型，具有城市群经济和沿海经济的叠加效应。通过国外的先行经验可知，湾区经济具有巨大的潜力，在长年累月地布局中可以发展一国的经济，作为增长极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设计一国的湾区经济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对湾区经济的研究也永远不会停止，因为这个概念需要逐步引进至其他国家，共同建立有力度的区域经济。首先，需要明确湾区经济的定义、特点和类型，并且从湾区经济的地理优势进行分析和归类；第二，对现有的国外湾区发展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再结合国情创造出属于本国的国际型大湾区；最后，分析国际贸易在湾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发展特点和未来优势。

现实意义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xxxxxxxx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粤港澳大湾区为了响应“一带一路”的建设并且身处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位置，必须发挥连接中国内陆和国际市场的平台枢纽作用。【13】

对粤港澳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分析，再结合先前30多年的粤港合作经历，粤港澳湾区具备国际型大湾区各大要素的潜力，比如：地理、人文、资金。同时也面临着巨大转型压力、不完全的创新产业分工体系、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以及不完善的三地金融体系。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出口导向型国家，众多产业的上中下游依赖于中国制造，使得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有了质的飞跃，也为大湾区的城市群建提供强有力的背景。在“前厂后店”和“CEPA框架”的基础夯实下，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有助于港澳为代表的国际枢纽站与大陆内腹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强在东南亚区域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继续深化“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倡导全球经济一体化。

文献综述国内相关研究综述“湾区经济”这一概念最早来自于X的旧金山湾区，香港科技大学吴家玮教授是最早将湾区经济引入国内，并提出“香港湾区”概念。我国加入WTO以后经济腾飞，近几年更是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我国学者开始对湾区经济的研究越来越多，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总结国外湾区建设的经验，对湾区经济进行中国化的定义。

申明浩（2017）认为城市设施规划、要素自由流动、产业协同性分工、包容化营商环境是国外三大湾区成功的四大要素【4】。韩永辉等（2018）认为供给侧改革是发达国家典型城市发展的重点之处。中央应注重供给侧创新型管理体系，将过剩的产能进行转型或者转移。在广州建立完整的供给侧管理体系，在区域内发挥核心辐射作用。以供给性改革促进区域内要素活动，推动“大湾区”一体化发展【11】。魏作磊（2018）从国际大湾区的产业结构上观察可得，服务业占主体地位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提高信息技术服务业和公共社会的服务行业是增强广州在大湾区经济中的核心辐射地位【18】。欧小军（2018）认为世界顶级湾区通过顶级大学集群的稳固支持，构建了完好的创新体系，打造成了世界顶级的科学技术创新群集地，并形成了高水准文化聚集现象。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必须加强大学的群集管理，建构高等教育的健康生态系统【15】。

根据粤港澳三地的独特政治经济结构，探讨分析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如何自上而下地规划城市群建设，促使湾区经济的协同发展。

韩永辉等（2018）提出顶层设计的对策和建议，以自贸区作为主要实验；要素流动管理层面，促进高级要素之间的汇集；大湾区均衡协同发展方面，注重分工配合的融合【17】。蔡赤萌（2017）发现大湾区建设过程中还不能掌握区域之间协调的规律，无法使用产业间的协同作用【6】。欧时新（2018）认为，当前全球局势混乱，应建立强有力的经济体以低档风险；开启粤港澳经济体的建设项目，协调区域内的产业分工【14】。辜胜阻等（2018）认为粤港澳三地应建立要素自由流动的通道，协同推进创新能力的提升【13】。韩宝成等（2019）认为，坚持三个增长极之间的协同与创新，要聚焦人才机制，要冲破体制性的障碍，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活力【20】。陈印政（2019）建立更多的咨询服务机构（第三方服务机构），针对大湾区高新企业建设的需求，提升大湾区城市群发展建设的质量【25】。

基于珠三角地区框架发展成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体，取决于优越的湾区地理位置，规划有效的空间结构开展城市群建设，最终触发增长极的引领效用。

徐放（2019）认为经济空间联系成为影响和改变区域人口规模、产业布局、要素流动及土地开发模式的重要因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依靠地理区位中心集聚，港澳地区与珠三角腹地的经济联系不够紧密，需要加强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重视城市群经济发展中的联动性；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协同治理机制【21】。刘成昆（2017）认为，湾区城市群具有开放性，可以在硬科技和软文化方面带来新思维。通过三个增长极的辐射作用，将开放思维融入到湾区发展【8】。汪行东等（2017）认为大湾区城市群存在分布不均，无法协同发展的状况。可以实行产业多层次平行发展，发挥各自优势以达到产业分工效应【7】。林先扬（2017）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广泛辐射拓展，相应地需要构建网络，进一步提升其综合性的影响力【5】。肖亚红等（2018）认为，香港的实体经济制造业整体转移至广东区域，这就导致了经济溢出效应，不同于广州、深圳拥有双向的辐射效应【12】。蹇令香等（2020）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水平处于中等偏下,科技创新的差异性分布特征制约了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26】。王亚煦（2019）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众创空间在框架设计、运作管理、资源集合方面存在发展瓶颈。政治经济体制有差异，跨境协调机制难以形成；产业融合度不足，同质化现象明显；运营管理专业化程度不高；湾区高校之间缺少利益共享机制和配套政策支持【23】。

建设国际化城市群必将更进一步开放自由经济，从自由经济和湾区经济的视角出发，国际贸易始终贯彻于整个经济发展，是这场战略的基础和纽带。

谭秀杰（2015）认为，为进一步提高“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推广时效，应大力推进自贸区谈合，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加强海上运输相互贯通，改善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并注重金融风险管理的能力【2】。李猛（2018）认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最具动力的经济区域，急需国际标准化的现代经济贸易规则支撑，推进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规范有秩序地发展【9】。肖奎喜（2019）认为，运输、建筑是湾区经济必备的基础能力，就目前来看粤港澳湾区拥有相对较强的基础能力，但科技研发能力不足以与国外湾区相比。需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资金注入研发【24】。马忠新（2017）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度越高，其引领效用就越好。加快区域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搭建要素流动的畅通渠道，展开新的格局—1小时要素流动闭环【3】。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Yang Liao（2018）等认为大湾区可能的科技领域或知识分子领域多数为年轻人集中的技术、教育和医学。为此，必须重点突出关于调查广东省、香港青少年的态度、意见和行动方法【32】。Peter Volberding（2011）认为湾区经济不仅拥有先天地理优势，而且需要有整合性的国家政治经济政策指导，方可驾驭庞大的经济体【30】。Hoerter and Michael Wiseman（1988）认为旧金山海湾地区的发展包括硅谷制造商的竞争战略，旧金山和郊区土地使用管制的演变社区，以及奥克兰重新发展的概念【28】。Makarem, Naji P（2016）认为，旧金山湾区的产业社会结构保持高度互联互通，跨越产业边界连接关系，到2010年，该湾区有一个高度互联互通的中央商业-公民组织——湾区理事会独立于国会地管理湾区经济【31】。Walker .R（2001）旧金山湾区的产业分工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旧金山湾区的制造行业向湾区腹地转移的趋势【29】。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研究目标在2016年印发的《加快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中表示把珠三角九座城市和香港、澳门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当前应以“9+2”城市群经济为基础打造宜居宜业的国际化湾区城市群。本文从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结构和XX的顶层设计视角出发，针对湾区经济的国际贸易发展进行研究，找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障碍和问题，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研究内容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前店后厂”和CEPA协议为基础进行研究。先对国外大湾区发展经验进行归纳并对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状况进行总结概括，然后通过比较分析影响湾区经济建设的因素，最后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国际贸易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研究方法归纳总结法通过查询相关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阅读整理，最后归纳总结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状况和存在的影响因素。

案例研究法对其他大湾区发展的成功案例进行分析；对其他大湾区的建设方法进行分析。从这两种分析中研究适用于我国湾区经济发展的方法与建议。

比较分析法分别比较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贸易的发展与其他大湾区的国际贸易发展不同之处，在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化大环境，从而提出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贸易发展建设的战略对策。

主要理论基础湾区是由湾岸和相邻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大湾区城市群是指沿着湾岸一带分布的由城镇组成的群体，先天拥有独天得厚的海外经商口岸和延伸内腹地区的对接口，由此延伸出的区域经济形态称“湾区经济”。湾区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具备极强的区域竞争力，可以把湾区当作是独立于国家的一个经济体，它受制于国家而又异于国内其他城市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湾区经济的本质是，围绕湾区分布的城市群依靠便利的交通设施和现代化的信息技术，通过产业分工的方式，形成一个多元化元素交互贯穿的区域经济，需建立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体系上，过程是减少城市与城市、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经济层面的差距。

关税同盟理论关税同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理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会给两个经济体之间造成社会效率低效运转、更高的交易成本、削减国民的福利效应。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都是建立在遵守各国法制基础前提下，最大力度的提高商品与要素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降低生产的机会成本。

关税同盟理论立足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国际分工。“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则是关税同盟理论中对于资源配置的两种影响，若两国成为关税同盟的成员国，本国的高成本生产可由盟国的低成本生产所替代，则产生“贸易创造”效应；本国由结盟前的低成本生产进口，被结盟后的高成本生产进口所替代，带来生产成本的上升，则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关税同盟利用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国民福利效应。壁垒的打破，促使地区之间厂商的竞争，带动产品创新效应，最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区域经济的增长。

外部规模经济理论外部规模经济理论是一种经济外部性表现，相比于内部规模经济以提高自身企业的生产规模来降低单位成本，外部规模经济注重聚集经济效应，以降低整个行业的生产成本为目标，带动地区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如今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结构逐步定型，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拥有省级试验室，在广州和深圳拥有高新科技产业园，为大湾区各类产业提供集聚效应，行业规模的扩大可以引起地区厂商的规模收益递增。若区域性的影响力十足，拥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则可改变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经济的增长通常是单个核心逐渐向地区呈递减趋势的扩散，是一个推动型单位通过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与其他部门进行联系，由局部带动整体的非均衡经济发展。增长极对地区总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有区位优势、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自身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规模，对区域内的其他经济体也起到支配和扩散的效应。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关于国际生产的统一的、综合的理论，由英国邓宁提出。认为企业从事国际直接投资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企业必须同时兼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才能从事有利的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打造世界级湾区城市群更能为海外企业提供区位优势条件，引入国际资本、技术、管理经验。

根据图3-1 2018年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可知：201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05,008（亿人民币），其中进口总额为140,880（亿人民币）占46%，出口总额164,128（亿人民币）占54%。就2018年的数据上分析，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我国依旧保持贸易顺差局势，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能够保持主导地位。

　　根据图3-2 2018年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可知：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7918（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为5250（亿美元）占66%，出口总额为2668（亿美元）占34%。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相比货物进出口总额，处于贸易逆差局势，输入大于输出。服务贸易属于第三产业，以高新科技、金融服务等为主，在此方面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在近10年虽有大幅度提升，但是还未有相对明显质的飞越。目前，中国的服务体系还无法达到自给自足，依旧依赖于进口。

经济体量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惠州、肇庆、东莞、中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粤港澳大湾区位于广东省南部位置，也是广东省GDP集聚区域，其中广州、深圳代表全省拿下全国GPD总值排名的前四位，引领全国的经济发展。

　　根据图3-3可以得出：2018年香港国内生产总值为28,429(亿港币)，占珠三角地区国内生产总值35.1%，位于大湾区第一。广州22,859（亿元）占比28.2%、深圳24,221（亿元）占比29.9%与香港共处“9+2”城市群第一阶梯；佛山9,935（亿元）占比12.3%、东莞8,278（亿元）占比10.2%可视为城市群第二阶梯，根据城市间距离判断，该城市位于两座增长极城市之间，因此所受辐射效果倍增；澳门4403.2（亿澳币）5.4%、惠州4103.0（亿元）5.1%、汕头2512（亿元）3.1%、江门2900（亿元）3.6%、中山3632.7（亿元）4.5%、肇庆2201.8（亿元）2.7%、珠海2914.7（亿元）3.6%可视为城市群第三阶梯。

从各地GDP体量和地理位置上观察，可以明显发现距离是增长极辐射作用的影响因素，身处广州、深圳、香港增长极城市沿线地区的GDP呈逐级递减的下降趋势。作为下降的对立面来看，我们可以将阶梯形式的分化视为产业集聚的辐射作用，增长极带动周边环境的发展。由此可见，在全国范围内粤港澳大湾区可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增长极带动中国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占比在逐渐提高。根据图3-4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第三产业占比可知，广州、深圳第三产业的占比依旧遥遥领先与其余大湾区城市，第二阶梯城市（东莞、佛山）与第三阶梯城市之间有明显的差距。总体趋势上，作为增长极的城市是率先进入服务经济阶段，为拉动其他城市的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做好十足的准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的产业生产体系俱全，制造业较为突出并以新兴科技产业作为主导发展，拥有中国“硅谷”的旗号。从地理分工上观察，珠三角地区西部以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优势产业，东部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优势产业。随着产业转型不断深入，大湾区西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型为具有服务意识型的服务行业，表现为以配套运输、贴牌生产、全栈式代工生产为主的第三方服务。大湾区东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保持着高新科技的不断输出，同时衍生出物联网和展会行业等的现代科技型服务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并且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

创新人才粤港澳地区向全国乃至全球地区招贤纳士，2012年将三大自贸区（前海、南沙、横琴）列为人才管理试验田，加大创新人才的建设规模。中央于2016年发布的《关于促进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才发展的意见》，XX从大学生自主创业、社区服务、XX管理创新三个方面出发并提出政策改进，其中包括出入境签注、知识产业保护、创新创业激励政策等亮点政策与举措，其目的是为了鼓励高层次人才的留存。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独特的“9+2”城市结构，相比于世界三大湾区，我们的人才要素发展不均衡，表现为：人才类型、企业规模、政策机制、流动便利等不协同的因素，其原因来自于粤港澳三地所具有不同的关税和法律制度。1）缺乏国际化人才。造就旧金山大湾区的核心是硅谷多元文化的人才集聚，而深圳的常住外籍专家为2万多人，仅占常住人口的1‰，相比之下我国的科技创新团队规模不如国外的三大湾区。2）引育人才的平台不完善。粤港澳大湾区中尚无世界百强大学，仅有两所“958工程”院校且科研水平与北京、上海、江浙等地的高等学府差距较大。广东省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建设规模不足江苏的1/3，且毕业企业数量也不足江苏的2/3。3）国际人才流动与合作机制不畅。由于三地政策影响，人才流动渠道尚未彻底全面贯通，依旧存在发展瓶颈。两地执业资格的认证存在壁垒，使得企业业务合作出现障碍。

香港拥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强大的科研能力，但是经济体制和地理空间的限度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产业空心化现象，在香港的科创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不占地区优势，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也偏低。相比之下，深圳拥有计算机通讯和互联网的科创龙头企业（华为、腾讯），在科研、应用等方面都具有强大的自身优势和高程度的成果转化率，但是缺少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瓶颈的突破性和创新可持续性不足。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创新人才局势处于互补互势，还是以企业—高校之间的自主合作为主导，但是缺乏合理有效的机制以促进深层次的合作。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大湾区当前的高等教育体系不能满足创新就业市场需求，无法培养出可自主创业型优秀人才，缺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同时，大湾区人才引进政策依旧不够完善，导致湾区区域内的高层次人才“引不进、留不住、提不高”。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历程前店后厂——加工制造业阶段

粤港澳合作起步阶段是在1978年-1997年，香港拥有绝佳的港口通商位置和早期资本的积累，使得经济蓬勃增长。同时，劳动力和土地的成本也飞速上升，香港本地的制造业失去了原有的比较优势，导致企业不能在当地进行低劳动成本的制造业生产。在这一阶段，由于香港还未回归祖国大陆，从经济体制和政策上来说，香港和珠三角地区属于两个不同的经济体，两者的贸易合作属于国际间贸易。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设立，为当时的中国经济打开了一扇大门，香港的制造产业也因此得到了地理位置转移的机会，许多港资企业开始将生产部分向深圳、东莞等地区。

广东属于中国南部沿海区域，一直以“边境”地位定义，当年的广东没有获得更多的计划经济支持，工业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远低于当时的以重工业为生产核心的东三省。从需求层面来看，广东地区对资本的渴望成为如今经济腾飞的关键因素。结合资本需求、优质地理位置、国际（香港）文化毗邻，香港产业的内陆转移作为增长极辐射广东珠三角地区，为广东省今后的发展奠定强有力的基础。香港制造业的转移促使了港澳地区与广东的产业分工合作，广东提供生产的垂直产业链分工为香港制造业降低制造成本，促成了“前店后厂”合作模式。珠三角地区充裕的生产要素与香港完善的金融架构相互结合，使得该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为下一阶段合作夯实物质与经济基础。

在这一粤港澳合作阶段，由于香港、澳门还未回归祖国，XX还未有针对于经济合作方面的政策，国家对于粤港澳的合作还未有清晰、长远的战略目标。港澳回归前的经济合作动力机制主要是来自于港澳企业的过剩资本以及对剩余利润的追求，是建立在香港已有成熟的国际商业网络，拥有产品研发、市场营销、财务管理、运营管理等职能。广东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和土地成本优势，可以由私人资本为主导的合作。

CEPA——引入服务贸易自由化概念在没有中央XX的有效制度和顶层设计前提下，“前厂后店”的合作模式很快就陷入发展瓶颈，比如国际要素之间的流动受到限制，制造规模没有扩大的空间。再加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港资企业向大陆投资减缓，香港经济对广东的辐射能力减弱。这种“自下而上”的私人资本合作模式，略显乏力，名存实亡。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紧接着澳门也相继回归祖国大陆。中央开始着手港澳与大陆之间的经济合作，但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遇到诸多问题有：1）经济制度，两地的经济体制不同，要素之间的流动成本较大；2）金融领域，两地的金融能力相差甚远，内地的金融体制不健全无法与港澳金融达到相同的市场准入标准，阻碍两地合作向更高层次的发展；3）亚洲金融危机（1997）和SARS病毒危机（2003）使得香港经济遭到严重伤害，经济合作趋势减缓；4）随着香港制造业的转移，香港房地产市场逐步扩大，导致产业空心化。无实业GDP产值的产出，反应出泡沫经济正主导着香港经济，造成资本市场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是内地和香港双方决定签署的框架性协议。其目的是加强两者之间的经贸合作，共同发展。从顶层设计方向来看，CEPA协议的签订有利于消除三地之间的贸易壁垒，为两地的投资打开更加便捷的通道。自从CEPA签订以后，由于香港自身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并没有呈现出香港单方面辐射珠三角经济的情况，更多的是引入技术、管理等知识，引入开放的市场制度和经济政策，并加以珠三角自身的整体发展。最终呈现出，以广州、深圳为增长极的城市群发展模式，辐射大湾区沿线城市。这是一个相当长久的过程，为下一阶段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现实基础。

　　港珠澳大桥——打造国际型城市群经济为了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解除关税壁垒、贯通要素流动、建立完善的金融网络体系，在制度层面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区域影响力，可以帮助我国加入全球化治理建设的队伍中并且起到主导作用。

从大湾区的顶层设计来看，不仅要使粤港澳湾区的服务贸易自由化，而且要对要素市场进行开放化建设。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最大程度地达到资源优化分配和国际分工。以往的形势是以广州、深圳、香港为增长极辐射周边城市，这种传统的中心地结构的城市群建设并不适用与大湾区高开放度的城市经济体系建设。核心城市较为突出，城市群内部的发展却差异较大，除了宏观层面的合作之外还有微观层面的竞争矛盾，多核发展可以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形势，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以城际之间划分不是未来，城际连城一片才是未来。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贸易特征粤港澳三地“关税同盟”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经济体通过达成某些协议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合作组织。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有五种形式，即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贸易保护无疑是对世界福利的损害，从实践经历来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贸易自由化在消除贸易壁垒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目前全球经济出现两种重大发展趋势，一是以优惠合作性的贸易协定为宗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二是多边贸易推动下的自由经济贸易。但是，这种以区域合作的经济一体化，能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会对区域外的经济体具有排他性和歧视性。

　粤港澳三地税收制度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拥有独特之处，具体表现在：一个国家、两个制度、三个法制和三种货币，在行政体系、经济体系、法律体系上，在市场开放度、经济自由度、社会福利水平方面，都存在不同的差异。1）大陆与港澳税制结构不同。2）税务的管制权不明3）珠三角区域性征税政策冲突。由于我国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高度集中，而珠三角从属广东省，地方XX的税收调节职能得到限制。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战略加大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但自身区域的税收政策滞后于经济发展，缺乏区域特点的税收政策。

2003年CEPA的签署，此时广东与香港澳门地区逐渐减少进口货物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2008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为广东与香港澳门之间的协作发展提供纲领上的规划。其中，广东地区负责搭建现代工业化体系，香港澳门负责提供高新产业的技术支持，最大力度的改造中国传统老旧的工业化模式，发挥广东自身的优势产业；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的出现，推动深入研究型合作，共创大湾区的未来发展，根据时代发展的变化进行产业研究规划，设计未来的产业发展蓝图。

税收协调是解决困难的合理安排，体现在减少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害税收竞争、消除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共同繁荣发展的瓶颈。从供给侧角度出发，国家刺激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自上而下地进行税收协调，是对实现大湾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粤港澳三地实现“共同市场”共同市场是指协议内的合作国家不仅实现了贸易的自由往来，统一向协议以外的国家设立关税，而且实现各要素自由的流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意味着国际间贸易的自由不局限在农业与制造业，更多的是为对方提供通讯、询问、人力资源等服务；资本在共同市场内自由运作；劳动力可以在共同市场内自由求职。共同市场内需要实施统一制度，如：间接税、技术要求标准、金融管理法规、文凭等。

粤港澳三地实属同一国家，但经济制度和法制的不同使得三地需要实现区域市场经济的整合，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整合：

国际航运、国际物流方面的整合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以珠三角区域为发展核心地，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担当重要身份，拥有货物吞吐量位极高的港口（广州、深圳）和国际航运中心（香港）。其航空方面的枢纽系统具有国际影响力，并且配合齐全的综合型运输体系。

提升国际影响力–港口群

继续发挥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支持香港发展船舶借贷、船舶调度管理及完善海事法律、海事保险等海上运输服务业，始终作为珠三角地区关于海上运输服务的辐射极。完善内地的内核巷道与疏港铁路、公路等速运网络，进一步提升港口、巷道等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形成完整的物流配套服务体系。

建设全球大型机场群。香港的航空枢纽中心排行世界前列，可以担任航空运输管理的训练基地，专门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该方面的管理能力。其目标是提升广深两大增长极机场的国际枢纽影响力，尽可能扩大珠澳的机场规模，最终提高粤港澳大湾区的航空运输发展空间。

构建粤港澳湾区的快速交通网络

如图所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已有4条快速交通通道，分别为红色圈①②③④。红圈③南沙大桥于2019年通车，其目的是为了缓解虎门大桥常年交通拥堵的情况，为深圳、中山增添新的跨江大桥以促进珠三角城市间要素的流动。各类要素得到便利的流动，方可实现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夯实硬件基础。红圈④港珠澳大桥于2018年10月通车，实现了珠海、澳门地区与香港地区之间的交互式联系，其价值意义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大湾区夯实了硬核基础。作为联结粤港澳三地的跨海大桥，它促进了货物流动、人才流动、现金流动、科技流动等要素的产业分工，建设具有国际人才号召力的大湾区城市群。黑圈⑤深中通道预计2024年建成通车，即将是中国第二个世界级别的跨海大桥项目工程，极大程度地缩小了中山、珠海地区与深圳地区之间的路程，深入强化区域内的交通网络化建设，构建湾区城市群快速通道。

国际航运和国际物流的整合，以快速交通网络（城际铁路、高速道路等）与航运枢纽中心为主体，搭建粤港澳湾区经济发展海岸线，促使核心城市间的便捷交互，扩大产业分工规模形成网络化空间布局。网络化的布局有利于促进研发与加工之间的高效配合，提高国际竞争力，辐射区域经济水平。

产业集群间的协同发展从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格局来看，已经不再是以产业链为架构，而是以产业网络布局。科技要有突破性的创新，不应只是强调增长极城市的辐射力度，而是注重分工城市间的产业链合作。建设世界一流湾区城市群的重点，是以增长极的协同发展推动区域内产业一体化。大湾区城市之间需要通过广深港三个增长极的协同创新，以激发城市的发展活力。

当前，随着城市群体系建设进程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分工较为完备。香港继续发挥金融中心的优势，强化货币业务枢纽和国际资产运作的功能；广州发挥好珠三角核心地理位置，协同周边产业的无缝衔接和生产，强化周边区域的产业辐射能力，加大南沙新区在贸易中心城市方面的建设力度；深圳主导科创研发道路，孵化新兴科创企业，引领科创企业从“0到1”的过程，再将新兴产品从“1到1000” 无限地放大，尤其是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产业化、市场化发展。

制造产业分工合作以配套服务和产业分工为重点，建立现代化综合型制造中心。产业链分工是属于同一产品不同环节上的分工，关联性更强，是生产不同环节、工序甚至模块上的分工合作。分工架构分为三层，首层以港澳技术创新为指引，二层以广深创新研发与运营为执行中心，三层以佛山、东莞、惠州等为高端制造中心，落实智能制造工程、引导合理分工。广佛肇以食品加工、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轻工领域为主；珠中江以装备制造、家电、五金加工、纺织服务等重工领域为主；深莞惠以3C产品制造、生物医药、港口物流等高新领域为主。加快粤港澳大湾区转筒优势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全面改造家电、纺织、建材等重点轻工行业，采用“物联网”、“机器人应用”等模式，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有机械替代，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使传统的加工制造环节向设计和营销两端延伸拓展。推动建材、石化、五金、印染等重工传统制造业的绿色改造升级，构建绿色供应链。

服务配套产业合作注意产业链内的产业空隙，加强产业间服务配套功能作用，通过完备的服务体系协助区域内的产业转型升级。各增长极城市发展自身专业领域的服务产业，构建现代化服务业体系实现资源合理配套，以专业顾问的性质为全国、亚太地区以及全球提供专业化质询服务，打造世界级现代服务业基地。以会议展览、文化创意、航运物流、金融服务、专业服务为重点。

以推动粤港澳国际金融业为例，支持深圳成为国际化金融创新中心，将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占据时代发展的主航道；加大广州对金融市场升级的力度，完善多领域货品市场的协同，深入加强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发挥澳门具有与葡语系国家进行经贸合作的能力优势，促进澳门建设货币（人民币）结算中心，发展澳门展览业并承接葡语系国家的海外分销环节；而香港需建设货币（人民币）定价中心，为人民币提供稳定的定价机制。拥有硬核的产业基础和科技创新之外，还需强化法律服务、会计审计、知识产权、管理咨询，大力推进粤港澳展览业的融合发展，增强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大专业服务行业的广度和深度。

产学研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超一流的经济湾区，必须拥有先进制造业、现代化服务业和高新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来引导全球先进水平的经济增长极。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等方面都是对产学研一体化有强烈的内在需求。

聚焦人才机制，加快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人才高地”。目前，大湾区需要研究型人才，体现在产业升级转型和综合性科学技术创新方面。此外，还必须建设人才研究工程，根据时代发展的不同需求对未来人才的培养进行研究与规划。目前，大湾区已有一定的产业规模，产业转型升级正在进行，需要引进更多知识型外籍人才提供更多产业转型经验。引进外籍人才过程，需建立制定一个科学、务实、完善的机制，同时建立科技型移民系统，为外籍人才提供可靠的移民政策，增大大湾区对人才的吸引力度。高校群体方面，XX应顺应市场需求，开设XXX创新型学科专业，同时寻求国际知名高校合作办学，建立国际化、高质量的大湾区高校集群；开启跨国界的高校转学升学的认证机制，构建跨区域的人才交流高地和平台（不受学籍阻碍），提高大湾区内高校群体之间的交流意识，高效转化科研成果率。以时代问题为导向、多学科融合、培养超前的思维研究方式，趋向于发展复合型创新人才。

提倡开放化的体制机制，提高产学研一体化的创造活力。制度与技术是不可分离的，在创新的过程中技术引导制度，制度为技术提供坚实后盾。在这一体化过程中需加强不同体制之间的制度融合，城市群之间建立高效的沟通体系，减少体制机制的壁垒。加大区域协同创新体制设计力度，推进投资便利化，制定统一标准的市场准入机制，有利于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三地法律制度的不同，可建议设立跨区域的法律服务组织和机构，如：跨境商事仲裁、粤港澳版权注册等，保护创新创业者的知识产权以提高激发产学研主体的创新创业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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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表附1 1990年~2017年经济指标数据，《中国统计年鉴》

表附2 2012年~2017年珠三角地区各城市GDP，《中国统计年鉴》

表附3 2014年~2018年全国对外贸易基本情况，《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