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市丰南区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及治理对策

　　摘要：我国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城镇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农村生态环境这一短板。唐山市丰南区作为唐山工业发展的重要区域，农村长期存在着由生活垃圾处理、农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等造成的环境破环问题，影响村民健康、破坏村容村貌、制约农村的发展，农村生态环境亟需改善。丰南区XX自2009年以来不断加大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力度，探索出了环卫市场化治理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需要进一步。本文在社区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论基础下，通过协商合作、协同互动、协作共建等来建立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认同，形成XX、企业和村民多方治理的模式。

　　关键词：农村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环卫市场化运作

　　研究该课题的依据在于根据国家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要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目标，以农村垃圾厕所粪污生活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质量，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要充分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尤其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环境与城市相比遭到严重忽视，造成农村环境污染严重。

　　研究本课题的理论意义在于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找到适合农村环境治理方法。使农民提高环保意识，积极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规范企业排污行为，促进其与XX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改善环境。本课题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分析唐山市丰南区农村的环境问题及原因，试图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环境护保意识和参与意识，加强XX环保体系建设，形成多中心治理模式，有效改善农村环境。

　　国内对本课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研究历史不长,但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首先，国内学者认为农村日常生活垃圾、生活废弃物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学者杨荣金和李铁松(2006)提出了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三级分化，第一级分化农村生活垃圾成分的分类收集与处理；第二次分化将规模较大和成分较单一的垃圾进行专门处理；第三次分化根据有机垃圾的特点进行针对性处理。[1]这一次措施使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中垃圾中转站运行花费高，垃圾再利用率低，处理难度大等问题给予了良好的改善建议。其次，国内学者认为农村在种植业的化肥农药、塑料地膜和养殖业的粪便问题广泛存在。张红霞(2014)认为由于农药化肥农膜的大量应用，中国1.5亿亩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土壤更重能力对化肥、农药的依赖性增大，在农业耕种过程中大量的农药使用造成农作物药物残留问题，农产品质量下降。[2]学者姜文静认为，大力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一是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二是加强规模养殖小区建设，推进有机化肥替代化肥、畜禽粪污处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废弃农膜回收、病虫害绿色防控。三是建立农业物资信息化监管制度，强化对农药、肥料、饲料等农业物资的质量安全管理。[3]最后，城市垃圾和工业污染是农村环境污染又一重要原因。学者杨蕾和贾彬(2013)认为，由于农村的地价和劳动力低廉等原因，一些郊区的农村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已经成为城市生活垃圾及污染企业工业三废的排放地，严重的污染了农村的空气和水源。[4]针对这一问题学者曾秋红认为工厂要合理布局，改进生产技术。采用先进的机器和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气，废水和废渣的产生。学者徐佳慧的观点认为，还要建立健全农村居民环境权益诉求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和以XX为主导，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5]

　　国外研究认为有些国家的农村环境污染主要是因为农村垃圾，如Robert认为X每年大约有120-140亿吨的固体废弃物，其中城市固体垃圾约占3%，剩下的都是农村垃圾。[6]X农村环境问题还有因大规模开荒造成的土壤流失、对化学药剂过分依赖、不恰当的灌概以及不科学的施肥等，如Swanson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干旱和不恰当的大规模开荒造成沙尘暴肆虐X中部大平原，同时一些不恰当的灌溉与化肥施用方式导致土地质量退化现象严重。[7]国外关于环境治理的法律体系较为重视，相比于我国环保法律成熟较早。如日本生态农业的提出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重点是为减少农田盐碱化、农业面源污染(农药、化肥)、提高农产品品质安全和减少“石油农业”给人们生活质量带来不良影响，并制定了立法。再如韩国的垃圾分类处理制度，从1986年《废弃物管理法》到2006年，相继出台了多部关于食品垃圾运输、分类、减量化和循环利用的条例。其次，国外较为重视NGO和公众参与的作用。如X的社区环境治理，再如日本的农户参与机制。学者史磊(2017)提到1790年，日本内阁会议对《公害对策基本法》进行讨论并修改，农户参与开始成为环境法准则之一。在接下来颁布的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中进一步明确了农户参与准测。[8]国外环境治理有公众的广泛参与，而相比于国内，我国也开始注意公众参与在环境治理等各方面的作用。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通过分析唐山市丰南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原因进而从XX、企业和村民的角度提出治理对策，共同治理农村生态环境。

　　在本论文写作中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程序与方法。通过图书和网上查阅国内外有关农村环境治理的文献资料、收集地方XX网站每年工作报告中的相关数据等方法，为本论文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国内外研究动态的掌握，研究问题的提出等。同时借鉴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写成了本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基础框架。并通过对我国不同地方的农村环境治理的成功案例进行对比、国内外治理情况对比，提出对解决丰南区农村环境治理有效的解决措施。

　　2.1.1农村环境

　　农村环境是指以农村居民为中心，在长期改造和利用自然环境过程中形成的自然与社会关系总和。广义的农村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具体划分为气候环境、水土环境、地域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农村环境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本文所讲的是狭义的农村环境问题，是指与村民日常活动息息相关的，在农村居民从事日常生活和从事农业、工业等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呈现出易破环不易恢复、类型多样且复杂的特点。农村环境污染不仅严重影响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状况，而且制约农业生产和工业的发展，因此治理农村环境问题是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2.1.2环境治理

　　关于“治理”定义的界定，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解释，其中全球治理委员会下的定义被公认为最具权威性的定义，其认为：公共机关、个人、企业等机构在管理事务中所采取各种不同方式的总和。治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单一的一台政策或一套规章制度，它是调和多方矛盾、协调各方利益的持续的过程。治理不同于统治，统治的过程是控制和支配，而治理的基础是协调。统治的主体是掌握权力的个人或机构，而治理的主体不仅仅限制在国家、XX部门，个人和企业等组织均可以成为治理的主体。环境治理是指人类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持续利用中，环境资源的利用者们制定相关政策来维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行使权力使得环境绩效、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达到最大化。[9]本文所谈农村环境治理不仅仅是环境资源的利用者通过政策和权力的行使来治理环境，而是XX及其相关部门通过完善相关法规、制定政策等方式引导和支持其他治理主体，村民通过提高自身素质、约束自身行为，企业通过技术升级等方式联合行动，充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作用，从而达到治理农村环境的目标。

　　2.1.3环卫市场化运作

　　“环卫”可简单解释为环境和卫生。牛冬杰认为：环境卫生包括城市街巷、道路、公共场所、水域等区域的环境整治，城市垃圾、粪便等生活废弃物的收集、清除运输、中转、处理、处置、综合利用，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建设等。[10]20世纪80年代中期“环卫市场化”在我国逐渐兴起，1984年在深圳成立了第一家环卫企业；20世纪末21世纪初，北京和上海率先进行改革。环卫市场化的目标在于转变XX职能、简政放权，理顺XX和市场的关系，形成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环卫市场环境，完善对环卫市场的监督机制。环境市场化改革以城市为主，本文所讲的环卫市场化是对农村环境进行改革，是治理农村环境中XX与环卫企业、环卫企业与村民形成的相互关系。XX对环卫企业承担监管职责，提供的专项治理资金，考核环卫企业环境卫生清理成效。

　　2.2.1社区治理理论

　　“社区治理”最早可追溯到工业革命时代在发达国家兴起。库依曼认为社区治理是“为应对世界和社会环境快速发展变化的复杂多样，在社区中XX机构、社区自治部门、非XX组织、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居民协调彼此关系，共同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11]胡钦森认为“社区治理是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的灵魂性工作，是地方区域对更大范围内的治理进行支持与联系的重要环节。”[12]20世纪90年代逐渐在我国学术领域兴起，起初对社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方面。在我国社区治理被定义为一种有共同的目标支持的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活动或管理机制。目前，我国学术界将社区治理模式分为XX主导型、XX推动与社区自治结合型、社区主导与XX支持的自治型社区。社区治理是由XX、社区单位以及居民在内的主体共同合作，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过程。社区治理理论对农村环境治理的意义就在于从农村社区出发，以XX为支撑，实现人与环境的长久发展。

　　2.2.2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1951年，其最早由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迈克尔•博兰尼应用于经济领域。其后奥斯特罗姆为解决公共事务管理中存在的国有化和私有化两个极端问题，在经过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之后提出了“多中心理论”，找到了介于XX和市场之间的中间道路，形成了新的治理方式，打破了以XX或市场为单一中心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使XX不再是单一的治理主体，在公共事务管理中，XX可以是多中心治理主体之一。使公共机关、社会、市场等主体可以为了相同的目标，形成合作或者竞争的关系，共同处理公共事务，为公民提供更多选择和更好的服务。在治理农村环境污染中，多中心治理理论可以发挥多中心集体优势，转变XX职能，减轻XX压力。通过XX政策制度的引导、资金的支持，市场的介入和非XX组织协商合作共同形成合作型的治理模式。

　　3.1.1农村日常生活垃圾治理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均收入不断增加，但是，村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日常生活垃圾也越来越多。农村长期无规矩的生活习惯使得食品包装袋、瓜果厨余、废旧衣物、电池、药品等垃圾不经分类被随意扔掷。塑料、电池、药品等不经分类直接扔弃，污染大片土壤和地下水。村中的“坑”成为村民丢弃、堆积垃圾的首选之地。农村生活垃圾形成了治理-污染-再治理-再污染的恶性循环。2005年以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村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日常生活垃圾也越来越多。丰南区各乡镇积极改造农村面貌，以尖子沽乡为例，2011年，尖子沽乡就开展了农村环境治理行动，通过采取反复播放广播、入村宣讲等形式广泛宣传；明确村干部为第一责任人负责村内环境督导，落实乡村干部捆绑式奖惩机制；强化保洁人员管理，依据表现核定工资。2018年，丰南区XX又投资20万元对全乡9个村的卫生治理重难点区域，尤其是坑塘沟渠周边投放了200个小型垃圾箱，减少了村内垃圾乱堆乱放现象。

　　3.1.2农业、养殖业污染治理

　　村民生活仍依赖传统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中，村民使用化肥、农药、地膜等来辅助农作物生长，由此造成土地肥力下降、水体污染和塑料污染。2017年丰南区XX提出加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支持建立一批废弃农膜回收利用加工企业，逐步形成“农户收集、网点回收、企业加工”的废弃农膜回收利用体系。但是，目前村民还未形成回收农膜、降低农药化肥使用的观念，为增加粮食产量都争相购买和使用化肥农药。所以农业生产污染依然存在。

　　在养殖业中，2016年丰南区畜禽粪便总产量120.4万吨。其中猪70万吨，禽4.5万吨，牛41万吨，羊4.3万吨，皮毛0.1万吨，其它0.5万吨。同时对全区内176个规模养殖场进行了雨污分流、防雨防渗储粪场设施改造和环保减排改造，截至2017年只有10余家养殖场购置了简单的环保设备。但是，传统畜禽养殖使得村民自家养殖难以适应集体养殖模式。

　　3.1.3工业生产污染的治理

　　丰南区承载了唐山重工业的发展，大量陶瓷厂、水泥厂、钢厂、焦化厂等企业选择郊区建厂，这些企业在带动丰南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根据有关采访，有的厂区周围被烟尘包裹，殃及周边的居民家中每天都落满一层黑色的灰尘。有的厂区烟囱里冒出滚滚浓烟，直接排向空中，周围天空显得阴沉压抑，甚至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工业废水不经达标处理随意排放到河流中。土壤和地下水源中含有大量重金属元素，对村民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构成严重威胁。2015年通过近十个月的排查、整治、建档工作，丰南区XX对689家工业企业建立了污染源基本信息和动态管理数据库；检查督导166家存在环境违法问题企业进行了整改，对109家非法生产企业实施了断电停产，对63个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处罚金额共计213.74万元。

　　3.2.1垃圾仍未实现分类处理

　　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行动和村容村貌改造过程中，实现了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的景象，清理了长期堆积的垃圾杂物，投放了垃圾箱，新修的水泥路，同时在村内栽种了绿化。但是，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实质上只起到了治标的作用，而忽视了垃圾治理的实质。在实际村民生活中，垃圾依然存在不分类处理的问题。丰南区XX在小集镇推行垃圾分类试点，但结果并不理想。与韩国相比，其垃圾分类处理制度相当健全。韩国实行法定垃圾袋制度和监督管理体制，为了更好的追踪垃圾投放，韩国一些城市采取了垃圾袋实名制，首尔市XX要求居民在垃圾袋上署明姓名以及门牌号，使得追踪违规者更为容易。[13]而丰南区推行垃圾分类试点首先缺乏有效的法律手段，缺乏健全的法律制度，缺乏硬性规定，难以形成强制性。其次村民长久以来没有形成将垃圾分类的习惯，村民对垃圾分类处理的重要性认识不清，在垃圾分类处理上缺乏自觉性。最后，垃圾分类处理缺乏完整的处理流程和体系，存在大部分垃圾不能及时清运到填埋场、各乡镇长效管理机制还不够完善、垃圾填埋场设置过于简单等一些突出问题。

　　3.2.2农业生产问题亟待解决

　　近些年，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方式也开始逐渐脱离完全依靠畜禽业生活的传统模式。养殖户也改变了以往在自家养殖的方式，转向开办养殖厂的模式。所以，丰南区各村由畜禽粪便产生的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改善。但是，农业是依然是农村生活的根本，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仍存在问题。丰南区XX在农村卫生环境治理上投入巨大，但是在解决村民农业生产所形成的生态破坏问题上缺乏有效的补救政策和措施。由于村民长期过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土地肥力下降，水资源污染以及畜禽养殖造成的污染，XX资金的投入缺乏整体性考虑，忽视了农业和养殖业的转型发展，忽视了技术对农业发展的独特作用，传统的农业、养殖业不能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环境治理难以长效维持。同时XX对已经遭到破坏的生态缺乏治理和补救措施。

　　3.2.3缺乏工业污染的补救措施

　　工业污染对人们及环境产生的是恶劣的深远的影响，引起周围村民的不满情绪。在工业污染治理过程中，丰南区XX有效提出了限期整改、产业升级、关停搬迁等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但是缺乏农村居民环境权益诉求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来平衡村民长期经受污染的心里缺失感。村民是环境污染的实施者，也是工业污染的受害者，环境诉求机制能为公众提供利益保障的渠道，通过环境诉求机制，公众可以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去，辅助XX部门监督违法排污企业。其次，对造成污染的土地和水源缺乏有效的防治措施。XX应采取防止水污染、重金属污染继续扩大的防治措施，缺乏针对企业防治的相关政策和明确的处罚条例，已经造成的工业污染的责任承担人不明确。最后，丰南区是工业重地，工业污染具有广泛性、复杂性，涉及因素众多，污染防治需要从长计议。无论从政策制度还是企业监管、污染防治，或是企业转型升级、关停改造，都缺乏整体的、持续的防治体系。

　　3.2.4环卫市场化存在不足

　　2013年，丰南区初步一黄各庄镇和小集镇为垃圾分类试点镇，采取了物业化管理方式，建立了保洁责任人制度。环卫市场化运作方式是丰南区XX在农村环境卫生治理中的创新之处，符合XX转变职能的要求，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是环卫市场化发展本身不够成熟，XX在实行过程中要不断摸索前进。在资金方面，丰南区下辖14个乡镇，400多个村，所需财政投入巨大，社会力量参与程度低，市场化条件不充分。其次，丰南区实行环卫奖惩制度，制订了达标村标准，对不达标的保洁限期整改直至扣除全部奖金。在实际考核中，物业保洁有漏洞可钻，存在管理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监管方式单一等问题。

　　3.3.1环保体系缺位，XX缺乏有效管理

　　从法律体系来看，相比于国外，瑞士早在1874年就在宪法中规定了环境保护，X日本等国家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完善了环保体系。而我国环保法律体系不完善，以至于使地方XX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的法规不健全；同时丰南区XX环保奖惩政策不明确，难以展现XX威慑力；其次，丰南是工业聚集较多的地区，企业污染种类多，治理难度大，监测需大量人力物力，造成XX监管不力等问题。最后，XX从资金和基础设施上没有满足农村环境治理的基本需要，市场力量介入消极被动，XX依然难以简政放权，同时农村缺乏有力的领导者。

　　3.3.2企业生产缺乏环保自觉性、责任意识和技术支持

　　丰南是工业重地，拥有的企业多为高污染高排放的重工业企业。从工厂自身来说，考虑到自身成本，工业大多布局在靠近农村的郊区，土地价格低、空间大、环境质量要求低，又缺乏XX的有效监管。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来看，不考虑环境这一日益受人关注的因素，有的企业缺乏环保自觉性，拒绝投入使用污染处理设备，不惜以污染环境为代价，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气物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到大气、河流、土壤中，使当地生态环境越来越严重。有的企业则因为缺乏科学技术和资金支持，难以完成转型升级，因此环保生产和达标排放成为企业发展难题。

　　3.3.3村民环境保护意识弱

　　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根本上是因为村民自身环保意识薄弱。虽然农村的经济不断改善，但是传统的生产方式限制农村人口认知水平的提升，村民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生产习惯难以改变，从农民的素质难以掌握科学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农业、畜禽业等生产方式中去，依然以依赖化肥农药粪便增产。很多村民公共环保理念差，依然受“各扫门前雪”思想的影响，只顾自己门前屋内干净，对公共场地的环境不屑一顾，缺乏环保自觉性。村民更多的关注家庭经济收入，对于环境治理意愿关注程度低，表现出环境保护意识弱。

　　XX在农村环境治理中不是“划桨者”而应该当好“掌舵人”的角色。适当的简政放权，将农村环境治理交由市场来管理，通过制度来加强有效的管理和约束。

　　4.1.1完善地方性环保法规、加强监管力度

　　区级XX要完善本区农村环境整治的配套法律法规，从政策到实施再到监管，从奖励到惩罚，从农业到工业，小到村民个人，大到XX机构都要考虑在制度范围之内，形成健全的环保体系，使农村环境治理有法可依。加强环境治理监管力度，对于村内垃圾处理实行“放手”政策，即运用市场化手段，交由社会公众管理，只对其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考核制度，明确考核内容、加强奖惩力度。加强对企业工厂的监管。工业正处于转型阶段，环境治理处于关键时期，XX部门要加强空气质量、水和土壤环境的监测，及时查处违法企业，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惩罚力度，倒逼其加快产业技术升级，自觉维护生态环境。

　　4.1.2建立垃圾分类处理体系

　　丰南区已经形成了“户清、村集、镇运、区处理”的垃圾清理模式，将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分开处理，合理设置建筑垃圾存放场，根据建筑垃圾存放量，定期集中运往沿海工业区造地，变废为宝。但是，将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分开处理还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垃圾分类处理。应该在垃圾的清理环节就形成垃圾分类处理，也就是说，村民在扔垃圾时，有意的将垃圾分为食品垃圾、可回收垃圾、危险垃圾等垃圾分别放入对应垃圾桶，并保持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农村地域广大,交通落后,垃圾的集中收运困难。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后,可就地分化处理掉一部分垃圾,当地无法处理者再集中收运处理,这就减少了的垃圾运输量。[14]在垃圾处理厂直接分类处理，不仅减少处理厂的工作量，而且提高回收垃圾的利用率。

　　4.1.3积极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农村环境治理

　　XX的权力决定XX的资金和精力有限，因此，积极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农村环境治理，发挥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充分利用乡村熟人社区的特殊性，提高农村居民自主治理农村环境的积极性。形成XX公权力和乡村社会权力相得益彰相互监督的农村环境治理局面。[15]丰南区XX建立了“以XX为主导、以村集体为主体、以农民投工投劳为辅助、以社会帮扶为补充”的多元化、多渠道资金投入机制；成立了农村环境卫生专职管理机构，形成了“XX组织、专业保洁、村民自治”的管理格局；同时，各镇乡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配置；各村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与村规民约结合起来，倡导讲究卫生、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培养村民文明意识和习惯养成。形成XX引导，社会公众多方参与的治理模式。XX应统筹全局，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减轻财政压力，灵活采取市场化手段，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农村环境产权市场的调节作用激发排污权交易市场潜力，构建市场机制，促进企业自主参与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积极通过社会媒体宣传有关政策和有力措施，保障各方主体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努力发挥社会力量的潜在作用。

　　4.2.1加快产业升级，实现达标排放

　　合理的工业布局，能充分利用当地地理优势带来经济效益，降低环境污染，相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会给当地的河流空气带来污染。[16]企业应在选址上，充分考虑气候、人居和地理位置，远离村民聚居地。完善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努力改善自身产业结构，自觉遵守国家和地区环保违章制度，做到污染物低排放，购买新的排污处理设备。提升自身产业价值，加快转型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自觉检测工厂排放是否合乎标准，实现达标排放。

　　4.2.2自觉承担社会环保责任、分担环保压力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在自身利益不断增加的同时，应该自觉履行社会义务、承担社会责任。丰南是重工业企业聚集地，企业自身应有责任意识，哪个污染的地区哪个企业就自行承担治理的后果，若每个企业自觉配合XX的工作，为XX分担治理压力，那么治理的效果会十分显著。

　　4.3.1提高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意识对行动具有能动的作用。提高村民环保意识，通过不断宣传环境污染的危害，提醒村民改正错误习惯。加强宣传正确的环保行为，使村民树立社会责任感。宣传方式可以采取每天广播、流动宣传、标语张贴、甚至向村民普及垃圾分类和各种环保知识的教育活动。行动可以强化村民环保意义，使村民养成自觉意识。以村或乡镇为单位举行环保比赛，颁发奖励，以提高村民积极性。使村民从自身做起，从思想和行动上形成自觉，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中去。

　　4.3.2推进农业生产生态化

　　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不仅经济效益低而且严重污染土壤和水资源，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动农业绿色发展。首先农业发展要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推广合理的施肥方法，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和降低污染，大力推广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的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技术。减少农药的使用量，从而降低其带来的污染。[17]引导农民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建设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基地，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规模生态化。[3]鼓励有条件的村民尝试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其次在养殖业上，推动规模化集中养殖，集中处理畜禽粪便，减少粪便的污染区域。

　　4.3.3加强公众参与，实行环境卫生市场化运作

　　真正的参与，应该是公民与公共部门进行充分的交流、协商与合作，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超越小集团利益、个人私利，实现有效的公民参与。[18]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与从村民生存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活动，丰南区推进农村环境卫生管理市场化运作。资金由区、镇主导，村集体和村民共担，确定承包方案，面向社会公开招投标。分工明确，物业公司承包经营，乡镇XX负责督导检查。保洁员实行定人、定段、定标准管理，为保障公众的广泛参与，保洁人员可以从农民中选出，经过培训再上岗。实行明确的奖惩制度，对某段区域内不达标准的清洁人员，物业公司可对其采取惩罚措施，对路段管护好的保洁人员实行奖励政策，激励其工作。

　　参考文献

　　［1］陈秋红、黄鑫.农村环境管理中的XX角色——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54-61.

　　［2］张红霞.农村环境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4，(19):33-34.

　　［3］姜文静.加强农村环境问题综合治理[N].河北日报，2018-2-23(007).

　　［4］杨蕾、贾彬.关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几点思考[J].农业与技术，2013，(2):178-179.

　　［5］徐佳慧.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及对策探析[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7，(06):73-76.

　　［6］RobertGottlieb.Toanupheaval:changesintheUnitedStatesEnvironmentalCampaign[M].2006:105.

　　［7］Swanson.EnvironmentalpolicyimplementationinruralChina:acasestudyofYuhang,Zhejiang[J].EnvironmentalManagement,2007(27):481-491.

　 　[8]史磊、郑珊.日本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农户参与机制及启示[J].世界农业，2017，(9):48-53.

　　［9］栗炼.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13.

　　［10］牛冬杰．市容环境卫生管理[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11］HelenSullivan.Modernization,DemocratizationandCommunityGovernance[J].LocalGovernmentStudies,2001,(27):2.

　　［12］MikeRichardson.CommunityGovernance:Resourcekit[J].ChristchurchCity:ChristchurchCityCouncilPaper,1999,(12):1.

　　［13］刘雅星、郝淑丽.韩国垃圾管理及分类制度对我国的启示[J].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2015，(8):41-44.

　　［14］杨荣金、李铁松.中国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模式探讨——三级分化有效治理农村生活垃圾[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6，(7):82-86.

　　［15］李亮.农村环境治理基层XX责任研究[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6，(4):54-58.

　　［16］曾秋红.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及其治理对策[J].科教导刊(下旬)，2017，(24):145-146.

　　［17］金鑫.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现状及保护对策研究探讨[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3(1):24-25.

　　［18］卢洪友、祁毓.日本的环境治理与XX责任问题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