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
根据统计资料所示，国外学者较早的提出邻避概念，且已取得一定成果。1977年，X学者欧海尔（Micheal O’hare）在《公共政策》发表名为《Not On My Block You Don’t: Facility Siting and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Compensation》。在该文中，他率先提出“Not on my block”的概念。随后，学界对该领域展开深入探究，研究视角极为全面，但随后逐渐呈现统一使用英国记者Emilie Travel livezey提出的NIMBY(Not in my backyard)的趋势。邻避效应亦随即成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重要研究领域。20世纪80、90年代，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包括经济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学等角度，剖析冲突成因并探索解决对策，进入21世纪后，相关研究更是蓬勃发展，笔者以“NIMBY”为关键字检索项，在万方数据NSTL外文文献数据库搜到相关文献626篇，需要注意的是，70%以上的研究成果均由现代学者贡献。不过，学界的主要研究方向产生了变化：首先是结合生态环境改变、政治环境进一步民主化、社交网络渗入生活等社会发展背景下邻避现象的成因；其次是在各国大力开发利用新能源进行生产的环境下，研究对象也转为利用这类能源的邻避设施；最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学者们也倾向通过对比研究别国的相关举措来探讨各国XX应对邻避问题的普适策略。具体研究成果摘要如下：
多角度解释邻避现象出现原因。Ballard与Kuhn（1998）在研究该领域时，采用政治学为探究角度，详细分析邻避现象的诱发因素。在研究过程中，他们选取4个污水处理厂为研究对象，发现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决策权比现代化科学技术更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邻避抗争是否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邻避项目的建设过程是否公正、民主、公开。Fischer（1993）在研究该领域时，采用公共政策为研究视角，详细分析地方XX决策的合理性，并找出相关不足之处。他明确指出专家决策存在一定的误差，无法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再加上经验情景的特殊性，导致这类问题的解决途径不尽相同。在此情形下，专家是唯一的问题界定者。不过，专家与居民的立场不同，生活方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专家提供的解决方案很容易引起居民反感。Sue Cowan（2003）在研究邻避问题时，选取精神康复中心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机构性质发生变化造成的影响。究其原因，邻避现象的发生与地方XX独断专行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地方XX要采用协商、沟通以及意见信的形式，充分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才能保障该群体的权益，使双方各取所需，进而实现共赢。近年，Tom Coppens（2018）等学者集中研究了比利时的反对高速公路项目案例，基于抗议者和活动分子分布点的大型地理编码数据库建立了一个分析社区活动的模型，发现项目与人的距离对抗议活动的发生有显著影响，而社区人口概况则与反对程度没有明显关系。
细分多种类邻避设施布局的矛盾焦点。国外研究的邻避设施类型广泛，垃圾处理厂、风电厂、精神病收容中心、公墓、购物中心、加油站甚至交通设施都可以划入邻避设施的范围，对不不同种类的邻避设施，学者们认为公众有着不同的反对出发点：Patrick Devine-Wrigh（2011）指出，居民反对建设风电场的主要原因包括噪声、光以及其他方面的污染。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意愿与风电场规模呈负相关。公众更愿意接受规模小的风电场。Julian（2002）在研究该领域时，选取经典案例为基础，对邻避现象展开深入探究。在分析过程中，他分别采用了政治、人口以及经济等角度，对相关领域进行探究。论证了影响监狱布局的主要因素并非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而是选民是否接受和领导决定；Robert（2003）指出，危险品处理中心的布局矛盾主要反映为居民不确定的关于未来的忧虑；Leonard A Jason (2008)等学者则认为，学历、种族、收入以及年龄都会对邻避现象构成影响。究其原因，相关项目的建设与地区形象及房产价值密切相关。Kevin J. Boyle和Jessica Boatwright（2019）使用了一个离散选择实验来调查公众对当地风电场不同特性的偏好。他们发现，喜欢风能的人并不会表现出邻避情结，他们更喜欢风能和风电场的发展。Kevin等人还估算了将风电场建在某人家附近的补偿要求，得知大多数支持风能的人会无偿支持风电场，因为相信他们的担忧可以通过补偿支付或调整风电场的布局和设计考虑来解决，而那些反对风能的人则可能会继续反对建造风电场，即使他们可以获得赔偿。这一研究总结为具有更小的邻避效应的设施，更易选址布局。
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应采用多元化解决方案。Popper（1981）在研究邻避问题时，明确指出地方XX在进行决策及风险评估等环节时，必须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提高决策的合理性，又能获得当地居民的支持。Lidskog（1997）在研究该领域时，认为公众期望获得参与权。与此同时，地方XX也要尊重公众的基本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地方XX才能较好的解决邻避现象，从而完成相关项目的建设。Inhaber（1998）在研究该领域时，认为地方XX要积极征求公众的意见，并对有效建议进行反馈。具体而言，地方XX要尊重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与决策参与权。在利益相关者意愿的基础上达到邻避设施选址社区是“自愿性社区”的目的，减少邻避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规避冲突造成的损失。Patrick Devine-Wright（2011）在研究该领域时，认为地方XX必须完善决策流程，保障当地居民的合法权益，或能有效解决邻避问题。一方面，地方XX要持包容、开放以及多元化的态度，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建议。因此，开通居民反馈信箱极为重要；另一方面，地方XX还要优化决策机制，使大众获得更多参与机会。简而言之，地方XX要发挥双向沟通的作用，提高沟通效率，使决策变得更加合理。与此同时，地方XX也要更新交流机制，帮助居民利用问卷调查、电话热线以及网站投票等形式表达自身观点。通过这种方式，降低邻避现象的发生概率，构建多样化的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方式。Xue Ming、Shen Huizhang;、Zhao Jidi（2018）以中国地区局面反对PX项目建设事例为对象，在对222名社区居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居民反对意愿与自我认同、群体认同、XX信任、感知风险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认为通过加强信息披露、缓解负面情绪等方式提高公众对PX项目的信任，是降低公众对PX项目的风险认知和反对情绪的有效途径。
除了公众参与，有学者认为可以以经济补偿的方式弥补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Gregory（1998）提出两区模型（two-region model），是指由同一XX管辖下的两个区域分别负责邻避设施布局及纳税，由负责纳税的区域给接受邻避设施布局的区域提供补偿；Jay（2003）提出，XXX也会通过施行反降价拍卖方案(reverse dutch auction)来解决邻避设施的布局问题：XX在提供合理的环境补偿的基础上，或进一步抬升场址拍卖价格，吸引社区接受邻避设施选址于此，或出台政治补偿政策，以缓解公众对邻避设施的不确定性忧虑情绪；Sue Cowan（2003）认为NIMBY的解决技术是一个民主进程，由XX出资周期性地召开“专家——市民例会”，用简单、平实的句来与公众沟通，实现分享政策（participatorypolicy）是解决邻避冲突非常重要的方案。
此外，签订类似日本的公害防止协议，由业主委员会、XX、项目单位三方共建涵盖明确回馈、监测公示、意外补救等有效的环保措施也是解决邻避冲突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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