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投资区域变化及原因分析

　　摘要：“引进来”与“走出去”是中国对外投资制度的两项重要内容。在政策的推动下，我国XX和企业都高度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外直接投资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通道。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2008年到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原先的559亿美元增至1582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本文以近十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为背景，展开对我国对外投资区域变化及原因的研究。

　　关键词：对外投资；区域分布；区位选择

　　近年来，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发展经济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作出了变化，以解决其自身的经济制度，外国投资政策，市场准入和其他条件，以便为吸引外国投资做好准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本国企业向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与贯彻，开启了国际创业的新篇章，中国的对外投资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且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类型之一。这不仅促进了双边贸易促进和国际资源的利用，也对缓解国内市场供给过剩的矛盾有很大帮助。在促进了人才的开发和引进的同时，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面更加有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外商投资地点选择的研究迅速发展。在此前的研究基础上，本文管中窥豹，希望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区域变化和对外投资的原因。

　　伯克利（Buckley,2007）指出，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需要将特殊的所有权优势和制度因素纳入一般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才可以解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他发现市场规模大、文化相似度高、政治风险高的国家或地区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东道国具有的资源禀赋和专利注册情况影响不显著［1］。得到类似结论的研究还有程、冯（Cheng&Ma,2007），他们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市场规模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显著，市场规模大、地理距离近、具有共同地理边界和使用共同语言的国家能吸引更多的对外投资流量［2］。胡博、李凌（2008）重点研究了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证实了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和科技水平是影响中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三个重要因素［3］。科尔斯塔和威格（Kolstad&Wiig,2009）的研究认为，东道国制度环境与自然资源禀赋共同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中，自然资源禀赋越多就越吸引中国对其直接投资，二者为互相替代作用。这也就解释了中国企业为什么多投资于制度环境较差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4］。

　　另外，母国的政治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流向起了重大作用。贺书锋、郭羽诞（2009）证实政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中国更偏向于投资在有相同政治信仰、政治摩擦较少、国际地位相似、政治关系定位较高的东道国［5］。托兰惕诺（Tolentino,2010）将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对比，他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是依靠XX来推动，相关的区位选择和分布更倾向于XX的指引［6］。同样，姚等人（Yaoetal.,2010）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国家能源建设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国家政策会对国有企业进行保护，因此这些国有企业可能相对不考虑国际市场和某些东道国存在的风险而进行大规模的投资［7］。毕道俊（2017）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结合东道国XX治理水平具体评价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自然资源丰富以及XX较为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同时偏好于XX有效性较弱的沿线经济体［8］。

　　双边投资协定是有关国家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志之一。蓬塞（Poncet,2007）指出,那些与中国XX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投资国的友善关系可以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企业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9］。宗芳宇、路江涌、武常岐（2012）则建立了关于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母国制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作用的研究框架，结论显示双边投资协定是联系母国和特定东道国的双边联系因素，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双边投资协定对促进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投资起到的作用更大；双边投资协定还能够替代母国制度支持的不足，对于得到较少母国支持的非国有企业到签约国投资更有帮助［10］。

　　从前人的研究可以了解到，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我国的政治制度与双方的投资环境对我国进行对外投资都有显著的影响。本文在此前学者们之前的研究基础上，对2008到2017这十年间中国对外投资区域变化及原因进行了一些了解分析。

　　自2001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中国逐步广大其对国际市场的开放。同年，“走出去”战略被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规划纲要》，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其战略思想和方针正在不断深化和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由此开始迅速扩大，对外投资的区域和产业分布也愈发广泛，对外投资管理也得到了不断的改革和优化。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外投资已遍及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和地区总量的八成以上；对外投资涉及了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类别，并且在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对外投资额在近些年也不断创下新高［11］。

　　2008年到2017年这十年间，中国对外投资稳步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8年的56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582亿美元。虽然，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同比下降19.3%，是自2003年中国发布年度统计数据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但在这一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对外投资不断超越发达国家，成为2015年和2016年两年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并且连续两年实现对外投资净输出。

　　对外投资存量从2008年底的272亿美元增长到1.81万亿美元，占全球对外投资流出存量的5.9％，分布在189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的排名在2017年跃升至第2位。

　　亚洲一直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区域，每年有超过六成的投资流向亚洲。其次是拉丁美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非洲是我国对外投资流入最少的区域。2017年，我国对欧洲的投资超越拉美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第二大区域。

　　我国对外投资流入非洲的金额最少。2009年大幅度下降，此后我国对非洲的投资变化平缓，在2017年有较大幅度上升。

　　欧洲是我国对外投资的第三大区域，在2014年和2017年增长迅速，超越非洲成为第二。尽管2011年至2015年这4年间我国对欧洲的投资状态不稳定，但放眼十年我国对欧洲的投资总体呈上升趋势。

　　拉丁美洲是我国对外投资流向的第二大区域，但在2017年我国对拉丁美洲的投资下降93%，被欧洲超越。虽然2011至2015这几年间投资态势不稳定，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对拉丁美洲的投资仍是上升趋势。

　　2008年至2016年，我国对北美洲的投资是稳定上升的状态，但在2017年我国对北美洲的投资骤降200%以上。

　　大洋洲只占我国对外投资的一小部分，仅仅高于非洲。这十年间我国对大洋洲的投资总体呈上升趋势。

　

　　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对外投资发展也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2017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7个国家近300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涉及国民经济17个行业大类，当年累计投资201.7亿美元［12］，同比增长31.5%，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2.7%。主要投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阿联酋等国家。近五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807.3亿美元［11］。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根据跨国公司某些优势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转移和利用进行研究的，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受限取决于跨国公司在母国形成的特定优势，如技术领先优势、所有权优势、制度优势、经营管理优势等，另一方面取决于东道国的某种具有吸引力的因素，即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实现技术本地化、开发设计出适合当地市场的产品以支撑海外生产活动、占领东道国市场以及扩大利润的空间，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为了获取和跟进东道国的先进技术，从当地研究与开发机构技术外溢效应之中受益，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与开发投资中最为常见。我国技术寻求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投资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

　　利用国外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的不足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资源瓶颈的一项重要手段。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采矿业及其他资源寻求型投资占有不小的比例。在寻求资源而进行跨国投资时，我国根据资源的分布情况，同时考虑地缘政治、区域冲突、东道国能源战略等诸多因素，进行科学与合理的区位选择。以石油资源为例，石油领域的跨国投资多选择在中东、南美、俄罗斯等地区。

　　年来，中国对外出口总额持续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许多国家纷纷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加征关税，以反倾销或严格的环保标准等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由于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壁垒逐年增多，以促进出口为目的的对外投资，或以本土化生产与销售的出口替代海外投资，成为中国企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对外投资的主要动因。目前,中国企业遭受到的贸易壁垒主要来自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且主要集中在纺织、农产品、家电与日用工业品等领域。因此，在这些行业以促进出口为目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我国重点选择欧美等发达国家。除此之外，中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时有发生，这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形成一定障碍，中国企业则通过采用对其直接投资的方式,以绕过贸易壁垒，从而进一步提高中国产品在该国的市场占有率。

　　1.“一带一路”政策实施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由近及远”的过程。在对外投资的起步阶段，因为比较熟悉周边距离较近的国家地区，对相距较远的国家地区了解不够，为降低投资风险和节约运输成本，投资区位往往是选择距离较近的国家地区。因此，亚洲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对外投资的首选区域。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与我国文化习惯相似，且华侨众多，同时在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一部分企业开始到欠发达国家寻找劳动力替代，因此他们将其生产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向东南亚投资主要流向制造业的原因。

　　由于受到始于X的金融危机后危机时代的影响，中国的海外资产经济风险上升，影响了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资产质量和利润回流情况。这一情况间接导致中国对亚洲的投资占全球的比例在2008—2011年历经逐年下滑。

　　2.“一带一路”政策实施后

　　2013年，在xxxxxxx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后，加强了中国同世界的交流与合作，亚洲国家凭区位优势及资源优势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要地区，且投资额逐年上涨。

　　2017年,在整体投资额下降的情况下,由于“一带一路”占率的推进，中国对东盟十国的投资表现亮眼,流量为141.19亿美元，同比增长37.4%，占流量总额的8.9%，占对亚洲投资流量的12.8%；存量为890.14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4.9%，占对亚洲投资存量的7.8%。2017年末，中国共在东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超过4700家，雇用外方员工35.3万人［11］。

　　3.以香港为例

　　2017年，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的投资流量是911.53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7.6%，占亚洲存量的86.1%。我国对香港投资如此巨大除了由于香港是祖国的一部分、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较近的地理距，更加能够吸引中国投资的原因在于香港具有良好的金融投资环境，较高对外的开放度和健康的金融体制，并且XX的优惠政策对全球的投资者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4.寻求技术优势

　　日本一直是中国在亚洲进行技术投资的第一大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处于亚洲地区的韩国也是我国进行技术投资的重要国家。随着韩国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韩国特别制定了促进“绿色产业”外国投资的计划，确定了以智能电网、LED面板等作为绿色技术的研发目标，并出台了相应的资金支持和税收减免等激励性引资措施［13］，此后中国对韩国的技术投资额度持续上升，稳定在我国技术投资的第四位。

　　1.寻求资源优势

　　中国向非洲的投资主要属于资源寻求型，但由于非洲距离我国相对较远而且政治经济等方面比较落后，一些国家国内局势也比较动荡，因此投资量相对较少。

　　非洲矿物资源不仅丰富，并且储量大，而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率又非常低，借助外部资源实现快速发展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战略，因此非洲一直都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且在对非洲的投资中，XX参与程度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都较高。因此，即使非洲一些东道国局势动荡，我国对非洲的投资也基本呈现上升趋势。

　　2.“一带一路”实施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非洲一些国家所产生的经济政治动荡使得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不确定性因素陡升［14］。从而使得2008至2009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有所下降。2009－2017年，中国企业对非洲地区的直接投资除个别年份外，均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其中资金主要流向采矿业和建筑业，而由于采矿业投资更易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与价格水平、投资目的国政策等因素影响，因此波动较大。

　　中非合作论坛为21世纪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加速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中国于北京峰会和2009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分别宣布成立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和10亿美元的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2012年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将中小企业专项贷款规模扩大至30亿美元，约翰内斯堡峰会为中非发展基金和中小企业专项贷款各增资50亿美元，并设立首批资金100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至此通过投融资平台为承诺为非洲提供的自己已达到280亿美元。在北京峰会上，中国XX宣布还将在未来三年内在非洲建立3-5个经贸合作区，这简化了企业办理经营手续流程、降低企业成本和风险，为向非洲投资的企业提供更加便利快捷的投资环境，推动了更多中国企业走进非洲。

　　3．“一带一路”实施后

　　由于中国和非洲经济互补性较强，作为我国“一带一路”规划建设的战略高地之一，非洲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对非洲投资呈现出持续快速态势［15］。“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在非洲辐射埃及、肯尼亚、乌干达、尼日利亚、喀麦隆和南非等20多个国家，已经达成39个重大合作项目，涉及铁路、公路、港口和水电站等17类领域。截至2015年底，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建设的经贸合作区已经超过20个，吸引入园的企业共计360余家，涉及涵盖能源、矿产、轻工、建材、纺织、服装、机械制造、家用电器等领域，累计投资额近47亿美元，总产值近130亿美元。2016年7月中国向非洲投资的尼日利亚阿布贾至卡杜纳铁路开通运营，这条铁路是非洲首条按照中国铁路标准修建的现代化铁路；2016年10月，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铁路正式开通运营；2017年5月，肯尼亚蒙巴萨至内罗毕铁正式通车，这三条中国向非洲投资的非洲重大跨国跨区域铁路项目将大大促进投资的便利化和快捷化，有助于改善非洲国家的投资环境，为今后我国投资奠定便捷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从而更好的吸引中国企业向非洲投资。

　　2018年9月6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提出在贸易投资领域，我国将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有效对接，未来中国将继续加大在非洲的投资。

　　欧洲一直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地区。我国对欧洲的投资主要分布在英国、荷兰、卢森堡、俄罗斯、德国、瑞士、瑞典、法国、挪威、意大利等。其中流向制造业53.22亿美元，占投资总金额的五成以上。欧洲总体经济相对发达，各项制度比较完善，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权益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对中国投资者有较大的吸引力。

　　1.“一带一路”实施前

　　欧债危机使得欧洲很多企业的估值低于正常的价格区间，并购欧洲企业出先大量机会，因此在2009年后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占比出现了大幅度提升，同时由于持续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欧美债务危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并迟迟难以走出低谷的情况下，欧美发达经济体为振兴本国经济、缓解社会矛盾，在2009年以后陆续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措施，有了政策的支持中国也继续加大了对欧洲的投资。除了制造业，技术也是我国向欧洲投资的重点。其中德国占我国技术进口的比重长期维持在第三位,2012年占进口比重为10.4%。其他位居我国技术引进前列的国家分别为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以及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

　　2.“一带一路”实施后

　　2014年中国对欧洲投资占比超越拉丁美洲，位居第二。中国XX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初，欧洲对此态度一直尤为审慎，但随着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应举措逐渐出台以后，欧洲变得相对务实积极，以实际行动加以支持。历史上，欧洲是丝绸之路的终点；如今，欧洲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同时，在尚未完全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背景下，为了有效促进增长、拉动就业，欧洲于2014年底出台了高达3150亿欧元的欧洲投资计划，又称“容克计划”(JunckerPlan)。由于“容克计划”的行动重点也包括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因此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为中国向欧洲投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6］。

　　3.中美贸易战之后

　　2017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流量首破百亿美元(102.67亿美元)，同比增长2.7%,占流量总额的6.5%。由于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上半年中国在境外的直接投资很大一部分向欧洲转移，同期中国投资在欧洲的资金达到北美的9倍。例如，同年4月，华为由于在X的业务屡遭阻挠而泡汤，宣布彻底离开X市场，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华为虽无缘X市场，但却在欧洲掀起一阵热潮。目前华为的各项业务在欧洲进展顺利，包括电信设备、智能手机等业务，同时华为5G也在欧洲拿到了证书，这意味着华为将在欧洲大规模投资5G建设。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对欧洲的投资也将持续增加。

　　1.寻求技术优势

　　近年来，虽然我国的科学技术确实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很大，因此在对外投资环节中，技术投资也是重要的一项。我国技术投资高度集中在发达国家，X便是我国技术投资的重要国家之一。我国对X的技术投资稳定在我国技术投资的前两位。2009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技术引投资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下降，合同总额降为215.72亿美元，同比降幅超过20%。此后，我国技术投资又开始稳步增加，截至2012年我国对X的技术投资由2008年的50.8亿美元增加到81.4亿美元。但是，随着我国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研发能力日渐攀升，与国外技术水平整体差距不断缩小，并且国内技术与国外技术存在替代效应，当国内技术水平提高后，我国必然首选依靠国内的先进技术，减少国外的技术进口。

　　2.中美贸易战之前

　　中国对北美洲的投资主要分布于X与加拿大两国，其中流向制造业的比重最大。与欧洲相同的是，由于持续受到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影响，2009年之后，北美两国相继实施开展“再工业化”战略，促使制造业回流，以重振本国经济，刺激就业，缓解社会矛盾，因此2009年之后我国对北美洲的投资额不断攀升。

　　2017年，中国对X的投资流量为64.25亿美元，占上半年的三成以上，占流量总额的4%。2017年末，对X的投资存量为673.81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3.7%。2017年，中国企业共对美实施并购项目82个，实际交易金额120.3亿美元。包括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65亿美元收购X希尔顿酒店25%股权项目、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18.8亿美元收购XCIT飞机租赁业务全部股权项目、三胞集团有限公司以9.1亿美元收购X丹德里昂医药公司等。

　　3.中美贸易战之后

　　中美贸易战以来，X监管机构不断加强对美投资监管，以及技术转让的审查，促使中国公司一直快速地从北美撤资，比如华为投资大量资金将Mate10系列手机正式带入X市场的计划因X的阻挠而失败之后，华为在4月宣布退出X市场。2018年上半年完成的撤资交易总额为96亿美元，另有50亿美元的交易尚待完成，在此期间约有10亿美元的资产被出售，另有70亿美元的资产待出售。2018年上半年以来，中国在北美的直接投资很大一部分转向欧洲，在北美的投资额骤降了92%，从原先的240亿美元跌至仅仅20亿美元，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将持续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同时，X于2018年7月6日开始对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这将会更加迫使中国企业将原本投向X的资金向别国转移。

　　拉丁美洲一直是我国对外投资的第二大流向地。截至2017年底,对拉丁美洲的投资额累计达到1184.7亿美元。

　　我国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分布不均，九成以上流入“避税天堂”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而流入南美洲地区和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投资金额则相对较低。由于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是著名的避税港和离岸金融中心，每年我国都有大量资本投入到这些避税港中，他们所提供的各种“避税”政策，正是吸引大量中国企业的原因，这也是导致金融和商业服务业在吸收资金的行业占比最高，接近投资额一半的原因［17］。

　　1.寻求资源优势

　　剔除这两个避税港之后，可以发现真正流向拉X家的直接投资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流入的资本也在每年稳定增长。中国向拉丁美洲旳投资主要属于资源寻求型，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是吸引我国资本的主要原因。自然资源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优势，其中矿产和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排名位于世界前列，这吸引着我国诸多此类企业进入拉丁美洲，从事油气、金属矿藏开采和加工行业［17］。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中国五矿等资源开采型国企很早之前就已经进入拉X家进行直接投资，并且近些年来不断追加投资扩大规模。

　　2.寻求市场优势

　　拉丁美洲属于新兴经济市场，经济发展较快，目前正在形成容量较大的国内市场和区域市场，正在出现日益增多的投资机会，投资环境也不断改善。因此对拉X家地区进行直接投资，不仅能拓展中国对该区域的经贸关系拓展国际市场，获取中国所需的紧缺资源，而且还能带动机器设备及相关零部件甚至半成品的出口，输出中国某些行业和企业过剩的生产能力和闲置设备甚至半成品的出口，输出中国某些行业和企业过剩的生产能力和闲置设备。与此同时，中国不断投资建设拉美地区的通讯、交通和电力等基础实施。为日后我国企业进一步进入拉美打下坚实的基础。

　　3.双方政策

　　国家政策与双边协定也是近年来我国不断向拉美增加投资的原因之一。巴西是拉X家中吸收中国投资最多的拉X家，巴西和我国同属金砖国家，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其在众多拉X家中是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其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政治文化建设不断健全完善，我国与巴西的政治交往也不断加深，2014年7月，xxxxxxx对巴西等四个拉X家进行了国事访问，恰值中巴建交40周年，为了推动建立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国与巴西签署了56项协议，合作设计贸易、经济、投资、文化等多方面。一方面巴西国内政治环境不断改善，经济发展蒸蒸日上，另一方面，中巴邦交不断加深，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深化，这使得我国对巴西的投资无论是流量还是存量远超其他拉X家。同时我国对拉美投资的不断增加，也离不开一些拉X家逐渐放开了对外资进入本国金融行业的管制。金融业在2014年取得的飞快的发展，超过了采矿业成为我国企业进入拉美投资的第二大产业。

　　中国对大洋洲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等。近十年以来，我国对大洋洲的投资基本呈稳定上升的状态。

　　1.以澳大利亚为例

　　2015年6月，中澳自贸协定正式签署，成为我国第一个全面的、高质量的与发达经济体签订的自贸协定。此项协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18］。

　　2017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流量42.42亿美元，同比增长1.3%。澳大利亚不进拥有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和金融体系规范健全，并且还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世界上只要的采矿和矿产品生产国，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需要长期稳定的能矿产品供应，所以长久以来我国都对澳大利亚的采矿能力、经验技术将保持强劲需求。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对澳大利亚采矿业的投资都保持了强劲增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洁能源领域，澳大利亚拥有众多世界领先的技术，值得我国学习引进，中澳企业已在液化天然气和煤层气等领域开展了积极合作。

　　2.以新西兰为例

　　除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是我国在大洋洲投资流入重要区域之一。新西兰具有一个公平、高效、稳定的营商环境，实行单一税制，企业税率为28%，外资企业根据国际税务协定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研发成本100%免税，资本收益税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被免除或征收最低额度，是世界上平均关税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之一[18]。并且新西兰畜牧业发达，林业资源丰富，中国在对新西兰畜牧业养殖、乳制品生产、木材加工等领投资积极。由于经济高度互补，双方拓展经贸合作领域潜力巨大，中国也会不断加大对澳洲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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