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效应研究

　　摘要：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开始积极接受地区的概念，并将重点放在东亚地区。参加多边贸易体制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战略选择。但是，当越来越多的贸易是在区域集团内开展的时候，仅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远远不足以使中国获取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利益。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适应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潮流，也是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开端。提出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是经济利益的驱使，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促使中国与东盟加强经济合作。本文研究的重点就是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同时，文中还关注金融危机对中国和东盟经济造成的影响，探讨后危机时期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推进问题。此外，还对X、日本、韩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战略进行对比分析，提出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调整，并针对目前CAFTA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我国应采取的策略。

　　关键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经济效应；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策略选择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类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势头迅猛，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其提到与多边贸易同等重要甚至更加优先的地位。截至2009年5月，向WTO通报并仍然生效的各种区域贸易安排已达186个(按新的分类)，其中2/3是近10多年出现的。大多数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都以建立自由贸易区为目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更是成为许多国家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首选。区域范围内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已经改变了传统国际贸易的竞争博弈格局，国际贸易的竞争已从国家间的个体博弈迈向集团间的群体博弈。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参与了不同形式的区域贸易安排，签订了为数众多的区域贸易协定。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已成为大国开展战略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手段，正在加速改变着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因为现行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兼有外交、政治方面的战略意义。它通过更加优惠的贸易、投资及要素流动等诸多条件，将成员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经济利益的融合又使成员之间形成各种利益共同体。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这一趋势使国家之间的竞争逐渐演变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不同国家彼此间就国家整体经济或某些经济领域、经济地区的经济联合而达成经济联盟的状态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在区域这个地缘范围内的不断趋向自由化流动，从而带来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效率的相应提高，亦即世界福利水平的改进。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中，迄今唯有关税同盟理论得到较为严密的阐述和发展，因而一般认为，关税同盟理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奠基石。

　　1、 贸易创造

　　所谓的“贸易创造”是指在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取消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内具有较高的成本，降低产品的成本，而不是在原有产品的关税联盟的其他成员国的关税，，从他们转移到其他成员的生产成本较低，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在关税同盟成员国的需求，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将是能够提高某些商品的供应来源国内转移到新的贸易联盟国家，因此，“创造”出来。从成员国进口的低价产品，以取代原有的国家更高，原有的生产成本高，资源转向其他成本较低的产品生产，从而促进改善资源分配的利益，增加净世界的福利。例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一个五年年中，加拿大，X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增加了一倍，直接投资大幅增长，在加拿大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就业机会，X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增加了50％，保持低失业率的贡献力量;墨西哥从更大的内部贸易的利益成倍增长，并已成为X和加拿大的第六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贸易伙伴。另一个例子是，欧洲联盟，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于1958年，成员国的内部贸易占外贸只有30％，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已达到60％，增加30个百分点。

　　2、贸易转移

　　所谓的“贸易转移”，是指海关联盟成员的商品由联盟统一对外关税，关税同盟以外的国家生产的同一种商品，是工会统一对外关税歧视，因此，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税优先某些商品的需求从盟军转向生产成本高，一个成员的联盟，一些商品供应来源来自非会员联盟成员转移，结果现在创造的“贸易转移”。因为原来从第三国家进口从低成本的产品从成员国进口成本较高的产品，从而导致利益的损失，降低了资源配置，减少福利的世界。例如，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到X，与出口增长迅速，占据市场份额以外的国家，产生了重大贸易转移效应。根据世贸组织《世界贸易报告1999”，从1990到1999，在X北部墨西哥进口份额由5.2%个9.2%，而高收入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中国，韩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北）下降了2.5个百分点。1998，墨西哥已取代中国成为X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根据这一思想，维纳认为，海关联盟是一个贸易创造效应，收入较低的贸易转移损失所取得的实际利益。如果国内相关商品的需求或供给弹性较大，或其成员和相关商品的成本差别较大，或成员和非成员的商品成本差异很小，关税同盟贸易创造效应越大；反之，如果国内相关商品的需求或供给弹性小，或其成员和相关商品成本差异很小，或成员和非成员的成本差异的货物，关税同盟的贸易转移效应。

　　3、自由贸易区贸易福利分析

　　自由贸易区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行政上独立的地区经济体之间通过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相互取消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对非成员方仍保留独立的贸易保护措施而形成的一体化组织。2006年11月为GATT/WTO所承认的146个区域一体化协定中，134是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即只存在内部的零关税，不存在外部关税的协调一致；12个是关税同盟，它们既有内部免除关税，又有共同的外部关税。在多数情况下，关税同盟要比FTA更有效率，所容许的市场一体化程度也更高。但同时，它也需要更多的协调，对单个成员方的国内政策及权利限制也更多。与关税同盟相比，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成员经济体之间没有共同的对外关税，且实行原产地原则。原产地原则是指只有产自成员经济体内的商品才享有自由贸易及免征进口关税的待遇。而原产地商品，是指商品价值的50%以上是在自由贸易区内部成员方生产的。

　　1、竞争效应

　　Devarajan&Rodrik(1991)认为，在不完全的市场结构下，贸易自由化不但会带来基于比较优势的资源配置效应，还会有各种竞争效应，后者的存在使得贸易自由化的福利影响大大增加了。大市场理论(Scitovsky&J.F.Deniau,1958)也认为，共同市场可以把这些保护分区小市场统一起来，形成大市场，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大批量生产和其他方面的利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转移将使每一个成员所面临的竞争强化。自由贸易区市场一体化带来的激烈竞争，打破垄断寡头厂商或情况导致价格下降，成员方之间的竞争和价格下降，迫使企业大规模生产，导致机器设备的充分利用，大量的专业化生产，应用最新技术和竞争的恢复。同时，扩大生产，将使消费者收入增加，购买力，最后只有少数富人拥有货物为广大的消费对象，出现了“大市场-竞争-批量生产大众消费”的良性循环，从而提高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福利水平。同时，国际市场竞争也将有助于保持经济运行效率，提高价格比较的相对稀缺性指标的可靠性，从而造成市场的效率和透明度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因此，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无疑会产生竞争的积极作用。

　　2、规模经济效应

　　关税同盟理论的静态分析，没有考虑到规模经济福利效应，这是假定生产成本。虽然维纳在早期分析中提到的经济规模，但在其关税同盟理论忽略了。柯登（科登，1972）在“经济规模和关税同盟理论”在文章的局部均衡分析关税同盟后形成规模经济效益的影响，这在理论，经济规模的重要动力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在他的分析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的基础上的规模经济，提出了双作用：降低成本和贸易抑制效应的影响。

　　3、投资刺激效应

　　国内外关于自由贸易区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的理论研究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相关文献。1966年，X学者金德尔博格借鉴维纳(1950)的区域一体化贸易创造(trade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diversion)学说，提出投资创造(investmentcreation)和投资转移(tradediversion)理论，Yannopoulos(1990)将自由贸易区FDI的动态和静态影响与跨国公司的战略对策结合起来分析，认为根据不同的战略动机，跨国公司在自由贸易区的直接投资行为可分为:防御性进口替代投资、进攻性进口替代投资、重组投资、寡占反应投资。X经济学者Eden则进一步指出，跨国公司在区域一体化实施过程中的投资行为与其在一体化前对该区域的生产和投资布局密切相关。Blomstrom(1997)认为白由贸易区产生积极的FDI效应的前提是成员国国内的贸易自由度与区内的宏观经济稳定程度。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越来越积极、主动，因为我国进一步认识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看对中国都是有益的。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东盟是中国主动、自觉地参与并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承担大国责任，进而贯彻落实和谐世界理念的第一个成功试验平台，中国则是东盟进一步促进自身整合，并参与甚至主导未来东亚整合的最重要目标对象和杠杆力量。74这有利于提升中国和东盟的政治关系，提高中国和东盟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利于中国参加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加强南南合作及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该协定提供了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框架，可以相互间更好地发展关系和开展合作，在中国周边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和安全环境。中国一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制度化的区域经济合作，可使成员国的经济逐渐融为一体，从而增加各成员国在政治、安全、外交等领域的共同利益，形成一种区域利益。各成员国在“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上会加强合作，这对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和谐的区域环境十分有利。”新加坡xxxx吴作栋也曾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在经济上有助于区域的发展，在地缘政治上也有助于本区域保持稳定”。除了以关税减让为核心的贸易安排外，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还包括经济合作甚至政治合作，这是有别于原来意义的自由贸易区的最大不同。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加强，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欧洲、北美、非洲以及亚太地区等几个重要的区域经济合作板块，各种形式的新组织不断出现。这种区域合作进程不断加强的趋势，对世界经济及政治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区域主义倾向的增强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及投资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77为了突破其他区域的进入障碍，中国必须与更多的地区和国家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

　　CAFTA是中国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安排，会对中国树立国际形象及政治地位产生深远影响。通过CAFTA，可以积极参与东亚地区事务，树立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形象，在地区及全球事务中将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同时还有利于突破美、日等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密切中国与周边成员国的政治关系，为外交和政治合作拓展空间和渠道。东亚国家间长期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建立自由贸易区显示了双方有愿望和信心加强合作，共同维持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近2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引起了周边国家对来自中国的威胁的关注和疑虑。为了安抚他们的焦虑，承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愿意利用CAFTA这一制度化机制建立与亚洲邻居的合作与信任。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龙永图在2002年举行的“东盟一中国合作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中国将为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做出贡献，为世界各国的工商界提供更多商机，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和文化联系，东盟各国将首先从中获益”。

　　从地缘政治角度讲，东亚和南亚地区及各国与我国毗邻并为我安危所系。在这一地区中，除了日本以外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另外，还有少数最不发达国家。上述国家不论发达与否、国土大小和人口多少，其对我国关系的亲疏都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周边环境的安全与稳定。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式和对外政策的变化也同样会影响到我国，能否使周边地区保持安全与稳定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幸福。

　　CAFTA成员国不仅有第一代新兴工业化国家“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还有第二代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越南、文莱，以及最不发达国家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构成了互补。区域一体化表面上看是经济合作，实际上是政治层面的合作。中国天然处于东亚的中心，与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等次区域都有着直接的地缘联系。’”由于亚洲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各国难以接受对主权的过多让渡，难以展开高层次的合作。CAFTA的签署符合当前参与国的利益，对区域内其他国家会起到较好的示范作用，进而使中国的潜在影响力扩展到更大范围。布热津斯基指出:“在亚洲大陆，中国己经在地缘政治方面占有主导地位，中国在地区内越来越自信，以便与其历史、地理和经济的内在要求相称，这是十分自然的。

　　提出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是经济利益的驱使。寻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促使中国与东盟加强经济合作，经济牵引力带动合作走向更加深入，可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对中国的经济意义更加巨大。随着中国与东盟合作范围越来越广，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双方有必要建立更为通畅的经贸联系。2001年东盟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排在日本、X、欧盟和香港之后，中国已是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各界普遍预计，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将大大加强，出现双赢的局面。在取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可以使双方产业优势互补，使区域内贸易向更高层次发展，增强共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从长远看，随着区内贸易壁垒的消除，无疑将降低中国产品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提升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并且形成区域内的专业分工和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加区域内部贸易。过去十年中，双方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发展最快，其中计算机、机械和电器设备的增长幅度最大。这些产品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既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也是主要的进口产品，体现了双方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自“9.11”事件后，原本复苏无力的东盟经济倍受打击，出口制造业急剧萎缩，区内经济合作也陷于停顿。在这样的困难形势下，东盟与中国就如何因应危机、谋求更多合作机会取得共识，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各自的优势，中国与东盟把媚公河开发、农业、信息通讯、相互投资和人力资源开发作为近期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中国东盟双方贸易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完全可以实现共赢。双方通过自由贸易区谈判机制在21世纪展开全方位的合作，还可以促进本地区经济技术和投资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通过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还可以有效地规避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外贸出口的急剧增加，贸易摩擦也逐渐增加。中国是世界反倾销最大受害国，目前遭受反补贴、特殊保障措施的事件也不断发生，使中国对外出口受到影响。建立CAFTA，可以使中国通过自贸区内的企业把自己的产品出口到东盟国家市场，从而规避贸易壁垒，开拓更广泛的市场。此外，还可以带动中国与周边其他地区的经济合作，同时拉动大国之间的互动。中国提出建立C舒TA后，中、日、韩等国家通过东盟在经济合作方面有了新的进展，这为东亚一体化形成了良好的开端，更建立了一个值得各方珍惜并效仿的示范平台，甚至X、澳大利亚、俄罗斯等也积极参与进来。CAFTA的建设也推动了其它区域经济合作谈判，比如中新西兰、中智、中澳的谈判，鼓舞了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积极性，促进了亚洲区域合作的快速推进，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影响非同一般。

　　金德尔伯格借鉴瓦伊纳关税同盟理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提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按照杜阳群、宋玉华(2004)提出的观点，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创造可以分为区内对区内的投资创造和区外对区内的投资创造:投资转移可分为区内对区内的投资转移和区外对区内的投资转移。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成员国之间的多数产品将分阶段逐步取消关税，使得区外跨国公司的产品在进入中国和东盟市场时处于劣势。因此，出于竞争的压力，有些跨国公司将会在中国及东盟国家投资，通过享受国民待遇以保持其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竞争实力。此外，由于内部市场的扩大，有望给跨国公司带来规模经济效益，区域外跨国公司受大市场的吸引也会考虑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增加投资。

　　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的加快，相互之间更加开放市场，以往阻碍成员国间的投资障碍将逐渐取消，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相互投资，近几年相互投资不断扩大，实现了区内对区内的投资创造。截至2008年底，东盟国家对华投资累计已达520亿美元，投资前三位国家依次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同时，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也出现了快速增长态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东盟国家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自2000年以来，东盟国家对华投资基本保持每年30亿美元上下，到2007年大幅提高到43.91亿美元，2008年进一步提高到54.61亿美元。中国则自《框架协议》签署后的2003年起，基本呈现对东盟投资大幅提高的势头(除2005年)，2003年对东盟投资1.87亿美元，到2008年已达14.97亿美元，年均增长51.6%，尽管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还较低，但增长迅速。近几年来，中国对东盟国家投资的流量和存量都在不断提高，增长迅速。总体上看，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额由2002年的31.84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69.58亿美元，增长1.2倍，年均增长13.9%。2009年8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投资协议》，为双方搭建了新的投资合作平台，减少相互投资中的不合理限制和管制，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相互投资提供制度性保障，有利于深化和加强双方的投资合作。随着该协议的实施，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相互投资将会有进一步的提高。有预测认为，中国东盟双方之间的投资在未来两年内有望增加60%。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后，如果有外国直接投资是从世界其他潜在的东道国转移过来的，那就是区外对区内的投资转移，结果是区内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增加，区外吸引外资数量的减少。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框架协议》后，中国和东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世界总FDI的比重都有所提高，2003年中国更是在全球FDI下降到低点时成为当年吸引FDI最多的国家。后来随着欧X家经济的好转，X等国又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和东盟吸引FDI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在次贷危机爆发的2008年，中国和东盟吸引FDI占全球比重有所回升，特别是中国，由2007年的4.22%一跃升至6.38%，吸引外商直接投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或许可以产生一部分区外对区内的投资转移，2003年中国和东盟吸引外资数量及比重都在上升可以作为解释。但是，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不是影响区外对区内投资转移的主要因素，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好坏更直接地影响着全球FDI的流动。

　　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前己经在中国或东盟进行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在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后，会利用大市场带来的实现专业化生产或规模经济的机遇，对区域内的生产布局重新进行调整，区位优势最大的成员国有望吸引更多的转移投资，而区位优势最小的国家将有可能承担投资转移的后果。Chirathivat(2002)的研究认为中国吸收了大部分的亚洲投资，使得发达国家在东盟国家的投资减少。但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和贸易扩大，帮助东盟的产业结构实现了升级，中国扩大对东盟的投资，弥补了外商对东盟投资不足的情况。

　　周毓萍和拉尔(2005)的研究表明中国和东盟吸引外资总体上是互补关系，中国没有占据其他国家吸引外资的空间，相反刺激了在其他国家的互补性投资。尽管如此，中国与东盟双方在引资上确实存在一定的竞争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和东盟间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移，一些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和事务、统筹基地从东盟转移到中国。根据东艳(2006)的研究，她认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由于中国在人口总量和经济总规模上都超过了东盟十国之和，中国比东盟各国在吸引FDI方面更具有优势，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一部分对东盟的投资转移到中国，通过在中国设立企业来供给区内的市场。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数量以往一直保持在30亿美元上下，近两年有所提高，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较低但增速很快。随着《投资协议》的实施，未来中国与东盟间的投资转移问题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

　　中国与东盟10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时间较早，期限较短，某些条款没有经过及时的磋商修订，明显出现过时的迹象。投资协定签署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每一个双边协定虽然都规定了缔约国双方的投资者可以只有转移以及投资，但在资金转移的范围、方式、转移的币种以及汇率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对外资企业的征用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规定，例如中马、中泰等国征收条款、补偿时间及数额都存在着多种规定。而且双边投资协定还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并没有关于投资者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规定，也没有关于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的条款。使得中国与东盟10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的效力不是很稳定，而且存在的明显的缺陷与不足。

　　中国与东盟十国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本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多数国家都制定了保护外资的法典，例如泰国的《外商经营法》、印尼的《外国投资法》、越南的《外国在越南投资法》，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中国与东盟各国虽然都制定了一系列的外商保护法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相距甚远，还存在很多的缺陷与不足。

　　例如，按政治风险发生的级别来看，第一级别有中国、新加坡、文莱；第二级别有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第三级别有缅甸、柬埔寨、老挝。尤其以第二、第三级别国家对政治风险设立的条件、措施以及解决的方式都规定的较为含糊，远远的落后于境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需要，这都不利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直接投资层面的协调。

　　由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本身的担保容量相对有限，中国与东盟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境外投资担保制度。而《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并未达成共识。两大公约在解决双边投资争端的过程中又存在某些层面的不协调，且复杂性较高，收费较为昂贵。客观上给中国-东盟自贸区直接投资协调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虽然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而且在《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协议》等协议中都提及建立相应的检查、管理、谈判等对应的机构，但就目前自由贸易区发展来看，依然没有常设机构或专门机构。主要的磋商、协调、决策机制依然是“10+1”峰会、领导人互访为主渠道，外交、财政、贸易、投资等专业部长会议为辅渠道。本文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政策协调应借力“10+1”峰会，建立财政部长联席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专门的投资协调领导机构，独立于各成员国XX之外，作为常设机构，独立处理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政策协调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参与制定相关的投资政策协调的制度建设，并提交“10+1”峰会进行决议，成为投资政策协调的智囊。在投资政策协调领导机构中，再分设税收政策协调小组、投资政策协调小组、国际债务政策协调小组。通过这样的细分，提高投资政策协调机构的工作效率，各个小组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共同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政策协调的发展。

　　一是制定类似于欧盟在1957年《罗马条约》中有关投资政策协调的法律框架，为建立投资政策协调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二是根据投资政策协调的法律基础和框架，“10+1”峰会授权成立专门的投资政策协调领导机构，包括投资政策协调的执行机构、研究机构以及相关的仲裁机构，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的投资政策协调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定期将研究成果提交各成员国XX以及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并对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投资政策改革提出意见或建议。三是建立投资政策协调争端处理机制和协商解决程序，为投资政策协调措施的顺利开展和实施提供制度保障。四是建立投资利益补偿制度和机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各成员国在经济一体化发展与财政政策协调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均衡进行协调，保证各成员国的既得利益，提高各成员国的投资政策协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求全面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政策协调的进程。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次合作区域形态或经济合作区，既有先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区域经济合作区，也有新近提出的北部湾经济合作区。这些次区域合作和经济合作区相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来讲，其范围小，涉及国家和地区少、灵活性高，成为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政策协调中最为优越和理想的试验田。可以将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机构建设安排在这些次合作区或经济合作区中进行，积累和总结经济合作区中投资政策协调的经验教训，为投资政策协调机制在整个自由贸易区中全面推行积累宝贵的经验。

　　自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随着《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的相继签署，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终于在2010年如期全面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新型自由贸易区，其内容远远超出传统自由贸易区仅涉及货物贸易的范围，不仅包含货物贸易，还涉及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等诸多领域，它的建设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也对亚洲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5年第15卷总目次(总第94~117期)[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5(24)

　　[2]王士录.2004年中国东盟关系的新发展[J].东南亚.2004(04)

　　[3]阮绍铨.当前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中的问题与对策[J].东南亚.2004(04)

　　[4]刘曙光,竺彩华.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特点、问题与前景[J].国际经济合作.2004(12)

　　[5]李占卫,李皖南.试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和投资效应[J].亚太经济.2004(06)

　　[6]张震.FTA:东亚合作的新浪潮[J].东南亚.2004(03)

　　[7]李金明.从东盟南海宣言到南海各方行为宣言[J].东南亚.2004(03)

　　[8]李皖南.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效应分析[J].当代亚太.2004(09)

　　[9]胡晓珊.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博弈研究[J].亚太经济.2004(05)

　　[10]张慧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分析[D].吉林大学2006

　　[11]胡学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研究[D].重庆大学2005

　　[12]张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山东省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D].山东大学2008

　　[13]韩文艳.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经济效应及政策评价[D].复旦大学2008

　　[14]徐建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2007

　　[15]刘敏.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8

　　[16]刘冰.国际绿色壁垒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5

　　[17]任强.论我国价格听证制度运行中的问题与对策[D].中国政法大学2007

　　[18]陈焱.我国对外实施反倾销措施研究[D].江苏大学2007

　　[19]李宏平.北京商务中心区（CBD）管理创新分析[D].北京交通大学2008

　　[20]徐舫.服务贸易自由化与我国服务业开放研究[D].山东大学2005

　　[21]阮绍铨.当前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中的问题与对策[J].东南亚，2004(4)：16-20.

　　[22]刘世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2007

　　[23]李皖南.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效应分析[J].当代亚太，2004(9)：38-43.

　　[24]AvinashDixit，VictorNorman.TheoryofInternationalTrade[M].Shanghai：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Press，2005.1.

　　[25]OlarmChapravat.TowardaRegionalFinancingArrangementinEastAsia[J].ADB/IMASymposium,May10,2001.

　　[26]ChalongphobSussangkarn.EastAsiancooperation[J].PaperPresentedatConferenceHakone，Japan，Sept29，2000.

　　[27]DavidA.Dyker.TheEuropeanEconomy[M].AddisonWesleyLongmanLimited，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