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元分析的青少年应对方式与社交焦虑的相关研究

　　摘要：为探讨国内有关青少年社交焦虑与应对方式的关系问题，利用中国知网、万方硕士论文数据库以及维普期刊对文献进行检索，经过筛选纳入年限为2000-2017年有关青少年应对方式与社交焦虑的相关研究，且报告样本容量和两者的相关系数的文献共28篇，总样本量为16006。运用元分析的方法，对这些文献进行二次分析，系统整合，得出如下结果：（1）总体社交焦虑与个体应对方式的退避、幻想、自责、和合理化因子呈正相关，与问题解决和求助因子呈负相关；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2）状态焦虑与应对方式的求助和问题解决存在中等水平负相关；与自责、退避、幻想和合理化因子呈正相关，且状态焦虑与合理化的相关较弱，与幻想、退避的相关处在中等水平，与自责因子的相关水平较高；（3）特质焦虑与幻想、自责、退避、合理化因子呈正相关，与求助和问题解决呈负相关，问题解决和自责与特质焦虑相关度较高，其他都处于中等水平，合理化因子与之相关度最低。因此，可得出结论：应对方式是影响青少年社交焦虑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社交焦虑；应对方式；元分析

　　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一生中的重要转折阶段，人际交往尤为关键。然而，部分青少年不懂得如何与别人相处，没有合适的社交技能，使得自己在学校或社会中没有存在感，产生社交焦虑，他们在生理上心慌脸红，心理上自信心严重下降，遭受身心双重压力，不仅自己困惑烦恼，严重者会危害社会。

　　应对方式在很多研究结果中表明是影响社交焦虑的重要原因。现在青少年的人际交往关系存在许多问题，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社交焦虑，严重者存在社交恐惧，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方式对待自己的焦虑心理。反之，越是没有合理的应对方式来缓解自己的焦虑情绪，就会感到更加孤独无助，焦虑感会加重。张伟[1]的研究中表明：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与应对方式存在显著相关，高社交焦虑组学生常运用消极的应对方式，低社交焦虑组学生常运用积极的应对方式。

　　在我国，已出现许多有关社交焦虑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在国外，MarkWright的研究也提到社交焦虑和应对方式存在相关[2]，他们的研究结果均表明两者关系密切。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但是各学者的成果不完全一致。大部分研究表明社交焦虑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即社交焦虑水平越高，越不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反之，则会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但应对方式各维度与社交焦虑的关系研究结果就有所不同，有些研究结果是求助和合理化因子与社交焦虑存在负相关，有些研究说明合理化因子与社交焦虑存在正相关，有些研究甚至显示二者无关。也没有学者对前人所做众多的研究结果进行定量的系统整合分析，因此本文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对前人关于青少年应对方式与社交焦虑关系的研究进行定量总结分析，深入探究社交焦虑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关系，并对以往研究的相关系数进行合并，得出一个相对综合全面的结论，在缓解青少年社交焦虑与选取恰当的应当方式方面得到启示。

　　1.2.1社交焦虑

　　社交焦虑是指对某一种或多种人际处境有强烈的忧虑、紧张不安或恐惧的情绪反应和回避行为[3]。高水平的社交焦虑会降低人的社会交往能力，产生焦虑症状。在生理、思维、情感、和行为的各个方面都会有具体表现。

　　1.2.2应对方式

　　应对方式是在应激过程中继认知评价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应对活动[4]。

　　有2000多篇公开发表的实证研究表明：应对量表是重要的评估压力研究的工具[5]。本研究主要筛选出肖记划的应对方式问卷CSQ和解亚宁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S。前者有六个因子：问题解决、求助、逃避、幻想、自责和合理化。后者分消极应对方式和积极应对方式两个维度。

　　1.2.3元分析

　　元分析是教育、心理、医学及其他科学领域内近几年来经常使用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又名荟萃分析、汇总分析等。它是应用一定的设计与统计学方法对已有的同类课题进行综合分析或评价，整合先前的研究成果，以获得普遍性、概括性的结论，它是文献的量化综述[6]。

　　1.2.4青少年

　　介于童年与成年之间的青少年，是人类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时期。本研究采用辛自强[29]的观点：男孩14岁，女孩12岁开始性心理成熟期，这标志着儿童期结束，从此进入青春期，此后直到成为成年人之前，都可以视为青少年期，通常被社会认可为成年人的标志是结婚并生育孩子。由于如今青春期提前再加上初婚年龄普遍推迟，他们中很多人都要接受高中、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的教育，而在接受教育期间，依然依赖于父母的经济支持，并不独立承担家庭责任，因此，他们仍没有“成人”，都可以视为青少年。本研究主要包括中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

　　精神动力学理论认为：焦虑的产生往往是由于个体的安全性被破坏或扭曲。同时，当感受到在社交情境中有潜在的危险，社交焦虑者就会加强“防御系统”，从而产生焦虑。有效缓解社交焦虑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对社交焦虑与应对方式进行元分析研究具有显著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3.1理论意义

　　对青少年应对方式与社交焦虑的关系进行元分析，能够扩展社交焦虑与应对方式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目前研究者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对两者进行研究的很少，大多数都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两个变量之间相关或者是差异研究。本文基于元分析的视角，系统综合地分析社交焦虑与应对方式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结论，深入探究各研究成果相异的原因，为后人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1.3.2实践意义

　　青少年时期作为人生中学习和成长的黄金期，亦是社交焦虑的高发期。通过研究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的相关关系，可以有效地指导青少年利用合理的应对方式，缓解自身的社交焦虑，完善身心健康发展，促进人格的形成。同时，本研究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可以有效综合以往的研究结果，得出普遍结论，方便后人进行相关研究。

　　1.3.3创新之处

　　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整理，本人发现对社交焦虑和应对方式的研究很多，尽管有各种研究对象，研究成果，但是，众多研究采用不同的研究设计，研究工具，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等。这只是让此研究吸纳了更多的东西，并没有使其系统化，概括化。本研究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将前人研究成果整理归纳，得出更加普遍的结论，并深入探讨各研究结果相异的原因，提出教育教育供后人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青少年社交焦虑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关系，因此运用元分析方法总结前人成果。根据标准纳入文献，收集相关系数，前人都是采用问卷调查来研究的，分析了年级差异，性别差异，城乡差异等，对两个变量之间关系只是简要概括，没有具体说明，而且各研究所得的结果不尽相同。由于测量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的的量表很多，本文把社交焦虑分成总体焦虑、状态-特质焦虑2个类型，分别阐述它们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的现状。

　　1.3.1总体焦虑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心理学上，研究应对方式所用量表使用最多的是肖计划的应对方式问卷（CSQ）和解亚宁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S）。而研究社交焦虑的量表也主要使用IAS和SAS，此外，也有少量使用SCL90中的焦虑因子分的，以及社交回避和苦恼量表（SAD）。张伟[1]（2008）、洪丹[7]（2012）和秦汇丰[8]（2009）三人均使用CSQ和IAS研究大学生总体社交焦虑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关系，且给出了二者的相关性，研究结果一致：应对方式各因子均与总体社交焦虑存在显著相关，与幻想、退避、自责和合理化因子呈显著正相关，与解决问题和求助因子呈显著负相关。即社交焦虑水平高者，遇到社交困难时，会采用合理化、自责、幻想和逃避等消极应对方式，社交焦虑低或不存在社交焦虑的人，当面对社交困境时，会采用问题解决和求助等积极应对行为。马文娟[9]（2011）研究的是中专生，高江[10]（2009）研究的是高职生，刘旺发[11]（2013）研究的是高中生，尽管研究对象不同，使用工具不同，但所得结果相同。而同样研究大学生的还有曹晖、卢鹏、陈占珑、孙淑晶和黄凌云，虽然研究对象和使用工具相同，但所得结果却不尽相同。曹晖[12]（2008）的研究得出：自责因子与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而求助、幻想和退避因子与其无关；卢鹏[13]的研究得出：退避与社交焦虑无显著相关；陈占珑[14]（2013）则得出社交焦虑与合理化因子无统计意义上的相关；甚至，孙淑晶[15]（2008）的研究结果显示解决问题和合理化因子与总体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而求助、幻想以及退避与其不存在显著相关。而郭敏[16]（2005）研究大中专生的结果显示，应对方式各因子与社交焦虑无相关关系。

　　而采用SCSS测量应对方式的研究中，将应对方式分为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两个维度，王冰[17]（2011）、万桂华[18]（2011）、王进[19]（2014）、陈倩虹[20]（2014）等众多研究者的研究表明：社交焦虑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即社交焦虑得分越高，越容易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社交焦虑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即社交焦虑得分越低或不存在社交焦虑，越会采用积极应对的方式。而在胡亚泽[21]（2014）的硕士论文中，研究得出的结果是二者并没有相关关系。

　　研究现状表明，我们应该对社交焦虑和应对方式的相关关系运用元分析的方法做一个系统整合的研究，来得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结论。

　　1.3.2状态-特质焦虑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根据以往研究，不仅存在总体社交焦虑，还有学者将社交焦虑一分为二，使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来研究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与应对方式各因子的相关关系。状态-特质焦虑问卷由40个项目,分为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两种类型[22]。王玉香[23]（2009）对321名毕业班硕士生运用STAI和CSQ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解决问题因子与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均呈显著负相关，自责、幻想和退避与二者呈显著正相关，求助和合理化与状态和特质焦虑负相关。康志强[24]（2012）的研究了625名大学生，可得出结论：求助和解决问题与状态和特质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其他因子与其呈显著正相关。而宋淑娟[25]（2004）的对422名师范大学生进行施测，研究则表明：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与其呈显著正相关，问题解决因子与状态和特质焦虑呈显著负相关，而求助因子与状态和特质焦虑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065和-0.071，存在负相关，但是不显著。虽然研究对象同样都是大学生，都使用STAI和CSQ作为量表测量，但结果不一致，因此更需要运用元分析的方法来得出一个更加科学准确的结论。

　　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万方硕士论文数据库、维普期刊三个数据库。首先在中国知网中检索题名为“社交焦虑”和“应对方式”的文献。考虑到有些研究题名中不包含这两个专业词汇，再一次检索全文“焦虑”和“应对”进行补充筛选。运用同样的方法，在维普期刊和万方数据库中进行检索下载，得到文献200余篇。

　　收集文献较全面，既有探讨两者作为自变量因变量的关系，也有再加入一个变量，研究三者相关的。总体来说，本研究查找的文献基本涵盖了历年来前人有关社交焦虑和应对方式的所有研究。便于进一步运用元分析整合两者相关关系。

　　2.2.1文献纳入标准

　　（1）研究对象是我国的青少年，包括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和研究生；

　　（2）数据资料完整，包括样本容量n和应对方式与社交焦虑的相关系数r；

　　（3）社交焦虑及应对方式使用量表表述明确。

　　2.2.2文献排除标准

　　（1）综述文献、理论性文献；

　　（2）重复报告(如多篇文章引用同一个数据)；

　　（3）未报告样本容量n和相关系数r；

　　（4）社交焦虑问卷和应对方式问卷不明确。

　

　　注：作者只列第一作者；CSQ指应对方式量表，SCSS指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TAI指状态-特质焦虑量表，

　　TCSQ指特质应对方式量表；IAS和SAS指两种不同的社交焦虑量表，SCL-90指症状自评量表，CSS指中学生

　　应对方式量表，SAD指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S-A指青少年社交焦虑量表，SASC指儿童社交焦虑量表。

　　表中28篇纳入文献中，有15篇期刊论文，有13篇硕士论文；研究对象是大学生的有18篇，中学生（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有9篇，研究生的有1篇，；应对方式工具采用CSQ（应对方式量表）的有17篇，采用SCS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的有8篇；社交焦虑工具采用总体社交焦虑分数的有IAS、SAS、SAD以及SCL-90的焦虑因子共16篇，状态-特质量表3篇。

　　对28篇文献进行特征编码，将发表作者和时间、期刊类型、题目、样本量以及应对方式量表因子和社交焦虑相关系数录入Microsoftoffice-Excel中。

　　本文运用元分析的研究方法，即用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r作为效应值。在Excel中先对所有r值按照应对方式各因子与社交焦虑因子对应填入排序，排好后，利用公式算出标准误SE；将r值采用费舍公式换算出Zr，加权后再把费舍Zr值和标准误SE输入Stata12.0软件中分析得出综合R值[26]，最后运用Q检验法进行异质性检验：若P>0.1，即异质性较低，即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反之选用随机效应模型。最后用综合R值来评价社交焦虑与应对方式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科恩认为，如果效果量小于等于0.1为较小相关，效果量在0.2到0.4之间为中等相关，效果量大于等于0.40为较大[27]。

　　因为测量应对方式的工具主要使用有CSQ和SCSS，两工具的应对方式维度不同，所以这里分开探讨。而总体焦虑即为资料里社交焦虑量表的总分，探讨总体焦虑与应对方式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如下：

　　从表2中可以看出，总体社交焦虑与个体应对方式的逃避、幻想、自责以及合理化因子呈正相关，其中自责因子的效应值处在中等水平，幻想、逃避和合理化因子的效应值都较低，甚至合理化因子效应值只有0.10，与总体社交焦虑存在较小相关。总体社交焦虑与解决问题呈中等水平负相关,与求助因子相关不大。

　　测量应对方式的问卷使用广泛的有CSQ和SCSS，研究工具不同，各问卷的维度也就不同，和总体社交焦虑的元分析结果也就不得而知。因此，进一步研究SASS两维度（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和总体社交焦虑之间的元分析。

　　从表4可知，状态焦虑与问题解决和求助因子存在负相关，两者相比较，问题解决因子与状态焦虑相关性更大；幻想、退避、自责和合理化因子与状态焦虑存在正相关，且自责与状态焦虑相关性最高，高达0.45，幻想和退避与其相关性处于中等水平，而合理化与状态焦虑相关性较小。

　　特质焦虑与个体应对方式相关系数的元分析结果如表5：

　　从表5可知，问题解决与求助因子与特质焦虑呈负相关，且问题解决与其相关性较高；而逃避、幻想、自责和合理化因子与特质焦虑呈正相关，其中自责因子与特质焦虑相关性最大，合理化因子与其相关性最小。

　　根据本研究结果显示：总体焦虑与应对方式的合理化、幻想、自责、逃避因子呈正相关，与问题解决、求助因子呈负相关。总体社交焦虑和应对方式因子的正相关性由大到小依次为:自责、逃避、幻想、合理化。说明存在高水平社交焦虑的青少年，在面对社交困难时，往往会进行自我责备，自暴自弃，自卑自怜，将自己的社交失败归因于自己无能，运气不好或命运的捉弄，本身想摆脱焦虑，却又思前想后，迟迟不肯行动，而是选择逃避，远远观望，任其恶性发展下去，严重者会借烟借酒暂时麻痹自己，如此的结果只能是焦虑更加严重，遭受身心双重压力。形成恶性循环，对青少年的人际交往活动造成阻碍，同时也对心理健康不利[1]。总体社交焦虑与应对方式的解决问题和求助因子存在负相关，且解决问题与其相关性更大。说明当社交焦虑低或不存在社交焦虑的青少年，面对社交困境时，通常会比较冷静理智，有信心解决问题，即使没有信心，也会吸取以往自己或别人失败的教训，仔细制定计划，努力想各种办法来解决问题。当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瓶颈时，会自我鼓励；凭借自身力量无法解决时，他们会寻求帮助，向别人请教；当他们发现自己焦虑不安时，会找亲朋好友倾诉，直到问题完全解决。这种成功的人际交往经验，不仅使青少年的社交技能得以提高，而且能培养一种健康良好的人际交往心态，在社交活动中自我发展逐渐成熟，为以后的人际交往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1]。此外，也可以说应对方式是影响社交焦虑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8]。

　　本文的研究结果和张伟、马文娟、洪丹、秦汇丰的研究结果一致。根据以往研究，备受争议的当属合理化因子与总体社交焦虑的相关关系，曹晖和孙淑晶于2008年利用心理学公共课和公选课的时间发放问卷，调查理科、文科和艺术三个学院368名大学生，研究得出：合理化因子与总体社交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陈占珑于2013年对523名师范院校大学生的研究表明合理化因子与总体社交焦虑不存在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关系。本文综合了28篇文献，所得的结果是合理化因子与其呈正相关。造成这种不一致情况可能存在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研究对象不同，陈占珑主要研究的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女生居多，范围不全面；而曹晖研究的对象包括文理和艺术生，相对较全面；其次，样本数量不同，尽管曹晖研究对象范围较全面，但是数量还不及研究单一的师范学生，两个研究数量都有待提高，数量不足够，难免结果不具有普遍性。再次，施测环境不同，曹晖他们是利用专业的心理学课堂施测，学生较重视，容易产生显著结果；且学生可能联想到心理课上的知识点或老师之前的无意暗示，这种先入为主的思想可能影响对测验题目的理解。陈占珑的研究未提及施测环境。最后，研究目的不同，陈占珑是将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当作影响网络成瘾的相关因素来探讨三者间相互关系，而曹晖则是以社交焦虑为主体，研究影响社交焦虑的相关因素—应对方式。前者将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都当做自变量，研究网络成瘾，也涉及到两者的相关系数，没有足够重视，可能导致结果不准确：后者是将应对方式作为自变量，社交焦虑作为因变量加以研究，为了得出研究结果，所以倾向于相关显著。再者，合理化因子作为混合型的应对方式，集成熟与不成熟于一体，往往具有矛盾性的特点。善于运用合理化应对方式的青少年，往往在面对社交困境时，会认为命运不公，将挫折看成上天对人的考验，将过错归咎于他人和外部原因，看淡焦虑，顺其自然。再加上每个人对量表合理化题目的理解不同，把合理化当做积极的应对方式，可能会出现相反的结果，认为合理化与总体社交焦虑存在负相关，但以往研究中大部分研究和本研究结果相同，认为合理化因子与社交焦虑存在正相关，且相关性较小，此结论具有科学性和普遍性。而在郭敏2005年的研究中调查了海南省医学院大中专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应对方式情况，结果表明应对方式各因子均与社交焦虑无关，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有两个:研究工具和研究对象，这篇文献是唯一一个使用SCL90的焦虑分量表作为测量总体社交焦虑的，SCL90中所说的焦虑因子强调的是总体的焦虑情绪和体验，而本研究的社交焦虑更应该用SCL90中人际关系敏感和焦虑两因子的合并分析，因此，结果可能不可靠；此外，她研究的是在医院实习的医学院学生，结果估计和他们未来的职业特点有关。有待后人做进一步研究。

　　根据使用SCSS的元分析研究表明：积极应对方式与社交焦虑呈负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社交焦虑呈正相关。与王冰，万桂华，王进和陈倩虹等人研究结果一致，在胡亚泽的硕士论文中，总体社交焦虑与应对方式的两维度都无关，可能这是和他的研究对象有关，他研究的是大一和大二两个年级，正是从紧张的高考中解脱的两年，所以可能不存在焦虑，和应对方式的相关也就不显著了。本文研究所得的积极和消极应对方式与总体焦虑的相关系数也都不大，可以说和此结论不相悖。运用CSQ和SCSS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量表，虽说维度不同，得到的结果却相同，CSQ中解决问题和求助可看做积极应对方式，其他因子可看做消极应对方式。由此可见，不论使用哪种测量工具，所得的结论是一致的，也就再一次说明了社交焦虑和应对方式的相关关系，表明了研究结果具有稳定性。

　　状态焦虑与问题解决和求助因子存在负相关，两者相比较，问题解决因子与特质焦虑相关性更大；幻想、退避、自责和合理化因子与特质焦虑存在正相关，且自责与特质焦虑相关性最高，幻想和退避与其相关性处于中等水平，而合理化与特质焦虑相关性较小。状态焦虑描述的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如紧张、恐惧、忧虑和神经质，伴有植物神经系统的功能亢进，一般为短暂性的[28]。解决问题和求助因子作为成熟的积极的应对方式，对状态焦虑能起到缓解作用，而自责、逃避和幻想作为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再加上合理化这个混合型的应对方式，往往能够引发或加重状态焦虑。成熟的应对方式对应激事件作出积极回馈，有利于了解事物本质，通过认知加工，解除当前引起焦虑的应激情境，因此解决问题和求助可以缓解个体状态焦虑水平。而不成熟和混合型的应对方式没有直接指向引发焦虑的应激情境，而是暂时指向了另外的方向，引发焦虑的应激情境被压抑，可能导致个体更大的状态焦虑[24]。本研究结果同康志强和宋淑娟的结果一致，但王玉香的硕士论文中得出合理化因子与状态焦虑呈负相关。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研究对象不同，王玉香研究毕业班的硕士生，面对即将毕业的论文撰写和就业压力这些应激，很容易产生状态焦虑（状态焦虑是评定个体即刻或短时间内或某一特定情境下的感受）。再者，作为青少年中年龄最大的一个群体，经历和经验自然会多于其对象，即使遇到焦虑情境，也能够做到自我宽慰，将合理化因子看做积极的应对方式，结果自然不同。

　　本研究所得结论是：求助和问题解决因子与特质焦虑呈负相关，其他因子与特质焦虑呈正相关。特质焦虑是用来描述相对稳定的，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且具有个体差异的焦虑倾向[28]。而特质焦虑相较于状态焦虑，具有稳定性，长期性，所得结果更能够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求助和问题解决作为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缓解社交焦虑。而且解决问题因子与特质焦虑的相关性很高，也就说明，特质焦虑低或不存在焦虑的人在面对社交困难时，通常会理智应对，制定详细计划，努力找到办法来克服困难，从而解决问题，缓解特质焦虑，当再次遇到同样情况时，就会从容应对，不会产生焦虑。另一方面，自责因子与特质焦虑相关性最大，这就说明：对于社交焦虑高水平的青少年来说，面对交往困难时，首先是自我责备，自暴自弃，认为一切都是自己无能，命运不顺，运气不好，通过娱乐来活动来摆脱烦恼，对于焦虑的不作为，导致最终不能够解决困难，产生更高的社交焦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与本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这也说明了结论的可靠性。

　　1) 总体社交焦虑与个体应对方式的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因子呈正相关，与问题解决和求助呈负相关。总体社交焦虑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水平呈正相关，且相关度都不大。

　　2) 状态焦虑与应对方式的问题解决和求助因子呈中等水平负相关；与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呈正相关，状态焦虑与合理化的相关较弱，与幻想、退避的相关处在中等水平，与自责的相关水平较高。

　　3) 特质焦虑与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因子呈正相关，与求助和问题解决呈负相关，问题解决和自责与特质焦虑相关度较高，其他都处于中等水平，合理化因子与之相关度最低。

　　在青少年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学校和老师应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引导青少年培养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让学生他们面对社交困难时能有效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缓解社交焦虑。

　　1) 应建立培养青少年积极心态的培训机制，来引导学生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和策略。不仅要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周期性地开展心理课堂和心理讲座，促进积极应对方式的知识普及，而且要安排适当的压力训练、应对方式训练等，使得学生们正视压力，在压力面前也能做到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解决社交困境。

　　2) 对社交焦虑水平高的学生采取团体心理辅导，团体沙盘游戏，严重者可进行个别心理咨询，让他们在相对放松的状态通过游戏来进行社交活动，从而缓解社交焦虑，提高应对策略。

　　3) 关注特殊群体，比如留守儿童，贫困生等。由于出身原因，感到自卑，容易产生社交焦虑。可在周末定期进行校外活动，开阔视野，教师积极引导，缓解社交焦虑，以促进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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