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字幕翻译是影视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让国内影视作品走出去或国外影视作品引进来的重要手段，是沟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之一。该文将2001-2020年20年间字幕翻译的文献进行了回顾与整理，分析归纳了二十年间字幕翻译的研究方向，并指出了字幕翻译领域取得的成就与不足，对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该文通过回顾与展望，一方面有助于避免学界的重复研究；另一方面以期为字幕翻译研究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字幕翻译；字幕翻译特点；多视角研究；成就与不足；展望
一、引言
随着国内外影视作品的增多，影视作品的翻译研究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影视的字幕翻译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二十年有关字幕翻译的研究数量相当多，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的目的是对这些文献加以分类和梳理，旨在总结字幕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指出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以供研究人员参考。
二、字幕翻译简介
1.字幕翻译的定义及分类
字幕翻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一的定义，许多研究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丹麦翻译家Gottlieb对字幕翻译做出了最完整最科学的定义。他认为字幕翻译是“将视听产品的口头或书面源文本翻译成书面目标文本，并且添加到屏幕底部的原始文本图像上。”（Gottlieb, 1994）
从语言学的角度，字幕翻译可以分为语内字幕（Intra-lingual Subtitling）和语际字幕（Inter-lingual Subtitling）。语内字幕翻译又称“垂直字幕翻译”(Vertical Subtitling Translation)，把话语转换成文本，改变说话方式，但语言并没有改变。语际字幕翻译也称“对角字幕翻译”(Diagonal Subtitling Translation)是在保留原声的情况下, 把原语译为目的语,并将目的语同步叠印在屏幕或图片下端的过程。通常所说的字幕翻译即为语际字幕翻译, 也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
从字幕技术的角度来说, 字幕翻译主要可分为开放性字幕翻译和隐藏式字幕翻译。开放性字幕是非任意性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电影字幕，二是语际电视字幕。隐藏式字幕具有任意性，是把文字加入电视信号的一种标准化编码。电视机的内置解码器或独立解码器能够显示文字, 这种字幕有助于耳聋者或听力上有障碍的人观看。
从字幕的内容上看，电影的字幕翻译可分为显性电影字幕翻译和隐性电影字幕翻译。显性字幕翻译主要指对原文本人物的话语、对白等的翻译；而隐性字幕翻译是指提示性翻译，比如说对时间、地点、物品等一种解释说明性的翻译。
从字幕的形式上看, 字幕翻译可以分为双语影视字幕单语影视字幕。双语影视字幕分为两行, 一行为原语字幕，另一行为译语字幕。字幕翻译也可以是单语影视字幕，只显示出一种语言。但也可通过设置，切换字幕语言的种类或调出第二字幕，第二字幕只显示在屏幕的上端。
2.字幕翻译的特点
字幕翻译属于文学翻译，但是又不同于普通的文学翻译。字幕翻译包括一般文学语言的要素，但同时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主要包括字数限制、屏幕上演员动作的限制、时空限制、信息限制（张春柏，1998；李运兴，2001）。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字幕翻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聆听性、综合性、即时性、通俗性、无注性（钱绍昌，2000）以及口语化、人物性格化、情感化、口型化、通俗化的特点（麻争旗，1997）。字幕所提供的语言信息是和视觉信息、听觉信息密切配合的，因此原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字幕不能表达或表达不充分的信息（李运兴，2001）。
以上学者对字幕翻译的特点做出了较为完整的总结。此外，伍蓉蓉（2008）还提出了英语字幕具有口语化、时尚性、服务性和时空受限性的特点，并提出了英语字幕翻译的基本策略：口语化策略，针对目标群因人而异策略，缩减策略，以及注释策略。但是注释策略与钱绍昌提出的影视语言的无注性特点相矛盾。伍蓉蓉（2008）认为可以在不妨碍观众观剧的情况下添加注释；而钱绍昌（2000）则提出译者不可以为了注解而在译制片中另外加字幕或旁白。笔者认为电影字幕翻译内容要遵循原片，额外的字幕可能会使观众目不暇接，另加的旁白会使观众不知所云。从众多译者的实践经验来看，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此类问题确实难以处理，但译者仍可通过一些策略找到相对合适的解决方法。这就需要译者有跨文化交际意识，对原语进行灵活处理，使其转化为目标语观众所能理解的形式。
三、字幕翻译研究概况
1.字幕翻译研究动态分析
2001年李运兴在《中国翻译》上发表文章《字幕翻译的策略》，开启了研究字幕翻译的新篇章。2023年11月26日在中国知网上以“字幕翻译”为关键词级进行检索，共得到3525篇文献，其中学术期刊2211篇，硕士论文1309篇，博士论文5篇。发表文献数量从2002年开始呈上升趋势，到2013年达到最高发文量419篇，之后逐渐趋于平缓（如图1）。
图1.2001-2020年知网字幕翻译研究走势
2.字幕翻译研究方向
（1）字幕翻译的多视角研究
随着字幕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字幕翻译的研究趋于多视角化。许多学者运用目的论、功能对等理论、关联理论、生态翻译学、跨文化交际、归化异化理论、接受理论、文本分析论、语用学研究等多种学科和理论，对字幕翻译展开多视角研究。大多数的研究方式是以某部或多部电影为例，依据某种翻译理论进行个案分析并提出具体的翻译策略。由表1可以看出，关联理论、目的论、生态翻译学以及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对字幕翻译的研究较多。而其他的理论，如多模态、接受美学、交际翻译、规范理论、语域、合作原则、阐释学、翻译伦理等视角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表1.2001-2020年知网字幕翻译研究高频主题
关联理论是字幕翻译研究中很常见的研究方向，几乎每年都有涉及。王荣（2007）基于关联理论视角，提出字幕翻译应该以最佳关联原则为指导，让观众用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为了构建最佳语境和最佳关联性，译者应运用语境关联、文化关联和接受者关联三种因素进行推理，充分传达与理解原片意图（贺茉莉，2009）。还有学者针对某一类具体问题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如陈晓丽（2012）探究了电影《越狱》中文化缺省现象以及关联理论的翻译实践；李鑫雨和李宁（2023）系统分析了《生活大爆炸》中隐喻的翻译方法等。
以翻译目的理论为基础的研究主要始于2008年，大部分都是以目的论为基础，对某部影片进行字幕翻译研究。如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对情景喜剧《成长的烦恼》字幕翻译进行梳理（邓薇&孟庆生，2010）；以目的论为指导探讨归化和异化策略在《流浪地球》字幕翻译中的作用（高小辉，2019）。
功能对等理论是字幕翻译研究的高频主题之一。周冲（2015）提出字幕翻译可以在语言形式、文化、语用和审美四个层面实现功能对等，且具体的翻译方法应由目的语者与原语读者的功能对等原则来决定。安慧和张白桦（2016）从功能对等理论视角分析了美版《甄嬛传》字幕英译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其他理论视角的研究也很丰富。如将归化和异化结合起来，处理好源语和目的语的关系以减少文化差距（强瑛，2010）；在顺应论基础上分析动态顺应论在字幕翻译中的作用，归纳语境顺应视角下的翻译策略（孙乃荣，2011）；从语言、文化以及译者主体性三个方面指出创造性叛逆在字幕翻译中的重要性（谭锦文&李洪青，2014）；在接受美学的视角下，归纳分析专有名词和名句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策略（吴丹，2016）；依据生态翻译学中“选择适应性”和“适应性选择”的原则，剖析源语和目的语生态环境的不同之处，从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层面提出字幕翻译策略（朱婧妍，2017）等。
还有一些较新的研究视角，如翻译转换理论、翻译传播学、释意理论、交际翻译理论等。如从结构、类别、单元和系统内转换层面，分析研究翻译转换理论的可行性和实践性（徐皖英，2016）；基于传播学视角，探讨影片字幕翻译的有效原则和策略（刘金玲&高晶，2014）；从释意理论角度分析如何从理解、脱离源语言外壳、重新表达三个步骤进行字幕翻译（李晓健，2020）；从交际翻译理论视角论述电影字幕翻译应该以目的语观众为中心（余晓洁，2012）；从语用学和文化角度研究英文电影字幕翻译的核心所在（陈群，2017）等。但这些视角下的研究寥寥无几，还有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空间。
字幕翻译过程也是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有学者着眼于跨文化交际，提出译员应灵活处理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信息，最大程度上融合东西方文化（孙占丽，2015）。还有学者讨论其中的文化因素并提出翻译策略。如电影字幕翻译中的文化意象研究（马小莉&罗亦君&郑欢，2008）；影视中文化专有项的处理（朱小晶，2009）；影视字幕翻译中的文化图式缺省以及补偿策略（靳慧敏，2014）等。对于影视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处理，可以采用重构、修润与转换的处理方法（柴梅萍，2001）以及压缩式、直译、归化和抽象化等策略（龚瑜行，2008）指导文化信息的传递。还有学者提出字幕翻译应解决字幕时空限制，实现文化转换，避免因文化内涵不同而导致的信息流失与信息超出（赵宁，2005）。
（2）字幕翻译原则和技巧的探讨
许多学者本身就有丰富的影视翻译经验。他们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总结影视翻译的语言特点，并提出相应的翻译原则和技巧。这方面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有钱绍昌、麻争旗和张春柏。三位学者在影视翻译实践领域硕果累累，以大量的亲身译例归纳了影视翻译的一些原则和技巧。钱绍昌（2000）总结了七条个人经验，并强调在影视翻译时，翻译的“信，达，雅”三项原则中“达”最为重要。张春柏（1998）以影视翻译与普通文学翻译的不同之处为指导原则，还提出影视翻译应该使用普通话，但并不排斥非正式的普通话。麻争旗（2005）的影视翻译五大特点为影视字幕翻译提供了指引，其影视翻译研究专著《影视译制概论》在我国影视译制理论研究、影视译制人才培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他学者对影视翻译的原则和技巧进一步归纳总结、拓展深化。有学者提出了“缩、简、直”的综合翻译策略，文化词语的翻译可以采用直入式和诠释式的方法（李运兴，2001）。部分学者致力于总结影视翻译特点或难点，如赵春梅（2002）分析了字幕翻译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四对主要矛盾：长度和内容；词序和图片；本土化和国际化；音译和语义翻译。还有学者着眼于影视翻译的某一具体方面，如幽默语、俚语、粗俗语和修辞翻译的难点等。
综上，有关字幕翻译的原则和技巧的探讨研究比较丰富，但是大多数作者还缺乏影视翻译经验，论证缺乏一定的说服力。而且主要研究成果大多是从微观层面对翻译原则、方法、技巧的探讨，缺乏宏观研究及有效的理论指导，并且不少文章的内容有雷同现象或是大同小异，缺乏创新。
（3）对字幕翻译人员的研究
国内影视翻译研究也有对影视翻译人员的讨论，主要强调其主体性。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译本选择、翻译目的及策略的确定、作品阐释和艺术再创造的翻译过程中（唐培，2003）；除此之外，还体现在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间性关系三个方面（查明建&田雨，2003）。对于译者本身的研究，谭锦文和李洪青分析了译者主体性方面的创造性叛逆（2014），胡庚申（2014）对生态翻译学里“译者责任”的伦理原则作了详细的阐述。
四、字幕翻译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近20年间我国影视翻译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发文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研究内容不断拓展,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但是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不足。
首先,研究层次较低,受关注度不足。虽然近年来论文数量整体上升,但多为语言、技术层面的个案研究,缺少开创性、前沿性的研究成果，且大部分发文刊物层次较低，缺乏学术影响力。在中国知网上对文献来源进行可视化分析，“字幕翻译”相关文献的主要来源是《电影文学》和《海外英语》，占比高达16.46%和11.43%；而《中国翻译》二十年内的影视翻译研究刊文数量仅为12篇,占比不到1%。影视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媒介，也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其翻译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外传播的效果。总而言之，影视翻译研究应该引起学界重视。笔者建议,可以在影视学和翻译学期刊中开辟影视翻译研究专栏，各研究机构也可以召开影视翻译研究学术论坛。
其次，研究面较窄，研究模式多局限于理论演绎和译例分析。当前，翻译学发展迅速,在心理学、认知科学、信息技术等不断介入的背景下，翻译研究的综合性、跨学科性与实证性愈发突出，传统的研究范式受到巨大冲击，正发生“裂变与重构”(费伟,2016)。在经历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语用学转向”和“译者转向”后，翻译研究似乎正在迎来“技术转向”。影视翻译研究应该与结合实际、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我国的影视翻译研究应创新研究模式，加强跨学科研究和实证研究，为影视业的繁荣贡献更大力量。
第三，研究对象集中,研究层面单一。热门影视剧的字幕翻译研究更受学者欢迎，而一些宣传中国历史文化的领域则涉及较少，甚至出现空白。这一方面体现了对研究对象重要性的认识还不足，另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影视翻译研究的跟风倾向，不利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播。
五、字幕翻译研究的展望
理论上，关联理论、目的论、功能对等理论视角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为避免重复性研究，可从接受美学、阐释学、规范理论、生态翻译理论、翻译转换理论、翻译传播学、交际翻译理论、释意理论等角度去尝试研究字幕翻译。
内容上，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外宣字幕翻译的研究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近二十年来研究最多的是电影字幕的翻译，其次是英美电视剧的翻译，而国产剧的外译字幕翻译研究寥寥无几，仅有《甄嬛传》等少数作品走出国门，这反映了国产电视剧的影响力还不足。综上，未来的研究要重视中国影视的外宣翻译研究，促使中国文化“走出去”。另一方面，随着新的文化现象的出现，影视中的跨文化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可以从字幕翻译与翻译教学、字幕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字幕翻译的娱乐化倾向、新的研究视角如传播学视角，翻译转化理论等视角继续进行研究。
研究方法上，应避免单一的研究方法。电影字幕的翻译研究常采用个案研究，而基于语料库等方法的定量研究较少。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基于语料库，展开多部影视作品的字幕翻译研究。
六、结语
我国的影视翻译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较之国内翻译研究的其他领域，仍有发展和进步的空间，主要表现在研究层次、研究模式、研究对象等方面。今后应加强研究模式的创新和研究内容的拓展，着力于中国影视作品的外译与传播研究，致力于让中国文化“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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