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对美外交政策研究（1946—1954）

　　当今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经历了二战对其经济的破坏，从战后的破败一步步发展壮大，在发展过程中除了X对其援助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自己抓住了历史机遇，而吉田茂作为其战后（1946-1954）保守党派的领导人对日本的发展更是起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带领日本从战前政治转换到战后政治，后人也根据他对日本的贡献将他执政路线总结为吉田路线，而日本也正因为吉田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自己。

　　吉田茂于1878年9月22日出生在东京。其生父为竹內纲出生于1893年，竹內纲原籍是高知县幡多郡宿毛村，吉田茂是竹內纲的第五个男孩子，在吉田茂出生后不久（1881年8月2日），被过继给吉田健三，取名吉田茂，吉田健三作为吉田茂生父竹內纲的好友，原籍是神奈川县横滨市南太田町。吉田茂的生父竹內纲曾在高知县被选为众议院的议员，同时他在煤矿，铁路等经济界也有重要作为。与此同时，吉田茂的养父吉田健三是当时被称为英国一号楼的怡和洋行的大买办，他以横滨作为据点进行经济活动，从而拥有了巨大的家产。在吉田茂的养父去世后，他便获得了一笔巨大的遗产，拥有了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使得吉田茂的生活能够较为富足，他进入了当时专门为贵族富人子弟开办的学校——学习院学习，在1901年9月吉田茂进入了这个学校的大学科，1904年9月转入了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律科并于一九零六年毕业。

　　吉田茂良好教育背景加之出色的个人能力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开启了他的执政生涯，他拥有传奇的一生。吉田茂是当代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战后曾先后5次组阁。[1]1906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科毕业后，顺利通过了外交官和领事官的考试在外务省工作，这也是他初次踏上外交官的路途。在二战日本投降，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前，吉田茂大部分的工作是出任领事，总领事和大使的工作。甚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吉田茂退出政界。二战结束后，X对日本进行了军事占领，日本处在外国军队的占领和失去国家主权的状态。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吉田茂的执政生涯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在他67岁的时候，成功了登上战后日本的政治舞台重新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并且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吉田茂能够重返政坛并且取得重要成就重要因素在于他抓住了机遇。二战结束后，鸠山一郎组织起战后第一大党——日本自由党。在鸠山一郎准备出任xxxx大臣时，X方面夺取其公职并且禁止他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这使得刚成立的日本自由党陷入了混乱，这时候急需一位鸠山一郎后的总裁。吉田茂正是在这种机遇之下代替了鸠山一郎，并于1946年5月22日出任xxxx大臣，组建了第一届吉田内阁。开始了他的执政内阁之路。所以有人说“如果没有鸠山被褫夺公职，恐怕他只能被视为占领初期与占领军打交道的原亲英派外交官，在战后政治史上留下一个不起眼的名字。”[2]

　　二战的爆发使得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和重组，而战争本身也是调整国际格局划分势力范围的一种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得X和苏联失去了结盟的基础，当这种合作的平台不复存在后二者又都想获取更多的国家利益时，两国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战后初期乃至整个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都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为主要特征。二战期间，X没有因战争受到削弱，反而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得到壮大，“战后初期，X工业产量占资本主义世界1/2以上（1948年占73.4%）；出口贸易占1/3（1949年占32.4%）；黄金储备占3/4（1949年占73.4%）。”[3]二战结束后，X的军事力量空前强大，垄断着原子弹，正是在经济军事上拥有强大的实力，X企图建立世界霸权。X建立霸权计划最初是由罗斯福提出，该计划主要由两大“基石”构成，X想通过这两大组织建立自己的领导地位，而苏联则变成了它的障碍。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发表了著名的“斯大林演说”，在演说中斯大林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危机引发，而苏维埃社会制度经历了种种考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证明“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4]。在该演说发表后不久，X也出现了遏制苏联的“作品”——遏制理论。

　　在X国内，苏联威胁论需要被人民了解，所以在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X发表了“铁幕演说”，这个演说满足了X的要求，他描述了一幅世界受共产主义威胁的情景，他攻击苏联所追求的目标是“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并且呼吁英美两国建立特殊关系，共同对抗苏联。经过乔治凯南的理论基础和丘吉尔演说的铺垫以及X的精心准备，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一篇咨文，随后形成了杜鲁门主义，并将杜鲁门主义正式实施。同时战后初期的西欧面临着艰难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而欧洲又是X全球扩张的重要战略点，X于是抓住了这次机会，抛出了援助欧洲复兴的计划——马歇尔计划，该计划帮助了欧洲经济渡过难关，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X也从中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巩固了遏制苏联的阵营。

　　日本在二战中对世界的安全和和平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各国人民饱受战争带来的苦难，同时也阻碍了世界发展的进程。因此，当日本战败后如何处置日本就变成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不仅关系到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各国都会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获取最大的利益，大部分国家都受到战争的破坏，不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其实力都有所衰弱，但是大发战争横财的X却例外，控制日本并使日本从属X为X称霸世界政策服务X战后对日本的基本政策。X通过其强大的实力，对日本单独占领，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的。第一是单独军事占领日本，X在任命代表盟国的驻日盟军最高统帅的时，未曾与任何盟国进行协商就想自行任命，1945年8月11日，当苏联知此情况时，莫洛托夫外长立即召见X驻苏大使哈里曼，建议“最高统帅可以包括两个人由美苏强令一人担任。”[5]哈里曼当即反驳说：“我以XX的名义反对这样做”，“最高统帅竟不会是一个X人……这是不可思议的”[6]X还自行划分了受降区域。1945年8月30日至9月6日，46万X军官陆续进驻并单独占领的日本，9月7日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统帅最高司令部成立，并赋予了他极大的职权，这使得他的地位和权力至高无上，甚至凌驾于日本XX之上直接向X负责，这样一来，X的对日政策就可以通过命令、指令和备忘录的形式得以贯彻实施。其次，控制盟国对日管制机构是X独占日本而采取的另一种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X对日本的独占统治，1945年8月22日，X向中、苏、英三国建议成立十国远东咨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盟军只能提出处理日本事务的意见而没有任何权力，这引起了苏联，英国等国家的不满使得会议休会。经过多次商讨，美英苏才对此问题达成妥协。通过这两个大的方面，X在军事上和对日管制问题上，实现了他对日本的独占统治。

　　二战结束后，由于日本在战争中犯下了种种罪行，同时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日本军国主义必须得到严厉惩罚，同时日本人民也经历了战争，这使得日本国内人民迅速觉醒，开启了广泛的争取民主的斗争。同时，由于X想控制日本，但是日本的传统军国主义、法西斯专政与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格格不入，这也成为X控制日本的一个重要障碍，为了其自身利益，X在战后对日本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影响重大而深远的民主改革。1945年9月22日，X发表了占领日本时期对日政策的纲领性文件——《X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其中规定：“最高统帅将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XX机构及其代理机构行使自己的权力”[7]此外，该文件中还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军事，经济，教育等诸多方面。

　　通过这次改革，日本完成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资产阶级改革，同时它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封建反法西斯军国主义性质的改革，任何一位政治家的权力和地位，都必须是植根于利国益民的国政方针上，[8]而日本的这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于日本来说是有益的，它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扫除了阻碍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生产力，在客观上促进了日本的进步。回顾日本历史，日本的协调都是与先进国家协调。[9]在当时，先进的X的代表就有二战后强大起来的X，于是日本和X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一系列的协调。

　　X在战后初期对日本实行的政策，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一、X为了实现其称霸全球的目的，先后抛出了使得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等，而1948年的柏林危机使冷战进一步加剧。二、在中国，从1947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进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对国民XXX攻势势如破竹并连续取得重大军事胜利，国民党xxx的垮台已成定局，X对华政策彻底破产。三、在日本国内，由于战后初期，X推行的一系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使得日本xxxx进步力量不断扩大，这些情况的出现是X所始料未及，也是X所不愿意看到的。四、X遏制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反共，称霸全球的政策以及远东战略重点的转移，使X对日本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X需要开始重新评估日美关系。 而X对日政策的转折点出现在罗亚尔演说，日对政策也由占领初期的打击，打压，制约改为扶持，帮助。在政治方面，以X为主导的盟军总部释放大批战犯，解除对右翼分子和法西斯政客的整肃，对他们放宽限制甚至默认他们重返政坛，其中保守xxx中的以吉田茂为首的领导人得到X的大力支持，由于先前的民主改革使得日本进步力量的大展，各种先进的工人组织和进步的群众运动纷纷出现，这些情况的出现是X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各种进步的群众运动收到限制，工人为自己合法利益而举行的罢工受到残酷镇压，共产支部组织在日本也被禁止，日共领导人也受到排挤。在经济方面，大大缓和并放慢对解散财阀的要求和进程，最初被指定解散的325家大企业，到1949年8月被分割的只有18家。[10]X对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和扶持，派遣经济顾问和专家去日本帮助其定制经济计划。在日本的赔偿问题中，X越来越减少对日本的赔偿要求，对日本的赔偿要求的态度在不断后退。詹斯顿报告（徳雷珀计划）是罗亚尔演说的具体化，远东委员会的X代表依据这个报告，在1949年5月12日发表声明：“今后继续从日本拆赔设备而产生的负担，将可能极大地损害稳定日本经济并使其经济自立的占领目的”[11]

　　X对日本的不论是打压还是帮扶政策，都是从其国家利益出发而进行选择的，而X的目的也很明确，将日本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进而为其称霸世界的政策而服务。X对日本的政策不仅仅影响到日美两国的外交关系，而且对全球政治格局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X对日本的政策转变，使得日本从属X，从而改变了日本原有的外交路线，对战后日本的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在X所谓的扶持之下，帮助X在远东地区实现其争夺利益，而其获得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或者损害它国的利益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之下势必会引起它国的反对，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当地局势的混乱，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势必会增加，X和日本的这种所谓同盟关系的实质是从各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当X拥有了日本作为其盟友帮助其称霸全球的目标实现，这加强了X自身的实力，而作为其竞争对手的苏联是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出现的，这对苏联的外交政策调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苏的争霸势必会在这种情况下愈演愈烈。

　　正如前文阐述，吉田茂是在一种“巧合”的情况下开始组建内阁，开始了他的执政之路。1946年，吉田茂代替了鸠山并与同年5月22日出任xxxx大臣组建了第一届吉田内阁，1947年5月第一届吉田内阁结束，但是其外交路线的确立是从其第二届内阁开始，1948年10月14日吉田茂被提名为第二届xxxx大臣，次日第二届吉田内阁成立。但此时的日本面临着复杂而动荡的国际局势，并且X对日政策也开始发生着变化，X开始把日本纳入其国际战略体系并且使其在政治上从属于X，吉田茂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外交路线。

　　所谓吉田路线即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根本目的而采取的经济，政治，以及对外关系的政策，它是一种务实政策，所以吉田茂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把日本的国家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它依靠X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巩固xxx，发展经济，争取在国际社会中早日取得独立地位并且逐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吉田路线”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主要由政治，思想体系构成其中主要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几个方面。通过其路线的实施对日本自身发展乃至国际政治格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当今我们认识和处理国际问题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吉田路线”是后人对其政治贡献的全面概括，而不是他本人提出的完整表述。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吉田茂在对X的外交政策中并不是一味的妥协与屈服，在面临自身的重大利益的时候他也是选择坚持不让步的。

　　吉田茂的对美政策是“吉田路线”的重要部分，正是在X的军事保护和经济帮助下，该路线得以形成。此时，美苏正在激烈对抗之下，在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X一直处于核垄断地位，1949年9月，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打破了核垄断，同时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此产生的结果是X对远东地区政策的进行了重大调整将日本纳入X的全球战略，将日本作为对抗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的前沿阵地。X对日本进行了军事占领，此时的日本无疑在主权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损害，吉田首相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对其利益的关键国——X，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当时在X对其进行军事占领主权受到限制，和以美苏为首的对峙的条件之下，在日本面前有两条路可供日本选择，一条是“顺从”X，响应X的要求。一条是全面媾和实行永久中立的外交政策，无论是选择哪一条路，其对日本产生的影响都是十分重大的。考虑到国际环境和日本的国内环境日本以吉田茂为首的保守势力选择了前者，联合X与之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日本这样做并不是对X的对美政策由严厉、打压转为缓和扶的“感恩”，而是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希望早日获得独立地位。这是以吉田茂为首的保守党对当时自身情况和国际局势所作出的选择。

　　“商人式的国际政治观”[12]是吉田茂选择片面媾和与X结盟对抗苏联的思想根源。吉田茂认为与X结盟，片面媾和是其走向独立的先决条件，并且希望通过与X结盟和片面媾和逐渐过渡到独立，同时结合其自身的地理条件，依靠对外贸易发展经济，这也是日本的生存之路。日本是一个四周环海的岛国，国内资源匮乏，因此其不得不依赖对外贸易来维持和发展自己，而此时的日本又处于战败的情况之下，因此寻找一个“靠山”，就显得尤为重要。X不论从其经济，军事方面都符合这个“靠山”的条件，另外吉田茂投入以X的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原因也是由于其反共思想，在战后X对日本的民主改革中，对工会的民主改革十分突出，X的最初目的是想清除日本国内的封建势力，促进民主进步，使其达到使日本从属X，但是随着工人运动的进步和各种进步力量的出现，日本xxxx快速发展，日本当局认为这是对他的执政的威胁，这是X也是日本当局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当局加入西方阵营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1951年9月4日，X召开了包括日本在内的52个国家的旧金山和会。在抗日战争中的主力损失最大的中国，却被拒之门外，该会议签署了《旧金山合约》。合约规定：1、“日本承认朝鲜之独立。”2、日本放弃对X、澎湖列岛，南威岛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和要求”；3、各“盟国”对日本“放弃其一切赔偿要求”。[13]通过旧金山和会和《旧金山对日合约》，日本开始为早日实现独立愿望迈出的第一步，日本在该条约中将一些岛屿分离出去，用领土的失去换来了一些权利，但该合约中国XX发出严正声明：“XXX在旧金山会议中，强制签订的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对日单独和约不仅不是全面和约，而且完全不是真正的和约。”[14]吉田茂也意识到媾和是必须，和日本安全保障是不可分割的，单单的《旧金山对日合约》是远远不够能满足吉田茂得要求，于是日本安全保障的问题，又将作为吉田茂XX对美和对日本自身发展的重要问题。在1950年1月23日和7月14日，先后两次提出安全保障问题并发表了施政演说。在确立了媾和的具体方针，它的核心问题是在驻军方面，日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必须顺从、迎合X。吉田茂决定派藏相池田勇去人向X转达媾和信息，在安全保障问题上日美双方经过多次谈判，最终是在X的建议下达成协议在旧金山和约签订5小时后《日美安全条约》签订，其中，不经X同意，日本不能将任何军事演习的权利授予给第三国。[15]该条约实际上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它是日本为了寻求X的援助的妥协，日本甚至付出半独立的代价，国家的主权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损害。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冷战的产物，是日美结盟的重要依据[16]。日本在实行跟随X的政策同时出于自身的利益角度考虑，同时也照顾到X的态度，日本同X从1952年2月20日开始在台北举行“媾和”谈判，并最终签订了《日台合约》，该合约公然否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日台和约》的签订激起的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这给中日关系的正常化设置了障碍。吉田路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日本逐渐获得其所谓的独立地位，但是通过这条路线，日本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通过忽视它国的正当利益，侵犯他国的主权来换取X的支持这不是明智的做法，反而会使自己陷入不利的状况之下。

　　吉田茂作为日本战前政治和战后政治连接的桥梁，使日本从战前政治过渡到战后政治，他的旧金山体制被认为是他对美政策的突出表现，也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尼克松曾经说：“他造福后世的最大业绩就是为日本制定了十分高明的对外政策，日本不必花钱就可以防卫国家安全，因此就可以把全部精力和资源都用于建设，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之一。”[17]日本的经济也正是在X的援助和自身的共同努力之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可以说日本的快速成长，吉田茂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直至吉田茂1954年执政结束，在吉田茂的主持下对美签订的两大主要条约，分别是《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其中《旧金山对日合约》改变了日本国内战前政治格局，抛弃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在X的主持下完成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资本主义民主改革，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促进民主进程，在这一方面来说应该算是一大进步。而《日美安全条约》是日本加入资本主义阵营同X结盟，日本在世界政治结构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并从法律上结束了被占领的状态，但日本的主权也在该条约中受到了一些损害，因此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并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吉田路线也正是在这些重大的决策中，逐步形成的，而这个路线也贯穿着日本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路线所带来的问题，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保守党派领导人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将其他一些国家的正当利益于不顾，很明显这样的发展，对其他国家是不公平的，牺牲他国的利益发展自己，这样必然会引起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利于日本发展的，这是日本也是世界各国应注意到的问题。同时吉田路线在获得成功时，也应该注意到它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问题，日本的“经济大国”和“政治小国”[18]的地位如何平衡起来，这是日本领导者应该注意的问题，在政治地位上日本统治者感到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来发展自己在全球的经济利益，吉田路线的目标和内容在随着时代的和外部的环境变化如何变化，如何积极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环境，这也是日本统治者应深思的问题。

　　吉田茂对X的政策不仅对日本自身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同时对她的“盟友”——X，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X在二战中非但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而且从战争中收获了较多的好处，经济、军事实力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通过高度膨胀的经济军事实力，X开始了它的称霸世界的野心。在远东地区，X需要一个前沿阵地作为遏制苏联、对抗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势力，同时他也需要给自己军事寻找一个安置点，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而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势力的瓦解，X需要日本作为其在远东地区的“支点”，而通过《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X将日本纳入了自己的远东战略布局，X的这种做法置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于不顾，但是在国家利益的面前X仍然选择这样做，X此举为它称霸全球的战略打下基础，其虽然对日本进行了大量的援助，但是X仍然是最大的赢家，通过日本将自己的势力建立在远东地区。X对日本的援助就像其对土耳其和希腊的援助，X评论家李普曼在谈论杜鲁门主义时说：“我们选择希腊和土耳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需要援助，也不是因为他们是民主光辉的典范，而是因为他们是通向黑海和苏联心脏的战略大门”。[19]而吉田茂的对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美苏在此的争夺愈发激烈。美苏的争夺首先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使世界陷入对峙的紧张局势，同时美苏两大国的对峙是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小国的利益为基础的，这对于一些小国是不公平的，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侵犯他国的利益之上是不可取的。

　　日本在吉田茂等领导人的带领下，依靠着X使其自身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点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日本为了自己的发展也付出了一些代价，选择了追随X的政策，而X的全球战略中也需要日本这样的一个“伙伴”，日本跟随X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日本跟随X，使日本失去了本可以与之发展良好关系的一些国家，诸如和日本相隔不远的的中国，当日本在顺从X的意愿之下和X签订了《日台合约》，该合约的签订使中日关系发展有了巨大的障碍，这对于日本来说是弊大于利的，也不利于日本外交关系的发展。而日本领导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吉田茂所选择的对美政策，使日本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世界两极格局的对峙。X希望通过将日本纳入自己的远东战略布局以实现自己称霸世界的企图，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X这个构想的实现也愈发艰难，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欧一体化进程加快，舒曼计划和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出现在分裂着两极对峙的格局，法国戴高乐的重新执政进一步加强脱离X的趋势，随着法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1955年，第三世界国家召开的万隆会议，是第一次在没有西方国家参与下的第三世界会议，该会议提出了重建世界新秩序，对以X为首的西方国家奉行霸权的主义的反对，西欧和第三世界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两极对峙格局，世界多极化也是今后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美日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仅仅是美日两国之间的事，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影响，随着世界不断的向前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也愈发紧密，使得世界出现了地球村。X作为世界上的强国，在国际问题上也应该积极承担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义务。吉田茂对X的政策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有启示的，我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到其它国家的利益，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忽略甚至践踏它国的利益，关注它国的利益，做到共赢是我们应不断追求的目标，当今世界是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其发展的速度也是不断加快，所以世界格局也是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世界早已不是两极对峙的格局，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大国，应该继续发扬着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遵循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主动承担大国的责任，当然仅仅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中国也在积极承担自己义务的同时不断促进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将世界各国人民紧紧地团结起来共同促进世界的进步和发展。

　　吉田茂是日本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外交家，在日本战后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实现了日本政治从战前到战后的转换，为日本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吉田茂的执政路线被后人称为“吉田路线”，在吉田茂执政过程中和X关系十分密切，对X的政策也是他外交政策中的重要一部分，X也因为想称霸世界而把日本纳入它的远东战略之中。总之，吉田茂的执政不仅对X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其自身也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多极化趋势加强，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我们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它国，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为世界的进步而共同努力。

　　[1]章前名：吉田茂的外交观[J].日本问题研究，1996年第3期，第39页。

　　[2]（日）富森叡儿著.吴晓新，王达祥译.战后保守党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3]方连庆：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4]xxx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苏）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2页。

　　[5]（美）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卷1[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370页。

　　[6]（美）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合著.吴世民译.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M].上海：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556页。

　　[7]Xxxxx：占领日本：政策与进展[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第73－81页。

　　[8]郑毅：试论吉田茂的权力来源[J].外国问题研究，1998年第4期，第21页。

　　[9]孙晓光：战后初期日本“保守本流”路线的确立及其评价[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05年。

　　[10]（日）安原和熊，山本刚士著.吴万虹译.战后日本外交史卷4[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39-40页。

　　[11]（日）安原和熊，山本刚士.吴万虹译.战后日本外交史卷4[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12]（日）高坂正尧著.宰相吉田茂（日本文）[M].第19页。

　　（转引自：王孝平.吉田茂与旧金山体制[J].外国问题研究，1985年第2期，第31页）

　　[13]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部：国际条约集（1950——1952）[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333—334页。

　　[14]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605——607页。

　　[15]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部：国际条约集（1950——1952）[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393——390页。

　　[16]刘爱华：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看日美关系的演变[J].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第50页。

　　[17]（美）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18]关南：论吉田茂的历史地位[J].日本问题，1987年，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