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资源布局对就医行为的影响分析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新医改的推进，医疗健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内容，确保居民的健康不仅在于医疗服务可及性的改善，也在于对居民就医行为的合理引导。我国医疗资源长期以来有着配置不均的问题，导致人们看病难、看病贵，本研究主要运用政策分析法、数据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从就医方式、就医选择行为以及就医体验3个维度来探究医疗资源布局对就医行为的影响，了解人们的就医需求、利用现状，以期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就医意识和就医行为模式，实现我国医疗资源的效用最大化。

【关键词】就医行为；医疗资源；患者

1 前言

伴随着国家的繁荣、民族的振兴、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的不断进步，健康和医疗已成为人们关注的民生热点。

2009年，中共中央、xxx印发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启动了“新医改”，重点解决“难”与“贵”的医疗问题，新医疗改革的推行已经时隔十多年，我国公共卫生医疗已经取得一些成就，公众的健康状况也得到显著改善。2016年，国家提出了建设“健康中国”战略，《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随之正式宣布。在这一背景下，通过优化医疗资源分配来改善国民健康已成为一项长期发展战略。与外部环境相对应的就医行为也表现出新的类型和特征。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不胜枚举，其中医疗资源布局因素对其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把握好医疗资源布局和就医行为的现状及特征，在医疗卫生和保障体系的完善上才能更好地对症下药，以便更好地满足医疗保健人群的需求[1]。

医疗服务由于它自身具有的特殊性而与普通商品不同，人们的医疗需求行为也与普通商品的消费行为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2]。大健康背景下的21世纪，有业内人士这样认为，很多居民生活水平日渐提升，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倾向疾病治疗，而是转向了疾病预防，并把预防保健作为优先事项。医疗保险在医疗保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生产发展及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人们只有拥有了健康的身体，才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了解并深刻认识到我国国情下不同区域不同经济水平下人们的医疗诉求，减少医疗资源不必要的利用，才能更加人性化、合理化、科学化地制定医疗政策，惠及民生，共创美好健康幸福的小康社会。

本研究将根据我国医疗布局现状来分析医疗资源布局对就医行为的影响，寻求隐藏着的问题并探讨对应措施。全国各地医联体建设百花齐放，但当前国内医联体发展面临的困境也越来越多，人们的就医需求得不到满足，通过医疗资源布局的研究，寻找着力点和突破口。

2 我国医疗布局现状

所谓医疗资源，是指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医疗技术和信息、医疗政策等各种硬件资源及软件资源的统称。三甲医院数、执业医生数以及医疗机构病床数等是衡量我国医疗资源布局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医疗资源布局与我国的就医现状不匹配。

2.1 医疗资源总量匮乏，城市多乡镇少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医疗机构总数在2019年末时已经从改革开放时的约16.9万个上升至101.4万个，其中医院数大约增加了2.5万个。尽管医院总数继续增长，但是人们看病困难的问题仍然越来越严重，这与医疗分配不均密切相关。这期间，医疗机构数和人们的医疗需求都在快速增加，但它们的增速并不匹配[3]。2019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我国每万人医生数仅17.9，每万人护理及助产人员数仅23.1，低于金砖国家中的巴西（这两项指标分别为21.5、97.1）和俄罗斯（分别为40.1、86.2），更低于发达国家（英国分别为28.1、82.9；日本分别为24.1、115.2）[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10年及以前，我国乡村人口数总是领先城镇，这一年之后，城镇人口开始赶超乡村且呈逐年递增趋势。截至2019年末，84843万城镇人口占140005万总人口的60.60%。尽管这些数据中可以表明近十年我国城镇人口占上风，并和乡村人口数逐渐拉开差距，但是我国医疗资源，尤其是是质量上乘的医疗资源，始终向大城市大医院靠拢。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2010年我国医疗机构床位数为478.68万张，农村占比近51.9%，而到2018年，我国拥有840.41万张医疗机构床位，农村占比降至50.72%。2018年我国每千人拥有床位数城市为8.70张，农村为4.56张；每千人拥有卫技人员数城市为10.9人，农村为4.6人；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助理）数城市为4.0人，农村为1.8人；每千人拥有注册护士数城市为5.1人，农村为1.8人。从“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的指标来看，东部（7.2人）>西部（6.9人）>中部（6.2人），而东部发达地区的北京、浙江、上海更是分别以11.9人、8.5人、8.1人的数据远远超过西部的广西、云南、甘肃，分别为6.5人、6.2人、6.0人，西藏最低为5.5人。像广东、山东这样的人口大省，其医疗资源在城乡分布上依旧处于不平衡状态，不论是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还是每千人注册护士，城市地区的数据始终遥遥领先于农村地区。

2.2 核心医疗服务不足，执业医师增长困难

卫生人员是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我国的核心医疗服务。我国长期都存在着看病困难这个问题，根本原因就是落后的服务供给无法适应日趋攀升的就医需求。我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在2018年末，我国具有1230.0万卫生人员，相比上年增长率为4.69%。从区域分布来看，2018年卫生人员数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532.1万、356.8万和340.1万，其中执业医师数东中西部分别为140.7万、85.3万和90.8万。从城乡分布来看，卫技人员中城乡分别为519.1万人、432.8万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90.7万人；其他技术人员中城乡分别是26.8万人、20.8万人；管理人员中城乡分别是32.8万人、20.1万人；而工勤技能人员中城乡分别是47.7万人、38.2万人。卫技人员中包括了409.9万注册护士（城乡比例为0.59:0.41）和360.7万执业（助理）医师（城市占比52.88%，农村占比47.12）。同上一年相比，城乡卫技人员分别增加了37.2万人和18.0万人，增长率分别为6.31%和3.07%。

卫生人员的增长率与大众需求对比高下立见，显然太慢了，特别是作为医疗服务供给的核心力量的执业医师的增长率还十分不足。201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增长率为1.53%，卫生人员增长率为4.70%，执业医师增长率为6.41%，同上年增长率相比分别降低了1.64%、0.45%和0.29%；执业（助理医师）增长率为6.40%，比上年增长率提高了0.16%。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我国2020年2月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为2.5亿（不包括湖北省、诊所及村卫生室数据），同比下降38.2%。医疗资源不但供应短缺，而且医疗供给结构还失衡，致使本就杯水车薪的资源出现诸如使用率低下和资源浪费之类的问题。

2.3 三甲医院吸纳过多优质资源，资源下沉阻力大

我国内陆把医院划分为“三级六等”，其中三甲医院为最高级别。三甲医院具备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与管理、高水平的技术与效率，凭借其出色的科研和设备吸引了很多高素质的医生、优质的合作平台纷纷前来。加上其优质资源所铸造的声誉也会让大量患者慕名而来，这种经济现象容易导致病患密集型就医，悬殊的城乡医疗服务加大了资源下沉的障碍。

国家有关数据表示，，一级医院的床位数由2010年的25.7万张上升到了2018年的63.0万张，复合增长率为11.89%，在各级医疗机构中比例最高，三级医院复合增长率次之，为11.62%。并且，2017到2018年间，三级医院诊疗人次数从17.3亿增加到了18.5亿，入院人数由8396万增加到了9292万。从区域分布可以看到，2018年三甲医院中东部为644家，中部为415家，西部为383家。患者只认大医院，三甲医院的数量占我国医疗机构总量的比例虽小，但却成为多数人寻医问诊的首选。像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三甲医院基本上都存在这样的虹吸现象，大医院局部的“看病难”就形成了难以解开的结。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医院综合排行榜中，2013-2018年连续六年位列前100名的均是三级甲等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更是连续十年名列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榜首，其2015年的年门诊量达367万人次，单日最高门诊量约1.73万人次。三甲医院广东省中医院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中医医院之一，在全国医院综合排名中虽然未上榜，但其2015年年门诊量高达702万人次。国内声名鹤立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1992年首批通过国家三级甲等医院评审，其2015年年门诊量为360万人次[5]。医院数量占比8.1%的三级医院，承担着将近44.3%的诊疗需求，而占医院数量32.7%的一级医院，只能解决不到7%的诊疗需求。在疫情影响下，2020年2月三级医院诊疗人次数为5534.8万，同比增长-51.8%，即便如此，在所有等级医院中三甲医院的诊疗人次数仍是最高。

2.4 医院各科室医生分布不均，全科医生缺位严重

我国专科各科室的医生人数分布不均，某些科室的医患比例极度不协调而严重增加医生的负担。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内外科以及中医科的执业医师比例最高，分别为22.0%，12.9%和12.6%；而皮肤科、急诊科和儿科的执业医师总数显得荒凉，每位医师每天接待病人的次数居高不下。按照我国当前二胎政策放开的背景，新生儿数量的增加也会刺激医疗需求的上升，这给已经供不应求的儿科医师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会加大患者家属看病难的困境。我国的“少医生、多病人”的国情导致了医疗服务供需严重失衡。

另外，“健康守护者”全科医生在中国仅约31万人，其中大概15.7万人注册了全科医学专业，将近占执业医师总数的5%。我国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为2.22，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2.93、1.73和1.66，像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的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远高于东部地区的平均指标。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兼世界华人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曾发言，根据中国的现状，最缺乏的并非综合医院专科医师，而是能够满足县级以下医疗机构需要并担负得起基层医疗、预防、保健职能的全科医生，组牢基层网底的关键也在于此，医改过程中组建人们所期望的医疗团队已迫在眉睫。

3 医疗资源布局对就医方式的影响

3.1 小病就医方式

医院级别、就医环境与医技水平等都是影响人们就医方式的重要因素[6]。郭静等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就医资源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就医行为的影响，发现在生小病时，超过一半的流动老年人口选择自我医疗，另外不到一半的人选择看医生，拟合结果中得出就医资源与就医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即医疗资源越丰富，流动老人就医行为越积极[7]。有研究者对某贫困县村民的求医行为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常见疾病发生时，选择到医疗机构就医和选择自我治疗的农村居民比例是7:3，自费医疗和医疗负担过重都会使村民要么有病不医，要么延迟治疗[8]。

在中国，女性和男性对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是否需要医疗帮助有不同的看法，总体上男性对自己健康的评价比女性更高，大多数女性会忽视自己的疾病，或试图进行自我治疗，而不是咨询医生，甚至是拒绝寻求医疗护理，直到她们的病情非常严重时或者她们需要紧急治疗时她们才会考虑就医[9]。医疗资源越多，女性和老年人接受医疗服务的机会就越多，否则使用医疗资源时，社会实力强大的群体的优势将变得更加明显[10]。

亚健康这种不健康的身体状态随着当代经济快速发展应运而生甚至成为常态，经常被人们忽视，农村地区居民和老年人口对小病就医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如今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将不断上升，人们对医疗保险基金的期待将会越来越高，对医疗保险的需求和支出也将越来越大。

3.2 大病就医方式

2015年7月，xxx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国办发[2015]57号），明确定义“大病”的界定标准是高额医疗费用。除了直接医疗费用的经济负担（例如自付费用）外，大病患者还直接在交通、住宿等方面面临非医疗费用，高昂直接非医疗费主要集中在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医疗机构是影响大病患者直接非医疗费用的主要因素，中西部地区灾难性卫生支出具有较高发生率，患者主要从疾病严重程度出发考虑就诊机构，如果县内医疗水平无法满足大病患者的医疗需求，他们通常就会在县外接受治疗[11-12]。大病患者的经济负担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些贫困地区的大病患者甚至因病致贫，建立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在内的健康保障体系就显得很有必要。整合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使得居民不再受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的限制，当参保人患大病时，居民医保可以一定程度地减轻其经济负担。随着县域综合医改在全国的推开，我国2018年县域内就诊率达到85%，逐步实现“大病不出县”[13]。王森通过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探讨我国居民的就医主动性，发现约有20%的患者病情严重却没有就医，而是采取自我治疗或消极等待，生理症状严重时农村居民更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医疗需要，医疗服务价格的降低能够提高居民的医疗需求意识[14]。

北京优势医疗资源集中，每年差不多有2.4亿人次来此看病就医，每天从其他地方流入七十万病患，这使得北京三甲医院不堪重负，北京甚至被号称“全国看病中心”。相反，离北京三十公里远的燕郊三甲医院有70%的闲置病床，其他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里也有1/3的外来疑难病患者[15]。尽管我们希望人们可以按自身疾病严重程度到乡镇、县、市或州医院治疗，但实际上大多数情况却是大医院摩肩接踵，小医院无人问津。从北京市人社局获悉，北京市积极响应《xxx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号），自2017年1月1日起，北京市新农合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基本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费用超过上一年度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部分，5万元以内的大病医疗保险报销比例由50%提高到60%，5万元以上的大病保险报销比例由60%提高到70%。据了解，该市400万参保城乡居民中将有2.2万名城乡大病患者受益，将进一步减轻个人医疗费用负担约1亿元。2020年1月1日起，北京市将首诊医疗机构范围在原来的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基础上，增加了各区区属（区、镇XX主办的）定点医疗机构，扩大了首诊机构范围，方便患者就诊。北京市在缓解患者的就医压力上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小病到小医院，大病到大医院，这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就医方式。

4 医疗资源布局对就医选择行为的影响

4.1 就医时机选择

就医时机选择是指患者在感到身体不适时，是否选择及时治疗的行为。就医机构的距离、医疗费用、就医流程、就医环境等都会对患者的就医时机造成影响。对于需要多次就医的疾病，如慢性病，有的患者没有很重视，延迟就医现象比较普遍；也有的患者能够做到及时就医。阚亚楠等对慢性阻塞性疾病患者的研究中发现，部分患者因为无法在基层医疗机构获得相应的诊疗而选择去大医院，但由于大医院距离远、价格高、等候时间长造成了其可及性较差，导致患者延迟就医[16]。由于缺乏对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对急性加重产生错误判断，大部分患者从而无法确定就医时机，高额的医疗费用、繁琐的就医流程和恶劣的就诊环境都会阻碍患者及时就医[16]。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病，在我国发病率较高，且需长期就医。人口大省山东省糖尿病患者在得知自己患病时，78.9%的人群能够做到不适时立即就医[17]。我国目前的医疗条件仍然不能解决庞大的糖尿病患者的医疗需求，实现医疗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应注意糖尿病知识的教育普及。

农村医疗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XX也在努力寻求农村医疗建设的出路，自我医疗和到就医机构治疗两种情况长期存在于农村就医行为方式中。农村居民中，在病情反复发作的情况下及时就医的数量最少，其次是在初有不适时就及时到医疗机构就医，多数村民只有在疼痛难忍时才选择就医[8]。城乡老年人对医疗需求的重视度略有不同。城市老年人不仅把医疗需求放在XX和医疗机构的首位，还积极参与并愿意维护自己获得医疗服务的权利，而农村老人对XX没有这样的期望，因为他们一生中很少与正规医疗机构互动，他们把健康和幸福的问题视为自己的个人和家庭问题[18]。

4.2 就医地点选择

医疗服务质量是一家医疗机构的名片，质量的高低影响着人们的就医选择。医疗服务质量是人们选择就医地点的关键因素，在可承受的经济范围内，居民患病后会优先选择医疗服务质量较高的机构进行就医[19]。患者通过跨区域就医可以选择更优越的医疗条件及服务，使得病情不会因原来所在地区的医疗技术限制而耽误[20]。

时间可及性和地理可及性与人们就医地点的选择息息相关。根据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接受调查的当地居民有63.9%在距离最近的卫生机构1公里以内，而84.0%的家庭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点，这意味着我国居民整体卫生服务可及性较好；在我国西部农村地区，有9.0%的家庭距离医疗机构5公里以外，20分钟及以上达到最近医疗点的比例为19.4%，可见在我国偏远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比较差，但总体在不断增强，向利好的趋势发展[21]（见表4-1、表4-2）。医疗地点与居民所住地距离的合理设置的确给居民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城乡医疗质量的差别不容忽视。

城乡卫生医疗呈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农村居民容易获得的大多数医疗资源是技术水平较低的乡村诊所和私人诊所，以及可以提供紧急服务、住院、化验和其他服务的医院和保健中心，城乡居民在获得医院、卫生院和高端服务方面差别很大[22]。

表4-12013年调查家庭距离最近医疗机构距离（%）

资料来源：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资料

表4-22013年调查家庭距离最近医疗机构时间构成（%）

资料来源：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资料

4.3 就医机构选择

随着医保的推行和普及，我国已有13亿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95%以上，这使得医保在大众心里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成为人们生活保障的必需品。我国拥有医疗保险定点系统，对于指定的医疗机构，被保险人可以根据医院等级、医疗水平、距离等因素来选择方便就医并且能够提供优质服务的医院。近年来分级诊疗制度在我国各地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基层首诊更是获得了较多城乡居民的支持，但还是很难根治部分患者不适时首选三级医院的畸形状态。选择医疗机构时，考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疗机构距离的或者有慢性病的居民基本会更乐意到基层医疗机构首诊[23]。

北京市有着技术先进、服务量大的肿瘤专科医院，吸引了众多外来癌症就医患者[20]。根据中国医药新闻信息协会健康传播共享中心、医信天下互联网医学标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2019中国医院影响力排行榜，在前10家肿瘤医院中，北京就占了6家。作为癌症专科的区域诊断和治疗中心，其应当对卫生资源的分配、服务的提供甚至成本补偿进行良好的管理。同时，需要解决获得医疗服务和医疗设施压力的问题。

2016年6月16日，浙江省举行了一次与大家密切相关的会议，讲的是医药卫生体系全面试点改革工作的深化。2020年该省省级医院编制床位被核定为26170张，而在2016年为22890张[24]。城市三级大医院应逐渐减少多发、常见、慢性病这类普通门诊服务，把工作重心放在大病治疗住院上。将来看病就医的趋势就是要改变大家大小病都往大医院扎堆的习惯，社区医疗机构和基层医院将迎接更多的健康挑战。好的医院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患者，病情轻微本可以到乡镇诊所就能处理好的患者却选择到大医院就医的话，不仅浪费患者自身的时间和金钱，还浪费医疗资源，增加大医院医师日均诊疗人次。一二三级医院与基层医院、社区医院应实行良性互动，同时综合医院与专科医院也要进行专业化分工，各司其职，这样既能将已有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也能减轻大医院就医压力。

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分为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其他机构四类，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图4-1）。医院数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处于上升走势，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数则随着年份增加而递减（表4-3）。不难看到，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占比和另外三类相比遥遥领先。如此庞大的数量却得不到广大患者的青睐，这与国家的重视度与政策的普及度密不可分。

图4-1我国近十年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4-3我国近五年医疗卫生机构类别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4.4 医护人员选择

诊疗技术在就医选择中起着关键作用，很多患者在选择就医单位时，都希望在可承受范围内能够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服务。当然，患者还可能会根据自身疾病类型而选择不同级别的机构就医。对于得了重症、癌症的患者更看重有丰富医学知识和经验以及声望高的医生。这类医生任务艰巨，要负责门诊和手术，还要指导当地医生并建立新的学科等等，每位专家都具有副高以上的职称。他们会在当地建立自己的口碑，即使只是在县或县以下等级的医院就职，许多人还是会慕名而来。近年来商业健康险正值风口，增长迅速，对于一些重大疾病患者，尤其是癌症患者，能买到合适的药似乎比赔钱更重要，靶向药、免疫药等使得某些癌症治愈率大大提升，这将会是癌症治疗的新趋势，这对保险行业创新医疗支付和保险模式带来很大的启示。徐孝婷等利用好大夫在线平台的医生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疗效、医生态度、患者评论数量、评论情感倾向值等指标可测量到医生口碑与患者选择呈正相关关系[25]。就医行为好比感官型产品购买，人们往往会留意医生的资历、学历、擅长方向等，在线医疗网站积累大量患者对医生的评论信息，这些信息是患者选择一个医生的依据，所以会有高级别医师一号难求的现象。技术水平好的医师会让患者倾向于根据医师来选择所在医院[26]。我国卫生人员数量虽然在不断增加，但增幅较小，执业医师尤其匮乏（表4-4）。

表4-4 我国近五年卫生人员数

注：卫生人员和卫生技术人员包括公务员中卫生监督员1万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5 医疗资源布局对就医体验的影响

医疗资源的普及一直是世界公认的难题。X医疗投入占GDP的15%-17%，这一问题尚未处理妥善；日本、加拿大等国投入了GDP的10%左右，但仍然存在效率问题[27]。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目前在医疗保健和医疗服务上的财政投入急剧增加，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近十几年已提高了一岁多，婴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得到良好控制，医疗保险覆盖的人群已达到13.5亿人[27]。

目前居民看病、挂号仍存在诸多不便之处，看病的真实体验与社会整体评价有着非常大的差距，主要是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所致。

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每年超过70亿的诊疗人次，而我国医疗资源仅占世界的2%[15]。截至2019年10月，我国有2400多家三级医院，46%集中在东部地区[15]。不同地区和层级的医院医疗资源无法实现均质化，使得人们比较青睐到大医院就医，导致医疗资源的不合理浪费，衍生出就医体验下降的问题，循环往复[28]。参保地、患者、就医定点机构三者信息之间传递的不到位，也容易造成患者对医疗机构的误解[29]。我国医患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关于门诊患者的就医体验，我国第五次卫生服务调查数据中显示：对于就诊时间，63.6%的就诊者认为就诊时间短，8.1%的人认为长；城市认为候诊时间长的比例高于农村。对于就诊机构环境，65.6%的就诊患者认为好，认为差的比例为1.3%；城乡差别不大，西部评价比东部、中部稍差[21]。对于医务人员向患者解释问题的态度评价，80.0%患者认为好，认为差的为0.6%；城乡无明显差异，农村不同类型地区差异不大，西部城市略差于东、中部城市[21]。总体情况，就诊者满意度为76.5%，不满意1.9%；农村的满意度略高于城市，城市地区满意比例按东中西部依次减少，农村地区则反之[21]。门诊患者不满意的原因中医疗费用占比最大，其次是技术低和态度差，不管是城市患者还是农村患者基本都是这样认为[21]。中西部地区多数患者认为医疗费用高，而东部地区多数患者认为服务态度差[21]。

关于住院患者的就医体验，我国第五次卫生服务调查数据中显示：就病房环境而言，有66.5%的住院病人认为环境良好，有3.3%的病人认为环境差；农村地区对病房环境的评价高于城市的[21]。对医护人员向患者解释问题的态度评价，79.3%的患者认为态度好，1.4%认为态度差；东部城市略高于中西部[21]。总体上，住院患者对住院服务的满意度为67.2%，不满意率为4.4%；农村的满意度略高于城市[21]。不满意的住院患者中，其不满意的因素和不满意的就诊患者的一样，主要原因是医疗费高昂，其次是技术低和服务差[21]。

和2008年的情况比较，医疗费用高昂始终占据患者不满意因素的第一位[21]。随着经济繁荣，我国高收入群体规模在不断扩大，他们更关注和追求的是高额且全面的医疗保障、偏好良好的环境和技术更先进的高端医疗服务机构，能全面解决就医费用的高端医疗保险便应运而生，这对商业保险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对于低收入水平的民众而言，大多只能通过普通商业医疗保险作为一个补充，解决社保起付线和无法报销的部分，转移其无法承受的风险，回归了保险本质。

6 对医疗资源配置的建议

6.1 加快新型医疗步伐，推动远程诊疗发展

城乡医疗资源的不均匀分配、不合理利用都会加剧本就总量不足的医疗资源的困境，导致居民就医艰难。在总量增长困难的情况下，合理分配医疗资源有机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互联网和科技为背景的新型医疗与时俱进，5G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充斥着市场，科技和医疗的结合能提高医疗资源的协同性与共享性。《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国卫医发[2014]51号）鼓励各地将远程医疗服务纳入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中统筹推进。针对不同患者制定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拓展医疗服务深度、实现远程问诊也是未来高端医疗保险发展的方向。5G让手术穿越时空界限，通过远程示教、远程诊断等应用实现两个甚至多个区域之间的信息互通，不仅节约了专家时间、交通等成本，这种医疗技能在线指导还能通过互联网储存传播，让更多的医务人员实现在线学习，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其带来的效益好比复利增长，有利于实现优质资源的下沉，缓解医疗资源紧张难题。远程诊断和治疗对于医院上下联动、提高诊断速度、减缓医生工作压力非常有帮助，同时它的影响范围广阔，辐射千里。这和我国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进相呼应，有望优化我国资源配置、提高卫生系统绩效、促进居民合理有序就医[23]。

6.2 城乡医疗资源互通，搭建区域医联体

有业内专家表示，患者就医体验差的根源在于不均衡的医疗资源分配，落后的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和匮乏的医疗资源无法满足不同患者的多样性需求。为了有效缓解城市大医院患者扎堆求医的现状，区域医联体的搭建就显得很有必要。医疗联合体紧密化程度越高，在其内部越可实现精细化管理，统一管理医保基金，确保医保基金有效利用及收支平衡。医联体建设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基层间的流动，打通不同区域间的信息，保障医疗服务提供的连续性，对医疗资源布局的优化调整起到一定的作用。采用信息技术对建设医联体有着积极意义，各级医院发挥其自身的功能同时还互相帮扶，实现三级医疗等优质资源下沉，通过合作共享、共建、共赢推动区域内医疗服务的有效和通畅。通过XX主导和提供保障以及市场调节，城市辐射农村，实现城乡资源共享与一体化，使偏远地区的患者也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四川省成都市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布局规划中按照这样一种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医疗网络，完成了乡镇卫生院改造，而且还能承受一定的震级[30]。通过优化就医行为并指导医疗保健和医疗服务系统中医护人员的有序流动，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医疗资源。

6.3 完善相关体制政策，提高基层医护保障

城市医疗资源丰富，农村医疗资源稀缺，人的问题是核心，侧面反映了优秀的医护人员都往城里扎堆，城里的医疗保障制度更加完善。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没有优质保障的工作自然无法吸引和挽留优质人才。调整医保政策、控制医药价格，我国XX倾注了大量精力在医疗改革中，参保群众越来越多，但国家缺乏对民营医院的支持力度，这导致民营医院社会认可度较低、招揽人才难，想要医生流动起来，修复人才断崖须政策扶持。对民营医院规模发展进行鼓励扶持，放宽准入，吸引民间资源参与，在人才引进、税收返还、信贷融资上给予一定优惠，在医保定点政策上对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一视同仁，促进两者的优势互补[31]。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应根据医疗机构级别实行梯度化，合理补贴农村地区大病患者直接非医疗费用，如果各地地方的价格一致，这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还会加剧患者就医向城市大医院倾斜，各地要综合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条件来确定这个价格标准。医学生本身就有着长学制、高投入的成本，国家应尽早制定医学专业人才培养规划，考核方式不仅仅局限于编制、证书，招揽更多具备实用技能的人，充分利用公立医院和三甲医院对口支援的合作关系来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力度，提高基层医护人员工资并给予合理的补贴。在扶贫政策支持下，还应积极发展贫困地区生产力，提高贫困居民收入。

6.4 实施区域规划战略，实现专业化分工

各行政区域需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布局医疗资源，在XX保障前提下注重市场的调节作用。结合当地的就医需求、已有医疗资源来分析，根据医疗机构地理位置以及居民居住地址之间的距离，调整床位规模，实施床位分类管理，打造家庭、社区、大医院三位一体的区域医疗生态圈。北上广和地方之间的医生实行不定期的联动，创建医疗团队进行学习交流，形成区域性数据资源中心。大医院和基层医院进行专业化分工，大医院核心在住院，基层医院核心在门诊，加大医保基金对基层的强化作用，强化政策对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的引导，将常见病、多发病留在基层。在基层医院无法解决的疑难杂症上传到大医院，无需耗费大医院资源就能处理好的小病下达到基层医院，充分发挥城乡协调作用，实现大病在医院，小病在基层，康复在社区。

6.5 做好相关医疗宣传，普及基本医疗知识

XX相关部门加大宣传，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媒体对医疗制度或最新政策等进行宣传解读。信息不对称导致医患沟通障碍，患者对常检查和必要检查不了解，容易误以为“被过度检查”。当今互联网发展迅猛，良莠不齐的信息充斥着我们的视野，导致人们无法辨别信息的真假性。医疗信息的发布应有官方权威的平台发布，同时做到家喻户晓。有关部门要加强相关知识的科普，考虑到偏远地区或农村地区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可能较低，一些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应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来表达。互联网宣传的方法比较适合年轻人，但对于中老年人而言，乡镇部门带领村干部入村宣传效果会相对更好一点，这让群众能够了解检查的必要性，增强其自主判断的能力，提升居民对医疗机构的信任，也能够有效增强医患沟通，改善医患关系。

总结

我国人口基数大，医疗从业者的数量需求在不断增大，医疗资源稀缺与浪费并存。近年来我国推行了很多政策来支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医保的惠及也影响着人们的就医行为，医疗事业与民生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推进。人类对健康的追求，对先进医疗技术的渴望是无止境的，我国有条件也有能力做得更好，但医疗资源布局是一个长期发展战略。医疗资源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总体平均水平，其布局还与我国国情、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地理位置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即使要推出相关的医疗优惠政策也要基于实际情况，因此，国家在医疗资源分配这条道路上任重道远。疾病治疗是基本需求，疾病预防和保健是更高需求，不论哪种需求，其受众人群都是很庞大的，这是保险公司的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保险业的发展日新月异，保险业及其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适应时代发展才能逆流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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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布局对就医行为的影响分析

价格 ¥9.90 发布时间 2023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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