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药物经济学视角探究我国中医药的发展

【摘要】本文基于药物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我国中医药的发展优势以及采用成本-效果方法来评价中医药治疗传染性疾病SARS的经济可行性，探究我国中医药的发展以及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目的：评价我国中医药在传染性疾病方面的临床疗效以及经济可行性。方法：将中日友好医院16例SARS患者作为纯中医药治疗组，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220例SARS患者分别分为纯西医药治疗组和中西医药结合治疗组，采用成本-效果分析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对照研究。结果：从成本效果比看，单纯中医药治疗SARS的效果最佳，成本最低，是最优治疗方案；从增量成本效果比看则是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最具有经济可行性。结论：无论是中医药还是中西医结合，治疗重大传染性疾病明显优于单纯西医药治疗，中医药在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或治疗方面具有一定的经济与临床优势。

【关键词】药物经济学；成本效果分析；中医药

1、前言

医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之一，是“中国抗疫方法”的重要组成之一，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防御中发挥着坚不可摧的作用。据媒体报道，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李昱司长在2020年3月17日接受采访中表示，中医药在湖北地区的救治参与率达到了91%及以上。而且除了湖北以外，全国中医药参与救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更是占据了累计确诊病例的96%以上。从新中国成立至今70年里，中医药的发展可谓是起伏跌宕，新中国成立中医药事业发展较为迅猛，而后却因十年文革，中医药被无情摧残、中医药人才备受迫害，直到动乱结束，中医药事业才得以缓慢发展。随着国家重视医疗卫生，不断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对中医药事业也越来越重视，近几年更是不断推出有利于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中医药发展问题受到国际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国卫生总费用不断增加，卫生支出结构却不太合理，居民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依旧较重，“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热点话题，药物治疗的费用受到百姓们的关心，药物经济学随之进入到我国医疗卫生的领域中。药物经济学在中国起步较为落后，目前在我国中医药领域的研究应用上还处于初始阶段。作为一门药物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边缘学科，药物经济学运用最小成本、成本效果、成本效用与成本效益等研究方法，来评价药物治疗方案的经济可行性，从而促使治疗方案能够更加合理有效，以最低的费用获得最有效的治疗。

本文分析我国中医药事业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采用成本-效果法对比分析中、西医药治疗重大传染性疾病SARS的优缺点及经济可行性，从药物经济学视角探究中医药发展的挑战与机遇，能够更好地观察我国中医药事业的优势与进步，为今后中医药的发展方向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2、中医药事业在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及存在的问题

2.1国内发展趋势与问题分析

众所周知，中医药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最远可追溯到三皇远古时代，伏羲制八卦、神农尝百草、黄帝论医药等耳熟能详的传说，见证了中医药的古老历史。中医药发展的重要辉煌时期要数先秦两汉时期，“医祖”扁鹊提出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奠定了中医药临床诊断治疗的理论基础；“医圣”张仲景撰写的传世巨作《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辩证论理与方法体系，成为了我国中医药临床的基本原则，该XX载大量有效的方剂至今仍在使用，甚至是日本认可的汉方药方源；“神医”华佗创制“五禽戏”，是中国传统导引养生的重要功法之一，中医运用其来增强病人心肺功能、预防关节炎等，且华佗创制的“麻沸散”比西医的麻醉药提早了1600多年问世，更是开创了麻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

到了宋代，中医药进入鼎盛时期，当时的官府对中医药的教育非常看重，为了培养中医人才设立了最高机构“太医院”。除此以外还设立了“校正医术局”，用来搜集、整理、考究和校正历代重要的中医书籍。而到了明清时期，中药堂、中药铺兴起，“广誉远”、“陈李济”、“同仁堂”等我们熟悉的中医药老字号便是那时候创立延绵至今。明清时代最为突出的医学代表李时珍与其所著的《本草纲目》，更是对我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本草纲目》被译成英语、俄语、德语、法语、日语等多国文字在世界上广泛流传。在西方医药学未传入中国时，中医药一直是我国医药事业的主流，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

然而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西方文化不断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资产阶级大力推崇西医药学，主张医药学现代化，我国中医药事业面临着“存”、“废”的两难局面。到了1929年，当时的XX更是以“阻碍科学”、“医事卫生障碍”等荒唐可笑的借口，通过“废止中医案”，惹得整个中医界的不满，最后在中医界与爱国人士不懈争取下才得以将中医挽救下来。但中医却得不到官方XX的任何扶持，且战争间大量中医典籍流失海外，中医药被无情摧残，日渐走向衰败，中医成为了飘摇不定的“夕阳行业”。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当时的中国人口数量庞大，每年患病与因病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仅靠当时的2万名西医来防病治病是无法满足需求的。XXX意识到必须团结中国50万名中医，中西医合作才能缓解防病治病供不应求的局面，在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上他便指出：“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可是当时的卫生行政部却违背毛xxx的“团结新老中西医”指示精神，提出“中医科学化”，要求中医向西医学习，并需要通过西医科目考试才能执业。卫生行政部当时错误的改造，使得中医西医化、边缘化，中医的存续面临新一轮的威胁。

幸得xx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然而没过多久“文革”爆发，中医被视为“四旧”，成了清除的对象，中医再次遭经历摧残，中医机构被迫拆散，中医人才遭受迫害。据相关统计，1959年全国原本有中医医院1371所、中医生36.1万人，经历文革后直接减至129所、24万人，50年代奉令调到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的55位名老中医，到了1977年却只有7位还能出诊[1]。可见文革时期的动乱对中医行业的打击是多么的巨大。

直到1976年10月，这场足足持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落幕，中央下达56号文件要求各地单位必须大力加快发展中医中药事业，做好中医工作。56号文件就当时中医药缺少人才和办法指导等问题提出八条建议，着力改正人们对中医药的错误态度，大力培养中医药人才，加强中医药研究体系的建设，给奄奄一息的中医药事业带去“生还”的希望。随后衡阳会议更是明确提出“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思想[1]，强调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方向是保持和发扬中医药传统特色，本次会议的召开在中医药的发展历程极具里程碑意义，影响巨大；由此，xx和国家XX对中医药事业发展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从原来的从属地位逐渐向相对自立的方向发展，扭转了传统中医药过去想在中国独立发展的不利局面；1991年，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更是把“中西医并重”作为我国卫生工作五大方针之一，将中医药与西医药视为相同重要，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医药事业，加快创新与传承我国传统中医药。我国不断加大对中医药的政策扶持，但是长期以来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去落实，直到2017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医药法》，此法的实施将现存有效的党与国家发展中医药的政策方针直接上升为国家意志，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才得以真真正正的受到保护，这是中医药发展史上意义深远的重大事项[2]。为恢复遭受重创的中医药事业，国家从一份文件到一次会议、一所机构、一项方针、一部法律，期间一直不断摸索，不断完善，不断创新，从挑战中抓住发展机遇，从错误中去完善政策制度，促使我国中医药事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创新与传承。

纵观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医药得以生存发展的关键在于国家XX的大力支持以及中医药本身的科学可信度。少了国家的相关政策扶持，中医药事业可谓是一落千丈，像极了“没人疼爱的孩子”，在发展道路上被自己的“西医药弟弟”远远甩在身后。且当今社会生命科学飞速发展，人们自身的知识水平不断提高的，对医疗传统理论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更加看重。然而，中医药缺乏量化的判别标准，更多地是依赖阅历丰富的中医者的经验和判断，如此中医药理论背负着“玄学”的称谓，成为了论证中医药科学性的靶标，以致于一些群众对中医药抱以排斥的态度。加上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加强对中医药事业的支持力度，中医药事业赖以飞速成长，但是现行的中医药市场并不规范，相关政策依旧不够全面，一些投机分子钻了空子，打起中医旗号坑蒙拐骗百姓，给社会、家庭造成极大的财产、生命损失，中医药的科学可信度在百姓心中更低了，中医药的信誉、尊严因此而受损。

2.2国外发展趋势与问题分析

有研究表明，中国药物最早至少在公元10世纪被传播到欧洲。元朝时代，外籍宦官马可·波罗就曾在其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地记述了中医药材向其他国家运输的真实情况。在明末清初时期，西方传教士先是在中国向世人介绍西医药知识，后因雍正皇帝禁教后，西方传教士转而研究起了我国传统的中医药知识并将其传回西方国家。西方列强入侵中华时更是带走大量中医药典籍，中医药流传至世界每个角落，在海外得到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5年全世界受过专业培训的中医药人员约50多万名，90%以上是通过各国当地的业余中医学校培训或毕业，其中25%是西医医生，45%是理疗师、自然疗法治疗师、护士等，另外25%是没有医学背景的[3]。大部分自开门诊，60%以针灸治疗为主；30%针灸加中成药治疗；5%以中药饮片、中成药治疗为主；还有5%从事中医推拿或加针灸治疗，共有30多万间私人中医诊所[3]。

而在众多国家中，日本与韩国等东亚国家的中医药发展较为发达，其中日本的汉方医药无论是在生产研发，还是成果转化的专利保护，都是处于全世界领先的水平。除了中国外，日本是研究中医药历史最久、应用水平最高、从业人数最多的国家。可以说，中国中医药在国际市场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日本的汉方医药了。故通过研究日本汉方医药事业的发展，可从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我国中医药在国外发展的巨大优势。

日本汉方医学发源于中国中医药的传统理论，公元5世纪的时候，日本人就认识到我国中医药学的临床应用价值，并着手研究中医医学理论，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汉方医学体系。公元17世纪，日本汉方医药的发展迎来鼎盛时期，折衷派的汉方医学家将汉方医学与西医理论相结合，开发中药麻醉剂，并且在世界上最先成功地开展了乳癌摘除术；而后考证学派将传统医学的主体与折衷派分开，并取得支配地位，将中医经典著作研究推向新的高潮[4]。到了19世纪中叶，西医药优势突显，加上明治维新时期实行富国强兵政策，西方医学在日本的地位取得绝对领导权，汉方医学日渐衰落。

直到20世纪70年代，受国际“中医热”影响，汉方医药重新真正走向复兴。日本文部省1978年正式批准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针灸大学，而后相继设立了硕士、博士课程。截止至2018年9月，日本共有96所针灸学校，167所推拿按摩学校。此外还有东京中医药学院等私立中医教学机构，有80多所综合大学医学部及医学院校开办了传统汉方医学[5]。早在1976年日本的厚生省便正式将汉方药剂纳入《药价基准》中，最早有43种，1981年就增加至613种，并且把主要的汉方药剂制定为保险药剂在全国普遍适用，日本2000年的健康保险报销范围中就已经包括了147种处方汉方药方以及192种草药。日本XX对汉方医学综合研究的直接财力投资为日本汉方医学迅速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最早投资建立的汉方医药研究机构如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研究所、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和汉药研究所，1988年就被WHO指定为世界传统医学合作中心。除此之外，在国立大学医学部、公立及私立医科药科大学还设立了专门的汉方医学研究机构，从事汉方医药学研究的人员将近3万人。

日本汉方医药学的发展，经历了“形成、独立发展、鼎盛、衰落、复兴”五个阶段，始终保持求真务实精神，愿意从实际经验中吸取教训，没有一昧的抵触西医药先进技术，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传统汉方医学相结合，运用现代科技，研究出更具有临床科学性的汉方医药学，促进汉方医药学现代化。作为其起源地的中医药学，同样在我国经历潮起潮落，发展却有别于日本汉方医药学，最大的区别在于日本医学研究者对汉方医药学的科学态度，我国医者也并非缺少对中医药的科学态度，只是更多是追求西医科学技术，导致我国中医药在科学研究与临床实验领域较为薄弱。

3、药物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医药发展

3.1优势药物经济学与我国中医药

从国内外中医药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最缺乏科学依据来支持。通过药物经济学去研究中医药事业，从一定程度上能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相应的科学依据，也能够为加快我国中医药现代化创新研究提供原理性支持。

药物经济学是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在药品领域内的具体运用，其主要是通过成本分析，对比不同治疗方案的优势与劣势，选择其中经济可行的最优治疗方案，从而保证紧缺的医疗卫生资源能够发挥出其最大的效用[6]。药物经济学已被众多欧洲国家广泛地应用到药品研发定价、合理用药管理与医疗卫生临床决策等过程中，但在我国传统中医药领域的应用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从药物经济学角度研究中医药，不难发现我国中医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中医药发展在药物经济学下的优势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3.1.1中医药具有适应症广、经济、有效的优势

近些年来，传染病、慢性病、疑难杂症等在全球人类疾病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致死率也越来越高。对于这些多因素疾病，作为现代医学代表的西医药没有较优的解决办法，而作为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传统中医药则充分发挥其独一无二的优势，能够对这些疾病起很好的预防治疗作用。从药物经济学的最小成本角度看，中医药与西医药相比，其医疗成本较为低廉，患者在治疗疾病时所花费的诊疗费、检查费、医药费均比西医药低。且西医药为化学合成物，毒副作用与天然中草药炮制而成的中医药相比要强出许多，故在传染病、慢性病、疑难杂症等疾病的治疗效果层面，中医药都要比西医药好。虽说西医药治疗疾病疗效快，但易复发，没有中医药的“治标治本”来的讲究，故而在多因素疾病的治疗中，中医药都充分体现出比西医药更加经济有效的特点。

3.1.2中医药“治未病”思想发挥独特作用

最早在《黄帝内经》中便有提及到我国卫生医疗“预防为主”战略的最早思想——“不治已病治未病”。21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经历了3次突发的重大传染性疾病公共卫生事件，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简称“SARS病毒”）、2015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简称“MERS病毒”）以及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COVID-19病毒”），都无一不在向世人说明预防疾病的重要性。从西医药角度看预防疾病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出相应的疫苗，但有效疫苗的研制过程是非常困难的且等待疫苗研制成功真正投入使用的时间是非常漫长的。而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百多次大瘟疫，均有中医药的参与救治，故中医药拥有历史悠久的预防疾病系统理论知识，可运用相应的治疗方法，通过日常的“药食同源”与中医健身操，防范疾病于未然，充分发挥其“治未病”的重要作用。正因为中医药具备防“治未病”的优势，使得疾病在早期得到控制，大程度降低了卫生医疗费用以及人们因生病而误工的时间成本等等，缓解人们“看病贵”的现象，从药物经济学角度而言，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是经济可行的。

3.1.3中医药药用资源广泛，药品研发周期短

根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数据统计，截止到2017年12月，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信息管理系统已汇总到将近1.3万以上种野生药用资源，主要蕴含在多数动植与矿物之中，且人工种植的成本较低。众所周知，西医药的新药从拿到病毒株、研发制作、动物试验再到临床使用，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加上研发成本较高，从而导致西药价格偏贵。而中医药药剂在我国相关文献的记载中就大约有10万多种，而且大部分可直接投入治疗使用中，故而成为新药研发的资源来源，能够直接缩短中医药药品的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使得中医药更具有经济学价值。

3.2中医药、西医药与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的成本效果分析

近段时间，COVID-19病毒席卷全球，造成人心惶惶，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影响，美股更是五次熔断，可以说传染性疾病不仅影响人类健康，更影响人类社会秩序与经济。中国作为第一个发病的国家，积极采取防护措施，为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的病死率，付出巨大的贡献与牺牲。而在这众多“抗击疫情”的方法措施中，我国中医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据相关媒体报道，我国中医药在新冠肺炎治疗中的参与率与治愈率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并且治疗费用均比西医药治疗要低。网络上有这样一个段子：“西医：我们已经拿到病毒株，投入疫苗研发中了。中医：我们在喝中药汤。西医：我们疫苗已进入临床Ⅰ期试验了。中医：我们在喝中药汤。西医：疫苗已进入临床Ⅱ期试验。中医：我们在喝中药汤。西医：疫苗已进入临床Ⅲ期试验。中医：我们出院了，西医药你慢慢研究。”充分凸显出中医药在治疗传染性疾病的独特优势。

为了研究我国中医药在治疗传染性疾病上的经济优势，本文运用药物经济学原理，采用成本-效果分析法与增量分析，对中医药治疗传染性疾病、西医药治疗传染性疾病以及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性疾病的经济价值做出评价。因目前COVID-19病毒数据仍在更新，故选择2003年SARA时期的数据进行分析。

2003年SARS病毒也是来势汹汹，对国家社会秩序、经济发展和生命健康带来巨大的影响。SARS，即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是一种由冠状病毒变异感染导致的非典型肺炎传染病，主要是通过呼吸道传染的，且传染性强，存在人与人传染现象，并且未曾有特效药治疗，故其病死率较高。在这场无硝烟的战“疫”中，中医药充分发挥出其独有的优势，在抗击非典中取得优秀成果，赢得了WHO专家的赞扬，医学界纷纷开始注意到这个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的老传统医学，并着手于中医药的临床研究。本文运用药物经济学中成本效果分析法，对单纯中医治疗SARS、单纯西医治疗SARS以及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进行分析评价。

3.2.1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来源于中日友好医院SARS第十二病区收治的16例SARS新入院的病人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2003年5月6日至6月28日收治的220例SARS患者，两家医院均为北京地区医院，故将相关数据纳入比较范畴。中日友好医院16例SARS患者的临床研究数据来源于仝小林院士2004年发表的文献《SARS的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宣武医院220例SARS患者临床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03年发布的要闻《实战得科学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效果更好》与文献《在ICU中重症SARS患者住院费用比较分析》，通过相关数据计算及整理，将搜集的资料于计算整理的数据总结为三种治疗方案进行分析评价。中日友好医院给这16个新入院的SARS患者用以单纯中医药治疗，而宣武医院则将220例SARS病人随机分成两组，一组（98例患者）用以单纯西医药治疗，另一组（122例患者）采纳中西医药结合干预治疗。

药物经济学中的成本，指预防治疗某种疾病所需耗费的资源和需要付出的代价，包含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与隐形成本。考虑到患者来自不同城市以及不同救治医院，间接成本与隐性成本较难核算，故文章仅考虑SARS患者治疗的直接成本，以人均住院费用作为总成本进行计算。根据中日友好医院相关数据统计，中医组16例患者人均住院费用为10899.24，其中人均住院费为7024.41元，人均药费为3874.83元；根据宣武医院的相关数据统计，中西医组人均医疗费用比西医组减少1000元，仅考虑住院费与药费的情况下，通过宣武医院相关数据计算，西医药组的人均住院费用为12008.59元，则中西医结合组人均住院费用为11008.59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3年5月3日修改后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试行）》为诊断标准：达到出院标准为痊愈；症状、体征基本消失为好转；死亡。经过治疗，三组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如下表1所示。

表1不同治疗方案治疗SARS临床疗效对比

组别	n	总有效			死亡	总有效率
		痊愈	好转
中医药组	16	9		7	0	100%
西医药组	98	72		11	14	84.69%
中西医结合组	122	110		7	5	95.90%

3.2.2成本-效果分析

成本-效果分析，即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简称CEA，是药物经济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研究方法。其以特定的临床治疗目的衡量指标，计算不同治疗方案活得每单位治疗效果所需的成本，结果以成本-效果比（C/E）表示[7]。本文以总有效率为临床治疗指标，计算三种治疗方案成本-效果比（见表2）。由于成本-效果比具有相对性，故需进行增量分析，结果以增量成本-效果比（△C/△E）表示，本文以成本最大的西医药组作为参照，与中医药组和中西医结合组对比得到成本-效果比值（见表2）。

表2三种治疗方案成本-效果比较

组别	n	人均总成本C（元）	总有效率E（%）	C/E	△C/△E
中医药组	16	10899.24	100	10899.24	-72.46
西医药组	98	12008.59	84.69	14179.47
中西医结合组	122	11008.59	95.90	11479.24	-89.21

现实生活中多数人会认为，医疗费用越高，所得到的治疗效果即为最佳，所以在生病的时候人们更加信服西医药治疗。而通过临床实验，根据中日友好医院与宣武医院相关临床数据计算得到的成本效果分析结果与人们所想的大有出入。从C/E结果看，单纯中医药治疗组最低为10899.24，其次是中西医药结合治疗组为11479.24，最后是单纯西医药治疗组为14179.47。即有效治疗一例SARS患者所需花费的成本对比分析中，单纯中医药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单纯西医药治疗，可见单纯中医药治疗SARS方案是经济最优的。从△C/△E看，中西医结合组最低为-89.21，单纯中医药组为-72.46，中西医结合组与中医药组均为负数，说明与单纯西医药治疗相比，每有效治疗一个SARS患者所需要的成本降低了。药物经济学中表明△C/△E越低，则达到相同效果的成本越低，故而中西医结合组治疗方案比单纯中医药治疗方案更具有经济可行性。

3.2.3讨论

基于中日友好医院的16例SARA患者均为新入院患者，患病情况较轻，采用单纯中医药治疗的效果良好，避免因使用大量抗生素药物可能带来的毒副作用，且明显降低住院费用，16例患者没有一例转为重症，由此实例再一次论证了我国传统中医药在预防疾病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宣武医院220例的SARS患者对照组实验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西医药结合治疗SARS比单纯西医药治疗SARS的疗效更好，且死亡率比西医药治疗低。除此之外，中西医结合治疗中明显缩短病程，减轻了患者采用激素和抗病毒药物所产生的副作用，人均医疗费用也明显比西医药低，可见中医药在治疗传染性疾病中发挥着独特的经济优势，这是西医无可比拟的。

4、药物经济学视角下我国中医药存在的问题

虽说目前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不断得到提升，与西医药相辅相成并为人类健康共同努力着，从药物经济学视角的成本效果分析也可以看出中医药在治疗常见病、传染病、慢性病以及疑难杂症等方面具备独有的优势，治疗成本远比西医药低，并且治疗效果比西医药好，能够很好的缓解我国“看病难、看病贵”等医疗卫生难题。但是人们似乎并未看到中医药在以上几种疾病的治疗成本效果上的优势，从而忽略了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中医药文化，对中医药不重视，造成中医药的临床研究基础薄弱，中医药科学化受到质疑，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自然是不愿意学习中医药的，中医药人才资源匮乏，中医药的创新与传承停滞不前[8]。

4.1中医药临床研究基础薄弱，中医科学化饱受诟病

从中医药在国内外的发展来看，我国的中医药临床研究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没有像西医药和日本汉方医药一样，建立既有中医药特色又能被国际医学界认可的研究方法体系；二是中医药的临床研究实施与质量管控体系不健全，导致中医药临床实验结果的真实可靠性备受争议；三是中医药的临床研究结果难以直接被应用，即使已发布许多中医临床实践指南，可其应用效果尚未评估；四是国家对中医药的经费投入远比西医药少，故仅有较少的科研经费可投入到临床研究试验中。以上种种临床研究因素，导致中医科学化一直饱受诟病，社会群众对中医药文化不认同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也是中医药在其发展历程上跌宕起伏的问题所在。

4.2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建设滞后，人才资源匮乏

虽然我国中医药领域近几十年来人才培养的力度不断增强，但与西医药人才培养的数量、规模和质量相比是远远落后的，中医医院西化、中医人员西医化，导致中医药人才资源匮乏。根据中国中医药管理局统计，截止至2018年年底，全国中医药人员总数为714,937人，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7.51%，人才短缺的情况一目了然。另外，与大城市综合医院相比，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中医药人才流失现象更加严重。通过走访基层医院与大城市综合医院，不难发现基层医院，特别是乡镇医疗卫生机构中的中医药新人才少之又少，坐诊的基本都是老一批的中医学者。随着时代快速发展，这些老中医学历较低，对新知识的更新速度较为缓慢，从而无法满足病人的诊疗需求。

4.3中医药继承与创新缺乏突破性进展

随着我国《中医药法》的颁布，中医药发展被列入健康中国发展战略中，我国中医药事业也随之迈进新的发展时代，传承与创新成为了首要讨论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公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但中医药的诊断治疗创新离“中西医并重”还有一定的距离，不能够满足XXX下公众对中医药服务的数量与质量追求，导致中医药无法真正突显在药物经济学成本效果上的优势。加上中医药科技研发没有以治疗效果为中心，与中医药临床研究脱节，中医药药品成分缺少科学数据支撑，多数中医药品仍然不能得到国内或国际标准的认可[10]，从而在中医药的继承与创新层面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无法突出我国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使得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较为缓慢。

5、对今后中医药发展的相关建议

中医药药物经济学的研究与评价现已逐步在我国得到认可与发展，加上中医药在21世纪发生的几次重大传染性疾病中的优秀表现，人们开始关注起一直被忽视的中医药。但从药物经济学层面我们也发现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也存在一定发问题，是目前非常急需得到解决的。故针对上述探讨发现的问题，在此提出以下相应的发展建议。

5.1加大XX投入，完善政策扶持

从药物经济学层面看，中医药在治疗传染病、慢性病、疑难杂症等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国家XX应当加大对中医药的经费投入，将中医药纳入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范畴，平衡中西医的发展[11]，让中医药能够在平等的位置上更加突显其适应症广、经济、有效的独特优势。除此之外，应该加快建立既有中医药特色又可以被国际医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方法体系，完善中医药的临床研究实施制度和质量监控系统，加速中医药院校和中医药科研机构对中医药研究的成果转化进度，加快中西医结合研究，全面发挥中医药独特作用。虽然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简称《中医药法》）已宣布正式实施，但目前的医药体系中仍然存在一些与《中医药法》不一致的内容并未得到相应规范，相关XX部门应当完善中医药相关政策扶持，确保中医药临床实践符合法律法规。通过国家XX医疗卫生政策对中医药的大力扶持，相信中医药在医疗体系能够更加发挥其经济有效的重要作用。

5.2加快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培养中医药人才

据相关的研究表明，中医药经济可以促进中医药教育的发展，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则可以推动中医药经济的发展，如此循环成就了中医药经济与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2]。因此，加快建设中医药人才队伍，培养中医药人才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师承教育是培养中医药人才中最传统、最具中医特色的重要环节之一，2014年的《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2016年的《中医药发展纲要》以及2017年的《中医药法》，均强调了其重要性。应当总结中医药师承制的优势，吸取先进的教育模式，例如“互联网+”中医药教育，实现中医药教育资源全覆盖。其次要大力提倡中医药学科建设，积极开展临床实践，提高中医药人才的知识储备，培养中医药新兴人才梯队。继续推进基层定向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工作，促使中医药人才资源分布均匀，从而满足基层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起来了，能够缓解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紧张、“看病难、看病贵”等局面，推动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从而维持中医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3中西医并重，传承创新中医药

从药物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看，中医药的传承创新研究能够顺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进而可促进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xxxxxxx在中国xxx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体现了国家对中医药发展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且赋予“中西医并重”新的含义。要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系，必须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并且要坚持“中西医并重”，结合现代医学技术，不断地优化完善中医药质量与临床实验，创新传统中医药模式，加快推进中医药供给侧改革，使中医药的传承得到突破性成果。

6、总结

西方国家对药物经济学的研究与应用已经处于较为成熟的阶段，而在我国医药领域应用并不广泛，特别是在我国传统的中医药领域。因此，从药物经济学的视角去探究我国中医药的发展，结合中医药本身的特点以及其在传染病、慢性病、疑难杂症等方面独特的优势进行分析，能为中医药干预方案提供综合全面的评判依据，方便更好地看到我国中医药事业的进步与优势，例如中医药新药的研发可明显节省研发成本，其研发周期的创新能将药品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同时为中医药领域的发展方向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对我国中医药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能够突显出中医药自身价值。

参考文献

朱建平.新中国中医药发展70年[J].中医药文化,2019,14(06):14-22.
郭清.我国近十年来中医药发展状况与趋势分析[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43(10):1045-1051.
海外华人中医药群集体.国际中医药发展和立法情况概览[J].中医药导报,2016,22(09):1-5.
赵永旺,柏莹,刘峥嵘,秦裕辉.日本汉方医药学发展历程对我国中医药学发展的启示[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38(05):601-604.
朱宏,李晓东,李永强,黄鸿燕.国外补充与替代医学推广对中国中医药发展的启示[J].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30(05):7-10.
高胜男,刘国强.药物经济学在医药卫生领域的应用[J].中国药物经济学,2017,12(08):16-18.
张玲非.药物经济学发展现状[C].中国药学会.2016年中国药学大会暨第十六届中国药师周论文集.中国药学会:中国药学会,2016:2461-2464.
任再荣.从药物经济学视角看中医药发展方向研究[J].中国卫生标准管理,2014,5(13):112-113.
罗显波.从药物经济学视角看中医药发展的契机[J].内蒙古中医药,2010,29(02):119-120.
Promotion of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pretation of Chapters in the 13~(th) Five-Year Special Project for Scientific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中西医结合护理(中英文),2017,3(06):1-6.
[Summary of develop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wenty years（1996-2015）].[J]. Zhongguo Zhong yao za zhi = Zhongguo zhongyao za zhi =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2016,41(22).
Hai-Yong Chen,Yibin Feng,Lixing Lao. Chinese integrative medicine: inclusion of a Chinese medicine programme in a conventional medical institute[J].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2014,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