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重典治国”

　　在封建社会后期，朱元璋是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明朝在建立初期，各种制度废除重新建立，社会形势在发展上相对的复杂，国家为了加强发展形势，巩固新的证券法制，调整社会秩序，去除社会执行秩序上的缺点，他利用立法，使法律服务于专制主义集权政治，他严格立法、严厉执法，历史上不多见，在长期的法律实践和政治斗争中，这种统治制度上最为重要的特点“刑乱世用重典”，这也是当时法律制度上明显的重要思想[[1]陈兴良.陈兴良:“刑罚世轻世重”是符合司法规律的用刑之道[J].中国司法.2008(07)][1]。

　　首先，朱元璋早期的经历与后来的“重典治国”息息相关。朱元璋在社会最底层出生，元末时在很多地方流浪，元朝末年的政治腐败以及农民阶层的惨淡生活他亲眼目睹，对贪官污吏愤恨的情感在他心里形成。朱元璋这样说过：“以前的时候我在民间看百姓生活的时候，看见州县很多官员并不会站在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解决问题，他们一般都是很贪财好色的，问酒把欢，惹是生非，对于百姓之间出现的一些问题从来都不会去解决，更不会去关系问问，看到这种情况官员漠视，实在让我生气啊，现在正好有法律是来关乎到这种命令的，一些xxxx官吏伤害百姓，罪不可赦。这个背景之下，使得明初的朱元璋怀着高度的警惕看待明初的官吏，与此同时，明初局势动荡，对百官的控制急需加强，官僚机构的统治能力能否完全发挥，关系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否稳固，因此朱元璋用“重典”治吏治，监察官员是否忠诚。

　　其次，朱元璋根据自身体验，在明初社会实际情况的背景下，总结了元朝灭亡的失败经历，产生的结果就是明朝初期的重典治贪制度，总结元朝失败教训的产物正是推行重典治官吏。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对元朝的政治弊端体会深切，对于元朝灭亡的教训也可以清醒的总结。朱元璋认为，宽纵是元朝灭亡的根源，姑息纵容导致了元朝的覆灭。因此，他提出“现在法律命令相对严格，如果遇到xxxx官吏将会伤害到百姓的，那么罪过将会很大，不可饶恕。”然而这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严峻吏治形势，动荡的社会环境依然得不到太多的改善。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这种弊端如果不废除的话，那么这种好的政策将不会开始执行[[2]张佐良.法家重刑思想再认识[J].中国司法.2006(10)][2]。

　　再次，不可否认的是，朱元璋有极重的猜忌心。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所有制度和思想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自己的长远统治，对曾经跟随他一起抗元的手下朱元璋都怀着很强的恐惧感，怕自己走后这些手握兵权的将领和拥有权力的大臣以后不受子孙的控制，而朱元璋也意图学习西汉刘邦对待功臣良将的做法，“明祖以布衣起事，与汉高祖同。故幕下士多以汉高事陈说于前。明祖亦遂有一汉高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3]胡学相,周婷婷.对我国重刑主义的反思[J].法律适用.2005(08)][3]”

　　自宋元之后，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渐进入末期，封建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与此同时也日益腐朽。明初社会形势相当繁杂，在外部，蒙古残存着对中原仍旧怀有有侵略之心的元朝残党；而内部社会秩序也是十分复杂混乱，元末的战争不断，社会经济被破坏的十分严重，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着，再加上官吏腐败，没有应有的素养，管理与地主阶层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他们对明朝证券有抵触情绪，导致社会不安定。在这种情况下，急切需要采用极端方法来巩固统治，要重新建立封建统治的法律政治规则，来确保xxx稳定社会和谐，最大程度体现封建制度的统治优势，以巩固明王朝的统治，达到社会安定政局稳固的局面。中国封建社会步入后期之后，封建专制制度变得比以往更加腐败，沿袭的道德礼仪逐渐失去了蒙蔽人民的功能，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镇压力度不得不采用严峻刑罚，否则，其封建专制统治就难以维持和继续。

　　其次，明朝建立初期社会状况不稳定决定了这个结果。元末统治残暴，连年征战，社会经济十分萧条，田园荒芜，人口锐减，人民生活水深火热，进一步激化了社会各阶级的矛盾，明朝政局摇晃不定，明王朝的统治十分危急。为了不再走元朝失败的老路，使社会矛盾缓和，使新生xxx更加稳固，朱元璋决定，执行与民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力，并且和封建地主加强合作，控制对农民的剥削程度，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4]高绍先.重刑考[J].现代法学.2003(04)][4]。尽管存在一些客观因素像明朝官员拿到的是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最低的俸禄，但是，统治阶级存在的一些眼光短浅的人，受贪婪本性的驱使，追求眼前利益，滥用手中职权，占用农田，贪图赋税，腐朽败坏，造成“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的结果，贿赂盛行，xxxx成风。

　　朱元璋“重典治国”的基本内容，简单来说，就是重刑治国；用重典来治乱世，就是以杀头来震慑，“使臣民知畏”，实行非常严酷的高压措施和严苛统治镇压臣民。

　　朱元璋并不是最先使用“重典治国”的，但是与以往各朝各代的“严刑酷法”存在的最大的差异是，朱元璋的“重典治国”侧重于治官。也就是说，以往朝代的统治者实行“重典治国”，倾向于用重典来治“民”，而朱元璋的“重典治国”，则倾向于用重典治理“官吏”，朱元璋喜欢自称“予本淮右布衣”，在诸多“为官”、“为臣”者的头上，洪武皇帝把那把法律之剑高悬其上，可以随意“滥砍滥伐”，起到监督震慑官吏的作用，一旦官吏违法，法律之剑就会刺穿他们的心脏[[5]孙新军.明初缘何无巨贪——从朱元璋重刑治贪谈起[J].山东人大工作.2007(01)][5]。

　　一些特定的阶层或利益集团是“重典治国”的主要针对对象，一是“贪官污吏”，也就是用重典治吏。二是“奸顽豪富之家”，指的是“膏腴万顷”、“田连阡陌”、横行霸道目无王法的地主阶级，即“重典治富”。三是指所谓“贼盗”，就是一些“犯上作乱”的人，即“重典治民”，采用严厉刑罚防止农民起义。四是“自外其教者”，即“重典治士”。朱元璋通过大肆发动文字狱的方式，那些不愿与他合作的文人都被肆意杀戮，为此朱元璋特别做出规定，“好的官员如果不能够被皇上所重用，那么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价值不是很高，需要提升自我的修养，那么这种人本身就需要逐渐的教导和提升。但是，“重典治吏”依然是朱元璋重典整治的最重要目标。

　　明初时期，朱元璋相当注重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对元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法制缺失，导致农民纷纷起义的结果，都让他清除地看到，封建秩序的整顿，王朝统治的巩固，立法工作必须是重中之重。对于朱元璋的观点，明史刑法中有这样的记载，他重典治国的决心也记载在诚意伯文集中，“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因此，朱元璋对于法律创立思想，实施了“刑乱国，用重典”的统治原则。1367年，李善长被朱元璋任命为总裁官，杨宪在内20余人则被任命为议律官，参考唐朝法律，制定了285条“律”，145条“令”，明代最早的法律由此形成。洪武六年即1373年，时任诏刑部尚书的刘惟谦详细编写了大明律。进明律表有这样的记载，“每成一篇，辄缮写以进，上命揭于两庑之壁，亲加裁定”[[6]向洋.朱元璋和他的“官员腐败定律”[J].四川监察.2002(02)][6]后来经过朱元璋数次下令修改，到洪武三十年也就是1397年，大明律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共有30卷460条。颁布推行大明律是朱元璋苦思积虑了接近20年的经验成果，大明律被朱元璋视为治国法宝，《大明律》继承了唐代法律的基本精神，但是比唐朝法律严重。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较轻的罪，明律的处罚轻于唐律;但是对于犯了重罪的人，明律的刑罚更重。如果是犯了谋反、起义等反抗统治的重罪，按唐朝法律，“不分首从本人皆斩，连带处死的范围，是父、子年16岁以上，对祖、孙、兄弟、兄弟之子、伯叔父等，可不处死”而明律就严重的多，不只凌迟处死谋反者本人，对谋反者的父母、子孙，甚至祖父辈、奴婢都要处于死刑。在唐朝对于谋反罪，尚且因具体情节不同而稍作区别，明律却不加区分一律处以死刑，完全没有任何区别。在明律中，对于谋反罪牵连的范围，程度相当惊人，灭三族、九族，甚至左右乡里都难以幸免。由此可以看出，大明律不只是遵循了唐律的基本精神，更糅合了唐朝之后，尤其是明朝初期三十多年的实践经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明律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取得了很大发展[[7]江雪松.朱元璋的司法理念新探[J].滁州学院学报.2007(01)][7]。

　　身处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朝，存在着复杂且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对明朝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前朝的政治弊端和官场贪腐成为影响明朝政策实施的阻碍。朱元璋看到明初的社会情形，警醒元朝灭亡的教训，于是他在司法上大力整顿官场制度，严厉惩治官吏xxxx腐败现象，从而使官民矛盾得到缓解，明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也得到稳固。

　　在严惩官吏贪腐的司法进程中，朱元璋执法严厉，一视同仁。不论开国元勋，还是功臣宿将，或是皇亲国戚，只要犯法，同样要受到法律惩治，不能豁免。历史上郑礼南（甘泉知县）期瞒粮税，李荣中（丹徒县承）多次犯下xxxx受贿的罪行，处以斩首示众的刑罚；时任建昌知县的徐颐，在征收夏税时贪赃枉法，而金吾后卫知事靳歉则犯了侵吞军晌的罪名，都被凌迟处死；规模较大的像担任郑州知州的康伯太及其他12人，私自侵占了赈灾物资，其中11人被处死；韩铎担任工部侍郎时，工匠的食粮被他xxxx，也难逃大明律的制裁；进士秦生及其他121人前往昆山视察灾情，接受了当地官吏和富豪的贿赂就向朝廷谎报灾田数量，12人被处死；广西都指挥沈良与府州县官、布政使司官相互勾结，祸国殃民，朱元璋下令“取回他来打杀了”[[8]谢冬慧.论明朝初期的重典治贪制度[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8]。安庆公主的附马欧阳伦、开国元勋华云龙、朱元璋本家朱亮祖，三人均是明朝重臣，但因xxxx腐败被朱元璋处死。

　　朱元璋以身作则，为臣民树立了防腐倡廉的典范，他一生都提倡节俭。朱元璋曾收到江西行省献给他的陈有谅用过的金缕床，却被朱元璋当场批评：“生活如此的奢侈放肆，政治上也会受到一定的灾难。司天监曾经想把元代皇帝的七晶滴漏献给朱元璋，却被朱元璋训斥：“这和七宝溺壶有什么区别?”当即下令把宝物当场砸碎。对于他的儿子朱标，朱元璋要求他“遍历农家，观其饮食”，每当自己吃饭睡觉，都要首先想到农民疾苦，向农民索取要有限制，也要节制自己的用量。要让饥寒不再困扰农民，不能苛捐杂税，要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朱元璋提倡节俭并且从自己做起，这种行为对下属管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

　　战争引发的暴乱以及遭受到的灾难在朱元璋实行的重点治国政策里表现的最为显著，其中在“重典治吏”上，他就杀了好几万“贪赃官吏”的人头，史料也有记载，《大诰》有这样的记载，1385年，一桩震惊朝廷的“盗粮案”发生在明朝，户部侍郎郭桓贪腐被朱元璋查处。浙江的秋粮应在450万石人仓，郭桓却侵占了190万石。郭桓伙同浙西的地方官吏，狼狈为奸，收受贿赂达50万贯。朱元璋彻查六部以及全国的十二布政司。偷漏以及偷卖的仓粮就被查到了700万石，而且还有偷漏粮税、鱼盐等现象，一共合计有2400多万石粮食。这项案件不仅涉及到郭桓等其他户部官员，还牵涉到刑部尚书王惠迪、礼部尚书赵瑁、工部侍郎麦志德、兵部侍郎王志等人，最终，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共有数万人被牵连，都处以死罪。

　　历史证明，朱元璋所期望的效果并没有靠“重典治吏”产生。出于多种原因，明朝惩治贪官污吏十分严酷，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但是道德规范和思想教育机制并没有在明初体现，导致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结果，xxxx现象的发生并没有因“重典治吏”而有效杜绝，依然有各级官吏坐着贪赃枉法的事，就像蝗虫一样，全国各地遍布，野草烧不尽。朱元璋到末期自己也感叹：“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他也必须承认，“我在早上的时候就已经为了此事处罚了数百人，直到晚上的时候又有人犯同样的错误，如果晚上的犯人不能够改掉这种过错，在第二天早上如果还会有人犯错的话，将会有更多的人受到处罚。[[9]祝里里.明初重典治国及其启示[J].江淮论坛.2005(01)][9]。朕昼夜无暇休息，局面已然无望”“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看起来，“贪腐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酷刑杀不过来，贪官查不尽，朱元璋尽管杀人成好到最后也对“重点治吏”慢慢失去了信心。

　　首先，重典治国整顿了吏治，铺平了明朝初期的昌盛的道路。朱元璋大力整治下明初的吏治，集中扫荡了xxxx腐败的风气。明初被记载的守法循吏，有120人，单洪武到宣德年间，就有一百多人。这个角度也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明初重典治国治吏官吏贪腐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并且和以往的朝代比起来，朱元璋治吏官吏要相对公正清明很多。确实，朱元璋对不法官吏用严酷刑罚打击，在很大层面清洁了官员队伍，为老百姓做主洗清冤屈，使社会矛盾极大缓和，中央集权得到高度强化，国家机器也能在一些层面上起到缓和冲突的作用，冲突要被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一方面可以促进相对完整的封建统治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有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再加上朱元璋施行了其它很多轻徭薄赋的政策，明初的社会经济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复原和进步，在历史上，为“仁宣之治”的昌盛繁华铺平了道路[[10]石胜尧.朱元璋重典反贪成效甚微的原因剖析[J].法制与社会.2008(34)][10]。

　　其次，这些举措增强了明朝的实力，社会经济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明初时，官吏横征暴敛被严厉禁止，贪官被严惩，他们贪收的钱财也被朝廷收缴，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了保证，商人的巧取豪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为劳动者创造了能从事生产活动的基本条件。同时，明初的官吏不敢再做出像侵占土地等肆无忌惮的事，对朝廷来说，徭役也能相对平等的摊派，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使农民身上的负担减轻了，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朱元璋统治时期，户数达到106 690 00户之多，在明代是最多的时期；在发展洪武年代，大约十四历年左右，明朝的人口人数大约达到了总人数的59 873 300人，这种人数的达到大约超过了超过几代最高的十八年人口数。《明史?食货志》记载当时的情况，“百姓在生活的过程中，受到的贿赂以及xxxx腐败的现象都是比较多的，也有一些人对明初吏治情况这样描写：“爱从甲辰秋，始见官府明。令薄来抚绥，曲尽父母诚。流离渐怀归，沉冗渐苏醒。这些记载都反映了，严惩官吏贪腐，地主阶级肆意的侵占土地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了，这也保障了“与民体养生自”政策，使之得以真正的实现，也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经济的恢复和繁荣[[11]谢冬慧.论明朝初期的重典治贪制度[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11]。

　　第二，对后人警示，防微杜渐。明朝后期开始走上了衰退，其最重要原因就是朱元璋治理贪官污吏的做法没有被传承延续下去。官吏贪腐，就像蚂蚁啃噬房柱，时间长了，柱子就被啃噬的不结实了，再豪华的房子也会倒塌。“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王朝中叶后反贪斗争渐渐有名无实——王朝最后年代，很多官员的xxxx受贿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大部分的百姓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王朝灭亡——‘新’王朝在发展的初期着重反对xxxx建立清明的王朝——‘新’王朝中叶后…这种说法揭示了王朝走不出的轮回。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就是主要表现于这种形式的轮回往返，正是“发展起来也会实行这种政策，发展不起来也会实行这种政策。”在刚开始的时候大多都尽心尽力，事事同心协力，每个人都艰难困苦十分卖力，九死一生致力于王朝的繁荣。xxx稳固后，生活渐渐好起来，精神也就慢慢懈怠了。社会历史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的人会“人亡政自”，也有的人会“政怠宦成”的，当然你也会有“求荣取辱”的人。总之，没有任何朝代能摆脱这样的周期[[12]吴志鹏.论朱元璋重典治国[D].苏州大学2013][12]。

　　众所周知，xxxx受贿，是官吏肆意利用手中权力侵占经济利益的行为，因此，王朝的统治者都防止个别官吏的经济财力过于强大，并且从“与民争利”蔓延到“与君争权”的局面。

　　朱元璋在发展国家的过程中实行了重点治国的治国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是明朝建立初期最为显著最为有效的治国方略。这一政策提倡严酷刑罚、法重于情，有利于明初的社会环境安定有序，地主阶级的统治更加稳固，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造成了明朝前期的昌盛。但同时，“重典治国”是一把双刃剑，严酷刑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恐慌和上层社会的动荡不安，新生xxx的进一步发展因大量官员的流散受到限制。站在当前社会，再来看明初的政治，完备的约束体制是“重典治国”能否成功的必要条件，度的把握是影响其效果的关键。对于历史，要用辨证的眼光来审视，要想促进当今社会的发展就要积极吸取历史的成功经验。

　　[1]张佐良.法家重刑思想再认识[J].中国司法.2006(10)

　　[2]胡学相,周婷婷.对我国重刑主义的反思[J].法律适用.2005(08)

　　[3]高绍先.重刑考[J].现代法学.2003(04)

　　[4]孙新军.明初缘何无巨贪——从朱元璋重刑治贪谈起[J].山东人大工作.2007(01)

　　[5]向洋.朱元璋和他的“官员腐败定律”[J].四川监察.2002(02)

　　[6]江雪松.朱元璋的司法理念新探[J].滁州学院学报.2007(01)

　　[7]谢冬慧.论明朝初期的重典治贪制度[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

　　[8]祝里里.明初重典治国及其启示[J].江淮论坛.2005(01)

　　[9]石胜尧.朱元璋重典反贪成效甚微的原因剖析[J].法制与社会.2008(34)

　　[10]谢冬慧.论明朝初期的重典治贪制度[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

　　[11]吴志鹏.论朱元璋重典治国[D].苏州大学20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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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亮,卢婷.论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政策[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05)

　　江雪松.朱元璋的司法理念新探[J].滁州学院学报.2007(01)

　　侯馥中.试析朱元璋重典治官吏与屠戮功臣[J].唐都学刊.2007(01)

　　孙宇.重典治吏立国之本——浅析明初“重典治吏”思想的形成与表现[J].学习与探索.2005(02)

　　赵天宝.论朱元璋“重典治贪吏”及启示[J].兰州学刊.2007(06)

　　李洪文.朱元璋重典治吏之立法探究[J].文史博览.2005(08)

　　游伟.重刑化的弊端与我国刑罚模式的选择[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02)

　　孙新军.明初缘何无巨贪——从朱元璋重刑治贪谈起[J].山东人大工作.2007(01)

　　经过将近五个月的忙碌，本次论文已经接近尾声，但由于经验匮乏，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感谢各位老师。

　　首先我要感谢我老师帮助，如果没有她悉心的指导本次论文是很难完成的。老师平日里工作繁忙，还要指导我们的论文，但在我做论文的每个阶段，从查阅资料，论文开题报告的修改，中期检查，到后期写论文注意的各个问题等整个过程中都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她严谨和科学研究的精神也是我今后学习的榜样。虽然因为工作学习两边兼顾问题，我无法在写作过程中与老师当面沟通，但仍感谢老师耐心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包容学生的唐突。

　　然后还要感谢所有的专业课老师，为我们打下了条理明细的法学专业基础，感谢法学院教务老师，使此次论文如此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