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性恋群体在新媒体时代发声的必要性和策略

摘要

因同性恋群体作为性少数群体一直被主流异性恋世界的话语权所压迫，所以对2018年新浪微博上热传的关于同性恋议题的新闻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大众传媒对于同性恋群体一直以来存在报道偏差。大众媒体的报道偏差更进一步加剧了同性恋群体作为少数群体的边缘性。而在互联网科技极速发展的今天，科技对于平民的赋权，话语权的争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性少数群体在新媒体时代得以自主发声，而且非常有发声的必要，发声的同时还应该利益最大化的讲究策略。

关键词：同性恋新媒体话语权发声性少数群体

一、绪论

（一）探究背景与意义

在2012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表达自由是我们最为珍贵的一项权利。它是所有其他自由的支撑，也是人类尊严的基础。自由、多元和独立的媒体对于表达自由至关重要。”潘基文的这段话似乎是对同性恋群体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声可能性的鼓励。同性恋群体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声研究主要基于三个现实背景：一、同性恋群体一直以来面临的困境；二、大众传媒对同性恋群体一直以来存在的报道偏差；三、新媒体时代同性恋群体发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1]。

同性恋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无论古今中外，甚至动物界，都是一个一直存在的群体。然而，因其基于性的所在方面处于少数、边缘和弱势地位，目前仍然被性的主流伦理道德、医学甚至法律体系所污名化，被视为“癖”、“病”等。在中国，虽然从1997年到2001年就已经逐步完成了对同性恋群体的非罪化和去病理化（1997年中国新刑法颁布，删除了数十年间常常被用于惩罚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鸡奸罪”[2]；2001年中国精神病障碍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将“同性恋”删除[3]），但是大众媒体和世俗观念并没有与此同步。国家对此奉行的态度是“不闻不问不说”，同性恋群体在中国是“不被看见”、“不存在”的一个群体。

世界公认的数据认为，同性恋占总人口恒定的4%—6%，据此推算，中国同性恋人数在5600万至8400万之间[4]。根据我国著名的性学家李银河调查研究，中国同性恋群体的规模在7000万左右。在中国，同性恋群体公开性取向意味着要面临更多的风险：被非法治疗（包括电击、催吐、化学阉割、强暴等）、校园欺凌、职场歧视以及精神与心理健康危机等。这就导致了许多同性恋者都只敢躲在幽暗“衣柜”里以昼为夜，苟活于纲常人世。另外，更有不少同性恋者被迫走进异性婚姻，由此繁衍出“同妻”、“同夫”这样更为悲剧的群体。

同性恋群体所面临的困境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深渊，他们的少数导致他们不被看见的同时他们也不敢被看见，这样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更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他们的不解。而破除这一恶性循环最有力的一个方法就是新闻媒体有所作为，让他们正确的“被看见”以及引导出他们敢于被看见。

众所周知，我们知道的都是被新闻媒体所塑造的，新闻媒体所创造的“拟态环境”无处不在，如果大众媒体不能客观的报道同性恋群体，这无异于为同性恋群体与世界的沟通和理解设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1927年李普曼在其经典著作《舆论学》(Public Opinion)就提出：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5]大众传媒对同性恋群体一直以来存在偏差报道，会导致大众对同性恋群体的认知同样存在偏差。所以，大众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度，对同性恋等少数群体的社会意义重大。

网络科技赋权同性恋群体发声的可能性，在这里需要探讨的就是把同性恋发声的感性需求上升到理性需求，因为少数群体不止有同性恋群体，这种发声经验的探讨凝结着关于民主、平等、尊严等深刻议题，同性恋群体的发声与普世人权息息相关。更要研究同性恋群体发声的策略，把发声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二）研究方向与方法

基于同性恋群体的新闻方向的研究分为传统媒体的研究和新媒体的研究。传统媒体的研究，此类研究大致从报纸报刊、传统媒体发出，研究传统媒体对同性恋群体报道及形象呈现的整体状况，探究报道存在的问题，从而进行一些媒体呼吁。但随着互联网科技的突飞猛进，新闻传播百年以来的结构正在被洗牌重构，基于传统媒体的研究无疑已经是过时了的。而且此类研究都流于浅表，只是进行一些媒体报道现象进行调查呈现，仅仅停留在新闻媒体层面的研究，未能深入探讨同性恋群体的发声问题。此类研究有申婧《中国内地报纸媒体同性恋报道研究》、呼世瑶《<南方周末>同性恋题材报道研究》等。而新媒体的研究，此类研究能从各大新媒体对同性恋的报道出发，比对新旧媒体在同性恋报道议题的发展变化及还存在的问题，探讨社会化媒体对同性恋话语权的赋予。此类研究有俞莹莹《2000年至201 1年新浪网新闻频道同性恋主题报道研究》、庞娜《社会化媒体对同性恋者的赋权研究》等。但如传统媒体研究一样，都是立足于新闻媒体研究，未能站在同性恋群体发声的角度，探讨发声的必要性和策略以及如何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社会少数群体的发声。

近年来，人们的阅读习惯越来越碎片化，人们越来越依赖网络媒体了解资讯，而且是偏向于利用社交网络媒体了解资讯。社交网络媒体上的新闻资讯通过人际的传播，传播速度以病毒式的方式传播出去，单条热门新闻的阅读量可以比一个传统媒体全年的报刊发行量还要多。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选择中国最火的微博平台——新浪微博，作为数据研究平台。

2017年新浪微博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微博一季度月活跃用户增长了2700万至3.4亿，超过同季度Twitter的水平。许多传统媒体纷纷转型并驻扎在微博上进行第一时间的新闻资讯的发布，这种新媒体的自传播导致了微博相较于一般的综合性新闻门户网站，新闻报道来源、信息内容更为丰富多彩，更受公众的肯定与喜爱。另外，微博的信息搜索功能更为便捷有效，符合研究的操作性要求。

本研究采取内容分析法，以新浪微博作为研究平台，以“同性恋”进行搜索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考察在新媒体上主流媒体对于同性恋议题报道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笔者将研究时间限定为2018年全年，一方面是因为2018年为最新的年份数据；另外新浪微博作为一个社交传播平台，上面的新闻来源多从其他主流媒体传播而来，信息量巨大且复杂，所以只选取一年为时间容量。为了研究数据的可研究性和集中性，这里只选取正规的主流媒体来源的新闻文本，故删除了视频新闻、消息流传以及不成新闻的个人见解。

本次研究的有效样本最终为30篇新闻报道。这三十篇新闻报道样本来自新浪网、网易网、新京报、环球网、凤凰网、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这七大主流媒体。

二、大众媒体对同性恋群体的报道偏差

（一）2018年同性恋主题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

论同性恋群体在新媒体时代发声的必要性和策略

从表格上看，2018年新浪微博上关于同性恋主题新闻报道发生地区海外地区的有16篇，所占比例是53%，比国内（含港澳台）47%高。这是因为国际型的媒体报道同性恋主题的新闻所占比例也很大，来源于凤凰网、环球网、中国新闻网这三家国际型的媒体的新闻报道所占比高达31%。虽然不及国内媒体的69%，但是却仍然在新闻报道发生地区国内少于海外，这说明很多国内媒体的新闻报道地区仍然是海外。这里的国内媒体还包括了港澳台地区，众所周知港澳台地区对同性恋群体奉行的政策相对于大陆宽容许多，可见媒体对于大陆这边的同性恋群体关注甚少。一方面是因为大陆同性恋群体相较于港澳台和海外呈现“失声”状态，另外一方面是政治政策不同，导致大陆内部的关于同性恋方面的活动较少。

论同性恋群体在新媒体时代发声的必要性和策略

从表格可以看出，负面议题突出，正面议题缺少。在30篇统计样本里，负面议题达到47%，这些负面议题里多与犯罪、疾病、滥交联系在一起，比如《不堪被辱将一男同性恋者杀死逃亡六年后被淮南警方抓获》、《炎亚纶被曝劈腿三男》、《卢凯彤坠楼死亡，死因成谜？17年与同性结婚，曾经患有抑郁症》等。2018年在新浪微博上热传的同性恋新闻报道大多数是负面议题，行文中多以批评、贬低等态度描述同性恋群体，甚至有些新闻直接就在题目里暗示性取向与负面事件有因果必然关系，这很容易导致大众对同性恋群体存在普遍的刻板印象，想到同性恋就立马想到负面的资讯。

在负面议题中，“同性恋与犯罪”、“同性恋与疾病”、“同性恋与滥交”这三个议题所占比例很大。而事实是，同性恋与犯罪、疾病、滥交都不存在必然的关系。比如许多新闻报道都会说到同性恋与艾滋病的关系，甚至把同性恋等同于艾滋病，媒体报道中把艾滋病与同性恋的关系过度强化遮蔽了许多真相——男同性恋群体只是艾滋病易感染群体之一，异性恋和吸毒人群的艾滋感染比例都比同性恋大得多；不安全的性行为才是感染艾滋最根本的原因，而不是性取向；人类最大的敌人是艾滋病病毒，而不是同性恋者。另外，这些“同性恋与疾病’’的相关报道中，往往很少言及同性恋为什么会成为艾滋病高危人群的背后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原因和现实原因，比如同性恋所遭受的巨大社会压力和舆论压力，没有合法的权益和法律保证而导致同性恋缺乏稳固的性伴侣等等[6]。

一些报道的内容未必需要强调当事人的性取向，就像大多数的报道里都不会强调新闻当事人是异性恋，而在同性恋相关的报道里，媒体会着重强调新闻当事人的同性恋身份，以同性恋为噱头进行眼球吸引，本末倒置、避重就轻。

关于同性恋群体的报道失衡还体现在报道形象集中在男同性恋群体、城市中的同性恋群体，而女同性恋群体、农村同性恋、身体残障的同性恋、同妻等性少数群体里的少数形象很少出现在大众传媒里。这从侧面体现出大众传媒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新闻报道涵盖率还非常的低，不足以涵盖同性恋群体里所有的少数形象，更别说正面客观的报道了。

由此可见，大众媒体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报道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依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这是同性恋群体需要发声的原因之一。

（二）错误报道导致的公众认知偏差衍生的问题

大众媒体错误的报道导致大众错误的认知，大众错误的认知又继而会导致错误的价值行为。同性恋群体被大众媒体有意或者无意的塑造成怪诞、另类、负面的，这导致大众对同性恋群体进行了错误的认知，恶性循环，这更进一步边缘化了同性恋群体。外部传媒环境的恶劣，加剧了同性恋群体作为少数的边缘化，同性恋群体基于性取向而遭遇校园欺凌、职场歧视、心理危机的情况不再少数，由少数的边缘衍生出更少数的悲剧群体——同妻和HIV感染者。根据联合国《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报告，在已婚的性少数群体成员当中，与异性配偶结婚的占84.1%，由此推算我国存在的同妻（男同性恋的妻子）数量约为387万。[7]

2012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发言中，他指出“有一种暴力和歧视，仅仅因为一些人是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跨性别者”，这包括“骇人听闻的暴力袭击，暴力性侵犯”，以及“在工作、学校和医院环境中普遍存在的偏见”。

在2016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同志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性与性别少数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报道》显示，高达74.9%的性少数受访者在职场中完全匿藏身份，无法出柜；21%的性少数受访者在职场中遭遇过歧视[8]。民间机构爱白文化教育中心2013年《中国性少数群体职场环境在线调查报告》在问及是否因性取向或性别认同遭遇职场歧视与不公待遇时，38.5%的受访者表示遭到言语上的侮辱与嘲笑，30.45%表示在工作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14.53%则表示在工作上被为难，12.8%的受访者失去了晋升的机会，11.99%的受访者被排斥于公司集体活动之外……仅有39.94%的受访者表示没有遭到过歧视或不公平待遇。[3]爱白文化教育中心2012年《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校园欺凌在线问卷》称，77%的参与者曾遭遇到17类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身份的校园欺凌。更糟糕的是，老师和家长可能成为欺凌事件参与者[9]。

异性恋与同性恋相比，犹如历史上白人与黑人相比，异性恋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应受保护，并且是高人一等，同性恋不说被保护，反而被污名化和伤害。每个人同性恋者都必须跋涉穿越由异性恋主义及恐同思维所构成的泥沼才能存活下来。同性恋群体警惕的生活在具有伤害性的环境里，所带来的压力会引发许多不良后果。许多研究指出，性别少数青少年在抑郁、焦虑、自杀与物质滥用等方面，有较高的风险。

话语权掌控在主流异性恋社会里，同性恋群体备受压迫，这里同性恋群体发声的必要性是一种不得不的发声。

三、同性恋群体在新媒体时代发声的必要性和策略

（一）同性恋群体在新媒体时代发声的必要性

大众传媒对同性恋群体一直以来存在的报道偏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同性恋群体因其数量现实的少以及世俗压力的“不被看见”，同性恋群体在主流媒体的从业人员所占比例少，主流媒体的从业人员对他们也所知甚少，这样报道起来难免存在主观偏见；第二，在娱乐至死的时代，主流媒体从业人员缺乏职业道德素养，为了追求“眼球经济”不惜迎合市场的猎奇需求，娱乐消费猎奇同性恋群体，导致关于同性恋群体的报道出现不平衡或者流于表面；第三，同性恋群体在中国无任何的法律权益保障，同性恋群体作为边缘群体，在XX看来是不稳定因素之一，从而XX对于同性恋资讯秉承的态度是“不符合主流价值观”，是进行限制和屏蔽的。

新媒体的发展是同性恋群体发声的必要条件之一。长期以来，话语权掌控在性主流阶级手中，而如今，社会化媒体下放话语权到每个XXX受众手中，每个人都能借助新媒体在互联网进行集体性的个人叙事，进而进行话语权争夺和身份的抗争。这时候就不用再担心媒介把自己过分丑化而自己却不能发声等于默认了。

在人人都能发声的时代，更是推动了同性恋者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其身份特征从被迫的“艾滋病代言人” 过渡到了“权益代言人”。同性恋之于他们不再只是性取向，更是一个政治平权身份的表达，即使一个异性恋者，在新媒体时代里，为了支援性少数群体的发声也能表达自己是一个政治身份的同性恋者。

因一直以来同性恋群体的话语缺失，导致真同性恋者在公众舆论场中已经俨然成了一个“局外人”，这时候如果想要改变话语场的风向仅依靠大众媒体也会显得势单力薄，这时候同性恋群体作为舆论中的真主角如果能举起自媒体这个武器与大众媒体合作，不仅能为自己发声，也能促进大众媒体的自律。

在当前反歧视的社会运动中，大众媒体依然占据着核心的传播地位，同性恋群体需要了解大众媒体，与媒体合作，动员大众媒体，甚至改变媒体。如果同性恋群体自身应加强媒介素养和道德修养，理解大众媒体，并能够影响信息的制作、传播与接受过程，就能影响公众对同性恋议题的理解和感受，从而就能改变公众的态度。

（二）同性恋群体在新媒体时代发声的策略

新媒体是一个犹如大喇叭一样的发声工具，既然是工具就有论什么时候用以及怎么用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更追求时效性，所以在发生重大相关新闻事件的时候，及时进行发声是最有效的策略之一。

2011年6月26日，中国大陆著名演员吕丽萍在微博里转发了两条有关反同的微博并且附上了评论“弟兄姊妹转起来”和“给力”[10]。一石激起干层浪，她的评论迅速引起了疯狂的转发与热议，众多名人也通过微博参与到这场论战中，其他海峡两岸的名人或通过微博或通过媒体采访，纷纷表达了自己对吕丽萍一事的立场，平面纸媒、电视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最令人惊讶的或许是中央电视台对该事件的参与。央视新闻频道的《24小时》栏目发表评论，明确批评了吕丽萍的歧视性言论并肯定了同性恋群体的合法权益。在央视表明立场之后，线下、线上主流媒体纷纷予以转载，同性恋权益人士也通过微博转发该消息，将该事件推向高潮。

吕丽萍事件之所以能成为同性恋群体与议题进行公共教育的标志性事件，就在于吕丽萍是在微博这种即时社交媒体挑起争端，而同性恋群体作为事件里的利益相关者，信息嗅觉灵敏，反应迅速，集中火力发声，被媒体和观众关注，从而演变成一个公共事件的。试想如果作为利益相关者都不积极迅速反应，后续的名人效应和媒体动员等连锁反应也就无从谈及，再恶劣的恐同言论也会不了了之。

重大新闻事件的发声点可遇不可求，可是纪念日每年都有。虽然中国并没有针对同性恋群体的纪念日，但是国际上却有“国际不再恐同日”、“同性恋骄傲月”等特殊的时间节点，在这些时间节点上同性恋群体可以举行一些活动，制造新闻事件，进行合理的发声，毕竟发声也是一件细水流长的日常工作。

“同志你好微笑征集行动”发起于2010年5月“国际不再恐同日”，创始人侯海洋希望通过照片的方式征集1000个异性恋者的微笑，表达对同性恋群体的支持。活动初期仅通过网络征集的方式，但后来发展到网络行动和街头征集活动同时进行，并且经过大量支持者、媒体、社会名人的参与和推广，目前已成为一项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活动。截至2011年12月初，“同志你好”活动共征集5678个“微笑”，“同志你好”网站和相册的访问量均突破失望人次，大批社会名人参与。该活动被媒体称为“目前为止中国最大规模公开支持同性恋的全国活动”。

公民媒体便捷而且没有使用门槛，它扩大了各个群体行动主义的影响力。2011年埃及革命就是一场由广大革命青年在网上发起的运动，他们利用线上发声快速聚集在一起，推动了埃及独裁XXX的瓦解。所以线上发声是大多数群体发声策略的不二之选。

同性恋群体不再需要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可以参与到信息制作、信息传播当中来。每一个独特的人都可以用微博、博客、数据新闻、视频、影像等公民媒体发声，说出自己的故事，让大众看见你。

从创办个人网络媒体开始，这是发声的第一步。现在的社交媒体平台数不胜数，微博、公众号、抖音……每个人用一个手机号码就能轻易注册一个社交媒体账号进行独立的发声。我们现在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再需要长篇大论，或者走上街头呐喊，只需要短短几行字就能在网络世界掀起轩然大波，继而辐射改变现实社会。

有了一个个小原子的个人媒体账号后就需要联合行动，进行集中发声。在一些重大新闻事件发生之后或者一些重要时间节点里，就要在遵守公众空间规则的前提下进行联合发声，集中火力，人多力量大。在发声的过程中，要注意把信息传递给大众媒体，最好是做好事情经过疏离，方便一些媒体做深度报道和网络专题。另外还可以发动名人效应，在网络上邀请著名学者或者公众人物对该事件发表看法，形成再一次的发声爆点。

自说自话，往往容易口说无凭。在信息大爆炸的社会，网络工具又如此便捷，同性恋群体发声还可以有效利用数据新闻，把庞大复杂的数据通过梳理和整合，用视觉语言向公众展示的报道方式，更能让人相信并且激发公众对公众事务的探讨与参与。

民间的同性恋维权公益组织越来越多，他们非常擅长于制作数据新闻，如2016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同志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性与性别少数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报道》、2012年爱白文化教育中心发布的《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校园欺凌在线问卷调查报道》等。把同性恋群体个人的伤痛表达通过数据新闻的制作可视化了，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四、结论

生而为人，人人平等。同性恋群体既然作为一种“存在即合理”，追求个人合法权益已经是国际大势所需。大众媒体对同性恋群体所存在的报道偏差是既定事实，同性恋群体作为当事人也有发声的必要性，否则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巨大。永远没有哪个族群可以独善其身，人类社会也犹如生态系统般，社群与社群之间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当一个同性恋者被迫与一个异性恋者结婚时，就是一个悲剧繁衍出另外一个悲剧，不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形态，悲剧是会传染的。

网络科技的突飞猛进，不限时间、地点、身份，赋予了任何人表达自我的权益自由。在新媒体时代，同性恋等少数群体已经不像以前，需要被迫的接受XX、大众媒体所传播的关于他们的资讯，成为舆论中的“沉默的大多数”或者“局外人”了。在信息时代，不被看见、饱受污名化的同性恋群体有能力基于性少数的经验、需求、权利，对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打破媒体关注度的不平等，自主掌握话语权。

探讨同性恋群体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声又不止是探讨同性恋群体，因为少数群体永远是相对而言的，不止有同性恋是少数群体需要发声，一切被污名化的少数群体都需要这种发声探讨。这是科技对个人权益追求的赋能，我们要正确利用与珍惜。

参考文献

[1] 刘婕.网络公共空间下同性恋议题的话语博弈——以2006-2015年腾讯网新闻评论为例[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6

[2] 任怡多.论我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之障碍[J].当代工人精品刊，2014

[3] 陆雪.同性恋人群法律保护问题研究——以哈尔滨同性恋人群为例[D].青海：青海民族大学,2014

[4] 张穆喆.中国新闻网同性恋报道研究[D].内蒙古：内蒙古大学,2016

[5] 李普曼.舆论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79

[6] 俞莹莹.2000年至2011年新浪网新闻频道同性恋主题报道研究[D].浙江：浙江工业大学，2012

[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同志中心.中国性与性别少数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报道.

爱白文化教育中心.中国性少数群体职场环境在线调查报告.

爱白文化教育中心.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校园欺凌在线问卷.

[10] 陆新蕾.从话语再现到身份抗争：大众媒介与中国同性恋社群的互动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