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件中媒体的议程设置模型构建 ———以汶川县为例

摘要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在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汶川县发生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为研究的出发点，利用媒体议程设置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架构，通过对各类媒体在汶川地震、汶川县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期间的报道整理后，概述媒体在突发性事件中的议程设置特点，对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间互动表现分析，得出各类媒体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议程设置的定位和经验。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利用汶川县突发事件的具体案例，结合媒介间议程设置理论，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回答了中国媒体日后在类似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如何提升危机传播效能、完善危机传播方式以及构建媒体议程设置经验的问题。

关键词：突发性公共事件媒介间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模型汶川县

一、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随着自然灾害、社会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类公共事件发生频率的提高，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的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稳定秩序。由于公共危机事件的突发性、紧急性、广泛性等特点，XX和媒体在面临突发性的公共危机事件时，如何做到科学、高效地应对和处理各类事件，不仅关系到XX的形象塑造、媒介的认同，还关系到社会发展和公民的安稳。

在信息时代下，媒体在社会信息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媒体运用手段和作用方式越来越新颖。和先前一直发挥主导作用的传统媒体相比，呈现出新的特征。尤其是在面临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时，媒体逐步积累经验，在危机事件的处理、传播、影响力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自身作为中介传播的重要性。以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的8级地震为例，此次地震更是成为媒体应对公共突发性危机事件的一次重大考验。媒体在此次危机中的处理效率，为以后发生的国内类似事件处理打下坚实基础。

由于汶川县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此地发生公共危机事件频率较高。与此同时，自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以来，汶川屡次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逐渐得到社会的关注，媒体在处理这类事件中也逐渐积累经验，从而使得这场危机转变为重塑XX形象的机遇。特别是在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媒体的议程设置同以往的传播机制有显著不同。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得出不同的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的接受、传播信息有所不同，因此为了提高新闻时效性，必须进行两者之间的互补，对此总结出在突发性事件中媒体议程设置的对策与建议。这不仅引起了新闻从业者的重视，还对于不同类型媒体在危机前联合处理给予模型经验。同时，也成为了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是：媒体议程设置及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相关概念界定；汶川县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议程设置特点分析；汶川县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互动理论阐述；公共事件中媒体议程设置模型构建对策的提出。

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方法和文献评述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方法是以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通过排查近些年议程设置方向的基本文献，提炼要点，并结合汶川县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论证；文献评述研究方法是对汶川县所发生事件中的媒体报道进行评价和论述，进而对事件进行深度分析。

本文的创新之点在于：首先，理顺属性议程设置、媒介间议程设置、网络议程设置的理论等三个议程设置理论发展的时间线，并阐述了公共事件定义、特点及媒体议程在突发事件的过程模型；其次，跟紧国内时事热点，通过思考并深入分析分析汶川县所发生的的重大公共事件，本文主要以2008年汶川地震与汶川县泥石流为例；接着，结合汶川县突发事件对媒介间议程设置理论进行分析并上升总结其负效果；最后，提出媒体议程设置在突发性事件中的模型对策，以供借鉴。

二、理论基础与概念辨析

（一）媒体议程设置理论概述

1、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

议程设置理论最早来源于李普曼（Lippmann）在1922年对外发表的《舆论学》。他们认为：媒介在形成人们对公共事务认知和人们了解外在世界经验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尽管新闻所展现给受众的图像并不完整，但是这些却构成了受众认识世界的基础。[3] 虽然李普曼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正式阐述者，但此理论更为直接的来源是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的经典论述：“在很多时候，报界在告诉读者如何思考上不太行，但它在告诉人们思考的内容上却万无一失。”

另一个提出者是唐纳德·肖（Donald Shaw）。他认为议程设置理论真正来源者是拉斯韦尔——《传播在社会中的机构与功能》中大众传播的“瞭望哨”作用，即环境监测功能。换句话说，肖更赞同认为拉斯韦尔的说法。

而在传播界中耳读目染的“教堂山镇研究”(Chapel Hill Study)，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起点，被称作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一阶段。，他们在1972年中研究报告中正式提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这一假设。同年，在对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研究以外，还产生一个新的研究问题——媒介效果强弱的情境问题，对此，大卫·韦弗（David Weaver）和麦库姆斯引入“导向需求”的概念，这表明学者对议程设置开始涉及公众心理和公众认识层面。

2、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

20世纪末，议程设置理论发展到了第二阶段。麦库姆斯和肖认为，每个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都是由不同议论主题组成，其中又包含不同的主题属性。媒体更侧重于公共议题的某个属性或特征，那么这个在公共议题中的某个属性或特征就会对公众认知的显著度产生更深的影响。这个第二阶段议程被称为“属性议程设置”，是对处于表层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关系的更深入发展。在此阶段，塞尔玛·甘耐姆（Salma Ghanem）还提出“引人瞩目的论点”：在新闻中主题的某个性质对于整个主题贡献度超过媒体的报道，引起受众的共鸣。这里突出强调的是属性与公众认知之间的关系。

对议程设置理论讨论和研究至此，媒体议程设置更深层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媒体议程设置的来源及其结果。媒体议程设置在第二阶段的属性议程设置后，开始探讨“谁在设置媒介议程”。议程设置作为媒体传播的功能之一，最开始的议程设置是由媒体所引起的。学术上的表达是，对于媒介议程设置的研究，从自变量研究转向因变量研究。在此阶段，媒介间的议程设置（intermediate agenda setting）出现。最易懂的解释是：不同新闻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对于议程设置的效果研究，是由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借助心理学角度提出的。这种效果研究，又被称为媒介的预示作用：从最初的认知层面解释传统媒介的行为及态度。最后由艾英戈（Iyengar）和金德（Kinder）在《事关重要的新闻》一书中拓展这一成果的视野，从而从内部完善媒介议程设置效果理论。

随着互联网的日新月异，媒体议程设置发展到新阶段。根据时代变迁，第三阶段的议程设置理论称为“网络议程设置”。由于网络环境的无限性与自由性等特征，使得网络环境具有“去主导化”的特点，即在网络中，无统一的“领导”。网民可在网络世界中获得海量信息，同时也可以在网络平台上自由言论。网民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新闻，并拼凑有关于新闻的碎片。“对于这些人（网民）而言，大众媒体依然重要，但他们不会成为这幅图像的主导。”[31] 这表明传统媒体议程设置效果变弱，虽然媒体议程设置的效果依旧存在，但是需要受众自身寻求媒体的引导，从而产生强烈的议程设置效果。

议程设置理论的三个发展阶段，其实是回应了最初由李普曼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图像是关于什么的”“图像的主导特征是什么”“图像本质是什么”[4]。对于理论的详细阐述，有助于议程设置在公共事件中模型构建的理解。

（二）突发公共事件相关概述

1、突发公共事件的概念

突发事件指的是在短时间内发生，引起或可能引起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进而危及公共安全的引起重视的事件。根据社会危害广度和深度等因素，由四大阶级层次：I级(特别重大)、II级（重大）、III级（较大）和Ⅳ级（一般）四级。Ⅰ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由xxx负责组织处理，如汶川地震，南方19省雨雪冰冻灾害；Ⅱ级（重大）突发事件由省级XX负责组织处置；Ⅲ级（较大）突发事件由市级XX负责组织处置；Ⅳ级（一般）突发事件由县级XX负责组织处置。除此以外，还有专门的分级准则，其中一条最重要的是人员伤亡，死亡30人以上为特别重大，10人至30人为重大，3人至10人为较大，1人至3人为一般。

根据2006年1月xxx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突发性公共事件主要分为以下四类：一是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等；二是事故灾难。主要包括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三是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四是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

根据突发性公共事件概念界定，本文对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部的汶川县的案例分析，发现2008年汶川地震和近年来发生的山体滑坡是属于自然灾害。汶川地震属于Ⅰ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山体滑坡是属于Ⅳ级（一般）突发事件。

2、突发事件中媒体议程设置特点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时代，在网络世界中网民可以获得海量资讯，同时也可以在网络平台上自由言论，表达自己的意见与看法。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新闻，从而拼凑新闻图像。第三阶段的网络议程设置改变了媒体单向议程设置的方向，开启了公众与媒体双向设置的时代。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处于第三阶段的网络议程设置具有以下特点：

（1）草根性

这里的草根，实则是在指“网民们”。在如今互联网覆盖各家各户的时代，每位公民都有通讯必不可少的工具——手机或电脑。网络议程设置是议程设置主体从单一性走向多元性，使得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关系从线性交流转为网状沟通。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共存的议程设置下，草根网民成为意见主体。他们时常掌握网络议题议论的主宰权，甚至有时网民数量之大可以转变焦点方向，从而不得不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2）迅捷性

相对于传统的议程设置而言，网络议程设置下的公共议题转化是飞速和快捷的。当一个话题被推向至危机点时，往往会出现来自网民的不同角度和声音，从而将中心议题被拆散成更多大大小小的议题。这些议题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同时，由于网络议程具有衍生性的特点，反馈者的意见会对议题的演变具有左右力量。

（3）广泛性

由于突发性公共事件具有冲突性、戏剧性、敏感性、变化性等因素，这些因素使议题具有集聚和扩散效应。议题的扩散意味着媒体议题在网络上受众的广泛性，具体来说，就是网络议程设置能够引起更多网民的关注。他们借助不同的渠道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产生不同观点。观点相同者因利益相同，更易群聚团体，最后改变议题观点的走向。

（4）多极化

突发事件中的议程设置效果影响对象是不同的。分别为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和XX议程。不同议程因受众利益不同，观点也各有歧义。同时，在网络议程设置下，不同议程之间又会产生不同关联，从而形成网状的媒体议程设置。

2、突发事件中媒体传播模型构建[5]

根据人民网舆情检测室、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IRI）及上海交通大学舆情报告，总结了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阶段的特征：突发公共事件从发生至结束，如同人的生命周期，经历出生、成长、成熟和变老阶段。据此，崔鹏、张巍等学者将公共事件的生命周期概括为6个阶段：酝酿阶段、爆发阶段、扩散阶段、反复阶段、消退阶段、长尾阶段，并设置了5个事情过程中的转折点：危机点、爆发点、灾难点、平息点和安全点。（图1）

公共事件中媒体的议程设置模型构建 ———以汶川县为例

从图1可以看出，媒体的网络议程设置是随着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间不断变化的。OP纵轴表示网络舆情，OT横轴表示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事件。危机点F表明事情的开始，经过爆发阶段后事情到达爆发点G，爆发点G到灾难点H的曲线陡峭程度表明这段时期事件的影响在迅速扩大。到达顶点灾难点H后，开始进入反复阶段，在此时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具备一定的影响力。相关部门进入采取措施抑制事情愈发严重阶段。因此在此阶段会出现舆情增长或者减少的情况。随着相关部门措施的落实，到达了平息点I。公共事件至此已进入后期，随着相关部门的措施起到抑制效果、媒体对此事件报道减少、网民记忆衰退，到达安全点J。表明事情已经完全得到了控制。

总而言之，此模型所产生的变化并不是由于XX、媒体或公众单方面的作用形成，相反，这是多个议程主体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个模型的构建为在控制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网络议程走向提供理论框架，为汶川县案例分析奠定基础。

三、汶川县公共事件中的媒体报道与议程设置

（一）2008年汶川地震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在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地震。数据统计截至2008年9月18日12时，5.12汶川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是接至唐山大地震后伤亡人数最多的的一次地震。为了纪念这次地震，xxx批准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5月12日定为全国的“防灾减灾日”。

我国在2006年1月8日xxx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规定，“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准时、中立、完整。”并在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XX信息公开条例》。至此，媒体的行为第一次有了法律支持。在此背景下，我国媒体在抗震救灾过程中进行了全方位报道，跟紧灾区实时、救灾情况、灾民处置等信息。对此，业界人士称赞道：“汶川地震：这次真相跑在谣言前面。”[6] 媒体议程设置在这个过程中表现新的特点，展现良好的媒体素养，达到传播效果。

1、报道范围广、议题题材丰富

在汶川地震中，新闻媒体在打破传统媒介客观报道的基础上，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报道框架”。这种全方位的报道框架意味着报道所涵盖的领域广阔、主题丰富。学者统计连续三年在中国日报排名中一直排在前3的《人民日报》《扬子日报》《广州日报》，这三张报纸囊括了从灾情、官方救灾、英雄人物等常规议题，到哀悼遇难者、灾民自救、地震科普、灾中心理辅导、灾后重建等较为新颖的议题。[9]并且从发生灾难的时间——灾前、灾中、灾后方面进行了体系性分析。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互联网媒体，都发挥了媒体这一信息平台的作用。使得相隔辽阔的中国人民了解现状，也是对灾民的一种心灵安慰。

2、议程设置内容动态性

还原事情真相是媒体的最大职责之一。面对数量庞大、繁杂的新闻，媒体除了做到高效以外，还应尽己所及向受众展现灾难现场。但是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并不是一次报道就可确认的，而是经过时间推移事情本质才会逐渐清晰。以前我们总是过于一次定性，然而事物本身总是在不断变动的，假如我们总是“最先垄断”，就抹黑新闻内容客观真实的一面了。这次汶川地震报道中，中央电视台在5月12日下午15时02分播报首条汶川震区新闻：四川省汶川县发生7.6级地震；之后国家地震局刷新其震级数7.8级后，中央报道立马修正；5月18日，国家地震局公布汶川地震震中级数为8.0级，央视新闻再做更改。媒体报道内容不断实时更正，正是意味着对新闻本事真实性的负责，是媒体不断走向成熟的表现。

3、议程设置模式“人性化”突出

前文有提到，此次新闻媒体对汶川地震的报道突破了以往传统模式。相较于以往的“集体展现”，如今媒体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到“个体展现”的议题上。这种报道的“个体展现”，简单来说就是将目光放到个人身上。这是媒体报道模式“人性化”的呈现。也正因为“个体展现”突出，更能引起观众的同情，引发同理心。这些都在中央电视台“抗战就在，众志成城”直播节目、《人民日报》“募集生命争夺战”等节目或专栏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还有《南方周末》的汶川专栏中记录额了北川村民逃离与回归、汶川居民生存与坚强、青川居民逃避与自救等故事。[10]镜头不断凸显在一个个活泼、坚韧不拔的生命，流露媒体对人性的关怀。

（二）汶川县泥石流自然灾害事件

2008年汶川地震后，地质的不稳定不断引发数以万计的滑坡。滑坡灾害严重使得人民身心疲惫，并在经济方面造成严重的损失。根据中国新闻观察网报道，最新的一次汶川山体滑坡发生于2019年8月20日。汶川县各个镇区不可避免地受到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影响，部分道路、房屋受损。根据网上数据统计，汶川县共4人遇难，11人失联，极少数游客受轻伤，全县经济损失达14亿多元。此次滑坡发生原因：一是因先前地震影响，二是因受到程度强烈的大雨影响，导致该地区被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所影响。对此，网络媒体对这类突发事件的传播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1、议题转换频率高

网络化的媒体环境使得媒体议题种类不仅仅只局限于某个范围，其转换频率及速度都有所提高。一方面，不同人群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另一方面，关注某一议题群众的多少，会影响媒体对某一议题的设置。在2019年的汶川泥石流自然灾害中，媒体除了对伤亡人数、交通受损情况、抢救过程等议题设置，同时还对网民更关注的受灾个体进行特别关注，增加了媒体对其议程设置的频率。比如在灾害发生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航空医疗救援分队进行救助过程中，因有两位重伤员病情严重，需要立刻运送伤员到医院，剩下的灾民只能分批救援，只能帮助留灾人民递送“平安信”，传递安心给家属。这一事引发网民热烈讨论，新华社对此进行采访并报道，通过当事人第一人称的口述完整呈现这一过程。媒体在议程设置的起始阶段，更侧重对第一现场的报道，但是在网络媒体的作用下，群众焦点会增加媒体议题，从而使议题转换频率频繁。

2、议程的设置内容贴近民意

在网络媒体的主导作用下，汶川县泥石流议程设置主体主要来源于网民，或者是媒体对群众来源的信息进行加工，人们的信息来源又来自于媒体报道的频率高低，所以媒体议程设置的内容自然而然与网民所关注的事件及领域相关。媒体根据某个个人或群体进行特写，从侧面反映灾难中的“真情”，引起群众高度重视。以往的新闻报道由于是从官方角度展开，所以重英雄轻群众。但是这种情况在2003年非典事件后有所好转，至今的新闻报道模式在网络议程设置的影响下，已大部分以人性化为主。对于2019年8月20日的泥石流事件，新华网在30日发布一篇名为“未休完的假和定格24岁生命”，讲述就是33岁消防员更斯穷和24岁武警战士的牺牲。特别是消防员更斯穷的特写。由于媒体信息渠道来源于群众老百姓，所以其引起的反响较高，受到群众高度重视，反映在灾难面前对岗位的热爱与职责坚守，同时，网民在浏览时也易被媒体的人性化报道所渲染，激发公民社会责任感。

3、议程设置效果具体化

网络议程设置不仅增强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同时网络议程设置的技术条件也给议程设置给予新的机遇及挑战。网络具有强大的数据支持，因此能够拥有强大的“记忆力”，从而媒体能沿着记忆路径进行议程设置。比如说，通过网民阅读量可知某类议题更受欢迎；网民舆论能够在分析出议题发生、发展、衰落变化；也正是拥有大量数据，能够从不同角度总结灾难发生的经过。在百度词条中有“8.20汶川泥石流”话题，其中有76条讨论，这些讨论是分别对于来源不同的新闻网站的热点新闻。其中，在22日的新闻中，网民更关注的是受灾群众及参与救灾人员。网络媒体在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星期左右，即9月1日对党员救灾进行议题设置，同时在12月26日时，对灾民进行悼念。这种趋势凸显网络议程设置的特点，实现网民与媒体的双向互动。

（三）汶川县突发事件中媒体议程设置评价

1、过度掩盖负面新闻报道

由于我国社会制度与其他国家不同，所以我们以传统媒体为主的主流媒体大都以弘扬正面旋律为主，但是这种做法会掩盖新闻的真实性，使得受众不能真正及时地了解第一现场。比方说，在地震后的第二天，发生偷窃事件：有人在烟草公司偷烟，并只偷中华好烟。对于这一事件，只有《南方周末》进行详细报道，其他传统媒体并未提及此类新闻。坚持社会的主基调固然是好的，但是也不能一昧迎合社会的正面形象，而过度掩盖负面新闻，否则会失去受众对媒体的信心。

2、新闻娱乐化的存在

巨大灾难突如其来，媒体报道铺天盖地并带上灰色气息。一些媒体想方设法取悦受众，博取受众眼球。比如说在汶川地震中，因一头猪在废墟下坚持了36天，生命意外顽强，被取名为“朱坚强”；北大历史系毕业的、由于都江堰光亚学校的教师范美忠在灾难来临面前不顾学生独自跑出教室，被媒体取名为“范跑跑”；受害者在废墟下生命意志力的“破纪录”的夸大……这些新闻报道都偏离了新闻精神的要旨。倘若这种新闻理念仍不改变，新闻媒体娱乐化模式便会流传下去，今后发生类似灾害，新闻媒体依旧无法吸取教训。

3、谣言的滋生与流传

谣言的产生，一般是由于网民接受信息的渠道多样，从而造成信息来源不真实、不准确。究其原因，是媒体新闻报道不及时所造成的。特别是当今网络发达，信息渠道不再仅局限于新闻媒体，还可能是人口传播并通过通讯工具发布网络，使外界信以为真。媒体不及时更正信息，谣言传播范围更大、速度更快。比如08年汶川地震前的流言产生，以及地震发生之后余震的流言传播等各种性质流言产生，无非是媒体没有及时关注产生信息源头，追踪与更新现场造成的。地震前的流言媒体没有给国家地震局施压调查，地震后未澄清谣言，低估谣言副作用，造成群众严重的心理恐慌。

4、媒体人文关怀还应进一步去加强。

虽说相较以前，媒体在报纸或网页版面上“生命形态展现”等冲击视野的画面掩饰许多，但媒体人文关怀力度仍不足。这种现象一般在媒体进行报道过程中出现。媒体为了争先恐后设置吸引受众眼球的议题，不惜一切代价获取新鲜新闻。特别是对于灾区中心的灾民而言，本身失去家园与亲人已经让他们承受一定程度的痛苦，但是面对媒体的不断逼问、媒体的咄咄逼人，加剧他们内心创伤。同时，一些媒体借助人性本善，将爱心捐款变为逼捐，指名道姓公众人物，这实际上是与媒体的职业道德大相径庭。

五、汶川县公共事件中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议程设置互动现状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议程的互动，实际上指的是传播学中议程设置理论展到第二阶段出现的“媒介间议程设置”。从传播实践来说，媒介间的议程设置并不是简单的从某一媒介单方面流向另一媒介，而是媒介之间的双向流动。这种双向流动是有条件的，即媒介之间需要由异质性。异质性在媒体之间可表现为不同等级的媒体，或者表现为不同媒介性质的媒体。

在我国，媒介间的议程设置的异质性，不仅是一种普通媒介的差异，更是关于媒体社会制度的差异。由于我国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传统媒体公认是体制内的一致看法和观点。但是媒体所谓信息传达工具，归根到底而言是要体现民意的。而网络媒体是社会民声的直接反映。总体来说，如果社会有某一突发性事件，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会共同介入，最终殊途同亏，推动媒体舆论的发展。

（一）媒体议程设置“共鸣效应”

诺埃尔·纽曼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议程互动形成议程设置“共鸣效应”。共鸣效应指的是某一主流媒体最先报道某一新闻，并对其他非主流媒体造成影响，使其他非主流媒体跟进报道。“共鸣效应”更侧重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媒体向其他媒体的信息流动，使主流价值观向其他媒体流动过程。

无论是在汶川地震还是汶川县山体滑坡、泥石流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主流媒体在播报第一现场情况时，都不约而同宣传抗灾的主旋律。特别是自从汶川地震以后，我国媒体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突破了传统模式化报道：从集体聚焦转向个体聚焦。也就是说，先前更注重救灾群体的行为，汶川地震后更加注重被救灾者的行动。《人民日报》记者在抗震救灾过程中设立的“生命争夺战”专栏，报道了被困在废墟底下179小时的百姓仍然顽强的生存、为救孩子的母爱发力而撑挡厚重钢铁等等。在主流媒体的“领导”下，其他非主流媒体纷纷按此主旋律纷纷转载、发布细枝末节。在汶川县发生泥石流突发事件时，汶川县电视台记者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发布现场消息，将事情经过“运输”到屏幕上，其中发布“汶川暴雨山洪灾害：消防救援力量29车110人抵达现场投入抢险救援”被央视等多家媒体转发，为配合救灾打下坚实的舆论基础。

（二）媒体议程设置“溢散效应”

与“共鸣效应”对立的是，马西斯等专家学者所提出的“溢散效应”。“溢散效应”是主流媒体认为不适宜播报的议题，由其他不是占据主体地位的媒体进行报道，最终信息由非占据主导地位的媒体流向主导媒体，引起主导媒体的重视。前面有提到，由于主流媒体大都代表体制内看法，而真正社会舆论却无法真实体现，主流与非主流媒体共同合作可以使得整个社会舆论体系更加完善，信息更健全。

众所周知，网络媒体以快速闻名。在汶川地震中，网络媒体在地震发生的9分钟左右，向全网发布第一条灾情信息，同时多家论坛纷纷建立议题。网友得知消息以后及时发起募捐，使得灾难地点能最快速度收取所缺物资，化解灾难群众的物质供应难题。传统媒体在此后的下午三点“整点新闻中”发布头条播出地震信息，比网络报道晚了半个小时左右。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传统主流媒体更是次日才发布地震消息。[12]汶川山体滑坡事件更是通过网络通讯向外界传播灾难信息，集中救援力量。这无不体现边缘媒体对主流媒体的影响力。

（三）媒介间议程设置的负效果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的议程互动行为，对于信息的流向、舆论的引导起着积极作用，我们自然对于这种互动模式表示热烈欢迎。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正视媒介间议程互动的现实，即两者在议程互动上存在着断裂现象。

与议程互动不同的是，议程断裂是指议题在一种媒体中反应强烈，但在另一种媒体中反应冷淡。也就是说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对于舆论的兴奋点的不同。特别是表现在社会性议题及娱乐性议题上，新兴媒体对此类议题更“热情”。因为社会性议题和娱乐性议题更易涉及公众利益，而新兴媒体的报道模式及舆论环境相比传统媒体而言，更具开放性。在汶川地震中，《南方周末》在网站首页发布一则问卷调查：5.12地震中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吸引上万网民积极参与讨论。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像《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广州日报》等传统媒体，只是中规中矩的进行议程报道及议程设置，并没有像网络媒介那样与公众形成强烈互动。这从侧面表明，正是由于传统媒体自出现以来形成的高度理性和责任，对于某些较为敏感的话题，保持谨慎态度，使得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出现议程断裂的情况。同样在2019年8月20日发生的汶川县泥石流灾害中，报纸在8月31日就已结束了灾害的议程设置，但是网络媒体直到12月26日仍在进行追踪与会议报道。二者在这三个月期间互动已经减少，报纸即传统媒体已经进入稳定期，但网络媒体即新兴媒体仍在持续，出现议程断裂。

六、在公共事件中媒体议程设置的模型构建对策

根据上述对于汶川县突发事件的案例分析，以及在对此地区的媒介议程互动模式阐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互联网时代下，要做好媒体在突发性公共事件议程设置，必须要处理好媒体之间的议程互动关系，即发挥各自的优势，使其在作为特殊形态的突发性事件面前，能够展现其自身价值，发挥最大的传播效能，这不仅能够对于媒体在特殊时期的议程设置模型构建提供经验，而且对于我国危机预警机制模型构建也奠定坚实基础。

（一）传统媒体：主动掌握，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传统媒体作为中国的主流媒体，凭借其存留时间长，经验足，故其在XX与公众之间的权威性是有目共睹的。正是因为其主流的特征，所以在媒体的议程设置中也相应具有主动性，掌握舆论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在网络小道消息和传统媒体之间，受众在潜意识内会更相具有可靠来源的信权威消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传统媒体应充当好意见领袖的角色，避免谣言与流言发生，从受众角度出发有效设置议题，尽量降低事情发生后的危机传播概率。同时，作为主流媒体，更应密切关注公众的需求，及时满足公众利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要做到正面渲染，也要对不适做法给予严厉批评。最后，要充充当好XX、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并主动与网络媒体合作，形成良好的沟通与互动机制。

（二）新兴媒体：弥补主体空白，破除陈旧思维

在当今互联网发达的时代下，虽说新兴媒体凭借其传播速度、时效性及接收信息便利占据优势地位，但是传统媒体的主流位置还是不可替代的。也就是说新兴媒体是作为信息补充角色存在的。因此作为自媒体，要利用其自身的突出优点去弥补传统媒体信息滞留的缺点，通过两者之间相互配合，搭建协作互动平台，融合沟通互动方式，才能在突发性公共事件面前发挥好危机传播功能，减少网民间因信息传达有误而产生的冲突与矛盾。同时，新兴媒体除了弥补传统媒体不足以外，还要避免媒体议程设置的娱乐化思维模式及其新闻报道模式，也就是说要更改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标题党”议题设置模式。假如网络媒体仍不更改这种新闻理念，媒体的此种娱乐化与夸张化的议题设置模式便会永存下去，不利我国媒体界整体水平的提升。

（三）大众传媒：建立预警机制，搭建核实通道

突发性事件的首要特征是其突发性，也就是说，这类公共事件的发生是毫无预兆的，面临这类事件时，除了以往的危机处理经验发挥作用以外，还需根据当地的条件灵活变动手段。突发性事件的预警往往需要媒体在现场进行信息的快速传播与流通，引起人们的注意力。论时效性，网络新兴媒体的传播效能往往比传统媒体占据优势。但是传统媒体的权威性是比新兴媒体的高，大众可能在面临未知情况时更愿相信可靠的信息来源。同时，正式因为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信息交流不通畅，才致使来源信息不统一，信息不对称就无法把握信息来源的准确信，从而导致流言与谣言频发。因此在两者在面临突发情况时，进行双向互动，达到预警目的，加强受众的知识普及，消除无知；建立信息预警机制与信息核实通道，采取适当的方法辟谣。

（四）辩证看待媒介间议程断裂

在媒体间议程设置过程中，议程断裂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纵容这种现象发生而置之不理，而是应该辩证看待媒介间的议程断裂现象。一方面，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间应维持一定程度的议程断裂，因为新兴媒体占据意见领袖角色，报道传统媒体不设置的议程，既表明了网络技术对媒体信息传播的积极作用，又表现了整个社会环境对信息的包容性，这对于传播学而言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另一方面，主动地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议程互动与融合，否则会对于整个舆论导向产生负面作用。

总而言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间应相互配合，弥补缺点，发挥最大的政体效能。同时，媒体应建立预警机制，搭建信息核实通道，避免流言和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以免扰乱正常社会秩序。最后，对于媒介间议程断裂现象，应理性看待，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议程融合。以汶川县为例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媒体议程设置为借鉴，构建经验对策，对于中国媒体日后面对类似自然灾害事件中的议程与议题设置的打下了厚实基础。

六、结论

模型是我们用来表达、行动和检测理论和思想成果的工具，作用在于对理论基础知识进行解释和描述，对日后类似情况结果的预测并提出有效举措。本文从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角度出发，首先对汶川地震和汶川县山体滑坡事件中媒体报道与议程设置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在汶川县公共事件中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动表现与模式进行阐述与探讨，最后对媒体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议程设置的理论和实证融合模型塑造，总结出面对特殊形态下媒体议程设置的经验。总而言之，正是对于汶川县突发事件具体案例的实践分析，并结合着媒介议程设置互动理论，才能提取媒体议程设置在突发性事件中的一般经验，对于日后的突发性事件媒体危机传播效果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本乾.程设置理论研究趋势[J].当代传播，2004(2):22-23

[2]郭镇之.关于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国际新闻界[M]，1997（3）

[3][美]沃尔特·李普曼,林珊译《舆论学》[M],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4]赵蕾.议程设置50年: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与转向——议程设置奠基人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唐纳德·肖与大卫·韦弗教授访谈[J].国际新闻界,2019,41(01):66-80.

[5]崔鹏,张巍,何毅,齐婧.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及XX应对能力研究[J].现代情报,2018,38(02):75-83+95.

[6]汶川地震：这次真相跑在了谣言前面》,中国青年年报,2008年5月13日,北方网.

[7]曾响.论汶川地震报道中媒体的议程设置[J].新闻爱好者(理论版),2008(07):6-7.

[8]汶川九歌——大地震现场报告[N].南方周报,2008-05-22(号外).

[9]皮传荣.汶川地震媒体报道之反思[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08):149-152.

[10]张志超,朱宏.“网络记者海量信息传得快”[N].信息时报,2008-05-13,A18.

[11]高雨慧.媒体议程与民众议程相关性分析——以40件热点舆情事件为例[J].新闻传播,2019(13):11-13.

[12]叶杨青.汶川地震中的流言传播及管理[J].新闻世界,2009(07):18-19.

[13]石岩,贾思玉,陈倩儿,吴冰清.如果,每个灾区都有一台摄像机[J].新闻天地,2008(06):53-55.

[14]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室.5.12大地震XX行为满意度调查报告》.银子中华传媒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700.

[15]王卓. 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的舆论引导[D].暨南大学,2013.

[16]刘开源,洪伟.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媒体议程设置研究——以“山东疫苗事件”为例[J].西部学刊,2017(09):58-61.

[17]李沛敏. 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在突发性事件传播中的议程设置互动[D].北京邮电大学,2012.

[18]沈正赋,肖旭.从信息公开角度看汶川地震报道的特点与效果——以中央电视台报道为例[J].声屏世界,2008(07):10-13.

[19]甘露.浅析网络议程设置的特色[J].国际新闻界,2003(04):36-39.

[20]张维平.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预警管理系统模型的主要设想[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18-26.

[21]董天策,陈映.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互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07):134-138.

[22]董天策,蔡慧.我国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转变与突破——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9,11(04):6-10.

[23]张敏.试析灾害及突发事件中电视媒体的职责与运作——以福建尤溪特大山体滑坡灾害中电视台的抗灾宣传报道为例[J].当代电视,2012(03):60-61.

[24]昝豆豆.社会危机事件中地方媒体的报道策略[J].青年记者,2017(29):21-22.

[25]关峥,刘兆鼎.公共事件中媒体的议程设置及舆论引导[J].传媒论坛,2019,2(18):44-45.

[26]郭雪芬.救援力量驰援四川汶川山洪泥石流灾区[J].中华灾害救援医学,2019,7(09):474.

[27]杨小燕.议程设置理论的演进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东南传播,2017(03):29-34.

[28]史安斌,王沛楠.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50年:溯源·演进·前景[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10):13-28+127.

[29]郭万盛.网络环境下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J].东南传播,2006(10):66-67.

[30]Mccombs,M.E.,&Shaw,D.L(1972).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36(2),176-187.

[31]Donald L.Shaw,Robert L. Stevenson,Bradley J.Hamm.议程设置论与后大众媒体时代的民意研究[J].刘海龙译.国际新闻界,2004（4）.

致谢

本文的顺利完成，由衷地感谢我的指导老师，从论文题目选择、提纲拟定、内容结构确定排版、到最后的论文敲定，都是在讲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讲师学识渊博，对待工作一丝不苟、治学严谨的态度让我不仅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受益匪浅，更是对我在今后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将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在此，我对讲师表示真诚的感谢！

其次，由衷的感谢大学四年遇到的老师们。无论是法学院的专业课老师，还是学校选修课遇到的老师们，我都发自内心的感激您们！在我人生观、价值观定型之时，是你们坚定地告诉我前进的方向，并协助我找到属于我自己前行的道路。您们除了教会我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也用你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人生之理。在此，我对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所有为学生辛勤付出的教师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最后，感谢论文小组的其他同学。虽然真正相熟事件并不长，但是在论文讨论以及论文格式等相关问题讨论中都对我提供了极大帮助。同时，也要谢谢陪伴我走过四年大学时光的同班同学们，对于漫漫人生路而言，四年时光很短；但是对于我从出生到现在的时光而言，四年时光是珍贵的。虽然以后不一定能够再次相遇，但是在大学时间短短相识已很知足和感恩。

另外对答辩和评阅的各位老师的耐心指导及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