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校社会工作对校园暴力的介入

摘要

近年来，我国校园暴力已经逐渐升级和恶化，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校园安全问题，因此，在当前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对校园暴力的防治具有急迫性和重要性。本文从国外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暴力的角度出发，在梳理国外典型国家校园社会工作介入理论的基础上，对比分析其介入校园暴力的实务举措，提出所选取国家在介入过程中的成功经验，进行我国学校社会工作干预校园暴力的可能性探索，进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了关于国外学校社会工作对校园暴力的介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该领域研究的不足，丰富了相关研究内容；同时为我国校园暴力的介入提供新的参考方向，为我国学校社会工作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启示，助推学校社会工作协助高校学生工作的相关服务和实践，从而加快其完善发展。

关键词： 学校社会工作，校园暴力，理论取向，实践策略

　1 引言

1.1 选题背景

近年来，我国校园暴力已经逐渐升级和恶化，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校园安全问题。校园暴力不仅直接影响受害人及其家庭严重的身心伤害，还会诱发各种矛盾和问题，因此，在当前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对校园暴力的防治具有急迫性和重要性。对校园教学秩序和学习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危害社会的稳定发展。目前，我国对于校园暴力的介入大部分停留在行政层面，而学校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的工作方法，在国外对于校园暴力的介入具有一定的成效。因此，本文试图突破性地从国外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暴力的角度出发，在梳理国外校园社会工作介入理论的基础上，对比分析其介入校园暴力的实务举措，提出所选取国家在介入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局限性，同时进行我国学校社会工作干预校园暴力的可能性探索，进而为我国校园暴力的介入提供新的参考方向。

　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国内外对于国外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国外校园暴力的防治的研究相对活跃，发表的文章也积累了一定数量，但是把二者相结合，着眼于国外学校社会工作对校园暴力介入的研究仍有很大探索空间。本文主要研究国外学校社会工作对校园暴力的介入，并进行理论取向与实践策略的梳理总结，这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了关于国外学校社会工作对校园暴力的介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该领域研究的不足，丰富了相关研究内容。

2. 实践意义

首先，研究国外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暴力的策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内对校园暴力的关注度，推动制度上的完善；其次，研究该主题能够把学校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方法引入校园暴力的预防和干预体系之中，为我国校园暴力的介入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最后，研究该主题能够为我国学校社会工作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启示，助推学校社会工作协助高校学生工作的相关服务和实践，从而加快其完善发展。

　1.3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本文通过对关于国外学校社会工作发展和国外校园暴力防治的国内外文献和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挖掘有助于本文研究的内容，搭建结构清晰，逻辑合理的论文框架。

2. 对比分析法：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学校社会工作对校园暴力的介入，总结梳理国外典型国家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暴力的理论取向和实践策略，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学校社会工作在介入校园暴力过程中可以借鉴的经验。

　2 文献综述

2.1 关于国外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闫广芬、苌庆辉对X学校社会工作的体系机构进行了梳理分析，他们认为这对中国尽快构建合理性学校社会工作体系提供经验借鉴。国内同样着眼于X学校社会工作的研究还有学者鲁艳桦系统研究了X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情况，主要从工作领域范围的变化和工作方法的调整两方面入手，并总结了对我国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她总结出X学校社会工作在发展中经历了四种模式的演变，它们分别是：传统临床模式、社区学校模式、学校变迁模式、社会互动模式。她对X学校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的梳理上与学者闫广芬、苌庆辉的研究有交叉部分，不过后者对于经验启示部分的提出有着更为具体的论述，提出了具体实施的方案。另外，学者田国秀在发表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一篇文章中也针对世界上率先诞生学校社会工作的国家——X的学校社会工作的五种发展模式进行了多方面对比研究，通过找出五种模式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进一步总结出X学校社会工作对我国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经验和启示。但是，与前几位学者不同的是，他同时也关注到了该国学校社会工作模式在发展过程中的局限性：“传统临床模式焦点过窄，社区学校模式流连于外围，学校变迁模式阻力重重。”

《外国中小学教育》上的一篇文章进行了对英国学校社会工作的角色研究，该篇文章简要说明了在英国，学校社会工作者更多被称为“教育福利专员”，作者而后在文章中厘清了英国教育福利专员的多样角色和任务。相比于以上单独就X或英国进行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研究的学者们，程晋宽选取了三个在学校社会工作模式上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欧X家，进行学校社会工作的对比研究。三个国家分别是：英国、X和加拿大。他分别从世界学校社会工作的演变、三个国家学校社会工作的角色、三国学校社会工作对比三个方向进行分析。另一个比较创新的研究角度在于，他是在信息社会对儿童教育产生冲击的大背景下研究的。

在针对除中国外的亚洲国家学校社会工作的研究上，来自苏州大学教育学院的黄辛隐从日本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这个背景入手，开始对日本学校社会工作的现状和发展情况进行探讨。同时，在黄辛隐的文章中，还对学校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细致的总结。他在日本学校社会工作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上也有着比较具体的论述，其中分为对家长的援助、学校社会工作的一般方法与具体实践，与学校、家庭和社区协调关系的确立。

国外学者在对于学校社会工作的研究，克里斯汀·艾萨克森、安娜·拉森研究了瑞典的学校社会工作者与教师之间是如何合作致力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文章中提出学校社工和教师权责边界，并进一步肯定学校社会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2.2 关于国外校园暴力防治的文献综述

早在十多年前，孙凌寒、朱静就进行了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暴力的可行性初探索，还对校园暴力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说明。他们认为在诸多应时校园暴力问题的思路中, 学校社会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专业优势。在对于国外校园暴力防治的研究上，国内学者周华珍、何子丹在文章中介绍了挪威、英国、加拿大、西班牙、X、澳大利亚等国家关于校园欺负行为及其干预的成功经验，并在文章开头部分对于校园欺负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文章中提出，加拿大、X、德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国家大多以挪威和英国的欺负干预研究为基础，做出了欺负干预研究的落地化。时隔近十年，东莞理工学院政法系讲师张燕婷、付佳荣再次关注到了学校社会工作对校园暴力的介入，他们从学生、学校、家庭、社区等系统进行分析，尝试构建学校社会工作视角下相互融合、多元整合的介入模式。

近年来，国内学者乔东平、文娜在期刊《社会建设》的校园欺凌研究专题中进行了国内外校园欺凌研究的文献综述，分析了“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的区别，并应用生态系统理论对校园欺凌的成因进行了讨论，对国内外的防治方法和实践进行介绍，他们提出国外校园欺凌是在XX、学校、家庭、社会以及师生多方共同参与到防治工作中的。另外，该综述中一个较为细节的着眼点在于对女性校园欺凌的特点进行了总结。

在对于国外具体国家校园暴力防治的研究上，国内学者在对于X校园暴力防治的关注较早。张旺在其文章中文列举了X校园暴力的现状、特点及形式,也介绍了X联邦XX在防治校园暴力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叙述了克林顿总统的五项改善学校安全的特别计划和名为“保护我们的孩子:一个行动计划”的报告内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的万赞对X校园欺侮的防治对策进行了具体研究。两年之后，东北师范大学刘南南发表了关于X中小学校园暴力探析的硕士论文，论文第四部分着眼于X中小学校园暴力的预防、干预与解决，分为家庭与社会、联邦、州与学校几个主体论述。近几年，华东师范大学的周晓晓也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了X中小学的校园欺凌，她集中进行其防治措施方面的探讨。分别从干预的理论基础、支持体系及案例研究等方面进行分析。

在对欧X家校园暴力防治的中，除了上述就研究X相关情况的研究，还有对法国校园暴力防治手段的聚焦。秦丽在文章中列举并分析了法国治理校园暴力的主要举措，她提出法国诊断校园暴力的数据与分析，法国XX所采取的跨部门合作、针对学校、教师与家长的措施为我国的校园暴力干预提供借鉴。

视角回到亚洲，韩国釜山国立大学教育学院的吕君对韩国XX于颁布的《“以学校现场为中心”校园暴力应对政策》从该政策出台的背景、政策主要内容、给予我国的经验和启示三个方面入手进行述评。无独有偶，来自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尹美善、杨颖秀同样对韩国中小学校园暴力校内防控机制展开了研究，同时也提出了对我国校园暴力防治的启示。

国外学者对校园暴力防治关注较早，帕特里夏·霍利、安妮·威利福德（Hawley P H, Williford A.）在文章中阐述了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和组织科学视角下对校园欺凌干预方法。杰森·奥斯特兰德，艾莉丝·梅尔维尔，珍妮尔·K·布莱恩，琼·莱滕德四位学者（2017）在文章中研究了PBIS 模型(The Bully Prevention in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model)介入校园暴力的成效。

2.3 总结

通过对国内外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研究和国外校园暴力防治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对国外校园暴力防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国外校园暴力的分类、危害、现状、产生原因等，对国外学校社会干工作对校园暴力的介入研究相对较少，有比较大的研究空间。另外，将学校社会工作和校园暴力防治相结合的研究也有部分，但是主要关注个别国家的介入理论或实践，缺乏对国外多国家学校社会工作对校园暴力预防干预措施及成效的深入分析。因此，本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外学校社会工作对校园暴力的介入理论取向和实践策略，分析国外校园暴力预防干预措施的特色及经验，对比分析我国校园暴力现状及问题，从而为我国校园暴力预防干预实践提供借鉴。

　3 国外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暴力的理论基础

3.1 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由来自X的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于1977年提出，是在认知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班杜拉认为人的行为和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人的复杂行为主要由后天习得，人在社会环境中具有学习能力，这种学习能力后天影响人的行为。班杜拉指出在习得的过程中，主要由两种途径，第一种是通过直接获得的经验进行学习，即通过外界刺激产生反应,得到强化，最后产生结果而完成的直接学习过程；第二种是通过间接观察、替代形成间接经验而完成的学习过程，主要为个体观察他人的行为而进行模仿，从而在受引导过程中间接影响行为。班杜拉将观察学习分为四个过程，分别是注意、保持、动作复制和动机过程，个体在注意过程中注意到他人的行为；在保持过程中对前一过程进行信息储存，在脑海中记录学习对象的行为特征和表现，以符号的形式将示范行为表象化；在动作复制过程中对他人行为加入自身理解，重塑他人行为，从而建构新的行为模式，把在记忆中储存的符号转化成行为；最后在动机过程中在外界刺激的作用下，促使个体表现出自我学习加工后的他人行为。

在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校园暴力产生的原因，则可得出结论：校园暴力行为的产生是施暴者通过后天的直接学习或者间接学习而形成的行为，主要受后天环境氛围、榜样因素影响，而非先天遗传因素影响。例如，个体经常目睹发生在家庭、社区、学校中的暴力行为，或者主动或被动观看了带有暴力倾向的视频材料，就容易产生合理化认知，从而进行学习行为，一旦具有动机就不免会付诸于实践。长期生活在充满暴力的环境中，就容易让孩子形成具有攻击性的校园暴力实施者，或是形成具有懦弱、胆小性格的暴力承受者。尤其在文化多元的X，青少年很容易通过媒体、网络等途径中获得不良暴力信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因为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人格处于塑造期，就更容易迷失方向，模仿不当行为。

同时，班杜拉认为人能按照自我建构的内部标注和规范来制约和调节个人行为，即个体的行为不仅受外界环境、榜样力量的外在因素调节还受自身形成的内在因素影响。因此该理论重视对于个人自我调节能力、自我效能的培养，强调榜样的示范作用。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学校社会工作对于校园暴力的介入过程在中，学校社会工作者重视对个体自我效能的发掘。

　3.2 生态系统理论

根据X生态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在其于1977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模型，他认为要理解行为，就必须考虑个人的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个体的发展受其所处的直接环境和间接环境影响，环境层层嵌套，形成具有层次的生态系统，共同影响作用个体的行为及发展，同时受个体影响，几者产生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着诸多方面。布朗芬布伦纳通过系统层次划分，把系统分为位于生态环境最内部的微观系统、位于生态环境中间的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位于最外层的宏观系统四个层次。

第一层微观系统位于最内部，因此离个体最近，就与个体相互联系最密切，是个体发展活动的直接环境。个体处于婴儿状态时，婴儿活动空间有限，因此其处于微观系统大多数是局限于其家庭内部。随着个体脱离婴儿阶段，与其相互作用的系统逐渐增多，微观系统的范围随之扩大，学校、社区、同辈群体都逐渐被纳入微观系统范围内。同时，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围观系统内部的双向关系，及系统和个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比如，在校园暴力这一议题中，施暴者和受暴者的不同性格可以追溯到其处于的家庭关系中。在校园暴力发生的过程中，个体要么是参与校园暴力行为，作为校园暴力行为的执行者，要么是受到校园暴力，作为校园暴力的承受者，还有一种情况是个体参与并受到校园暴力，即带有执行者和承受者双重身份。社会生态学理论注重对个体生活成长环境的研究干预，研究表明，威权和宽容的父母关系与欺负行为有关，而不参与的父母关系与孩子成为欺负受害者有关。《X儿童健康》报告呈现，让青少年产生反社会行为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家庭内部的关系，主要表现有家庭父母关系不和甚至婚姻关系破裂、父母对孩子关心程度不够、过于溺爱等等。在学校这一微观系统中，如果学校的校规校纪对学生的行为约束不够，则容易让学生钻了规定的空子，在逆反心理的促使下产生不当行为。

第二层中间系统起的是桥梁作用，用于联结生态系统中各微系统。布朗芬布伦纳强调，如果各微系统之间呈积极互动状态，即中系统处于积极活跃状态，则说明微系统间的联系较为紧密正向，那么就有利于个体向理想状态发展成长；反之，就会对个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该视角出发，就校园暴力成因而言，如果个体在家庭环境中，与父母、兄弟相处模式呈现受溺爱状态，没有一个积极良性的互动方式，在学校中个体一旦没有维持在家庭中的地位，就容易产生不平衡感，就有可能产生欺负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发泄。从受暴者角度观之，其在家庭中父母、兄弟淡漠或者受压制的相处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受暴者性格中胆小、懦弱的成分。

第三层是外部系统，这一层次中个体没有直接和系统产生相互作用，但是间接受其影响，属于间接系统，比如父母的工作环境、兄弟的学校氛围、其教师的家庭环境等等，虽然这些环境与个体本身无直接联系，但是由于这些环境中的主体与个体有直接互动，因此在外部系统中，个体与其互动主要体现在微观系统中。最外层宏观系统也属于不对个体产生直接影响的间接系统。前三个层次，宏观系统更加强调意识形态，间接影响着个体的行为，规定着个体的行为规范。处于不同文化场域中，这种宏观系统的意识形态各有不同。

总之，在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理论视角下，就校园暴力这一议题而言，相关个体所处的微观系统大体上有家庭环境、邻里社区、学校环境和同侪关系，家庭关系对个体受校园暴力的风险有影响。消极的养育方式，包括虐待和忽视，会增加孩子成为欺凌受害者的风险，而家庭对个体的支持则能促进个体情绪的合理抒发和行为弹性；第二层中观系统通常指个体家庭与学校的互动关系，如家长对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学习成绩等方面的关注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第三层外部系统多指学校针对校园暴力防治对教师、学校社会工作者进行的相关培训，对学生进行的防治校园暴力的宣传教育讲座等，学校在这些方面做的是否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校园暴力发生的风险高低；最外部的宏观系统主要包含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主要表现在国家制定校园暴力防治法律法规、出台相关政策等等，学校社会工作者也可以积极地帮助改变社会交往的文化规范从而干预校园暴力发生的情况。X学校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中的社区学校模式也能体现生态系统理论，该模式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着力从个体所处的环境入手，从生态共生的角度出发，学校社会工作者通过多方互动的方法对学生家庭状态、学校氛围、所处社区环境的优化和改善，来改善个体对家庭、学校、社区的不适应，以达到对学生良好发展环境的营造。

　　3.3 积极行为支持理论

积极行为支持（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理论是在社会支持理论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体生存发展受与其接触作用的关系网路影响，无法独立于社会网络而存在，个人透过社会支持网络而获得物质上的援助、情绪上的支持，从而产生认同感、归属感，随着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的严密程度，个人获得支持越多，个人抗风险能力也就越强。积极行为支持理论更强调方法性，它于20世纪末人本主义思潮席卷的X诞生，由Homer等学者提出，用于对行为障碍者提供支持。在此基础上，公共卫生系统发展出了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模式（Pos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s），这一模式主要应用于学校领域，通过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对学校教学活动的强化来进行对不当行为的防治，从而改善校园环境，帮助建立良好积极的校园氛围。自其发展以来，PBIS项目已经在X28个州培训了16000多个学校团队。PBIS模型专注于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干预或实践。强调个人成功是在其学业和社会行为之间的积极关系下产生的（Sugai&西蒙森，2012）。PBIS模式培养教师、学校职员和管理者为学生提供积极的支持，以减少同龄人之间的欺凌行为（艾莉丝·梅尔维莱、珍妮尔·K·布莱恩等，2017）。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理论模型的主要原则是要注重每个个体间的差异性，从不同需求入手，为个体整合资源，提供支持。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模式是通过改变系统，调节个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已实现对问题行为的预防和矫正。

PBIS模式利用一个三层系统来确定学生是否遵守该计划。大多数学生属于一级，这一级是最顺从的学生，他们不需要附加干预支持；而二级学生是那些处于危险中的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15%，关于对有消极社交技能和课堂行为的学生的干预；大约5%的学生位于第3级，主要进行对有高危行为的学生个体化干预（Bradshaw，Waasdorp，&Leaf，2012；Filter等人，2007；Horner，Sugai，&Lewis，2015；Walker等人，2009）。

该理论模型在将教育学、行为学上的观点相结合，充分合理调动资源，在对系统的协调和运用中进行实施应用。在此理论模型指导下，校园暴力问题的解决需要调动整个学校的资源，通过在教学活动中添加相关的规范教育，同时强调实施教育的教师和学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养，以保证方法的有效应用。综合来说，首先，该理论强调学校对教师、学校社会工作者、学校职工提供一定的专业培训，提升其专业素养，有助于让学校建立相关专业团队，并通过积极的师生互动来减少校园暴力行为；其次，用正向激励代替惩罚法，以人本主义为指导思想，尊重、赞扬学生的行为正向改变，进行正向强化，从而减少校园暴力行为的产生。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学校社会工作者注重对校园暴力受害者自尊的恢复，自信心的提高和自我意识的强化，针对受暴者无法改善现状、强化自我意识的无力感采取一系列方法对受暴者进行积极评价，以辅助其在受到暴力时敢于反抗，敢于为自己发声，从而帮助其恢复正常积极的人际互动关系。

4 国外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暴力的实践策略

4.1 韩国《暴力应对政策》的实施

《“已学校现场为中心”校园暴力应对政策》于2013年由韩国XX发布，政策出台旨在干预韩国频发的校园暴力问题，构建美好积极的校园环境。政策中的部分条目指导了韩国学校社会工作对于校园暴力的介入，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个人层面的干预学校社会工作者可以在开展日常周期性咨询活动的同时，开展小组活动，让学生在加强反暴力观念、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增加反暴力技能的同时，还能够有助于为学生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尤其是同辈群体的支持网络，主要可以通过开展角色扮演活动、美术或音乐疗法、互助团体活动来进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学生的心理问题，培养完善学生具有同理心、合作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以及健康承受能力等人格。学校社会工作者还要根据不同程度的受暴学生进行针对性个性化综合救助，根据具体情况，建立短期或长期的干预；同时学校社工要强化对施暴学生的引导和教育。

家庭层面的干预在生态系统理论观点指导下，父母的关系在理解青少年暴力行为发挥着的重要作用。消极的养育方式，包括虐待和忽视，会增加孩子成为欺凌受害者的风险（Lereya等人，2013），而家庭支持促进情绪和行为弹性则会减少受害者的产生（Sapouna&Wolke，2013年）。包括家长参与在内的预防欺凌措施发现在减少欺凌行为和受害者参与方面更有效。《暴力应对政策》要求学校要为家长开展各种类型的讲座和教育活动，学校社会工作者是联结教师、家长和XX的重要力量，致力于建立家校、XX、社会四位一体同心协力防治校园暴力的体系。

校园层面的干预学校社会工作者在政策指导下，在校园中积极组织开展校园暴力预防工作，在学校中大力宣传校园暴力的危害，普及应对方法、技能，旨在帮助学生主观角度自觉抵制校园暴力行为，呼吁学生在遭受校园暴力时勇敢发声。

　　4.2 X学校社工对校园暴力的干预

在学校环境中，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通常处于最佳干预地位，因为他们了解攻击性行为的症状和体征，并对被暴力的信号具有一定敏感度，所以他们可能更容易发现校园内的暴力现象。教师在处理、干预校园暴力的发生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大卫·爱斯奎）。教师和辅助人员（社会工作者、护士、心理学家和行为学顾问）是参与开发、修改和评估校园暴力行为的关键合作伙伴（Meraviglia等人，2003）。基于PBIS模式，X教育部发布了反校园暴力工具包，工具包内包含培训指南、反馈表等对教师、学校社会工作者补充防治校园暴力的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旨在为学校职工干预校园暴力提供助力，进而减小校园暴力的发生率。X许多中小学社会工作者通过一系列培训提高学生的反暴力意识。主要方法是通过角色扮演和小组活动，加强学生亲社会思想的培养，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校园暴力事件发生后，X学校的社会工作者将根据每个州和学校的不同要求，一方面连接资源，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请专业心理顾问对受害者进行一对一的评估和诊断，另一方面，联系家庭，与受害者家长沟通，共同帮助学生减轻暴力伤害。

例如，X新泽西州学区为防治校园暴力开展学校暴力意识周活动，在培训学生的同时加强学校与家长的有效互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针对施暴者的干预活动

学校的社会工作者会与施暴者会面，调查施暴原因，并与施暴者订立行为契约，并对其提供社会技能培训，主要是旨在培养同理心，提高学生共情能力，加强情绪管理能力，行为契约的制定和社会技能培训可能有助于一些施暴者的行为矫正。

针对受暴者的干预活动

在对受害者的干预中，新泽西州的学校社工将与受害者会面，讨论他们的感受，并推动制定计划，确保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学校社工还将引导受害者参加生活技能培训小组，为他们提供反暴力知识和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帮扶网络。研究表明，对受害者的干预并不常见，由于许多受害者并不会主动请求帮助，对大多数受害者来说，受害者通常想隐藏起来，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对于一些受害者来说，来谈论被欺负可能会引起尴尬，他们认为被欺负是可耻和可怕的。因此学校社会工作者应该努力寻找可能成为欺凌受害者的孩子，努力打破受害者的孤立，同时需要确保会议的保密性如果受害者能与同龄人建立并维持一种友谊，那么欺凌的痛苦后果将显著减少，并可避免长期丧失自尊。学校社会工作者在这个关键时刻努力成为一名友谊经纪人，可能会对这个脆弱的孩子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一直延续到成年。

在家庭层面的干预

在家庭层面，学校社工将深入相关家庭，就家庭咨询和儿童行为规范达成协议，制定交流讨论的合作方案，使家长在了解学校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合理帮助孩子的行为纠正和预防。学校社工也可以为家长举办校园暴力教育讲座，提高家长对孩子行为的敏感度。

在学校层面的干预

最后，学校社工开展“反欺凌主题日”活动，向全校师生和家长传达相关信息，并致力于推动学校校园暴力预防计划的完善。

　　5 结论

校园暴力往往被认为是个社会问题，该问题对于受暴者的伤害是巨大的，短期问题包括可能会导致受害者产生经常旷课行为、增加其学习焦虑，导致其学习成绩下降（Rothon等人，2011）；长期问题包括降低受害者亲社会技能、使受害者产生低自尊、低自我效能和自杀意念(Meltzer 等人, 2011)。当暴力行为被容忍时，整个学校环境将受到污染，导致学生无法在安全、积极的氛围中学习、成长和互动。学校社会工作者和教育者可以通过实施有效的干预和努力改善学校环境，支持所有学生的成长。

国外学校社会工作已经实施了许多干预措施来处理在学校环境中的暴力行为。对我国学校社会工作对校园暴力的介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学生个人层面

不管学生是处于校园暴力中的实施者或是受害者，都是学校社会工作的主要介入对象，因此对于学生个人层面的介入，学校社会工作者要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和优势，首先，学校社工可以针对问题学生开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并设置心理咨询辅导，安排互助团体，为学生提供情感支持和专业的帮助，同时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同理心、团队合作意识，有效降低校园暴力发生的可能性；其次，为学生定期开展培训课程，促进学生系统性接受行为训练、情绪调节、人际关系维持、矛盾处理等实用课程，引导学生增加实用生活技能，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发生危险时学会向可信任的对象合理求助，提高学生抗风险能力和意识。

家庭层面

就生态系统观点而言，家庭位于微系统中，对个体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校园暴力这个议题来说，不管是施暴者还是受暴者，其养成的性格或产生的动机都和家庭中父母的养育方式、父母的关系等密不可分。因此，学校社工从家庭层面介入时，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注重家校沟通。很多情况下，校园暴力的当事人父母并不能及时意识到孩子在学校发生了什么，因为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抑或是父母和孩子沟通不畅，有些客观原因例如孩子住校，更是会减少父母与孩子的沟通，这都为校园暴力的发生埋下祸根，因此，学校社工可以通过定期电话访谈、家访等方式和家长进行一对一沟通，关注当事人家庭的动态发展状况；第二，通过举办讲座等活动培养家长对校园暴力的危机意识，同时促进家庭内部不合理教养方式的改善，让孩子不光可以在自由、和谐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还能够在父母的有意识引导下学会保护自己，控制情绪。

学校层面

学校是学生学习、成长的重要场所，也是校园暴力发生的主要地点，学校社工要组织相关工作者制定防治校园暴力的体系，以学校为平台，协调多主体广泛参与对校园暴力的防治活动，调动家长、学校、社会等各方资源共同监督评估，具体可以体现为校园内部的监控设施营造、定期为学生提供相关风险评测等；还要注重做好校园内部的宣传活动，营造出良好的校园氛围；同时，要注重为学生构建稳固的支持网络，积极支持个体的成长发展。

社会层面

不管是X新泽西州还是韩国的校园暴力防治，都是在XX出台相关政策或法律法规的推动下，让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更有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在XX的支持和引领下，学校社会工作才得以顺利发展，相较而言，我国XX对学校社会工作的重视程度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总之，在校园暴力问题日益严重的当下，这种校园安全问题需要达到更多重视，作为一种专业的介入方法，学校社会工作在国外有着更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在针对校园暴力的理论取向和实践策略上也值得更多借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等理论基础，可以看出每一位学生都是在环境中学习、成长起来的，因此学校社会工作者在介入校园暴力问题时，不光要从当事人本身入手，还要与其微系统内部的人沟通协作，多方配合。不光要通过对学生个体进行干预改变，还要促进其父母的改变，倾听家长心声，积极探寻家长诉求；推进学校管理者、教师等进行相关培训；学校社会工作者作为第三方力量，是学校与学生、学校与家长之间的桥梁，要积极起到协调、沟通的作用，促进三方联动，解决学生问题，化解多方矛盾，减少校园暴力风险，改善校园风气。

参考文献

陈芳. X学校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及其借鉴分析[J]. 社会心理科学,2013,28(05):46-49.程晋宽. 信息社会英国、X、加拿大学校社会工作的比较[J]. 外国中小学教育,2011(10):7-12. 黄辛隐. 日本学校社会工作现状及发展探析[J]. 苏州大学学报,2006(04):108-112+116. 刘南南. X中小学校园暴力探析[D].东北师范大学,2008. 吕君. 韩国《“以学校现场为中心”校园暴力应对政策》述评[J]. 比较教育研究,2016,38(01):84-89.鲁艳桦. X学校社会工作发展及其启示[J]. 教学与管理,2011(12):156-158.马园园. 英国青少年校园欺凌现象及其防治策略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8.乔东平, 文娜. 国内外校园欺凌研究综述: 概念, 成因与干预[J]. 社会建设, 2018 (3): 2.孙凌寒,朱静. 校园暴力与学校社会工作[J].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04):91-94.田国秀. 学校社会工作的模式变迁:X的经验及启示[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6):126-132.秦丽. 法国校园暴力现状与防治措施[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5, 17: 93.万赟. X校园欺侮对策及其实用性借鉴[J]. 外国中小学教育,2006(09):23-25.闫广芬,苌庆辉. X学校社会工作体系架构及其启示[J]. 外国教育研究,2008(04):86-91.尹美善,杨颖秀. 韩国中小学校园暴力校内防控机制及启示[J]. 教育科学研究,2018(03):18-23.张旺. X校园暴力:现状、成因及措施[J]. 青年研究,2002(11):44-49.张燕婷, 付佳荣. 高校校园暴力的学校社会工作介入[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2.周华珍, 何子丹. 关于国外校园欺负行为的干预经验研究及其启示[J]. 中國青年研究, 2009, 2009(8): 4-8.周晓晓. X中小学校园欺凌预防干预措施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8.Cristine Isaksson,Anna Larsson.Jurisdiction in school social workers’ and teachers’ work for pupils’well-being[J].Education Inquiry,2017,8(3):246-261.Hawley P H, Williford A. Articulating the theory of bullying intervention programs: Views from social psychology, social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science[J].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5, 37: 3-15.Jason Ostrander,AlysseMelville,JanelleK.Bryan, et al.Proposed modification of a school-wide bully prevention program to support all children[J].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2018,17(3):367-380. Markward, M. J., & Biros, E. Mckinney revisited: implications for school social work[J]. Children & Schools, 2001, 23(3), 182-187.Morrison, G. M., & Sandowicz, M. Importance of social skills in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anger and aggression [J]. In M. J. Furlong & D. C.1995.Smokowski P R, Kopasz K H. Bullying in school: An overview of types, effects,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J]. Children & Schools, 2005, 27(2): 101-110.Ttofi, M. M., & Farrington, D. P.Effectiveness of school-based programs to reduce bullying: a systematic and meta-analytic review[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 2011,7(1), 27-56.Wang, J., Iannotti, R. J., & Nansel, T. R. School 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hysical, verbal, relational, and cyber[J]. adolesc health, 2009,45(4), 0-375.Whitted K S, Dupper D R. Best practices for preventing or reducing bullying in schools[J]. Children & Schools, 2005, 27(3): 167-175.Xing Hui Charlotte Lim,Peace Y.J. Wong.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social workers and school counsellors in tackling youth at-risk behavior[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d Development,2018,28(4):264-278.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尊敬的导师xxx老师的精心指导。从选题、搜集文献，到拓展思路，邢老师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严谨的学习态度，善良随和的性格让我非常佩服。老师多次无私地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论文可以完成，再次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大学四年如白驹过隙一般，在四年中专业课的学习与实践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我对社会工作这个专业的知识技能，还让我逐渐提高对本专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感谢我能有幸成为社会工作专业的一名学生，在专业理念、素养的培养熏陶中逐渐塑造、完善自己的三观，这个专业带给我的远不止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看问题的视角改变、眼界更开阔、让我更愿意理解他人、更愿意尊重他人，这都是让我受益终身的。

感谢帮助我排字的同学，他们给了我关怀，使我在前进的路上不感到孤独，我会永远记住这段时间和他们一起奋斗的岁月。

感谢我的家人在我写论文时的关心。我的父母永远是我最坚定的支持！

感谢我为论文奋斗的日日夜夜。虽然这段经历坎坷而不寻常，但它将成为我一生难忘的回忆。我将从这次经历中受益匪浅。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积极生活。我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经验就是财富。我相信我以后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