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非农就业人口逐渐增多,农户兼业化经营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新常态。农户兼业经营扩大了收入来源,近年来,兼业农户中非农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缓解了农民的资金压力。但与此同时,农户兼业化经营会引起农村劳动力外移,进而造成农村务农劳动力数量不足,出现空心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家,农村地区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严重不足,给粮食生产带来负面影响。然而,农户兼业化经营的收入效应又可以支撑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投入更多的资金,农户可以利用非农收入购买种子、化肥等提高粮食产量,购买农机、农具等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农户兼业会增加农户收入,减少务农劳动力,进而影响农业的投入和产出,但是究竟影响如何,是否会引起农业生产减产,目前还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以尚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兼业农户为研究对象,从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两个方面研究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更细致、更全面的角度认识农户兼业与粮食生产的关系,为正确应对我国农户兼业常态化,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供参考。
本文首先对农户兼业行为评价、农户兼业行为动因、农户兼业影响因素以及农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既往研究进行了综述。然后,针对农户兼业对于农业生产投资影响,从生产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两个方面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主要有:农户兼业会使农村青壮年务农劳动力流失,进而使得务农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变大;农户兼业会使农村男性务农劳动力流失进而增大务农劳动力中的女性占比;农户兼业会降低务农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农户兼业会提高务农劳动力受培训水平;农户兼业会增加农业生产资金性投入。
运用回归模型对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使用工具变量法对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结果发现:1)农户兼业使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减少,老龄化程度加大和女性占比增加,受教育程度降低,即农户兼业引起农户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本的投入在量和质两方面降低;2)农户兼业促进了农户农业生产资金投入的增加;3)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改善使农业生产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都增加,即提升兼业农户对于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4)农户兼业虽然减少了务农劳动力数量,降低了务农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但促进了资金投入和务农劳动力受培训程度,加快了农户土地转让,易于形成土地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农业生产。
可见,从保障农业生产投入角度看,由于农户能够通过调整耕地经营规模与要素投入结构来适应兼业经营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能仅仅因为兼业经营造成了劳动力转移,就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进行干预;从保障农业生产可持续角度看,虽然兼业经营导致劳动力损失效应,但非农收入的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力损失效应;从保障农业产量的角度看,应警惕兼业经营对农户农业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但对此也不必过于担心;从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角度看,在积极为兼业经营户发挥资金优势以改善耕作管理水平创造条件的同时,应警惕兼业经营程度进一步加深后,农户耕作管理粗放化、技术效率损失加剧给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从提高农业生产稳定性角度看,提供自然灾害预警服务、增强农户减灾应灾能力、减轻兼业经营户的劳动力约束,是保障农业产出稳定的关键。
关键词:农户兼业;生产资金投入;劳动力资本投入
1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改革的深入、对城乡人口流动限制的放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以及相关就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改革,中国农户在生产经营上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在经济活动中,农民是合格的“经济人”,会依据自己的资源以及具有的禀赋对其自身的生产经营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安排(任天驰等,2018)[1]。1983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人口逐年增加(董桂阳,2018)[2],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2018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90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9.58%,同比增长1.06%。城镇化的加快以及农村非农就业人口的增加并未使农业生产专业化以及农村土地流转加快,随之而来的是农户兼业行为的增加,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特点。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农户兼业行为会长久地持续下去,这对农村生产经营的规模化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农民对其家庭内部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部分人员从事农业生产,部分人员从事非农生产,进而影响农村的生产和经营(钱龙、钱文荣,2018)[3],这不仅仅是我国独有的现象,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普遍存在,得到了全球学者的广泛关注。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农户兼业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将成为全球范围内农业生产的一种常态。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农户收入,然而,农户兼业化程度的增加虽然提高了农户的收入,缓解了农村土地紧张的问题,并没有因此使农村生产投资明显增加。在兼业农户中,一般是素质较高的家庭成员从事非农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呈现出女性化、老龄化、弱势化的趋势。人们担心,随着农户兼业化程度加深,从事非农劳动人员增加,造成农村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出现劳动投入不足的问题,加上农户兼业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用于农业生产投资的部分非常小,而农业的发展恰恰需要良种、肥料、设备以及劳动力的投入,这就造成农业生产发展的严重滞后,甚至引起社会各界对于粮食问题的担忧。在我国的粮食产区,已经出现了“双季稻”变为“单季稻”,产小麦和玉米的土地只种一季小麦等现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农户是我国的农业生产基本单位,户均耕地不到8亩,生产经营对于劳动力以及资金的投入依赖性比较高,农户兼业对于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是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我国的粮食生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有学者指出,非农就业能够丰富农户的收入来源,降低农户对农业投资的风险,有利于农户资本的积累,农户对农地投资水平也会随之提高(Chiodi et al.,2012)[4],而农户也倾向于将非农收入用于农业生产投资(Randazzo T& Piracha M,2014)[5],同时农村人口的转移有助于优化农业生产资源配置,缓解农村人地紧张程度,有利于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张璟等,2016;钟涨宝等,2016)[6-7]。一些研究认为,目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引起的劳动力结构变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会对农业及粮食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彭代彦等,2016)[8]。还有一些研究表明,生产决策趋同与农业机械“外包”服务的普及,使得农村人口老龄化并未对中国粮食生产造成负面影响(林善浪,2017)[9],虽然务农劳动力比例未来每年将下降且务农劳动力有老龄化趋势,但对于未来谁来种地问题不必过于担忧,应将这种态势视为一种常态,更多地关注如何适应这一变化趋势(黄季焜和靳少泽,2015)[10]。此外,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粮食稳定增产存在一致性趋势,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未显著影响我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对此不必过于担心(程德宁,2015)[11]。
但同时也有研究表明,非农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促使农户加大对于农业生产的投资,兼业农户获得非农收入后,更倾向于将非农收入用于购买消费品或建房以提高当前的生活水平(Zhu Y et al,2014)[12]。事实上,非农收入回流农村并不是用于农业生产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此外,随着我国农业的发展,农户兼业引起的劳动力转移对于农业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使得传统村落“空心化”(董贵阳,2018)[2],造成农业部门劳动力的缺失,如果没有充分的替代投入以弥补劳动力的缺失问题,就会直接影响到土地生产效率,从而导致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的后果(赵心源,2018)[13],也就是说劳动力的大量非农就业造成农业生产投工量显著减少,对粮食产出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钟甫宁等,2016)[14]。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失降低了农业生产者的素质,带来耕地利用率下降、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导致农业发展的内动力不足,影响了农业基础的稳固和国家粮食安全(向云等,2018)[15]。
综上所述,农户兼业提高了农户的经济收入,影响着农村劳动力配置,进而对农业的投入和产出产生影响。本文以尚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兼业农户为研究对象,从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两个方面研究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有助于从一个更细致、更全面的角度认识农户兼业与粮食生产的关系,为正确应对我国农户兼业常态化,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供参考。
1.2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首先,从理论上讲,农户兼业程度的提高,会造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务农人口呈现老弱化,但同时会为农户带来较丰富的资金,进而改善农户用以农业生产投资的水平,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但是农户兼业是否会比较显著地提高收入水平,提高的非农收入究竟有多少用于农业生产,即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资金投入的影响如何,是本文的首要研究目的。
其次,相关数据表明,虽然农户兼业化程度加深,但是我国的粮食生产仍然呈现出逐渐增长的特点,农户兼业造成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似乎不会影响农业粮食生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用于农业生产的人力资本投入增加了,还可能因为机械化的发展掩盖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劳动力的初步转移并不影响农业产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目的是研究农户兼业对于农业生产人力资本投入的具体影响,包括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年龄、技能培训程度、女性化占比以及受教育程度。
1.2.2 研究意义
在振兴乡村战略背景下,结合我国非农经济发展现状,以基于广东1036户农户为研究对象,研究农户兼业对于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激发农户微观投入的潜力和优势,保护和激励农户对农业生产持续投入的积极性。同时,关于农户兼业对农业投资的影响也是农户行为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关注农户兼业对农业投资的影响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农户行为理论。
理论意义:第一,以往对于农户兼业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兼业的动因、兼业的影响因素、兼业对于农业产出的影响等,涉及到兼业对于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的研究,基本都是单独针对农户兼业对于农业生产资金投入的影响或者农户兼业对于农村劳动力变化的影响,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农户兼业对于农业生产投资的具体影响的文献比较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数据,研究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有利于完善农户兼业相关理论,进一步厘清农户兼业对于农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影响。第二,本文将农户用于农业生产的投资分为资金和人力资本两类,探究农户兼业对于农业投资的作用机理,对之前的研究进行有益的补充。
实践意义:第一,广东省新丰县靠近广州,为农业县,农户兼业化程度相对也比较高,以广东新丰县1036户农户为研究对象,样本量比较大,对其农户兼业影响农业投资的情况进行研究,能够获得相对比较明显的规律,为我国其他地区农业生产研究提供借鉴。第二,将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统一考虑,研究农户兼业在长期和短期内对农业生产资金投入的影响,同时研究农户兼业对于农业生产劳动力变化的影响,有利于XX和农民自己合理调整资源配置,实现提高农户收入与确保农业产量相统一。具体来说,XX可以为农户提供合适的兼业途径,调节兼业农户劳动力的流动,同时可以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以及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等措施,有效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因农户兼业引起的农村劳动力不足的影响降到最低。
1.3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利用广东新丰县1036户农户调查数据,研究农户兼业对农业投资的影响,其中,农户的生产投入主要包括土地、劳动、资金与生产性资产等生产要素。结合本文的研究目标,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1)调研资料和文献,构建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分析理论框架。
2)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3)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一般性投资的影响。
4)结合实证分析,研究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1.4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4.1研究方法
本文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利用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2017年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设计变量指标,构建回归模型,运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说。具体的研究方法如下:
1)通过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对文献进行调研,分析农户兼业可能对农业投资产生的影响,构建一个基础的理论分析框架。
2)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我国农户兼业特征以及农业生产投资特征进行描述,对样本农户的兼业经营与农业生产投资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初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3)使用工具变量法研究农户兼业变量的内生性关系,使用IV-Tobit 模型和IV-OLS 模型等在内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和模型研究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
1.4.2 技术路线
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如图1.1所示。
图1.1 技术路线图
1.5结构安排
本文主要分为6个部分,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第1部分: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论文结构和可能的创新点。
第2部分: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首先对农户兼业、农业生产投资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然后从农户兼业行为评价研究,农户兼业行为动因研究,农户兼业行为影响因素和农户兼业行为对投资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
第3部分: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首先对农户经济行为理论进行了分析,然后从兼业农户对于农业生产人力资本以及资金投入两个方面做出理论分析和假说。
第4部分:研究设计。主要介绍了研究的样本数据来源,对数据进行处理,构建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投资影响的研究模型,并选取变量。
第5部分:实证检验与分析。首先采取工具变量法,对农户兼业经营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农户兼业经营变量的拟合值,然后以拟合值作为农户兼业经营变量,研究其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分别实证检验了农户兼业经营对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影响以及农户兼业对农户农业生产资产投入的影响。
第6部分:结论与启示。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进行总结,基于研究结果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并给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6创新点
1)从研究内容上来说,既往国内外学者分别在对某一方面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如土地、灌溉、粮食生产、厂房和机械等)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但是农户的各种农业生产性投资并不是独立进行的,它是一系列的农业生产性投资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本研究将农户在农业生产上进行的劳动力资本投入和资金投入进行综合分析,能够更全面地展现农户兼业对于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
2)从研究方法上看,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因自变量和因变量互为因果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得出较为干净的影响结果。
2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2.1概念界定
2.1.1 农业生产投资
农业生产投资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投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投资结构便不断走向多元化,投资主体主要由国家、企业及农户构成,本文主要研究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农户对于农业的生产性投资行为可以理解为在各种社会经济信号的影响下,作为行为主体的农民所表现出来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反应。在可能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学家特别强调了资本的使用成本、金融状况的约束、投入品价格和产出品价格、XX政策的不确定性、土地产权的稳定性等(高欣、张安录,2017)[16]。有的学者在研究时直接以生产费用现金支出作为农户投资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和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徐升,2016)[17];也有学者从时间的长短去划分农业投资的类型:在短时间内能带来收益,如施用化肥、农药等投资当年即可带来收益,属于农业短期投资;若是在短期内不能立即带来收益,只有在较长时间才能带来收益,例如,利用有机物质改良土壤及兴建水利工程、修筑道路、生态系统保护等投资,则属于农业长期投资(许经勇,2016)[18]。除了农业生产的资金性投入,有的学者提出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可能是农业生产性投资的一种(杨志海,2015)[19]。
为了获得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或满足家庭消费需求,农业生产者依据自身禀赋,将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组合,在经过完整周期的农业生产活动后,最终获得相应产出。随着兼业经营程度的加深,农户在农忙时节往往需要额外雇佣劳工,或与亲朋换工,才能按时完成各种植环节。因此,本文所指生产要素投入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性生产资料。其中,资金性生产资料主要包括化肥、农药、种子、农膜、灌溉、农机作业支出等要素投入(罗明忠,2016)[20]。生产性固定资产在本文中主要是指农户所持有的农机具。
2.1.2 农户兼业
农户兼业是指农户不完全依靠农业经营所得维持生计。这些农户享有土地经营权,从事农业经营活动,在闲暇之余从事工业、服务业等领域内的经济活动,以增加家庭总体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华锋,2018)[21]。农户兼业行为自改革开放初期便存在,而由于我国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偏小,随着现代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普遍使用,大量的绝对剩余劳动力逐渐显化。此外,农业的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存在着非统一性,不可避免地会使农业劳动力的使用具有阶段性和间歇性,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季节性劳动力剩余,为兼业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前提(肖轶、尹珂,2015)[22]。
对农户而言,如果一个农户完全从事农业生产,收入也全部由农业收入构成,这样的农户被称为专业农户或纯农户;相反,如果一个农户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非农劳动或经营,并且其收入也由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两部分构成,这样的农户称为兼业农户。
根据收入结构,可以进一步把兼业农户区分为“第一类兼业农户”(简称一兼农户)和“第二类兼业农户”(简称二兼农户)(罗明忠、刘恺,2016)[23]。具体的划分标准为:农户过去一年里非农经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小于10%的农户为纯农户,10%-50%的农户为一兼农户,超过50%的农户为二兼农户(张忠明、钱文荣,2014)[24]。郭庆海(2018)[25]将上述“纯农户”定义为全职农户,“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分别定义为I兼农户和II兼农户,将农户划分为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比不同兼业经营程度农户的生产特征差异。魏后凯和刘同山(2017)[26]对II兼农户进行进一步细分,将兼业农户中非农收入占比高于50%,且低于75%的归类为高兼农户,高于75%的划分为深兼农户。本文在进行研究时,借鉴郭庆海的做法,同时结合本文的样本特点,将“纯农户”定义为全职农户,将非农收入占比在10%-75%之间的农户定义为I兼农户,将非农收入占比高于75%的农户定义为II兼农户。
2.2 农户兼业行为评价研究
兼业化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现象,现有的研究对兼业行为的评价可以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肯定论。这种观点认为,从兼业的历史趋势看,农民兼业化的产生和存在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农户兼业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与专业化并不相悖。兼业化不仅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走向专业化,反而是经济愈是发达,增长愈是迅速,兼业化的程度就愈高,不仅从一个国家、一个时期来看是如此,就每个地区来看,也是这样。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地区,如X的东北部,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地区,其周围的兼业农户就多,兼业化程度就很高。农民兼业是解决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庄晋财等,2018)[27]。纪月清等(2016)[28]认为,农户兼业经营造成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发生转移,老龄户和女性户因体力、技术等原因会更加偏向于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有利于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提高农业经济效率。张璟等(2018)[6]认为,农户兼业带来劳动力的转移和收入的提高,可以促进农户土地转出,有利于农业的现代化,形成农村的规模化经营,即农户常年在外的务工时间越久,土地转出的可能性越高。蔡洁、夏显力(2019)[29]认为,兼业程度能够增加农户家庭纯收入、缩小农户之间收入差距。许荣、肖海峰(2019)[30]采用Tobit模型研究了不同规模下兼业化对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化会显著促进农牧户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
第二种是不完全肯定论。部分学者经过研究之后认为,农户兼业经营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存在。赵佳等(2015)[31]认为,农户兼业经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土地的利用效率,但是应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如果兼业化程度过高,则会影响对土地的利用效率。高欣等(2017)[16]认为,兼业分化会提高转入户流转土地的生产效率,且兼业程度越强兼业分化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弱,兼业经营给土地转入户家庭带来了较高的收入,但对于兼业程度较高的家庭,其在农业生产上的收入增加较少,同时土地转出户的生产效率会因此有所降低。程名望等(2015)[32]认为,农户兼业引起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粮食的生产的影响存在地区性的差异,从总体上看对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影响不大,但是会对粮食主销区的粮食生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三种是否定论。这种观点认为,从农业的角度看,农民兼业是一种小生产,降低土地利用率和生产者素质,阻碍土地流转和规模集中,形成小规模农户经营的固化和农业生产的副业化同时,兼业使大部分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向非农产业,减少对农业的生产投入,造成对农业的粗放经营(杨志海,2015)[19]。夏秋等(2019)[33]认为,兼业的挤出效应以及收入效应会导致兼业农户的农地利用方式和短期投资发生改变,在考虑兼业综合影响效果的情形下,兼业农户的农业面源污染水平显著高于非兼业农户。兼业对家庭劳动力的挤出会造成留存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纪月清等(2015)[28]认为,农户兼业造成区域性施药不同步,进而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的外部影响。肖敏敏(2019)[34]指出,农户兼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粮食产量。因为农户如果进行兼业经营,由于其他收入的增加而降低了他们对粮食产出的期望,在没有更高收入的驱动下,兼业户对粮食生产新技术、新品种缺乏热情,因此投入和管理上都可能会比较松散,进而影响产量。Sauerand Gorton and Davidova(2013)[35]在对科索沃农户进行研究后也认为,劳动力转移对农户造成了显著的劳动力损失效应,进而对技术效率产生了负作用。
2.3农户兼业行为动因研究
国外学者对农户兼业经营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和分析,比较有影响的是推力—拉力学说,兼业的存在程度直接与农外就业机会的多少呈正相关,而与农业中机会的多少呈负相关(Kelty,2017)[36]。导致农民家庭成员谋求农外就业机会的“推力”因素包括:经营农业机会有限或收入不足以维持较好的生活水平;扩大农场规模有困难;节省劳力的农业技术的广泛采用,导致了家庭劳动时间或劳动力的剩余;农户家庭成员教育水平的提高,推升了劳动力的机会成本(Shi et al,2017)[37]。导致农户兼业的拉力因素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扩展,使得农村人口的非农就业机会日益增多;交通运输的发展减少了通勤的时间;大众媒介的普及,使农村劳动力更容易获得非农就业的信息;劳动制度的改变(如记时工的出现)和劳动条件的改善(Man & Sadiya,2009)[38]。
农民在获得农外就业机会以后,仍然不放弃农业,同样受到来自农业内部和农业外部一些推力和拉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有:继续经营农业可以获得廉价的和安全的食品,继续经营农业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国家为农地确权,保障农民利益(徐雪高等,2017)[39];农村生活成本低,农户土地情节比较重(潘娟,2018)[40];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更具有财产的功能;农民把占有土地视为最后的生活保障(赵娟等,2019)[41];在发达国家,农村生活的精神价值日益重要,完全放弃农业和农村生活,迁入城市在很多方面要付出代价(Kelty,2017)[36]。潘娟(2018)[40]从经济和社会两方面静态地分析了农户兼业化的动力因素,指出经济因素是决定性因素,也决定了兼业化处于早期阶段,而随着农业、农村变革,农户兼业化将进一步深化。从动态上论述农业增长方式、农业结构变革是农户兼业化形成机制。在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之后,农户已经成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能够对多种经济信号做出正常的反应,即通过对价格、成本和收益等的分析来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因此,采用微观经济学的有关基本假说来分析我国农户兼业行为是可行的。翁贞林等(2017)[42]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影响农户兼业决策从而影响兼业率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预期兼业工资率、非农产品价格、乡镇企业获得信贷规模等对农户兼业行为有正方向的激励作用,农产品相对价格、乡镇企业税收负担对农户兼业行为有反方向的激励作用。归纳起来看,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农户兼业化的动因主要在于:人多地少,加上农业增长方式由劳动力集约向资本、技术集约转变,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低(邹杰玲等,2018)[43],新生代农民受教育水平高,农业生产风险大,农户抚养压力大,小农户农业收益较低,农业劳动机会成本高(潘娟,2018)[40],农户相对经济地位较低(彭欣欣等,2018)[44]。
2.4兼业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农户参与非农活动的原因可归纳为:一是可以充分利用家庭闲置资源(例如劳动力、设备、建筑物等)或通过改变其用途以获取更多收入(邹杰玲等,2018)[43];二是通过扩大家庭收入来源以分散农业经营风险(王图展等,2015)[45]。当然,农户能否顺利实现农外兼业或兼业程度如何,则主要取决于家庭的内部因素和所处的外部环境。也就是说,兼业在不同家庭(农场)或不同地域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一个地区的农地资源越稀缺、非农兼业机会越多,当地兼业现象就越普遍;当外部条件一定时,农外兼业与家庭的内部因素密切相关。
农户兼业行为的主要因素也包括经营农业用地面积、家庭劳动力结构、当地非农产业发展情况等(高欣、张安录,2017)[32]。不仅如此,在家庭承包制条件下,农业生产成本的下降、高昂的市场交易费用、风险以及集体经济服务功能的弱化,会使得农户选择专业化程度偏低的经营方式(谢昊举、刘余,2017)[46]。农户兼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追求最大利益的必然选择,土地规模小既是农户兼业产生的原因又是农户兼业的结果(翁贞林、高雪萍等,2017)[42]。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兼业、就业机会获取以及职位选择有重要影响,潘林(2018)[47]认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助于非农就业的发展,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村健康发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构建新型培训体系;拓宽农民兼业渠道,增强农民创业意识;释放农村女性兼业,优化农村劳动力结构是解决当前农户兼业引起的劳动力不足的有效途径。彭文慧(2014)[48]指出,相对于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培训则可能是提高农村劳动力获取非农就业机会的关键性因素,同时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影响农民收入区域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作用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机会搜寻等多方面。
2.5农业生产投资研究
当前对兼业与农业投资关系的研究仍相对缺乏,碎片化的观点散见于文献中。通常认为非农就业丰富了农户的收入来源,由于收入的增加,非农就业减轻了农户对农业投资的风险,有利于农户资本的积累(徐升,2016)[17],从而提高农户的土地投资水平。为避免产量损失,兼业农户普遍存在增加短期资本投入以弥补劳动力投入的不足的现象(夏秋等,2019)[49]。欧阳金琼等(2014)[50]构建了农户兼业对土地利用行为及其效率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方法,从DEA效率来看,一兼农户略大于纯农户,并且二者都远远大于二兼农户,这说明农户适当进行兼业经营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当兼业程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影响土地利用效率。何望(2017)[51]的分析还表明,在目前的情况下,农户兼业会影响土地利用率,影响农户对土地的投资意愿。不过,从非农收益远大于农业收益的角度看,兼业有利于农户资本的积累。陈艺琼(2017)[52]认为农户兼业现已是我国各地出现的普遍现象,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起着重大作用,但对农业本身的发展却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主要是不利于农业结构调整,降低土地产出率和土地的利用率,同时也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赵娟等(2019)[41]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照分析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对土地的资金投入、劳动投入、土地经营规模等变量均值间的差异,估计农户兼业对耕地利用行为及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兼业对土地利用强度和土地生产率影响显著,但对资金投入产出率并无明显影响。兼业经营同时也为农业生产带来“劳动力损失效应”,尽管资金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劳动,但替代弹性是有范围的,而且还受到经济因素、地理因素等客观条件制约,尤其是不完善或者缺失的劳动力市场,无法提供雇工对农户的劳动力损失进行完美替代(Arslan and Taylor, 2012)[53],可以通过优化农地资源配置等方式来降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需求(罗明忠,2018)[54]。
2.6 评述
当前国内对农户兼业问题的研究尚未完善,虽然当前学者对于兼业开展了较多研究,但专门就兼业对农业投资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已有的研究基本阐明了兼业产生的机理及效果,但总的来说还是就兼业论兼业,就农业论兼业,没有把兼业和经济发展、农业投资联系起来。为此,本文在过往文献基础上,运用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户兼业的特点、兼业对农业投资的影响。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3.1 农户经济行为理论阐释
对农户的经济行为逻辑进行研究,是分析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基础。农户根据自身具有的资源和禀赋,将家庭的资金以及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进行合理分配,以实现家庭的目标。目前存在三种比较成熟的农户经济形成理论,分别是: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利润最大化理论和风险规避理论。
劳动—消费理论重点关注的是家庭在决策过程中,追求劳动最小化和收入最大化的统一。依据这一理论,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量,是以农户主观感受到劳动辛苦程度与新增家庭消费满足感之间的均衡来决定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要求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在保证获得足够收入的同时通过购买农机服务、化肥、种子等来尽可能降低劳动力付出,是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投资的一大动因。
利润最大化理论认为,农户在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时是非常理性的,主要目的是追求最大化的利润。对于利润的追求促使农户将生产资源向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领域转移,这就造成了农村体力较强、受教育水平更高以及更加年轻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即农村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大量进行非农就业。
与利润最大化理论相同,风险规避理论也假定农户是一个追求经济最优化的理性人,但不同的是,该理论下农户更加注重考虑不确定事件给自己带来的风险,为了获取最低风险的效用,宁愿放弃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风险规避理论决定了农户在进行非农就业的同时,不会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生产根本—土地。
农户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对自身资源和禀赋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家庭目标,达到劳苦程度、收入和风险的统一,新时期农户非农就业程度会逐年增大,但也不会因此放弃农业生产,即农户兼业化程度会越来越大。
3.2农户兼业与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本投入
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以人的健康、知识、能力、技术为特征的人力资本的作用愈发重要。人力资本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同样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对农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高素质的农民才能了解现代生产要素的性能,进行理性的选择和合理地组合生产要素,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要素利用率和产出率;二是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三是影响农业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革。
农户部分家庭成员从农村地区及农业生产中转移出去,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最为普遍的特征之一。本文所研究的农户兼业引起的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本投入是建立在劳动力转移理论基础上的。根据农村劳动力新古典转移理论,农村劳动力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该阶段的劳动力大量转移并不会影响农业部门,因为农村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第二阶段是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正但仍低于固定工资率阶段,这一阶段农业部门存在的是隐性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转移会引起农业生产下降;第三阶段是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与固定工资率相当阶段,农业与工业部门存在对劳动力的争夺。人力资本转移理论认为,劳动力转移过程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受教育程度高、综合素质好或具有特殊技能的年轻劳动力总是最先转移,换言之,劳动力转移与个体的人力资本状况的联系较为密切。依据该理论,持续的劳动力转移将造成劳动力流出地人力资本的大量流失,而流入地则会积累大量人力资本,从而使得流出地经济发展越来越慢,而流入地经济发展越来越快,最终结果是两地之间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扩大,而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劳动力转移动力。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农村必然凋零。大量学者的研究表明,兼业经营的确显著降低了农户自家劳动投入(李庆,林光华,何军,2013;陈超等,2014;柴春娇等,2014)[55-57]。
3.2.1农户兼业与务农劳动力的年龄结构
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多地选择非农就业,而非农就业机会也更加地适用于青壮年,这就造成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使留守在农村的务农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年轻人减少、老年人群比例增加,从而导致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人的老龄化。特别是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速度逐渐加快,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前往城市选择非农就业,大大加重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的非农就业机会大多是一些技术含量稍低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更加适合这样的工作,同时城市对于农村年轻人的吸引力也要大于中老年人(林善浪,2017)[9]。青年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使老年人为主的留守劳动力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农业生产逐步“老龄化”,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全国农民工中,青壮年人数占了绝大部分,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中,中老年人口占据的比例非常大,并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王丛丛,2014)[58]。杨志海(2015)[19]通过研究指出,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人员主要是青壮年,务农劳动力的人员中,青壮年的比例相对较小。
由此,提出本文第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h1:农户兼业程度越深,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越大。
3.2.2农户兼业与务农劳动力性别结构
对于非农就业来说,由于女性在体力上相对于男性较弱,加上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以及得到的技能培训机会相对较少,女性无法在其他方面弥补体力上的先天弱势,其在城镇化过程中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相对较少,获取的职位选择余地相对较小。除此之外,农村家庭面临有比较重的抚养孩子和赡养父母的压力,而一般这种压力基本集中在女性身上,这就造成了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男性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即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人口中,男性的占比远远高于女性(杨志海,2015)[19],相应地,务农劳动力中女性占比高于男性。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性地进行非农就业使得大量的素质较低、年龄老化、女性化劳动力滞留在种植业部门(林善浪,2017)[9]。农户非务农劳动力人员中,男性劳动力比例大于女性,这与女性常因需要照顾家庭其他非劳动力成员而在家待业有关(杨秋霞,2018)[59]。
由此,提出本文第二个研究假说:
假说h2:农户兼业程度越大,务农人口中女性占比越大。
3.2.3 农户兼业与务农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在农村劳动力选择非农就业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选择非农就业而不是从事务农,农户务农劳动力人员中,受教育程度上,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主要为初中及以下(杨秋霞,2018)[59]。杨志海(2015)[19]经过研究指出,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人口中,初中文化水平以上的占绝大多数,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员只是极少一部分,非农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远远高于务农人员。文化程度高的农民拥有更丰富的知识技能和更广的社会关系网络,出门在外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具有更大的优势,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民不再局限于传统农业生产,而更愿意成为非农化程度较高的二兼农户。这是因为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非农就业机会越多、人脉越广,从事高度非农化职业获得高收入更为容易(潘林,2018)[47]。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父辈受到过更多的教育与培训,但基于其并未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也很难回到乡村从事农业生产(林善浪,2017)[9]。
由此,提出本文第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h3:农户兼业引起务农劳动力教育水平降低。
3.2.4农户兼业与务农劳动力技能水平
在非农就业过程中,技能培训程度影响非农就业的一项重要因素。技术培训会影响劳动力就业选择,技能培训水平越高的人就越有可能选择非农就业而不是从事务农(杨秋霞,2018)[59]。对于农民来说,其在接受农业技能系统培训后,农业生产技能大幅提升,但是在外务工缺乏或很少有招聘农业技能型人才的企业,大大束缚了他们的就业渠道,拥有农技之长的农民因此选择留在农村发挥特长(潘林,2018)[47],相应地,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人才参与务农,会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进而进一步解放了农户的劳动力,使农户在对劳动力的配置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能够更进一步选择非农就业。
由此,提出本文第四个研究假说:
假说h4:兼业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受到的技能培训程度相对较高。
3.3农户兼业化与农业生产资金投入
农户兼业会明显提高农户收入,进而解放农户在农业生产上的资金投入,农户可以使用兼业收入购买种子、化肥、农具等生产资料,也可以进行相关技术的革新,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进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非农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农户增加资金投入以替代劳动的可能性,农户将通过购买生产要素(机械服务、化肥、农药等)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对劳动形成替代,以弥补劳动力短缺造成的生产损失(应瑞瑶和郑旭媛,2013)[60]。
个体特征的异质性与偏好不同,使得家庭内部成员产生分工,部分成员外出从事非农就业,部分成员留守务农(翁贞林、高雪萍等,2017)[42],两种不同就业方式获得的收入具有高度互补性,这是一种理性的制度安排,而不管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在研究农户兼业经营对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时应同时考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劳动力损失效应以及非农务工而获得的收入。即随着农户兼业化程度的加深,农户会获得更高收入,进而促进农户生产性资金投资。
3.3.1农户兼业与农业生产一般性资金投入
农户兼业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的非农收入来解放农户对于农业生产投资资金的配置,在农户兼业化程度发展比较深入的前提下,非农收入已经成为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杨志海,2015)[19]。农户在获得比较高的收入后,有可能倾向于提高农业生产资金投入。在农业生产中,化肥、种子、农药等为一般性资金投入。非农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资本对于劳动力的替代,另一部分用于追加机械、化肥等资本投入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林善浪,2017)[9]。化肥、农药、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替代劳动力要素,家庭劳动力禀赋变化可能促使农户投入更多的“资本性”农业生产资料。例如,农户兼业获得的额外收入使得农户能够购置更多的生产资料以提高农业产出效率(向云,2018)[15]。
由此,提出本文第五个研究假说:
假说h5:农户兼业化会促进农业生产的一般性资金投资。
3.3.2农户兼业与农业生产固定资产投入
在农业生产要素中,机械、泵等为固定性资产,农户用于购买机械、农具等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资金投入即为农业生产固定资产投入。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背景下,机械替代人工成为大势所趋(罗明忠,2019)[61],兼业农户在获得较高收入后,为了节约农业劳动时间,会根据家庭劳动力要素禀赋状况选择能够替代劳动力的生产要素,例如,更多地使用农业机械要素以替代人工投入(向云,2018)[15]。虽然有相关研究表明,兼业农户对于农机具等固定性资产的投入随着兼业程度的提高而有所减小,但是纪月清和钟甫宁(2013)[62]经过研究后发现,这一现象并不能反映农户对于固定资产的投入积极性下降,过去二十年里农业从业人员总数大概减少了32%,粮食作物亩均投工量减少了61%,但农机总动力却增加了240%。农户兼业经营程度提高后,会增加购买农机服务,从而替代减少的劳动。
由此,提出本文第六个研究假说:
假说h6:农户兼业促进农户生产固定资产的投入。
3.4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对农户经济行为理论进行了梳理,分析农户兼业情况出现的原因。接着分别梳理了农户兼业对农户劳动力资本,即务农劳动力数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受培训程度的影响的理论,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另外,本章还对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资金投入的理论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说,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4 研究设计
4.1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2017年村庄数据(新丰-280个样本)和农户数据(新丰-1036个样本)。该数据调查于2016年1月8日-20日在广东省新丰县范围内农户进行抽样调查,然后于2017年对其进行追踪得到本文样本数据。总体情况为:新丰县辖7个镇142个行政村,1630个村民小组(自然村),计有51039个农户,耕地总面积15793.92公顷。在新丰县抽取60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2个村民小组(自然村),最后在每个村民小组随机选取10个农户作为问卷调查对象,排除信息不全以及答案前后不一致的情况,问卷有效率为96.50%。本文使用数据样本量为1036,对获得的数据进行整理,使用stata15.1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样本的具体分布如表4.1所示。
表4.1 调查样本的分布情况
县 | 乡镇 | 样本村 | 有效样本数 | 比例 |
新丰 | 丰城 | 高桥、横坑、双良、黄陂、文长、岳城、长陂、邹洞、朱洞、会前 | 176 | 17% |
黄礤 | 高群、黄沙坑、梅溪、三坑、雪峒、营盘 | 110 | 10.62% | |
回龙 | 古塘、鸡岭、丘姚、锁峒、许屋、正子 | 98 | 9.46% | |
马头 | 福水、张田坑、罗陂、坪山、石角、乌石岗、湾田、秀坑、潭石、雅盖、军一 | 202 | 19.50% | |
梅坑 | 大岭、华溪、梅东、梅中、新坪、张田、长坪、 | 118 | 11.39% | |
沙田 | 白楼、龙潭、长春、天中、乌石、咸水、新岭、羊石、善塘 | 154 | 14.86% | |
遥田 | 半陂、茶江、茶西、大马、大埔、高石、南坑、桃源、新群、长安 | 178 | 17.18% |
4.2数据处理
4.2.1 样本基本特征
表4.2为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从家庭总劳动人口规模来看,样本农户中劳动力人口3-4人的最多,为514户,占到了整个样本的49.61%,其次为劳动力1-2的农户,为294户,占到了整个样本的28.38%,劳动力5人以上的有228户,占样本总量的22.01%。
从耕地经营规模看,样本农户耕地经营面积普遍较小,拥有耕地5亩以下的农户达到了825户,占样本农户的79.63%,其次为5-10亩,有173户,占样本农户的16.70%, 拥有10亩以上耕地的农户只有38户,所占比例为3.67%。
从家庭收入看,样本农户年底家庭存款相对较少,存款在1万元及以下的农户达到了743户,占样本总量的71.72%,其次为1-5万元的农户,达到了199户,占样本总量的19.21%,而5万元以上的农户相对较少,只有94户。
表4.2 样本农户基本特征
项目 | 类别 | 户数 | 比例 |
家庭劳动人口数 | 1-2人 | 294 | 28.38% |
3-4人 | 514 | 49.61% | |
5人以上 | 228 | 22.01% | |
耕地经营面积 | 5亩以下 | 825 | 79.63% |
5-10亩 | 173 | 16.70% | |
10亩以上 | 38 | 3.67% | |
家庭年存款余额 | 1万元及以下 | 743 | 71.72% |
1-5万元 | 199 | 19.21% | |
5万元以上 | 94 | 9.07% |
4.2.2 样本农户兼业特征
表4.3为样本农户的兼业特征,分别从非农收入所占比例以及非务农人员两个方面衡量样本的兼业情况。
从参与非务农人口来看,样本农户中有300户的非务农人口为0,1-2人的非务农人口户数达到了510,占样本的49.23%,3人以上非务农人口的家庭达到了226户,占样本的21.81%。
从非农生产经营收入比重来看,有31户的非农生产经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10%以下,依据对于农户兼业的规定,非农收入低于10%的农户为纯农户,即样本农户中有31户为纯农户。样本农户中非农收入占比高于10%的有1005户,所占比重达到了97.01%,即样本农户中超过97%的为兼业农户。对兼业农户进行分析,非农收入比重在10%-75%的农户家庭为40户,非农收入比重在75%以上的有965户,占了样本的93.15%,即兼业农户中绝大部分为Ⅱ兼农户,可见,样本农户的兼业经营程度比较深。
表4.3 样本农户的兼业特征
项目 | 类别 | 户数 | 比例 |
非务农人口 | 0人 | 300 | 28.96% |
1-2人 | 510 | 49.23% | |
3人以上 | 226 | 21.81% | |
非农收入比重 | 10%以下 | 31 | 2.99% |
10%-75% | 40 | 3.86% | |
75%以上 | 965 | 93.15% |
4.2.3样本农户农业生产投入情况
表4.4为样本农户农业生产投入情况,分别从农业生产资金性投入以及劳动力资本投入两个方面来衡量样本农户的农业生产投入,其中资金投入包括固定性资产投入以及农药、化肥、种子等资金投入;劳动力资本投入从务农人口数量、务农人口平均年龄、务农人口受教育程度、务农人口接受培训程度。
从表4.4中可以看出,样本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为13.79亩,纯农户平均耕地面积为18.99亩,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平均耕地分别为8.52亩和4.45亩,即随着兼业程度的加深,农户持有的耕地面积逐渐减少。
表4.4 样本农户农业生产投入情况
投入类别 | 全部样本 | 纯农户 | Ⅰ兼农户 | Ⅱ兼农户 |
平均耕地面积(亩) | 13.79 | 18.99 | 8.52 | 4.45 |
平均总资金投入(元) | 2938 | 2231 | 10146 | 2822 |
平均一般性生产资金投入(元) | 1995 | 1707 | 5272 | 1941 |
平均固定性资金投入(元) | 944 | 524 | 4874 | 881 |
评价务农劳动力数量投入(人) | 1.97 | 2.16 | 1.63 | 1.97 |
务农人口平均年龄(岁) | 55.74 | 52.80 | 55.47 | 55.85 |
务农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 7.61 | 8.16 | 7.31 | 7.60 |
务农人口接受培训的平均占比 | 0.195 | 0.281 | 0.421 | 0.188 |
务农人口中女性占比 | 0.4275 | 0.3802 | 0.3860 | 0.4298 |
从农业生产资金投入来看,样本农户用于农业生产的总资金投入平均为2938元,其中用于农药、种子等的一般性生产投入资金为1995元,用于购买农具等固定性资金投入为944元。纯农户用于农业生产的总资金投入为2231元,其中用于购买种子、农药等一般性生产投入资金为1707元,用于购买农具等固定性资金投入为524元。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用于农业生产的总资金投入分别为10146元和2822,用以购买农药、种子等一般性生产投入资金分别为5272元和1941元,用于购买农具等固定性资金投入分别为4874元和881元。兼业农户用于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明显大于纯农户,即农户兼业化促进了农户生产性资金的投入,同时应当注意到Ⅰ兼农户对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明显增大,但是随着兼业程度的加深,Ⅱ兼农户用于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虽然较纯农户增加了,但是和Ⅰ兼农户相比有所降低,造成这一现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兼业程度的加深引起了资金投入的懈怠效应;2)兼业程度的加深,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明显减少,所需要的生产性资金投入相应会减少。
从劳动力资本投入看,样本农户劳动力投入平均为1.97人,务农人口平均年龄为55.74岁,务农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7.61年,务农人口接受培训平均占比为0.195,务农人口女性占比为0.4275。纯农户劳动力投入平均为2.16人,务农人口平均年龄为52.80岁,务农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8.16年,务农人口接受培训平均占比为0.281,务农人口女性占比为0.3802。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劳动力投入平均为1.63人和1.97人,务农人口平均年龄为55.47岁和55.85岁,务农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7.31年和7.60年,务农人口接受培训平均占比为0.421和0.188,务农人口女性占比为0.3860和0.4298。说明农户兼业化经营使得农户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减少了,平均受教育程度有所降低,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平均增加了约3岁,务农人口中女性劳动力占比增加,农户兼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和女性化,对于Ⅰ兼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务农劳动力接受农业技能培训的占比较纯农户有所增加,但是Ⅱ兼农户务农劳动力中接受农业技能培训的占比却降低。
4.3模型构建
为了区别兼业经营对农户生产家庭成员劳动投入,以及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与固定资产支出两类资金性要素的影响,分别检验兼业经营对资金投入与劳动力投入两类支出的影响。
关于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家庭劳动投入、资金投入的影响,本文将建立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式(4.1)中,Y分别是农业生产的家庭劳动力投入、生产性资金投入,γ为兼业经营变量估计系数;nonfarm为兼业经营变量,X’为其他控制变量向量,β为变量待估向量系数,
为截距项,ε为随机扰动项。然而,在估计式(4.1)时,需要考虑兼业经营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农户的兼业经营行为是基于家庭效用最大化做出的决策。农户在决定有多少人非农就业的同时,也会考虑部分成员非农就业或外出务工后农业生产如何进行,一些影响农户兼业经营决策的因素,同时也影响着农业生产投资决策。因此,在分析兼业经营对农户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时需要考虑到兼业经营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参照黄祖辉等(2014)[63]的方法,首先将兼业经营程度变量作为因变量,以兼业经营程度的工具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到回归方程中,通过回归估计得到兼业经营变量的预测值(拟合值),以预测值替代兼业经营程度的实际值,引入方程(4.1)。
4.4变量的选取
为了处理内生性问题,首先将兼业经营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运用工具变量和其他变量对其进行回归,得出兼业经营变量的预测值,将预测值纳入到兼业农户生产投入方程(4.1)中,分析兼业经营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本文首先介绍兼业经营变量以及其工具变量的选择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变量的选择。
4.4.1 农户兼业影响变量选择
1)兼业经营变量。根据前文对于兼业农户的定义,本文在实证研究过程中采取样本农户非农收入占比作为兼业经营变量,对农户的兼业经营程度进行衡量。
2)工具变量。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农户兼业时注意到了内生性问题,Chang and Wen(2011)[64]利用非农就业网络作为农户兼业行为的工具变量来处理内生性问题,因为它们显著影响农户的兼业行为,但对农户的生产行为却影响微弱,符合工具变量的选取原则。李琴和宋月萍(2009)[65]采用“家庭所在村外出打工人数总和”作为“家庭外出打工人数”的工具变量,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影响。本文将样本农户以村为单位,将一个村的非务农收入所占的比重作为兼业经营变量的工具变量,对农户兼业经营变量的拟合值进行估计。
3)个体特征。研究表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受培训程度等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张务伟等,2012)[66]。年龄较轻、受教育程度较高或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要优于其他劳动力,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概率更高,因而更有可能从事非农生产经营活动。因此,人力资本相关变量将显著提高农户的兼业经营程度。本文选取了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与受培训的水平来反映农户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状况。
4.4.2兼业农户农业生产投入影响因素
1)主要解释变量。本文中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兼业经营变量,采用的是农户兼业经营程度决定方程中因变量(农户兼业经营程度的实际值)的拟合值。兼业经营对农户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净效应,主要取决于兼业经营带来的劳动力损失效应以及收入效应。农户可转出部分土地、或增加劳动力替代性生产要素投入,减少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从而应对兼业经营带来的劳动力损失效应。而兼业经营带来的收入效应,提高了农户增加资金性生产要素投入的能力,譬如购买农机作业服务或增加雇工投入等。但收入效应使得非农收入比重越来越高,减少了农户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从而可能会弱化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进而减少各要素投入。因此,兼业经营对农户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十分复杂,而且还受农户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的制约。
2)被解释变量。较多经验研究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受培训程度、身体素质等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Goodwin and Mishra, 2004[67];汪伟[68],2010;张务伟等[66],2012),年龄较轻、受教育程度较高、受培训水平较高、身体素质较高或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要优于其他劳动力,他们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概率更高,因而更有可能从事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相应地,农户兼业会对农户农业生产人力资本的投入产生影响。因此,在个体特征方面,本文选取了兼业农户务农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女性占比、培训占比和平均年龄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农户兼业对农村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影响。
兼业经营为农户带来了非农收入,解放了农户资金,使得农户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通过购买化肥、种子和农药等获得更高的产出,通过购买工具等来提高生产效率,解放务农劳动力。综上,农户兼业会对农户一般性资产投入和固定性资产投入有影响,因此,在资金投入方面,本文选择农业生产的固定性资金投入以及一般性资金投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此外,兼业经营使得农户有余力租用更多的耕地进行农业生产,农户耕地面积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农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意愿,并且耕地投入也是农户固定资产投入的一种,而兼业农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又有可能会给农户劳动力带来压力,这和农户投资农业生产以解放劳动力的意愿向违背,因此本文选择农业生产耕地投入作为另外一个被解释变量,以更好地分析农户兼业对于农业生产固定性资金投入的影响。
3)其他解释变量。年租金越高,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成本就会越高,相应地就会打击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投资的积极性。土地肥力好、灌溉条件越好、交通条件越好,越能激发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投资的积极性,使其增加农业生产性投资。家庭年存款余额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的经济状况,年存款余额增加了,可能会促进农户对农业生产进行投资。
4.5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数据收集的方式方法,说明数据的有效性,接着对数据进行处理,分别从样本数据家庭总劳动力数量、经营的耕地面积以及家庭收入几个方面描述样本的基本特征:样本农户家庭经营耕地面积普遍较少,家庭收入相对较低,家庭总劳动力数量基本为3-4人。接着对样本农户的兼业特征进行了分析,描述了样本农户非务农劳动力数量分布,并以非农经营收入占比为主要衡量指标,对样本农户的兼业特征进行了分析,样本农户兼业程度比较深,Ⅱ兼农户中深兼农户占据样本的大多数。然后从生产性资产投入和劳动力资本投入两个方面对样本农户农业生产投入情况进行分析,农户兼业化会促进农户生产性资金的投入,但对于种子、化肥等生产性资金,随着兼业程度的加深,投入的量呈现先增后减的特点,对于人力资本来说,农户兼业化会降低劳动力数量投入,促进务农人口的老龄化和女性化,引起务农人口接受教育程度降低,受农业技能培训比重增加。
此外,本章构建了兼业经营变量对农业生产性投入影响的模型,为了处理兼业经营的内生性关系,采取将兼业经营程度变量作为因变量,以兼业经营程度的工具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到回归方程中,通过回归估计得到兼业经营变量的预测值(拟合值),以预测值替代兼业经营程度的方法。
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选择一个村的非务农收入占村所有收入的比重作为兼业经营变量的工具变量;在个体特征方面,选择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受培训程度作为个体特征变量。
在选取兼业农户农业生产投入的变量时,确定主解释变量为农户兼业程度,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生产投入,主要包括耕地、购买农具等固定资产投入,购买种子、农药等生产性资金投入,劳动力数量投入,劳动力年龄结构、女性占比、受教育程度、受培训程度。
5实证检验与分析
5.1兼业经营程度影响
为了得到兼业经营程度的拟合值,处理农户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方程中兼业经营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章首先利用Tobit模型将农户的实际兼业经营程度对工具变量和其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5.1.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5.1为农户兼业经营行为决定方程的变量界定与描述性统计。兼业经营程度均值为1.9014,可以看出样本农户中兼业经营程度较深,基本为二兼农户。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为55.71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为7.61年,受培训劳动力占比平均为0.195,说明样本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基本为小学和初中文化之间,受培训人数相对较少,需要加强培训。
样本村庄中,以村为单位的兼业经营程度平均为0.427,即村庄内非农收入占比平均达到了42.7%。
表5.1 农户兼业经营行为决定方程的变量界定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 定义与赋值 | 均值 | 标准差 |
被解释变量 | |||
兼业经营程度 | 样本农户非农收入/农户总收入,低于10%:0;10%-75%:1;75%-100%:2 | 1.9014 | 0.3859 |
解释变量 | |||
劳动力平均年龄 | 劳动力平均年龄(岁) | 55.71 | 9.63 |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 | 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年) | 7.61 | 2.29 |
劳动力受培训程度 | 受培训劳动力占比 | 0.195 | 0.392 |
工具变量 | |||
村庄兼业经营程度 | 家庭所在村非农收入/总收入 | 0.427 | 0.077 |
5.1.2 兼业经营程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为了得到兼业经营程度的拟合值,处理农户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方程中兼业经营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利用Tobit模型将农户的实际兼业经营程度对工具变量和其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估计结果见表5.2。在影响农户兼业经营程度的因素中,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家庭劳动力受培训占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并且农户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受培训程度对于农户兼业的影响都是正的,因此,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以及受培训程度越深。农户兼业程度越深,家庭劳动力年龄对于农户兼业程度的影响是负的,因此,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越大,农户兼业程度越低。总的来说,从劳动力个体特征来看,劳动力的素质对于农户兼业影响非常明显,劳动力素质越高,农户兼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兼业的程度就会越深。
此外,本文所采用的工具变量对农户兼业经营程度的影响为正,且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即村庄内兼业经营程度越高,农户的兼业程度越高。这充分证明了非农就业网络或者移民网络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作用。
为了检验Tobit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使用相同的变量,本文同时用OLS模型对农户兼业经营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结果显示,OLS模型的回归结果与T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相似。
表5.2 农户兼业经营回归结果
Tobit模型 | OLS模型 | |||
系数 | 标准误 | 系数 | 标准误 | |
平均受教育年限 | 0.004* | 0.0054 | 0.004* | 0.0054 |
平均年龄 | -0.0026** | 0.0013 | -0.0026* | 0.0013 |
受培训占比 | -0.0416** | 0.0188 | 0.0416** | 0.01882 |
村庄兼业水平 | 0.2839* | 0.3639 | 0.2839* | 0.4988 |
截距项 | 1.798*** | 0.4775 | 1.9786*** | 0.3866 |
似然对数值 | 10.08 | |||
F值 | 3.61 | |||
R2 | 0.0112 | |||
R-squared | 0.0075 |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5.2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影响
为了验证农户对农业生产投入的劳动力资本的影响,即检验农户兼业带来的人力资本损失效应,对第3章提出的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假说验证,本节将分别检验农户兼业对农户生产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年龄结构、性别组成、受教育程度以及接受培训程度影响。在研究过程中,还引入了土地肥力、灌溉条件、交通条件和样本农户家庭存款余额这几类影响因素,以考察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户家庭条件对于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本投入的传导机制。
5.2.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5.3列出了农户农业生产投入方程中劳动力资本投入各变量的界定与描述性统计信息。
表5.3 农户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本投入变量界定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 定义与赋值 | 均值 | 标准差 |
被解释变量 | |||
务农劳动力 | 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 | 1.97 | 0.81 |
务农女性占比 | 女性务农人/务农劳动力 | 0.438 | 0.31 |
劳动力平均年龄 | 劳动力平均年龄(岁) | 55.71 | 9.63 |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 | 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年) | 7.61 | 2.29 |
劳动力受培训程度 | 受培训劳动力占比 | 0.195 | 0.392 |
主要解释变量 | |||
兼业经营变量 | 样本农户非农收入/农户总收入,低于10%:0;10%-75%:1;75%-100%:2 | 1.9014 | 0.3859 |
其他解释变量 | |||
土地肥力 | 0:较差;1:一般;2:较好 | 1.023 | 0.644 |
灌溉条件 | 0:较差;1:一般;2:较好 | 1.289 | 0.720 |
交通条件 | 0:较差;1:一般;2:较好 | 1.178 | 0.764 |
家庭年存款 | 1:无存款;2:<1万元;3:1-5万元;4:5-10万元;5:>10万元 | 2.091 | 0.991 |
年租金 | 农户每年用于土地的租金(千元) | 0.374 | 1.101 |
从表5.3中可以看出,样本农户平均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1.97人,人数相对较少。样本农户务农人口平均年龄为55.71岁,务农劳动力中,老年人占比较大。样本农户中,务农劳动力中女性占比平均为0.438,约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为女性,比例较高。务农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平均为7.61年,务农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务农劳动力受培训的占比平均为0.195,务农人口接受技能培训的水平不够高。兼业经营变量的均值为1.9014,即样本农户中兼业水平较高,基本为二兼农户。土地肥力的平均值为1.023,说明土地的肥力较为一般。灌溉条件和交通条件的均值分别为1.289和1.178,说明耕地的灌溉条件相对较好,交通条件一般。家庭年度存款余额平均约在1万元左右,即样本农户年度收入相对较低。年租金的均值为374元,说明样本农户的年租金不是很高。
5.2.2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实证分析
表5.4为兼业经营对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实证分析结果。利用 Tobit 模型分析兼业对于农户生产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影响,其中劳动力的资本包含有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受培训程度、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劳动力的女性占比。
表5.4 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本投入影响的回归结果
劳动力数量 | 务农人口年龄 | 受教育水平 | 培训水平 | 女性占比 | |
兼业程度 | -0.088**
(0.0654) | 1.7796**
(0.7841) | -0.2723*
(0.184) | 0.0819***
(0.0315) | 0.0256*
(0.0219) |
土地肥力 | -0.032
(0.0421) | -0.391
(0.505) | 0.1822
(0.1185) | 0.0427**
(0.0203) | 0.0017
(0.0141) |
灌溉条件 | 0.1019**
(0.0399) | 0.27
(0.4796) | 0.2122*
(0.1126) | 0.0040
(0.0192) | -0.0085
(0.0134) |
交通条件 | -0.0121
(0.0371) | 0.4482
(0.4450) | -0.3152**
(0.1044) | -0.0050
(0.0179) | 0.0133
(0.0125) |
家庭存款余额 | -0.0033
(0.0228) | -0.0781
(0.2736) | 0.1518**
(0.0716) | -0.0055
(0.0123) | 0.0067
(0.0077) |
年租金 | 0.0213
(0.0254) | 0.103
(0.0305) | -0.0328
(0.0642) | 0.0358***
(0.011) | 0.0095
(0.0085) |
截距项 | 2.0062***
(0.1264) | 52.238***
(1.7382) | 7.7374***
(0.4079) | 0.3044***
(0.067) | 0.3497***
(0.0487) |
LR | 10.12 | 7.22 | 18.59 | 22.62 | 4.87 |
pseR2 | 0.0041 | 0.0009 | 0.0040 | 0.0226 | 0.0209 |
N | 1036 | 1036 | 1036 | 1036 | 1036 |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表5.4可见,兼业经营程度对于农户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投资在影响是负向的,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兼业程度的增加使得农户在农业生产投资上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兼业经营变量对于务农人口的年龄是正向的,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兼业经营使得农户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增加,即兼业经营引起农村务农人口老龄化,证明本文提出的假说1:农户兼业引起了务农劳动力人口年龄的增长是正确的。兼业经营变量对于务农劳动力的女性占比的影响是正向的,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户兼业促进了农村务农劳动力中女性比例增加,和本文提出的假说2:农户兼业促使务农劳动力中女性占比增加相一致,这主要是因为,兼业农户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转向城市,而妇女由于需要照顾父母、孩子,通常被留在了家中,同时参与到农业劳动中,成为农业劳动力的一员。兼业经营变量对于务农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为负,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兼业经营引起农村务农人口受教育水平下降,和本文提出的假说3:农户兼业引起务农劳动力教育水平降低保持一致,这通常是由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更容易进行非农就业,向城市转移引起的。兼业经营变量对于农村务农劳动力的受培训水平的影响是正向的,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兼业经营使得农村务农劳动力接受农业技能培训的水平增加,和本文提出的假说4:兼业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受到的技能培训程度相对较高是一致的,其主要原因为:兼业经营程度增加,留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会更加倾向于通过接受农业技能培训,掌握使用农具和机械的方法,来弥补因兼业经营引起的劳动力不足。总的来说,由于兼业经营,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用于农业生产上的人力资本投入,更加倾向于将更加优良的劳动力投入到非农就业中,其接受农业技能培训的目的也是使用尽可能少的劳动力完成农业生产,不影响兼业经营的劳动力投入。由此可见,兼业经营已经成为农户非常重要的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农业生产,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此外,灌溉条件的改善对于农户在农业生产时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和务农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是正向的,分别在5%统计水平和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灌溉条件的改善能够促进农户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上,即改善灌溉条件能够吸引农户在农业生产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资本。
交通条件对于务农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是负向的,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得务农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下降,即更多受到较多教育的人更加方便地走出去,造成了一定的劳动力流失。
土地肥力对于务农人口受培训水平的影响是正向的,并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土地肥力改善能够使得务农劳动力接受更好的培训,这是因为土地肥力的改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农户加大对于农业生产的投资,进而更加愿意接受培训以更好地利用耕地。
家庭年存款余额对于投入的务农劳动力的数量的影响是正向的,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家庭年存款余额的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农业生产劳动力的投入,这可能是由于农户家庭存款余额增加,意味着用于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有所降低,需要投入较多的劳动力。农户家庭年度存款余额对于务农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是正向的,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农户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教育中,即农户年度存款余额增加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土地年租金对于务农劳动力受培训程度的影响是正向的,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土地年租金增加,能够促进务农人口的接受培训程度得到提升,这是因为土地年租金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会想办法获得更多的农业收入以弥补租金上涨,因此更愿意接受农业技能培训,以弥补兼业带来的劳动力资本损失。
5.3 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资产投入的影响
农户对农业生产性资产投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为了探究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带来的收入效应,并验证这一效应对农业生产投入的作用,本节将分析兼业经营对农户生产性资产投资的影响,被解释变量分别选取土地、固定性资金以及一般性资金,主要解释变量为农户兼业程度。此外,和上文一样,在研究的过程中,将土地肥力、灌溉条件、交通条件以及农户家庭年存款余额几类变量引入进来,作为解释变量,以探究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户的经济收入对农业生产资金投入的传递机制。
5.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5.5列出了农户农业生产投入方程中资产投入各变量的界定与描述性统计信息。其中将农户对农业生产资产投资分为一般性资产和固定性资产两个部分,一般性资产为购买种子、农药以及化肥等一般是生产支出,固定性资产包含购买农具、农机等支出,此外还有投入的土地。
表5.5 农户农业生产投入方程中资产投入各变量的界定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 定义与赋值 | 均值 | 标准差 |
被解释变量 | |||
农业生产资金投入 | 农户生产性资金投入(千元) | 2.939 | 9.608 |
一般性资金投入 | 购买种子等资金投入(千元) | 1.999 | 2.704 |
固定资产投入 | 购买农具等资金投入(千元) | 0.946 | 9.603 |
土地经营面积 | 农户耕地面积(亩) | 4.94 | 33.17 |
主要解释变量 | |||
兼业经营变量 | 样本农户非农收入/农户总收入,低于10%:0;10%-75%:1;75%-100%:2 | 1.9014 | 0.3859 |
其他解释变量 | |||
土地肥力 | 0:较差;1:一般;2:较好 | 1.023 | 0.644 |
灌溉条件 | 0:较差;1:一般;2:较好 | 1.289 | 0.720 |
交通条件 | 0:较差;1:一般;2:较好 | 1.178 | 0.764 |
农户年度存款余额 | 1:无存款;2:<1万元;3:1-5万元;4:5-10万元;5:>10万元 | 2.091 | 0.991 |
年租金 | 农户每年用于土地的租金(千元) | 0.374 | 1.101 |
从表5.5中可以看出,样本农户平均拥有耕地面积4.94亩,样本农户整体上平均拥有的耕地面积较少。农户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金平均为2939元,兼业程度的增加提高了农户收入,使得农户在农业生产性资金投入方面有所增加。农户用于购买种子的资金投入平均为1999元,用以购买农具等的资金投入平均为946元,样本农户用以农业生产资金的投入水平较高。兼业经营变量的均值为1.9014,样本的兼业程度较深,基本为二兼农户。
对于其他变量,土地的肥力的均值为1.023,土地灌溉条件的均值为1.289,说明样本农户所拥有的耕地条件较为一般,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户兼业,进而对农户农业生产投入造成影响。交通条件的均值为1.178,说明样本农户所处地区的交通条件整体较为一般。农户年度存款余额均值为2.019,小于1万元,说明样本农户年收入水平不是很高。另外土地年租金均值为374元,说明样本农户所处地区土地年租金相对较少。
5.3.2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资产投入的实证分析
表5.6为兼业经营对农业生产资产投入的实证分析结果。利用Tobit模型分析兼业对于农户生产资产投入的影响,将农户对农业生产资产投资分为一般性资产和固定性资产两个部分,一般性资产为购买种子、农药以及化肥等一般性生产支出,固定性资产包含购买农具、农机等支出,此外还有投入的土地。
表5.6 兼业经营对农业生产资产投入影响回归结果
耕地面积 | 资金投入 | 一般性资金投入 | 固定资产投入 | |
兼业程度 | -13.1926***
(2.6629) | 0.6154*
(0.7768) | 0.4456**
(0.2186) | 0.17*
(07489) |
土地肥力 | 0.4004
(1.7158) | 0.1261
(0.5) | -0.0529
(0.1408) | 0.179
(0.4824) |
灌溉条件 | 0.5664
(1.6304) | 0.4493
(0.4751) | 0.106
(0.1337) | 0.3433
(0.4581) |
交通条件 | -1.3662
(1.5123) | -1.081**
(0.4408) | -0.0053
(0.124) | -1.0756**
(0.425) |
年度存款余额 | 1.7355*
(1.0431) | 0.5924*
(0.3026) | 0.1726
(0.085) | 0.4198
(0.2912) |
年租金 | -0.5265
(0.9292) | 0.1165
(0.2711) | 0.0182
(0.0763) | 0.0983
(0.2613) |
截距项 | 27.1256**
(5.906) | 3.3891**
(1.722) | 2.3959***
(0.4845) | 0.9934
(1.6603) |
LR | 27.41 | 10.54 | 9.18 | 8.52 |
pseR2 | 0.0027 | 0.0014 | 0.0018 | 0.0011 |
N | 1036 | 1036 | 1036 | 1036 |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表5.6中可以看出,兼业经营程度对于农户耕地面积投入的影响是负向的,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兼业程度的增加使得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投入的耕地面积减少,主要原因为:兼业经营的深入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非农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耕地面积的增加会消耗较多的劳动力,进而影响非农收入,因此农户兼业化会使农业生产土地投入减少。兼业经营变量对农业生产总资金的投入的影响是正向的,并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兼业经营使得农户获得较多的收入,进而会将获得的收益投资在农业生产中,引起农业生产的总资金投入增加。此外,兼业经营变量对于一般性资产和固定性资产的投入都是正向的,分别在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兼业经营程度的加深会促使农户在农业生产时增大购买农药、化肥等投入用以农业生产,同时会购买农具、农机服务等来弥补劳动力损失,即促进一般性资产和固定性资产的投入,这和第3章提出的农户兼业会促进农业生产一般性资金和固定资产的假说相一致。总的来说,兼业经营会促使农户投入更多资金由于农业生产,但是兼业农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积极性并不高,这一现象可以说明,农户在经营过程中,选择非农就业的意向更大,更加倾向于获得更多的非农收入,进而投入相应的资金在农业生产上,这种做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率,解放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以更好地投入到非农就业中。
土地肥力对于耕地、总资金以及固定性资金的投入影响是正向的,说明土地肥力的增加会吸引农户投入土地生产,增加资金投入。同时土地肥力对于一般性资产的投入的影响是负的,这也许是因为土地肥力的增加降低了土地化肥的投入,但是土地肥力对于农户农业生产性资金投入的影响都不显著。灌溉条件对于耕地以及资金投入的影响都是正向的,说明灌溉条件的变好会吸引农户加大农业生产性资产投入,但是影响也不是很显著。土地肥力和灌溉条件对于农业生产资金投入的影响说明农业基础设施的变好会促使农户对农业生产更加重视,愿意投入较多的资金进行农业生产。
交通条件对于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是负向的,同时对于生产性资金以及固定资产的投入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交通条件变好会使农户对于农业生产性资产投入降低,可能是由于交通条件变好了,农户兼业经营的条件更好了,农村劳动力前往城市变得更加方便,农户兼业程度增加,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就相对较少,总体上的资金投入就会随之降低。农户家庭存款余额对于土地和资金的投入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并且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户存款增加会促进农户农业生产资产的投入。土地年租金对于耕地的投入的影响是负向的,但影响并不明显。说明土地年租金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承包土地的积极性。土地年租金对于农业生产性资金投入的影响是正向的,但影响并不明显,说明土地年租金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户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这是由于土地年租金增加了,农户用于农业生产前期投入的成本增加,为了弥补前期的资本投入,后期会加大农业生产投入力度,以使得农业生产获得更好的收益,此外,土地年租金本身也是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其值变大,自然会引起总得资金投入增加。
5.4稳健性检验
对于兼业经营,由第二章的表述可以看出,目前大多数学者采用非农收入占比进行衡量,本文在进行实证研究时也采用这一方式来对农户兼业进行界定。但还有学者指出,在对农户兼业程度进行衡量时,也可以采取农户非农就业人口占比来进行衡量(杨志海,2015)[19],本文借鉴这一做法,对兼业经营的测量指标进行替换,对上文的实证结果再检验,结果分别如表5.7和表5.8所示。
表5.7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影响(非农就业占比衡量兼业程度)
劳动力数量 | 务农人口年龄 | 受教育水平 | 培训水平 | 女性占比 | |
兼业程度 | -1.1386***
(0.0879) | 6.463**
(1.1196) | -0.6796**
(0.2657) | 0.0756*
(0.0398) | 0.0048
(0.0318) |
土地肥力 | -0.0373
(0.0391) | -0.3557
(0.4986) | 0.1775
(0.1183) | 0.0415**
(0.0204) | 0.0021
(0.0142) |
灌溉条件 | 0.0979*
(0.0374) | 0.2379
(0.4721) | 0.2192*
(0.1121) | 0.0006
(0.0193) | -0.0096
(0.0134) |
交通条件 | -0.0212
(0.0344) | 0.5357
(0.4386) | -0.3267**
(0.1041) | -0.0067
(0.0179) | 0.014
(0.0125) |
家庭存款余额 | 0.0694**
(0.0239) | -0.3425
(0.3042) | 0.1747**
(0.0722) | -0.0102
(0.0124) | 0.0099
(0.0086) |
年租金 | 0.003
(0.0211) | 0.0059
(0.2691) | -0.0228
(0.0639) | 0.0379**
(0.011) | 0.006
(0.0076) |
截距项 | 2.175***
(0.0767) | 53.6744***
(0.9811) | 7.4275***
(0.2329) | 0.1447***
(0.04) | 0.3962***
(0.0279) |
LR | 163.81 | 34.88 | 22.92 | 17.93 | 3.53 |
pseR2 | 0.066 | 0.0046 | 0.0049 | 0.0179 | 0.051 |
N | 1036 | 1036 | 1036 | 1036 | 1036 |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5.8 兼业经营对农业生产资产投入影响回归结果(非农就业人数占比衡量兼业)
耕地面积 | 资金投入 | 一般性资金投入 | 固定资产投入 | |
兼业程度 | -6.6309*
(3.8972) | 2.4653**
(1.1218) | 0.5177*
(0.3165) | 1.9478*
(1.082) |
土地肥力 | 0.2212
(1.7354) | 0.1233
(0.4992) | -0.0575
(0.1409) | 0.1808
(0.4816) |
灌溉条件 | 1.0916
(1.6435) | 0.4930
(0.4731) | 0.1289
(0.1335) | 0.3641
(0.4563) |
交通条件 | -1.7697
(1.5264) | -1.0832**
(0.4395) | -0.0145
(0.1240) | -1.0688**
(0.4239) |
年度存款余额 | 1.6793
(1.0586) | 0.4667
(0.3048) | 0.1378
(0.086) | 0.3289
(0.294) |
年租金 | -0.1321
(0.9359) | 0.1254
(0.2697) | 0.029
(0.0761) | 0.0964
(0.2601) |
截距项 | 4.4320**
(2.8098) | 1.5209
(0.9831) | 1.413***
(0.2774) | 0.1078
(0.9483) |
LR | 6.05 | 14.73 | 7.70 | 11.70 |
pseR2 | 0.0006 | 0.0019 | 0.0015 | 0.0016 |
N | 1036 | 1036 | 1036 | 1036 |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由表5.7和表5.8可以看出,采取非农就业人口占比对兼业经营变量进行界定时,所得的结果和上文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实证检验结果具有稳健性。
5.5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对农户兼业的经营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使用的是工具变量法,以得到农户兼业经营程度的拟合值,然后用其代替兼业经营程度变量,代入到模型中进行之后的实证分析;接着,本章使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农户兼业经营程度对农户农业生产土地、固定资产和一般性资金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农户兼业经营程度对农户生产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影响,以验证农户兼业带来的劳动力资本损失效应以及收入效应等。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1)兼业经营程度对于农户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投入在影响是负向的,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兼业程度的增加使得农户在农业生产投资上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验证了兼业经营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劳动力损失效应。兼业经营变量对于务农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女性占比的影响为正,对于务农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农户兼业经营对于农业生产造成的劳动力资本的损失效应,即进一步降低了务农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兼业经营变量对于农村务农劳动力的受培训水平的影响是显著为正,兼业经营使得农村务农劳动力更加倾向于通过提高农业技能来弥补劳动力的损失。农业基础设施、交通条件以及农户家庭收入对于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本投入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土地肥力变好,灌溉条件改善,农户更愿意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资本;交通条件的改善,会使得农村劳动力更愿意进行兼业经营;家庭存款增加,农户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就会相应提高,务农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也会提高。
2)兼业经营程度对于农户耕地面积投入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农户兼业促进了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兼业经营变量对于农业生产总资金投入、固定性资金投入和一般性资金投入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兼业经营带来的收入效应。农业基础设施、交通条件以及农户家庭收入对于农业生产资产投入具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土地肥力变好,灌溉条件改善,家庭存款增加都会吸引农户在农业生产上进行更多的投资,交通条件的改善则会降低农户生产资产的投入,而年租金的增加虽然会降低农户拥有耕地的面积,但是会促进农业生产性资金投入。
6 结论与启示
6.1主要结论
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进入非农生产领域,带来的结果是我国的农业兼业化特征愈发明显。在兼业经营在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背景下,兼业经营对于农村农业生产劳动力的投入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
基于理论分析,本文利用广东省新丰县的农户调查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方法,分析了农户兼业对农户农业生产中土地、固定资产和一般资金、劳动力数量、年龄结构、女性占比、受教育程度以及受培训程度等的影响。得出结论如下:
1)兼业经营引起农户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本的投入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降低。兼业经营对于农户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的影响显著为负,兼业经营使得农村的劳动力大量外移,留在家中务农的劳动力逐渐减少。兼业经营对于务农人口年龄、女性占比的影响显著为正,即随着兼业程度的加深,农村的青壮年以及男性更加倾向于去城市就业,以寻求更高的收入,留在家中参与务农的老年人和妇女所占比例不断提升,另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在非农就业时具有更大的优势,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职业选择,留在农村一心务农的可能性较低。农户兼业对于农户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本的投入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
2)农户兼业促进了农户农业生产资金投入的增加。农户兼业经营变量对于农户农业生产资金的影响显著为正,农户兼业使得农户获得较多的非农收入,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农户的资金限制,为农户增大农业生产资金投入提供了可能。此外,收入的增加,农村劳动力外移,务农农户对务农劳动力的损失进行弥补,或投入更多资金购买农机服务、农业工具等;为了获得更高的产量,农户会增加对于农业生产种子、化肥、农药等的资金投入。
3)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改善会提升兼业农户对于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土地肥力、灌溉条件对于农业生长劳动力资本和资金的投入影响均为正,农业基础设施改善了,对于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是一种很好的吸引,能够促使农户在家庭生产经营决策方面将农业生产当作重点。
4)兼业经营对农业生产产生了负效应,但不必对粮食生产过分担忧。兼业经营对于耕地的影响显著为负,兼业经营大大降低了农户耕地的拥有量,于此同时,兼业经营引起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投入减少,质量降低,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兼业经营能够显著促进农业生产资金投入,同时兼业经营能够使得务农劳动力接受培训的程度升高,以熟练掌握农业工具和机械的使用方法,对劳动力损失进行弥补。生产资金投入增加,农户购买相关农具、种子、化肥的投入增多,农业技能的培训又能提升务农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可以说,正是兼业程度造成了务农劳动力数量减少、老龄化和女性化占比增加,加上农户可支配的收入增加,促进了农户购买农机以及接受培训的意愿,加快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对农业生产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农户兼业造成兼业农户拥有的耕地降低,也可以说明农户兼业促进了土地流转,形成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6.2启示
1)从保障农业生产投入角度看,由于农户能够通过调整耕地经营规模与要素投入结构来适应兼业经营对劳动力的需求,并利用非农收入反哺粮食生产,同时农业生产逐步实现现代化,兼业经营对于农业生产并不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还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业土地流转,农业生产机械化和现代化,面对这一情况,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兼业经营造成了劳动力转移,就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进行干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改善会吸引农户加大对农业的生产的投入,我们应当加快农田水利等生产设施建设。此外,鼓励流转,使得土地摆脱细碎化,形成农业生产的规模化。
2)从保障农业生产可持续角度看,虽然兼业经营导致劳动力损失效应,但非农收入的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力损失效应。因此,应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与创新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为形成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替代创造条件,包括:在形成“农民投入、社会补偿”共识的基础上,建立“谁投入、谁受偿”的补偿机制,并适当考虑将相应的劳动耗费纳入补偿范围,或者以奖代补,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此外,应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因地制宜开展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加快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为机械化应用创造条件。最后,采取多种措施,宣传与推广耕地可持续利用,改变耕地利用传统陋习,培养农民保护耕地质量的责任意识,提高农民对耕地质量保护的正确认知。
3)从保障农业产量的角度看,应警惕兼业经营对农户农业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但对此也不必过于担心。应将兼业经营视为一种常态,关注如何适应这一变化趋势,研究如何更好地满足兼业经营对农业生产提出的新要求,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兼业经营对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例如,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社会化体系,以专业化、市场化的生产服务,通过代耕、代种、代管、代收等方式解决兼业经营户劳动投入不足、生产“懈怠”问题;积极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为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创造条件。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能提高农业生产中各类投入要素的报酬,减轻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此外,种植收益的提高是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因此还应着力解决农业生产成本过高、收益过低问题。最后,建立完善农业技术服务推广机制,提高务农劳动力人力资本同样有助于提高农户的农业产出水平。
4)从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角度看,在积极为兼业经营农户发挥资金优势以改善耕作管理水平创造条件的同时,应警惕兼业经营程度进一步加深后,农户耕作管理粗放化、技术效率损失加剧给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从兼业经营作用于农户技术效率水平的三种效应来看,如何提高收入效应的积极作用,削弱“懈怠”效应以及劳动力损失效应的消极作用成为扭转兼业经营深化后造成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下降局面的关键所在。充分发挥兼业经营户的资金优势,通过发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解决兼业经营户的生产“懈怠”以及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利用分工协作的优势提高兼业经营户的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与投入产出能力;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降低农业生产劳动强度,还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作业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此外,应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对改善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重要作用,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医疗的投入力度,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村人口的福利水平,还有利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溢出”效应;应提高对农业生产的信贷支持力度,解决农户融资难题,保障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试验有序进行,形成可复制、易推广的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模式。
5)从提高农业生产稳定性角度看,提供自然灾害预警服务、增强农户减灾应灾能力、减轻兼业经营户的劳动力约束,是保障农业产出稳定的关键。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不仅能提高农业生产灾害抵抗力,还能有效减轻兼业经营户的劳动力约束强度,保障生产策略调整的及时性。鼓励多种方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发展,不仅要提高专业经营户的组织化程度,还应吸引广大兼业经营户加入到合作组织中,转变农户农业种植“单打独斗”局面,通过互帮互助、互通有无提高农户的风险应对能力。
此外,应建立健全农业灾害预警体系,扩大灾害预警覆盖面,通过现代信息传播方式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应加大防灾、减灾知识的宣传和防灾、减灾技术的普及,通过教育推广方式树立农户自觉防灾、减灾意识,增强农户减灾、应灾能力。最后,还应帮助农户树立正确施肥、施药观念,避免农业生产因施肥、施药过量或不足而造成农业生产波动。
6.3 研究展望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果,但受本人研究能力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本文在研究时未能针对农户兼业对于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未能采用类似于路径分析的研究方法,从整体层面确定兼业经营影响农业生产投资的作用路径上各阶段传导效应的具体大小与方向,提供一个更加清晰、完整的作用路径。
2)本文研究采用的样本为广东1036户农户的调查资料,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其他地区,仍需要进一步论证,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其农户兼业情况、农村生产经营情况等和东部沿海地区有较大差别,本研究成果在其他地区的适用性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针对以上不足,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对调查问卷进行进一步优化,减少问卷中主观问题以及答案不精确问题的设置,以使获得扥数据真实有效,消除主观因素以及因为瞒报等造成的数据不实现象。
2)采取类似于路径分析的方法,对农户兼业对于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从整体层面确定兼业经营影响农业生产投资的作用路径上各阶段传导效应的具体大小与方向,以获得更加清晰和完整的作用路径。
3)扩大农户调研区域,增加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山区与丘陵地区的农户样本,考察兼业经营对不同地域农户农业生产投入的影响,以提高研究结论的适用性。
致 谢
时光如同白驹过隙,眨眼间,三年的学习时光悄然逝去,在这三年的学习生涯中,我很荣幸地遇见了敬爱的导师。三年前,我刚刚成为一名研究生,满怀着憧憬与忐忑,是我的导师把我快速地带入了硕士的学习状态。他严肃认真、严谨科学,同时又耐心细致,对我进行严格要求的同时,不忘对我进行鼓励,使我一遍遍地重拾信心。在论文完成的过程中,导师更是按时督促,认真指导,不断鞭策着我前行,同时又帮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地问题。能够在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学业,是我人生中一份非常美好的财富。在这里,我要特意对我的导师说一声谢谢。
其次,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父母。他们慈爱、善良,一直将我放在中心,为了给我创造良好的条件,他们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而且对我一直非常信任,相信我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并毫无保留地相信。在这里,我要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感恩你们对我的付出。
接着,我要对同门们说一声谢谢。在导师的领导下,我的同门之间的关系非常好,相处融洽,互相帮助,在一起就是一个大家庭,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组合在一起就具有同样的特质,那就是活跃、有干劲。在读研期间,这个大家庭给我带来了很多欢乐和帮助,在此,我要对我的同门表示感谢,对你们真诚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
此外,我还要对我的室友说:感恩三年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在最美的时光遇见彼此,并相互陪伴,有开心有眼泪,但到最后,都化为不舍。真的感谢你们的相伴,我会永远记得你们。
最后,感谢我的母校华南农业大学,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丰富的学习资源,让我遇见学识渊博的老师、热心可爱的同学。感恩母校,感恩遇见,感恩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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