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儿语》与《鴜鹭湖的忧郁》比较分析

　　在《符号学：分析符号学》一书中，法国符号学家、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特娃指出互文性起源于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是近年兴起的一种新文本理论。基于索绪尔的语言学和巴赫金的诗学，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概念打破了文本从属于作者的传统观念，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单子式的存在，它总是与过去的文本、现在的文本、未来的文本相互联系着，它们彼此参照，互相牵连，从而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邓军.热奈特互文性理论研究[D].厦门大学,2007.]]这一理论在诸多理论家的研究下，逐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互文性”的解释也更加完善。目前，“互文性”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互文性”是指“文本中出现各种各样的词，所有的文本都是由这些词构成的”。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巴赫金和克里斯蒂娃、巴特、里法泰尔等人。狭义的“互文性”则是指“某个文本中的内容确实出现在另一文本之中”，这种观点以热奈特为代表。

　　王统照的《湖畔儿语》发表于1922年9月25日，这篇小说的主题与其以往的作品相比，现实意味更浓。他在《霜痕叙言》中说：“那时的青年多构成一个空洞而美丽的希望寄存在未来的乐园之中，然而现实的巨变将大家的梦境打破了。”[[[]冯光廉、刘增人编：《王统照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

　　]]正是这惨淡的人生，使得王统照由“爱与美”转向对平民百姓的关注，开始为人民发声，为揭露社会的丑恶而奋斗。《湖畔儿语》通过“我”与小顺的对话，借小顺之口展现了下层人民的真实生活情况，表达了对劳动人民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对黑暗社会的抨击。1936年，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发表于《文学》杂志，引起了巨大关注，胡风称其为“1936年创作‘可宝贵的收获’”。小说以东北大地为背景，展现了“九一八”后东北平原上一片惨象，围绕“偷青”和“守青”，再现了战乱时期东北地区百姓的痛苦与无奈，表达对黑暗现实的愤懑。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的小说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王统照的小说主题，以普通百姓的生活为背景，表现社会黑暗与不堪。《鴜鹭湖的忧郁》除了在小说主题上继承了《湖畔儿语》的主题之外，在主要人物的设置上也存在对应关系。两篇小说均以少年儿童（小顺、玛瑙）为主要人物，借少年儿童之口表现了这吃人的社会对底层人民的迫害。在情节安排上，《鴜鹭湖的忧郁》不仅继承了《湖畔儿语》中女性靠卖身生活的情节，更将这一情节以虚幻恐怖的方式出现，加深了女性悲剧的意味。

　　“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在总体上呈现出诗意隐匿的态势。”[[[]王爱军.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文体互渗”现象:以小说为中心进行考察[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2014(1).]]小说中诗意的表达看似隐匿，然而它并没有离开文学的舞台，而是以其他方式活跃于文坛。这一时期的作家，小说的创作题材更倾向于下层劳动人民的生存现状，在表现社会现实的同时又饱含作者的个性和诉求，使得这一时期的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美。艺术美的集中体现在于诗意美的表现，因为诗意美是情、景、理的和谐统一。而小说中的艺术美可以说是诗意美在小说中的具体化，具体体现在语言的运用和抒情的表现方式上。

　　1.象征美

　　两篇小说的语言具有象征美“象征（狭义）是以具体事物（形象）间接表现思想感情”[[[]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版，第294页。]],这是诗歌创作中常用的艺术手法。王统照自身具有诗人的气质，他早期追求爱与美的理想，其大多数作品都表现了对美的追求。虽然《湖畔儿语》在主题的表现上开始倾向于对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但在人物的塑造上仍然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小说中的主人公小顺，是一个农村儿童，原本家庭还算幸福，如今却过着非人的生活：亲生母亲早早去世，父亲在烟馆中做杂役，后母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卖身体来补贴家用，而他每晚一个人在湖边钓鱼，只有等到后母做完“生意”后才能回家。更可悲的是，女性出卖身体并非只有小顺一家，而是每家每户都这样做：“在马头巷那几条小道上，每家人家，每天晚上都有人去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王统照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第248页。]]小顺生活的鲜明对比是借助“我”对旧时生活的回忆以及两人的对话表现出来的，这一对比不仅仅是当时普通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也象征着王统照爱与美理想的毁灭——原本应该在爱与幸福中成长起来的儿童，却早早地经历了丧母、父亲失业等一系列不幸遭遇，而这就是社会的现实。他在《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中说“自此以后，是社会情况的描写较多，个人虚幻的情感不很愿意在笔底下流露了。”[[[]冯光廉、刘增人编：《王统照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因此小顺这一人物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他的遭遇是当时百姓生活的缩影，另一方面他又象征着作者王统照艺术风格的转变——由爱与美的理想转向关注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端木的小说是一首诗。”[[[]王本朝.论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美学意蕴[J].民族文学研究,1998(03):64-68.]]《鴜鹭湖的忧郁》中描写了许多意象，如血橙橙的月、惨白的雾等，讲述了两个孩子的悲惨生活——玛瑙的父亲身体不好，为了给父亲治病，他只能在深夜“守青”贴补家用；小女孩小小年纪就出来“偷青”，母亲为了给她留出时间而出卖身体。这些意象与人物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令人绝望的诗篇——“没有希望，没有拯救。”[[[]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端木蕻良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而在这样的绝望之中，小说最后却出现了一丝希望：鸡发出了愤怒的叫声，天即将破晓，光明即将到来。这里的天不再是普通的天，鸡叫不再是普通的鸡叫，而是被作者赋予了象征意义——它象征着农民反抗意识的觉醒，是作者对农民反抗意识的赞美。人民百姓被压迫被奴役的黑暗时光终将过去，只有勇于反抗才能看到希望。

　　2.色彩美

　　两篇小说在色彩词的运用上同样具有诗意美。“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日常交际中，为了真实地反映生活和感受，颜色词的阵容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中，颜色词的作用是其他词语无法替代的。”[[[]金福年.现代汉语颜色词运用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3.]]因此，色彩词的运用在文学创作中显得尤为重要。在《湖畔儿语》中，作者用一整段描写了雨后湖边的美景：“一抹绀色间以青紫色的霞光，返映着湖堤上雨后的碧柳。”“叶下的洁白如玉雕的荷花，到过午后，像慢慢地将花朵闭起。”“红霞照在湛绿的水上，散为金光，而红霞中快下沉的日光，也幻成异样的色彩。”[[[]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王统照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页。

　　]]雨后的湖边美景在作者笔下变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这幅油画最出彩的莫过于光线色彩的变化，霞光返映出柳树的绿，红霞散在绿水上，泛着金光，日光也呈现出奇异的色彩。除此之外，色彩的强烈对比也同样引人注目，荷叶的绿映衬荷花的洁白无瑕，红霞与绿水相辅相成，这一切描写都展现了雨后湖边的生机勃勃的景象，让人仿佛置身其中，流连忘返。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中，色彩词使用得更多，从种类上来说，作者总共描写了六种颜色。虽然色彩丰富，但每一种颜色词的运用，都是为了渲染阴森恐怖的氛围，表现主人公内心的绝望。如小说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雾意象，作者在描写雾意象时运用了三种颜色（黄、铜色、白）来突出环境的悲凉与阴冷；在描写月意象时主要运用了红、白两种颜色，来表现环境的压抑；整个故事发生在夜晚，作者主要运用了黑色来描写夜晚景象，同时衬托主人公的内心情感。除此之外，在鴜鹭湖边的景物描写中，提到了翠蓝色的“过天青”、紫杨，这些色彩词的运用，主要起到了衬托环境的作用，表现环境的荒凉。总之，两篇小说中都运用的大量的色彩词，拉近了读者与文本的距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3.意境美

　　两篇小说都借鉴了中国传统抒情文学的艺术经验，把诗歌中写景的创作方法运用的小说创作中，将景物描写与小说中所抒发的情感融为一体，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意境美。《鴜鹭湖的忧郁》中月和雾意象贯穿整篇小说，而且在小说开篇端木就展开了一段环境描写，作者运用了视听结合、动静结合的手法，在视觉上写了月和雾的颜色和形态，“红橙橙的”“仿佛哭肿的眼睛”“铜色的雾气”“昏眩地笼罩在湖面”，视觉上造成极大的冲击，同时从听觉角度进行描写，通过写湖边三种动物发出的不同声音，与周围安静的环境形成鲜明对照，营造了一种压抑、忧郁的氛围。作者将景物描写巧妙的穿插在人物的对话之中，用一种隐忍、克制的笔调，使得整篇小说都处在忧郁的意境中。《湖畔儿语》中王统照描写了一段雨后的湖边美景，在这段描写中，作者着重描绘了光与景交织形成的梦幻美景：霞光返映碧柳，红霞照在湖面上，泛着金光。在这层层叠叠的光景中，作者仿佛营造了一种清幽、宁静的氛围，而且在这一系列景物描写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对这种美景的喜爱之情。但这种美丽的景象，在了解了小顺的悲惨遭遇后，也就变得索然无味了。此时的景与情未能达到统一，和诗歌创作中的以乐景写哀情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在作者营造的是一种近乎意境的氛围。

　　4.主观抒情意味浓

　　无论是《湖畔儿语》，还是《鴜鹭湖的忧郁》，都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五四时期的作家，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回答“人生是什么”这一问题，将目光转向了西方文学，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运用这种新的创作方法探索人生的真谛。王统照在大学学习期间曾研究过西方作家的有关作品，在此之后也为某些作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热心翻译，因此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西方文学作品的一些创作方法。也正是因为西方文学带给他的影响，他的作品具有主观抒情意味浓的特点。在《湖畔儿语》中，“我”的情感与周围的景色紧密融合，湖边之景不再是纯粹的景色，而是“我”内心情感起伏变化的最直接的表现：一开始“我”在欣赏湖边美景，心情是恬静的；欣赏的同时“我”又陷入沉思，心情略微凝重，天上的霞光也有些黯淡；一路闲逛，突然发现一个黑影，不免让人产生恐惧之情；在了解黑影是旧相识小顺后，“我”与小顺展开交流，在一问一答中“我”得知了小顺的悲惨现状，心情悲痛不已，此时的环境也是昏暗无比；中年人将小顺喊走时，两人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夜雾之中，“我”不知道小顺接下来会面对怎样的不幸，心中很迷茫；回家的路，“我”心事重重，连星光也不似平常明亮。王统照将自己的情感巧妙地与所见之景结合在一起，增加了文章的抒情意味，更能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相比于处在五四时期的王统照，在三十年代登上文坛的端木蕻良在继承了五四新文学带来的影响之上，将西方小说创作技巧与中国传统小说创作技巧进行整合，并大胆采用其他的艺术新形式，从而形成了他独有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小说创作风格。端木的小说之所以能够产生诗意的审美效果，是因为他追求的抒情化叙事效果。而这种抒情化的叙事效果主要通过两种方法实现：一是直接运用议论、感叹的语句，二是进行细致的景物描写，营造艺术氛围。《鴜鹭湖的忧郁》中，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景象实际上是文中的主人公玛瑙所见之景，玛瑙的心理活动真实地体现在周围景象的变化之中，如开篇描写的月亮，“像哭肿了的眼睛似的”、夜深时分湖面闪着的“空洞洞的光”、雾气像“郁结的血饼样”等，这些看上去十分恐怖的景物描写，其实是玛瑙内心的真实写照，特别是文中多次提到的鸡叫声，从一开始的“鬼魂样”，到“像冤死的孤魂的呼喊”，到最后“愤怒的叫着”，对应表现的是玛瑙见到来“偷青”的小女孩后情感的变化：由恐惧变为无奈，最后变为愤怒。文章最后写到的愤怒的鸡叫，更是融入了自己对战乱时期黑暗社会的不满，而即将破晓的天，也寄寓了端木蕻良对光明未来的希望。除此之外，小说中充满了忧郁的氛围，如“无名的恐怖”“无端的绝望”“无极的哀怆”，更加增添了抒情化的效果。

　　虽然王统照的《湖畔儿语》和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都真实的再现了普通百姓的不幸遭遇，表达了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但在主题的表现上两篇小说表现出了差异。经过新文化运动对新思想的传播，问题小说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所谓问题小说，是以社会问题为题材，揭示社会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一类小说，代表作家主要有冰心、叶圣陶、王统照等人。我国最早对其进行系统性论述的是胡适和周作人，之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将“为人生”与问题小说联系起来，促进了问题小说创作热潮的到来。问题小说关注家庭、婚姻、妇女、儿童等问题，在《湖畔儿语》中，作者借助“我”与小顺的对话反映了小顺一家的生活现状，发出了对家庭、时代、社会生计的感慨，以及作为一个有志青年的深切忧思。这篇小说从题材上看，确实属于社会问题的题材，但它也同样存在问题小说的通病，即并没有明确地提出社会问题，并针对社会问题提出明确的解决办法，只是借社会问题表现五四时期的青年忧国忧民、心理情绪的起伏变化。上世纪三十年代，回忆五四时期的创作，王统照觉得当时“不过是为了排遣时光，没有奢望借刻化物情来其实他人。”。这表明他在五四时期创作的小说并没有完成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全部工作，《湖畔儿语》借家庭和妇女儿童这一类题材反映社会的黑暗与险恶，表现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现实的忧虑。

　　在三十年代登上文坛的端木蕻良，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吸收了西方文学作品创作方式，并将西方的创作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创作方式有机融合，形成了他独有的创作风格。除此之外，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而这一点表明，端木蕻良希望借文学作品表明自己的政治意愿，而不是将文字作为政治工具。在他前期的作品之中，表现出更多的是与“无产阶级高贵的政治信仰无关”的对于“中国的土地以及从那土地中吸取滋养的人民”的深重沉郁的爱，这“土地，尽管其中有颓败的地主和封建思想的女人，却是如此原始而丰饶，如此赋予健康”[[[]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393-394页。]]。在《鴜鹭湖的忧郁》中，端木不仅为读者展现了东北大地上百姓的苦难生活，对主人公玛瑙心理变化的细致描写，更是为了表现农民由麻木接受苦难，到最后起身反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对农民反抗意识觉醒的期望。但他又和当时所倡导的“革命文学”有所不同，“他能在社会、政治分析与个人情感表现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从而形成他思想家气质与诗人气质的内在统一”[[[]孙忠权.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矛盾性分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9(04):78-82.]]也正是他的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在。

　　王统照的《湖畔儿语》和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都是极具诗意美的小说，但两篇小说营造意境的方式却有所不同。《湖畔儿语》中，作者主要通过淡化情节营造意境。情节在小说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决定了小说事件的展开与发展，而且同样决定了人物、环境的表现形式。完整的情节能够使得惊险、充满悬念的故事表现得绘声绘色，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叙事更能丰富人物形象。相反，淡化故事情节，则会减弱小说的故事性，读者从中可获得的审美享受也会减少。这样，小说不再由情节维持完整性，而是由语言文字所表露出来的情绪保持小说的连贯性。意境是抒情作品中呈现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因此淡化小说情节为意境的营造提供了便利。在结构上，则是减弱了因果关系的结构，采用了类似散文的结构，传统的小说强调按照时间、因果关系保证故事的完整性。类似散文的结构并非如此，而是用一种随笔的形式将因果关系隔开，从而产生一种随性的效果，从而完成一种意境的营造。《湖畔儿语》的情节十分简单，“我”在湖边散步时，遇到了旧时的朋友小顺，于是和他聊天，从小顺的回答中可以窥探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现状。小说营造一种闲适而又有一丝忧郁的氛围。小说中的“我”喜爱湖边的幽静，于是在傍晚时分在湖畔散步，一边欣赏美景，一边陷入沉思，“我”和小顺的相遇表现得非常自然，“我”湖畔散步，低头沉思之时，听到柳树后的动静，绕到后面的苇塘边，看到了小顺，于是展开了对话。小说中的一段关于湖边美景的描写以及“我”和小顺的相遇为小说营造了闲适的意境，而小说中的忧郁的氛围，则表现在“我”流露出来的情绪之中。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多思的青年，面对变幻的光景，会不由得想起“夕阳黄昏”的旧话；在得知小顺遭遇后感到悲哀，甚至是愤慨；小顺被中年人叫走后对他非常担忧却又无可奈何。“我”的愁思所引发的淡淡的忧郁情绪，与闲适交织，共同营造了这种独特的意境。

　　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营造的则是一种沉郁的意境，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更加侧重于运用自然环境的细致描绘来营造氛围，而在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中又融入了作者深切的情感。小说选取典型月意象，月意象自古以来代表了多种含义，在《鴜鹭湖的忧郁》中，月和雾两个意象贯穿全文，是小说沉重忧郁意境营造的主要意象。小说开篇就是对月亮的描写：“一轮红橙橙的月亮，像哭肿了的眼睛似的，升到光辉的铜色的雾里”[[[]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端木蕻良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月亮不再是我们每天看到的月亮，而是“红橙橙”“像哭肿了的眼睛似的”，这样的描写首先奠定了小说忧郁的情感基调，营造了沉重的氛围。之后在来宝和玛瑙的对话中，月亮又成了“主灾”“主兵”的象征，充满不详的意味。两人准备入睡，透过月光闪烁着空洞洞的光。来宝抓住马老爷“偷青”时，月亮像血饼一样向玛瑙掷去，这时月亮“主灾”的不详征兆似乎得到了证实。第二次玛瑙“抓住”了“偷青”的小女孩，在了解了女孩家里情况后，此时的月亮西沉，就和玛瑙的心情一样，沉闷无力。最后他选择放过女孩，而此时的月亮虽然依旧红憧憧，却透露出一丝苍白，黎明已经到来，也意味着玛瑙最后选择反抗。事实上月亮这一意象在不同时间的不同形态，也是主人公玛瑙心理变化的重要表现。

　　两篇小说都属于抒情性作品，但在抒情方式上两者却是不同的。王统照的早期小说创作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的特点，这与他所接受的西方浪漫主义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在大学求学期间，王统照接受了许多西方的思想，其中给他带来影响最大的则是新浪漫主义思想以及俄国写实主义。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以情感抒发为主，揭露现实为辅。因此，《湖畔儿语》在抒情方式上属于直抒胸臆式。“我”在得知小顺的悲惨遭遇后，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家庭呵!家庭的组织与时代的逼迫呀，社会生计的压榨呀!”“这样非人的生活!现代社会组织下贫民的无可如何的死路!”[[[]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王统照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第248页。]]这不仅仅是“我”对于像小顺一样的过着非人的日子的下层劳动人民的感叹，更是王统照本人对社会现实所发出的强烈谴责，全文想要表达的情感集中地体现在了“我”发出的这两处感慨之中。

　　和《湖畔儿语》的直观的抒情不同，《鴜鹭湖的忧郁》在抒情方式上更加含蓄，将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融入了精细的景物描写之中。“自古以来,雾成了寄托心中愁思的最佳意象”[[[]温彩云.雾与端木蕻良的内心世界——论端木蕻良《鴜鹭湖的忧郁》中的雾意象[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2):31-33.]]。在《鴜鹭湖的忧郁》中关于雾的意象的描写出现十二次，由此可见雾意象在端木蕻良心中的地位。但《鴜鹭湖的忧郁》中的雾的意象又与传统的雾意象所表达的情感不同，这里的雾意象，更多的寄予了端木蕻良本人的忧郁。端木本人曾说：“我的接近文学是由于我的儿时的忧郁和孤独。这种忧郁和孤独，我相信是土地的荒凉和辽阔传染给我的。”[[[]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上海《万象》月刊1944年第5期，收入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第一卷，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页。]]而他的忧郁，源自对东北大地、对百姓的热爱，以及对下层劳动人民遭受苦难的同情和悲愤。正是他天生的忧郁气质，使得他在描写雾意象时更加得心应手，融入雾意象的情感也更加深沉。小说中雾意象贯穿全文，而且始终给人以阴森恐怖的印象，让人喘不过气。起初的雾“昏眩的笼在湖面”，二人聊天时，雾气从湖面弥漫过来，白气森森，给人“无端的绝望的悲感”；二人睡下后湖边的雾气湿冷空洞，误打伤玛瑙的父亲时雾气混沌；玛瑙和小女孩聊天过后，月亮西沉，雾渐渐开始凝结；玛瑙决定离开时，雾气“一片闷都都的窒人死命的毒气似的，在凄惨的大地上浮着”[[[]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端木蕻良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总而言之，透过这令人窒息的雾气，我们能够感受到端木所想要表达的那种忧郁，而这种情感，和《湖畔儿语》的直抒胸臆不同，是从小说中的一系列景物描写中所感受到的。

　　五四时期所传播的新思想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促使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迎来了改变。尤其在文学领域，随着西方新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等思想受到了中国知识青年的欢迎，他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学团体，创作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尽管这一时期不同的文学团体有不同的文学主张，但从文学团体的主张中可以发现共同的特点。首先是理性精神的体现。理性精神强调要以科学、民主的思想为指导，对社会现实加以理性批判。王统照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们提倡“为人生”，以现实生活和社会问题为主题，展现社会的黑暗现实，以及作家的人生思想和人生观。《湖畔儿语》通过“我”与小顺的对话，为读者揭露小顺一家不幸遭遇，表现社会的黑暗。其次是感伤情调的流行。感伤情调是当时的一种普遍情感，新思想给中国的新发展带来生机，但也让知识青年陷入迷茫，一面是新思想促使他们对未来充满期望，另一方面又因为社会现实而情绪低落。这一点在《湖畔儿语》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多思的人，在了解了小顺一家的遭遇后更加忧伤，原本来湖边散步的闲适心情被沉重的现实破坏，反而让“我”陷入了更深的愁思之中。其次是个性化的创作，五四提倡人性的解放与发展，这一思想为展现不同作家的艺术魅力提供了平台。第四是创作方法的大胆尝试。19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是这一时期最大的创作方法，但这不意味着仅限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在五四时期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或是将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创作方式。总之，五四这一特殊的时期，为文学的新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促进文学朝新方向发展。

　　不同于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20世纪30年代更加注重社会的发展，一大批新人作家涌入文坛，为文坛带来了新鲜血液。这一时期的创作主要有四方面的特点，首先是题材的扩大，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作家们将目光集中在表现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中，如茅盾的《子夜》，借吴荪甫的悲剧揭示了这一现实：中国并没有向资本主义发展，而是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向半殖民地化发展的速度。其次是文学形式的发展，如果说五四时期是强调个性的时代，那么30年代就是强调叙事的时代，中长篇小说成为这一时期的创作主流。除此之外，其他文体与小说的融合交织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小说的散文化，在沈从文、萧红等作家笔下得到发展；小说与戏剧相结合，作家追求在一个场景中表现戏剧冲突，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鴜鹭湖的忧郁》具有戏剧化的特点，小说集中表现了两次“偷青”的场面，对玛瑙这一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次在艺术表现上也有了新的发展。五四时期强调个性解放，因此小说更多的表现作家自己的情感，具有主观抒情性，从而忽视了对社会问题的表现。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作家注重塑造人物的性格，同时强调人物与环境的关系，重视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性格。《鴜鹭湖的忧郁》中重点塑造了玛瑙这一人物形象，而他的性格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发生了转变，他的性格经历了从麻木绝望到最后起身反抗的过程，端木蕻良成功塑造了一个具有反抗意识的农民形象。第四，心理刻画在这一时期得到重视，作家意识到社会剖析与心理刻画的关系，应对社会进行理性科学的剖析，在此基础上对人物进行细致的心理刻画。《鴜鹭湖的忧郁》的一大特点就是精巧的心理刻画，作者将玛瑙的内心情感与周围的环境联系在一起，透过玛瑙眼中景象的变化展现他心理变化，尤其是文中对月亮和雾气的描写，生动形象地将玛瑙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文学正在朝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

　　1.理想的破灭：由“爱与美”转向现实主义

　　王统照的早期创作最大的特点就是表现“爱与美”的思想，这种思想最早源于他对母亲的爱。王统照的父亲在他7岁时因病去世，此后的生活都是靠母亲将家中孩子抚养长大。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因此母亲对他寄予厚望，在学业上严格要求，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这种严厉又温和的爱，是他所宣扬的“爱与美”思想的源头。除此之外，西方思想的涌入是对“爱与美”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其中对王统照影响最深的是泰戈尔和叶芝。翟世英认为，受泰戈尔影响最深的两个作家，一个是冰心，“她的诗有泰戈尔的风格”，另一个是王统照，“他的思想深受泰戈尔的影响”，这表明泰戈尔在王统照早期创作中的重要性。泰戈尔所倡导的“爱的哲学”，特别是泰戈尔强调的人道主义和热爱生活的精神，对王统照而言仿佛是照亮道路的明灯，指引着“爱与美”思想的发展。在他的早期小说中，所有人都有权利追求自由，追求“爱”，享受人生所带来的的快乐。另一位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叶芝。叶芝将爱与美看做是社会的价值、人的价值，虽然他提倡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但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并不是颓废主义。在评价叶芝的象征小说时，王统照认为他的小说“和写实派提倡的纯客观有区别，又和浪漫时代的作品有差异”，小说中隐藏的“深长的背影”，其实是作者对爱与美追求的隐喻。

　　蕙子的死给王统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死是王统照第一次感受到“爱与美”思想的破灭。蕙子是他们家的养女，从小生活在王统照家，所以与王统照关系很好，王统照的母亲也赞同二人成婚。但后来，惠子被父亲吴秀才逼婚。为了不嫁给那个人，她择了自杀。此时的王统照在读书，听到蕙子死亡的消息，痛苦万分。这一段惨痛的记忆在他脑海中始终无法抹去，在诗集《童心》中，王统照专门为蕙子写了一首诗，来纪念她。除了蕙子，还有另一个女人成为王统照心中永远的遗憾，那就是他在读大学期间结识的隋女士，他亲切的称其为“玉妹”，两人一见钟情。可惜王统照母亲已为他选择了一位妻子，他为了不让母亲伤心没有选择反抗家庭，而是回家与妻子成婚，放弃了与玉妹的爱情。这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同样给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他一直感到自责，伤心不已，也正是因为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他写下了《春雨之夜》来祭奠自己逝去的爱情。

　　情感上的连续打击，让王统照对“爱与美”思想产生动摇，真正让他从“爱与美”的思想转向现实主义的，是当时惨烈的社会现状。此时的国家一片混乱：帝国主义用炮火攻破中国的大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侵略，国家政治腐败无能，经济上饱受帝国主义的荼毒，百姓被苛捐杂税压得几乎无法生存。父老乡亲被生活所困的痛苦模样，给青年王统照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他的家乡山东，历史悠久的齐鲁大地，此时却成为了德日两国眼中的“宝”，双方疯狂地将这片土地占为己有，丝毫不顾及这片大地上百姓的感受。面对一幅幅社会惨象，他最终意识到他所追求的“爱与美”理想并不适用于现在的中国，只有青年发奋读书才能拯救中国。正是这一系列因素，促使王统照对人生进行了更加积极的思考，并借文学作品表现人生。从《春雨之夜》后半部分开始，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倾向逐渐加强，《湖畔儿语》选择了社会现实为题材，但其中抒情成分占到了很大比重，其中对小顺一家悲惨遭遇的描写，更像是借现实为载体，抒发个人对命运、国家的担忧，“我”这一形象具有明显的思想者特点，折射出当时青年的忧愁和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迷惘。

　　2.忧郁的端木

　　端木蕻良在《我的创作经验》中说“我的接近文学是由于我的儿时的忧郁和孤独。”[[[]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上海《万象》月刊1944年第5期，收入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第一卷，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476页。]]他的忧郁，有很大一部分源自家庭。端木蕻良原名曹汉文，后改名为曹京平，他的祖父是当地首富，但父亲曹仲元不得祖父喜爱，所以得到的家业不多。而母亲一开始是曹家的一个佃农，后被曹仲元强娶为妾。这样的身份、地位，母亲在曹家不受待见，等到曹仲元原配去世后，端木的母亲才有了一些地位。端木是她最小的孩子，所以更疼爱端木，她把自己的悲惨遭遇讲给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以后能够将这些故事写成书，告诉世人。母亲的不幸遭遇给端木年幼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回忆里说:“由于我母亲的身世，使我从小负担着一种无名的感伤。这种感伤总是折磨着我，我几乎一生都想甩脱它，但总是甩不脱。”[[[]端木蕻良：《关于<鴜鹭湖的忧郁>》、《友情的丝》，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正是这种“无名的感伤”，成为了端木忧郁气质的一部分。他认为自己的命运与农民的命运紧紧相连的，所以对母亲的这种同情逐渐扩大为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特别是在了解父辈的发家史后，端木对像母亲一样饱受折磨的农民具有更加深厚的情感，对父亲这些高高在上的人则充满了怨恨，这不仅仅是对他们轻视农民、随意伤害农民的怨恨，更是对不合理的制度的怨恨。端木对百姓的怜悯，和对统治阶级的憎恨，都融入了小说之中，这也就是《鴜鹭湖的忧郁》中有着浓浓的忧郁气息的原因。除此之外，父亲的早逝、家族的没落同样给少年端木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系列的因素，构成了端木忧郁的气质。

　　总的来看，《湖畔儿语》与《鴜鹭湖的忧郁》在小说情节、人物设置上具有互文性，两篇小说都具有鲜明的诗化小说的特点，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象征美、色彩美、意境美和抒情意味浓。两篇小说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主要体现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首先，两篇小说在主题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湖畔儿语》侧重展现下层劳动人民被压迫得麻木不仁的状态，而《鴜鹭湖的忧郁》则注重表现农民反抗意识的觉醒，以及农民反抗意识觉醒的过程。其次，两篇小说在意境的营造方式上是不同的，《湖畔儿语》兼具诗化小说和散文化小说的特点，因此在营造意境时淡化了情节，强化了情感的抒发；《鴜鹭湖的忧郁》以精细的景物描写见长，在景物的描绘中融入了作家深切的情感，营造了低沉忧郁的氛围。最后，两篇小说的抒情方式也是不相同的，《湖畔儿语》直抒胸臆，《鴜鹭湖的忧郁》借景抒情。造成两篇小说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时代的原因，两篇小说发表于不同的时代，时代的不同使得小说在创作方法上也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源自作家自身经历的不同，王统照早年追求“爱与美”的理想，但自身的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让他将关注点由“爱与美”转向下层劳动人民，端木蕻良的忧郁源自他的家庭，他是有钱人家的少爷，但有一个有着悲惨经历的母亲，特殊的身份让他对普通农民产生深深的同情，对地主阶级憎恨不已，这也是他的作品中充满忧郁情绪的主要原因。

　　[1]邓军.热奈特互文性理论研究[D].厦门大学,2007.

　　[2]冯光廉、刘增人编：《王统照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3]王爱军.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文体互渗”现象:以小说为中心进行考察[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2014(1).

　　[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版.

　　[5]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王统照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

　　[6]冯光廉、刘增人编：《王统照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7]王本朝.论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美学意蕴[J].民族文学研究,1998(03):64-68.

　　[8]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端木蕻良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9]金福年.现代汉语颜色词运用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3.

　　[10]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王统照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

　　[1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2]孙忠权.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矛盾性分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9(04):78-82.

　　[13]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端木蕻良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14]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王统照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

　　[15]温彩云.雾与端木蕻良的内心世界——论端木蕻良《鴜鹭湖的忧郁》中的雾意象[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2):31-33.

　　[16]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上海《万象》月刊1944年第5期，收入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第一卷，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页。

　　[17]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端木蕻良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18]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上海《万象》月刊1944年第5期，收入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第一卷，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

　　[19]端木蕻良：《关于<鴜鹭湖的忧郁>》、《友情的丝》，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