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义利观研究

　　本文主要是以“三言”为研究对象，目的是探寻人们关于“义利观”的价值取向。所谓“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本短篇小说的总称，它与凌濛初的“二拍”合称为“三言二拍”，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杰出代表，由明朝的冯梦龙在天启年间编撰而成，每本收录了40卷短篇小说，共120卷，是我国文学史上首部规模宏大的白话短篇小说总集。冯梦龙广泛地收集了宋元以来的文言笔记、戏曲故事、传奇小说和社会传闻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加工创造。“三言”通过一个个的小故事，全方位地展现出了身处当下市民阶层的生活状态与思想观念。在“三言”所反映的社会背景中，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遭到了冲击，以前“重义轻利”的思想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逐渐消失，转变为对利的狂热追求，甚至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对此冯梦龙希望通过这种通俗的小说内容来警醒人们要义利并重、以义为先。这从三部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强烈地体现出冯梦龙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忧患意识。

　　而“义利观”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之一。就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观念而言，“义”是人的立身之本，是人规范行为的准则，更是人的精神追求；“利”是人生存的源泉，是人生活的需求，更是人欲望的表现。“利”有公利和私利之分，能够满足社会或国家大多数人的需要，谓之公利；而仅仅是满足一个人的需要，谓之私利。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占据着义利观念的大半壁江山，直到明朝末期，其地位才有所动摇。晚明之际，诸多思想家在这义利之辩中，着重强调了二者的统一。他们认为在重义的同时，也可以寻求利，义利并不矛盾，二者可以兼得，和谐共处。

　　晚明冯梦龙编纂的“三言”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中的经典之作，但“三言”的文本自清朝就在国内难觅踪迹，直到二十世纪初才被王古鲁等众多学者从国外追回，重新呈现在国人的面前，为国人的研究提供了文本支撑。著名学者谭正璧先生在孙楷第先生和赵景深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用了近四十年的时间收集资料，呕心沥血地完成了“三言”“二拍”本事考证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三言二拍资料》。也正因前辈们如此的努力，才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有关“三言”的研究能够在学术界大放异彩。

　　学术界关于“三言”的研究存有大量的篇目，这些学者从“三言”的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从目前收集的资料来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三言”中具体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探究。他们或从具有同一特征的人物形象或事物入手，通过对文本以及社会大环境等方面的分析，展现出此类人物形象或事物的独特个性。如张冰的《“三言”官员形象塑造研究》（武汉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作者先是借助与《清平山堂话本》中官吏形象的对比分析了话本改编早期官吏形象塑造的处理手法，再结合“三言”文本阐释出“三言”中官吏形象具有的独特个性。或根据“三言”的具体内容，分析并总结出人们的思想观念。如王桂清的《“三言”中商人的经商理念探析》（《商业研究》2003年第11期），作者通过分析“三言”中商人的思想，总结出他们所蕴含着的思想价值。在商人谋取利益的同时，还有秉持着对仁义、诚信等品格的追求，并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商人作为新生的阶级力量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如陈萍的《“三言”中婚姻爱情题材所体现的民主婚恋观》（《许昌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歌颂了“三言”在爱情婚姻上敢于打破传统礼教的束缚，反对禁欲主义，倡导男女平等，否定女子贞洁观念，宣扬爱情自由。又或将“三言”与“二拍”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像高倩倩的《“三言”与“二拍”商人形象的比较研究》（聊城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简略概述了“三言二拍”商人形象的共同特点，重点论述了“三言”“二拍”商人在形象与艺术描写上的差异，并阐释形成商人形象差异的原因。而另一类是将“三言”与艺术结合。如程慧琴、潘旭君的《冯梦龙“三言”：虚实空间的构建与转换》（《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深入解读“三言”中虚实空间转换方式、场景切换、意识变化和人神变幻的特性，加深对此技巧的理解，便于运用在小说创作之中。

　　虽然有众多学者都对“三言”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都忽略了“三言”的义利观。通过对所收集资料的查看，发现涉及义利观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少，即使有涉及也都是一笔带过或者没有进行深入剖析，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例如刘海涛的《“三言”“二拍”中商贾小说研究》(重庆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仅用了一章的内容，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经商的劳顿与风险，从商人的职业观、价值观、利义观分析了商贾的观念。崔晓杰的《明代义利观转变——以“三言”中的商人为例》（文艺生活2013年第11期），主要从追求“利”要以“德”为基础、“好德”之人会在“好利”上予以满足，这两个方面简略地论述了“三言”中商人所具有的义利观。就此可以看出，在“三言”义利观研究这方面，还有可以开掘的空间。

　　本文就“三言”的义利观方向，将采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结合具体的文本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义利之辩是纵贯古今的一个中心问题，研究“三言”中的义利观，一定要溯源义利观的发展变化，了解清楚义、利的含义以及“三言”所产生的社会背景，结合历史与现实综合探寻。同时还要采取逻辑分析的方法，结合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现实与“三言”的具体内容，对“三言”中的义利观进行进一步分析。

　　义利之辩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论题，它贯穿于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发展的始终，儒家观念影响下的义利观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明代社会动荡不安，新的思潮与变革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导致义利观念发生变化。而小说的创作必然要顺应社会现实的发展，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冯梦龙的“三言”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繁盛的标杆，有着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它涉及晚明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从“三言”描写商人生活，恋爱婚姻，揭露社会黑暗等一系列的故事中，窥探身处那个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洞察身处那个时代人们关于义与利的价值取向。

　　纵使关于“三言”有很多的研究篇目，但是在义利观方面还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因此研究“三言”义利观不仅有意义深远的学术价值，还具有宽广的研究空间，更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三言”的研究。

　　义利关系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上溯其源头可追至先秦时期，先秦诸子百家对此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其中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义利观最具有代表性。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一生的行动，皆取决于是否合于“义”，他曾明确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孔子将“义”作为衡量一个人品格好坏的标尺。孟子继承孔子有关义利的思想，但与比孔子相较偏执，他的一切行为都必须遵循“义”这根准绳，正如他所说人不一定要保证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遵守信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寻求到结果，但是一定都要符合道义。而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利”就是触发它的万恶之源，两者都是人身上所共有的。荀子更加注重礼乐对于人的塑造，主张通过道义来约束人的欲望，而当道义与利欲发生冲突时，道义取胜则天下安定顺遂；利欲取胜则社会动荡不安。对于义与利孰轻孰重，荀子认为应当以义为先，以义制利，强调了道义的重要性。他们三者有关于义利观的阐释都有其相通之处，最终的论点都回归到了“重义轻利”上。

　　“重义轻利”在汉代成为义利观的主流。儒家义利观的传播在董仲舒的帮助下达到顶峰，他篡改了先秦儒学大家的本义，全面否定“利”的存在，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即“义”；“人欲”即“利”。他还提出“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使“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成为他为“义”赋予的新含义。儒家因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在政治上取得了官方的承认，致使儒家的义利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重义轻利”的思想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念。

　　宋明时期，义利观逐渐由“重义轻利”转变为“义利兼顾”。在思想上，理学长久的压迫促使人们对利更加渴望。程朱理学所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是对人欲的全面否定，压制了人的一切诉求，迫使人们对欲望和感情发出强烈呼吁，很多理学家的意识也开始纷纷觉醒，提出质疑并对其进行更加深层次地探讨，陆九渊与王阳明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陆九渊认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并提出“寡欲”，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性，肯定了“人欲”，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而王阳明在此基础上，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为主旨，构建出“良知说”的新体系。他们以拯救人心为目的，突出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人的价值和作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欲的存在，冲破理学对人的束缚，鼓吹人们对欲望的追逐。王夫之认为义与利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性，义与利可以相互依存，共同满足人类生活的日常需求。“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念逐渐在人们思想意识的觉醒之中转变为“义利兼顾”，极大地肯定了人的价值。

　　随着晚明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打破了我国古代延续千年的传统观念，追逐利益得到了世人的肯定，并成为人们寻求自我价值与社会肯定的一种途径。人们的价值观受到了深刻影响，他们追求利的意识开始觉醒，并逐渐树立起一种崭新的职业观念，而这样的转变必然会在“三言”中有所体现。

　　在这样一种经济背景的影响下，商业发展越发的繁茂，极大地刺激着人们追求利意识的觉醒。在《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有描写到“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余百家，远近村纺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前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为此镇最盛。”[[[]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36页。]]真实地再现了晚明时期经济的繁华之景。而这繁荣的经济景象，又催生出“拜金主义”，造成社会上狂热追求利益的乱象。《醒世恒言》卷十三《堪皮靴单证二郎神》中有一句话为证：“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凭你世间稀奇作怪的东西，有了钱，那一件做不出来。”[[[]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三《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30页。]]直观地反映出当下人们的金钱观，认为钱是万能的，任何事情遇到钱都可迎刃而解，也由此激发人们对利的无限追求。

　　商人的地位迅速崛起，新的职业观念得到树立，商业成为立身之本，使经商成功地跻身于“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之中。《醒世恒言》卷十七《张孝基陈留认舅》中有个老尚书让自己的四个孩子，分别在农工商贾中各学一技来成就事业。《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对自己的新婚妻子说：“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页。]]从这句话中可知，蒋兴哥把经商当作衣食父母。读书进仕不再是年轻人的唯一选择，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寻求独立，赢得社会的尊重。亦有《喻世明言》卷三十九《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的汪信之不愿意寄人之下，立誓“不致千金，誓不返乡”[[[]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三十九《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25页。]]。从此走上经商的道路，在外数十年靠冶铁发家致富，置办良田千亩，数百渔户皆听使唤。无论是老尚书、蒋兴哥还是王信之，他们都选择通过成为商人，直接追逐利益这条路，来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获得社会的赞扬。

　　“三言”通过对一些宣扬勤朴、诚信、忠义等故事的叙述，充分展现市民阶层的精神状态与生活面貌，真实地再现晚明时期的现实生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三言”中人们鲜明的价值取向。他们主张义利并重，肯定合乎道义的利，并强调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也应当选择以义为先。

　　勤朴自古就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正如《醒世恒言》卷十七《张孝基陈留认舅》中所言“暖衣饱食非容易，常把勤劳答上苍。”“受用须从勤苦得，淫奢必定祸灾生。”[[[]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七《张孝基陈留认舅》，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09-310页。]]一个人想要过好的生活，就必须脚踏实地，靠自己辛勤劳作来换取。以义取利，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积极思考来满足自身的欲望。如有张孝基陈留认舅》中的大财主过善勤俭持家，累计万贯家财。他虽是富贵人家，但一生勤劳俭朴，从不穿一件新衣服，也不为满足自己一时的口腹之欲而大肆地铺张浪费，每日只吃碗粗茶淡饭。

　　再有《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的施润泽夫妇不上十年，就赚有千金家财。靠得也是他们夫妇两审时度势，省吃俭用，日夜经营、操劳。是他们不免辛勤劳作，肯吃苦，懂节俭的习惯致使他们走上了致富的道路。此外，还有卷三十五《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阿寄，在主人家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因勤劳耕作，得其赏识。后来老主人去世，三个主家兄弟闹着要分家，将他当成累赘分给孤儿寡母一家。他不忍心看着孤儿寡母被欺负，不顾年老励志出去经商谋求生路。他这一路上途径多地，经常不辞辛苦的在地方上探听当地行情，积极思考经营方法。赚取了点利息，也从不随意胡乱花费，勤劳节俭，为颜氏母子挣得大片家业。

　　还有一些商人在辛勤运营、节俭持家的同时，还善于积极思考经商之道。安守本分，薄利多销，精打细算，利用自己的一点本钱脚踏实地的追求生路。就像商人阿寄所说：“大凡经商，本钱多便大做，本钱少便小做。须到外边去看，临期着便，见景生情，只拣有利息的就做。”[[[]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十五《徐老仆义愤成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30页。]]《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因寻父外出，没了钱财只剩下三四两银子，就此做起生意来。精打细算，左思右想，思虑自己对这油坊甚为熟悉，便选择做起了油坊买卖。因他卖的油比别家便宜，质量又好，所以他的油卖得很好。并且他还在油桶上做了标识，让人一览而知，打响了自己的品牌，因此生意更加兴隆。还有《喻世明言》卷三十九《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写的是汪信之与哥哥争论，一气之下发誓：不赚得千金，就再也不回家。从此走上了经商的道路，一路上他一边以卖艺为生，不辞辛苦的讨生活；一边又观察着周围形势，计较着买卖。终见一地荒山无数，山上又尽是炭材，看出是个冶铁的好地方，便用卖炭得来的本钱起家，置办了一个冶铁行当。数年之间，赚了个钵盆满载，造起千间房屋，又承包农田，坐收渔租。家业浩大，称霸一方。

　　“三言”中描写的商贩，大都是白手起家，依靠自己那少量本钱，刻苦经营、吃苦耐劳、省吃俭用、精打细算、积极思考问题来一点一点的赚取利息，积少成多，成就巨大家业。他们以勤劳俭朴作为自己的准则，通过自己辛勤努力换取利益，实现自己的欲望，真正做到以义取利、义利并重。

　　诚信，不仅仅只是展示一个人的品格，更是做人需要承担的一份责任。“诚信之诚是诚心诚意，忠诚不二；诚信之信是说话算数和信守然诺。”[[[]王应泽：《论诚信》，《光明日报》，2004年11月23日。]]在资本主义萌芽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三言”透露出浮躁的社会气氛，从三个方面强调诚信的重要性。诚信既是衡量道德的基础，也是义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首先，“三言”通过反面论证，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喻世明言》卷二《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的顾佥事与同为累世之家的鲁廉宪，结下儿女亲事。但鲁廉宪在任意外病亡，一身清正廉洁，只留下儿子孤身一人和几间破房子，生活难以为继。而顾佥事在看到女婿如此贫困后，心生悔婚之意，有意让他自行退婚。孟夫人见女儿拼死守志，劝说不动，无奈之下背着顾佥事，唤来鲁公子，秘密资助他与女儿成婚。这件事在管家去找鲁公子时得以泄露，让心怀鬼胎的姑母之子梁尚宾知晓。他便使计将鲁公子拖住，假装是鲁公子到顾府，与小姐相认，骗取了小姐的清白，还拿了孟夫人资助的钱财。此事待真正的鲁公子上门后，得以真相大白。顾小姐知自己看错了人，失了贞洁，无言再面见鲁公子，自缢身亡。这悲惨结局皆因顾佥事嫌贫爱富，不遵守承诺，致使女儿因阴差阳错地认错人，错付了终身，羞愤而死。

　　《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的颜俊，虽是富贵之家，但面相丑陋且肚中无墨，好高骛远，看上了富商高赞家的女儿。因这高赞招婿的眼光甚高，想要找一个读书人来与女儿相配。颜俊玉成其事，在尤辰的帮助下，向高赞撒谎称自己是个有才有貌的文人，并让表弟钱青代替自己，企图瞒天过海。不料，在迎亲之日，天公不作美，导致事情败露。颜俊是哄骗了丈人，空付了妆奁，反给钱青作嫁衣裳。借此反讽不坦诚相待的人，最后终会自食其果。上述两人，顾佥事与颜俊待人毫无诚信可言，还想从中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但结局注定是不会圆满的。

　　其次，“三言”通过正面论证加强人们的认识，宣扬诚信的重要性。《警世通言》卷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吕玉在外经商途中，上厕所捡到一堆白物，见这不意之财想到“古人见金不取，拾带重还。”[[[]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1页。]]这句话，就留在原地等候失主，将这包钱财原物归还。“三言”中这种拾金不昧的人岂止只有吕玉一人，《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前话中的窦禹钧在寺前拾得一后生父亲的救命赎金，次日清晨便在寺前等候，分毫没动还与后生。而窦禹钧因此一遭积有阴德，连生五子，俱官仕显达。

　　还有《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秦重待人坦诚，虽然卖的油比别家便宜，但依旧是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进行的。《醒世恒言》卷十《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刘德平时乐善好施，对于偶尔缺少银钱的客人，从来都不斤斤计较；对于多给钱给他的，也从不肯收。待人诚恳，深得周围邻居的尊敬。

　　诚信是评判义的基石，“三言”中的大多数人都遵守此道。诚信待人，以义为标准，是人们在追逐利益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步骤。

　　“忠”代表着不偏不倚的，正直之道；而“义”是指合乎天下公正之理。“三言”中有诸多忠义之士，他们立心至诚，从不受外物侵扰，忠于自己心中的大义。即使当心中之大义与己身之私利产生冲突时，他们也依旧先义后利，以义取利。当然“三言”也不乏描写了一些背义忘恩、薄情寡义的人，他们虽然可以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但这只是暂时的，终会为了他们背义忘恩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就如忘恩负义、不念结发之情、恩将仇报的莫稽。《喻世明言》卷二十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乞丐团头金老大不嫌弃莫稽家境贫寒，将唯一的女儿嫁给他，不仅提供吃食让他衣食无忧，还资助他读书考功名。谁知他考取功名后，竟然嫌弃自己岳丈的出身，在上任途中将妻子推入河中，想就此与岳丈断了关系。但金玉奴命不该绝，被一官宦许家救起，与许公夫妇诉说遭遇。许公将计就计，把金玉奴收为义女，招莫稽为婿。洞房之时莫稽才知真相，不仅吓得魂不附体，还被打得浑身是伤。

　　《警世通言》卷二十五《桂员外途穷怅悔》中背信弃义的桂富五，因家道中落想要轻生，但被广发善心的施济所救，施济不仅周济他银两，还将家中闲置的园子分与他住。而后桂家夫妇借用在施家园子里挖到银子，在外私自置办田产、做起了生意，成为有名的大财主。这头施家，施济因病不治身亡，家中钱财也被施济平时广做善事消耗殆尽，只留下妻子与儿子相依为命。桂富五见他家如此贫困，也毫无援助之意，反倒将上门拜访的施还羞辱了回去。如此背义忘恩的一家人，在此后接连病死，转世投胎成了施家的狗。

　　《警世通言》卷十三《三现身包龙图断案》中的小孙押司，他在雪夜冻倒被大孙押司救起，后与他妻子染有私情，全然不顾救命之恩、背义忘恩的将大孙押司杀死，还将现场伪装成自杀身亡的场景，自己却与他妻子和和美美生活在了一起。幸得公正执法、断案清明的包龙图大人，理清案件真相，找出了杀人凶手小孙押司，并判了他死罪。

　　“三言”中还歌颂了一些立心至诚，不受外物所扰的正义之士。像《警世通言》卷十六《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的张胜，面对小夫人的不断纠缠，心坚如铁；对于小夫人的钱财诱惑，立心至诚。也正是因为他能够秉持初心，有自身义的约束，不被外物扰乱心智，才会免遭灾祸。《喻世明言》卷十三《张道陵七试赵升》中的赵升入鹤鸣山想要拜张真人为师，张道陵借用七次磨难以试验他的真心。“第一试，辱骂不去。第二试，美色不动心。第三试，见金不取。第四试，见虎不惧。第五试，偿绢不吝，被诬不辩。第六试，存心济物。第七试，舍命从师。”[[[]冯梦龙：《喻世明言》卷十三《张道陵七试赵升》，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99页。]]赵升立心至诚，最终通过这七次试炼，得到了张道陵的真传。卷十四《陈希夷四辞朝命》中亦有一生不被名利所扰的修道之人陈抟，四辞朝命，常隐于山林，潜心修道。

　　而在义与利产生矛盾时，“三言”中为世人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以义取利，先义后利。《喻世明言》卷七《羊角哀舍命全交》及卷十六《范巨卿鸡黍死生交》都体现了这一道理。左伯桃与羊角哀志同道合，在听闻楚王招贤纳士之后，都欲同往。但因路途遥远，风雪交加粮食有限，仅能供一人食用。左伯桃在这左右两难的境地，毅然选择舍弃自己的生命，让羊角哀带着他的梦想继续前进。羊角哀后来也不负左伯桃的期望，得到了楚王的重用。在这名利双收的时刻，羊角哀因左伯桃在墓中深受荆轲的欺负，便断然舍去身前的名利与性命，入阴间帮助左伯桃和荆轲大战。而张劭和范式也是如此，张劭在考取功名与救人性命的两难之间，毅然选择救人。正如他所言：“大丈夫以义气为重，功名富贵，乃微末耳，已有分定。”[[[]冯梦龙：《喻世明言》卷十六《范巨卿鸡黍死生交》，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46页。]]范式也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舍弃生命前来赴张劭的约。“三言”通过讲述这些人的故事，来突出义的重要性。他们坚守自己心中的义，决不会因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做出不义之事。

　　四、“先难后获”和“因果轮回”：“三言”义利观传达的习见手法

　　“先难后获”和“因果轮回”是“三言”中传达义利观的习见手法。冯梦龙在许多篇章中都采用了这种手法，生动形象地讲述了世人所经历的种种离奇故事，想要获得成功必先历经一番苦难，而人所造的业果也终将落入轮回。“先难后获”是出自《论语·庸也》：“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凸显了付出是收获的前提。而“因果轮回”是佛教的基本理论，指造业者自作自受。这种理论认为，人的一切身心活动所造作的善恶性质不同的行为，必定招致相应不同的果报。即过去、现在、将来的造作虽然不同，但早晚必受其果。[[[]全贤淑：《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73页。]]义利也不例外，通过因果轮回的方式展现为义利轮回。一切的后果均是自己的选择，任它是福是祸都必须由自己承担。这两种手法在“三言”的情节和人物塑造上得到充分体现。

　　在“三言”情节的安排上，作者通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表达出因果报应。善有善报如《喻世明言》卷二《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前话中说金孝拾金不昧，反被诬陷偷匿一半的钱财，幸得县令英明，公正判决，归还了金孝的清白，将银两断与金孝奉养母亲而去。卷八《吴保安弃家赎友》中的吴保安任期已满，恐后任难期，便以同乡为由向义气深重的郭仲翔休书一封。郭仲翔体会其意，向李蒙举荐了素未蒙面的吴保安。吴保安因此得到在遂州任职的机会，但郭仲翔却因李蒙不听谏言而被蛮人所擒。还被当作奴隶分到乌罗部下，蛮人因得知他是当朝宰相郭元振之侄，便索要了一千匹绢赎款。郭仲翔托书请吴保安到长安找其伯父援救，怎得无奈郭元振已逝，吴保安念及其垂情荐拔之义，倾尽家产，撇弃妻儿外出奔走经商，省吃俭用整整十年，才凑够七百匹绢。后因此情感动了去姚州赴任的都督杨安居，借给他官绢四百匹，以此得以赎回在蛮夷之地苟且偷生的郭仲翔。若不是先前郭仲翔慎重义气，举荐吴保安，怎会有后来吴保安因重恩情，而独自一人在外奔走十余年，只为筹钱赎回郭仲翔。郭仲翔的义与吴保安的利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义利轮回，也体现出了善有善报的因果轮回。

　　还有《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润泽，他在街沿下捡到六两多钱，忍着腹中饥饿默默等候，终是找到失主归还了银子，借此充分地展现出一个小商人的善良内心。后来施复养蚕来临时运，但又因年成不好，导致桑叶一时无法周转。到滩阙去采购，幸得遇到之前的失主朱恩，朱恩为报答施复还银之情，把自家的桑叶送给了他，解决了施复桑叶短缺的困境。从此两家相互扶持，结为亲家，施复的也生意蒸蒸日上成为当地的富商。正是由于施润泽诚信待人，善于设身处地的替别人考虑，坚持将银子还给失主这种义的付出，才能够换来之后“生意兴隆”利的回报，完成了作者善有善报的写作宗旨。

　　恶有恶报像满心算计的倪继善，《喻世明言》卷十《滕大尹鬼断家私》中倪太守晚年纳了个小妾，生了个儿子，引得大儿子继善心存不满，害怕就此分离了属于自己的家产。倪太守看穿此心迹，为保次子性命，临死前将全部家产交给继善管理，并交代待小儿子成年后，分与他小部分田产，使他能够免受饥饿。但继善任然心存算计，在倪太守死后，装作与父亲的鬼魂对话，将弟弟的仅有的遗产全部骗回来，全然不顾与弟弟的手足之情。之后在滕大尹的公正评判下，将倪太守的遗产平分给了兄弟两人，自己还获得一部分酬劳。真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继善是算计不成，还加了个不孝不弟之名，最后家产也由儿子散尽。继善对利的狂热追求，完全不顾念手足情深，以致最终落了个家财散尽的结局。《醒世恒言》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王员外的大女儿瑞姐为了独占家产与丈夫一起挑拨、陷害妹妹和妹夫，对金钱的追求已经令她丧失了所谓的姐妹之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到最后事情败露，自己羞愧地吊死。作者冯梦龙给这一类毫无底线可言的人都安排了悲惨的结局，间接表达出自己对他们这种唯利是图行为的批判，并以此来警示人们害人终害己。他借故事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的情节安排，从侧面烘托了“三言”中义利并重、以义为先的义利观。

　　在“三言”中，不乏有大量描写正面人物的篇目，冯梦龙通过一系列详细的心理、外貌、语言、神态和动作等细节描写，全面的塑造了正面人物形象，他们大多都是历经磨难，最终获得好的结局，诸如施润泽、徐老仆、吕大郎和玉堂春等忠义善良的人物形象。

　　《警世通言》卷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吕玉得到一笔不意之财，在原地等候了一日依旧不见失主，无奈只得起身上路。不想却在途中遇到了失主，将此物原物奉还。失主陈朝奉满怀感激，想要报答吕玉，在得知吕玉唯一的儿子走失了后想要寻个养子，便将自己数年前买的一个小厮送给了他。谁知这个小厮竟是他失散多年的儿子，父子二人因此得以重聚。又与陈家结成了秦晋之好，并得到陈亲家相赠的二十两银子。路途中遇见有人落水，以这二十两为赏钱，打赏救援之人，结果被救之人竟是多年不见的亲兄弟。重遇兄弟知道了家中境况，急忙赶回阻止了家中妻子被逼改嫁，夫妻重会，一家人得以团圆。虽然吕玉先前走失儿子，经商不顺，有家不能回，但他依旧以诚待人，不取不义之财，舍得用钱来做善事，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巧合，促使他救回了兄弟，找到了儿子，解救了妻子，最后获得一个完美的结局。

　　卷二十四《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王景隆替父讨帐，不禁被紫禁城中的酒色所迷，不想回家，整日就在纸醉金迷中度过，为妓女玉堂春一掷千金，很快就把之前收账的钱都挥霍光了。这酒楼中的老鸨向来是见钱眼开、吃人不吐骨头的，当即就设计将他赶了出去。王景隆身无分文，变得穷困潦倒，一时也无颜面对家中父母，就在京城中讨饭度日。玉堂春不忍，便托人暗中资助他，给他回家的盘缠，又将自己的私银和首饰器皿一齐赠与他，并勉励他求取功名。为了不辜负玉堂春之情，王景隆成功中举。而玉堂春被骗卖给沈洪做妾，不幸深陷人命官司，幸得王景隆出手相助，洗清冤屈。玉堂春虽为妓女一身坎坷，历经磨难，却能在王景隆落魄时仗义相助，最终获得一个好的结局。通过这些正面人物的塑造，传达了“三言”所要表现的义利观，为那些在追逐利的途中，迷失方向的人，点亮前行的道路——义利兼顾、以义为先。

　　晚明时期，人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下，转变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义利观念。毫无底线地追逐利益成为当下社会的一种常态，极端“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的理念深入人心，人们把利奉为金科律例。而冯梦龙就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营造出他眼中的“三言”义利观世界。他从勤朴、诚信、忠义等方面展现“三言”鲜明的义利观，充分地肯定人们对合乎伦理道德利益与欲望的追求，并强调当义利发生冲突时应以利为先。也通过“先难后获”和“因果轮回”的手法，向人们传达“三言”的义利观。文中极力宣扬通过正当的手段来谋取利益，对那些唯利是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批判，让人们明白善恶终有报，义与利也会不断地轮回，突出强调先难后获的重要性，劝诫人们要懂得义利并重，以义为先。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5.

　　[2]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冯梦龙.警世通言[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冯梦龙.醒世恒言[M].北京：中华书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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