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社日习俗研究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农业大国，不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人民大众，对农事活动都是异常重视的。上古时期，人们崇拜自然，认为万物有灵。随着农业活动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对于土地神的崇拜也变得特别突出。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对土地神加以祭祀。普通大众是对与自己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加以祭祀，而土地神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祭祀的重点。由于祭祀群体的不同，社日也就出现了官社与民社的差距。此时的土地神崇拜也演变为了社神崇拜。社神崇拜，上层庄严肃穆，下层简朴随意。民社由于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因而更受普通大众的欢迎。稷神作为社神的配祀，直到东汉时才被官方独立出来。当社神祭祀发展到东汉后期时，于民社之外出现了私社。私社，是人们为特定目的而形成的一类团体。

　　社神祭祀发展到了汉代，其人格化趋向也更加明显。出现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人们的知识水平不断提高，人们也不再盲目崇拜社神，开始对社神信仰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与此同时，人们对社神的崇拜也向娱乐化方向发展。

　　我认为，社日在汉代时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而对于节日习俗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当时人们行为之下的深层文化动机，而且对现在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借鉴作用。为此，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社日。

　　在我看来，关于土地信仰的资料目前来说是比较可观的，但是关于汉代的社日研究资料并不算多，它散见于不同的文章。比较系统论述的，相对较少。劳干先生的《汉代社祀的源流》[1]49-60中提到了社神信仰在汉代时就已存在于匈奴民族信仰之中。总体而言，劳干先生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初步了解当时的信仰状况。高臻在他的《略论秦汉时期民间的社神信仰》[2]45-48里面提到了亡国之社，同时他还认为汉代时出现了私社，并论证了私社与民社的关系问题。贾军仕在他的《浅论两汉乡村社祭的变迁》[3]35-37里提出，社祭时的祭祀者与被祭祀者的关系在两汉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社祭后的宴饮活动此时也成为了活动的重点，同时他也认为此时出现了私社。杨琳的《社神的源流》[4]209-220中论述了社神应为土地神，他认为战国以后，社神日趋人鬼化、庸俗化，神秘色彩也大为减少。宁可的《述社邑》[5]12-24中提出，汉代在传统的里社之外出现了其他类型的社。唐仲蔚的《试论社神的起源、功用及其演变》[6]86-88中也论证了社日的祭祀对象是社神，两汉时代社神职能发生了转变，社神地位也江河日下。王柏中的《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7]谈到了两汉时期祭祀的一些特点，他认为，秋社是一次综合性的祭祀，社神地位相比于前代，地位有所下降，不再具有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规格。杜正乾先生也在他的有关土地神信仰的文章中将社神信仰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论述。陈玉玺在他的相关文章中也认为社日强化了统治者的民本意识。集中论述汉代社日的著作有彭卫、杨振红所著的《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8]、郭必恒的《中国民俗史•汉魏卷》[9]和萧放先生所著的《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10]等。

　　我们今人对社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中仍存在薄弱环节。如汉末淫祀泛滥与社神崇拜的关系、社日具体的活动流程等。为此，我决定采取以下几种研究方法，从社日的起源、演化、在汉代的发展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以此让更多的人更好地了解社日多动在汉代的发展以及带给民众生活状态的变化。第一，文献法。关于社日，文献中的记载也是比较多的，但大多是比较零星的。我认为，要想说明社日的某些问题，离不开具体的社日活动，所以我以文献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第二，整理归纳法。我翻看前人的研究，关于社日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于纵向的研究，也就是就社日的某一个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但关于社日在某个具体时间段的研究来说，并不算多，当然也包括我的这个选题。所以，我也要了解他人有关这方面的成果，然后加以整理归纳，从而得到我所需要的内容。第三，坚持历史主义和唯物主义。我们都知道，拥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已发生的事情，因而我觉得坚持历史主义和唯物主义，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样的选题意义在于：第一，更好的理解当时人们行为之下的深层文化动机。我认为，习俗是某个地区在某个时期所形成的一些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习惯或准则。了解当地的习俗，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当地人们的一些行为或习惯。我的这个选题，也有助于后来者更好的理解当时人们行为之下的深层文化动机。比如说，研究了两汉的社日习俗，我就更加理解了为什么在董卓之乱时，人们还要举行社日活动，也更加理解了董卓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进行进攻。第二，了解历史，以资现在的精神文明建设:我认为，这个选题有助于大家了解汉代人民的精神世界，从而有助于我们从中汲取有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因素，从而有助于我们当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在汉代，人们的物质财富，生活质量是赶不上我们现在的，可是那时人们依然活的很快乐。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的精神世界却越来越空虚了。也许从一些历史文化中，我们能找到一些有益的东西，来提升我们的幸福感。第三，我认为有必要让两汉社日习俗研究这个专题更系统深入: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我认为有必要对已有的资料进行整理与归纳，使关于两汉社日习俗的研究的内容更加深入、系统，从而来补充学术界研究的不足之处。

　　社日，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祭祀社神而举行活动的节日，它发端于先民们对土地神的崇敬与膜拜。所谓“社，祭土”，也就是说社日的目的就是祭祀土地神。两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与人们信仰密切联系的土地神信仰也在此时发生了重大转折。而这些变化，是与当时的大环境密不可分的。首先，汉承秦制，这进一步完善了当时的国家体制和官僚制度，巩固了秦朝创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占统治地位的局面。最后，东汉初佛教的传入，进一步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于此时初兴的社日，是我国乡村社会的传统大节。在司马迁的笔下，汉代的布衣宰相陈平就因为在社祭后“分肉食甚均”而得到了里社父老的称赞。[11]2052可见，社日祭祀对当时的人们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当然公平也是维系社日活动的重要因素。陈寿的《三国志》载“常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12]174董卓之乱已经发生，人们却依旧在举行社日活动。可见，不论盛世，还是乱世，人们都会举行社日活动，由此可见人们还是比较看重社日的。

　　关于社日，我们必须明确的是社日所祭祀的社神到底指什么。在民间，人们更加关注与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神灵并将此作为他们的祭祀对象。我认为，社神应当指的是土地神。“社”从土，土字在卜辞中或指土地或土地神、或指祭祀土地神的地方。至于在后来的典籍中将一些人鬼误认为是社神，我觉得这与社祭的性质和祭祀制度是密不可分的，配祭制度的出现是造成人们误解的重要原因。《后汉书•祭祀志下》记载了大司农郑玄的一句话，“大司农郑玄说：古者管有大功，则配食其神。故句龙配食于社，弃配食于稷”。[13]3200那些为农业生产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受到了民众的爱戴，民众也把他们当作神一样的来崇拜，所以人们将他们与心目中的神袛共同祭祀，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人们信仰的社神不可见也不可摸，民众无法更进一步的表达自己的敬畏之情。基于以上几点原因，配祀制度就出现了。只是到了后来人鬼代替了土地神，被当作了社神祭祀的重点，因而后人误认为人鬼就是社神。当然还有人认为社神是指社、稷二神，即土地神和五谷之神。我们知道在古代人们社、稷并提，人们也以“社稷”代称天下或者国家。我觉得，这是因为很长时间内人们同时祭拜社、稷二神社神，只不过社神在祭祀中居主导地位。没有土地，谷物无法生长，祭祀稷神也离不开祭祀社神。所以人们祭祀社神肯定早于祭祀稷神。直到平帝之后，稷神才被官方独立出来进行祭祀。关于这一点，在后汉书中有所记载，“遂于官社后立官稷”。[14]1269说到这儿，有一点我需要说明，社神的出现是晚于社神观念的，社神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发展到汉代，社神已经变成了一位身兼多职的全能神了。

　　人们举行社日，最初是为了纪念土地神。因为在充满自然信仰的上古时代，自然信仰成为常态。原始人类对自然界充满了依赖，同时也对各种自然现象充满了恐惧。他们认为万物就像人一样，具有喜怒哀乐，是有灵魂的，由此也就产生了万物有灵观念。当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采集狩猎为主时，土地神信仰就像其他的信仰一样，是人们信仰中普通的一员。关于自然崇拜，宋兆麟先生认为：这是原始居民把可以直接接触到的、或者感受到的东西作为信仰的对象。当然，人们在选择崇拜的对象时，也对一些与自己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做了重点崇拜。[15]75随着农业活动在人们生产生活中所占的逐渐增大，人们对土地的依赖也逐渐增加。人们认为，土地可以生养万物，这就像女性可以生育后代，因而将土地神信仰人格化为“地母”崇拜。俄国的柯斯文也曾在他的《原始文化史纲》中也提到过，“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对于地母的崇拜特别突出”。由于土地神崇拜已到地母的阶段，所以在三代甚至更久远的时期出现“社”这一土地之神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到了战国以后，社神信仰就逐渐人鬼化、区域化、庸俗化。据《史记》记载，栾布因为军功卓著，被封为了俞侯，后又升至燕相，当时的民众就为他立了社，称为栾公社。[11]2735就因为功勋卓著，齐楚两地的人们就为他立了社。可见，社神信仰发展到这一阶段，自然崇拜的性质已慢慢消失了，转化成了具备多种社会职能的地区守护神。[6]88

　　丰产。土地神观念出现后，随着人们的需求又不断的发展、变化，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观念。然而，丰产是众多土地神观念中最早的一种。原始人认为，土地由神灵主宰，农作物的生长、结果都由这位神灵控制。只有运用祭祀、祈求的方式才能打动这位神灵，才能获得丰收。于是便形成了最早的土地神观念及其相关的祭祀活动。

　　祈求子嗣与佑护生命。萧放认为：社日，尤其是春社日，人们除了祈求丰收外，还会祈求新生命的诞生。在我国古代，人口增殖一直为统治者所追求，甚至人口增殖被看作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16]27-35

　　具备多种职能。土地神祭祀最初是人们用来祈求农业丰收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断给它增加新的职能，它就由最初的掌丰产的神变成了身兼数职、甚至是万能的神。春耕前祭祀社神，称为“春祈”；秋天收获后祭祀社神，称为“秋报”；冬天杀牲后祭祀社神，称为“腊祭”或“大割”。到了此时，我们发现，无论大事小事，人们都会进行祈祷。国家征伐前会祭祀，天子田猎前会祭祀，日月食时也会祭祀，天旱时会祭祀，就连发生火灾时也会祭祀。《春秋繁露•止雨》中就有一段关于西汉时期人们所举行的祈晴仪式，“雨以太多，五谷不和，敬请肥牲，以请社灵，社灵幸为止雨，除民所苦。无使阴灭阳，阴灭阳，不顺于天。天意常在于利民，愿止雨，敢告”。读到这儿，我们也能发现，社神信仰发展到这一阶段，社神也具有了止雨的功能。可见，此时的社神真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啊。

　　司鬼魂。由于中国古代人死了多实行土葬，被埋在地表之下，因而人们认为土地神也具有了司鬼魂之职能。而此时的土地神又被称为了土伯或鬼伯，其任务是接纳和管理已死的灵魂。

　　祭祀是我们中国古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祭祀是统治者为了维护xxx的稳定而举行的宗教活动。相较于国家祭祀，民间祭祀更多的是祖先祭祀以及那些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农神崇拜，而其中又以土地神崇拜最为突出。民间祭祀讲究实用，那些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神灵便成了民众祭祀的重点。

　　我们古人对土地神产生的信仰，是由最初的万物有灵到地母崇拜再到社神崇拜，在这信仰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土地神的地位是呈上升趋势的，与此同时对于土地神的祭祀也是越来越规范化。我认为，最初的社祀仪式可能比较简单随意，因而相应的记载也比较少。就这样一直发展到了周代，周王朝的统治者对民众的生产生活作了系统的整理与安排。社稷（“社”指土地神，“稷”指谷神）在此时被看成国家主神，载入祀典，被看作国家xxx的象征。按照社会等级的划分，此时社的祭祀也有了等级差别，大夫以下与百姓一起按地域立社，称置社。同时，周朝因俗制礼，将社神祭祀确定在了仲春之月。[9]229《晋书•礼志》载“祭用仲春，义取重生，于是‘择元日命民社’”。仲春时节，春意萌动，万物复苏，当然是祭祀的好时节。“元日”，即甲日，也就是说祭社的时间是仲春元日。这样，这个日子既符合了节令，也有一个好的寓意。同时，我们也明白了，社日是祭祀社神的重要节日。秦汉之际，为了适应人们春祈秋报的需要，出现了春社与秋社两个社日。春社，是在农耕开始之时，人们祈求社神保佑，保佑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因而在这天人们会举行祭祀仪式。秋社，正值秋收时节，里社居民怀着喜悦、报恩之情来举行活动，以便报答社神的庇佑之恩。除此之外，汉代有时会根据特殊情况出现不定时祭社现象。汉朝宫廷八月有饮酎（酎，一种经过多次复酿而成的上等美酒）之礼，但是汉朝的八月节风俗在岁时系统中尚未产生大的影响。[9]243从王柏中先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汉代以后，社日祭祀时间一般确定在立春后第五个戊日（春分前后），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秋分前后）。有一点需要说的是，到了汉代，官方祭祀也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于此时国家祭祀中出现了许多复合型的祭祀，秋社的祭祀就属于复合性的祭祀。同时，社稷虽然也具有xxx象征的意义，但不再具有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规格。[7]35换句话说，就是到了这一时期，相比于之前，社神的地位其实是有所下降的。祭祀时的参与者与被祭祀者，由参与者对于社神的敬畏变成了一场较为公平的交易。到了东汉时期，社神也被里社居民称为社公。据史XX载，东汉方士费长房“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13]2744就这样一个学道不成的半仙都可以“驱使社公”，可见，社公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是大不如前啊。可是，即使是这样，社神在里社民众心目中保佑水土，福佑里社居民的职能还是依然存在的。当然，伴随着土地神在民众心目中地位的降低，社神在此时已不是唯一被祭祀的对象。不同地区根据实际情况把本地区的有一定名望的人也看作祭祀对象。在汉代，官社仅到县社为止，里社属于民社。官方规定，里社居民不能随便立社。可是，官方的要求却并未完全得到贯彻。在普通大众中间，依然诞生了有别于里社的私社。私社，是里社民众自发地组成的一种团体。虽然受到限制，可却依然呈现出不可遏止的势头。[3]35–37这种现象在传统文人的眼中，就是淫祀泛滥，因为这些祭祀对象不是礼典中所规定的祭祀对象。关于社日祭祀的祭品，官社的祭品由官方准备，民社的祭品则是由参与人员一起拼凑。

　　关于社神祭祀，民间里社有，官方也有；我们汉民族有，少数民族也可能有。文献记载关于匈奴的写道“秋马肥，大会蹛林”，颜师古认为蹛者绕林木而祭，后来没有林木就绕着树立的柳枝进行祭祀，而这被认为是少数民族祭祀社神的一种形式。

　　东汉以后，佛教传入，道教发展。只有民间残存的置社仍活跃着，但最终也变成了城隍和土地的信仰了。

　　接下来我就说一说具体的祭祀土地神的仪式：

　　（一）瘗埋

　　文献记载，“祭地曰瘗埋”，也就是将祭品埋入土中，直接向土地神献祭，这种祭祀方法可能是最古老的。至于为什么这么做，我认为可能是古人发现：人死后埋入土中，在掩埋尸体的地方长出的草木特别茂盛，因而古人就认为土地神喜欢将人当做牺牲。因此，最早的牺牲就是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意识到牲畜埋入土中与人埋入土中具有同样的功效，于是乎便改用牲畜为牺牲去祭祀土地神。

　　（二）血祭

　　其实血祭也是一种相对古老的祭祀土地神的方式，它是用人或牲、禽的鲜血进行祭祀。用鲜血祭祀又可分为三类：把鲜血直接滴到土中，把鲜血涂在土地神形象上和用鲜血献祭。《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血祭祭社稷”，由此我们了解到至少周代已经存在血祭习俗了。其实血祭习俗的起源也不是偶然：战争过后，鲜血染红了一片片土地，在鲜血沾染过的地方长出的植物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古人以为土地神爱喝血，因而产生了血祭的习俗。其实，那只是因为血的肥力比较高而已。

　　(三)牲祭和禽祭

　　牲祭、禽祭与血祭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牲祭、禽祭就是杀牲或禽来祭祀土地神。它与血祭的区别在于血祭是把鲜血作为主要祭品来祭祀土地神，而牲祭和禽祭则主要是用整个牲畜或家禽作为祭品去祭祀土地神。据民俗学的研究，我们了解到这种仪式在近现代的少数民族祭祀中仍有残存。

　　当然，祭祀土地神的仪式除了以上几种外，还有酒祭和一般的祭祀。酒祭就是用酒来祭品祭祀土地神，而一般祭祀是借助少量的肉、菜等进行简单的祭祀。

　　我认为，到了汉代，民间里社最常见的祭祀土地神的仪式是一般祭祀和酒祭。至少，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人们在举行完社日活动后，会在社树下分享社肉社饭社酒。[17]323–332

　　（一）封土

　　“封土”被当做了社神的象征，封土立社表示了周王赐土的恩泽以及诸侯取得了祭祀土神的权利。当然这种土非比寻常，它是一种特别的五色土。我们知道，以土为社有一个问题，就是土堆长期暴露在风雨之中，很容易被风蚀或被雨水冲垮，因为古代的社是不用什么东西遮蔽的，目的是能够与天地之气相通。《礼记•郊特牲》载“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18]312但是以土为社不便于移动和搬迁，所以以土为社就慢慢消失了。也由于以土堆为社主不可能长期保存下来，所以现在也很难找到这种类型的社祀遗址了。

　　（二）树木

     　在人们眼中：树，特别是高大的树木或具有特别性质的常青树，是具有灵性的。树木高耸，不仅引起了人们关于天梯的联想，还因树木葱茏，被认为是神灵栖居之所，甚至被认为是社神的化身。众所周知，我国地大物博，各地生态环境有所差异，因而不同的地方社树可能也是不同的。《太平御览•社稷》引《尚书•逸篇》载周代故事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为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当然，除此之外，地方上选用其他特色树木作为社神象征物的也很多，比如说枌榆社，这就如《周礼•地官》所载：“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同时，我们古人在各个时期所祭的社树也可能是有所差异的，《论语•八佾》中记载道，夏时选用松树，商时选用柏树，周时选用栗树。虽然说这个问题现在存在差异，但至少我们我可以了解到社树在同一地区也可能不是一成不变的。至于为什么这么做呢，据说这是因为新的xxx建立后，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的需要而做出的改变。比如说，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其社祀体制也发生了改变：宣布商社为亡国之社，称之为“戒社”。同时，周人建立了自己的新社，称为“胜国之社”。[19]7–12

　　（三）木牌说

　　木牌就是神主，即“主者，神象也”，这是在树木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木牌之主可以请出山林，便于为人们的其他关于精神方面提供服务，一般主要是战事。

　　（四）立石说

　　立石为社，在原始社会时就已经出现了。自然界的石头，在原始人那里，被认为与生命之源或者生殖有关。“石”，不但是生命之源的象征物，同时也具有生命保障的意义。女娲炼石补天，精卫衔石填海，这其实就是表达石的生命保障涵义。大禹的妻子化作大石，裂而生启，此神话，便直接传达了石的生生功能。因而，石具有了生命之源的文化意义。立石说被认为是古代社祀的遗存。郑玄在关于《周礼•春宫•小宗伯》所做的注里面就曾说道，“社之主盖用石为之”。总之，把石头当做土地神或社神的象征物是比较常见的。

　　（五）立尸说

　　在杜正乾老师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周代以前，人们祭祀社神都是用尸体进行祭祀的。所以我认为立尸这种祭祀仪式出现的比较早，并且这种祭祀形式主要是用于宗庙祭祀。[20]70-87

　　我们知道，汉代的社神祭祀是比较普遍的，当然种类也是颇多的。我们了解到周代时设立了等级鲜明的社神祭祀制度，到了汉代时这些制度也就有了相应的变化。因为秦王朝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xxx，诸侯之社也就随之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则是郡县之社。于此时，也出现了三个层面的社神祭祀形式，形成了官社与民社两大土地神祭祀系统。民社呢，一般认为起源于周代，其置社与汉代的里社相仿。相比于民社，官社是比较庄严的，其费用也是由官方承担。而民社的费用是由里社的居民自己承担，因而也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当然，民社的举办也是得到官方默认的。官社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以春社为重。民社是出于生活的需要，是农业的保护神，简单随意，欢乐祥和，以秋社为盛。虽然说，民社由于祭祀简朴随意，人们大多祈求丰收“但为田祖求报”而遭到上层人士的嘲笑，但真正能体验到社日欢乐的还是民间的里社。即便是在贫穷的地区，民众依旧可以体验社日的欢愉。与先秦相比，里社居民对于社神祭祀的活动的态度伴随着贫富差距而出现变化，带有自由参加的意味。在传统的里社之外，也出现了其他类型的社。有按等级而结合的，也有根据所从事的职业而出现的，社的职能往往在社名上反映出来。比如说东汉时期出现的“正弹”（弹即单，当是社的别称），它是地方官为百姓均摊更役，募钱雇人充役而组成的。[5]12当然更多的是里中民众自己建立的私社。

　　《郊特牲》载“唯为社事，单出里…唯社丘乘共粢盛”。[18]312早期，民间社日祭祀是把社田的收入作为活动经费来举行社日活动的。当社田制度被取消后，民众就通过平均分摊和自愿资助等方式来获取活动经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致使社日祭祀活动在民众心目中出现失衡的现象，而这也是导致社日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谈一谈社日的盛况。

　　《四民月令》载“二月祠太社之日，荐韭、卵于祖祢。”[21]10二月，百姓们要祠社，这儿所说的“太社”是指民间祭祀的乡社、里社。民众们准备好祭品，当然由于是自己承担费用，所以一般都比较简单。根据这段文字记载，在祭社结束后的第二天人们一般情况下都会去扫墓，也就是祭祀祖先。到了八月，祭社程序也大同小异。只不过在祭祀中，包含着“春祈秋报”的意味。社日祭祀活动一般在社树下举行，里社居民提前搭好帐篷，供奉好社神，然后都聚集在社树下举行活动。社神祭祀时，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干的活，大家分工明确，没有一个人是闲着的。在社日活动中，里社民众集体劳动被视为一种义务。大家只有做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才可享受社神所赐予的福分。而这种集体劳动，公众参与又体现了社日这天民众的公众参与。当然，从社日活动中，我也能体会到民众原始的民主的意识。我们知道，官方的祭社仪式庄严、肃穆，祭品丰厚。相比于官社祭祀仪式，我认为民间祭祀更具娱乐性，而这也是社日的又一大特性。社日是民众的假日，娱乐狂欢也成为了社日祭祀的一部分。

　　在社日活动中，人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祭祀祷告。民众首先用食物献祭，然后再进行祷告。祷告的一般都是祈求五谷丰登，或者是感谢社神保佑农业丰收之类的。接着就是击鼓助祭，共饮祭酒，分享祭肉，当然在祭祀社神的同时也会有相应的配乐。到了此时，社神祭祀也就具有了更加明显的娱乐化倾向。民众借着祭祀社神的日子，击鼓喧闹，纵酒高歌。鼓与酒也就成了祭社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如《周礼•地官》所载“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酒被认为是社日公共娱乐的催生剂。醉酒后，人们易于摆脱常规的束缚，从而获得身心的愉悦。社日，与其说是娱神，不如说是娱人。当然，除了社鼓社酒之外，集体分享社肉，社饭也是社日公众娱乐的重要内容。人们在祭神之后均分社肉，享用社饭，表示人们已获得了神灵的庇佑，然后“极欢而散”。

　　说到这儿，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社日发展到汉代，也并不是每年都要举行的，有时因为特殊情况，也有可能有罢社的现象出现。《三国志》记载了一段发生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故事，书中记载：“（王修）母以社日亡…为之罢社”[12]34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日的举行与否是由乡里决定的，社日也不是必须要举办的。

　　加强了村社成员之间的联系。在社日活动中，里社居民表达的是对土地神的崇拜与敬仰之情。在社日活动中，人们祈求丰收，这是每个里社居民都所祈求的，因而简单的祭社活动也就带有了一种公共的需求，社神也就成了里社成员公共意识的投射。同时，社日活动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里社居民的生活习惯。民众祭祀社神增加了共同的话题，也使得里社成员的交流更加频繁。

　　增强了成员对集体的认同感、归属感，维护了村社的稳定。祭社时，里社成员有共同的利益需求，因而彼此之间也更加亲近。在做社过程中，里社成员集体劳作，均分社肉、社饭，大家都提供了自己的义务，也获得了社神所赐予的福分。对于所属的里社，里社民众也就不自觉地有了一种认同。而里社成员的对于里社这个集体的认同，反过来又维护了里社的稳定。因而这也是一种凝聚村社成员，维护社区稳定的重要方式。

　　对村社成员的生活起到了调适作用。我们知道，到了社日这一天，人们提供自己的义务，然后击鼓奏乐，饮酒高歌。这对于终年忙碌的劳动者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放松的节日，“社日”聚集狂欢成为了民众日常生活和情感宣泄的需要。所以，这对里社民众的枯燥生活起到了一定的调适作用。

　　有助于文化的传承。社神信仰从上古时代的简单祭祀到现在的初具规模的发展，它是民众在其生产生存和发展的过程有选择的形成的。做社过程中，民众的主动参与本身就是对社神信仰这一民俗的继承，而社日仪式在不断地重复中也得到了延续。

　　强化了统治者的农本意识，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从古至今，我国劳动人民就一直以农业生产为主。而农业生产是民众劳作的基本模式，这对于从土地中讨生活的民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历朝历代对于农业生产也是看的非常的重。我们从人们对于土地神、谷神的崇拜之中也看到了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重视。同时，人们对于土地神的崇拜，也强化了统治者的农本意识，因而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在汉代，牛耕技术有所发展，人们的生产也向精耕细作化转型。我想，这些发展与统治者的农本意识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

　　[1]劳干.汉代社祀的源流[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3.

　　[2]高臻、贾红艳.略论秦汉时期民间的社神信仰[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3]贾军仕.浅论两汉乡村社祭的变迁［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8,8.

　　[4]杨琳.社神的源流[J].文献,1998,(01).

　　[5]宁可.述“社邑”［J］.北京师范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1:12

　　[6]唐仲蔚.试论社神的起源、功用及其演变［J］.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2,13.

　　[7]王柏中.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04.

　　[8]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9]郭必恒.中国民俗史（汉魏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0]萧放著.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1]司马迁.史记•陈丞相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