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与历史环境的关系

摘要

“书法是以文字为素材并且按照形式美的原则进行再创造的一门独特艺术”[1]。中国书法穿梭在中国古代，近代以及现当代的历史长河中，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然而，任由岁月流逝，历史环境的不断变迁，中国书法却一直毫不动摇，日复一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是，坚守并不代表一成不变，固执守旧，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对书法的各个方面，诸如书体，书写工具，书写载体，书写目的，书写内容，审美取向以及书写风格等多方面都造成了不同层次的影响，中国书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中国书法与历史环境关系密切且相互影响。

关键词：中国书法；历史环境；政治；经济；文化

前言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纵观中国书法，最早的我们可以从甲骨文开始说起，紧接着就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即金文。但是，由于殷商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书写工具和书写载体都受到了限制，审美取向也没有出现，所以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算不上完整的书法艺术。汉代时期，书法艺术开始攀向高峰，在汉代书法中极其流行的就是隶书，因此，人们常用“汉隶”来称呼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时代，此外，草书，楷书也在汉代产生，出现了隶书居主导，诸体皆备的繁荣局面。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是最为动荡不安，战乱时间持续最长的一个时期，但这个时期的书法艺术不但没有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反而更加绚丽多彩，这一时期，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都已基本完善，还出现了钟繇，王羲之等杰出的书法大家，他们创作了许多非凡的书法作品，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增添了一抹亮色。隋唐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都堪称一绝，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宋代书法，盛行帖学（所谓帖学，就是辗转翻刻前代名帖，然后又师法于帖，结果因翻刻走样，难得真谛，限制了宋代书法的创新。[2]）书法艺术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由于宋代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印刷术的出现，使得宋代的书写工具，书写载体有了较好的发展与进步，进而促进了宋代书法的创作水平和书写风格，毛笔的改进与宋代的行草书不谋而合，形成了宋书尚意的景象。明清时期，书法艺术已逐渐走向衰败期，“台阁体”，“馆阁体”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千人一面，呆板僵硬，缺少生机，清代书法以嘉庆，道光为界，前后泾渭分明，前期书法盛行帖学，书法艺术未进反退，后期重视碑学，书法艺术才出现了新的转机，缓慢发展，出现了郑板桥，康有为等著名书法家。

随着朝代的更换，历史的变迁，中国书法的发生发展与历史环境有着不可切割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我们可以将历史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所谓的自然环境就是应该是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的，特指非人类活动所形成的环境，人文环境则是与人类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时时刻刻都受人为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与自然环境刚好相反。在本文中，我将从历史环境中的人文环境着手，论述中国书法与人文环境的关系。同时，人文环境涉及的内容也很多，大致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个方面，我将主要把政治，经济，文化作为切入点。纵观历史这个大环境，政治，经济，文化与我们的关系最为密切，它们三者之间彼此联系在一起。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别围绕中国书法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进行论述。

一、中国书法与政治的关系

（一）国家政治对书法的影响

在影响书法的诸多要素中，政治对书法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至关重要的。政治制度，国家政策以及社会形势对书法的影响决定了书法在所处时代的地位和发展前景，影响了书法的兴衰繁荣。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秦王朝。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的重大举措，在大篆的基础上把繁复的文字加进行省改，六国的异体字变为统一，成为“小篆”，也叫“秦篆”[3]。小篆是在大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改变了复杂的书写方法和书写工具，一时之间，小篆成了秦代书法中的标准文字，得到了大力的推广和使用。小篆的主要功能就是记录和传达国家的政令，书写公文，但是秦朝作为统一王朝，政事繁多，公文数量庞大，后期为了更方便更迅速的书写公文，隶书开始在秦代崭露头角，在汉代得到了更好的发展。由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政策的实施，秦篆，隶书两种书体在秦代占据了重要地位，小篆更是成了全国统一使用的文字。秦始皇“书同文”的政策使得篆书这种书体在秦代兴盛繁荣，地位极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问题频繁突显，政局动荡不安，但是，这却给书法艺术的发展造就了很大的契机，致使魏晋书法达到了另一个高峰，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魏晋书法如此繁荣呢？这就要从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和政治环境说起了。魏晋时期，国家分裂，XXX频繁更换，政治黑暗，政治斗争不断发生，再加上门阀制度的盛行，使寒门子弟和士族界限分明，矛盾尖锐，士人书法与寒门书法有着很大的差异。寒门弟子纵使有旷世奇才也得不到重用，被拒于千里之外。即使是士人，也常常怀才不遇，饱含学识，深有鸿鹄之志，但却无处施展才华。面对朝廷中的勾心斗角，他们内心苦闷却又不敢抒发，唯有自我放纵，在淡泊宁静中求得精神寄托。一大部分人开始用书法来书写自己的心灵感受和精神世界，他们把自己心中的抱负理想，抑郁不满都倾诉在书法的世界中，再加上魏晋玄学的兴起，老庄哲学的盛行，人们开始对山水，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自然而然的影响了书家的审美和兴趣爱好，这一时期，行书，草书急速发展，如日中天。魏晋书法表现了对人性压抑与反抗的情况，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相互反映。

当然，放眼中国历史的政治，与书法艺术关系最密切的应该是科举制。科举制在隋朝初步形成，在唐朝得到了完善。唐代科举制以书取士，把书法作为进入官场的一项重要的考察科目，并把法度森严的楷书作为主要的考察项目，决定一个人是否入官的首要标准就是其楷书是否精美。科举制以书法作为选举人才的标准对书法的普及和传播有积极作用，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了学习书法的阵营，更有甚者，从小就开始接受书法教育，不仅有利于更好地弘扬书法艺术，对于学习书法的个人而言，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品质，所谓“字如其人”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书法作品中看出此人的性格，家教和修养。唐朝浓郁的书法风气使得书法在唐朝达到了鼎盛，成为了书法史上不可超越的高峰。然而，当科举制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其弊端已经开始逐渐显现，明清科举制以八股文作为主要的考察内容，八股文形式呆板，没有活力，限制了书法家的创作思想，无法发挥其真正的聪明才智，不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

科举制一方面加大了研习书法的人群，有利于书法艺术更快更广泛的继承与传播，但另一方面，也在社会中形成了官贵民贱，官重民轻的现象，对楷书和八股文的推崇也限制了书家的喜好和自由，因此，科举制对书法的影响有利也有弊。尤其是在科举制废除后，这种影响更加突出，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科举制明文规定女子是禁止参加科举考试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科举制是有性别歧视的，因此为了科举考试而学习书法的人基本上都是男性，女性失去了学习书法的兴趣和动力，在科举制废除后，学习书法的人就没有了性别之差，更多的女性也投入到了书法的学习中，出现了大批的女性书法家，有利于书法更广泛地传播，创造出更多优秀的书法作品。其次，科举制以楷书作为主要的考查内容，从而限制了书家的爱好和自由，科举制废除后，书家就不再受到束缚，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和爱好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让书法艺术更加重视书家审美与创新。再者，把书法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使书法逐步沦为人们入朝为官，求得仕途的工具，人们研习书法的目的不再单纯，书法也不再是人们寄托情感，诉说心灵的重要载体，科举制的废除使书法家不再被功名利禄所牵绊，也避免了书家官员化的现象。

朝代更换，新的君主上位，就会出台新政策。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了大宋王朝。赵匡胤立国之初，便看到了前朝XXX更换的历史教训，他深知武将的权利过大势必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甚至是生命安全，为了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和朝廷重臣大权在手会减弱自己的力量，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他提出了“崇文抑武”这一政策。提倡读书，鼓励人们学习文化知识，重视文人，欲以文人来抑制武将的权利，该政策的实施使得北宋的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社会经济也大幅度的发展，同时为国内赢得了长达数百年的稳定，宋代的书法艺术因此得到了振兴。“崇文抑武”的政策，使得宋代的书法人才被统治者高度重视，专门为他们设立了“画院”，还四处网罗研习书法和爱好书法的人才，并为书法艺术的发展营造了宽松的氛围，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这一时期，出现了四位伟大的书法家，他们就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宋四家”他们将自身的心灵感受，个体心性倾注在诗词文章和书法作品中，写出了自己洒脱率直的个性。此外，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东坡居士苏轼来说吧，苏轼一辈子到死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抱负，但在文学艺术上，他的造诣却是极高的，尤其是在黄州度过的五年的贬谪生活中，他看透了人生的起落无常，对自己的理想也不抱任何希望了，此时，他剩下的就是将自己的这份释然，洒脱寄托于自己的文学与书法作品中，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黄州寒食诗帖》等作品中都体现了他对人生百态的淡然。宋代书法中，成就最高的就是行书，表达出了传情达意，率性真情的书写风格，体现出了“意”的作用，这与“宋四家”的书写风格，书法旨趣也不谋而合。北宋“崇文抑武”的政策，使得宋代书法空前繁荣，并出现了杰出的书法大家，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书写风格，再加上赵匡胤本人对书法的提倡和热爱，使得“宋人尚意”的书论有了很好的彰显。

政治制度以及当时实行的政策措施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影响巨大，当然，决定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除了国家政治，还有统治者个人对文化艺术的看法和认知程度。

（二）统治者对书法的影响

翻开中国古代历史，隋王朝犹如昙花一现，时间虽短，但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却毫不逊色。隋唐书法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归功于统治者及社会各界对书法本身和书法研究者的提倡和重视，尤其是统治者对书法的热爱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隋炀帝曾修建“妙楷台”，用来收集古代流传的书法作品，使书法作品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唐太宗对书法的热爱更是达到了极致，几乎处于痴迷的状态，又有唐朝稳定的政治，繁荣的经济为其提供条件，唐太宗在书法家可谓是大展拳脚，呼风唤雨。唐太宗在位期间，设立了弘文馆，专门供书家研习探讨书法，朝廷还专门修建书法学校，开设书法课程，甚至把书法当作选举人才的重要标准，因此唐初官员中有很多人既是朝廷大臣又是有名的书法家，唐太宗还经常跟他们在一起探讨，切磋书法。鉴于唐太宗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审美取向方面都追求“中和”，这与王羲之平和自然的书法特点相得益彰，故在众多的书法大家以及书法名作中，唐太宗对王羲之的书法作品的痴迷程度无人与之匹敌，尤其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吸引了唐太宗一生，至死也没能忘怀。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堪用“尽善尽美”来评价，并用自己帝王的身份和权利给予了王羲之“书圣”的荣誉称号。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要求书法必须为政治服务，将书法与政治建设联系在一起，不仅有利于书法更好的发展与更好地被人们用在适当的位置，还有利于政治水平的提升。唐玄宗时期，唐朝由盛转衰，前期的繁荣昌盛，后期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反叛，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前后两段时期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但是，唐玄宗也是一个酷爱书法的统治者，他对书法的热爱并没有因为后期政治的衰败而淡去，使唐朝此时的书法盛唐时期的书风相吻合，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书法艺术的繁荣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若要谈论拥有统治者和书法家双重身份的人物，宋徽宗便是典型的代表人物。宋徽宗是一个失败的统治者，他在位期间，重要蔡京，童贯，高俅等奸臣，导致奸臣宦官当道，把持朝政，祸害百姓，任用贪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横征暴敛，激起各地民愤，百姓怨声载道，先后爆发了方腊，宋江起义。但在文化艺术方面，他是一个成功的书画家，他先后向黄庭坚，薛稷等人学习书法，并杂糅各家，取众人之长，最后创出了独具他个人风格的“瘦金体”，成为后人学习书法的典范。宋徽宗在位期间，凭借着对书法的一腔热血，广泛收集书法作品，他独创的“瘦金体”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佳作，把书法艺术推向了又一个高峰。

书法艺术作为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分支，深受国家政治的影响，但书法艺术同时也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经济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水平，经济水平对中国书法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大致体现在书写工具与书写载体，书写内容与书写目的这几个方面。

二、中国书法与经济的关系

（一）经济对书写工具与书写载体的影响

笔，墨，纸，砚是古代文人必备的工具，也是书法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经济水平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导致笔墨纸砚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尤其是纸和笔，随着不同时代的经济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经济水平的进步带动了科技水平的发展，科技水平带动了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的改进，从而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经济水平对书法的影响深远且巨大。

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也是最早的书法，甲骨文是写或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在这个时期，最普遍的书写工具就是刻刀，最常用的书写载体就是龟甲兽骨[4]。到了西周时期，手工业作坊规模扩大，青铜业发达，青铜器便成了主要的书写载体。

殷商晚期，战国早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物质的不断丰富，竹片，木片开始进入书法创作的市场，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成为了主要的书写载体。在纸张还没有发明的先秦即秦代，竹木简牍一直都是最为常见的书写载体，同时也是秦代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隶书的重要载体。当时，毛笔也开始在书法界中占据重要位置。传说毛笔是秦代戍边大将蒙恬所造，但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绘画以及殷商的作品中已经能看到毛笔的存在。春秋时期，帛，即丝织品成为主要的书写载体。从刀刻至毛笔，不同时期，毛笔的材料，做工也有所不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上升，人们的审美标准也在增强，对毛笔有了更高的要求，人们开始对毛笔进行装饰。比如说，汉晋时期，笔锋多用兔毫和狼毫，到了宋代，为了实现宋书尚意的目标，羊毫笔开始普遍使用，羊毫比狼毫更柔软，更容易把握，与气韵生动的行草书更是搭配得当。从龟甲兽骨到竹木片，再到帛，也体现出了古代人民的生活生产方式的进步，经济水平的提高，然而，由于竹木片过于笨重不易携带，翻看，丝织品又过于昂贵，非常人可以负担得起，这样的话，就不利于书法艺术的传播，渐渐的，纸张开始进入了书法世界，由于各个朝代的经济水平，科技水平都有差异，纸的材质和种类有所不同。魏晋以后，稻草，麦秆，橘皮等都被用于造纸，东晋时，大麻也被用于造纸，晋唐时期，南北各地均以麻纸为主。隋唐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造纸技术和纸的质量空前提高，唐朝成了纸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麻纸也比以前的麻纸更加精致，精美。西汉时期，国力不断富强，经济水平也在逐步上升，人们对文化艺术的追求也达到了高潮阶段，纸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东汉时期，蔡伦对纸张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改造，他不仅扩大了造纸的原料，更改进了纸张的质量，对书法的贡献堪用卓越二字。对纸张的改进，使得书体更加精美，活灵活现，也给书家提供了更多创作书法的机会。

书写工具与书写载体作为书法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始终决定着书法创作的价值与效果，经济水平影响着书写工具和书写载体的发展水平，进而直接影响着书法，经济与书法的关系密切，相濡以沫。

（二）经济对书写目的与书写内容的影响

书法艺术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沧桑，却依旧矗立，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环境的改变而遗失在历史的轨迹中，相反的，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书法艺术正在一步步走向文化艺术的高峰。书法源于文字，文字的初衷便是记录，记录历史，记录现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就是人们用来记录祭祀祖先，农作物的收成情况，天时气象的变化，战争的胜负以及生育，疾病等内容。西周时期的金文主要记载统治者励精图治和社会现象，如《利簋铭》详细的记载了武王克商的事迹，《大盂鼎》，《墙盘铭》等都有很高的史料研究价值。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上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进步，人们对金钱的需求和渴望越来越大，此时，人们对书法已不是简单的欣赏和喜爱了，不再把书法当作自己抒写心灵感受和精神世界的载体，人们开始把书法当成自己发财致富，赚钱营利的工具和手段。书法逐步步入市场，出现了书法作品商业化的现象。

在艰难而漫长的“文革”十年里，唯有书法艺术在艰难地匍匐前进，这个时期的书家们，眼里没有对功名和利益的渴望，只是单纯地一心扑在书法创作中，只为书法而创作书法。然而，在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时期，越来越多的书法家被经济市场吸引，一时间陷入了功利和名望的淤潭中，无法自拔，更有甚者，越陷越深，自取灭亡。书法作品大量涌入市场，街头巷尾，地摊上，商铺中都陈列着各式各样的书法作品，字帖，卷轴字画，来自不同的书家，展现了不同的书法风格，各种书法活动，书法展览也随之风起云涌。一时间，在社会中涌起了一股“收藏热”，但如今人们收藏书法作品不再是出于喜爱，也不是看重了书法的文化价值，而是一味地追求它们的商业价值，根据该作品值多少钱，能给自身带来多少财富而去收藏它们在经济水平蓬勃发展的二十一世纪，书法商业化更加明显了，书法培训班，书法展览活动已是随处可见了，同时，随着电脑的普及，用毛笔书写文字的场景已经很难见到了，真正的书法艺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淡出人们的视野。

经济水平与综合国力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景与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时，经济水平与一个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状况也是息息相关。书法与经济之间也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从积极层面来看，经济发展可以促进书法艺术的繁荣。首先，经济水平的提高可以改善书法家的生活水平和创作环境，让书家心无旁骛地创作书法，不用为衣食烦忧，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书法作品。其次，经济水平的提高，让更多的人有资本和钱力去开始追求自己的爱好，享受生活，一时之间书法培训班，书法展览协会，以及在大学中开设书法专业等，被推上了社会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有利于书法的传播与发展。再者，经济水平的改善，从而带动了生产力，生产水平的进步，为创作书法带来了更加精致完善的书写工具和书写载体，有利于书法艺术更远的传播。同样，书法艺术的繁荣也会创作更多的社会财富，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会产生一些弊端。当书法艺术成为谋取社会财富的途径时，书法艺术也会进入一个盲区，书家创作书法的心也不再安静，纯洁。所以说，凡事有利也有弊，利与害总是同时产生，我们唯有看清利害，才能淡然处之。经济与书法的关系总是矛盾的，但又相互推进。

每当谈到政治，经济，总会涉及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包含了思想文化，物质文化，宗教文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思想文化更是中国从古至今的一笔宝贵财富，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宗教文化中的佛教文化也是蔚为大观，它们不仅对人的行为规范，谈吐举止有影响，对中国书法艺术也有着巨大影响。书法与文化的关系和书法与政治的关系一样，同等重要。

三、中国书法与文化的关系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是由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创立的，历经中华几千年而依旧光辉灿烂，其影响更是广泛，被后人代代传承。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儒家思想经典无数，尤其是孔子的“仁政”思想，在学思方面的“学思结合”思想都对后人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在审美方面的“中庸”思想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影响更是巨大，特别影响了书家的审美取向和书写风格。所谓“中庸”，即强调在书法创作方面要求书家要注重柔和与阳刚相协调，力道与软弱相辅助，不偏不倚，不入极端，要求书家在书写心情，抒发个人感情时要适中而有节制，把握尺度，在书法创作时保持舒适平静的心境，不急不躁，忌讳大喜大悲，大怒大哀。在书写风格方面，儒家主张整齐划一，这也对书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道家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对我国文化艺术的影响不低于儒家思想。道家的核心概念就是“道”，而“自然”又是道的根本属性。道家的“自然”是指道的运行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即毫不受外界意志的牵制与干扰的客观状态[5]。道家的“自然”观在书法艺术中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书法源于自然，意思就是说，书法最早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大自然，自然界中的花，鸟，动物的形态和特征是古人创作书法最早的模板。其次，道家的“自然”观要求书家在书法创作时随心所欲，做到笔法自然，自由创作，达到真正的自然境界，即自然而然地毫无障碍地比表达，把自己心中所想的，眼睛所看到的尽情流露在书法作品中。道家的“自然”观在书法世界中已经上升成为了一种“审美”风尚，强调用笔恣意，随笔而行。表现出真情与直率，在书法的用笔和审美取向方面影响很大。

宗教对于书法艺术和书法家的影响也是具有重大意义。早在商州时期，甲骨文和金文的出现就是人们宗教信仰的一种体现。自东汉时期，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佛教开始在中国兴盛起来，佛教对于书法的影响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南朝梁武帝萧衍十分崇敬佛教，想用佛教来统治人民，一时之间，出现了大量的僧人，广修佛寺，这一时期，书法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式，即造像刻碑。到了隋唐，统治者也极力推崇佛教，六朝至隋唐，摩崖碑刻，写经抄经书法名作数不胜数，这一时期，书法的内容大多都与佛教有关。佛教对书法的影响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佛教经书的抄写造就了“写经体”，丰富了中国书法的艺术形式，许多写经体就是书写精美的书法作品。其次，佛教中的“禅宗”以其静默深沉的思维方式影响到了书法创作的审美风尚，极大的丰富了中国的艺术理论。最后，在抄写经书的过程中，对于寺庙僧人而言，提供了练习书法的机会，出现了大量的僧人书家，同时也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发展，传播了佛教，如摩崖，石刻等都对佛法，佛经的记录和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书法与文化之间是共同作用的。首先，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从小的层面来看，大致包含了文学，绘画，书法，曲艺，制度，观念，思想等多个方面的内容，然而中国书法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中国文化精髓的体现。纵观中国文化，其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都与书法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前面书写载体与书写工具的改进，从龟甲兽骨到竹木片，从竹木片再到纸张的改进，从刻刀到毛笔，这些都体现着我国物质文化的演进与发展，从中反映出了物质文化水平的发展决定了中国书法的发展水平。此外，科举制度的改革，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重要主张都对书法的审美风尚影响颇大，这些都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书法作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与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

其次，中国书法作为以文字为载体的一种独特艺术，是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放眼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历史有中国的历史那么悠长，那么古老，中国地大物博，在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五千年的文明历程，历史造就了一大批一大批文化财富，在这些文化财富中，我们便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轨迹，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轨迹。中国书法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受到西方许多国家的欢迎和重视，堪与西方的油画相提并论，在中国书法的一撇一捺中，都彰显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是国外人士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结论

中国书法是一门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老艺术，在漫长的历史轨道中，书法艺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历史环境的变迁对书法艺术的影响更是巨大深远且不可磨灭，自然环境在南北两方的差异，人文环境的复杂性，都对中国书法造成了形形色色的影响。总的来说，中国书法与历史环境的关系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我国的自然环境来看，秦岭—淮河一线把我国从地理位置上分成了南方和北方两部分，我国南方与北方在自然环境上存在的差异也间接的引起了我国书法在南北两地的差异。南北自然环境的差异导致南北书家性格和审美情趣不同，也导致了书法风格与书体的不同。北方气候干燥，河流稀少，缺水，多为沙漠荒原，植被稀少，环境比较恶劣，北方人性情刚直，质朴爽快，故而形成了豪放，粗犷的社会风气，书法风格也就自然而然的倾向于雄壮豪迈，严谨方正，如北方著名书法家钟繇，颜真卿，欧阳询等，他们的书法作品基本上都展现出了稳健厚重，雄伟庄严，法度严谨，以他们为代表的北方书法大多盛行篆书，隶书和楷书。相反，南方气候温和，空气湿润，植被繁盛，多为小桥流水，故而形成了细腻，温和的社会风气，书法风格也就趋向于温婉柔雅，以享有“书圣”之美誉的王羲之最为典型，王羲之虽祖籍山东，但长期生活在江浙一带，以行书闻名于世，他的行书形态优美，变化无穷，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南方书法大多盛行草书和行书。此外，在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崇尚“壮美”，以“碑学”最是流行，讲究粗犷质朴，不加任何修饰，南方追求“优雅”，讲究阴柔，含蓄，以“帖学”最为盛行，形成了“北帖南碑”的特点。我国自然环境的南北差异性在古代历史上就已经开始显现了，不仅历史悠久，对我国造成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我国的书法艺术作为人类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无可避免的受到了南北差异性的影响。

与自然环境相比较，对我国书法艺术影响更大的应该是人文环境。人文环境的复杂性，广泛性对书法艺术的整体发展以及书写风格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从我国书法艺术的整体发展来看，人文环境对其的影响是无可替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与发展都对书法造成了影响，政治制度，国家政策，以及统治者对书法的态度都会影响书法在所处时代的地位和发展状况，决定了书法的用途和兴衰繁荣。经济水平，科技水平的发展对书法的影响是辩证的，有利也有弊，一方面，科技上水平的进步改进了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促进了书法水平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水平的上升，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同时，使书家对书法的认识观和价值观进入了一个错误的区域，人们开始用书法来为自己谋取私利，使书法艺术止步不前。从书写风格方面来看，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佛教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在人文环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儒家思想中的“中庸”思想，道家思想中的“自然”观，佛教文化中的“写经体”，都与我国的书法艺术关系密切。

历史环境是历史的一部分，中国书法也是历史最好的写照，中国书法与历史环境相依相随，密不可分，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与中国书法有着同等重要的关系。

注释

[1]何炳武.书法与中国文化[D].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73

[2]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D].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291

[3]汝信，任德山.中国书法[D].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汝信，任德山.中国书法[D].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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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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