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产业规模日益庞大，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然而，当前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现状已经难以契合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趋势，传统制造业面临的产能过剩、高端制造业面临的发展动能不足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为此，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大量的税收减免政策来为制造业企业减轻负担，促进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结构优化。其中，增值税作为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发展的重要税种之一，也成为了XX减税政策的发力点。
增值税税率下调、扩大抵扣范围等多项减税政策切实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负担，促进了行业的转型发展，但具体减税成效还需要进一步评估。基于此，本文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以及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标准将我国制造业进行重新分类，实证分析了2016-2018年间的增值税减税对25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发现不同类制造业企业的减税收益存在差异，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来助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论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第二部分在阐述增值税及企业财务绩效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税收中性原则、税负转嫁与归宿理论以及供给派减税理论等财税理论进行了说明；第三部分先对与我国制造业各阶段的增值税政策进行了梳理，然后从理论方面分析了近年来主要的增值税减税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税负及财务绩效的影响；第四部分在分析增值税减税政策期间我国制造业宏观税负变化情况后，选取25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在2016-2018三年间的各项财务指标，利用Stata16.0、SPSS24.0进行指标降维与数据建模，分析减税政策对各类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第五部分在对全文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建议通过加大增值税减税力度、实施差异化税收优惠政策、强化对制造业企业的监管、优化纳税服务四个方面来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最后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增值税减税 制造业 财务绩效 税收负担
第1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国GDP中的比重达到了28.20%，税收总额在全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也达到了34.38%。不仅如此，作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201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达到了28%以上，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随着我国步入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共识。具体到制造业，应当寻求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最终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
然而，当前我国大部分制造业企业中存在着供需结构不匹配的问题，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进而影响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生存发展空间，阻碍了行业的整体转型升级。一方面，土地、人口老龄化等原因提高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对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另一方面，科技研发投入的不足使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这使得企业难以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阻碍了我国中高端制造业企业进一步发展。此外，当前工业4.0的大背景下，国际“再工业化”浪潮使我国制造业同时面临着高端回流和中低端分流的双重压力，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再分工也迫使我国制造业尽快实现转型升级。
增值税作为制造业企业运营过程中的主要税收成本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发展。因此，我国在近几年出台了大量的“增值税减税”政策，旨在为制造业企业减轻负担，促进行业转型升级，比如增值税基本税率的多次下调、实行增值税留抵退税等。一系列的增值税减税政策切实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税收负担，提升了企业的各项绩效，促进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本文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增值税减税政策对不同类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对后续减税政策的制定以及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推动作用。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通过分析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对于完善我国增值税制度以及优化XX的宏观调控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一方面，作为我国税制体系的主体税种之一，增值税在XX持续推进“减税降费”的同时自身税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增值税基本税率进行了多次下调、税率级次由四档合并为三档等。我国增值税制度在经历了增值税转型改革、“营改增”改革以及近几年的多次减税改革后正逐步走向科学化，而通过分析已有减税政策的影响有助于推进增值税低档税率的进一步合并，实现增值税税率的三档并两档，进而将其构建为符合现代财政体制要求的增值税制度。另一方面，制造业作为我国的支柱型产业，通过分析近几年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有助于增加XX对制造业发展现状的了解程度，对于XX宏观调控国民经济运行、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区别于传统凯恩斯减税主义，我国增值税减税从供给端发力，通过实证分析此次减税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对于完善现代减税理论也具有重要意义。
（2）现实意义
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规模庞大，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却面临着“大而不强”的尴尬处境。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XX出台了大量减税政策来推动我国制造业行业的转型升级。而增值税作为制造业行业负担的主要税种之一，其减税政策对于制造业行业的影响尤为重要。因此，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近几年增值税减税对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有助于对制造业所享受的减税红利进行评估，进而为后续政策的出台提供依据，更好地推动制造业行业的转型、升级。此外，本文借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制造业行业的分类标准，分析了减税对不同类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有助于推动我国制造业行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发挥出高端设备制造业、先进制造业的领军力量。
1.2 国内外的研究概况
1.2.1 国外的研究概况
（1）关于增值税减税政策影响的研究
Howell H. Zee（1967）在研究XX财政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时发现，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会对企业的投资、研发产生促进作用，增值税减免、所得税优惠等均可以促进企业的扩大再生产[1]。Matti Viren（2009）基于1970-2004年间欧盟国家数据分析增值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减税会因为税负转嫁而降低产品的终端销售价格，进而促进居民消费[2]。Sok Gee Chan等（2017）研究发现降低增值税税率可以促进居民的消费与投资，同时在短期内会减少XX的财政收入，但从长期来看会扩大XX的税基、增加XX的财政收入[3]。Bernal, Arkadiusz（2018）以2011年波兰实施的增值税减税政策为例，指出增值税税率的降低会因多重因素影响而难以使货物终端销售价格显著降低
（2）关于企业财务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
Hawre Kohzadi,Saman Sheikhesmaeili（2016）以企业的营业利润率为财务绩效指标，通过建立模型实证分析企业的营销能力和竞争策略对其绩效的影响较大，建议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来提升企业竞争力[5]。Matías Braun,Ignacio Briones等（2019）通过对智利部分公司数据实证发现企业融资对其绩效影响较大，并指出与银行等信贷机构关系较好企业的发展空间、盈利能力更大[6]。David Ferreira Lopes Santos（2019）分析了全球323家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企业在2012-2014年间的绩效，发现环境和社会要素与企业绩效关联性较大，环保型产品对提升企业的绩效和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7]。
（3）关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影响的研究
Daniel B C（2005）分析了法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发现XX的财税政策、企业的管理水平、融资能力和渠道等均会对其产生影响，其中XX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8]。Jim Gibbins（2018）指出巴西XX针对制造业行业实施的税收激励政策将会有效提高相关企业能源利用率、研发投资积极性等，进而促进巴西生产链的技术进步[9]。Jaeni Jaeni等（2019）分析了2012-2016年印度尼西亚上市制造业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指出过高的增值税税负导致了企业避税，建议XX通过强化税收征管以及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来减少纳税人避税行为[10]。Olufemi Adebayo Oladipo（2019）通过实证分析了税收对尼日利亚制造业企业的影响，指出从长期来看，公司税与制造业产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增值税与产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建议XX通过降低增值税税率来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能力[11]。
1.2.2 国内的研究概况
（1）关于增值税减税政策影响的研究
李波(2010)认为通过结构性减税,特别是降低增值税税负和所得税税负,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实现经济协调发展[12]。王志扬(2012)通过运用均衡商业周期模型来分析增值税、消费税等消费型税种对经济的影响，认为降低税率可以促进家庭消费、劳动力资源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进而促进GDP的增加[13]。樊勇（2019）评估了2019年江西省企业减税降费收益，发现增值税减税政策改善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促进了投资研发，建议继续推进增值税税率减档、加大政策宣传[14]。刘磊、张永强（2019）通过构建一般均衡（CGE）模型评估2019年增值税减税政策效果，发现此次减税对GDP增长、居民消费等都具有促进效果，建议XX“开源节流”、深化减税改革来保证减税红利落实到位[15]。曹东坡、黄志军（201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增值税减税等结构性减税政策对于促进民间投资、高端制造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建议加大减税力度来优化产业结构[16]。
（2）关于企业财务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
邵文武、王若男(2019)利用2010-2017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济数据建立面板门槛模型，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绩效指标，分析了去杠杆政策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认为去杠杆政策对企业绩效有推动作用，且对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后的企业的绩效推动性更强[17]。王可、周亚拿(2019)以2012年的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将总销售额的自然对数作为绩效指标，分析了信息建设与制造业绩效的关系，认为企业的信息化建设能促进其与上下游企业的信息分享,进而显著提升企业绩效[18]。秦德智等(2019)利用2013-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济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将资产收益率作为绩效指标，发现股权结构和技术创新均对企业绩效有正向推动作用[19]。范定祥、来中山（2019）以当期净利润/期末总资产为企业财务绩效指标，选取61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样本分析发现XX补助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资、与企业财务绩效存在正向调节作用[20]。
（3）关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影响的研究
崔婕(2014)采用2009-2014年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济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认为增值税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利润的增加[21]。倪静洁、万红波（2016）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2009年—2015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营改增”后制造业上市公司通过加大产出服务化力度提高了企业财务绩效，但随着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规模的逐步扩大，财务绩效呈现下降趋势，建议制造业企业在服务化过程中结合自身优势，避免盲目扩张[22]。张富强(2017)分析了在国际减税背景下振兴我国制造业的财政改革政策，认为我国应跟随国际减税步伐，尽快出台相应减税降费政策，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23]。张淑翠、许正中(2018)采用一般均衡CGE模型模拟增值税税率变动对制造业税收负担的影响，提出降低税率、减税清费、加大优惠等多维并举的减税政策[24]。卢雄标等（2018）选取31家制造业企业评估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效果，发现留抵退税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政策范围、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等建议[25]。张淑翠等(2019)通过剖析增值税抵扣链条原理,模拟增值税三档税率并为两档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建议将13%下调至10%、9%下调至6%减税效果最好，并建议出台对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增值税配套措施[26]。李慜劼（2019）回顾了我国的减税降费历程，认为一系列增值税减税政策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缓解了资金压力、改善了成本结构[27]。席卫群（2020）认为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税负仍然较重，建议以统筹规划、区别对待为原则加大减税力度，将增值税低税率档次统一为5%并扩大即征即退范围，来提高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28]。龚辉文（2020）基于增值税抵扣链条原理分析了增值税税率降低对制造业的影响，建议在实施减税组合拳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抵扣增值税抵扣链条、简并增值税税率[29]。
1.2.3 文献评述
在减税政策影响的研究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更早，但国内外学者关于增值税减税效应的分析较为一致：大部分学者认为各项增值税减税政策可以有效地促进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和GDP增加，还可以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对于行业结构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在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各国学者大多选取单一性的财务绩效指标，从企业的营销能力、融资能力、信息建设、股权机构、创新能力等多角度分析了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在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影响的研究方面，国外学者认为减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提升企业的生产能力、减税企业的逃避税行为；国内学者则基于理论或者实证分析得到近年来我国增值税减税政策对制造业的积极影响，从不同角度建议进一步加大增值税减税力度，推动我国制造业的结构转型。
近几年XX出台了大量的增值税减税政策来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但实际减税成效仍有待评估。本文基于我国制造业行业门类齐全、企业财务绩效影响因素复杂等现状，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企业多项财务指标进行财务绩效综合测算，并按照国际标准对我国制造业行业重新归类为高技术、中技术、低技术三类，利用2016-2018年间多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来测算减税成效，为后续增值税减税政策提供参考，进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论文研究思路
1.3.2 研究内容
本文分为5个部分：
第一章为绪论。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对增值税减税以及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国内外研究进行了梳理，为本文的整体研究提供方向；最后，对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创新与不足进行了说明。
第二章为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首先，阐述了增值税的概念及特点，并介绍了增值税减税的类型；其次，介绍了制造业财务绩效的概念，对主要的财务绩效指标以及财务绩效指标评定方法进行阐述；最后，阐述了税收学相关理论：税收中性原则、税负转嫁与归宿理论以及供给派减税理论。
第三章为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财务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首先，系统梳理了制造业企业增值税政策；其次，理论分析了主要增值税减税政策影响制造业企业税负变化；最后分析了税负变化对制造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第四章为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分析了在增值税减税前后我国制造业税负变化情况；其次，选取25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在2016、2017、2018三年的各项财务指标，利用Stata16.0、SPSS24.0进行指标降维与数据建模，分析减税政策对各类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第五章为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在对全文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建议加大增值税减税力度、实施差异化税收优惠政策、强化对制造业企业的监管、优化纳税服务，最后提出展望。
1.3.3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国内外学者关于增值税减税以及制造业绩效的研究资料，从中进行经验借鉴，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2.统计分析法。在借鉴已有学者对企业总税负及增值税税负的测算方法上，分析制造业税负状况，将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的税负进行比较，对增值税减税前后的制造业总税负变化及增值税税负变化进行分析，以数字形式反映了制造业税负变化。
3.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法相结合。分析研究了新一轮增值税减税与制造业增值税税负以及财务绩效的联系，制造业行业的各项增值税减税政策、减税前后的企业税负变化、增值税税负影响制造业财务绩效的机制。以沪深两市的25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其在2016-2018年的十项财务指标并进行降维，在此基础上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对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实证研究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为后续增值税进一步改革提供思路，并提出了几点通过对税收扶持政策的进一步完善的建议来帮助制造业减负并提升绩效。
1.4 创新与不足
1.4.1 创新之处
第一，在于对制造业各行业进行了分类研究，对于制造业行业整体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本文借鉴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于制造业行业分类标准，将我国制造业31个行业明确分为高、中、低技术三类行业，并就增值税减税对不同类型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这与以往学者仅对制造业整体或者部分行业进行分析有所不同。
第二，本文在进行实证分析选取数据时，对符合条件的沪深上市的各类制造业公司按照1/10的比例进行等比例选取，使本文的实证结果更加具有代表性、科学性。
第三，本文系统阐述了增值税减税与制造业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探究减税影响制造业绩效的具体内容，建议在加大减税力度的同时对不同类制造业企业实施差异化税收政策来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内部结构优化。
1.4.2 不足之处
由于作者知识有限以及在撰写过程中受到其他因素的限制，本文尚有待改进空间：
第一，由于2019年度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缺失，未能对2019年4月1日施行的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
第二，由于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指标较多，本文在利用因子分析法降维时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十个指标，但是仍然不够全面，可能无法准确测算出企业的整体绩效
第三，增值税减税政策实施之后，由于制造业企业生产方式的调整、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刚性均导致市场调节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而增值税减税至今时间过短，政策效应可能还未完全体现出来，研究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可能会有误差。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增值税相关概念
2.1.1 增值税的概念及特点
增值税是以货物、劳务或服务在交易过程中所发生的增值额为计税依据的一种流转税，其应纳税额为该项交易所产生的增值额乘以对应税率后的数值。一般来说，增值税具有以下特点：
（1）超强的组织收入能力
由于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产品、劳务或服务在经营流通过程中新增价值额，而这一新增价值额遍布社会各项经济活动中，因此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往往会涵盖到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各行业的各个环节。除巨大的征税范围外，增值税还不受产业结构以及经营环节变化的影响，企业的合并与分立不会使整体的增值额减少，相应的增值税也不会减少。因此，巨大的征税范围、稳定的税收来源给增值税带来了超强的组织收入能力，成为了各国税制中重要的一员。
（2）不重复征税的公平性
由于增值税仅对生产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增值额征税，因此在增值税的实际征收管理中往往允许纳税人在缴纳税款时抵扣购进货物、劳务或服务所纳的增值税。这样的征管机制克服了传统营业税等流转税对外购货物、劳务及服务重复征税的弊端，体现了税收公平原则。
（3）税收负担具有转嫁性
由于增值税对货物流通的各环节均课税，而每一环节的销售方又是上一环节的购买方，因此各个环节的纳税人在进行缴纳增值税时，会出于自身利益的影响将其所纳税额加到所售货物的价格中。这会使该货物的增值税税负被层层转嫁下去，直到该货物被最终的购买者消费不再出售为止。因此，增值税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间接税，其税收负担具有转嫁性。
2.1.2 增值税减税的类型
（1）增值税法定减免税
法定减免税是指由税收法律法规规定、xxx制定或批准，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中央机关发布的现行有效的减免税政策。法定减免在基本法规中明确列举减免税项目、减免税的范围和时间。其中包含原增值税暂行条例中的法定减免税，和增值税扩围后针对应税行为的法定减免税。例如，税法规定对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免征增资税、对婚姻介绍服务及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等应税行为免征增值税。
（2）增值税特定减免税
特定减免税是指随着国家税收政策和政治经济情况发展变化而做出新的减免税补充规定，对增值税法定减免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一般包括为促进特定区域或行业发展而给予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对从事西部大开发的新疆国际大巴扎项目有关的营改增应税业务免征增值税；对教育、体育、文化、国防建设、交通运输等领域的特定生产、提供服务的所得收入给予增值税优惠。
（3）增值税临时减免税
临时减免又称“困难减免”，是除法定减免和特定减免以外的其他临时性减免税政策，通常是定期的减免或一次性的减免。例如，关于北京2023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对北京冬奥组委取得的赞助收入、特许权收入、销售门票收入等免征增值税，对国际奥委会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等。
2.2 财务绩效相关概念
2.2.1 财务绩效的定义及其评价指标
企业的财务绩效是指企业在一定经营期间的资产运营、财务效益等经营成果，是评价企业发展现状的代表性指标之一。一般认为，应从企业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四个方面来评价企业财务绩效，具体内容如下：
（1）盈利能力指标
盈利能力是指企业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获取利润的能力。传统的盈利能力指标以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等指标为主；而对于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市盈率等指标也可以代表其盈利能力。
（2）运营能力指标
营运能力是指企业在现有资金水平下的生产和经营成果。通过分析企业运营能力指标可以得出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资本利用的效率，资产运营能力越强，资本利用率也就越高。企业运营能力主要的指标有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和固定资产周转率等。
（3）偿债能力指标
偿债能力是指企业用其资产或经营过程中创造的收益来偿还各种到期债务的能力。通过对债务能力的分析可以考察企业持续经营的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并对企业未来收益进行预测。从债务期限上划分的话，企业的偿债能力指标可分为短期偿债能力指标与长期偿债能力指标。其中，短期偿债能力指标主要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长期偿债能力指标主要是资产负债率等。
（4）成长能力指标
成长能力又称发展能力，是指企业通过逐年收益增加或其他融资方式来扩大经营规模的潜在能力。发展能力强的企业通常表现为资产规模扩大、盈利能力提升、市场占有率增长等形式，而这样的企业具有良好的发展趋势与前景。一般来说，评价企业发展能力的指标有总资产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等指标。
2.2.2 财务绩效评价体系
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就是利用目标企业的相关财务指标来分析和研究该企业财务状况并据以得出结论的方法和方式。按照被研究财务指标数量的不同，财务绩效评价又分为对单一指标的绩效评价和多重指标的综合绩效评价。
（1）单一指标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
单一指标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是在财务指标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指标来进行分析，得出分析结论。常用的单一指标有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收益率（ROA）、托宾Q值、每股收益等指标。杜邦分析法是最经典的单一指标财务绩效评价方法，从净资产收益率出发，层层逐级分解，先是分解经历产收益率，最初公式表示为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净利率×权益乘数，再是分解总资产净利率，最后将净资产收益率逐级分解为多项财务比率乘积，形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来深入分析企业财务绩效。这种单一指标的财务绩效评价方法最大的优势是简洁方便，但是也有局限性，使用单一指标评价财务绩效难免会以偏概全，不能综合体现财务绩效，会导致投资者无法全面掌握企业真实情况，影响决策正确性。
（2）多重指标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
针对单一指标财务绩效评价不足的情况，多重指标的财务绩效评价方法应运而生，除了使用多个指标进行财务分析，还可以按照规则将多个财务绩效指标进行分类，从而帮助研究者了解各个指标对企业的影响大小以及作用方式。目前使用较多的绩效考核方法有平衡计分卡法，主要从学习与成长、内部运营、客户满意度和财务结果四个角度出发去综合评价绩效，平衡计分卡法除了被用来评价财务绩效，还可以被用来评价非财务绩效，帮助企业管理者制定企业战略计划，但是平衡计分卡法存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评价指标的难提取的问题。
2.2.3 本文财务绩效指标和评价方式的选择依据
财务绩效的评价指标并不存在统一标准，重要的是在对研究目标进行合理分析的基础上选择相对适用的研究方法。我国增值税减税政策形式多样，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也是多方位的。因此，本文从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偿债能力、成长能力四个角度综合评价财务绩效，同时从四大财务指标中选取多个具有代表性的财务指标，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将多个财务绩效综合化为一个指标来进行模型回归分析，综合考量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2.3 理论基础
2.3.1 税收中性理论
税收中性原则是指XX征税不应该引起商品的相对价格变动，避免使纳税人的经济行为发生改变。税收中性原则最早缘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其主张XX应该避免对市场进行过多的干预，强调由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来规范市场运行秩序。此后，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利用供需曲线提出了XX征税可能带来除税收以外的效率损失，即造成了税收超额负担，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XX征税应尽可能保持“中性”。税收中性原则属于一种纯经济学的观点，而在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过程中XX的任何征税行为都会产生额外的收益或者损失，干扰到市场的正常运行。因此，实际的税制设计只能尽量减少税收所产生的效率损失，降低税收对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
作为现代税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值税被认为是可以体现税收中性原则的主要税种之一。其对经济活动的中性效应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往往会涵盖到市场中的各项货物、劳务或服务，且实行统一的比例税率，进而避免纳税人因为增值税负担的不同而改变原有的经济决策；另一方面，增值税仅针对货物、劳务或服务发生了增值额的环节征税，在未发生增值额变动的环节不征税，使应税物品或行为的增值税负担不受流转环节多少的影响，保证了税收的公平原则。因此，简并增值税的税率档次以及加强增值税的征管可以充分的体现增值税的税收中性，实现市场机制和税收机制的有效结合。
2.3.2 税负转接与归宿理论
税负转嫁是指XX对纳税人征税后，纳税人出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通过改变价格的方式，将自身税负部分或全部转移给他人负担的经济现象。而税负归宿则是指税收负担在被转嫁后的最终落脚点。税负转嫁理论在理论界最早分为了绝对转嫁论与相对转嫁论。前者又可以分为“纯产品说”、“纯所得说”以及“均等分布说”，但观点较为一致，即一切税收均可以转嫁或者某种税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转嫁；后者则否认了税负可以绝对转嫁的观点，认为税收负担能否转嫁以及转嫁的程度受到税种类型、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观点也逐步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主流观点。一般认为，流转税比所得税的税负较易转嫁；从价税比从量税的税负较易转嫁；供给弹性大、需求弹性小商品的税负较易转嫁等。
增值税作为流转税中主要税种之一，且采取从价计税的方式，显然属于税负较易转嫁的税种之一。如下图2.1所示，在市场经济中，S和D分别代表X商品在征收增值税前的供求曲线，此时的市场均衡点为E1点，均衡价格和数量分别为P1、Q1。当XX对X商品征收T单位的增值税后，生产者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将部分税负加到商品的价格中去，供给曲线移至S1，形成了新的均衡点E2，此时，消费者购买X商品需要支付P2的费用，与征税前相比多支付了P2-P1的费用；生产者实际获得的费用为P3，与征税前相比少获取了P1-P3的费用。而XX的税收收入T=P2-P3=(P2-P1)+(P1-P3),由此可以看出，对商品X所征收的增值税T在税负转嫁后最终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负担。
图2.1 增值税税负转嫁效应图
资料来源：阮宜胜，《税收学原理》，中国税务出版社，2007年8月：131
2.3.3 供给学派减税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期，凯恩斯主义政策在西方国家遭遇“失灵”，各国经济陷入了“滞胀”期，在此背景下X经济学界兴起了一个以“供给创造需求”为核心的新型经济学派，即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建议在经济萧条时XX应通过减税的手段从供给端来刺激经济，而非传统凯恩斯学派的有效需求理论，这一减税理论也被称为供给学派减税理论。供给学派以古典的放任自由主义为基础，主张XX应减少对市场的管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作用；同时，XX可以通过大幅度的减税政策来挖掘市场的潜在增长力，进而达到优化市场结构、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缓慢甚至陷入“滞胀”的原因在于XX的高税收抑制了生产、投资的活力，进而造成了有效供给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如图所示，T代表税率，Y代表XX的税收收入。当税率处于0-T2阶段时，即处于低税率时期，XX提高税率会刺激经济，XX税收收入也会随之增加；当税率处于T2-T4阶段时，即处于高税率时期，XX提高税率反而会抑制经济的发展，XX税收收入也会由此而减少，且当税率达到T4时，XX将无法取得税收收入。同时，当税率处于低税率点T1或高税率点T3时，XX可获取的税收收入与均为Y1，通过适当的增税或者减税措施可以使税率不断趋近于T2点，XX税收收入也将逐步达到最大值Y2。由拉弗曲线可以得出，在经济下行时期，XX通过适当的减税政策可以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而边际税率的下调仅会影响到边际税收的减少，可能会造成短期内XX税收有所减少，但从长期来看XX的税收收入会不断增长。
图2.2 拉弗曲线
资料来源：阮宜圣，中国税务出版社，2007，《税收学原理》：112
第3章 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财务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
3.1 我国增值税减税政策
XXX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要求我国税制作出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因此近年来我国税制一直致力于“减税降负”政策的实施，改革也较为频繁，比如进一步加大了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增加了个人所得税的六项专项扣除等。而增值税作为影响制造业行业发展的主要税种之一，在经历了2016年的全面“营改增”后也进行了多次调整，科学地认识制造业在各阶段的增值税政策是分析制造业发展现状的前提。
本文梳理了2017-2019年部分有关制造业行业的增值税改革的内容，如下图3.1所示。从增值税整体改革的方向来看，无论是增值税税率的多次下调，还是增值税抵扣范围的不断扩大，均符合当前的“减税”趋势。由于制造业行业主要从事生产加工货物，企业购进和销售货物的金额较大，因此增值税税率以及抵扣项目的每次调整均会对制造业行业产生重大影响。据统计，2018年5-12月降低增值税税率减税约2700亿元，其中制造业减税高达35%；2019年前三季度减新增减税15109亿元，其中制造业新增减税4738亿元，占新增减税总额的31.36%，行业税负同比下降1.08个百分点。
表3.1 2017-2019年部分增值税改革内容梳理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财税文件
3.2 增值税减税政策影响制造业税负变动研究
3.3.1 增值税税率简并
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1日，制造业适用17%的基本税率，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适用税率为11%，现代服务业等行业适用税率为6%。本文参考张淑翠（2019）以及龚辉文（2020）对增值税税率简并对制造业的增值税税负的影响探究，采用分析增值税抵扣链条原理、计算增值税税额变化的方式来开展研究。通过分析制造业行业的上下游企业可以发现，制造业上游企业多为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下游行业多为批发零售业等行业。根据制造业行业的上下游企业关系，可以进一步分析制造业企业的增值税税额变化进而分析增值税税负变化。并且由于制造业上游企业主要是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且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业处于第二档增值税税率档次，制造业下游企业主要是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且批发零售业等行业处于最高档增值税税率档次，于是本文为简便计算，把制造业上游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档次定为第二档，把制造业下游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档次定为最高档。
表3.2对制造业计征增值税税率的税负分析
| 增值税税率简并以前 | |||
| 上游企业 | 制造业企业 | 下游企业 | |
| 产品价格（不含税） | PA | PA+Z | PA+Z+B |
| 进项税 | 0 | PA×13% | (PA+Z)×17% |
| 销项税 | PA×13% | (PA+Z)×17% | (PA+Z+B)×17% |
| 应纳税额 | PA×13% | PA×4%+Z×17% | DB×17% |
| 三个环节总税额 | (PA+Z+B) ×17% | ||
| 增值税税率简并以后 | |||
| 上游企业 | 制造业企业 | 下游企业 | |
| 产品价格（不含税） | PA | PA+Z | PA+Z+B |
| 进项税 | 0 | PA×11% | (PA+Z)×17% |
| 销项税 | PA×11% | (PA+Z)×17% | (PA+Z+B)×17% |
| 应纳税额 | PA×11% | PA×6%+Z×17% | DB×17% |
| 三个环节总税额 | (PA+Z+B)×17% | ||
注：不考虑税负转嫁问题
表3-2的内容展现了增值税税率简并前后的制造业应纳增值税税额的变化，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制造业行业在应纳税额中除了要缴纳增值额所承担的增值税，还要缴纳因税率差而带来的部分上游企业的增值税税额，显然制造业行业增值税进项税额存在抵扣不足的问题，这增加了制造业行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在增值税税率简并以后，三个环节增值税总税额并没有发生变化，而制造业上游企业的应纳增值税税额减少，制造业行业的应纳增值税税额比简并前多PA×2%，制造业下游企业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无变化。这也就是说，在增值税简并以后，制造业行业增值税税负有所增加，而原处于13%税率的行业的增值税税负有明显减轻，并且这减轻的增值税税收负担交由制造业行业承担，这也是制造业行业增值税税负增加的主要原因。
3.3.2 增值税税率下调
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制造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6%，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1%，现代服务业等行业维持原税率不变。2019年4月1日后，制造业适用增值税税率下调至为13%，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下调为9%，现代服务业等行业税率不变。在分析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制造业的影响时，同样采用分析增值税抵扣链条原理、计算增值税税额变化的方式进行研究。
表3-3的内容展示了增值税税率下降前后的制造业应纳增值税税额的变化，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在增值税税率下调一个百分点之后，三个环节增值税总税额有所减少，减少额为产品总价值的1%，即是意味着全行业的增值税税负减轻1%。制造业企业及上下游企业的应纳增值税税额均有所减少，并且制造业上下游各行业间减少的增值税税额较为统一，均体现为产品增值额的1%。在增值税税率下调了三个百分点之后，三个环节增值税总税额有所减少，减少额为产品总价值的3%,即是意味着全行业的增值税税负减轻3%。制造业企业及上下游企业的应纳增值税税额均有所减少，然而制造业上下游各行业间减少的增值税税额并不统一，行业整体增值税税额减少3%，制造业上游企业增值税税额减少1%，制造业下游企业增值税税额减少3%，而制造业行业增值税税额减少超过3%，可以说，增值税税率下调3%这一政策大大惠及制造业行业。档次间增值税税率差的缩小可以解释制造业行业增值税税额的大幅降低，第一、二档增值税税率差为5%，较之前的6%有所降低，这也意味着制造业行业所要承担的部分上游企业的增值税税额也随之减少，因而表现为制造业企业应纳增税税税额超3%降低的形式。
表3.3 对制造业计征增值税税率的税负分析
| 增值税税率下调以前 | |||
| 上游企业 | 制造业企业 | 下游企业 | |
| 产品价格（不含税） | PA | PA+Z | PA+Z+B |
| 进项税 | 0 | PA×11% | (PA+Z)×17% |
| 销项税 | PA×11% | (PA+Z) ×17% | (PA+Z+B)×17% |
| 应纳税额 | PA×11% | PA×6%+Z×17% | DB×17% |
| 三个环节总税额 | (PA+Z+B)×17% | ||
| 增值税税率下调1% | |||
| 上游企业 | 制造业企业 | 下游企业 | |
| 产品价格（不含税） | PA | PA+Z | PA+Z+B |
| 进项税 | 0 | PA×10% | (PA+Z)×16% |
| 销项税 | PA×10% | (PA+Z)×16% | (PA+Z+B)×16% |
| 应纳税额 | PA×10% | PA×6%+Z×16% | DB×16% |
| 三个环节总税额 | (PA+Z+B)× 16% | ||
| 增值税税率下调3% | |||
| 上游企业 | 制造业企业 | 下游企业 | |
| 产品价格（不含税） | PA | PA+Z | PA+Z+B |
| 进项税 | 0 | PA×9% | (PA+Z)×13% |
| 销项税 | PA×9% | (PA+Z)×13% | (PA+Z+B)×13% |
| 应纳税额 | PA×9% | PA×5%+Z×13% | DB×13% |
| 三个环节总税额 | (PA+Z+B)×13% | ||
注：不考虑税负转嫁问题。
3.3.3 统一上调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
2018年5月1日起统一了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将工业企业的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由50万上调至500万， 并在2020年前允许已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这一政策不仅改变了原小规模纳税人中对工业企业和商贸企业的区别标准，而且将其标准与“营改增”企业进行了统一，使大部分年销售额低于500万的制造业企业可以选择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享受3%征收率的优惠政策。但是，由于存在制造业企业的进项税额较多且小规模纳税人无法抵扣进项税额的问题，本文对不同类制造业企业能否享受这一减税红利进行了分析。
假设2019年某制造业企业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为600万元，已经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且符合转登记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条件，当年购进原材料M万元（均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适用税率为9%），销售货物收入为N万元（适用税率为13%）。
当该企业仍选择为一般纳税人时，其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N×13%-M×9%；
当该企业选择转等级为小规模纳税人时，其应纳增值税=N×3%，且购进原材料的进项税额（M×9%）无法抵扣；
当二者税负相同时，N×13%-M×9%=N×3%+M×9%，化解为N=1.8×M。
由此可以得知，当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所生产产品附加值较高时，即其增值额、增值率较大时，选择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所纳的增值税税额会有所降低。显然，这一政策对于中小型科技型企业是非常有利的，可以有效降低此类制造业企业的增值税负担，促进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进而提升我国科技类制造业整体规模。同时，这一政策也激励其他制造业企业进行研发投入、提升产品附加值，对于推动我国传统制造业行业的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3.3.4 增值税抵扣范围扩大
2019年4月1日起将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扣范围，并把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支付的进项税由两年抵扣改为一次性全额抵扣，进一步扩大了增值税进项税抵扣范围。增值税抵扣制度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各环节纳税人承担的增值税负担。我国制造业企业增值税税负过高的原因除了增值税税率高之外，还存在企业进项税额抵扣不充分的问题，这些不允许抵扣项目的存在实际上增加了企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造成了重复征税。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将不动产及不动产在建工程、公司员工出差机票、火车票等纳入抵扣范围，进一步完善了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了对企业的重复征税；而将不动产及不动产在建工程分两年抵扣改为一次性全额抵扣，进一步增加企业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增强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减少企业举债成本进而减少企业的财务费用。综上所述，增值税抵扣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不仅完善了增值税抵扣链条，而且切实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增值税税负，促进了企业的生产运营。
3.3.5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制度
2018年5月1日起，我国对符合条件的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企业在采取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政策，这一政策在2019年4月1日后推广到全体制造业。据统计，仅在2018年度，我国累计共办理留抵退税1148亿元，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的减税倾斜切实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具体而言，企业产生的增值税留抵税额源自于在一定时期内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此前的政策为增值税留抵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虽然从长期看不会影响企业的增值税负担，但短期内留抵税额不退税限制了企业的现金流，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而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制度可以有效避免占用企业资金，解决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降低了企业的举债成本，进而减少企业的财务费用，享受到减税红利。同时，这一政策还激发了企业扩大投资、升级改造的积极性，从而致力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来说，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制度从部分高端制造业扩散至全体制造业，不仅使我国增值税制度更加科学化，而且对于促进我国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3 增值税减税影响制造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机理
根据税负转嫁与归宿理论，增值税作为价外税，应最终由消费者承担税负，而不会对生产企业的成本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在增值税的流转过程中会出现增值税不能完全转嫁出去的情形，尹音频、闫胜利（2017）通过实证分析后发现我国的间接税负担中有80%由消费者承担，20%由生产者承担。这部分不能转嫁出去的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而各项增值税减税政策施行后，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最明显的变化表现为增值税税额的降低，而增值税税额的降低会带来城建税、教育费等附加税费的减少，附加税在制造业企业利润表中核算，因此，附加税的降低反而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利润，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少交的增值税税额以及增值税留抵税额的返还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制造业企业的流动资金，此时企业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再生产和技术升级、设备升级以及研发投入。另外，制造业增值税税率的大幅降低后，制造业企业通过降低产品出厂价降低（若购销合同上的金额表现为税后价格）的方式将减税红利与经销商、消费者共享，那么此举也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来提升销量，最终提升了营业收入和利润。本文将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影响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总结，如下图3.1所示。
图3.1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影响的作用机理
数据来源：作者编制
3.4 税负变动影响制造业财务绩效研究
由于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无法通过某一项的指标衡量所得，这就需要衡量企业经营涉及到的多方面的因素来最终确认企业财务绩效的变动，但是增值书减税所带来的税负变动会影响到公司许多财务绩效指标，如果仅仅从单一的指标去评价，无法客观全面的反映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后文的分析过程中将会借助于企业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偿债能力以及成长能力作为财务绩效的衡量指标。
3.4.1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企业盈利能力是指企业赚取利润的能力，其指标大小反映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状况，是重要的企业财务之一。其主要表现为企业的营业利润，它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最终成果，为投资者判断是否投资和管理者做出经营决策提供依据。增值税降税率会通过多种方式影响企业的盈利水平，首先，增值税降税率本身就可以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留存利润。其次，增值税降税率之后，商品含税价格的下降会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而居民消费的增加又会反过来带动企业利润的增长。《中国增值税减税政策效应季度分析报告》通过运用固定面板效应模型实证增值税减税对企业的影响，发现增值税税率降低减税对企业营业收入、经营利润等方面有积极影响。具体表现为：2019年增值税税率降低促使重点税源企业的营业收入提高约3.27%、企业利润率提高约1.58%，并促使2.4%的亏损企业扭亏为盈。制造业企业的营业利润是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的差额，用公式可表示为：
净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企业所得税
从营业收入来看，增值税税率降低后，制造业企业通过降低产品价格以扩大销量，成为大多数企业的理性选择。这一选择通过增值税抵扣链条的传导，将一定程度反映到价格上，使消费者受益；消费者受益反过来又刺激市场需求，使企业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供需两端双受益的良性循环。这也就意味着，制造业企业与零售企业及消费者共享减税红利，并且通过降低出厂价格的方式增加销量，最终实现营业收入的上升。从《中国增值税减税政策效应季度分析报告》实证结果中也能看出来，增值税减税显著提高了重点税源企业购销合同金额，提高幅度高达7%。
从营业税金及附加来看，营业税金及附加反应企业所负担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等纳税项目。新一轮增值税改革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发生变化，由17%转变为13%，由上一章分析内容可知，增值税税率的降低直接减少了制造业行业的应纳增值税税额，而其中以增值税和消费税两税总和为依据计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金额也就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发生变化是必然的，其实际变动取决于现行制造业行业应纳增值税税额的变化。
从管理费用来看，2019年4月1日起将旅客运输服务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制造业企业员工的出差的火车票、飞机票等作为增值税抵扣凭证来抵扣进项税额，而以往差旅费的全额都得计入管理费用，政策发布以后，员工差旅费可抵扣进项税额减少了企业的管理费用，进而对制造业企业的净利润带来影响。
从财务费用来看，制造业等机器设备投资占比较大的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比较多，而增值税留抵税额不退税制度占用了企业资金，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进行。2019年4月1日起实行的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制度对制造业带来了切实的减税效应，体现为以现金形式的增值税留抵税额的返还，而这增加了企业的流动资金，缓解了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现状。当企业流动资金不足时往往选择借债，而这无形之中增加了制造业企业举债成本，增加了企业账面上的财务费用，这也必然影响到了制造业企业的净利润。
综上，通过分析制造业企业净利润的组成成分可以发现，增值税减税通过影响制造业企业的营业收入、营业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方面，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净利润，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
3.4.2 对运营能力的影响
从存货、资产运营能力来看，增值税减税对于制造业企业运营能力的影响体现在存货周转率和资产周转率上，特别是对于生产型制造业企业来说，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设备、工具的设备更新、技术创新和升级改造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增值税税率降低后会通过价税传导机制影响到产品的终端销售，即消费者购买产品的价格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这会使产品的销量有所提升，进而加快了企业存货的运转速度，减少了企业资金回流的时间。这不仅使降低了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而且多余的资金可以推动企业进行扩大再生产、再投资。另一方面，减税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企业可以将更多的财力进行研发投入与设备的更新、级改造上，提升了企业的资产周转率。显然，增值税减税有效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运营能力。
3.4.3 对偿债能力的影响
制造业企业偿债资金来源有营业利润、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摊销费等。基于前文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盈利能力和运营能力的影响分析，增值税减税会提升企业的营业利润和资产周转率上升，而前者属于影响制造业企业偿债能力的重要因素，后者则会使固定资产的折旧、摊销金额增加。此外，减税带来的资金节余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流动现金流，无论是对企业的短期债务，还是长期债务，均有偿还能力增强趋势。因此，增值税减税提升了企业的偿债能力。
3.4.4 对成长能力的影响
制造业企业的成长能力除表现为资产规模的扩大、利润的增加外，还表现为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后者意味着企业面临新的投资机会和获利机会。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本文将从减税对企业现金流流出和流入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由于制造业企业一般适用增值税基本税率，因此增值税基本税率的多次下调会直接减少制造业企业的销项税额；同时，增值税抵扣范围的不断扩大也增加了企业的进项税额，比如企业员工的差旅费等。因此，随着当期销项税额的减少、进项税额的增加，企业的应纳增值税较之以往有所降低，显然减少了制造业企业的现金流流出。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企业具备存货多、一次性购进量大等特点，这使得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存有期末留抵税额的现象，占用了企业大量的财力、物力。而随着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政策范围的不断扩大，大部分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享受到了退还期末留抵税额的红利，有效地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现金流流入。因此，增值税减税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成长能力。
第4章 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增值税减税前后制造业税负变化
4.1.1 数据来源及测算方法
本文关于制造业税负测算的相关数据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税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布会相关数据。其中，受各年鉴发布时间的限制，本文选取了2016-201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制造业及其他行业的增加值、2016-2018年的《中国税务年鉴》中制造业及其他行业的各类税收贡献值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新闻发布会上关于2019年公布的减税降费信息。
本文关于制造业税负测算的方法主要从宏观层面进行了分析，以某行业所纳税收与行业增加值的比例来测算：
某行业税收负担率=该行业税收总额/该行业增加值 ×100%
4.1.2 制造业整体税负变化
本文梳理了2015-2019年我国制造业税收总额以及全国税收总额的数据，并根据税收总额占GDP比重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并且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来对比分析。首先，基于制造业行业税负进行纵向分析，如下表4.1所示，近五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国GDP中的比重均接近30%，同时制造业税收占全国税收的比重也均超过1/3，这足以说明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具体而言，2015-2019年制造业行业的宏观税收负担状况呈现出一个先下降后上升、最后下降的趋势走势，并且在2019年税收负担率首次降至20%以下，相比于2015年的税负降幅达11.7%。而我国在2016年全面实施“营改增”后，又出台了系列减税的政策，特别是增值税税率进行了多次下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降低制造业行业税负发挥了作用。
其次，基于制造业行业税负进行横向分析，虽然2015-2019年间我国制造业宏观税负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但基本稳定在20%左右，而同期我国宏观总税负水平仅为17%左右，均高于制造业税负率，这表明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我国制造业的宏观税负是偏重的。
表4.1 2015-2019年我国制造业行业宏观税收负担情况统计表 单位：亿元
| 项目 | 2015年 | 2016年 | 2017年 | 2018年 | 2019年 | |
| 全国总税收（亿元） | 124922 | 130361 | 144370 | 156403 | 157992 | |
| 全国总税收同比增速 | 4.80% | 4.30% | 10.70% | 8.30% | 0.88% | |
| 制造业税收（亿元） | 44922 | 44961 | 51775 | 54726 | 54736 | |
| 制造业税收同比增速 | 5.66% | 0.09% | 15.16% | 5.70% | 0.02% | |
| 制造业税收占全国税收比重 | 35.96% | 34.49% | 35.86% | 34.99% | 34.38% | |
| 全国总GDP(亿元） | 685992.9 | 740060.8 | 820754.3 | 900309.5 | 990861 | |
| 全国总GDP同比增速 | 6.90% | 6.70% | 6.80% | 6.60% | 6.10% | |
| 制造业GDP（亿元） | 202420 | 214290 | 240481 | 264820 | 279410 | |
| 制造业GDP同比增速 | 7.00% | 6.80% | 7.20% | 6.30% | 6.00% | |
| 制造业GDP占全国GDP比重 | 29.51% | 28.96% | 29.30% | 29.41% | 28.20% | |
| 制造业宏观税收负担率 | 22.19% | 20.98% | 21.53% | 20.67% | 19.59% | |
| 全国宏观税收负担率 | 18.21% | 17.61% | 17.59% | 17.37% | 15.94% | |
数据来源：2016-201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以及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布会的会议数据。
此外，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的整体税负水平比较进行分析。如下表4.2所示，本文选取了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三大产业中的主要行业和制造业来进行宏观税负比较。可以发现，农林牧渔业的宏观税负水平非常低，原因是其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能够享受国家大量的减免税政策；在第二产业中，制造业的税负高于建筑业；而在第三产业中，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税负是比较高的，均高于制造业。
表4.2 分行业整体税负水平比较
| 项目/年份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 全国税收（税收/GDP) | 19.83% | 18.99% | 18.98% | 18.35% |
| 第一产业（税收/GDP) | 0.31% | 0.39% | 0.29% | 0.30% |
| 第二产业（税收/GDP) | 21.80% | 20.52% | 20.40% | 19.96% |
| 第三产业（税收/GDP) | 21.48% | 20.71% | 20.59% | 19.76% |
| 制造业（税收/GDP) | 22.19% | 20.98% | 21.53% | 20.67% |
| 建筑业 （税收/GDP) | 17.89% | 17.38% | 13.90% | 14.62% |
| 批发和零售业（税收/GDP) | 25.28% | 25.16% | 27.27% | 27.86% |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8.40% | 8.35% | 8.29% | 8.67% |
| 金融业（税收/GDP) | 31.89% | 29.23% | 26.07% | 27.10% |
| 房地产业（税收/GDP) | 39.51% | 38.91% | 38.69% | 40.48% |
数据来源：2016年-201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
4.1.3 制造业增值税税负变化
如下表4.3所示，本文梳理了2015-2017年我国制造业部分税种税收在制造业税收总额中的占比情况。从表中可以发现，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构成了制造业税收中最主要的部分，总占比约70%左右。由于有关烟酒、化石燃料以及小汽车的制造业会承担高额消费税，所以在制造业行业内部会存在消费税税负的显著差异，不适合进行整体分析。整体税收在剔除消费税的影响后，可以发现，2015-2017年间增值税几乎占到了制造业行业税收的半壁江山，且这一比例在不断递增，这说明增值税构成了制造业税负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4.3 2012-2017年我国制造业主要税种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
| 税种 | 2015 | 2016 | 2017 |
| 增值税 | 37.68% | 37.95% | 39.09% |
| 消费税 | 21.19% | 19.80% | 17.20% |
| 企业所得税 | 12.75% | 13.44% | 13.78% |
| 个人所得税 | 3.14% | 3.33% | 3.40% |
| 城市维护建设税 | 3.76% | 3.78% | 3.70% |
| 其他税种 | 21.48% | 21.69% | 22.82% |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2016-2018）》
通过对2015-2017年间我国制造业增值税在全国增值税中的比重进行梳理，如下表44所示，可以发现2015-2017年间我国制造业增值税占制造业总税收的比重整体上上升的同时其在全国增值税中的比重却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由2015年的54.41%下降到2017年的35.90%，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结合期间我国财税政策进行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随着“营改增”试点行业以及地域范围的扩大，很多传统缴纳营业税的企业转缴增值税，进而降低了制造业增值税在全国增值税收入中的比重；二是“营改增”等减税政策减轻了制造业的增值税负担，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发展，进而扩大了制造业企业增值税的税基，因此会在其他税种变动较小的情况下呈现出制造业增值税比重上升的现象。
表4.4 制造业行业增值税税负状况
| 年份 | 2015 | 2016 | 2017 |
| 制造业增值税贡献值 | 16927 | 17064 | 20241 |
| 制造业总税收贡献值 | 44922 | 44961 | 51775 |
| 制造业增值税占制造业总税收的比重 | 37.68% | 37.95% | 39.09% |
| 全国增值税收入 | 31109 | 40712 | 56378 |
| 制造业增值税占全国增值税的比重 | 54.41% | 41.91% | 35.90%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2018）》、《中国税务年鉴（2016-2018）》
比对增值税减税前后制造业的总税负变化和增值税税负变化，可以发现增值税减税极大地降低了制造业的增值税税负，而又根据第三章的理论分析，可以知道在增值税税负的降低会推动财务绩效的增加，但是增值税减税是否提升了制造业财务绩效，仍需要进行实证检验来佐证理论分析，得出最终结论。因而在接下来的内容开展实证分析。
4.2 提出研究假设
由于制造业企业增值税的征收是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税目。企业增值税税负降低将有助于直接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的营业净利润，因此增值税减税政策能够显著的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增值税减税政策施行以后制造业企业的应纳增值税额有所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也有所降低，同时减税所带来的的产品价格降低提振了企业销售收入，而净利润等于销售收入减去企业的各项成本费用，这意味着增值税减税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净利润。另外，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等多种减税政策直接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现金流，增加了企业流动资金。随着企业内部资金的增多，因为资金的逐利性，这些资金将转化为企业投资用以新购置或升级改造厂房、技术设备等方面进而提高企业财务绩效。所以，根据分析本文提出了假设一。
假设一：增值税减税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即制造业企业实际增值税税率与企业的财务绩效负相关。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将制造业行业细分为22类，并根据技术附加值将其归纳为高级技术类、中级技术类、低级技术类。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分类，在高技术类中我国有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11个制造业行业；在中技术类中我国有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6个制造业行业；在低技术类中我国有食品制造业等14个制造业行业。由于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有提升作用，对于制造业内各行业，其影响应该是不同的，对高级技术类、中级技术类、低级技术类行业制造业来说更是如此。据此，根据分析本文提出了假设二。
假设二：增值税减税对不同类型制造业行业影响不同。
4.3 样本选取与研究设计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新一轮增值税减税始于2017年，首先是简并了增值税税率，而后是2018年和2019年接连降低增值税税率、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和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均对制造业企业带来巨大的减税效应。在理论分析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后，本文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进一步实证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来佐证前文的理论分析。因为减税始于2017年5月1日，所以本文选取2016年1月1日到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制造业企业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所需的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依据证监会2012年版行业分类来选取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样本，对收集的制造业财务报告的年度数据进行整理分析，首先用Excel表格对数据进行初步整理，随后用spass 24.0对选取的十个具有代表性的财务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进行降维，最后用stata 16.0统计分析软件建立模型后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的数据筛选标准如下：剔除有ST、*ST、STT等财务风险标记以及部分数据缺失的公司；剔除在2016-2018年数据不完全的公司。对沪深上市的各类制造业公司按照1/10的比例进行等比例选取，使本文的实证结果更加具有代表性。
依据筛选标准，本文从处于正常经营状态的257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中筛选了257家，涉及制造业31个行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将制造业行业细分为22类，并根据技术附加值将其归纳为高级技术类、中级技术类、低级技术类，而我国则将制造业分为31大类、191中类、525小类。本文对二者进行了归纳、梳理，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划分的工业类别如附录一所示，本文将这257家上市公司分为三个类别，其中高技术类公司152家，中技术类公司69家，低技术类公司36家，具体情况如附录二而所示。
4.3.2 变量的设计和选择
（1）被解释变量
为全面量化反映公司的财务绩效变量，本文选取企业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以及成长能力四个方面作为企业财务绩效的衡量要素，从这四个财务能力中选取10个具有代表性的财务指标，并借助因子分析法将这10个具有代表性的财务指标进行降维，直至综合化为一个总的综合财务绩效指标F，从而使得本文的分析能够具有针对性。具体的指标选取如表格4.5所示：
表4.5 制造业企业综合财务指标体系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三级指标 | 变量符号 | 变量定义 |
| 综合财务绩效F | 盈利能力 | 每股收益 | X1 | 净利润本期值 / 实收资本本期期末值 |
| 总资产净利润率 | X2 | 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100% | ||
| 净资产收益率 | X3 | 净利润/股东权益平均余额×100% | ||
| 运营能力 | 存货周转率 | X4 | 营业成本／存货平均占用额 |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周转率 | X5 | 营业收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平均余额 | ||
| 偿债能力 | 流动比率 | X6 |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100% | |
| 速动比率 | X7 | （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100% | ||
| 成长能力 | 固定资产增长率 | X8 | 本年年末固定资产增长额/
固定资产净额上年同期期末值 | |
| 总资产增长率 | X9 | 本年年末总资产增长额/
资产总计上年同期期末值 | ||
| 营业收入增长率 | X10 | 本年年末营业收入增长额/
营业收入上年同期金额 |
（2）解释变量
总的来说，增值税减税通过控制制造业企业的增值税税负来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因此，本文将增值税税负和企业原材料成本投入率作为解释变量。
增值税税负（VATR）：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并不能体现企业的增值税，但从制造业企业财务报表附注中的教育费附加进行倒算，因教育费附加等于至增值税税额与消费税税额之和与3%的乘积，故可以倒算出企业的增值税税额，进而计算出增值税与营业收入的比率，也就是增值税的税负，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增值税税额 =当期教育费附加/3%-消费税税额
增值税税负=当期增值税税额/当期营业收入×100%
原料成本投入率（GRMR）：通过增值税减税能够降低制造业企业增值税税负，对企业成本也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增值税减税间接的降低了企业成本，对财务绩效有积极促进作用，本文将原材料成本投入率作为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
企业类型（TP）:为了分析增值税减税对不同类型制造业企业的影响，本文将制造业企业类型分为高技术、中技术、低技术三类，分别实证增值税减税对这三类企业的不同影响。
企业资本结构（LEV）：用资产负债率来表示资本结构，表示为总负债/总资产×100%。
具体如下列表格4.6所示。
表4.6 回归模型变量定义
| 变量类型 | 变量名称 | 变量符号 | 变量定义 |
| 被解释变量 | 综合财务绩效 | F | 由10个指标经过因子分析法得到 |
| 解释变量 | 增值税税负 | VATR | 增值税/营业收入 |
| 原料成本投入率 | GRMR | （营业成本-人力成本）/营业成本 | |
| 控制变量 | 企业类型 | TP | 全样本企业=0，高技术类企业=1，
中技术类企业=2，低技术类企业=3 |
| 企业资本结构 | LEV | 总负债/总资产×100% |
4.3.3 模型的构建
为了检验前文假设，本文以增值税实际税负率（VATR）、所得税税负（ITR）为解释变量，以制造业企业综合财务绩效（F）为被解释变量，并以企业类型（TP）、企业资本结构（LEV）为控制变量，建立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线性回归模型。模型一仅包含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模型二加入解释变量增值税实际税负率（VATR）和原料成本投入率（GRMR），研究增值税减税所带来的税负变化和成本变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以验证假设一；模型三加入企业类型（TP），研究不同类型制造业企业对增值税减税的反应程度，以验证假设二。回归方程依次如下：
其中，i表示样本数据中对应的企业，t表示样本数据所处的各个年度，F为因子分析所得综合财务绩效得分，
是回归模型中的待估系数，
是回归模型中的随机干扰项。
4.4 因子分析法
前文已经分析到增值税减税对我国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企业成长、运营、偿债、盈利方面的多个指标。因此，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制造业企业十项财务指标进行降维，最终得到一个财务绩效的综合指标进行后续的实证分析，有效地避免了单一财务指标评估片面性的问题。
4.4.1 指标Z-Score标准化
由于选定的10个财务指标有不同的单位和量纲，例如，净资产收益率和流动比率，前者是百分数，后者是比值，单位和量纲差别使得各指标之间不具有可比性，直接使用未经处理的原始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会导致因子得分结果出现偏差。因此，为了减轻单位、量纲差异带来的偏差，使各指标具有可比性，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此处本文采用的方法是标准差标准化法（Z-Score 标准化法），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
为变量值，
为变量的均值，s为变量的标准差，
为标准化后的变量值，标准化后的变量均值为0、方差为1，围绕0上下波动，若变量均值大于0说明高于平均水平，小于0说明低于平均水平。
4.4.2 KMO 和 Bartlett检验
在因子分析之前，需要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Bartlett（球形度检验）及KMO（适合性检验）检验，以检验所选取的财务绩效指标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KMO是用于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的一个统计量，Bartlett 球形度检验是判断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是否为单位阵的一个统计量，满足因子分析法要求KMO值在0.5以上且sig（显著性水平）值小于0.01，具体验证结果如4.7所示，样本的KMO值为0.566，样本指标的相关性符合因子分析法要求，并且Bartlett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结果为5018.326，sig值为0.000，因此样本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4.7 KMO 和 Bartlett 检验的检验结果
|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 ||
|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 0.566 | |
|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 近似卡方 | 5018.326 |
| df | 45 | |
| Sig. | 0.000 | |
注：资料来源：spass24.0软件对数据分析得出结果
4.4.3 公因子的提取
提取公因子的原则为特征值≥1，累积方差贡献率≥75%。总方差解释是主成分分析中降维所提取的因子对未提取前的解释程度，可以根据总方差解释程度来挑选符合条件的公因子。本文从25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10个财务绩效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从SPASS 24.0运行结果来看，前4个因子的特征值＞1，分别为2.583、2.288、1.851、1.260，方差贡献度分别为25.826%、22.880%、18.510%、12.604%，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9.819%，超过了统计学要求的75%，达到了因子将降维的要求。因此本文选择这前四个公因子代替前面的十个因子来描述25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
表4.8 解释的总方差
| 成份 | 初始特征值 | 提取平方和载入 | 旋转平方和载入 | ||||||
| 合计 |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 方差的% | 累积 % | 合计 | 方差的 % | 累积 % | |
| 1 | 2.583 | 25.826 | 25.826 | 2.583 | 25.826 | 25.826 | 2.298 | 22.980 | 22.980 |
| 2 | 2.288 | 22.880 | 48.706 | 2.288 | 22.880 | 48.706 | 2.191 | 21.910 | 44.889 |
| 3 | 1.851 | 18.510 | 67.216 | 1.851 | 18.510 | 67.216 | 2.020 | 20.201 | 65.090 |
| 4 | 1.260 | 12.604 | 79.819 | 1.260 | 12.604 | 79.819 | 1.473 | 14.729 | 79.819 |
| 5 | 0.589 | 5.885 | 85.705 | ||||||
| 6 | 0.535 | 5.350 | 91.055 | ||||||
| 7 | 0.465 | 4.652 | 95.707 | ||||||
| 8 | 0.221 | 2.207 | 97.914 | ||||||
| 9 | 0.192 | 1.919 | 99.833 | ||||||
| 10 | 0.017 | 0.167 | 100.00 | ||||||
|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 |||||||||
4.4.4 定义因子
本文采用具有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通过旋转使得载荷系数向 0或1两极分化，除了清晰化因子含义，还能消除因子分类困难，有助于定义因子。旋转成分矩阵如表4.9所示，根据各项指标相关性以及四项财务指标分类，将F1命名为成长因子，F2命名为盈利因子，F3命名为偿债因子，F4命名为运营因子。
表4.9 旋转成份矩阵
| 标准化后绩效指标 | 成份 | |||
| 1 | 2 | 3 | 4 | |
| Zscore(固定资产增长率) | 0.909 | 0.005 | 0.020 | -0.062 |
| Zscore(总资产增长率) | 0.904 | 0.068 | -0.008 | -0.051 |
| Zscore(营业收入增长率) | 0.798 | 0.056 | -0.017 | 0.159 |
| Zscore(总资产净利润率) | 0.098 | 0.912 | 0.183 | 0.002 |
| Zscore(净资产收益率) | 0.081 | 0.830 | 0.013 | 0.017 |
| Zscore(每股收益) | -0.039 | 0.809 | -0.031 | -0.051 |
| Zscore(速动比率) | 0.001 | 0.056 | 0.988 | -0.096 |
| Zscore(流动比率) | -0.008 | 0.073 | 0.980 | -0.126 |
| Zscore(存货周转率) | 0.029 | -0.026 | 0.006 | 0.870 |
| Zscore(现金周转率) | 0.009 | -0.004 | -0.220 | 0.811 |
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a,旋转在 5 次迭代后收敛。
提取方法：主成份。
4.4.5 因子得分
为了进一步得出样本企业绩效的综合得分，本论文通过SPSS24.0软件中的因子回归分析法处理四个因子的得分系数，为了使得因子具有可比较性、可计算性及可理解性，因此对四个因子的得分进行标准化，标准化后的得分系数平均值为0，标准差均为1。得分在-1到1之间波动，得分越高的样本企业就说明其绩效越好。具体的得分见下表4.10成份得分系数矩阵。
4.10 份得分系数矩阵
| 指标名称 | 成份 | |||
| 成长因子 | 盈利因子 | 偿债因子 | 运营因子 | |
| Zscore(每股收益) | -0.055 | 0.384 | -0.075 | -0.037 |
| Zscore(总资产净利润率) | 0.000 | 0.412 | 0.039 | 0.029 |
| Zscore(净资产收益率) | -0.004 | 0.385 | -0.044 | 0.016 |
| Zscore(存货周转率) | -0.004 | -0.010 | 0.125 | 0.624 |
| Zscore(现金周转率) | -0.013 | 0.015 | -0.004 | 0.550 |
| Zscore(流动比率) | -0.004 | -0.028 | 0.498 | 0.046 |
| Zscore(速动比率) | 0.000 | -0.037 | 0.507 | 0.068 |
| Zscore(总资产增长率) | 0.401 | -0.043 | 0.002 | -0.060 |
| Zscore(固定资产增长率) | 0.396 | -0.011 | -0.015 | -0.055 |
| Zscore(营业收入增长率) | 0.346 | -0.010 | 0.010 | 0.096 |
旋转法 :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提取方法 :主成份。
通过表4.10中的SPASS运行结果，可以计算出关于主成分成长因子、盈利因子、偿债因子、运营因子的绩效得分表达式，如下表所示：
结合上面四个公式求出的结果，以这四个主成份所一一对应的方差贡献率分别对其进行加权计算，最后按照累计程度对所得结果进行加权平均，即可计算出综合得分。企业综合财务绩效得分函数如下面公式所示。
4.5 实证研究
4.5.1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是指用一定量的数据指标来描述数据的分布特征，以把握数据的总体分布形态。在本文的实证研究过程中，将会立足Stata16.0对上文提及的各个变量的年度数据进行针对性描述分析以及回归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具体如表4.11所示。
表4.11 统计性描述
| 变量 | N | 中位数 | 均值 | 标准偏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F | 771 | 1.629105 | 1.925 | 1.342 | -0.175 | 23.149 |
| VATR | 771 | 0.0503739 | 0.0576914 | 0.0408173 | 0.000504 | 0.2958286 |
| GRMR | 771 | 0.982672 | 0.9781186 | 0.0186568 | 0.8461054 | 0.9998906 |
| LEV | 771 | 0.135197 | 0.1925063 | 0.2943147 | -1.272055 | 2.355156 |
| 有效N
（成列） | 771 |
（1）25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各年度综合财务绩效（F）最大值为23.149，最小值为-0.175，标准差为1.342，说明选取的样本指标各年度综合绩效差别较大，平均值为1.925，中位数为1.629105，平均值大于中位数，说明大部分研究样本企业的综合绩效水平超过平均水平，选取的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综合绩效情况较为良好。
（2）对于企业增值税税负指标（VATR），最大值为0.2958286，最小值为0.000504，说明样本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增值税的负担差异性较大，增值税税负较重的企业的增值税税额占了营业收入的29.58%，其增值税负担压力较大，增值税税负较轻的企业的增值税税额仅占到了营业收入的0.05%，接近于无。平均值为0.0576914，中位数为0.0503739，中位数低于平均值，说明大部分样本企业的增值税税负处于较低水平。
（3）在原料成本投入率（GRMR）上，最大值为0.9998906，最小值为0.8461054，标准差仅为0.0186568，波动较小，且最大值最小值之间只相差0.1528006，说明选取的各个样本企业之间的原料成本投入率较为稳定，总体来说，在样本企业的营业成本中，原料成本占比较大且稳定。
4.5.2 相关性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双变量相关性分析法即是采用双变量的相关系数为 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计算
和r，通过判断Pearson相关系数及双侧显著性来分析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本文所选取的5个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如表4.12所示，财务绩效综合指标（F）与增值税税负（VATR）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40，呈现负相关并且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说明增值税税负降低会促进制造业企业绩效增长，这也验证了假设一。财务综合绩效指标（F）与原料成本投入率（GRMR）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12，呈现正相关且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说明制造业企业原料成本投入增加对财务绩效有促进其增长作用。其他控制变量与综合财务绩效指标（F）均存在显著相关性，同时各变量间也存在显著相关性，说明选取的这些指标适合作为回归模型的变量。
表4.12 Pearson 相关系数矩阵
| F | VATR | GRMR | LEV | ||
| F | Pearson相关性 | 1 | |||
| 双侧显著性 | |||||
| VATR | Pearson相关性 | -0.180*** | 1 | ||
| 双侧显著性 | 0.000 | ||||
| GRMR | Pearson相关性 | 0.212*** | -0.361*** | 1 | |
| 双侧显著性 | 0.000 | 0.000 | |||
| LEV | Pearson相关性 | 0.082** | 0.307*** | -0.186*** | 1 |
| 双侧显著性 | 0.0234 | 0.000 | 0.000 | ||
| ***在0.01级别（双侧）相关性显著
**在0.05级别（双侧）相关性显著 *在0.1级别（双侧）相关性显著 | |||||
4.5.3 多重共线性检验
回归模型选取的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在做回归模型之间，除了要考虑财务数据与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还要考虑各个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精确相关关系或高度相关关系，以避免模型失真或难以估计准确，因此，本文对各个模型的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以剔除无效变量。表4.13展示了模型一、二的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表4.14展示了模型三的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从以上共线性诊断结果中可以看出，回归模型的变量的容差最小的为0.810457，变量容差均超过0.5，因此不存在近似共线性。同时，回归模型中方差膨胀因子（VIF）最高值为1.43，低于临界值5的指标，因此可以判断各个模型中的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处理回归模型时不需要剔除变量。
表4.13 模型一、二的多重共线性诊断
| 模型一 | 共线性统计 | 模型二 | 共线性统计 | ||
| VIF | 容差 | VIF | 容差 | ||
| LEV | 1 | 1 | LEV | 1.11 | 0.899372 |
| Mean VIF | 1 | VATR | 1.23 | 0.810457 | |
| GRMR | 1.16 | 0.863467 | |||
| Mean VIF | 1.17 | ||||
表4.14 模型三的多重共线性诊断
| TP | 1 | 2 | 3 | |||
| 共线性统计 | VIF | 容差 | VIF | 容差 | VIF | 容差 |
| VATR | 1.42 | 0.705013 | 1.37 | 0.730635 | 1.18 | 0.850379 |
| GRMR | 1.43 | 0.701542 | 1.24 | 0.805145 | 1.11 | 0.901614 |
| LEV | 1.09 | 0.919789 | 1.13 | 0.887362 | 1.11 | 0.897789 |
| Mean VIF | 1.31 | 1.25 | 1.13 | |||
4.5.4 回归结果分析
依据前面的相关分析，可以知道回归模型中的各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且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各个变量适宜做回归分析，因此，本文借助Stata16.0软件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来验证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的假设。以因子分析法得出的综合财务绩效（F）为被解释变量而构建的回归模型的多元分析如表4.15所示。
表4.15 以综合财务绩效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 模型一 | 模型二 | 模型三 | |||
| VATR | -5.416*** | -3.323* | -13.12*** | -3.000* | |
| （1.1248） | （1.4165） | （3.4884） | （1.2713） | ||
| GRMR | 13.24*** | 16.52*** | 25.64*** | 9.485*** | |
| （2.2162） | （4.4367） | （5.1282） | （2.7474） | ||
| LEV | 0.372* | 0.759*** | 0.845** | 1.504** | 0.608** |
| 0.1769 | （0.1743） | （0.2532） | （0.4701） | （0.1949） | |
| _cons | 1.854*** | -10.86*** | -14.49** | -22.55*** | -7.375** |
| 0.0564 | （2.1652） | （4.3378） | （4.9692） | （2.6916） | |
| TP | 0 | 0 | 1 | 2 | 3 |
| N | 771 | 771 | 108 | 207 | 456 |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水平，括号中的数字为双侧检验的t值。
其中模型一为只有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在此基础上加入解释变量VATR（增值税税负）、原料成本投入率（MRGR）构建新的回归模型二，用以验证研究假设一。模型二的回归结果表明增值税税负与企业综合绩效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增值税减税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假说一证实成立。且GRMR（原料成本投入率）与F（企业综合财务绩效）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制造业企业生产原料成本投入的越多，企业财务绩效越好。在减税浪潮中，制造业企业想要有所发展，就必须利用好减税红利，扩大再生产，生产质量产品，才能提升财务绩效水平。
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的假说二，本文在模型三中引入TP（企业类型），分别从低技术企业（TP=1），中技术企业（TP=2），高技术企业（TP=3）三个维度验证增值税减税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从模型三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低、中、高类型企业的增值税税负对综合绩效的影响系数都显著为负，但是不同类型企业的显著性不同，其中中技术类型制造业对增值税税负最敏感，低技术类型企业其次，高技术类型企业最不敏感，这说明了新一轮减税对不同类型制造业的影响不同，对中技术类型企业积极影响较为显著，假说二证实成立。而对于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减税带来的积极影响较为有限。并且不同类型企业的GRMR（原料成本投入率）与综合财务绩效的影响显著性相同，但显著性系数不同，中技术类型企业最高，低技术类型企业其次，高技术类型企业最低，这说明当三个类型企业投入相同的生产原料成本时，中技术类型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提升较为明显。
第5章 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5.1 研究结论
新一轮增值税减税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改革，它对每个行业的发展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制造业是强国之基、固国之本，是关系国家发展的重要行业，在此次减税中，制造业行业亦是最大的收益行业，增值税改革对制造业企业的减税成效以及其财务绩效是否有所提高是值得高度关注的。本文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理论部分参考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实证部分是以2016-2018年按条件剔除后的25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5.1.1 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根据理论分析可知：在增值税减税以后，制造业企业的增值税税负极大的降低了；同时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可知，增值税税负的回归系数为-5.416，呈现强烈的负相关性，这说明制造业增值税税负的降低可以显著提高企业财务绩效。增值税征收的税基为制造业生产产品的销售额，与价格密切相关从而影响企业的营业收入及利润，当制造业企业增值税税率率降低以后，账目上的应交增值税额减少，这部分减少的税额被企业作为扩大再生产、提升产品质量的储备资金，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自然会增长。
5.1.2 增值税减税对不同类型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增值税税负的降低会同时促进不同类型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的提高，由于三种类型制造业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同、在国民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同，所以相较于高、低技术类型制造业企业，中技术类型制造业企业对增值税税负敏感程度更大，也即是说，增值税减税对中技术类型企业的财务绩效的提升程度更大。其主要原因在于：观察第二章中的企业分类可以知道，低技术类型制造业企业生产的产品与民众息息相关，产品需求弹性低，增值税税负更多地转嫁到下游企业或者消费者那里去，在增值税减税政策实施以后，减税红利也随之较多的由下游企业或消费者享受，因此对增值税减税不敏感；而高技术类型制造业企业生产的产品相对垄断性更强，而增值税税负也更多的转嫁到下游企业或消费者那里，因而对增值税减税政策也不敏感。而中技术类型制造业企业增值税税负转嫁较为困难，承担的增值税税收成本较多，对增值税减税政策较为敏感，因此在增值税减税政策实施以后，能享受到的减税红利也较多。
5.2 政策性建议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转型中的重要步骤，通过分析已有的增值税减税对制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不仅有助于认识到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而且能够为后续减税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基于前文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增值税减税效应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5.2.1 加大增值税减税力度
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和关键。近年来一系列增值税减税政策切实减轻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税收负担，促进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然而，在制造业企业的实际运营中，其所收获的减税红利却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减少。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会受到影响，产品销量的下降则会向前传导至企业的成本、利润，而由于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存在固定成本不变、人力成本上升的问题，这会降低制造业企业的减税获得感，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近年来多次的增值税减税政策针对的是前两档增值税税率，未涉及6%的增值税税率，未形成全链条的增值税减税现状，这也会影响到制造业的减税收益。由于我国的增值税制度实施的是“购进扣税法”，企业当期的应纳增值税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的差值，因此，各行业的增值税税负也会受到其从其他行业购进项目可抵扣税额的影响。增值税基本税率的下调在降低制造业企业当期的销量税额的同时也会减少适用6%税率档次的现代服务业等行业的进项税额，增加其增值税负担。相关企业也会通过上涨产品或服务价格的方式将这部分税收负担转移到制造业，进而弱化了制造业行业的增值税减税收益。
因此，建议继续加大增值税的减税力度，助力制造业企业轻装前行。第一，简并现行增值税低税率，降低增值税税率档次。我国增值税制度在经历了2017年的税率档次合并以及多次改革后，仍存在13%、9%以及6%三档税率。通过进一步将9%和6%的两档税率合并至6%，不仅有利于增值税中性效应的发挥，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而且可以降低适用9%税率的行业的增值税税负，减轻其运营成本，进而降低制造业行业的购进项目成本。第二，完善各行业增值税税收抵扣政策，保证全行业增值税税负只减不增。针对适用6%低税率的行业可以完善增值税加计扣除政策，通过加计扣除进行税额的方式降低其增值税税负，形成增值税的全链条减税，进而避免部分行业因税负上升将其转嫁至制造业等其他行业，降低减税效益。第三，完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制度。我国将部分中小型企业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允许其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但不允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政策虽然减轻了中小型企业的增值税税负，但也影响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畅通，特别是在进一步降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认定门槛后，增值税抵扣链条断裂的问题更加严重。通过进一步扩展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业及地域范围，保证制造业企业的合规购进项目均可进行销项税额抵扣，进而降低制造业企业的增值税税负。
5.2.2 实施差异化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制造业行业门类齐全、规模庞大，实现制造业行业整体的转型升级必然会要求内部各行业的结构优化，即形成以高技术类制造业为主、中低技术类制造业为辅的行业格局。而目前我国各类制造业却面临着不同类型的问题，制造业行业内部结构亟待优化。具体而言，高技术类制造业通常会受到资金、人才等因素的限制，因而面临着整体规模较小、技术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中低技术类制造业则会因为生产方式落后、产品附加值低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力成本的进一步提升，大部分传统制造业陷入了发展的停滞期。因此，XX通过对不同类制造业实施差异性税收政策有助于引导各类制造业行业的转型、发展，进而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首先，提升高技术类制造业产业规模和研发技术水平，发挥出其在制造业整体转型升级中的“领头羊”作用。第一，将部分科技含量高的先进制造业产品纳入增值税即征即退范围，对超过相关销售收入的实际增值税税负3%的部分进行退还，进一步降低高技术类制造业的增值税负担。第二，进一步提升企业研发投入税前加计扣除比例，将目前的75%的加计扣除比例提升至100%，提升高技术类企业研发投入积极性；同时，允许企业对科研人员工资进行所得税前加计扣除，推动企业通过高薪、股权激励等方式引入国内外人才，夯实科研队伍实力。第三，对从事技术研发的科研人员存在的高收入、高税负问题，可以允许其享受类似于稿酬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并对其所获得的各级XX奖金予以免税政策。
其次，升级中低技术类制造业生产方式、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传统制造业行业的转型发展。第一，对食品、饮料加工业等行业所购进的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实施进项税额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等优惠政策，激励企业积极引入、更新先进生产设备，缓解该类企业所面临的固定成本高、人力成本不断提升的问题，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第二，针对石油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加工业等行业所面临的高能耗、高污染问题，一方面通过研发加计扣除、所得税优惠等激励企业自身进行研发投入，提升能源利用率；另一方面，鼓励企业与高技术类企业、高校进行研发合作，允许企业在购进特定的生产设备时按照一定比例将投资额进行所得税税前抵免，降低企业升级生产方式的成本。第三，引导中低技术类制造业企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允许企业购进的互联网软件、系统进行增值税抵扣，将企业对职工的培训费用进行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引导中低技术类制造业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通过大数据分析、数字化管理等先进技术来降低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
5.2.3 强化对制造业企业的监管
近年来我国实施的“减税”政策数量较多、内容繁杂，主要可以分为普惠性减税政策和结构性性减税政策。前者的减免对象包括全体的纳税人，比如增值税税率的多次下调、个人所得税新增的六项专项附加扣除等；后者则针对的是符合特定条件的部分纳税人，比如对高新技术企业给予15%的低所得税税率优惠等。而我国制造业行业门类众多，企业数量也极为庞大，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制造业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通过强化对制造业企业的监管来保障国家减税政策的落实到位，进而引导制造业实现全面转型升级。第一，加强对能耗型制造业的监督与管理工作，引导企业走节能环保型发展道路。汽车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等能耗型制造业是我国制造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存在着损耗大量自然资源、造成环境污染等问题，其转型升级成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大XX财政补贴力度以及给予相关企业特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来帮助能耗型制造业企业实现技术升级，降低能耗以及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应对于不合规的企业应给予税务处罚措施，通过罚款、纳入市场失信名单等措施来倒逼企业进行改造、升级。第二，加强对高技术类制造业企业的资质审核，避免XX财政资源的浪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实际上属于XX的一种税收支出形式，是XX牺牲自己的税收利益来为纳税人提供某方面的帮助。而高技术类制造业企业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往往较多，因此有必要对高技术类制造业企业的资质进行严格审核、备案。可以借鉴我国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费用、核心知识产权数量、科研人员数量以及技术类产品营业收入额等进行明确规定，对符合条件的高技术类制造业企业列入专项名单，并且对各企业的各项条件实施定期检查，剔除不合规的制造业企业。第三，做好与各类制造业企业以及相关行业协会的常态化沟通工作，及时了解企业在转型升级中的税负变动以及面临的问题。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切实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但企业的实际转型进程中会受到国际国内市场上各类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以汽车产业为例，随着民众消费观念的升级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新能源汽车、网约车等多种新生事物冲击着传统的汽车制造业，多家汽车企业的营业收入一度陷入负增长。而如果XX未经调查就给予新能源汽车大量的减免税政策，必然会使很多传统汽车产业难以及时跟进，造成汽车产业市场的混乱，阻碍汽车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因此，在我国制造业的整体转型过程中，应时刻关注各行业的发展现状，全方位考虑来实施各项减免税政策。
5.2.4 优化纳税服务
各项减税政策的落地切实激发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活力，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一系列的困扰。比如企业由于对增值税政策的变动情况、税收优惠政策的内容要求等未能及时、准确理解，不仅增加了征纳双方的成本，而且可能会使企业错失转型发展的良机。因此，在推进制造业整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出XX优良纳税服务的“助推器”作用，为制造业企业发展打造更好的税收营商环境。第一，树立服务型工作工作理念，建立便捷沟通渠道。XXX报告明确提出了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XX，作为XX重要职能部门的税务部门理应有所转变。一方面，税务工作者要不断强化纳税服务意识，坚持以纳税人为中心；另一方面，税务机关要与制造业企业之间建立便捷的沟通、交流渠道，将有关制造业企业的各项税收政策及时进行通知，保证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红利落实到位。第二，优化线上办税服务，提升税收征管信息化水平。打破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拓宽线上办税领域，实现系统一次登录、多项操作，真正做到“让信息多跑路、企业少跑路”，减轻企业的办税成本。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税务”的线上平台发布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并对纳税人的问题与建议进行及时的记录与回复。第三，加强税收监管工作，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一方面，充分利用“金税三期”工程的税收稽查功能，严格打击不法分子偷逃税款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另一方面，积极引入高技术人才，利用“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强化增值税发票的防伪功能，避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乱象。总之，优良的纳税服务不仅有助于XX对制造业企业信息的获取，为后续减税政策的实施提供依据，而且可以减轻制造业企业的办税成本，促使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转型发展。
5.3 展望
2019年XX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减税，制造业企业增值税税负下降更多，而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本文未对2019年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进行实证，但是亦可以从实证中推出，2019年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将会更有力地促进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此外，本文的实证也有缺憾之处，未能完全地体现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效果，因为从XX部门减税政策制定、实施、到产生应有效果，会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同时，作为减税受益主题的制造业企业，也会结合自身的经营状况以及当前的经济形势作出不同的决策，这也会使增值税减税的实际效益有所延后。这也意味着，增值税减税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仍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来评估，在这期间，XX应该通过税收减免、优化营商环境等多项措施来制造业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性的发展环境，推进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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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两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这也意味着我将结束学生时代。在学校读书的日子里，我不仅学习到了大量的专业知识，也学会了如何为人处世，这都会对我未来的人生道路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我要表达对我的导师诚挚的谢意。在我的两年学习时光中，我的导师传授给了我大量的专业知识，提高了我的专业素养，为我未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导师总能在我迷茫与困惑时第一时间给予我帮助。从论文的选题、论文提纲到最后的定稿，导师一直认真、细致进行指导，在我遇到写作困难时，给我提供多方位的思路借鉴；在我写作懈怠时，及时对我进行督促、指导。导师用她深厚的学术功底、严谨的科研态度指导我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也培养了我认真细心、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将使我受益终身。再次感谢导师对我指导与关怀！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研究生同学们。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我们一起参加集体活动，一起进行学术探讨，让我的研究生学习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成为我人生中宝贵的记忆。特别要感谢我的室友们，感谢他们在日常生活以及学习中对我的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用无私的爱陪伴着我的成长，给我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也给予了我不断向前、追逐梦想的动力。
在校生涯即将画下句号，但前进的步伐不曾停止。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我将继续以导师、同学、家人为榜样，不断努力、不断学习，成就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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