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就业状态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

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快促使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加上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使得我国的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根据原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截止到2017年底，我国的流动人口为2.44亿。在我国的流动人口中，女性人口比例逐年增大，根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2011年至2016年间，我国流动人口中女性所占比例由47.7%上升到48.3%，大量女性涌入城市，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生产活动中。在城镇寻找工作，挣钱谋生、改善生活条件是流动人口迁移的最根本的目的，解决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本文拟根据CHIP2008和CHIP2007调查数据，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建立流动女性生育决策模型、劳动参与模型和选择灵活就业模型，利用Tobit回归研究家中未成年子女对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的影响，以为制定解决女性流动人口的措施提供帮助。

本文首先以新劳动力转移理论对影响我国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抓住生育这一影响流动女性职业选择的因素，以当前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下未成年子女对于我国流动女性职业选择作为研究重点，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主要有：家中存在学龄前未成年子女和入学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会更加倾向于选择灵活就业，家中存在入学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影响更大。家中存在学龄前未成年子女和入学未成年子女会促使流动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并且学龄前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更强的负向影响。

接着，使用Tobit模型对本文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将未成年子女分为学龄前（5岁之前）和中小学（6-14岁）两个年龄段，对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子女在影响流动女性劳动参与和灵活就业的情况进行偏效应估计，分析其对于流动女性职业选择影响的差异，并分析是否有老人帮忙分担照看孩子压力对于流动女性就业和职业选择影响的差别。为解决生育决策的内生性、劳动参与的自选择问题，本文构建了职业类型选择、劳动参与决策、生育决策的联立模型。为了解决女性就业的内生性问题，选择社区女性就业率作为工具变量。并分别使用没有养老保险和未签订劳动合同、自我雇佣对灵活就业进行重新界定来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1）生育给流动女性带来照看未成年子女的压力，照看未成年子女会对其劳动参与和职业选择带来影响，未成年子女年龄的不同以及家中是否有家庭成员分担照看孩子的压力的流动女性，在劳动参与和职业选择上的表现有所不同。2）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会降低的女性就业的可能性，家中未成年子女数越多，流动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越大，并且有学龄前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更加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3）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会增加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和家中有学龄前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相比，家中未成年子女已经入学的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更大。4）和无老人帮忙照看孩子的三口之家相比，有老人帮忙照看孩子的五口之家的流动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降低，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更大。

关键词：流动女性；职业选择；未成年子女；灵活就业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城市化以及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转型加速，同时对于户籍的管理越来越灵活，受此影响，我国的人口流动越来越活跃。特别是大量的农村人口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经济利益，更多地选择离开自己生长的家乡故土，来到了陌生的城市。人口流动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普遍存在于人类的历史上，在历史变革和经济活动活跃时期人口流动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从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来看，刚开始主要以季节性和单枪匹马的男性人口流动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流动人口内部的性别结构开始向均衡化方向发展，在移民网络的带动作用下，早期的留守家庭成员也逐渐加入到流动行列，女性逐渐加入到流动人口中，占有比例越来越高。

根据原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截止到2017年底，我国的流动人口为2.44亿，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进入调整期。在我国的流动人口中，女性人口比例逐年增大，根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2011年至2016年间，我国流动人口中女性所占比例由47.7%上升到48.3%，大量女性涌入城市，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生产活动中，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的数量持续增长，这无疑体现了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女性流动人口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解决流动人口的就业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在城镇寻找工作，挣钱谋生、改善生活条件是流动人口迁移的最根本的目的。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国安之策，对于人民尤其是流动人口而言，就业的保障就是生存的保障，是改善人民基本生活条件的前提。女性流动人口处于“女性”和“流动人口”这两大群体的交汇处，因此她们成为城市中一类极为特殊的群体，如何解决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主要就业问题之一。

和男性相比，女性在就业方面面临着更多的困境。2015年9月27日，XXX总XX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全球妇女峰会中提出，争取早日实现妇女全面、平等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如何消除就业的性别歧视和促进女性人口的就业一直是我国XX部门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面临着新的经济形势对于就业领域的冲击，我国出台《劳动法》，明确规定企业要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虽然在制度方面保证了女性就业者跟男性就业者享有同样的权利。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不断拓展，适合女性就业的产业、行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女性就业领域不断扩大，就业渠道也越来越广。在此情况下，为更好地解决女性就业问题，XX加大保障女性就业权益和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2001年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确定了促进妇女就业的发展目标。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章“公平就业”第二十七条明文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用人单位录用女职工，不得在劳动合同中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加上我国对于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获得了较高程度的教育，有力地促进了女性就业。

虽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对女性的就业权利进行保障，但是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加上二孩政策的实施，在宏观层面上对女性就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已婚女性由于照看儿童等家庭性因素的影响而离开劳动力市场，或者选择灵活性比较高的岗位就业，以便平衡好家庭和就业的关系。

女性既是生育的主体，又是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半边天。生育子女的数量会影响女性的就业状况，女性面临着就业或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两难选择，一方面养育子女的时间密集型劳动使得女性不得不放弃社会工作时间来全身心投入到养育子女中，另一方面子女数量的增加使得养育成本提高迫使女性更加积极地从事工作贴补家用，而且由于生育造成的就业中断使得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其就业质量将会发生变化。孩子数量对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具有负效应，相比无学龄前儿童照顾的女性，2-6 岁的儿童、2 岁及以下幼童更容易消耗母亲的精力而使其放弃全职工作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将使得女性工作中断的时间延长，劳动生产率降低，基于人力成本考虑，企业将会强化用人方面的男性偏好，女性受到歧视。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的背景下，研究生育子女数对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对改进女性就业状况，创造促进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依据CHIP2008和CHIP2007调查数据，抓住生育这一关键点，以家中未成年子女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利用Tobit模型，分析流动女性家中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以及选择灵活就业的影响。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已婚女性照看家庭照料会对女性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和未婚女性相比，已婚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更大，二孩政策的放开引起女性失业增加说明生育会对女性就业产生负作用。本文的第一个研究目的是研究家庭中未成年子女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已婚女性面临着生育及照顾孩子的压力，家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的年龄和数量，给女性就业带来的压力是不同的，为了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部分流动女性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部分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灵活就业帮助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促进女性就业的重要举措，本文的第二个研究目的是分析流动女性家中未成年子女对于女性职业选择，即是否选择灵活就业的影响。

　1.2.2研究意义

以新时期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为背景，结合CHIP2008和CHIP2007调查数据，对我国女性流动人口职业结构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理论意义：第一，本文综合考虑“女性”和“流动人口”这两个概念，研究女性流动人口这一独特群体的职业选择影响因素，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做出理论补充；第二，本文样本控制在20—49周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8周岁，以青壮年新生代女性为主，样本中有工作的女性占到70%，样本量大，并且极具代表性，能够得到比较明显的规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内容。

实践意义：第一，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比较庞大，可以得出比较明显的规律，相关研究结论可以为解决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就业问题提供参考；第二，本文的研究具体分析了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人口的职业选择的影响，将流动女性家中未成年子女进行年龄划分，分析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子女对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以及职业选择的影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进一步发展女性流动人口匹配相关产业，促进女性的就业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1.3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以流动女性为研究对象，拟采用CHIP2008和CHIP2007调查数据，对我国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合本文的研究目标，确定一下研究内容：

1）调研资料，构建我国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影响因素分析理论框架。

2）构建我国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

3）通过实证分析，研究未成年子女对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

4）通过实证分析，研究未成年子女对我国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

5）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家庭人口结构对于含有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就业及职业选择的影响。

1.4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4.1 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利用CHIP2008和CHIP2007调查数据，设计变量指标，构建回归模型，运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检验本文研究的主题。具体的研究方法如下：

1）文献阅读法。本论文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文献阅读法，通过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提供的中国知网、万方等电子数据库进行文献研究，整理归纳目前关于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女性就业等方面的情况，梳理出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此次研究的理论支撑。

2）描述性统计分析。使用CHIP2008和CHIP2007调查数据，对数据进行处理后，首先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测量样本的各种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总体的特征。

3）实证检验。由于本文选取的主要因变量为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就业职业，首先对未成年子女对我国流动女性人口的劳动参与情况进行研究。另外将流动女性工作岗位进行分类，分为固定职业和灵活就业两种，使用Tobit模型分析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影响。

　1.4.2技术路线

本文的研究思路首先是阅读国内外相关理论及文献，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及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模型，在分析相关变量后进行公开权威数据的查找和筛选，然后根据查找结果，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计算，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具体研究步骤：

1）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CHIP2008和CHIP2007调查数据，以流动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我国流动女性的基本特征，从横向分析流动女性在未成年子女、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结构等之间的差异，从而来研究影响流动女性职业选择影响因素。

2）基于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参考以往的文献研究，分析流动女性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三个层面可能对就业以及职业选择产生的影响，抓住生育这一影响流动女性就业的因素，研究在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下，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职业选择的影响，为进一步实证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3）基于构建的理论框架和数据的梳理，利用现代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以未成年子女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以女性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为控制变量，选取社区就业率为工具变量，考察未成年子女对我国流动女性职业选择产生的影响。

4）基于以上实证结果，分析未成年子女对流动女性劳动参与行为和选择灵活就业的影响，为提高和改善女性的就业状况提供科学合理的建议。

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如图1.1所示。

　　图1.1 本文技术路线

　1.5论文结构

本文主要分为6个部分，分别为：

第1部分：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提出问题，并阐述研究目的与意义，确定研究内容与思路，指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第2部分：文献综述。本章主要从流动女性就业特征、流动女性职业选择影响因素、流动女性职业选择遇到的问题以及应对策略等方面对国内外文献进行阐述。

第3部分：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以及对支撑文章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就未成年子女对流动女性的职业选择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应假说。

第4部分：研究设计。本章首先对数据来源进行说明，然后对数据进行处理，构建研究我国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模型并选取变量。

第5部分：实证检验与分析。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运用Tobit模型对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的职业选择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

第6部分：结论与展望。对实证检验结果进行讨论总结，为我国流动人口的劳动参与问题提出适当的政策建议。

　1.6 创新点

通过调研相关文献，得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为：

（1）从研究内容上来看，之前针对女性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将家庭因素作为影响女生职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多将照看子女作为影响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一项重要因素，对于女性在需要照看子女时可以选择灵活就业这一基本事实研究的比较少。为此，本文在探讨家中有未成年子女是否影响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以及其与女性选择灵活就业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能够更加针对性对未成年子女数这一重要因素对流动女性的就业现状进行分析，是对之前的理论的有效补充。

（2）从研究方法上看，本文尝试将家中未成年子女这一解释变量进行细分，划分不同年龄段，并将家庭人口结构引入进来，考虑是否有老人分担照看孩子的压力，能够获得更加全面和准确的结果。

　2 文献综述

　　2.1 流动女性就业特征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女性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住房难、就业难、融入社会难等问题也在逐渐暴露。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围绕流动女性人口的就业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思路大致是通过对某一地区的女性流动人口开展问卷调查得到数据资料,然后分析这些数据,概括出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的基本特征。

李文彬指出，我国女性人口在就业方面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女性的失业状况比男性更严重；二是女性的就业范围比男性更为狭窄，主要是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集中在一些发展前景并不乐观的行业；三是女性的劳动报酬比男性更低，男女同工不同酬是一个残酷而现实的问题，且性别工资差距仍在变大。王俊秋通过对济南、青岛、德州三地女性流动人口的实际调查，得出女性流动人口在就业方面还存在着就业歧视，其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犯。需要XX、社会和流动女性自身一起努力实现流动女性的可持续发展。对流动女性而言，进入城市的确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女性流动人口劳动参与率较男性流动人口仍低近 20个百分点（刘晓昀等，2003）。庞大的流动女性队伍的劳动参与程度直接关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发育，而这往往受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婚育使流动女性被迫放弃自我发展的机遇，而以家庭效益最大化为生活目标（杰华，2006）。与其他流动人口相似，流动女性在城市中往往从事低技术含量、甚至具潜在危险性的体力工作，加上传统的性别分工，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的流动女性，在承担家庭、社会角色的职责以及生育造成的工作中断，还需要面临因迁移导致的家庭支持水平下降问题。如李旻（2017）认为频繁的职业流动及向上流动对已婚女性流动人口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但主动流动有利于已婚女性流动人口收入的增长。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频率不高，明显低于男性女性流动人口；职业流动质量不高，多处于平行流动或未流动状态，向上流动较少；职业选择上处于劣势，多是被动流动。

以上学者对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特征的论述基本上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她们在就业中往往失去话语权，成为城市社会中一个沉默的特殊的身份阶层而存在，在职业上、收入上、各项权利上都处于弱势的一方，处于一种边缘性的弱势状态之下。

　2.2 流动女性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影响我们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女性个体特征、社会特征以及流动特征等都会对其就业产生影响（侯建明2019）。为有效解决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需要对影响其就业选择的各项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加快产业升级、为女性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此外还应当为女性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教育以及培训计划以提升她们的综合素质，帮助她们拓宽就业的渠道，拥有更多的职业选择机会。

　2.2.1宏观影响因素

对流动女性劳动职业选择有影响的宏观因素主要体现在国家政策、结构转型以及对外贸易政策这三个方面。

在国家政策方面，Cebula（2008）指出向成年流动女性提供公共援助的程度越大，流动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越高。而Blau（2013）则发现国家实行的“家庭友好”政策，包括育儿假期和兼职津贴，使得X妇女劳动力参与率下降29%，即促使女性就业率下降。Cebula, Richard（2015）指出劳动力市场自由程度越高，X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越大，女性就业就愈发方便。LvZhike（2018）利用1991年至2012年的国家小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妇女参与政治活动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也有正向影响。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发现性别平等政策可以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对流动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和人均收入增长有积极的贡献（Kim, Jinyoung，2018）。李强于2007年对北京市城八区的外来务工经商的女性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研究之后发现城乡迁移和家庭迁移同时发生的“双重迁移”，很大程度改变了女性流动人口家庭中女性成员的就业与生活状态。根据供给侧改革政策的要求，大量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部门关闭，而此时女性面临的失业风险更大。

在结构转型方面，以往的文献更多的是通过关注失业率来研究宏观层面的结构性改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Hollweg，2016），结构改革为劳动力就业带来了积极的结果。而Mehrotra（2017）通过研究发现，在结构转型过程中，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制造业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大量流动女性退出农业，又由于她们的教育水平和技能低下以及其他文化的限制，从而限制了流动女性的就业机会。通过确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子部门，也可以为流动女性求职者和近年来从农业中流离出来的老年妇女创造就业机会。沈茂英基于“五普”和“六普”的数据对成都女性就业态势进行了分析，得出女性职业行业与女性就业结构存在偏差，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使女性就业风险增加。

在外贸政策方面，Gaddis（2017）在研究过程中采用差异估计法，发现贸易自由化降低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和可交易部门就业率，即自由贸易并没有为女性就业带来积极影响。然而，不同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对于贸易政策产生的效应也不尽相同。有学者实证研究了进口保护对女性劳动力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资本充裕的国家，进口保护提高了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而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则降低了其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率（Avsar，2014）。

　2.2.2微观影响因素

对流动女性人口职业选择进行影响的微观因素主要有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生育状况、家庭状况等。

教育、健康状况、户籍、年龄等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很多学者从女性个体人力资本因素出发，研究其对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郑恒利用混合面板数据对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验证了女性劳动参与率既有个人教育水平的因素，也受到工资率、家庭规模、生育政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陈金梅通过2009年对福建省女性流动人口的调查，得出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女性流动人口在就业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层次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农村女性传统性别观念强，对丈夫的依赖心理也影响了她们的职业流动。田北海（2013）在分析女性流动人口职业流动影响因素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在人力资本方面，实证得出专业资格证书和受教育水平对女性流动人口向上流动都有积极作用。杨红岭（2019）指出女性流动人口职业流动受到人力资本的影响，分别体现在新一代的女性流动人口人力资本保有量不多的因素和人力资本增长较小的因素。孙琼如（2014）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女性的职业地位普遍不高。本研究还表明是否掌握专业技能、成就动机、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顶端、进城务工时长、到过的打工地区数等是影响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王胜今（2013）通过Binary Logistic（二元逻辑回归）的方法，从制度环境、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口特征四个因素出发，探讨了流动人口职业结构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以教育水平为代表的文化资本是影响流动人口职业结构差异的最显著因素。林湘华（2017）从城乡分割与区域分割的户籍差异视角下,对比分析了不同女性人口职业结构变动的差异。指出女性职业结果变动差异和户籍差异有关。

家庭流动、未成年子女数量等家庭因素对于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的影响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张丽琼（2016）探讨了在家庭化流动背景下，不同的家庭化流动类型对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的影响，以及展开了对流动人口劳动参与率、就业稳定性、就业类型和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系统而全面的分析与探究。梁海燕（2017）指出流动人口家庭化发展对女性就业具有阻碍作用，此外，随迁孩子数量也是影响女性就业的主要因素。同年马骍也指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对女性就业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长期流动对女性就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张航空（2012）指出家庭流动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均有影响，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对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收入均受到显著影响。随迁学龄前子女对流动女性就业带来负面影响，随迁孩子的数量越多，照料孩子的负担就越重，相应的参与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机会就越小。家庭式流动也对已婚女性就业率起着负面影响，家务劳动时间挤压了工作时间，导致参与社会劳动的时间相对减少，无益于女性职业地位的提升。綦松玲等通过对吉林省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率较低，就业稳定性较差，女性未就业的主要原因为料理家务或带孩子，可见家庭因素对女性就业有明显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还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马骍（2017）基于2014年云南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单变量描述统计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不同迁移模式中的流动女性就业机会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对女性就业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单身女性就业概率最高,半家庭式流动女性就业概率居中,举家式流动女性的就业概率最低.随迁子女数量也是影响女性就业的主要因素,在流入地每增加一个孩子,女性就业概率将降低20％左右。李小明（2017）指出女性流动人口个体特征以及流动特征也会对其就业产生影响,在流入地居住时间每增加一年,就业概率大致提高3.6％左右。这意味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过程中的女性就业劣势可能随着人口流动长期化发展得到相应的补偿，长期流动对女性就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还有学者从职业代际为出发点，对影响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的因素进行分析。林李月（2015）基于福建省1963位女性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存在明显差异,新生代的职业流动明显频繁于老一代;同时,在新生代的职业流动归因于其人力资本和职业类型偏好,而老一代的职业流动则受制于其家庭结构特征的代际差异之外,经济追求和宏观结构因素仍作为共性因素影响了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柳建平（2017）也分析了两代女性流动人口职业流动的频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主要是因为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差异，其次，家庭储蓄率和婚姻状况也是影响职业流动差异的因素。刘非菲（2014）在分析职业代际流动时，引入线性对数模型，发现中国居民职业代际流动呈现出强烈的子承父业特点。解雨巷（2019）表明职业流动和阶层代际传递也有影响。职业向上流动是实现阶层改善的重要途经。杨沫（2019）主要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代际职业流动性,以城镇居民家庭作为对比研究对象,建立两类群体的职业转移矩阵,采用矩阵距离的测度方法以及代际社会经济指数（SEI）相关系数来比较两者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在此基础上,利用多元Logit模型对于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代际职业流动性的机制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发现,相比城镇居民家庭,农业转移人口具有较高的代际职业流动性,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化过程导致农业转移人口从农业到非农职业转移;党员身份、家庭收入以及教育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代际流动性具有重要影响,其中教育因素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具有更高的概率从社会地位最低职业层级流动到社会地位最高职业层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柳建平（2017）通过对两代女性流动人口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指出两代女性流动人口存在明显的特征差异,且各种因素对职业流动的影响结果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个体特征差异是导致两代女性流动人口职业流动频次差异的主要原因。提高受教育水平、拓宽就业分布有利于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

对中国职业选择的动机与影响因素，现有研究成果颇丰。关注个人特征的影响的研究，对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宏观方面，重点关注国家政策，结构转型、社会与经济等特征。但从市民化角度来看流动女性的职业选择方向研究几乎是空白。多数研究用一种或几种流动理论，宏观关注地区的流动量或净流动率，或微观关注个体的流动意愿强弱与流动行为发生与否，在分析某一层面因素对流动的影响时，较少对其他层面的重要特征进行统计控制，如探究个体特征的影响而未控制地区层面的变量。

　2.3未成年子女对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生养子女对于女性劳动参与有显著的负向影响（Angrist and Evans；1998；Maurin and Moschion，2009；Aaronson et al.，2017），由于照顾子女的需要，女性很有可能离开劳动力市场，进而使得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明显降低，并且随着子女数量增多，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越大，生养双胞胎的女性比只生养一个孩子的女性更加倾向不参加工作（Vere，2011）。陈瑛（2018）指出，我国有生育经历的流动女性劳动参与曲线呈倒U型，即子女数量对流动女性劳动参与有负面影响,生养孩子使年轻流动女性更易退出劳动力市场。张川川（2011）和杨慧（2017）都发现生养及照看子女显著降低了城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熊瑞祥和李辉文（2016）发现，照看子女对农村女性选择非农就业有阻碍作用。

此外，越来越多学者研究发现，家中有子女的女性很有可能会选择自由程度比较高的在家办公、兼职等就业形式（（Wellington，2006；Bonet et al.，2013；Joona，2017；Semyhina，2017），也就是说，虽然已婚女性面临生养以及照顾子女的压力，但是离开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其唯一的选择，灵活就业形式很好地为女性提供了平衡家庭和工作的机会，成为促进女性就业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学者发现，在生育之前已经选择灵活就业的女性在生育孩子之后能够更加容易就业（Herr and Wolfram，2012）。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时间灵活的工作岗位可获得性、保护兼职就业人员利益的公共政策都对促进女性就业有非常积极的作用（Del Boca et al.，2009；Blau and Kahn，2013）。

综上所述，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照看子女对于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而探讨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的职业选择的影响时，研究的对象多为发达国家，我国的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考察未成年子女对于中国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和灵活就业的影响，这将为制定促进女性就业的相关政策提供更丰富的实证依据。

　　2.4 女性流动人口在职业选择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女性流动人口作为一个身份阶层存在于城市社会之中，她们的边缘和弱势状况，在就业方面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社会对他们自身都会造成伤害。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首先，女性流动人口的边缘和弱势地位导致流动女性很难介入城市正规单位就业。经过研究，王晓丽（2013）认为在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部门分割、职业分割，导致不同人群在相同的行业、就业部门、职业的收入模式上存在明显差异。研究发现，与本地市民相比，乡－城、城－城流动人口仍然无法进入国家核心的社会经济部门，乡－城流动人口在同一部门或同一职业均存在收入不平等，反映了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其次，女性流动人口的边缘弱势地位无法导致她们的城市化。张丽琼（2016）在研究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影响时，发现家庭化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分离所带来的问题,但是在流入地实现家庭团聚的流动人口可能会面临诸如流动人口子女的照料、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的非正规化等新的问题。而且城市化的门槛太高双重的困境使得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城市化。国家和社会应该给女性流动人口更多的关心，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他们的城市认同。各种社会政策应该把女性流动人口纳入立法体系之中，在各项制度中提高女性流动人口身份阶层的地位，在社会体系之中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才是解决女性流动人口城市化的正确道路。

再次，就是女性流动人口身份阶层的特征，导致女性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处于一种排斥的社会地位。郭庆（2017）认为社会融合对女性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也会产生显著影响，他指出女性流动人口就业质量问题具有连续性和过程性特征，其就业质量的提升不是女性流动人口初到城市务工就直接形成的，而是在逐渐适应和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通过学习新的城市文化、获得相关权利和地位、建构异质型的社会关系等社会融合行为逐步实现的。

通观以上学者对女性流动人口阶层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首先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流动人口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人群，她们在城市中就业、市民化等方面都存在着一致性或相似性。许多学者从开始讨论女性流动人口是否是一个阶层，到把女性流动人口看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来研究，这本身说明研究者在女性流动人口是否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上，慢慢地达成一致，承认女性流动人口身份阶层的存在。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去研究女性流动人口有利于全社会对这一人群的关注，对于女性流动人口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作用。其次，在对女性流动人口是一个身份阶层达成共识后，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一特殊身份阶层的阶层特征；这一身份阶层在城市就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一身份阶层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但是女性流动人口子女照看对其职业选择的影响如何，正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本文以未成年子女照看对于流动女性职业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以为促进流动女性就业提供依据。

　2.5 文献述评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调研可以发现，目前关于流动女性职业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的数据不断更新，研究的方法不断深入，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从家庭因素入手研究流动女性的职业选择的文献相对较少，文章比较分散，并且对于家庭因素中子女照看这一因素的研究还比较缺乏，特别是国内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对于未成年子女对女性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利用CHIP2008和CHIP2007调查数据，以流动女性家中未成年子女这一重要的家庭特征为着眼点，研究其对流动女性职业选择的影响，以更加针对性的研究流动女性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为促进流动女性就业提供参考。

　3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上文对流动女性人口就业选择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调研和阐述，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本章主要对流动女性人口职业选择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为接下来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以影响我国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家庭因素作为研究对象，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3.1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影响理论阐释

对流动女性职业选择行为逻辑进行研究，是研究我国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基础。城镇化的加快使得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大量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关乎到我国社会的安定，是当前我们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对当前影响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的因素进行研究时，可以采取新劳动力迁移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根据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劳动力迁移决策有家庭集体决定，个体差异的存在使得家庭成员内部进行分工，部分外出就业，部分留在家中，两种不同就业方式获得的收入具有高度互补性，这是一种理性的制度安排，而不管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在新劳动力迁移理论中，主要有三个概念，分别是风险分散、相对剥夺压力以及流动性限制。

根据风险分散要求，农村劳动力会向城镇转移劳动力来获得非农收入，进而降低对单一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因此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前往城市，包括城市中的女性流动人口也占有着非常大的比例。家庭决定外出务工，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进而引起人口流动，因此带来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在新时期，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我国的经济发展逐渐均衡并且对于户口的管理逐渐放松，人们寻找就业的目的地不再仅仅是一线城市。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加速企业产业升级，为流动人口就业带来压力，加上中西部经济发展迅速以及加上我国振兴乡村等政策出台，为我国劳动力就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流动人口的就业，尤其是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

根据相对剥夺压力理论，所在社区或者对照群体收入的差别引起人口流动。也就是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加上经济的多元化和市场的细分，社会各个上获得收入的机会越来越多，周围群体的收入增加会对其他群体人员产生促进作用，要求他们通过人口流动来获得其他方面的收入，因此更多的女性流动人口会迫切得到期望的工作。

根据流动性限制理论，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在就业以及职业选择上受到了很多限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会直接影响女性的就业状况，企业在新形势下以效率为优先，在就业中性别歧视将会出现，因此女性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通过研究发现，对于我国流动女性就业以及职业选择的限制主要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方面来说，女性由于先天体力不足，加上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导致农村家庭对女性的教育投资少,外来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男性,受到的技能培训也少于男性，缺少了职业流动的重要条件，而一般来说，受教育水平越高的流动女性的就业层次越高、通过正式的市场找到工作的比例越高、获得较高收入水平的比例也越大。从客观角度来看，目前家庭照看老人以及儿童的任务往往由女性承担，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女性劳动力的就业，另外社会上传统的社会观念对于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以及职业选择起到很大的限制作用，导致的结果就是女性被动的安排或分配到低收入的工作中，女性的失业率增加，应对失业风险的能力不足，影响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率，使得女性人口在就业时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往往被安排在技术含量低、报酬较低的岗位，甚至出现用人单位不愿意雇佣女性的情况，大大限制了女性的流动就业。

出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城市存在大量的女性流动人口，个体特征、社会观念、家庭特征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以及职业选择产生影响，其中在当前二孩政策全面实施的情况下，生育带来的未成年子女照料成为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

　3.2未成年子女与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劳动参与

在长期以来在发展过程中，我国社会始终处于男性主导的状态，进而导致社会中逐渐出现“男尊女卑”或者“男强女弱”的思想，并且其观点始终存在，这就造成了家庭中始终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社会男女在就业过程中难以实现平等（胡慧远，2017），男人应当以事业为重，女人应当以家庭为重，男人天生能力就比女人强等等观念造成了女性就业环境的极为不公平，甚至有声音指出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应当首先解雇女性员工（钱晶晶，2018）。传统性别观念习惯性的认为两性间存在固有的性别气质和社会分工：男性坚强、有责任感，与女性温柔、有依赖性；男性主要在公共领域发展为主，女性则要以家庭为中心；两性关系上要男性为主，女性为辅，这一观念延伸到家庭内，就表现为照料家庭的重任由女性承担。

对于家庭责任来说，已经结婚的女性面临着生育、照顾孩子和老人的责任，结婚以后的女性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和家庭照顾，子女特别是学龄前子女会阻碍女性参与劳动，从而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家庭老年照料为例，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发现，家庭照料会显著降低子女的劳动参与率，即使在工作的女性，照料责任也会使其工作时间显著减少（Van Houtven，2013）。子女对于女性的就业会产生负向的影响，生养孩子使年轻流动女性更易退出劳动力市场（陈瑛，2018），同时照料子女会对女性的工作选择造成负向的影响（张慧霞，2016），相关研究表明，家庭子女照料需求对于女性劳动力市场供给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每周提供20小时以上的高强度照料活动会使女性产生“门槛效应”，这部分女性是最有可能因为提供家庭照料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群体（陈璐等，2016）。已婚女性受到家庭方面的影响较大，照料子女、生育等都会给女性人口带来更多的负担，进而影响女性的就业和职业选择，具体体现为：已婚女性流动人口有照料子女的义务，照料子女对流动女性有显著影响（庞丽华，2015），我国二孩政策的实施，也是造成女性人口失业的一大因素（张慧霞，2016）。而对于女性流动人口来说，年龄较小的未成年子女更加需要其照顾，对于其劳动参与的影响也就越大。

此外，有研究表明，女性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比例与孩子年龄密切相关，孩子1-3 岁时劳动力参与率相对较低，也相差不明显，但当孩子长大后，女性劳动力的供给明显提高（K Sommerfeld，2016）。Mary A Silles（2016）通过IV 估计也发现，在孩子年龄超过13 岁的女性中，生育对于任何衡量劳动力市场地位的指标都没有负面影响。这表明这些影响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生育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将会消失，

综述所述，已婚女性家中有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的年龄和数量，给女性就业带来很多压力，传统而言，女性相比男性以家庭为重更多。为了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部分流动女性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未成年子女年龄越小，对母亲的依赖性越强，越需要母亲的陪伴，流动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就越大。部分女性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陪伴孩子。而孩子上学以后，更多时候待在校园，和老师、同学的相处增多，相对而言，母亲就有更多自己的时间，更倾向于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有更稳定的家庭收入。因此，随着年龄增加，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减弱。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h1：家中存在学龄前未成年子女和入学未成年子女会促使流动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流动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越大，并且学龄前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更强的负向影响。

　3.3 未成年子女与我国流动女性职业选择

有学者指出，家中有幼小子女显著增加了女性选择自我雇佣、在家办公、兼职的可能性（Wellington，2006；Bonet et al.，2013；Joona，2017；Semyhina，2017），并且那些在生育子女之前就已经选择了灵活就业的女性，在生育子女以后往往更容易保住工作（Herr and Wolfram，2012），并且随着未成年子女年龄的增大，流动女性用以照看子女的时间会相应减少，其走向劳动力市场，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也就会越大。虽然已婚女性面临生养以及照顾子女的压力，但是离开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其唯一的选择，灵活就业形式很好地为女性提供了平衡家庭和工作的机会。一方面，能够很好地满足女性照顾家庭的需求，同时对子女可以提供更多的陪伴，使子女更加健康的成长；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家庭收入，贴补家庭，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因而，家中未成年子女有助于女性选择灵活的就业方式。对家中有学龄前子女的女性而言，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性强，时刻都离不开母亲的陪伴，更容易消耗母亲的精力而使其放弃全职工作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这时候，更多的母亲选择留在家中陪伴孩子，没有空余时间工作。相反，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孩子自主性增加，且入学后有老师和小朋友的陪伴，母亲的空余时间增多，也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灵活就业了。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h2：家中存在学龄前未成年子女和入学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会更加倾向于选择灵活就业，未成年子女数越多，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家中存在未入学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影响更大。

　3.4家庭人口规模与流动女性人口就业

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由于照看孩子的压力，往往会使其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无论对于城市还是农村女性劳动者，均会因为家中有需照顾的孩子而降低其就业可能性，同时也会因为生育导致就业中断而降低其就业概率（宋健等，2015），特别是家中有学龄前儿童的流动女性，其用于照料孩子所花费的精力就更多。为了减少生育子女数带来的就业负效应，XX应该调整用工制度和福利体制，保护女性劳动者合法权益，应不断完善生育保险，降低女性生育成本（黄桂霞，2014）；家庭成员尤其是丈夫应该通过提供更多家庭照料尽可能减少生育对妇女就业的负面影响（宋健等，2015）。此外，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为了照看子女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同时，还有一部分选择灵活就业，而随着未成年子女年龄的增大，流动女性照看孩子所花费的精力就会降低，其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就变大。

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的职业选择，包括劳动参与和就业选择均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最主要是照看未成年子女给流动女性带来的责任压力，减少了流动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导致的。此时，如果家庭其他成员能够为流动女性分担照看未成年子女的照看压力，将会对流动女性的就业状态产生明显的影响，家庭存在老人的五口之家，会有老人为流动女性分担照看子女的压力，进而解放流动女性，使其有更多时间参与到劳动力市场，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以及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均会增加。家中没有老人的三口之间，照看子女的压力基本上都落在流动女性身上，其参与劳动力市场，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h3：和家中没有老人的三口之家相比，家中有老人的五口之家流动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降低，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增加。

　3.5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对流动女性人口职业选择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以新老动力转移理论为出发点，从风险分散、相对剥夺压力、流动性限制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接着就家中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的职业选择的影响提出研究假说，为下面的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具体来说，分为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劳动参与和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职业选择，即灵活就业两个方面，并且将未成年子女进行年龄段划分，分析学龄前子女和入学子女对于流动女性劳动参与和灵活就业的影响，并且分析家庭结构的不同对于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的就业的影响。

　4 研究设计

上文对影响我国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研究假说。本章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于提出的假说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然后构建影响我国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模型，并对相关变量进行选择，以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打下基础。

4.1 模型构建

为解决生育决策的内生性、劳动参与的自选择问题，本文构建职业类型选择、劳动参与决策、生育决策的联立模型。对于所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而言，她们是否选择灵活的就业方式由如下方程决定：

对于公式（4.1），通常在研究流动女性职业选择的类型时，针对的是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参与到实际劳动中的流动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流动女性参与到劳动力市场这一行为是随机的，并且决定女性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家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这一变量是外生的，公式（4.1）的估计效果是准确的。因此，为了得到较为准确的结果，本文进一步建立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决策方程，以保证使用（4.1）对流动女性进行职业选择进行估计时获得的结果是准确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决策方程为：

 

在研究未成年子女对于女性职业选择的影响时，将（4.2）和（4.3）联立起来，可以解决女性生育行为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分析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将式（4.1）、式（4.2）和式（4.3）联立起来进行估计，可以解决女性生育行为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非随机性问题，进而对未成年子女影响流动女性职业选择，选择灵活就业的特点进行分析。

　4.2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CHIP2008和CHIP2007两轮调查数据，对样本进行初步筛选，选择年龄在20-49岁之间且不是全职学生的流动女性，我们还删除工作状态信息缺失的个体、当前在工作但收入信息缺失或职业特征信息缺失的样本以及其他关键控制变量缺失的样本，考虑流动女性劳动参与和职业选择。对调查数据进行筛选，最终，我们得到3245个样本。本文的未成年子女是指18岁以下的子女。为了观察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女性劳动参与及职业选择的影响差异，我们将未成年子女分为5岁及以下（学龄前）、6-14岁（中小学阶段）、15-18岁（高中阶段）。但在最终的有效样本中，15-18岁的子女的家庭样本量比较少。所以，我们在分析中仅考虑5岁及以下和6-14岁这两个年龄段的子女。

CHIP调查中有关于成人工作状态和职业类型信息方面的信息能够帮助确定流动女性的就业状态，包括是否就业以及是否选择了灵活就业。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临时性工作、非全日制工作以及对时间要求不高的弹性工作看作是灵活就行，具体的处理过程中，依照常进雄和王丹枫（2010）的做法来界定灵活就业的范畴，具体来说，就是将短期合同工、无合同的临时工、自我经营、打零式和不领工资的家庭帮工看作为灵活就业。

为了处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用同社区的劳动年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作为工具变量，使用受访者是否为独生子女作为生育行为的工具变量。大部分经验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比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更低（李铮，2010）。受访者是否为独生子女对受访者而言是外生的变量。更具体地，我们假定独生子女仅仅通过影响生育行为间接地影响劳动参与和职业选择，即控制了可观测的人口特征、性格特征和家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以后，是否为独生子女不直接影响个体的劳动参与和职业选择。表4.1是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表4.1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灵活就业		非灵活就业		不工作
解释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有5岁以下子女（是=1，否=0）	0.364	0.536	0.252	0.389	0.478	0.461
有6-14岁子女（是=1，否=0）	0.448	0.496	0.398	0.486	0.386	0.456
未成年子女数量	1.412	0.324	1.242	0.415	1.828	0.621
三口之家（是=1，否=0）	0.463	0.254	0.314	0.148	0.6333	0.372
五口之家（是=1，否=0）	0.671	0.356	0.531	0.232	0.442	0.276
年龄	34.87	4.667	33.66	4.663	29.22	3.886
初中及以下学历（是=1，否=0）	0.387	0.442	0.176	0.264	0.458	0.402
高中/中专学历（是=1，否=0）	0.342	0.461	0.244	0.421	0.412	0.464
大专学历（是=1，否=0）	0.211	0.412	0.354	0.466	0.175	0.382
本科及以上学历（是=1，否=0）	0.122	0.345	0.379	0.446	0.131	0.333

表4.1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续表

健康状况很好（是=1，否=0）	0.178	0.367	0.179	0.368	0.162	0.342
健康状况好（是=1，否=0）	0.576	0.352	0.614	0.382	0.615	0.387
健康状况一般（是=1，否=0）	0.199	0.394	0.236	0.425	0.255	0.438
健康状况差（是=1，否=0）	0.012	0.111	0.009	0.102	0.027	0.165
身体质量指数（BMI/10）	2.673	1.987	3.167	2.156	3.112	2.034
家庭收入（对数）	5.226	1.998	4.897	2.087	6.574	2.569
配偶收入（对数）	3.221	1.014	2.143	1.223	2.887	2.314
是否在婚（是=1，否=0）	0.876	0.289	0.924	0.342	0.685	0.336
农村户口（是=1，否=0）	0.684	0.167	0.382	0.184	0.762	0.186
城镇户口（是=1，否=0）	0.762	0.215	0.672	0.313	0.774	0.147
是否独生子女（是=1，否==0）	0.165	0.224	0.321	0.231	0.463	0.244
村庄就业率	0.643	0.148	0.232	0.112	0.687	0.178
样本量	869		1684		692

由表4.1可知，在本文的3245个样本中，有692个不工作的样本，2553个工作的样本，在工作的样本中有869个属于灵活就业。

家中含有5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的样本中，参与灵活就业的平均值为0.364，非灵活就业的平均值为0.262，不工作的平均值为0.478；家中有6-14岁未成年子女的样本中，参与灵活就业的平均值为0.448，非灵活就业的平均值为0.398，不工作的平均值为0.386。即家中有5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不工作的可能性更大，而家中有6-14岁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更大。

对于未成年子女数量而言，选择灵活就业的女性，家中未成年子女数量平均值为1.412，选择非灵活就业的女性家中未成年子女数量平均值为1.242，选择不工作的女性家中未成年子女数平均为1.828，就家中未成年子女数量而言，随着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增多，女性更加倾向于选择灵活就业或者不就业。

就家庭结构而言，三口之家参与灵活就业的平均值为0.463，选择非灵活就业的平均值为0.364，选择不工作的平均值为0.633；五口之家参与灵活就业的平均值为0.671，选择非灵活就业的平均值为0.531，选择不工作的平均值为0.442。即对于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来说，三口之家的流动女性选择不工作的可能性更大，五口之家的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更大。

就年龄而言，选择灵活就业的流动女性平均年龄为34.87岁，选择非灵活就业的为33.66岁，不工作的流动女性平均年龄为29.22岁，相比较而言，流动女性选择不工作的平均年龄较小。

就学历而言，随着流动女性学历水平的提升，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下降，选择费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增加，选择不工作的可能性下降。

流动女性的健康状况越好，其参与到劳动力市场，选择灵活就业和非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均提升。

就婚姻状况而言，已婚女性选择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在就业的流动女性中，灵活就业和非灵活就业的已婚女性流动人口均比较多。

就家庭收入和配偶收入而言，家庭收入和配偶收入较多的女性流动人口，选择不工作或者灵活就业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这很有可能是家庭收入和配偶收入增加了，流动女性人口受到的家庭经济压力就相对降低，其选择回归家庭或者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就相对较高了。

　　4.3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女性就业现状与性质变量。本文研究过程中以女性就业状态、就业性质两个指标来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状态以及职业选择进行衡量。就业状态能是衡量女性就业现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能够顺利就业是女性流动人口进行职业选择的前提条件。通过就业性质可以看出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布状态，可以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进行更进一步地说明，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将流动女性的就业现状进行分类，将短期合同工、无合同的临时工、自我经营、打零式和不领工资的家庭帮工看作为灵活就业，其他工作看作是非灵活就业。

2）控制变量—女性流动人口个体特征。研究表明，女性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包括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户口状状况、婚姻状况等对于女性的就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侯建明，2019）。处于黄金年龄段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在就业时能够有更多的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就业会受到限制。健康状况良好的女性流动人口在就业时明显会有较大的优势。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流动人口，能够选择层次更高的工作（田北海，2013），非农户口的女性流动人口会更加追求稳定工作（侯建明，2019）。婚姻状况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差异（刘建平，2017）。相对于已婚女性，单身女性的就业概率明显较高（马骍，2017），在职业选择方面，单身女性在选择从事管理类、专业技术类、生产运输类职业等方面职业的概率明显高出已婚女性（侯建平，2019）。因此，个体特征对于流动女性人口就业现状及性质影响比较大，不断影响其就业难易程度，还会对就业的工作性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3）控制变量—家庭因素。家庭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家庭经济和家庭责任。家庭经济的好坏对于女性就业状态有很大影响，家庭条件差会促进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家庭收入高，经济条件好会促使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同时配偶的收入、对丈夫的依赖程度等都会影响女性就业选择。已婚女性在结婚之后，面临着照顾孩子和老人以及做家务的责任，这都会使得女性流动人口能够投入到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大幅下降。家庭照料会显著降低子女的劳动参与率，即使在工作的女性，照料责任也会使其工作时间显著减少（Van Houtven，2013），由于花费较多的时间来照顾孩子和老人，女性很有可能因为时间和精力不足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进而影响其就业选择（陈璐等，2106）。家庭因素对于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选择影响十分复杂，本文选取家庭总收入以及配偶收入作为家庭因素指标，将其作为解释变量来对流动女性就业选择进行研究。

4）主要解释变量。已经结婚的女性面临着生育、照顾孩子的责任，子女特别是学龄前子女会阻碍女性参与劳动，从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已婚女性受到家庭方面的影响较大，照料子女、生育等都会给女性人口带来更多的负担，进而影响女性的就业和职业选择，具体体现为：已婚女性流动人口有照料子女的义务，照料子女对流动女性有显著影响（庞丽华，2015），我国二孩政策的实施，也是造成女性人口事业的一大因素（张慧霞，2016）。而对于女性流动人口来说，年龄较小的未成年子女更加需要其照顾，对于其劳动参与的影响也就越大，并且会增加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此外，家庭结构的不同决定了家中未成年子女是否有老人照料，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家中是否有人分担流动女性照看子女的压力，进而对其就业状态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选择流动女性家中的未成年子女以及家庭结构作为其劳动参与和职业选择的主要解释变量。

5）工具变量。在研究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时，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可以使用流动女性的就业网络作为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工具变量，这一变量能够显著影响女性的就业行为，但对于生育行为影响比较小，符合工具变量选取原则。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将一个社区作为单位，选取社区的流动女性的就业率来作为研究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工具变量首先分析。在衡量女性的生育决策时，选择使用受访者是否为独生子女作为生育行为的工具变量。受访者为独生子女对于流动女性的生育意愿有比较显著的影响（李铮，2010），其对于受访者的生育决策来说是一个外生的变量，因此其符合工具变量的选取原则。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假定独生子女仅仅通过影响生育行为间接地影响劳动参与和职业选择，即控制了可观测的人口特征、性格特征和家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以后，是否为独生子女不直接影响个体的劳动参与和职业选择。

　4.4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构建了影响流动女性职业选择的分析模型，模型包括职业类型选择、劳动参与决策、生育决策的三个部分。通过构建职业选择模型，可以对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的职业选择，即选择灵活就业和非灵活就业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构建流动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模型，可以对流动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受到未成年子女的影响状况进行分析，并且可以解决衡量未成年子女影响流动女性职业选择时的变量不随机问题；通过构建生育决策模型，能够解决在衡量未成年子女对流动女性劳动参与时的内生性问题。

接着，本章首先介绍了数据的来源，接着对数据进行处理，对调查数据进行筛选，最终，我们得到3245个样本。对未成年子女进行界定，选取18岁以下的子女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将未成年子女划分为5岁及以下（学龄前）、6-14岁（中小学阶段）、15-18岁（高中阶段）三个年龄阶段，并根据样本特点选取5岁及以下和6-14岁这两个年龄段的子女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此外，还对流动女性的就业特点进行了处理，对灵活就业的特点进行了界定，选择短期合同工、无合同的临时工、自我经营、打零式和不领工资的家庭帮工看作为灵活就业的范畴。

通过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家中有5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不工作的可能性更大，而家中有6-14岁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就年龄而言，流动女性选择不工作的平均年龄较小。就学历而言，随着流动女性学历水平的提升，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下降，选择费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增加，选择不工作的可能性下降。流动女性的健康状况越好，其参与到劳动力市场，选择灵活就业和非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均提升。就婚姻状况而言，已婚女性选择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在就业的流动女性中，灵活就业和非灵活就业的已婚女性流动人口均比较多。就家庭收入和配偶收入而言，家庭收入和配偶收入较多的女性流动人口，选择不工作或者灵活就业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这很有可能是家庭收入和配偶收入增加了，流动女性人口受到的家庭经济压力就相对降低，其选择回归家庭或者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就相对较高了。

在选取被解释变量时，以流动女性就业状态、就业性质来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参与以及职业选择进行衡量。以女性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女性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包括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户口状况、婚姻状况；女性流动人口的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总收入和配偶收入等作为控制变量，以家中未成年子女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以受访者是否为独生子女和社区就业率为工具变量。

　5 实证检验与分析

第3章提出了影响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研究假说，第4章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处理，并构建了实证分析模型，然后进行了变量的选取，本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就家中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劳动参与和职业选择的影响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上文的提出的假说。

5.1 女性就业状态影响因素分析

表5.1为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劳动参与和灵活就业的实证结果。被解释变量是女性是否参与工作与灵活就业，用于分析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对女性劳动参与和选择灵活就业的影响，使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为了解决自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选择社区女性劳动参与率与是否为独生子女作为工具变量。表5.2为针对女性家庭中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就业和选择灵活就业的偏效应估计。

由表5.1可以看出，家中有5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对于其劳动参与的影响为负，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家中有5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会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同样地，家中有6-14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对于其劳动参与的影响为负，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家中有6-14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会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家中未成年子女数量对于流动女性的就业影响为负，影响系数为-0.962，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家中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增多，流动女性会更加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即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包括学龄前未成年子女和入学未成年子女）会降低的女性就业的可能性，并且家中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流动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越大。由表5.2可知，通过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流动女性家中有5岁以下的子女会使得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出现下降，下降幅度达到了0.467，而家中未成年子女年龄在6-14岁的流动女性参与工作的可能性下降的概率为0.242，表明5岁以下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学龄前儿童需要流动女性花费更多的时间参与到子女照顾中，进而使流动女性更加难以参与到劳动力市场。由此可以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h1是正确的。

此外，由表5.1可知，家庭有5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对于其选择灵活就业的影响为正，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家中有5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女性更加倾向于选择灵活就业。同时，家庭有6-14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对于其选择灵活就业的影响为正，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家中有6-14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女性更加倾向于选择灵活就业家中；家中未成年子女数对于流动女性的选择灵活就业影响为正，影响系数为0.731，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家中含有未成年子女的增多，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更大。由此可知：未成年子女存在以及数量会促进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通过表5.2中数据可以看出，流动女性家中有5岁以下的子女会使得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概率提升，提高幅度达到了0.376，而家中未成年子女年龄在6-14岁的流动女性参与工作的可能性提高的概率为0.408，表明5岁以下未成年子女数对于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正向影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学龄前儿童需要流动女性花费更多的时间参与到子女照顾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为了更方便照顾孩子而更倾向于选择灵活就业。由此可以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h2是正确的。

从表5.1可以看出，家中含有未成年子女的三口之家，对于流动女性的就业影响为负，影响系数为-1.324，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家中含有未成年子女的五口之家，对于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为负，影响系数为-1.116，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家中含有未成年子女，流动女性会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和三口之家相比，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五口之家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降低。家中含有未成年子女的三口之家，对于流动女性的选择灵活就业影响为正，影响系数为0.482，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家中含有未成年子女的五口之家，对于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影响为正，影响系数为0.673，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家中含有未成年子女，流动女性会倾向于选择灵活就业，和三口之家相比，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五口之家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增加。由此可以验证假设h3是正确的。

另外，年龄对于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为负，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年龄越大的女性离开老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越低，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流动女性在社会上的工作机会随之减少，影响了其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年龄对于流行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影响为正，并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女性就业的机会会随之减少，当其受到经济负担等压力而选择工作时，灵活性较大的岗位成为其重要的选择。

为了检验Tobit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使用相同的变量，本文同时用OLS模型对女性就业状态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结果显示，OLS模型的回归结果与T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相似。

表5.1女性劳动参与灵活就业方程估计

	Tobit模型		OLS模型
解释变量	灵活就业	劳动参与	灵活就业	劳动参与
有5岁以下子女	0.568***	-1.686***	0.569***	-1.683***
	(0.346)	(0.384)	（0.347）	（0.384）
有6-14岁子女	0.746***	-1.267***	0.746***	-1.263***
	(0.321)	(0.278)	（0.32）	（0.278）
未成年子女数	0.731**	-0.962**	0.732**	-0.961***
	（0.371）	（0.462）	（0.371）	（0.461）
三口之家	0.482**	-1.324**	0.481**	-1.314**
	（0.157）	（0.351）	（0.157）	（0.351）
五口之家	0.673***	-1.116***	0.673***	-1.115***
	（0.261）	（0.316）	（0.26）	（0.316）
年龄	0.326*	-0.687***	0.326*	-0.686***
	(0.187)	(0.870)	（0.186）	（0.870）
高中/中专学历	-0.764**	0.317***	-0.763**	0.316**
	(0.158)	(0.086)	（0.157）	（0.086）
大专学历	-1.126***	0.554***	-1.126***	0.555
	(0.174)	(0.126)	（0.174）	（0.126）
本科及以上学历	-1.137***	0.834***	-1.34**	0.835***
	(0.208)	(0.194)	（0.206）	（0.188）
健康状况（差=1，较好=2，好=3）	0.167	0.156**	0.166	0.156**
	(0.097)	(0.673)	（0.096）	（0.673）
婚姻状况	0.167	-0.145	0.167	-0.145
	(0.107)	(0.908)	（0.107）	（0.908）
配偶收入（对数）	-0.786	-0.245*	（-0.776）	（-0.244）
	(0.146)	(0.317)	（0.125）	（0.122）
家庭总收入（对数）	-1.687	-0.143	-1.677	-0.144

	(0.457)	(0.433)	（0.467）	（0.432）
农村户口（是=1，否=0）	0.241	-0.367	0.244	-0.366
	（0.383）	（0.271）	（0.382）	（0.27）
城镇户口（是=1，否=0）	0.674	0.412	0.672	0.401
	（0.562）	（0.311）	（0.552）	（0.301）
社区就业率		4.346***		3.326**
		(0.457)		（0.662）
截距项	10.968*	-16.67***	13.826***	-15.318***
	(3.874)	(2.015)	（2.817）	（1.312）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5.2子女对女性劳动参与和灵活就业影响的偏效应估计

解释变量	灵活就业	劳动参与
有5岁以下子女	0.376**	-0.467***
	(0.095)	(0.098)
有6-14岁子女	0.408***	-0.242***
	(0.063)	(0.062)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5.2 稳健性检验

本文在对未成年子女对流动女性的职业选择影响进行研究是，选择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对于女性的就业性质，即是否为灵活就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王海成和郭敏（2015）的做法，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以及企业不提供养老保险的工作界定为灵活就业，来对上文的实证结果进行检验。表5.3是在新的灵活就业界定下估计女性劳动参与和灵活就业方程得到的结果。从表5.3中可以看出，改变灵活就业的含义之后，得到的结果和上文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

表5.3用没有养老保险和未签订劳动合同界定灵活就业

被解释变量

灵活就业

劳动参与

有5岁以下子女	0.642**	-1.114***
	(0.276)	(0.315)
偏效应估计	0.189**	-0.468***
	(0.102)	(0.064)
有6-14岁子女	0.742***	-0.896***
	(0.284)	(0.107)
偏效应估计	0.224***	-0.346***
	(0.065)	(0.101)
样本量	324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5.4为用自我雇佣对灵活就业进行界定时的实证结果。由表5.4可以看出，即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降低的女性就业的可能性，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会促进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并且学龄前儿童对于流动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大于6-14岁未成年子女，而6-14岁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大于家中有5岁以下子女的流动女性。也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表5.4将自我雇佣界定为灵活就业

被解释变量	灵活就业	劳动参与
有5岁以下子女：	0.712*	-1.189***
	(0.216)	(0.184)
偏效应估计	0.054*	-0.295***
	(0.012)	(0.056)
有6-14岁子女：	0.633**	-0.914***
	(0.269)	(0.128)
偏效应估计	0.076**	-0.198***
	(0.031)	(0.024)
样本量	324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5.3城乡异质性分析

对于流动女性而言，城镇户口流动女性和乡村户口流动女性在就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城镇女性来说，其在教育方面获得较大优势，整体上来看比乡村女性拥有更高的学历。学历越高、教育水平越高的女性工作能力相对较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处理更多的事，并且还能胜任更多类型的工作，因此其更加倾向于选择灵活就业（Wellington2006）。然而，使得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流动女性在发挥较高工作能力的前提是其工作具有较高的灵活性，而正式的工作职位则不会允许员工在工作时间从事其他工作，即便是在员工已经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基于这一原因，教育水平越高、能力越强的流动女性更加倾向于选择灵活就业，以更好地发挥工作能力。另外一方面，由于受到的教育水平高，工作能力强，城镇女性对于以后再次找到工作更加有信心，在需要照顾子女时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更大。然而，还有一种可能是，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流动女性相比，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流动女性由于工作强度相对较低，其在照顾子女时也有足够的能力保住原有的非灵活就业岗位，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就相对较低，而乡村流动女性由于教育水平较低，在需要照顾未成年子女时，保住工作的可能性就相对较低，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更大。基于以上分析，城乡差异对于流动女性的职业选择和劳动参与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未成年子女对城镇和乡村的流动女性的职业选择和劳动参与的异质性检验如表5-4。

表5-4城乡差异女性的异质性分析

	Tobit模型		OLS模型
解释变量	灵活就业	劳动参与	灵活就业	劳动参与
有5岁以下子女	0.564***	-1.626***	0.563***	-1.626***
	(0.136)	(0.204)	（0.137）	（0.203）
有6-14岁子女	0.786***	-1.317***	0.836***	-1.316***
	(0.281)	(0.268)	（0.277）	（0.267）
城镇流动女性 （有5岁以下子女）	0.431**	-1.162**	0.432**	-1.164**
	（0.291）	（0.332）	（0.289）	（0.334）
乡村流动女性 （有5岁以下子女）	0.556**	-1.087**	0.553**	-1.078**
	（0.337）	（0.674）	（0.333）	（0.665）
城镇流动女性 （有6-14岁子女）	0.775***	-0.376*	0.778***	-0.378**
	（0.443）	（0.264）	（0.441）	（0.265）
乡村流动人口 （有6-14岁子女）	0.342*	-0.543**	0.346*	-0.544***
	(0.217)	(0.251)	（0.209）	（0.251）

截距项	11.673**	-18.67***	13.632***	-19.318***
	(2.886)	(4.215)	（3.552）	（5.662）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看，城镇人口显著降低了6-14岁未成年子女对女性劳动参与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于家中有5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来说，城镇女性和乡村流动女性在劳动参与方面的表现基本一致。从灵活就业来看，和乡村流动女性相比，城镇流动女性家中含有6-14岁未成年子女时，更加倾向于选择灵活就业，家中有学龄前未成年子女时，其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反而降低。由于劳动市场对女性可能存在一些歧视行为，当女性需要照顾学龄前的子女时有可能被迫地选择灵活就业，而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城镇女性一方面更有可能通过高学历、高素质降低被歧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更有可能不担心以后寻找工作而暂时放弃工作。当子女需要照顾6-14岁的子女时往往不需要花大量时间陪伴，这提高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意愿，并且那些城镇女性更有可能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但照顾6-14岁的子女通常需要女性有时间对子女的学习进行辅导，甚至要陪子女参加各种校外的辅导班，这增加了女性主动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

　5.4本章小结

本章就流动女性家中存在未成年子女对于其劳动参与和职业选择进行实证分析，将未成年子女分为学龄前和入学两种，分析两个年龄段的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职业选择的影响，并通过改变灵活就业的界定方式来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已严重实证的可靠性。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即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包括学龄前未成年子女和入学未成年子女）会降低的女性就业的可能性，增加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并且家中有学龄前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更加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和家中有学龄前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相比，家中未成年子女已经入学的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家中有老人照料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降低，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更大，未成年子女数越多，流动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越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也增加。

　6 结论与展望

城镇化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成为我国社会新时期的一大特征。在流动人口中，女性占比越来越高，研究影响我国流动人口特别是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就如何解决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

本文抓住流动女性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结合CHIP2008和CHIP2007的调查数据，对影响我国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合当前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抓住生育这一影响流动女性就业的关键因素，以家中存在未成年子女对于流动女性的就业以及职业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将未成年子女进行年龄划分，分析学龄前未成年子女和入学未成年子女在影响流动女性就业上的差异。

总的来说，即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包括学龄前未成年子女和入学未成年子女）会降低的女性就业的可能性，增加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并且家中有学龄前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更加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和家中有学龄前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相比，家中未成年子女已经入学的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家中无老人照看孩子的三口之家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更大，家中有老人照看孩子的五口之家的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更大。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面对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占比较大，女性流动人口就业较难的现状，通过分析对其就业产生影响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寻求合理的措施，有效促进我国流动女性人口的就业，对于改善人民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6.1主要结论

基于整体理论框架，利用CHIP2008和CHIP2007的调查数据，利用T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家中存在未成年子女以及不同年龄段未成年子女对于我国流动女性的就业影响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1）生育给流动女性带来照看未成年子女的压力，家中含有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由于照看孩子而花费大量精力，会对其劳动参与和职业选择带来影响，而家中有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子女以及家中是否有家庭成员分担照看孩子的压力的流动女性，在劳动参与和职业选择上的表现有所不同。

（2）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会降低的女性就业的可能性，家中未成年子女数越多，流动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越大，并且有学龄前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更加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

（3）家中未成年子女存在会增加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和家中有学龄前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女性相比，家中未成年子女已经入学的流动女性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更大。

（3）和无老人帮忙照看孩子的三口之家相比，有老人帮忙照看孩子的五口之家的流动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降低，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更大。

　6.2建议

结合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政策上的建议：

（1）健全完善促进女性就业的政策制度

XX要建立健全女性权益维护的法律法规，维护女性的平等就业权。修改完善现行的女性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从法律的角度给就业歧视建立权威的标准，并加强对企业落实男女就业政策的监督。XX要加大对企业性别歧视行为的处罚措施，及时有效地纠正用人单位性别歧视行为。

XX要完善生育保障制度。生育不仅仅是女性的个人问题，而且是关系整个民族繁衍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因此，生育所带来的经济和机会成本不能由女性独自承担，而应该由XX、企业、个人共同负担。建立和完善生育保险制度，通过社会统筹的方式分摊生育成本，是实现女性平等就业的重要保证。XX应加强生育保障方面的立法，促进生育保险法制化。

（2）提升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女性就业能力

实证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对流动女性就业状态、收入、经济地位以及就业性质等具有显著性影响。提高女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是切实提升女性的就业能力与水平，促进女性就业和性别平等的基本途径。现在的流动女性受教育水平整体水平还比较低，社会上对于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还不是很重视，改变社会观念，从XX到社会、家庭和个人，多方位努力提升女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使得我国的流动女性人口具有更强的就业能力。

第一，XX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教育基础设施，向社会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上，尤其是偏远地区对于教育的需求。

第二，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模式，为成人提供多种形式的再教育模式，帮助已经远离校门的流动女性人口提供再次教育的机会，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平。

第三，除了学历之外，通过XX和社会团体组织多种再教育方式，例如专业技能教育、外语水平教育等，提高女性流动人口的知识技能。

（3）针对女性就业困难人员，开展就业援助

建立完善流动女性长期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的动态监测网络，针对每位人员实行个性化帮扶，分析失业原因，制定求职计划，促进其就业。同时，加大企业吸纳困难群体就业的扶持力度，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拓展XX购买公益性岗位的领域。针对供给侧改革过程中的城镇女性下岗失业人员，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加强供给侧改革过程中下岗失业人员转业转岗专项培训，促进其向其他产业行业转移就业；稳妥做好劳动关系处理、社会保险转移接续等工作，落实各项社会保障待遇等。

（4）大力发展公共托幼服务，缓解女性抚育与就业冲突

女性的生理特性使其在社会中担任着多重角色，但是用人单位的用人选择以自身效益和利益为主，女性多重角色的扮演与用人单位的目的发生冲突，导致女性在就业中往往处于弱势；国家“二孩”政策的放开，使得这种矛盾更加突出。XX应强化为婴幼儿提供公共照料服务的社会责任，大力发展公共托幼服务，有效缓解女性抚育与就业之间的冲突，促进女性有效平衡儿童抚育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面对二孩政策为女性所带来的生育与就业之间的紧张关系，“建议中央XX尽快明确3岁以下公共托幼事业监管部门，加大对托儿所服务质量的监管力度；责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公共托幼事业监管部门尽快制定3岁以下公共托幼事业发展规划。”

XX可以以社区为单位，鼓励支持成立非盈利组织机构，对五岁以下需要接送幼儿园的女性职工家庭提供帮助，以此来减轻女性职工在家庭中的家务劳动，促使更多的女性从繁琐的照管幼儿或照顾老人的家庭事务中解脱出来，实现就业。另外，就业单位享受着女性通过抚育子女及家务劳动为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支持，因此，承担起女性由于抚育和照顾老人所带来的不便，是就业单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就业单位应在业务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有特殊需求的女性实行非全日工作制，执行灵活的请假、休假制度。总之，只有通过XX与社会等多方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建立起缓解女性抚育与就业冲突、促进女性就业的多种支持体系。

　6.3研究展望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果，但受本人研究能力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本文选取CHIP2008和CHIP2007调查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数据虽然比较新，但仍然有一定的滞后性。此外，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49岁之间的流动女性人口，虽然是流动女性人口中就业的主力，但是目前社会上其余年龄段，尤其是20岁以下流动女性人口仍然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对于我国的部分农村女性来说，存在20岁以下已经生育的情况，样本的宽度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

（2）本文从主要抓住生育对我国流动女性人口的职业选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主要分析了不同的年龄段对于流动女性灵活就业的影响，但仍显不够，对于未成年子女数量影响流动女性就业的情况未进行研究，并且对于其他影响流动女性职业选择的因素，比如各个地方的人才引进政策，人口流动的流入和流出特征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以及职业选择，本文的研究未能涉及。

针对以上不足，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对样本数据进行更新，使用最新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以使得获得的结论更加具有时效性。

（2）扩大样本范围，将20岁以下的流动女性人口也加入到研究对象中，扩大样本女性的年龄跨度，使得获得的结论更加具有完善。

（3）进行更为深入的数量收集和整理，以获得更为详尽的样本，研究国家和XX的政策、流入流出特征等因素对于女性职业选择的影响，使得研究过程以及结果覆盖的范围更广，以为提出相应的对策及解决措施提供更为广泛的依据。

致 谢

时光一直向前走从不会停留，两年的时光很快地就过去了，回顾两年的研究生学习过程，我感慨良多。想当初刚刚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时，我是十分激动而又忐忑不安的，既充满着对于新的领域的好奇与憧憬，又有对于未知的紧张和不安。此时，我特别开心遇见了我的导师xxx教授，他对科学研究十分认真和严谨，同时对于我又充满着耐心，时时刻刻督促着我学习与进步，对我既有严厉又有鼓励，一次次地鼓励让我一次次重拾旗鼓。在进行论文撰写时，我的导师时刻关注着我的进度，帮我把控论文的质量，一次次地为我指明方向，使我很多次地有茅塞顿开之感。在xxx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研究生学习是我人生中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我的导师，非常谢谢您，您辛苦了。

此外，我还要对我的父母以及家人说一声感谢。我的父母为我的成长以及学业耗费了无数的心血，从小到大，他们一直尽最大的努力满足我，为我的成长提供最好的条件，只为我能取得进步。在即将毕业的时候，我要认认真真地对他们说，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特别感谢你们，不管是现在，还是在将来都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

接着，我要对实验室的同门们进行真诚的感谢。在xxx教授强大的人格魅力的影响下，我们同门之间就是一个非常和睦、温暖的大家庭，大家互相帮助、共同努力，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组合在一起就具有同样的特质，那就是活跃、有干劲。在读研期间，这个大家庭给我带来了很多欢乐和帮助，在此，我要对我的同门进行感谢，相对他们真诚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

然后，我还要对我的室友表示感谢，感恩两年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在最美的时光遇见彼此，并相互陪伴，中间有开心有眼泪，但到最后，都化为不舍。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一声：真的感谢你们的相伴，我会永远记得你们。

在最后，我还有感谢我的学校华南农业大学，是你，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丰富的学习资源，让我遇见学识渊博的导师、热心可爱的同学。感恩母校，感恩遇见，感恩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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