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诗赋中的乡关之思

　　庾信字子山，世号庾开府，是六朝时期重要的文人，身历梁、北魏、北周三朝，在历史上颇有盛名。历史上关于庾信的评价也众说纷纭，《四库提要》中评价庾信“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1]（清）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8页。][1]与这种极高的评价相反的也有尖锐的的批评，《北史·文苑传》中评道“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辞尚轻险，情多哀思。”[[2]（唐）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页。][2]而《周书》则直接认为庾信是“词赋之罪人”。

　　庾信诗风前后差别极大，庾信前期既追求华丽典缛之美也追求苍凉幽峭之美，因循齐、梁文苑绮靡之风，所以诗赋题材大受限制，多为禁苑华林与宫闱闺阁，词赋有《春赋》、《灯赋》、《镜赋》、《对烛赋》、《鸳鸯赋》、《七夕赋》、《荡子赋》七篇。而后随着庾信半生的颠沛流离，后期入北后其文风变得苍劲沉郁，庾信在北朝时的词赋现今可考的是八篇，分别是《小园赋》、《枯树赋》、《竹杖赋》、《伤心赋》、《相戏赋》、《哀江南赋》、《邛竹杖赋》和《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可以说庾信的文学成就主要集中在后半期，而“乡关之思”便是庾信后期诗赋所表现出的重要主题之一。

　　古今学者对“乡关之思”的理解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认为庾信后期诗作主要是怀念故国，思念故土，是爱国诗人的表现，例如杜甫，就对庾信评价颇高，他认为庾信的诗赋在文学史上占据极高地位，颇具风骨文采，甚至给予其“暮年诗赋动乡关”的极高评价。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这是庾信用来掩饰自己失节之罪，另奉君主的博取同情与理解的诗作，如清朝时期的文人墨客普遍不喜庾信，认为庾信身a别恨几重愁。”这些诗句中有一“望”字写得尤为传神，不同诗句中“望”的对象不尽相同，且道出了“望”的时间之久程度之深，寄托了庾信对故乡的深深思念与独在异国的苦闷忧愁，这样的感情日积月累，最终庾信竟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在《秋夜望单飞雁》中写道“失群寒雁声可怜，夜半单飞在月边。无奈人心复有亿，今暝将渠俱不眠。”“雁”这一意象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就代表着“离别”，庾信描写“失群寒雁”也是想借这一意象表达自己在异国的孤独失群，对寒雁单飞的慨叹也是在萧索的秋夜里中对自己的哀怜，可见其故国之思的真挚感人。

　　还有些诗赋中是寄情于景寄情于物，故国的山水草木无不寄托着庾信的哀思，如：《忽见槟榔》中写道“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槟榔是南方特产，在北地很少见到，乍见槟榔，竟激发出庾信对故国深深的思念，似曾相识之感让庾信仿佛回到万里之外的梁朝。再如《望渭水》中的描写“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溟浦，应有落帆还。”北朝的渭水将庾信带回江南，熟悉的景物让庾信仿佛置身于江南的新亭岸与龙尾湾。

　　除此之外，庾信还时常想起故国的君主故人，借以寄托自己的眷恋之情。庾信人生前期的忠君思想与他此时对故国君主的眷恋之情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年少时他因文采斐然，深受君主赏识，与萧氏父子建立了普通君臣难以企及的深厚感情，知遇之恩无以为报，因此庾信时常在作品中怀念君王，表现他内心的悲痛，如《拟咏怀》二十七中“被甲阳云台，重云久未开。《鸡鸣》楚地尽，鹤唳秦军来。”诗中重点描绘了魏军兵临城下的紧张急迫的情景以及最终元帝驾崩的结果。无论是正面主观描写感受还是借情景侧面烘托，字里行间都表达了庾信自责痛恨自己不能追随元帝离去的悲哀遗憾。

　　庾信后期“乡关之思”之作中还有许多是描绘忠臣志士的护国爱国表现的，如《哀江南赋》中深切哀悼并歌颂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们：“护军慷慨，忠能死节。三世为将，终于此灭。”庾信虽然自己因各种原因身仕魏周，但内心却还是会时常想起故国，便借由叙述爱国志士身献故国的行为表达自身对南梁的怀念。

　　庾信的羁旅生涯始于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侯景之乱”，他在此次战乱中遭遇家破人亡的惨祸，痛丧二子一女，且在战场上拒不抗敌，临阵脱逃，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此时的庾信作为臣子父亲都是不合格的，他后半生的悲惨伤痛也始于这一时期。《伤心赋》中写道：“兄弟则五郡分张，父子则三州离散。”亲人分离，羁旅离乱，这一经历给庾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悲痛印象，即使入北后，庾信也时常回想起，然后陷入深重的悲哀中，只能借诗赋抒发，《哀江南赋》中回忆道：“五郡则兄弟相悲，三州则父子离别。”

　　在北朝定居后，庾信虽然一直身居高位，位显通达，但是他却并没有因此而乐不思蜀，而是一直心系南朝，心中总是怀有内疚自责。他空有一身抱负而无法施展，身处异国而不能大展宏图，内心满是因羁旅异国而产生的苦闷、愁思。这样的思想感情在庾信后期诗赋中常有出现，如《拟咏怀》一中“索索无真气，昏昏有俗心。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庾信还会借自然景物表达内心的凄苦，《小园赋》中就曾写到“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思。非夏日而可谓，异秋天而可悲。”庾信的悲哀之情简直时刻萦绕在他的心间，国破家亡的悲痛仿佛蚂蚁钻心一般时时啃啮着他的心灵，羁旅北朝的庾信整个后半生都无法释然。

　　因为庾信自己内心愁云惨淡，所以万物景色在他眼里也都失去了色彩，世界也不再鲜活。他的悲愁时刻萦绕在身边心间，通过这深深的悲愁之情，庾信诗赋中的“乡关之思”展现的淋漓尽致。《拟咏怀·榆关断音信》中写道“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庾信当时羁留北朝不得归，也无法得到故国的任何消息，便以思妇自喻，内心满怀惆怅离别之情。就像枯木不能填平大海，青山无法崩塌阻断黄河，庾信恨心不歇，内心怀揣着不能实现的愿望。

　　《伤心赋》中也曾写道“羁旅关河，倏然白首。”“对玉关而羁旅，坐长河而暮年。已触目于万恨，更伤心于九泉。”庾信那时在北朝过着“从官不官，归田不田”的生活，实际有官无职，西魏、北周授予他的只是勋官、戎号，而非实职，所以当时庾信即便投身他国，却也没有被真正接纳，身在异国却无归属感，甚至表现出对仕途无意的态度来，“壮心已消散，雄图不复申。”（《拟咏怀》）羁旅之愁溢于言表。

　　庾信在六朝一批极具忏悔意识的人当中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位，几乎没有像他那样吐露肺腑之言，直面自己真实灵魂的文人。庾信虽然自称是个道家徒，不在乎外界声音评价与自身荣辱得失，可从他的诗文中又能看出他的孤独迷茫，几乎时刻处在自责之中，内心伴随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入北后的庾信所作的大量诗赋中便表达着这种他屈仕魏的痛苦矛盾与深深的自责。如《哀江南赋》中“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他将自己放到伯夷、叔齐的对立面，向世人展示这种失节行为，并时常在诗赋中表达自己的惭愧之情，如《拟咏怀》一中“风云能变色，松竹且悲吟。”《仅赠司寇淮南公》中“遂令望楚操，何但食周薇。”《枯树赋》中“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庾信在内心做着激烈的斗争，一边是传统道德的拷问，一边是在北魏官至高位，产生这种矛盾心理的同时，也伴随着愧疚，想到古人宁死不屈，而自己身仕二主，不安与自责的情绪立刻萦绕心头，“在死犹可忍，为辱岂不宽。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其面虽可热，其心常自寒。”（《拟咏怀》二十）。并且庾信出生世家大族，家风对其影响深远，先辈大都直道全节，做了忠臣孝子，“家有直道，人多全节，训子见于纯深，仕君彰于义烈”（《哀江南赋》），庾信入北后的所作所为显然与其早期所接受的教育不相符，这也让庾信有了原本优良的家风毁在自己手上的感觉。

　　庾信除了自己怀有无法摆脱的负罪感外，周围环境的刺激也使他身陷忏悔反思之中，如天和四年夏，齐遣使来聘，这让庾信联想到曾经的自己，那时他也是以南梁重臣的身份出使东魏，而时过境迁，现在的他俨然已经成为北魏臣子，庾信再联想到自己这一两年来的经历，遭遇国破家亡的巨大悲痛后仍然选择投身北地，他无情地骂自己“林寒木皮厚，沙回雁飞低”（《对宴齐使》），北地天气寒冷，林中的树木为了抵御寒冷表皮生长得愈发厚实，不正像厚颜无耻、苟且偷生的自己吗？沙地上风沙回旋，大雁不得不飞得低一些，这不也正像在异国谨小慎微地生活，无法大展宏图的自己吗？这两句诗本是对景物的写实，却又别有深意，内含许多无可奈何的惋惜，表达了庾信灵魂失落的自责忏悔。

　　庾信“集六朝文学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拥有显赫的家世，年少成名，备受盛宠，仕途通达，观庾信前期作品，不难看出其文风绮丽，多是描写宫廷奢华生活，抑或是些年少时期的意气之作，庾信自己也在《哀江南赋》中对那时的自己做了描述“王子滨洛之岁，兰成射策之年。始含香于建礼，仍矫翼于崇贤。”可以看出庾信当时确实是意气风发，风头无二的。

　　但天有不测风云，由天入地的庾信很快经历了国破家亡，入北时还受到了北方文人的轻视，仕途刚开始也并不顺利，费尽心力在北朝的上层王公贵族之间周旋，与年少时的他过得完全是两种人生。这种入北后的艰难处境让庾信更加思念故土，禁不住将内心种种复杂情感寄托于作品之中，从而后期的诗赋中流露出浓厚的“乡关之思”。

　　庾信在北朝共计二十八年，前期受人轻视，有家难归，作为前梁使者，他并非是普通的阶下囚，甚至被授予了较高的官职，但却无实权，只能依靠君主的赏赐生存下去，实为被软禁在北朝，所以那时的庾信作品中大多抒发的是深切的故国之思。

　　庾信本身的性格和从小所接受的学识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表达乡关之思的手法，文如其人，本人性格上的差异与对不同文化的认同感必然导致表情达意的不同。

　　庾信的性格温顺内向，《北史·庾季才传》记载：“信幼而俊迈，聪敏绝顶。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身长八尺，腰带十围，容止颓然，有过人者。”[[1]（唐）李延寿：《北史·庾季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页。][1]庾信的性格原本就不是那么刚毅果决，再加上其羁旅异国，惭愧纠结之情时时萦绕心间，无法排解而愈加痛苦。因此，庾信的“乡关之思”在其诗赋作品中表现得委婉而含蓄，具体表现为多用比喻和典故的手法。如《哀江南赋》中“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用杞妇、湘妃的典故表达国破家亡的巨大悲痛，对故国乡土的深深思念以及独自被拘北地的伤心失落；借李陵、苏武的故事表达自己渴望回归故国的心愿以及独自居于异地的苦痛之情。又如《枯树赋》中用树的命运暗指人的命运，被“软禁”在异国的那些人，在官场与生活还有自己内心自责的重压下，仿佛枯死的树，失去了生机。《小园赋》中庾信又表明了渴望避世而居而不能，空有隐居的想法而没有条件实现的失落悲哀。《伤心赋》则是在哀悼自己在战乱中痛失的二子一女，同时也隐晦地表达对自己在北地“从官非官，归田不田”的生活的不满。

　　庾信的文学观念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创作，他前期在南梁宫廷生活，所作多为宫体诗，乃是迎合上层王公贵族之作，题材囿于宫廷生活，感情婉转单纯，辞藻华丽。并且当时的南朝文学审美指向“流连哀思”，为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提到的“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庾信自然也受到了这种审美指向的影响，作为当时备受天子宠爱的近臣，他早期的诗赋如《舞媚娘》《春赋》等，都是在对人生中欢乐时光的描绘以及对这种欢乐时光的赞叹留恋。羁留北地后，仍然可以在庾信的诗赋中窥见这一审美倾向，只是“侯景之乱”后的羁旅漂泊生涯，使原本的“流连哀思”更加多了一层自我抚慰的意思。倪璠曾言：“庾信之文，可谓篇篇有哀矣。”这当中的“哀”，便是前期的“流连哀思”在经历种种磨难后所转换而成的“悲哀”，情绪心态上的转变尤为明显。例如《枯树赋》中写道：“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借树的遭遇哀叹自己国破家亡，羁旅异国，且全无回到故乡的希望，只剩苦闷失落，内心满是悲哀无奈。

　　庾信半生蹉跎，后半生在北地颠沛流离，他的身世、修养、自身所处环境的变化，让其诗赋超越了前期宫体诗的浮艳绮丽，多了质实凄怆，整体上古雅沉郁，从而创作出蕴含浓厚“乡关之思”的，享誉六朝的诗赋佳作。

　　在了解到庾信诗赋中“乡关之思”的表现以及创作契机后，庾信诗赋中“乡关之思”所表现的深层意蕴也值得人探究，即其“乡关之思”背后的忏悔精神与矛盾心理。

　　自古忠孝难两全，庾信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当时六朝推崇孝道，《梁书·寻阳王大心传》中曾写道大心战败，准备轻骑奔往建州,但其母亲责备他不顾自己独自出逃，是为不孝，大心随即投降，由此可见，孝道在当时更为盛行一些。所以，庾信受当时的社会风气以及家风家教的影响，选择了孝道，“自携老入关，亟移灰琯。烝烝色养，勤同扇席”，他侍母至孝，最后无奈投靠北朝。

　　当时“忠”字这一规范在我国也历史悠久，产生的时间十分早，“忠”字本是真人诚意与人谋事之意，到了汉代，与“三纲”相联系，“忠”被赋予绝对听命于君之意，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社会伦理的基本规范。但是由于社会动荡，xxx几经变更，到了南北朝时期，人们不再那么在意忠于一朝一姓的传统，正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所说：“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也。”[[1]（隋）颜之推：《颜氏家训》，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4页。][1]所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庾信身仕北朝也是不足为奇的，符合当时社会潮流。

　　庾信投身北朝，从此开始了他的羁旅之路，他一方面怀念故国故主，为其伤痛哀悼，痛心无辜百姓的悲惨遭遇和自身的飘零。他身处异地仍不忘旧国，但因其自身的软弱，庾信并

　　没有正面谴责过西魏的侵略，也没有英勇地站出来护国护主,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愤怒悲痛却又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庾信既担心在北朝仕途凶险不顺，却也放不下荣辱得失。他希望能在北朝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于是他为北周撰写贺词，阿谀赞美之词又是不争的事实。庾信固然是矛盾的，但观其作品，也能看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人。

　　庾信入北后的诗赋中，又有许多反思故国与表述自惭的作品，这些诗句不争地反映出庾信内心的矛盾与对自己行为的不满，可见，庾信诗赋中的乡关之思正反映了他的忏悔心理和深深的矛盾。

　　庾信自入北后，一直迫切南归，他在一些诗赋中大量抒发此类情感，表现得磅礴浓厚，深深体现出羁旅异乡的孤苦心态，在北地，庾信就仿佛无根的浮萍，漂泊在人世间，没有一个可以栖息的安定场所，在庾信的诗赋中，大量的诗句充斥着“羁旅”的字眼：《伤心赋》中“羁旅关河，倏然白首。”《哀江南赋》中“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拟连珠》中“既羁既旅，非材非智。”《秋日》中“苍茫望落景，羁旅对穷秋。”《和张侍中咏怀》中“寂寞共羁旅，萧条同负郭。”《和侃法师三绝》中“客游经岁月，羁旅故情多。”《拟咏怀》四中“离官延子产，羁旅接陈完。”庾信通过在诗赋中不断重复“羁旅”一词，体现自己客居北地，表明自己内心还是将自己当做南梁旧臣，借以表达对故国的思念以及在异地格格不入的孤独寂寥。

　　除了类似以上的直抒胸臆的表达外，还有一些诗句是以用典的方式含蓄地表达心中的情感，如用《陇头歌》的典故：秦人望陇头。（《拟咏怀》三）陇水向秦城。（《出自蓟门北行》）望陇首而不归。（《伤心赋》）古人伤此别，留恨满秦川。（《伤王司徒褒》）庾信在诗赋中大量用典，列尽过往人物事例，例如用班超年老思归的故事：班超之念酒泉。（《拟连珠》二十八）用魏公子无忌的故事：信陵在赵，思归有年。（《拟连珠》二十八）这些都是为了让心中的故国之思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也可以反映出这浓浓的对故国的思念背后，所蕴含的强烈的忏悔惭愧之情，深切深入，哀婉动人。

　　由此可见，动乱的时代与羁旅的事实并不是产生情动江关作品的唯一条件，选择求生的道路不仅暴露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优柔寡断的软弱性格，还导致他对南梁灭亡而产生深深的内疚自责。

　　在当时的特殊时期，除了“忠”与“孝”的矛盾外，庾信选择求生这条道路还受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被扣押在北地的家中老幼、贵族阶级一贯的软弱性、当时不断发展壮大的道家思想以及普遍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原本思想上固有的道德观念与实际行为背道而驰，且相去甚远，这渐渐在庾信心中形成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并让其形成了独特感受，“乡关之思”之作创作的心理契机便也来自于这些独特感受。

　　庾信在同时代的众多文人中，显得尤为孤独，不同常人的经历使他有失落理想的悲哀和不甘这种失落的更大的悲哀，而这些感受最终都被庾信写进了诗赋中，形成了其诗赋的独特主题——“乡关之思”。

　　庾信作为梁朝旧臣委身于魏周的朝廷，他时不时反思梁朝的灭亡，因为梁朝的灭亡才导致他后半生的羁旅飘零，但现实问题是他现如今身仕二主，内心满是惭愧忏悔之情。“昔三世而无惭，今七叶而始落。”（《哀江南赋》）庾信觉得自己愧对家门，有辱门风，将先辈的直道全节尽数丢弃，“故人倘相访，知余已执珪。”（《对宴齐使》）以亲友故人将来可能的询问引出自我评价，庾信自认羞愧难当。他不遗余力地反思自己，鞭挞自己，展示身上的伤痕，不能不说其具有深深的忏悔意识。同时期的梁朝旧人，可以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庾信这样能深入剖析自己的，他们更多的是怨天尤人，感叹时运，而庾信则是发自内心地检讨反思自己在人生转折点所做出的那一步错误选择。

　　忏悔之后，庾信内心也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他并没有办法在忏悔之后痛改前非，相反，他只能继续在北朝生活，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从那一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庾信的难捱苦闷，“索索无真气，昏昏有俗心。”（《拟咏怀》之一）“无闷无不闷，有待何可待。昏昏如坐雾，漫漫疑行海。”（《拟咏怀》之二十四）庾信形容憔悴，昔日雄心壮志不复存在，庾信随即寄情于包医百病的道教，《拟连珠》中有言：“是以从庄生，则万物自细；归老氏，则众有皆无。”庾信试图将自己无牵无挂的处事方式付诸于现实，由此创作出《小园赋》，其中小园便是庾信为自己构建的桃花源。

　　但庾信最终也没能停留在小园里做成一位隐士，原因大部分也要归结于他自己，“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草无忘忧之用，花无常乐之心，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小园原本最是无忧无虑放松之地，但庾信在其间却心枯发乱，悲愁之情油然而生，流露出难以隐忍的矛盾心理，他对自己食周粟过于敏感，使得他很难心安理得地做一介隐士。他空有隐逸的心愿，却没有条件去实现，更没有办法在靠着北朝资助生活的情况下狠下心肠，决绝避世。

　　庾信踌躇于隐居与出世之间，因屈仕魏周而忏悔，但实际言行上，庾信频频为北周朝堂撰词，极尽溢美之词，其中也可以看出庾信的软弱和投机。其谢启多是对于别的文人沦为阶下囚或遭遇杀戮，而自身却得君王礼遇优待的感激庆幸之情，更遑论庾信入北后所作的碑、铭等对北周歌功颂德，以其为正宗。

　　现在也不难看出庾信“乡关之思”的更深层次的意蕴，庾信思念故乡，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思念,而更像是形而上的宗教情感。庾信固然对故国有深深地思念，但更多的是借“乡关之思”表达对南梁的赎罪心理。庾信自知自己侍奉魏周的行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故国的背叛，便以“乡关之思”作为一种补偿，使之在心理上稍获平衡。对庾信来说,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他在整个后半生的羁旅生涯中，喇喇将倾的精神大厦的有力支撑。

　　庾信的作品流传至今，也被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所分析评价，论文学技巧，庾信诗赋兼南北文学之长，论情感态度，后期作品中的独特感受古今少见，其中“乡关之思”的复杂情感大概连庾信本人也难以言清。二十八年的羁旅生活，为庾信后期诗赋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而留下了“情动江关”的诗赋篇章，风格特色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总之，庾信因特殊的历史原因而陷入到文化冲突中，他寄身北朝，羁旅半生，是值得同情的，他不停反思自身，缅怀故国，时时忏悔，他时而茫茫然，时而愤愤然，不时地在向后人述说着应该去做一个大写的“人”，而不是精神分裂的人。庾信在经历人生种种后,内心涌动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义，纷繁复杂，“平生几种意”(《拟咏怀》十四),庾信将这些纠缠在一起的情绪整理出来，诉诸笔端,使他的作品情感丰富,有的激越悲亢,有的缠绵哀切,尤其以涵义多样的“乡关之思”最为诚挚动人。

　　[1]徐宝余.庾信研究（修订2版）[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2]庾信撰.庾子山集注（修订3版）[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鲁同群.庾信传论（修订2版）[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4]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修订2版）[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李延寿.南史（修订1版）[M].北京：中华书局，2016.

　　[6]李延寿.北史（修订1版）[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徐宝余.庾信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8]包秀艳.庾信文学思想研究[D].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9]李晓玲.庾信“乡关之思”析论[D].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10]谭立.庾信辞赋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1]吉定.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12]李怀梅.庾信暮年诗赋研究[D].延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13]张明非.试论庾信及其“乡关之思”[J].文学遗产，1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