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视野下北朝婚恋民歌研究

　　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特殊的朝代。北朝民歌发生的时间，大致是在西晋灭亡至隋朝灭陈的这一段时间内。北朝民歌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横吹曲辞》之《梁鼓角横吹曲》中，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存有几首，总计七十余首。北朝民歌向来不如南朝民歌受研究者们重视，但北朝民歌虽不似南朝民歌清丽婉转，缠绵悱恻，却直白质朴，贵在真实，二者同样十分动人。地理环境是文学生长的土壤，虽然不直接决定了文学的风格，却影响着一个地域人民的生活方式、性格气质及审美追求，从而影响着文学的特点与风格，民歌是最贴近劳动人民生活实际的歌曲，故而民歌最能体现“一地之文学”。

　　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对北朝民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针对北朝民歌整体内容进行研究，包括北朝民歌的类型、艺术风格、文学影响。第二，研究北朝民歌中的单一作品，主要集中在对《木兰诗》与《敕勒歌》这两篇作品上的研究。第三，将北朝民歌与南朝民歌进行对比，主要针对南北朝民歌在文学风格、艺术手法上的不同进行研究。第四，只针对北朝婚恋民歌进行研究，对此类型研究的人较少，主要集中在对北朝婚恋民歌中的女性形象及所反映的北朝婚姻习俗上进行研究。

　　因此本文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北朝婚恋民歌，将其按照内容的不同分为“描写男女相悦相思”、“描写男女幽会”、“描写女子思嫁及寡妇再嫁”三种类型，研究其所反映的北朝女子的择偶观、恋爱观、婚姻观等文化意蕴，并进一步从北朝自然地理环境、尚武精神、少数民族习俗的影响及北朝女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四个方面论述北朝婚恋民歌文化意蕴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而探寻北朝独特的婚恋文化与北朝女子真实的婚恋状态。

　　北朝婚恋民歌共计26曲，本篇文章所说的婚恋民歌，指表达劳动人民婚恋心声的民歌，故而《杨白花》一首，笔者认为此篇虽表达的内容关乎爱情，但其为北魏胡太后思念情人所作，所以不在本篇讨论的婚恋民歌范围之内。北朝婚恋民歌，按其内容可以分为“描写男女相悦相思”、“描写男女幽会”、“描写女子思嫁和寡妇再嫁”三种类型。

　　北朝女子对待爱情绝不扭扭捏捏，对情人的爱绝不藏在心里，一定要宣之于口，故而北朝婚恋民歌中有许多描写男女相悦相思的篇章。如《紫骝马歌》中描写女子对男子的示爱“独柯不成树，独树不成林；念郎锦裲裆，恒长不忘心”[[1]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1]，此曲开头以树做比，由此起兴，说明对男子的心意，希望与他长相厮守，不愿自己孤身一人，形单影只，后两句则顺势而下，直接表达对男子的爱慕。“裲裆”，类似于现代的背心，是男子最贴身的衣物，锦裲裆可见制作之考究，女子希望男子不要移情别恋，借裲裆表达自己对男子的期盼。《折杨柳歌辞》（其二）描写女子与心爱的人道别送行，“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座郎膝边”[1]，女子的心思毫不修饰，直言自己“愁不乐”，希望自己能够做情郎的马鞭，擐着情郎的臂膀出入，坐在郎的膝盖边上，选用“马鞭”这个器物，极具北方特色，女子想要做男子的马鞭，一直陪在情郎的身边，如此奇异的想象可谓浪漫至极。

　　北朝女子在表达情感时虽然不像南朝女子那样娇羞，但是作为恋爱中的女子，她们的心思同样细腻，面对远方的情人，她们的相思之情同样动人。《黄淡思歌辞》中，女子面对远方的男子，相思入骨，但是却是“心中不能言，复做车轮旋”[[2]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2]，女子虽然心中相思但是却无法表达出来，想起与情人在一起时害怕被旁人看见的情景，此时的女子显得有些扭捏，《黄淡思歌辞》中选取的景物为“绿丝”“帆樯”，无论是意象与风格都与南朝乐府情歌相似。北朝乐府民歌中还有《淳于王歌》一曲与其风格类似，“独坐空房中，思我百媚郎”[[3]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3]，北朝女子喜爱的男子类型是勇猛强壮型，而此女子却称呼情人为“百媚郎”，颇似南朝女子，故而这两篇常被认为是受了南方民歌的影响，或者此两曲是南朝乐官用北朝曲调谱的乐曲，但是无论是哪种可能性，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出南北文化交流的痕迹。

　　男女相悦之后，自然而然便会相约，南朝民歌中有大量描写男女幽会的情歌，而北朝婚恋民歌中只有两首直接描写男女幽会的情歌，虽然数量上不如南朝，但其中所塑造的北朝女性形象与诗歌风格，却体现着别致的魅力。《幽州马客吟歌辞》中第四、第五曲都是描写男女幽会的场面，“郎著紫袴褶，女著綵裌裙；男女共燕游，黄花生后园”（其四）[[4]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页。][4]，男子穿着紫色的裤子，女子穿着彩色的夹裙，男女共同在开满黄花的后园游乐，这样的场面多么的欢乐。第五曲“辞谢床上女，还我十指环”[4]则是直接描写房事。王汝弼先生在《乐府散论》中认为此曲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个抢劫匪徒，以指环做诱饵哄骗女子，欲望达到后又索回，这是对妇女的欺辱，此曲中有过于露骨的腐朽的反动的部分[[1]王汝弼：《乐府散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页。][1]。我并不赞同王汝弼先生的观点，就其内容而言，先生实在是完全站在男性的角度去评判女性，仿佛此曲中的女子是被男子玩弄后随意抛弃的可怜人，然而北朝社会思想较为开放，女性贞洁观较为淡漠，我们细读诗歌，发现男女主人公本就是情投意合共燕游，并不存在强迫的情况，并且认为人生苦短，应该及时行乐才对。女子同样也有对性的渴望与勇敢追求之心，曲中男子辞谢女子要回指环后并未言及女子是何等的伤心哭泣，男女双方都认为这是一场鱼水之欢，并不存在谁对谁有所亏欠，可见北朝女子有着令人惊异的交往自由权。男女相悦便在一起，这本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北朝民歌大胆真实，这也提醒了我们在解读时，应当遵循人性的本能，不要用复杂的眼光去歪曲北朝民歌的真实含义。

　　北朝乐府中《地驱乐歌》一曲是笔者认为写的最真实，最能打动人心的北朝婚恋民歌，“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2]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2]塑造了一位等待情郎的女子，描写月光皎洁，星星仿佛要坠下来一样，不仅交代了幽会的时间，更是让人感受到女子等待情人时的焦急难耐，而在等了很久之后，情人还不来，女子就更加着急乃至于埋怨了，“到底是来还是不来，你早点告诉我，省的让我白等”，直白到近似于白话，却又是真实可爱到令人动容，在整个南北朝乐府民歌中都可谓是绝无仅有，体现了北朝女子的生命活力与较高的的恋爱自由，《地驱乐歌》是具有无穷美的田园牧歌式的乐章。

　　北朝频繁的战争使着大量的青壮年男性死亡，且北朝社会崇尚早婚，加之“财婚”现象风靡，女子过时不嫁的情况严重，在北朝民歌中也有所体现。如《地驱歌乐辞》其二“老女不嫁，蹋地唤天”[[3]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3]，女子驱赶着羊群进入山谷，在劳作时依旧想着自己的婚事，在情绪积聚到了顶点后，不得不一吐为快，因自己迟迟不嫁成了“老女”甚至埋怨老天爷，“蹋地唤天”这四个字让我们看到了多么率真直性的一个女子，此曲同时也反映了北朝下层女子婚嫁的困难。

　　《折杨柳枝歌》中也记载着反映女子思嫁的民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4]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页。][4]（《折杨柳枝歌》其二），这首歌体现了北朝民歌中的男性幽默，一般情歌都是以女子的口吻所唱，而此首却是以男性的口吻，否则应当是称呼“阿母”而不是“阿婆”，门前的枣树年年如此不见老，可是女子的青春短暂，阿婆不早点把女儿嫁给我，哪里能抱得到孙儿呢！男子打趣女子以求得早日成婚，非常具有生活情趣。原本女子就烦忧自己的婚事，听完男子对自己的打趣后，女子心里更加的焦急，甚至在劳作时也将婚事放在心里，这位女子在织布时叹息“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1]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页。][1]（《折杨柳枝歌》其四），女子眼见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母亲明明已经准许自己出嫁，可是今年却又是无法出嫁，往后推迟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难怪女子要叹息，如果往后再拖延，恐怕这名女子也要“蹋地唤天”了！此外，北朝民歌中还有许多思嫁心切的女子，如《捉搦歌》其一“男儿千凶饱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2]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2]，男子就算有千般不是，却可以让家里人吃饱，但女子过时不嫁在家里只是多了一张吃饭的口，不如早早嫁出去。又如《捉搦歌》其三“可怜女子能照影，不见其余见斜领”[2]，女子顾影自怜，井中的影子只有她一人，女子所盼望的“其余”，应当指自己心爱的男子，女子盼望着有自己心爱的男子陪伴着自己，此曲将女子盼望能够找到如意郎君的心情描摹的十分细致！这些民歌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北朝女子对于婚姻的殷切呼唤。

　　频繁的战争使女子就算出嫁后也很有可能成为寡妇，北朝婚恋民歌中就有记录寡妇再嫁的民歌。“童男娶寡妇，壮女笑杀人”[[3]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3]（《紫骝马歌辞》其一），童男指未娶过亲的男子，这样的男子却娶了寡妇，难怪正值婚龄的未嫁女子要嘲笑这桩婚事，可是如今的“壮女”却也可能成为将来的“寡妇”再受人嘲笑。这首民歌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与下层人民生活的不幸，故而超越了一般的婚恋民歌而具有更加深刻的悲剧意蕴。

　　长久以来，学者们皆认为北朝女子热情豪迈，对待爱情简单直接，将她们的形象固化在“热情”“勇敢”等单一的脸谱中，而忽略了她们作为恋爱中的女性，有着渴望、失望、多疑等多样化的情绪，从而认为北朝婚恋民歌并不如南朝民歌所塑人物立体生动。然而我们重读北朝婚恋民歌，却可以看到与南朝女子截然不同却同样熠熠生辉的女子形象，她们不再是单一的扁平人物，而有着自己别样的可爱。

　　地域环境是文学生长的源头，南朝女子生活的地域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她们眼见的是碧波荡漾、山清水秀的南国景象，养成了她们温柔婉约的性格，较为安定的社会生活与丰富的物产使她们在爱情中又更具有小女人的情态。而北朝女子眼见的是高山草原、戈壁大漠，北方雄壮的自然环境使她们的心胸更为广阔，在表达情绪时更加的直接，而艰苦的自然条件与频繁的战争使她们在婚恋中更注重实际而不是单纯的情爱，她们对待婚恋有着自己独特的追求。

　　女子的择偶观不仅是那个时代对男子的审美要求，更是自然环境、政治、文化、经济、社会风气等多方面综合影响的结果。北朝自然条件与南朝相比更为艰苦、社会更为动荡。在那样一个乱世，只有拥有强大的武力值才能占有更多的资源，拳头说服一切，因此北朝女子喜爱强壮勇猛的男人，可以说不仅仅是审美的要求，更是对生存可能性的追求。北朝女子喜爱勇猛、强壮、有力量的男子。北朝民歌《企喻歌》中记载“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1]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页。][1]，鹞子是一种像鹰但比鹰小的猛禽，灵巧有力，北朝人蓄养它们以捕鸟雀，鹞子向天上飞去，一飞冲天，使群雀向波浪一样向两边躲避，比喻男子的勇猛无人可挡，此曲反映了北朝人的尚武精神及对男子的审美要求。《慕容家自鲁启由谷歌》一曲“郎非黄鹞子，那得云中雀”[[2]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页。][2]直接反映了北朝女子的择偶审美观，女子将自己比作云中雀，将自己期待的夫君比作“黄鹞子”，少女的心思显露无疑。从现代的审美来看，北朝女子不喜欢斯斯文文的英俊小生，而是喜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豪放勇猛的壮硕男子。

　　除了勇猛壮硕，北朝女子喜欢的男子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古人一向以美髯为对男子的审美要求，如《陌上桑》中的罗敷已经是美女的代名词，但是让罗敷都心动的男子是“鬑鬑颇有须”。北朝女子喜爱的男子也有“美髯”，如《地驱歌乐辞》（其四）中的女子在与情人久别重逢后就抚摸情人的胡须。除了外貌上要“美髯”，北朝女子喜爱的情郎一定得要会骑马，马是游牧民族重要的财产，蒙古族至今还举行“那达慕”大会进行赛马，并对获得头筹的勇士进行表彰。《折杨柳歌辞》第五曲“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2]反映了男子不仅要会骑马，并且还要马术上佳，马术极佳的“健儿”才是受北朝民众欢迎的对象。根据上述，我们从北朝婚恋民歌中可以总结出北朝女子选择婚恋对象的部分条件：勇猛、健壮、美髯、马术佳。

　　恋爱观表达了一个女子对于恋爱的态度以及在恋爱当中的追求，北朝女子在恋爱当中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她们在表达自己的情感时热情直率，豪爽大方，将心中所想直接宣之于口。同时，她们在恋爱中显示着自信自强的人格魅力，不妄自菲薄，展示了健康向上的人格美。

　　在恋爱中，北朝女子表达自己的情感时直率大方，如《地驱歌乐辞》第三曲“侧侧力力，念君无极”[[3]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3]，侧侧力力叹息，男子定然是离开女子很久了，女子发出“念君无极”的呼唤，而在情郎终于回到自己的身边后，女子一刻也等不及“枕郎左臂，随郎转侧；摩捋郎须，看郎颜色”[3]，枕着意中人的左臂入睡，他转身的时候自己也跟着他一起转身，摩挲着郎君的胡须，看着情郎的面容脸色，怎么也看不够，似是要将自己多日无穷的思念都融入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温柔之境中。这几句将女子的娇憨以及对男子的情意表达的淋漓尽致，极具浪漫色彩。

　　北朝女子的恋爱观是直接的、坦率地，这表现在她们恋爱的方方面面。同样是约会时等待情人，南朝女子是“黄昏人定后，许时不来已”（《华山畿》）[[1]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93页。][1]，女子从黄昏时分等到人定，却还是没有等到自己的情人，女子只能自怨自艾，反复猜想情人不来的原因，惊疑他是否已经移情别恋。北朝女子约会时遇到情人不遵守约定前来时，只有一句“欲来不来早语我”（《地驱乐歌》）[[2]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2]，爽朗地埋怨情人失约，并不会像南朝女子一样百般郁结在心中。同是去见自己的心上人，南北朝女子也不同，南朝女子去见心上人的时候，要精心的装扮自己，佩戴“玉钗明月珰”（《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其九）[[3]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74页。][3]，而北朝女子却不在意这些，“谁家女子能行步，反着裌襌后裙露”（《捉搦歌》其二）[[4]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4]，女子一想到要去见情郎步伐便不自觉的加快，连自己反穿了夹衣，后裙也露出来了都不在乎了，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但是一动一静，一缓一急，却可以看出南北女子主体性格的不同。通过以上的对比，北朝女子的热情直率显而易见。

　　除了热情直率，北朝女子在恋爱中最可贵的品质便是自信自强。在封建父权制社会当中，女人的价值是被男人赋予的。尤其是在爱情当中，女人一直都处在弱势方，被男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而最可怕的是，在“三从四德”等价值观的影响下，女人自己也将这样的思想内化，更谈何反抗。但是在北朝民歌中，我们看到了非常难得的女子在婚恋中的自主自强的精神，她们不自轻自贱，不把男人看做是主宰自己命运的存在。《地驱歌乐辞》第五曲描写一位相思的女子等到了男子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却发现男子十分的冷漠，已经不再对自己有任何的温柔眷恋，女子即便是思念情郎至极，此时却也唱出“郎不念女，不可与力”[[5]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5]，此时的女子显然不是不爱男子了，而是深知这样的男子不值得自己去爱，与其哭哭啼啼，不如潇洒的放手。心里痛苦却依然能够冷静思考，做出正确的选择的女子，显然是因为内心自强自信而带来的底气。北朝民歌《幽州马客吟歌辞》第三曲同样塑造了一个自信自强的女子，“南山自言好，只与北山齐；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6]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页。][6]，女子以“南山”自比，女子“自言好”，所以才与郎君在一起，将自己与男子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不妄自菲薄，如此自信的女子，不得不令人钦佩。

　　在北朝婚恋民歌中，有7曲表现的是有关嫁娶的内容，约占北朝情歌的四分之一，而南朝民歌多为情爱之歌，很少谈及“嫁”。北方人民生活条件远不如南方富足安定，因此北朝女子不像南朝女子一样只在乎花前月下，你侬我侬，北朝女子动辄言“嫁”，这与她们的婚姻观有着很大的关系。

　　封建社会讲究无媒便是“苟合”，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女子对自己的婚姻并没有主动权，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但是北朝女子的婚姻观相较于此，却显得更加的自主、平等、开放。据《后汉书》中《乌桓鲜卑列传》记载，鲜卑在进入中原之前，男女婚嫁，每年“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1]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85页。][1]这是鲜卑族群婚制的表现，女子的贞洁观念较为淡薄，而在选择自己愿意携手相伴的对象时，主要是因为男女互相爱慕而非是父母的决定，北朝女子在婚姻中有一定的自主权，这在北朝民歌中也有所体现。《捉搦歌》第二曲“谁家女子能行步，反着裌襌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2]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2]，捉搦指捉拿，指的是男女在一起嬉戏玩闹，这名女子在游戏中表现的十分活泼，连衣服穿反了都没发现，她的婚姻观也是十分的单纯自然，“男女天生就是要在一起的，我想要和你两个人结为夫妻相伴到老，成为一对白头老翁老妪”，这位女子显然已经看上了男子，所以才会大胆示爱。《幽州马客吟歌辞》中的女子“自言好”，所以才“入郎君怀”，反映了女子在择偶上的自由。《折杨柳枝歌》中，男子请求女子的母亲将女儿嫁给自己，看似是由母亲主持女儿的婚姻，但结合全篇，我们也可以看出女子的思嫁心切，这个郎君一定也是女子所心仪的，男女二人已经约定了终身，只等着母亲同意罢了，北朝女子对待婚姻有着自己的想法与追求。

　　在封建社会，女子出嫁之后要遵循“三从四德”的礼法约束，在婚姻关系中男尊女卑，女子的第一身份已不是她自己，而是丈夫的妻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女子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顺从丈夫，侍奉婆母，遵守妇道，不可抛头露面或不经丈夫允许与人来往，然而北朝女子在家庭中却并不屈居丈夫之下，而是各有分工，夫妻平起平坐,她们的婚姻观平等开放。《颜氏家训·治家篇》记载“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骑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3]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0页。][3]可见北朝妇女并不是在深闺中不出的妇人，她们管理着家里大大小小的诸多事务，甚至可以对外独当一面，“代子求官”“为夫诉屈”，北朝妇女不仅在婚姻中与男子平等，在社会中也拥有着较高的地位，她们不仅掌管家务，更掌管家计。北朝民歌《捉搦歌》其四“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2]便很好的论证了这一点，女子小时候怜爱自己的母亲，长大了便怜爱自己的夫婿，此时的女子思嫁心切，唱出了“何不早嫁论家计”的心声，女子向往着自己早早的嫁出去，就可以自己掌管家计，拥有更大的自由。《折杨柳枝歌》中男子求娶女子要通过“阿婆”的同意，希望“阿婆许嫁女”而非阿公，可见北朝女子在家庭中还拥有教管子女的权利，在家庭中甚至可以说处于主导地位。

　　北朝时期处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社会思想较为开放，北朝女子的婚姻观也相对开放。女子在婚前婚后的贞洁观念较为淡薄，甚至连皇室也是如此，如北朝民歌《杨白花》一曲就是北魏胡太后写给自己的情人的，“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1]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91页。][1]，歌辞婉约缠绵，胡太后还令宫人昼夜高歌此曲以示心意，丝毫不遮掩对情人的爱。除此之外，北朝社会还流行收继婚这一习俗。尽管南朝女子也可以选择再嫁，但是收继婚这一在汉族文化里被认为是“野蛮”的习俗的流行凸显出北朝女子婚恋观的开放程度较高。与南朝女子相比较而言，北朝女子在家庭中“把持门户”，可以在社会中进行广泛的交往，在婚姻中拥有着较高的地位，收继婚等少数民族婚俗的流行也使得北朝女子的婚姻观念较为开放，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北朝女子平等开放的婚姻观念的形成。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与自然息息相通，不同的地理环境塑造出不同的民风民俗，生长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因此要想了解北朝婚恋民歌文化意蕴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原因，必须从地域的角度入手。需要明确的是，一个地域的环境不仅仅只包含山川地形、河流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含着一个地域的政治经济制度、民风民俗、思想文化等多重社会条件。

　　北朝包含着五个朝代，其疆域各有不同，以统治时间最长的北魏为例，北魏全盛时期，其疆域西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东到大海，北至蒙古高原与柔然为邻，南临江淮。概括来说，北朝民歌发生的地理位置，在西域以东，江淮之北、大漠以南的我国北方的辽阔领域上。北朝民歌的作者是鲜卑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我们可以从北朝民歌中探寻一二。《陇头流水歌辞》描写“西上陇坂，羊肠九回。山高谷深，不觉脚酸”[[2]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2]，陇山指如今的六盘山，在今陕西、宁夏、甘肃交界地带，陇山山高谷深，道路难行，是典型的我国北方的高山。《捉搦歌》其三“华阴山头百丈井”[[3]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3]，华阴指陕西渭南，而西岳华山正位于渭南，华山自古以“险”著称，再根据北朝民歌中常出现的“旷野”“峡谷”“塞”“幽州”等词语可以看出北朝民歌发生的地方位于我国西北部及边疆地区，而我国西北部降雨量少，多数地区干燥缺水，风沙很大，自然条件远不如江南。在气候方面，我们可以从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了解到北朝时期的气候情况，“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公元280—289年的十年间达到顶点”[[1]竺可桢：《竺可桢全集》，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52页。][1]，竺可桢先生根据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石榴开花的时间推测出六世纪上半叶河南、山东一带的气候比现在冷，可见北朝时期气候的严寒。对于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来说，寒冷与干旱带来的损害是致命性的，北朝人民祖祖辈辈与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眼见的是巍峨的高山、无际的沙漠，心胸并不囿于一个狭窄的天地里，养成了他们豪放直率、坚韧不屈的性格，心中有话便诉之于口，故而北朝民歌中男女在表达自己的心中所爱时豪放大胆、热情直率，不似南朝含蓄委婉，恶劣的自然条件也让他们生存的难度加大，故而更注重婚恋的实际益处。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时期，北朝战争无数，xxx不断更迭，人民生活苦难，频繁的战争甚至造成“白骨无人收”这样惨烈的后果。除了频繁的战争，北朝人民的生活方式也造就了北朝尚武之风，少数民族游牧为生，游牧与农耕相比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北朝时期气候寒冷干燥，并不利于放牧，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掠夺才能更好的活下去。对于女子来说，青壮年劳动力的丧失一方面意味着出嫁的可能性减少，另一方面，战争使女子失去丈夫成为寡妇，而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人民生活艰难，女子没有过多的精力去一昧的花前月下、郎情妾意，所以北朝婚恋情歌中多用“嫁”一词，而南朝民歌中少有。在择偶时，只有嫁给武力过人的壮士才能更好的存活下来，所以她们择偶最重要的标准便是要求男子勇猛强壮。频繁的战争，严酷的生存条件、不稳定的游牧生活使北朝人民皆崇尚武力，女子也不例外，北朝女子并不是娇滴滴的弱女子，她们也同样的是骑马、射箭的能手，并不逊色于男子，所以才能出现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女子豪放的性格，让她们在恋爱中能够自信自强、在婚姻中拥有较高的地位。

　　自然环境和频繁的战争固然会影响女子的婚恋观，但是影响一个民族婚嫁观念最重要的因素却是这个民族的民俗民风，北朝婚恋民歌中所描写的男女多为少数民族人民，他们有着自己悠久的习俗，因此我们要想真正的了解北朝人民的婚恋观，必须结合其民族特殊的民俗民风。北朝女子无论在恋爱中还是婚姻中，都有着较高的地位，这不得不提到鲜卑族的母系社会遗风，而北朝社会同样保留了鲜卑族的母权制遗风，这从北朝多次出现把持朝政的女主就可以看出，如文明太后冯氏、宣武灵皇后胡氏等，母权制遗风使当时的社会中男性敬重女性，女性也并不认为自己逊色于男性，女子养成了自信自强的性格，在婚姻中把自己放在与男性平等的位置上，在家庭中能把持家政，拥有着较高的地位，故而北朝女性的婚恋观显得较为自主、平等、开放。

　　而造成北朝女子如此思嫁，甚至称自己为“老女”的原因，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战争造成的劳动力的大量缺失，从北朝人民的婚俗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北朝盛行的早婚风俗及财婚风俗同样是造成女子过时不嫁的原因。据考证北朝女子的婚嫁年龄在十三四岁，所以我们看到的北朝民歌中的女子称自己为“老女”，但其实她们的实际年龄在现在看来也并没有逾过合适的婚龄。而北朝社会从上至下都盛行着财婚的风俗，男子想要娶妻必须花费大量的财物作为聘礼，婚礼必须讲究排场，而女子想要嫁人，父母也必须为其准备大量的财物作为女儿的嫁妆，否则会被邻里耻笑，女儿嫁出去在夫家也会受到歧视。赵翼论曰：“魏、齐之时，婚嫁多以财币相尚……凡婚嫁无不以财币为事，争多竞少，恬不为怪也。”[[1]赵翼：《廿二史札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1]财婚这一风俗使得男女嫁娶失时，女子思嫁而不得，因此北朝婚恋民歌中有着大量的抒发女子思嫁心切的歌曲，财婚这一习俗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古至今，在家庭中，个体对于这个家庭的经济贡献客观上决定了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从这个角度而言，南朝女性被禁锢在宅院中不许抛头露面，只能依附于丈夫生存，故而她们在婚姻中的地位很低。但北朝女子在社会生产中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她们对于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她们在婚姻中有着较高的地位。北魏实行均田制，妇人也可分得田地，这从国家法制的层面上赋予了女子生产劳动的权利，妇女拥有着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而并不是仅仅依赖于丈夫。除此之外，在北朝建立以后，少数民族从原先骑马放羊逐步转变为农耕经济，女子从事种桑、织布、制衣等生产劳动，如《折杨柳枝歌》“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2]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2]反映了女子织布的情景。在男耕女织的封建小农经济中，女子织布制衣与男子耕种对一个家庭来说同样都十分重要，是家庭重要的经济来源。总而言之，财婚风俗使女子在出嫁后拥有着丰厚的嫁妆，女子也拥有着土地的使用权，与男子同样参加劳动，且女子纺织是家庭经济的重要补充，女子对着家庭经济的增长所做出的的贡献显著，北朝女子的生产力较高，所以北朝女子在出嫁后能够把持门户、拥有着较高的地位也就不足为奇。

　　北朝被认为是“文学荒原”，北朝民歌却是文学史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作为北朝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北朝婚恋民歌中，记录了许多在婚恋不同阶段的女子，她们倾心于勇猛豪放的壮硕男子，在恋爱中，热情直率，自信自强；在婚姻中拥有着与男子平等的较高的地位，展现出自信开放的精神面貌。而究其原因，则与北朝的自然地理环境、尚武精神、少数民族习俗的影响及北朝女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有关。北朝地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影响着生活在那个时空的北朝人民，培养了他们的思想观念与民风民俗，因此当我们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审视北朝婚恋民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北朝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人民婚恋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从北朝女性的婚恋价值观与婚恋状态中了解到北朝人民的家庭分工、娱乐交往、精神追求等多方面的生活内容。北朝特殊的人文背景下所展现出的迥异于南朝的民歌风格，也启示了我们在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学时，要尊重其民族的风俗，不能先入为主的从汉族的思想观念去评判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

　　北朝女子与南朝女子比较，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较高，在婚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自主自强的精神，真正展现出了作为一名女性在恋爱与婚姻中不依附于男性的蓬勃健康的人格魅力，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她们的婚恋观不仅对唐代女子的婚恋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对现代社会的女性也有着借鉴意义。因此希望研究者们重视对于北朝婚恋民歌的研究，加深人们对于北朝婚恋民歌的认识，并进一步拓展北朝婚恋民歌所体现的文化意蕴。

　　[1]郭茂倩.乐府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王汝弼.乐府散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竺可桢.竺可桢全集[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6]赵翼.廿二史札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7]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8]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

　　[9]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刘庆柱.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1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4]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