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三生”视角下的城市宜居性理论，结合广州市内高校本科及其以上高学历人群的调查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对高学历人才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展开定量研究。研究得出，高学历人才的定居意愿，受到城市宜居性的显著影响，高学历人才受到“生活宜居性”、“生产宜居性”和“生态宜居性”的复合影响；其中，生活宜居性和生产宜居性占主要层面，生态宜居性占次要层面；已定居高学历人才更加重视生活宜居性，未定居高学历人才更加重要生产宜居性。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城市建设和治理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人的尺度”；2.推动“生产”、“生活”、“生态”的整体性进步；3.重视公共资源供给，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关键词：城市宜居性；定居意愿；高学历人才
一、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需求在这里体现了首要位置，完全呼应了21世纪人民群众的新期望。随着全球发展环境发生改变，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通过消耗大量资源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模式很难继续下去，只通过各种低成本来招商引资的旧动能发展模式已经结束。在当今社会，城市发展更依赖的是高素质劳动力，特别是高端创新人才，高学历人才，通过不停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竞争力，我们的城市才会发展的越来也迅捷。人才是促进地区创新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也是未来城市竞争的关键因素。我国总XXXX在深圳视察时曾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在此基础上，高学历人才的对城市发展的驱动，正是彰显人民城市的新型资本基础。城市治理“人本”内涵的重塑，不仅可以完善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可以促进当今我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目前，我国城市的发展模式正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而日益转变，表征为：城市中最为活跃的生产力群体，正由60、70后，更迭为80、90后的新生代，随之而来是“对更高品质、更多样化的公共服务和空间环境追求”主流价值的转变；城市的发展逻辑，由“聚资”变为“聚人”，不能再采取低价土地、税收等政策吸引企业进入城市，再吸引各种人才的城市发展策略，必须要提升在城市中生活的品质、公共服务的质量，人才的吸引力就会逐渐提高；城市的发展诉求，由追求人口规模到追求人口质量，以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成为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之下，将“人本”理念融入城市治理结构中，以“品质—人本—共享”作为城市治理的新思路，结合新生代人才的心理感知，构建以“生产宜居”、“生活宜居”、“生态宜居”为核心要素的立体化治理新体系，成为未来城市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制度保障，也是未来城市竞争和发展的第一动力。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本文尝试着补充影响高学历人才选择定居城市的因素。即使外国对人才流动问题的研究早于我国，先走了很多路，他们进行了很多理论研究，也得出了好的成果，可这些理论模型还未在我国得到验证。并且，研究很少聚焦的是高学历人才。我们知道，高学历人才的特点是高知识性、稀缺性、价值观独特、流动意愿强烈，这是与一般人才不同的地方，其流动也表现出不同与一般人才的独特的特点。广州市是中国的老牌一线城市，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作为国家级战略发展的经济起飞区，其对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流动供给要素和发展现状，有和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因此，现有的理论对促进广州市高学历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的适应性，不尽合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缺乏实证性，未进行调研。
本文以实证调研得来的数据为基本，更加完备地表明了影响高学历人才定居的因素，以体现出高学历人才定居的内在规律，以补充完善高学历人才流动和定居的影响因素。
2.实践意义
（1）提高城市高学历人才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我们知道高学历人才有不同于一般人才的特点，却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流动是全社会人才配置的一个重要方法，合理的高学历人才配置可以使城市创造更多的财富。本文通过研究广州市高学历人才的流动定居和影响因素。有助于实现高学历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然后促进产业的协调发展，并且推动地区经济向前进步。
（2）有利于未来城市的XX部门，保持城市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XX建议关于如何制定有效的吸引留住高学历人才策略，使人
才定居城市。通过对高学历人才定居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把握高学历人才流动和选择定居城市的最主要因素，掌握高学历人才流动的规律，以便让XX管理者更好的了解高学历人才的心理及需求，可以更好地调节控制人才，然后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并为其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这种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留住核心人才。
（三）研究综述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才流动与就业迁移，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就一直是人类社会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具备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积累的人才迁移，则是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而出现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
1.国外研究综述
古典经济学 Green-wood侧重于从个体收益与家庭迁移动机的相关性，来解释人才迁移的基本规律。其所构建的“要素流动竞争模型”认为：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是影响人才流动的主要原因。如果人才所处地区的收入水平越低，那么，外向移民的概率就越高。因而，具备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人力资源，通常会对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劳动条件和经济收益做出比较，放弃劳动条件较差的地区，而迁移到富裕的区域，以实现单位时间内劳动收益报酬的最大化。此后，Piore则进一步用“二元劳动力市场与机会预期收益”理论，来补充诠释人力资本迁移中，就业机会预期收益的可获得性，也是吸引人才流动的原因之一。它表明，当人才个体预期到迁移城市的综合收益，大于原城市所在地的现实收益时，就会发生迁移行为；上述理论，主要从单纯“理性经济人”的生产性需求，来考察人才迁移的动机和一般规律。将人才迁移的动机，单一锁定在“个体收益与就业经济机会的差异化”之内，而忽略了人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的基本事实。[1]因而,必然要从经济动机以外的其他动机，来拓展人才迁移的研究视野。Tiebout认为，人才迁入地社区，集体消费的供给服务质量，影响人才的迁移动机。选择进入到的地区服务要尽可能满足人们，并且人们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交换条件，比如税务较少。人才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在迁移工程中，希望从迁入地获得最大的福利（集体消费品和服务），同时支付最低的价格（低税收）。[2]
所以人才迁移的动因，应全面表述为同时受到地区经济收益差异和舒适物供给质量差异的影响。这一论证补充，似乎已经全面诠释了人才流动的两大动机趋向。即人才流动表征为：地区收益差异的经济流动和城市舒适物差异的消费流动。
然而，1984 年新移民经济学再从社会地位均等的心理感知视角，解释人才迁移的另一原因。其主要代表 Stark 发现，移民在原社区中的低社会地位状态，会推动他们向外迁移。具备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人才，作为独立的个体，其心理融入城市社区的心理需求或感觉，在社会所处的地位，这些才是他们心里首要考虑的因素。所以，心理融入对于人才的迁移动机，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2.国内研究综述
迁移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人力资本实现的有效途径之一。[3]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形势下,人才是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因素,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就更加受到重视。在此背景下,各地都开始制定人才引进政策,想尽办法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其城市。引进高学历人才,可以更好地解决XX和企业内部缺少人才的现象，这是深入实施“城市人才提升战略”的重要措施，在不断促进城市科学发展，提供人才和知识支持以赶超发展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4]庞保庆、王岩也指出靠各种软环境建设来吸引、留住高学历人才一直是各大城市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要更好地留住高学历人才，地方XX不仅需要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更需要在高学历人才政策对待上一视同仁。[5]雷虹，李锋亮在研究国际间人才流动的时候表明观点：促成普通移民、高素质劳动者和知识分子迁移的动机往往是复杂和多种多样的。这些促成因素可以分为外在因素与自身因素，其中外在因素包括对实际收入的期望 、学习或者职业发展的机会、生活水平、工作条件 、社会、人文与环境状况等，而自身因素则包括个人偏好、迁移成本(如办理手续和旅途的费用)等。[6]庞保庆,王岩指出靠各种软环境建设来吸引、留住高学历人才一直是各大城市的主要目标之一,本文主要从大学所在地的视角来考察学校所在地对高学历人才是否留下所在城市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在上海工作的高学历人才中,毕业于上海高校的高学历人才,其居留意愿更加强烈。[7]该研究得出结果：要更好地留住高学历人才，地方XX需要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并要保持平等的高学历人才政策才可以。古恒宇等学者通过研究得出结论：经济机会是影响中国高技能人才聚集的主导力量。工资是关键因素。该地区的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也产生重大影响。在控制经济机会的影响时，可以使用基本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医疗服务），交通运输来控制经济机会的影响。具有主要可及性的本地质量变量和城市消费设施，在高技能人才的空间集聚中起着重要作用；城市群和农村群之间的人才驱动力存在显着差异：城市群和农村群的人才聚集提供了经济机会;教育、消费、交通以及自然环境等地方品质变量对城市群人才集聚的影响更为显著。[8]翟思涵等学者也指出地区吸引力是多方面的，一个地区的人才吸引力是由这个地区拥有的舒适物决定的，这些舒适物包括３个方面，首先是发展前景，其次是收入，再次是环境方面的因素，并进行了定量分析。[9]刘于琪等根据问卷调查数据信息，根据数据统计分析，科学研究在我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和危害因素。研究显示，城市新移民整体上展现极强的定居意愿；危害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关键因素包含户口因素、社交网络、社会认同、日常生活满意率和南北方差异。与当地人相处和社会认同是危害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关键性因素，岗位、产权年限、当地模式、社会认同和南北方差异是危害劳动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关键因素，就项目投资型新移民来讲，危害其定居意愿的关键因素为人力资源、当地模式、户口情况以及所属的城市。[10]武荣伟、王若宇、刘晔等学者通过分析研究了影响高学历人才分布的因素表明平均工资水平、生活成本、城市等级、每万人高校在校学生数、每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人均科学事业、教育事业经费与人才比重呈正相关,中学生师比、万人互联网用户数与人才比重呈负相关,失业率、单位面积二氧化硫排放量、绿地率对人才比重没有影响。[11]赵方等学者通过加入户籍、土地供给规则等因素,比较高、低学历劳动力的流动影响因素差异,研究发现：影响中国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因素还是工资水平;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城市的舒适度也是影响他们迁移的重要因素,存在福利洼地，高、低学历劳动力之间有互补性,但劳动力市场的回报更偏向于高学历劳动力。[12]张可可表明就业状况中,就业能力、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均对居留意愿有正向影响。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越强,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就业越稳定,居留意愿越强,拥有社会保障的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13]但是高薪资待遇有利于促进高学历人才集聚,但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促进作用有限。齐宏纲等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也表明了影响高学历人才定居不能只靠薪资待遇。[14]
综上所述，追溯人才迁移的理论演进，可以看到人才流动的迁移动机受到迁入地（所在城市）经济收益差异、舒适物供给差异和心理融入差异三大要素的影响，而表征为经济需求流动、集体消费需求流动和文化融入需求流动三大动机。而这三大动机的总体，亦是一座城市的经济治理、消费治理和文化融入治理的整体性供给质量，对人才集群主管感知的现实回应。其中，城市之间的经济收益差距，与城市是否具有优异的制度环境为企业发展和人才集聚，提供充盈的制度保障密切相关；城市之间的集体消费差异，与城市是否能为人们的生活与发展，提供便利的舒适物（公共服务）供给相关；而城市之间的心理融入差异，则与城市是否能为外来人口（人才）的文化融入，提供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总体上看，无论是促进企业发展和人才集聚的制度支持，还是城市舒适物的供给质量，抑或城市融入的文化环境，皆是城市治理的核心构成要素。因而，考察人才迁移动机和行为决策的逻辑生成，就不能单纯追溯为迁入城市某一方面的碎片化供给，而必须从整体性城市治理的研究视角，来考察“人才集”的流动迁移需求，进而在城市治理水平与人才迁移动机的价值生成和行为决策之间，构建具有密切正相关关系的政策供给工具。这是本研究立意之所在。
（四）研究思路
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出对策“的思路，论文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三生”视角下的城市宜居性理论，通过文献综述法和问卷调查法，结合广州市内高校本科及其以上高学历人群的调查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对高学历人才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研究框架见图1-1。
图1-1 本研究的研究框架
（五）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搜集、鉴别、整理、城市治理、城市宜居性理论、人才定居意愿相关学术文献、XX文件及其他资料，通过文献综述和资料梳理，形成对现实问题科学理性初步的认识，以为后续调研及分析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论证。
2.问卷调查法
设计自填式问卷与代发式问卷，利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在广州市发放 600 份问卷，以本科学历及以上毕业的群体作为研究样本，了解不同身份、不同专业背景的高学历人才对城市宜居性感知的程度和定居意愿。问卷调查结束后，将所得信息分类汇总并用数据的形式做出比较和分析。
二、理论基础
（一）概念界定
定居指在某个地方固定的居住下来。本文中已定居是指在广州市居住时长在五年以上，并没有迁移到其他城市的计划。
生产宜居性，生产是创造经济活力的来源，包括就业预期、物质性收益、房价的可接受性和物价的可达性。
生活宜居性强调城市公共资源及舒适水平与居民需求的匹配程度，包括人文环境、住房舒适度、公共服务设施、社会安全与道路交通
生态宜居性强调个体认知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包括自然环境的健康水平、自然环境的舒适性和城市景观的满意程度
（二）理论依据
1.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先生通过研究人类的性质和需要，最终提出了人类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马斯洛认为,人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求,并随着时间和条的变化呈现出较明显的金字塔型,即人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只有当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时,人才会有愈愿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23]当随便一个需求大部分得到满足后, 下一个需要就成为主核心需求。
2.三生理论
追溯肇始于 19 世纪后半叶产生的城市宜居性，经由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发展演进，使得“城市宜居性”体现为一个综合的概念，它受时间、空间、主体和目标四大维度的制约，是一个综合性动态性的演进过程。近些年，城市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城市绿生态环境恶化、公共文化服务设备供求失调、职住分离出来等难题慢慢突显，城市宜居性展现出室内空间分异特点，危害城市总体宜居性水准的提高。
学者们从多个层面构建起城市宜居性的评价体系，借助空间分析方法探索城市内部宜居性空间差异水平，从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探讨城市宜居性水平的影响因素，为城市空间宜居性评价提供了理论思路。其中，国内学者张美芳、朱佩娟等人，基于生产、生活、生态三类物质要素在城市中的关系，提出“三生”视角下的城市宜居性评价模型。该模型认为，“三生”视角能够探讨生产、生活、生态物质要素在城市中的有机联系，同时关注城市居民的游憩、出行、就业等多方面的需求，注重要素间的制约与促进关系，优化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3.用脚投票理论
用脚投票这个词最初是以股票市场传来，是由英国经济师克利夫.蒂伯特明确提出，是以给当地XX网络投票的场景下。指在人口流动不受到限制、存有很多辖区XX部门、辖区间无权益外流、信息内容完善等假定标准下，因为各辖区XX部门给予的公共产品和税赋组成各有不同，因此 全国各地住户能够 依据各当地XX给予的公共产品和税赋的组成状况，来随意选择这些最能达到自身喜好的地区居住。
本文认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用脚投票理论和“三生”视角下的城市宜居性理论，对于个体的宜居感知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其分析框架适用于研究广州市城市宜居性感知与人才定居意愿的关系。本文将生产宜居性表示为就业情况达到心理预期、购买商品房的能力和对城市物价水平的接受能力；将生活性宜居感知表示为城市人文环境包容程度、住房所在社区条件舒适程度和道路交通状况；将生态宜居性感知表示为城市自然环境舒适程度和景观设计优美程度。
三、调查分析
（一）区域概况
1.广州市概况
广州市是中国的老牌一线城市，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是作为国家级战略发展的经济起飞区。而且，广州市城区常住人口总数居全国各地第三，2016 年人口数量增加量居中国第一，在其中有很多的大学毕业生。根据在网上查看有关数据信息，掌握到广州市2020 年常住人口在1800 数万人上下，人口总数十分巨大。联合国组织汇报中也说明中国最高的人类发展指数值在广州市。所以是科学研究“将来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智能化难题的典型性样本城市。
本科学研究选用的数据信息来自自己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3 月对广州高等院校中，本科文凭及之上群体开展的调研，样本地区包含坐落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样本取样方法为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总共派发问卷240 份，在其中有效问卷236 份，有效问卷率是98.33%。
2.政策概况
自 2003 年起，广州市开始陆续发布了相关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政策，具体包括：转发广东省人事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享受XX特殊津贴人员冬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穂人字【2003】133 号）；印发《广州市“121”人才梯队工程管理暂行办法》的99号通知》（穗人发【2009】99 号）；关于继承开展我市“121”人才梯队工程后备人才选拔工作的 149 号通知（穗人发【2009】149 号）；关于开展享受XX特殊津贴人员选拔工作的通知（穗人社发【2010】35 号）；关于印发《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XX关于加快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意见》10 个配套实施办法的通知（穗组字【2010】46号）；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建立广州高层人才学术休假体检制度的通知（穗人社发【2016】22 号）；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岭南英杰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穗人社规【2018】3 号）；关于印发广州市海珠区落实《广州市人才绿卡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海人社规【2020】1号）。
（二）样本基本特征
调查样本显示，此次调查中，本科学历占比66.1%，硕士研究生占比23.73%，博士研究生占比10.17%，而其中已定居人数占比27.12%，未定居人数占比72.88%，具体信息见表3-1。可见大部分群体未定居，这也为本研究提供数据基础，即了解未定居高学历人才的定居需求。
表3-1 样本基本情况
（三）数据分析
1.对已定居人群进行分析
（1）就业情况是否能达到心理预期
已定居的被调查者对就业情况是否达到心理预期的回答如图一所示，17.65%的被调查者表示完全达到，52.9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基本达到，17.65%的被调查者表示就业情况一般，认为基本没达到和完全没达到的被调查者的比例均为5.88%。
图3-1 已定居人群就业情况达到心理预期总体情况
首先从被调查者中的本科学历来看，选择基本没达到和完全没达到的人员比例分别占了 15.83%和 16.67%，33.33%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就业情况一般，15%和19.17%的 被调查者表示就业情况基本达到和完全达到了心理预期。
图3-2已定居人群就业情况达到心理预期本科情况
然后，从被调查者中的研究生学历来看，选择基本没达到和完全没达到的人员比例 分别占了 1.79%和 3.57%，21.43%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就业情况一般，53.6%和 19.64% 的被调查者表示就业情况基本达到和完全达到了心理预期。
图3-3 已定居人群就业情况达到心理预期研究生情况
最后，从被调查者中的博士学历及以上来看，完全达到的人员比例占到了 20%，剩下的 80%均选择了基本达到了就业预期。
图3-4已定居人群就业情况达到心理预期博士情况
比较这三方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已定居的高学历人群中，基本达到和完全达到就业预期的比例相对于基本没达到和完全没达到来说是较高的，并且随着学历的增加，就 业情况达到心理预期的程度就越高。
（2）毕业后的物质条件是否具备购买当地商品房的能力
已定居的被调查者对毕业后的物质条件是否具备购买当地商品房的能力的回答如图3-5所示，11.76%的被调查者表示完全达到，47.06%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基本具备，5.88%的被调查者表示情况一般，认为基本不具备和完全不具备的被调查者的比例分别为23.53%和 11.76%。由此可见，高学历人群购买当地商品房的能力较高，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基本具备 或完全具备购买商品房的能力，只有 10%左右的人完全不具备购买商品房的能力。
图3-5 已定居人群购买商品房能力情况
（3）是否能接受您定居城市的物价水平
被调查者对中毕业后定居城市的物价水平接受程度的回答如图一所示，17.65%的被调查者表示完全接受当地的物价水平，52.9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基本接受，17.65%的被调查者表示情况一般，认为基本不接受被调查者的比例为11.76%。没有被调查者表示完全不接受定居城市的物价水平。分析可得，超过70%的人接受定居城市的物价水平，接受程度较高，生活水平较高。 高学历人群选择了物价水平适宜的城市定居。
图3-6已定居人群定居城市物价水平接受情况
（4）是否认同定居城市的人文环境足够包容
被调查者对中毕业后定居城市的人文环境认同程度的回答如图一所示，23.53%的被调查者表示认同度一般，认为基本认同被调查者的比例高达52.94%，另外有23.53%的被调查者完全认同其定居城市具有足够包容的人文环境，没有被调查者表示其他回答。由此可得，有近80%的被调查者对定居城市的人文环境足够包容是持认同态度的，没有人员表示不认同人文环境足够包容，说明已定居的高学历人群选择了较为包容的人文环境的城市定居。
图3-7已定居人群对定居城市人文环境认同情况
（5）是否满意您定居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如：医疗、教育等）
被调查者对定居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满意程度的回答如图一所示，18.75%的被调查者表示完全满意公共服务设施，认为基本满意公共服务设施的被调查者的比例高达56.25%，另外有 25%的被调查者一般满意其定居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还有 6.25%的被调查者认为基本不满意，没有被调查者完全不满意定居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已定居的高学历人群对定居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满意程度很高，但也有较少的被调 查者表示基本不满意，这说明了，高学历人群对定居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是有一定要求的，但不是首要因素。
图3-8 已定居人群对定居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满意情况
（6）是否认同“住房所在社区的条件足够舒适”
被调查者对是否认同“住房所在社区的条件足够舒适”的回答如图一所示，15.38%
的被调查者表示完全满意公住房所在社区的条件，认为基本满意住房所在社区的条件的 被调查者的比例高达51.28%，另外有30.77%的被调查者一般满意其定居城市的住房所 在社区的条件，还有2.56%的被调查者认为基本不满意，没有被调查者完全不满意定居城市的住房所在社区的条件。可以得出，住房所在的社区舒适程度在选择定居城市时是较为重要的，超过95%的 被调查者的认同程度是出于一般以上的。
图3-9已定居人群定居城市住房社区条件舒适情况
（7）是否满意您定居城市的道路交通状况
被调查者对是否满意定居城市的道路交通状况的回答如图一所示，5.88%的被调查者表示完全满意道路交通情况，认为基本满意道路交通情况的被调查者的比例高达 64.71%，另外有23.53%的被调查者一般满意其定居城市的道路交通情况，还有5.88% 的被调查者认为基本不满意，没有被调查者完全不满意定居城市的道路交通情况。
图3-10 已定居人群定居城市道路交通状况满意情况
（8）是否认同“定居城市的自然环境足够舒适”
被调查者对毕业后定居城市的自然环境舒适认同程度的回答如图一所示，23.53%的被调查者表示认同度一般，有超过 70%的被调查者基本认同定居城市的自然环境足够舒 适，另外有 5.88%的被调查者完全认同其定居城市具有足够舒适的自然环境，没有被调 查者表示其他回答。分析可知，高学历人群对定居城市的自然环境满意程度较高，基本满意的比例很大， 完全满意的比例较小，没有被调查者表示不满意，说明高学历人群在选择定居城市时会 考虑自然环境状况是否达标，但要求不是很高。
图3-11已定居人群定居城市自然环境舒适情况
（9）是否满意您定居城市的景观设计
被调查者对是否满意定居城市的景观设计的回答如图一所示，5.88%的被调查者表示完全满意定居城市景观设计，认为基本满意景观设计的被调查者的比例占了 52.94%，另外有 23.53%的被调查者一般满意其定居城市的景观设计，还有 11.76%的被调查者认为基本不满意，5.88%的被调查者完全不满意定居城市的景观设计。我们可以分析出，定居城市的景观设计在考虑城市定居时是不太重要的，有近 20% 的人群选择了不满意定居城市的景观设计，相比于其他因素，该因素是最不重要的一个 因素，所以高学历人群在选择定居城市时不会过多考虑城市的景观设计是否优美。
图3-12已定居人群对定居城市景观设计满意情况
2.对未定居人群的分析
（1）选择定居城市时最重要的因素
未定居的被调查者关于选择定居城市时最重要的因素回答如图所示，有67.44%的
被调查者选择就业情况达到心理预期是最重要的，有48.84%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具备购 买商品房的物质条件，选择物价水平适宜的被调查者的比例达到了44.19%，有32.56% 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人文环境足够包容，27.9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社区条件舒适和自然条 件舒适，23.2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道路交通状况良好，只有6.9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城市的景观设计优美。
图3-13未定居人群选择定居城市最重要因素
（2）选择定居城市最重要的三个因素
未定居的被调查者关于选择定居城市时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回答如图所示，有81.4%的被调查者选择就业情况达到心理预期是最重要的，有53.4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具备购买商品房的物质条件，选择物价水平适宜的被调查者的比例达到了62.79%，有32.5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人文环境足够包容，23.2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社区条件舒适，25.5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自然条件舒适，13.9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道路交通状况良好，只有6.9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城市的景观设计优美。
图3-14未定居人群选择定居城市三个重要因素
四、研究结果
（一）研究结果验证马斯洛需求理论和三生理论
高学历人才对定居城市的选择遵循“三生视角”下的城市宜居性感知理论，高学历人才在选择定居城市时受到生产宜居性感知、生活宜居性感知和生态宜居性感知的综合影响。并且影响力排序是生产宜居性感知、生活宜居性感、生态宜居性感知，其中，生产宜居性和生活宜居性感知占了十分大的比例，体现了高学历人才对城市宜居性全方位供给的整体性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需要包含三个层次：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这三个层次需求属于递增关系，人才定居意愿与其紧密相关，只有满其足更多的需要，高学历人才才会选择在一座城市定居。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进一步论证了城市产生的历史性因素。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源于人的定居需要，由此可见，一个城市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在不断回应居民全方位诉求，即生产诉求、生活诉求与生态诉求。同样，一座城市需要留住人才，就需要从人才的心理认知角度出发，将生产、生活和生态宜居性纳入XX城市建设的政策 和制度层面，形成对高学历人才的全方位服务，满足高学历人才的全方位诉求。
（二）已定居和未定居高学历人才的生活和生产宜居性感知重要性不同
对于已定居高学历人才来说，生活宜居性感知相比于生产宜居性感知来说更加重要，对于未定居高学历人才来说，生产宜居性感知则更为重要。已定居的高学历人才由于本身具有较高的能力，随着定居年限的增长，能够较为容易的在城市中，获得与其高质量物质生活诉求相匹配的就业机会和薪资收益，因此，与生活宜居性相比，城市所提供的“谋生”功能在他们的心理选择中，占有较低的权重。自然生态的健康及舒适度同样在他们决策的考量范围内，表明高学历人才具有较高的社会意识，注重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关注未来城市要素与系统的整体共联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但是对于未定居的高学历人才来说，选择一个城市去定居时会首先考虑就业情况，物价水平等，与生活相关的也在考虑因素之中，但所占权重低于生产。这是由于他们还未进入一个城市，初来乍到，还未满足最基本的需求，所以生产宜居性感知更重要。
这一现象从学理上也是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逻辑回应。对于已定居的高学历人才来说，已经满足了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开始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需要；而对于未定居的高学历人才来说，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还未满足，马斯洛需求原理表示只有上一层次的需要被满足，下一层次的需求才开始起作用，所以未定居的高学历人才数据结果表明，生产宜居性感知更为重要。
（三）生态宜居性感知对定居意愿有一定的影响
城市生态建设是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考虑的重要内容，具有较高的重要性，城市生态环境好坏与城市人民的生活、工作和心情息息相关，从问卷结果来看无论是对于已定居高学历人才还是未定居高学历人才，他们对于城市生态都是有一定要求的，城市的自然环境需要达到基本标准，甚至有一部分未定居高学历人才表明生态宜居性是最重要的影响其选择定居城市的因素，几乎全部定居高学历人群都是基本满意的。
X经济学家蒂伯特提出的“用脚投票”理论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由于XX合法性、信任等均来自居民的投票,如果XX不能满足其要求, 那么居民可以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24]认为人口迁移会受到空间转移的净收益和地方XX公共物品供给质量的影响，而生态环境作为城市治理的组成部分，本身就是一种由地方XX提供的公共物品，生态环境的质量好坏会影响高学历人才的迁移；另外，环境质量会影响高学历人才的身心健康，进而提升生活品质，保持心情愉悦。因此，无论是已定居还是未定居的高学历人才，生态宜居性感知对定居意愿均具有一定的影响。
（四）城市的治理逻辑应构建立体化的城市治理新体系
当前，城市一直在相互之间市场竞争人才，关键有两个机制。第一，销售市场挑选机制: 人才与企业中间双向交流的机制，它归属于显性销售市场买卖，一般一开始就确立地决策了员工的原始经济发展收益等有形收益; 第二，扶持政策机制:为了更好地吸引住这些本地所急缺的人才，当地XX通常会制订一些独特吸引住人才的现行政策，如给与所引入人才以经济发展补助，并协助其处理户口及儿女入校等难题。这一机制也归属于显性买卖机制，而对生活宜居性和生态宜居性指标的关注度不足。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人的择业观已从“先乐业再安居”演变为“先安居再乐业，先择城后择业”，并推动城市发展现实逻辑的转变，即：不能再通过低价土地、税收等政策吸引企业入驻，再吸引人才，这种方法效果越来越差。首先要提高城市生活质量与服务水平，然后就可以进一步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需要将个体的心理感知纳入到城市治理结构之中，构建以“人本”为价值取向，以“生产宜居”、“生活宜居”、“生态宜居”的整体性制度供给为基本思路，以政策工具的复合利用为主要策略的立体化城市治理新体系，从而完善城市用才和留才政策的长效机制，推动高品质和谐宜居城市的产生。
五、政策启示
（一）城市建设和治理要以人为本并充分考虑“人的尺度”
“以人为本”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以人为目的，就是说城市的建设和治理是为了人的生存，但是人并不是为城市而生存。这种意思上，人是城市治理的最终目标，而城市治理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和取得更好生活的手段；“以人为本”的第二种意思是以人为主体，就是说城市治理要以所有市民为主体，构造XX主导，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共治”格局。具体到高学历人才这一群体，在“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转向过程中，需要营造城市的包容性与吸纳性。在公共产品供给和精细化服务上，具体考量并合理关切高学历人才的心理诉求及利益构成，提升外部职场环境的舒适性；在公共空间规划、社区规划中，充分考虑“人的尺度”，建设更多人性化的空间，推动高学历人才积极参与前期规划、中期建设和后期管理的监督和评价。其次，以社区为依托，培育社会网络，在高学历人才移民的适应阶段，利用社会网络为其提供了就业、经济、情绪上的支持，帮助他们在迁入地站稳脚，促进他们在参与城市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公共秩序、公益慈善和各类公益事业的过程中，与当地居民建立稳定的情感联系，通过参与式融合塑造定居城市的命运共同体。
（二）推动“生产”、“生活”、“生态”的整体性进步
“生产”、“生活”、“生态”是“三生理论”的核心要素，基于“三生”视角构建的城市宜居性感知模型，关注城市居民的游憩、出行、就业等多方面的需求，注重要素间的制约与促进关系，优化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以实现“生产便利、生活适宜、生态健康”为最终目标。提升高学历人才的定居意愿，并促进其稳定地融入定居城市，需要推动 “生产”、“生活”、“生态”制度要素的同步供给。
具体而言，在生产上，了解城市的人口最大承受力，再规定城市人口规模，确定好产业发展方向和空间；并且，制定人才规划和引进人才年度计划，科学规划好公共产品需求，可以采取更加积极的住房政策，调低标准，使程序简单化，将吸引人才政策与提供住房数量和质量一起考虑，落实行动，做到物价和房价的相对稳定；再次，待遇引人和事业留人之间要相互配合，妥善处理人才、产业和用才机制之间的关系，使人才使用与产业兴旺相互促进。在生活上，制定细心体贴的民生保障政策，可以加大对高学历人才作为“新市民”社交需求的关注，比如配套广场娱乐等一些基础设施，使高学历人才有大量的满足感；完善城市文化艺术和质量提高现行政策，让城市文化艺术的隐性因子有形化，让城市容发出强劲的文化艺术风采，逐步完善关键点、提高精美度，构建本地民俗文化与流行文化和睦互融的良好环境；关心高学历人才的工作中空间要求，以专业知识创新服务平台、高新科技综合服务平台为重要，增加创新空间聚集幅度，关键向高等院校附近产业园区集中化，促进校园内和公司的融合；加速基本建设高质量的商业、文化艺术与交通安全设施，尤其要完善产业园区创新空间的配套设施基本建设，创新空间优秀人才的定居难题要放到主要部位去处理，修建一个根据要求满意和空间相邻度的创新工作的空间。
在生态上，提升城市生态生态环境保护统筹规划，我国生态文明行为发展战略城市生态生态环境保护整体规划基本建设在生态作用确保道德底线生态环境和安全性道德底线，生态资源运用红线和建立“三大红线”。深入推进环境管理，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深化综合大气污染防治，推进颗粒物和臭氧联合治理、加速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持续改善水环境、加强土壤污染累积性风险防控,从而提升城市的环境品质；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构筑优美生态环境，切实提升人们的“生态幸福感”。
（三）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城市社区公共资源的使用和整合存在“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第一个是说，公共资源因为产权不明确而属于全体社区成员公有，基于理性人“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原则，人们在使用过程中只追求自己的利益，鲜有人考虑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存在过度使用和拥挤使用的问题；第二个是说，资源所有者过多，碎片化的所有权增加了资源整合的难度，造成城市社区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的浪费和低效率使用问题。
同时，在周期比较短的时间中，高学历人才如果大量定居，会给城市教育、医疗、交通、住房、环保等公共产品及公共资源的有效供给造成一定的压力，降低公共服务的质量，并且新流入人口与原籍人口之间也可能会因为公共资源的稀缺形成争夺和排斥关系，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关系，阻碍城市包容性发展。因此，利用多元化的政策工具，整合社会资源，是有效处理人口多元需求与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矛盾、推动宜居城市渐进生成的重要保障。 具体来说，XX机构制定新的制度政策来调节公共资源的结构，建立新的产权诞生机制；提供互相监督的工具解决自治组织公约的实现难题，推动外部强制性的制度约束和内部激励机制对自治公约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采取市场化政策工具，像财政补贴、税收激励、利率优惠等补贴类政策工具，和相应政策的引导，确定市场合作的政策导向，进而促进公共资源的所有者之间进行有力合作，打破合作的障碍，引导反公有资源产权的再分配；构建非营利组织资源整合的平台。
最后，我们可以采取“分权和授权”政策工具，把公共资源融合的一小部分权利交到小区中的一些非营利组织，那样，小区非营利组织就可有着启动提倡、宣传策划和说动公共资源的不一样占有者，可以利用道德的力量，消除不一样占有者中间的阻碍；此外运用强制政策工具，像强制性开展、发号施令，也可颁布一些要求，为此强制性融合泛娱乐化公共资源。
六、 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伴随着在我国物质条件水准的提升 ，老百姓针对基本建设宜居城市的必然选择已变成XX部门、公司和住户一同的拼搏目标。怎样构建一个城市安全性、日常生活便捷、自然环境怡人、交通出行方便快捷、党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当代城市自然环境，变成了地市XX的关键工作目标和将来工作方向。也是引进人才、留住人才是关键的突破点。
在整理了世界各国宜居城市和优秀人才转移科研成果，掌握了宜居城市和优秀人才转移的特点以后，本文认为，人才定居意愿和城市宜居性存在内涵上的一致性，即人才对经济收入、生活舒适度和心里融入程度的考量与城市的生产、生活与生态宜居性的全方位供给相辅相成，共生共联。
为准确了解广州市本科以上层次的群体的定居意愿及其对城市发展的诉求，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法，得出的结果如下：1、高学历人才的定居意愿符合马斯洛需求理论和“三生视角”下的城市宜居性感知理论；2、对于已定居高学历人才和未定居高学历人才来说，生活宜居性感知和生产宜居性感知重要性不同；3、生态宜居性感知对定居意愿有一定的影响；4、城市的治理逻辑应构建立体化的城市治理新体系。
（二）研究不足
首先，本文搜集到的样本数据有限，由于时间的短暂性和数据搜集方法的有限性，本文搜集到的样本群体多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等985 层次院校，样本带有一定的同质化特征，未能全面考量到其他层次高校群体的心理特征。
其次，关于城市宜居性水平和定居意愿的因果关系分析有待补充和完善，受现有数据限制和研究能力的影响，本文选取的数据分析方法以描述性统计为主，缺乏技术性工 具支撑，可能无法深入展现人才定居意愿与城市宜居性的关系，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三）研究展望
由于历史人文人文科学的研究特性，不一样学者针对宜居城市含义及优秀人才定居意愿定义的讲解都各有不同，而在这个基础上选择创建的点评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内 容和选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也都不尽相同，从而造成结果很有可能存有很大差别。而宜居 城市和人才定居意愿又包含于未来城市建设的政策价值当中，研究结果的差异化或信效 度低下，有可能会导致社会认知的紊乱，进而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治理相关政策的制 定过程，没法真真正正做到研究目地。因而提议进一步健全和丰富多彩宜居城市的含义及优秀人才定居意愿的定义并争得在学术界达成一致，然后历经深层的讨论和研究争得创建起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评定实体模型，以提升研究的信效度、辐射度和可推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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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光阴如梭，四年的本科生生涯转眼即逝，很快我们即将从这里毕业，思绪万千，感慨万分。在这几年中要感谢的人太多，千言万语也只能用一句谢谢来表示。首先特别感谢我的指导老师给予了我无限的帮助和支持，给予一针见血的意见和指导，不辞辛劳，发送的稿件他都能在力所能及的第一时间给予批示和回复，是他为我迷茫的写作过程点亮了明灯，并且在我生病时给予我理解和帮助，非常感谢老师。
其次，我要感谢和我相处几年的同窗好友是你们的陪伴让我的本科生活充满温暖，是你们的活力让我的本科生生活丰富多彩，欢声笑语。同时我也要感谢给予过我帮助的其他老师和同学朋友，是你们让我的本科生生涯靓丽多彩。
最后还要感谢那些未曾蒙面的人，是你们能抽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完成我的问卷，让我的问卷能在在有效的时间内完成，从而完成我的毕业论文。
愿我们都拥有美好的未来，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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