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下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和政策效果研究——基于上海某社区的调查

　摘 要

2016 年 1 月 1 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在全国实施，按照当时的预期，2016 年—2019 年，我国年均出生人口应在 2000 万左右，但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 年出生人口 1786 万人，2017 年为 1723 万人，2018 年为 1523 万人，2019 年为 1465 万人，2020年为1200万人。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子女的政策”，至此宣告了在中国实施３０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从2016年的１月１日起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使中国步入了全面二孩的时代。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至今，我国每年的出生人数仍未扭转下降趋势，“全面二孩”政策仍未解决出生率与生育意愿低迷的现象，社会各界对 “全面二孩”政策 “遇冷”反应热烈，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和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今天，怎样让政策达到预期的效果，让更多的人放下顾虑，满足需求，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重点，生育关系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育水平必然是由生育意愿决定的，而什么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本文以上海地区为例，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在该地区随机选取部分适龄女性，进行生育意愿问卷调查，收集到基础数据后，采用交叉分析法对各个影响因素的显著性进行分析。

经过本文研究，我们发现，“全面二孩”政策刺激了部分人的生育意愿，但不会对生育群体的生育计划产生重大影响；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呈负相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升高，二孩生育意愿反之下降；职业性质也对样本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产生影响。

我们发现影响二孩生育的决定性因素为经济因素，其他如自我职业发展、子女照料问题和独生子女属性等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二孩生育。XX应该通过保障女性就业权利，改善公共服务状况，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遇到的困难等手段，降低二孩生育的经济压力，以此提高生育意愿。

　关键词：“全面二孩”；生育率；人口；影响因素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研究背景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1978 年，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正式写入宪法，至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有 40 余年历史。40 余年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在不断进步，而相应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1980 年开始实施严格的“一孩”政策，但这一政策在农村阻力较大，农民的反应强烈，因此 1984 年，农村部分地区实施“一孩半”政策，即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允许生第二个孩子。第二阶段，部分放开的二孩政策。2011 年 11 月我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在2013 年，我国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国家通过实施这项政策，希望扭转出生人数下降的现象，同时提高0至15岁人口比重，缓和人口老龄化现象，均衡人口现状，解决现在国家与社会存在的一系列人口问题。随着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的决定实施，人口专家纷纷认为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生育意愿与新生人口数均会得到提高，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经过调查生育率未显著提高的原因，被调查群体表示，生育政策放开了，但是生育行为还受到其他个体因素的影响，被调查群体会根据自身条件，来对未来的生育计划进行选择。第三阶段，全面放开的“二孩政策”。2015 年 10 月 29日，中国xxx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xxx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新政策，该政策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至此我国计划生育进入“全面二孩”的时代，标志着在我国实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新政策实施以来，出生人口数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根据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出生人口仍在逐年下降，同时我国202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人口出生率12.95‰，比上年多出生131万人。该年“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释放了积攒多年的生育意愿。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12.43‰，比2016年出生人口减少63万人，“全面二孩”政策对人口的刺激的效果开始降低。2018 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为 1523 万人，人口出生率降至10.94‰，比2017年出生人口减少200万人，出生人口减少值较去年增长，人口出生率进一步下降。2019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2020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口出生率为8.50‰，全年出生人数再次大幅下降，比去年相比降幅达到265万。

总体来说，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的效应仅仅持续了一年，出生人口数又开始掉头向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至今，我国每年的出生人数仍未扭转下降趋势，“全面二孩”政策仍未解决出生率与生育意愿低迷的现象，社会各界对 “全面二孩”政策 “遇冷”反应热烈，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和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今天，怎样让政策达到预期的效果，让更多的人放下顾虑，满足需求，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重点，生育关系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育水平必然是由生育意愿决定的，而什么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

2.研究意义

自从我国开始实施只生一孩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从数量上看，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3，严重低于世代交替的总和生育率2.1，长期以往，人口增长数将低于死亡数，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全面二孩”政策自 2016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当时专家预测我国放开二孩政策后，出生人口数会上升，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年出生人口均未超过 1800 万，比预计中的低预测也低了很多。生育关系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育水平必然是由生育意愿决定的，而什么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因此，需要进行生育意愿的调查，了解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挖掘出人们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从而为XX完善政策，提高出生率，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提供依据。

在国家颁布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大背景下，通过对适龄生育群体生育意愿的分析与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社会各界对 “全面二孩”政策 “遇冷”反应热烈，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仍在不断加深，人口结构在不断恶化。同时对于刺激生育的政策遇冷疑惑重重。因此，需要进行生育意愿的调查，了解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挖掘出人们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从而为XX完善政策，提高出生率，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提供依据。

第一，该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的生育水平趋势，调查区域虽然仅限于上海市，但是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它正有其代表性，正是对这样地区的调查累积才能勾画出一副完整的中国民众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的生育意愿的版图。作为单独的一项调查来说，有其特殊的意义。

第二，调查在政策颁布的五年后，通过“全面二孩”政策的相关方面的民众调查，可以反映出一部分群众对于政策的了解，认识程度，以及在政策颁布之后的反响，从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以后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参考借鉴，并且为以后相关部门、社区街道以及用人单位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参照。

同时，研究有助于对当代女性的生育意愿的研究。随着女性参与生产劳动的趋势逐渐扩大，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在进一步提高，在生育问题上，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同时，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升，新思潮的涌入，使得她们更加关注自身的价值实现，她们在面对生不生二孩的抉择更值得研究。

（二）核心概念

　　1.生育意愿

在国际上，通常采用育龄人口对理想家庭规模或理想子女数的意愿来反映和测量生育意愿。国内研究者在测量生育意愿的方法选择上各有不同，我们在研究中采用了意愿生育数量和性别偏好来测量。

西方的理论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原型，更多的是将作出生育决策的家庭当做经济人来进行研究的，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生育文化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把决策者作为经济人来考虑，以收入、价格等这些经济学指标，研究孩子的成本效益、母亲的时间成本，目的是使利益最大化。但事实上，人们考量生育成本时，多从非理性需求的度出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农村人口，他们受到中国传统“养儿防老”思想的影响，从而做出生育更多孩子的决策，而西方理论的最大不足是忽略了性别偏好这一重大因素的影响能力，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男孩偏好”，因此，不能完全用西方的理论直接研究我国的生育意愿，必须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因素来探讨我国的问题。

　3.“全面二孩”政策

在2015年初，我国卫生计生委及相关部门，便围绕“十三五”时期人口发展战略和应对老龄化政策进行了专题研究。2015年3月以来，国家卫生计生委先后召开了近百场研讨会，并深入调研，为决策的做出进行了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子女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三）文献综述

关于生育意愿，国内外研究较为一致地认为，生育意愿是人们对自身未来生育行为的主观态度，是一定时期内社会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的直接反映。国际上，通常采用育龄人口对理想家庭规模或理想子女数的意愿来反映和测量生育意愿。国内研究者在测量生育意愿的方法选择上各有不同，我们在研究中采用了意愿生育数量和性别偏好来测量。

2016年，朴晟爱在《韩国的低生育率与生育政策的转变》中提出，生育政策是适时变动的，韩国在二战结束后先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由于人口增长过快，韩国开始实施抑制生育的措施，并成功降低人口的出生率；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于人口老龄化等现象凸显，韩国重新开始实施人口鼓励政策。包括国内发放生育津贴、建设婴幼儿教育医疗设施，促进生育，国外积极吸收国际移民。我国的生育政策与韩国类似，同样经历了从鼓励生育到抑制生育，再到鼓励生育的过程。生育政策是随国情而做适当调整的，在“全面二孩”未取得理想效果的情况下，通过开放“全面二孩”让愿意生育的家庭多生育，提高国家的新生人口，调整国家人口结构。在该文中，作者指出，韩国男性公务员的育儿休假时间扩大到３年，这是应对老龄化问题采取的一项可行措施。因为已婚女性对于子女的过多出生和养育感到负担，并且家庭和事业两者难权衡的她们会选择少生孩子，导致出生率下降。男性同样享受育儿假是解决该问题的可行措施，这既解决子女照料问题，又可以对当前职场歧视现象产生缓解。由于女性职工入职后，选择生育子女时享有假期，而男性则没有，导致在社会工作中，对女性带有天然歧视。如果男性同样享有育儿假则可以缓和该矛盾，降低女性工作压力。

2017年何明帅,于淼在《家庭人均收入、代际社会流动与生育意愿》中分析，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呈现 “U 型”变化趋势，即随着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意愿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当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达到 21332. 8 元/年时，生育意愿处于 “U 型”曲线的最低点。同时，主观代际社会流动与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子代相较于父代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中国居民会更倾向于把这一过程中增加的社会资源用于养育子女和扩大家庭规模。他也认为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018年，学者江驰在《全面二孩政策下育龄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市为例》中认为人们在二孩生育问题上会考虑多种复杂因素，在“全面二孩”政策的背景下会理性选择，通过对已婚适龄人群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影响二胎生育问题选择的原因有学历、收入、职业等，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是多重的，“全面二孩”对于整个政策的调整过程来说只是一个开端，国家和社会还有更长的路需要走。我们在研究中参考他的思路，并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对家庭、社会等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同样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它们对个人的生育意愿均产生了影响，并有针对性提出解决意见。

2018年，学者李薇在《职业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原因分析》中分析，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原因有：儿女双全的幸福感，让子女有伴，缓解子女的养老压力，减少空巢危机的可能性。而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有：抚养成本增加，无力负担第二个孩子；养育子女的时间成本过高，当代年轻人没有如此多的空余时间；职场存在隐形歧视，如果选择生育二孩，会在升职加薪方面遭遇瓶颈；未知的心理压力产生阻碍。我们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是女性群体影响生育意愿的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女性群体处于经济压力，没有时间照顾子女，托儿机构花费高昂，如果选择生育二孩在职场上又将面临隐形歧视。这亟需国家出手解决，通过增加托儿机构、解决职场歧视，解决了职业女性在生育二孩上的困境才能期望“全面二孩”政策在提振生育率上生效。

2020年，王学倩在《全面二孩政策下适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研究》中指出，事业与家庭不能兼顾，是女性群体不愿意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该文中同样指出，用人单位在录用职工时存在性别歧视，女性较男性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同时，生育相关的配套设施不完善，令女性群体不敢生，如托幼机构不完善，教育资源不均衡等。面对该现象，我们认为应该推进男性育儿假的实施，这样可以降低职场的性别歧视。并在政策上向女职工多的用人单位给予倾斜，如对有生育二孩的用人单位减少税费等。同时积极完善配套设施，让适龄女性有意愿生育。在该文中，他还提到，现在社会生育子女的养育成本过高，教育、医疗、住房三项开支过大，导致没有余力负担新的支出。现在我国的政策中，仍然没有对二孩及更多子女家庭进行补助，而独生子女费该项仍然存在，我们应该顺应国情，调整政策，给予二孩家庭适当的经济补助。对于房价过高的问题，建议从国家层面出台针对二孩家庭购房的优惠政策。在三孩政策已经实施的今天，我们应当对生育多孩的家庭进行区分，针对他们的经济状况，进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补贴，对于鼓励生育，这是应当的行为。

通过对文献的阅读与分析，我们发现，国家的生育政策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且影响深远，在我国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只生一个好”的观念在社会上仍有重要地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计划产生影响的因素逐渐转变。随着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提高，迫于经济压力的群体会降低生育意愿。相关研究指出，下列因素会对居民的生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国家生育政策(朴晟爱，2016)、家庭人均收入(何明帅,于淼，2017)、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李薇，2018)职场的性别歧视(王学倩，2020)。本文将进一步论证他们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并分析我们的生育政策效果。

（四）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研究人们写过的关于“生育意愿”的书作、统计局获得的人口数据、计划生育相关方针政策等一系列的资料，并对得到的资料整理，使得资料以一种客观、可定量的形式呈现。

问卷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进行调查研究，问卷在设计成初稿后，利用网络平台编辑成为网络问卷，并针对不同的人群，设计了跳题环节。问卷采取匿名填写方式，消除了调查者对隐私泄露的担心，网络问卷设计为一个 IP 只能回答 1 次的限制，减少了重复答题的可能，在问题中设计了一个判断调查者是否认真读题的环节，对于答错者将不计入统计数据中，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

通过对适龄群体进行问卷调查获得一手数据，根据数据对样本概况得到大体了解，作出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初步结论，再进行逻辑分析，从各个潜变量作用中得出各个因素对生育意愿影响的显著程度，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提升生育意愿。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全面二孩”政策 “遇冷”，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人口增长持续放缓。因此，需要进行生育意愿的调查，了解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挖掘出人们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从而为XX完善政策，提高出生率，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提供依据。影响人们生育的因素我们应当从个人、家庭、社会等多角度分析。之后根据我们在调查研究所得出影响人们生育的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破解困境的措施，以期改变我国人口增长放缓的现状。

基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人口生育率与影响因素，进行本文的研究与讨论。

按照理想子女数来说，我国的极低生育水平早已成为发展趋势。一般而言，现代家庭的理想子女数为一或二，在“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理想子女数按分析应当变更为两个，但我国现状为大多数人的理想子女数仍为一个。

按性别偏好来说，男孩偏好一直是中国在生育意愿上独特的表现，这主要与中国的传统思想“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有关，在农村地区尤为严重，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男孩偏好也在逐渐弱化。城乡之间的性别偏好同样有着区别，在农村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该政策施行的目的就是安慰农村地区的性别偏好。而城市地区由于发展更为先进，思想更为进步，因此对男孩的性别偏好已经没有那么强烈。本文中的调查发现，在现今社会，调查对象中大多数人已经认为“生男生女一个样”。

按婚育年龄来说，我国育龄妇女的晚婚晚育已经成为新一代城乡青年的共同选择，我国的初婚年龄逐年推迟，而这与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很大的关系。社会婚恋价值观在进步，不婚主义也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不婚女性比例上升以及越来越晚的初婚年龄也影响着生育率。

（二）研究设计

1、样本地区基本情况

上海，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定位重要。城市拥有常住人口2428.14万人，全年常住人口出生16.9万人，出生率为7.0‰；死亡13.3万人，死亡率为5.5‰；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5‰；常住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5。全年户籍常住人口出生9.2万人，出生率为6.3‰；死亡12.5万人，死亡率为8.6‰；户籍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3‰。上海GDP在2020年折合5610亿美元，全球GDP超过上海的国家只有22个，也就是说，上海既是全球第23大经济体，上海GDP已经为纽约的62.6%，上海已有9家世界500强企业，因此，上海正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中心。

上海地区有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既有高学历人口，也有低学历人口，人群的收入差距也较大，人群类别较多，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对该地区的人群进行调查能够得到多种人群的数据，对提出全面的对策更有价值。选择上海某社区作为调查样本，具有容易实施，调研成本低的优点。同时调查具有其代表性，正是对普通地区的调查累计才能勾画完整的中国民众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的生育意愿的版图。

2、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来实施。根据样本的属性，设计了不同的问卷题目，并将问题设计为由浅入深，第一部分为基本情况，主要是样本的年龄、学历、职业、收入、婚姻状况、生育状况等，主要是了解样本的基本情况，考察年龄、学历、职业、收入对生育意愿是否有影响；第二部分是家庭情况，包括家庭的经济水平、子女照料问题等，主要考察家庭经济水平、子女照料问题等对生育意愿是否产生影响；第三部分是生育意愿，主要是期望的生育数量、性别、间隔时间、生育目的等，这一部分得出样本的生育意愿的描述；第四部分是社会因素，包括养育成本、政策、职业因素等，考察养育成本、政策、职业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第五部分是影响生育的原因，包括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和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以及期望国家出台的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一部分集中体现了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人群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愿意生育二孩的人群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配套政策提出了建议。

3、发放人群与对象

采用线上与线下调查同时进行的方式，线下主要是到人员密集的商场、超市、公园等地，选取适当的群体进行问卷调查，由于问卷题目的敏感性，线下样本收集比较困难，所以主要以线上问卷为主，先在专业问卷网站设计问卷，再通过在居民小区、预防接种门诊张贴宣传广告，妈妈课堂进行宣传、辖区计划生育微信工作群转发等方式将问卷覆盖到全部小区、村居。

2018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较2017年减少134万，2019年较2018年减少67万，受到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2019年二孩数量占出生人口比例达57%。这从侧面说明，二孩生育率在上升，而一孩生育率在下降。其中80后女性为二胎生育的主力人群。说明，80后群体为研究的主要样本群体。

4、主要目标

我国与日韩等国一样，开始迈入少子化、老龄化社会，我国适龄生育人群基于重重原因而不愿生，不敢生。我国老龄人口快速增加，人口结构陷入畸形，该问题亟需解决。适龄生育群体的生育意愿尚不明确，我们应当了解影响二孩生育的因素。

因此，需要进行生育意愿的调查，了解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挖掘出人们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从而为XX完善政策，提高出生率，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提供依据。

通过该研究，我们希望能够实现以下目标：

第一，了解样本对象的生育意愿，以此推断更大范围，更广泛群体的生育意愿。

第二，我国生育二孩意愿低迷，该研究会分析出哪些因素在影响二孩生育意愿，其中哪些因素促进二孩生育，而哪些因素又会阻止二孩生育。

第三，我们应当通过影响二孩生育的因素，进而分析我国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二孩生育意愿。

　四、样本人群的特征及相关性分析

　　（一）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1、样本人口数量

本次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 230份，有效问卷 219份，有效率为 95.21%，对 219个样本进行描述性分析。

从年龄组成来看，年龄分布如表1分布频次表。调查样本以 1980 年后出生的群体居多，占比 67%。现今，80后女性为二胎生育的主力人群，样本对象中80后群体也占到了多数，这说明调查样本足以体现我们所研究的问题。

表1 年龄分布频次表

2、样本性别分布

样本性别分布如表2，调查样本中女性样本占到三分之二多数。在一般调查中，样本的性别分布应当为均匀分布，但该调查中，女性占大多数。这是因为在调查中，女性对该调查会更认真对待，男性常会拒绝该调查；同时也说明在生育问题上，女性所占话语权更大，因此该研究样本更能说明调查的准确性。

表2 性别频次表

3、样本的受教育程度分布

受教育程度数据如表3样本学历频次表，大专及以上学历占相当比重。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高中及以下学历 36 人，占总人数 15%；大学本科学历 113 人，占总人数 54.6%；硕士以上学历 31 人，占总人数 12.6%；专科学历 39 人，占总人数 17.9%。本科以上学历占比 67.2%。在现今社会，知识普及率大幅提高，本科以上学历已经占大部分比重，同时，该研究在上海进行，上海作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在包含本地居民与新上海人的情况下，学历水平较高是准确符合现实的，该数据能够佐证调查数据的准确性。

表3 样本学历频次表

表4 性别与学历的交叉制表

4、样本是否独生子女

调查对象中，独生子女的人数为184，占到84%；非独生子女的受调查者为35 人，占到16%，见表5，独生子女居多。 “80后”、“90后”在“一胎”的生育政策背景下出生，因此调查对象中的独生子女居多。研究调查样本多为80后”、“90后”，同时上海的计划生育政策为只生一个孩子，他们的出生背景决定了他们大多为独生子女。

表5 独生子女情况频次表

5、样本的职业分布

从职业类型来看，行政公务人员有9人，占比4.30%；企业单位人员有53人，占24.15%；事业单位人员（除医疗、教育工作者）16人，占比6.76%；教育工作者64人，占比30.43%；医务人员7人，占比2.9%。除此之外的人员62人，占比29.96%。在多个有不同代表性群体中分发问卷，样本职业分布多样，说明调查样本有尽可能多的代表性，调查是合理的。如图1样本人群的职业分布图，上海地区有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既有高学历人口，也有低学历人口，人群的收入差距也较大，人群类别较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调查样本是可信的。

　　图1样本人群的职业分布图

6、理想子女数

经过统计分析得出，样本人群中，希望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人数为36人，占比为 17.3%；希望生育 2 个孩子的人数为 158 人，占比为 76.3%，希望生育 3个及以上孩子的人数为 8 人，占比为 3.8%；不想生育孩子的人数为 5 人，占比为 2.4%。“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大多数人意愿生育数量为两个，是符合常理的，详见表6

表6 理想子女频次图

7、生育目的

在有生育意愿的 202 名女性中，有 101 人生育的为了家庭和睦，占比在 50.0%；有34 人是因为喜欢孩子，占比 16.8%；其他原因有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传宗接代、消除外界压力、其他等分别人数为 26、13、7、5、16，占比依次为 12.8%、6.4%、3.4%、2.4%、7.9%；可见随着时代的进步，生育目的也有了进步，传统的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思想对生育的影响越来越小，生育的目的已经向着家庭考虑。见图2生育意愿分布图。

　　图2 生育目的分布图

我们可以勾勒出样本人群的基本画像：样本以“80后”占多数，调查样本女性占到多数，学历普遍在大学本科以上，独生子女较多，职业分布广泛，他们生育意愿是为了家庭和睦，普遍希望生育二孩。我们的调查结果能够显示被调查地区的特征，同时符合调查地区实际情况，该调查是准确的。

　（二）生育意愿的相关性分析

1、 “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计划影响的相关性分析

表6为“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计划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今社会，“全面二孩”政策刺激了部分人的生育意愿，但不会对生育群体的生育计划产生重大影响。

“90后”为现在社会的主要生育群体，在该群体中三分之一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对他们的生育计划产生了影响，在未放开“全面二孩”之前只允许生育一孩，政策改变后他们可以选择生育二孩，既增加了他们的选择权，也刺激了该群体的生育意愿，使更多人愿意生育二孩；“80后”群体在“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是主要的二孩生育群体，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比上年多出生131万人便依赖于该群体，而该群体中大多数为高龄妇女，生育风险较高，因此只对部分人产生影响，即“80后”部分选择生育二孩，而大多数受限于年龄、经济状况等没有选择生育二孩；1979年之前群体由于年龄较大，错过适龄生育时间，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全面二孩”政策已不会对生育造成影响。

表6 “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计划的影响

2、收入与意愿生育数量的相关性分析

月收入与不受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的理想生育数量交叉制表，如表7所示。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呈负相关，在高昂的照料压力、养育成本的影响下，经济状况直接决定了意愿生育数量。高额的养育成本势必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随着人们养育孩子观念的改变，更多人倾向于“精养”，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给孩子用最好的生活用品，为了孩子能上好的学校，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甚至购买“学区房”，这样的养育成本是高昂的，这与调查是相符的，收入与养育成本是影响二胎生育率的决定性因素。根据调查，我们发现，低收入者的理想生育数大多为1，而月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意愿生育数量则增加为2。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长，理想生育数1仍占有一定比重。

表7 月收入与不受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的理想生育数量交叉制表

3、学历与意愿生育数量的相关性分析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升高，二孩生育意愿反之下降，这应当与学历高的群体更加看重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有关。

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群体中，大多数选择生育二孩；大专群体中生育一孩的数量仍然较低；而大学本科群体中有了五分之一的群体选择生育一孩及以下的子女数；研究生及以上的群体中同样有超过五分之一的群体选择生育一孩及以下的子女数。我们认为，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他们会更加看重培养孩子的素质，而并非看重子女的生育数量，因此会出现意愿生育数下降的情况。

表8 学历与不受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的理想生育数量交叉制表

4、职业与意愿生育数量的相关性分析

职业性质也对样本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在问卷结果中可以看出，因没时间精力照顾孩子而选择不生育二孩也是重要原因，因职业不同，造成空闲时间相对不同，不同职业的二胎生育意愿有了差异。

在调查样本中，行政公务人员均愿意生育二孩；在企业工作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数量人群的意愿生育数量在一孩及以下；除医疗、教育外的事业单位人员大多数选择愿意生育二孩；教育工作者大多数的意愿生育数为二，意愿生育一孩及以下的占比不高；医务人员均选择愿意生育二孩。

意愿生育数为一孩及以下占比最高的是企业单位人员，他们面对经济负担与孩子照料问题上相对其他职业略显劣势，因此意愿生育数也偏低。

职业与理想生育数量的交叉制表见表9。

表9 职业理想生育数量交叉制表

5、本章小结

“全面二孩”政策对部分群体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80后”“90后”部分群体有意愿生育二孩；随着收入增加，理想生育数也会增加，但一孩理想生育数仍会占有一定比重，这与学历影响理想子女数相印证；大学本科及以上群体中一孩意愿生育占一定比重。学历与收入之间有着直接联系，一般来说，学历与收入呈正相关，高收入群体与高学历群体之间有着重合部分。因此，高收入群体与高学历群体均存在一孩生育意愿，且占比接近。职业与理想生育数量之间的关系也侧面印证了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决定因素，收入较低的职业二孩生育意愿较低。

　五、二孩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

　　（一）生育意愿

1、样本人群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

调查样本中有166人愿意生育二孩以上，此问题为多选，通过他们对该问题的回答，经过描述统计，选择最多的原因是“两个孩子不孤单”，有 81名选择了次选项，占总人数的 48.7%；其次为“想要儿女双全”选项，频率为 41次，占总人数的 24.7%；选择“减少一孩的赡养压力”的有 31 人次，占总人数的 18.7%；选择“国家政策允许生育二孩”的有 26 人，占总人数的 15.7%；因为“喜欢孩子”的有 21 人，占总人数的 12.7%；“父母或公婆支持、能帮忙带孩子”的有 16 人，占总人数的 9.6%；“降低失独风险”14 人；“认为多子多福”的有 11 人，占 “想要女孩”的有 8 人，“想要男孩”的有 4 人；“身边朋友都生了，想跟上别人的步伐”7 人；“多养儿女能防老”有 7 人；“老大想要弟弟或妹妹”5 人；“配偶想要二孩”4 人；“有时间精力照顾孩子”4 人；“丈夫能在育儿方面承担部分工作”3 人；“育儿经验丰富”1 人；其他 3 人。具体情况见下图3样本人群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分布图。

　　图3样本人群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分布图

综上，我们发现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意愿表现为“两个孩子不孤单”及“想要儿女双全”，这是传统生育观念的表现，“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观念仍然在影响如今的生育行为。

2、样本人群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

对希望生育 1 孩以下的 41 名女性提出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多选题，经过描述统计，最主要原因是两个孩子花销大，经济压力大（52.42%），担心给不了孩子好的生活品质（47.58%）；没时间精力照顾孩子（35.48%）， 样本人群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详细见图4。

　　图4 样本人群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分布图

我们对人们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进行总结，“经济负担重”以及 “没人带孩子”这些因素是现在人们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孩子的养育成本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诸多因素，如，父母双方出于经济压力均需工作而无人照料孩子，额外需要费用来支付幼儿园的费用，这一切都依赖于适龄生育群体的收入，并对其产生沉重压力，降低其生活水平，因此其不愿意生育孩子也是在情理之中。

通过分析样本人群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以及样本人群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我们进一步总结生育意愿并分析影响二胎生育意愿的因素。

3、生育意愿

经过统计分析，样本群体适龄女性的理想子女数以 2 个为主，理想性别结构为“一儿一女”，二孩生育意愿较高。“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大多数人的理想子女数由1变为2。我国重男轻女等性别歧视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我国理想性别结构调整为“一儿一女”，儿女双全思想更加广泛。我国二孩生育意愿较高，但是新生子女数量并不高，这是由适龄生育群体数量下降以及二孩生育的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有关。

　（二）影响因素

1. 个人因素

基于经济因素：生育成本过高，生育成本不仅包括金钱，还包括养育孩子付出的精力、时间。样本人群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首位就是经济压力大（52.42%），新时代已不同于 80 年代，人们在养育孩子方面更多地是“精养”，从孕期开始，一系列的检查、营养补充等伴随各种费用的出现，到生产时，选择好的生产医院，不管是无痛分娩还是剖腹产手术，费用都节节攀升，再到生产后，月子会所、月嫂等费用支出，仅从孕期到生育，这一时期的费用就从万元始计。更别说，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一系列的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支出。另外，在孩子的将来结婚的支出，婚房、婚车等费用，尤其是婚房，在房价过高的今天，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收入增加，意愿生育数量的增加证实了该因素的重要性。同时，52.42%的被调查者表示经济压力大而选择放弃生育二孩也反面证明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

基于工作因素：孩子的成长不仅仅需要金钱的投入，更多的是陪伴，也就是时间和精力，贝克尔的时间分配理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生育会占用母亲大量的时间，从而影响母亲的收入，因此，为了谋求家庭总效用最大化，女性在生育和就业之间进行选择往往考虑的是自己的时间价格，生育的决定与否也应当归结为此。职业女性生育后便有了母亲角色，表现出分娩前后的一系列对幼儿的关爱和保护的本能行为，一旦工作导致职业女性不能全身心地遵守母亲的行为准则，便会产生愧疚的心理，从而出现生育行为影响工作的问题。不同职业他们的意愿生育情况不同，行政公务人员、医务人员与企业单位人员的收入、生育福利政策是不同的，意愿生育情况也相差较大。这也侧面论证了由于育儿成本的高昂，经济因素对意愿生育情况的重要地位。

基于个人意愿因素：非独生子女的二孩生育意愿高于独生子女，据调查，独生子女数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数。独生子女对生育二孩更加排斥，深入的原因与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收到多年“一孩政策”的影响，一孩观念根深蒂固，加上本身生活中缺少手足之情，不懂兄弟姐妹的意义，并且更加以自我为中心，而且独生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较大有关。根据调查情况，调查对象中独生子女占相当比重，因此，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现在，仍有大量调查对象的意愿生育数为1。

基于自我发展因素：对于一些私企、工厂、个体等来说，聘用女职工的成本大大高于男职工，为了减少成本支出，很多用人单位在招录员工时，会采用各种手段避免录用女性，甚至会在女职工怀孕后采用各种手段迫使女职工自动离职。因此，面对用人单位的种种刁难，很多女性在选择生育时不得不考虑后果。有些二孩妈妈为了照顾孩子不得不终止事业，但当她再次踏入职场时，会有很多阻力，同时产假、哺乳假等规定只有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有条件的单位才能得以保证实施，对于一些私企，很难执行。女职工为了保障自身的权益会选择不生育二胎，而这也会影响生育率水平。二孩生育将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使其不得不在职业黄金期进行选择。部分被调查女性处于自身的职业发展，避免职场歧视，选择了放弃生育二孩。

2.社会因素

（1）托幼服务短缺

子女照料问题是父母生育孩子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目前子女照料方式主要有：隔代照顾、保姆、全职妈妈/爸爸、托幼机构 4 种方式，对于有经济基础的家庭，会选择雇佣保姆、育儿嫂等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只是极少数家庭，对于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而言，照顾 0-3 岁孩子的主力只能依靠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如果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年纪较高或身体本身就需要他人照顾，那么这些家庭只能放弃生育二孩，或者由其中一方放弃工作照料孩子，不管是哪一方放弃工作，都会对家庭经济来源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家庭的生活质量，而且在访谈中还发现，由于隔代的育儿观念不同，在育儿方式方法上的矛盾较多，也使得部分人对再生育产生抵触情绪，如果有优质的托幼机构来解决这些问题，相信会提高二孩生育意愿。

但目前大多数的公立幼儿园缺失优质、平价的特点，尤其是在“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发生之后，托幼机构的服务质量和费用成为社会关注热点。这造成很多家庭放弃生育二孩。

孩子的养育成本包括诸多因素，其中包含照料、教育等因素。根据调查，样本中教育工作者63人，其中48人愿意生育二胎。教育工作者具有解决子女学习问题，充足照顾时间等优势。因此有着相当高的二孩生育意愿。出于对孩子无人照料等问题的担忧，部分被调查者选择放弃生育二孩。

（2）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

随着“全面二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上学难”的问题将继续扩大。优质的教育资源，往往分布在经济水平发达的地区，而其他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比较薄弱，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期望孩子能够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这就需要他们在经济上努力，为孩子能够进入这些好的学校报各种补习班、辅导班，购买学区房等等，从而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因此，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也成为家庭在生育上考虑的重要问题。

（3）“就业难”问题仍然存在

从现在来看，全面二胎现在实施，短时间内并不能解决所谓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就业难”与“招工难”的问题仍然同时存在，人口红利仍旧在持续流逝，全面二胎政策面临一个双难的局面。

（4）其他公共服务不完善

除了教育之外，文化、娱乐、医疗、养老等都是公共服务的范畴，在新时代，人们对这些优质的服务有需求，同样，这些服务目前发展的并不平衡、不充分，这就增加了家庭在养育孩子时产生的其他费用。

3.家庭因素

（1）从会造成孩子之间的矛盾角度分析。我国目前大多数家庭都是单独家庭，很多独生子女从小就过惯了独生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生活方式，其本身对父母生育二胎相对敏感。突然降临的弟弟妹妹会令大孩举足无措，担心自己失去父母的宠爱。通过一次访谈，我们得知一名儿童在父母询问是否想要弟弟妹妹时表示坚决反对，并在心理上有过激行为，致使其父母放弃二孩打算。独生子女中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独生子女家庭二孩生育意愿不高。

（2）从可能影响夫妻关系方面分析。传统的生育观念虽然存在减弱趋势，但仍然影响着一部分人，尤其是以村居为单位生产生活的人群，他们之间互相影响，使得“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代代相传。夫妻之间对于是否生育二孩可能意见存在不一致，如果强行选择生育二孩，会影响夫妻感情。如夫妻之间对于谁抚养孩子、丈夫在孩子抚养中的地位存在不同认知，同时如前文所述，女性有育儿假，而男性往往没有。种种现象的存在，导致在生育二孩后，夫妻双方对妻子是否承担家庭主妇角色存在争议，由于一人收入往往不足以整个家庭使用，女性往往愿意重返职场。夫妻双方将在孩子如何照料问题上产生新的矛盾。

（3）从代际因素分析。两代人之间在思想、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及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差异与冲突。老一代人往往认为“男孩偏好”“多子多福”等观念，而新时代的夫妻在我国生育政策的影响下认为“只生一个好”。这两者之间产生矛盾，同时由于逆反心理等存在，以及日常中的矛盾，导致新时代的夫妻拒绝老一代人的传统观念。

（4）基于生活空间因素：生育二孩，意味着要在生活空间上额外提供一个人的份额。小至婴儿车、婴儿床，大至一间卧室。上海很多地区二手房成交价已达三万元一平，人均生活空间并不算大，如果增加新的成员，将进一步挤占现有家庭成员的生活空间，以此该因素会限制二孩生育。同时该因素侧面证明经济因素为影响二孩生育的最重要因素。

　五、“全面二孩”政策效果分析

　　(一) “全面二孩”政策下的生育情况

首先，应当指出，生育意愿不一定能转化为生育行为。选取的研究地点上海市，由于生育成本较高，生育率比较低。“不敢生”成了意愿生育群体一个常见的现象。

调查中，我们发现“不敢生”是很多白领女性的普遍心态。一位企业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说，公司在招聘新女性员工时，一般都会倾向于已经结婚生子的员工，“尤其是已经达到27、28岁的员工，一进来就会结婚生子，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效率将大大降低。”同时，职场竞争激烈，不敢生的生育观念又会形成 “不愿生”，导致生育率降低。

生育成本方面，一位调查对象周小姐的女儿不到3岁，虽然她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但她对高昂的生育成本感到恐惧。她说“生产检查加住院费用接近2万元。嫂子的月薪是每月8000元，节假日的月薪是原来的两倍或三倍。奶粉250元/桶，一年的奶粉钱差不多1万元。没人愿意带孩子上幼儿园，每月至少2000元。今后，如果你想给孩子学钢琴，兴趣班每个月都要交很多……”。

根据问卷调查，六成受访者认为理想的子女数量为2个及以上，但实际上，只有六分之一左右受访者已生育二孩。上海户籍80后家庭的平均生育为1.2个孩子，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现实中往往有脱节现象。

　(二)“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明显高于前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取得了一定的政策效果。

但随后，2018 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为 1523 万人，比2017年出生人口减少200万人。2019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2020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口全年出生人数再次大幅下降，比去年相比降幅达到265万。“全面两孩”政策至此效果消失，不再起到增加出生人口的作用。

“全面两孩”政策遇冷，因为生育不仅是计生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民众生育意愿由于受到经济收入状态和生活水平等因素影响，生育观念已发生深刻改变。XX应当出台并实施“全面二孩”配套政策，充分关注遇冷背后的民生诉求，及时补齐各种生育短板。并进一步放开三孩生育限制，考虑进一步的生育刺激政策。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生育意愿及表现

经过统计分析，样本群体适龄女性的理想子女数以 2 个为主，理想性别结构为“一儿一女”，二孩生育意愿较高。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受到该政策影响，适龄生育群体的理想生育数有了一定变化，大多数人的理想子女数为2。

我国现在，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重男轻女等性别歧视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我国理想性别结构调整为“一儿一女”，儿女双全思想更加广泛。

我国二孩生育意愿较高，但是新生子女数量并不高，这是由适龄生育群体数量下降以及二孩生育的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有关。

同时 “经济负担重”以及 “没人带孩子”这些因素，正是适龄生育群体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

2、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有：独生子女属性、养儿防老观念、养育成本、自我职业发展和子女照料问题。

通过问卷调查以及分析，我们认为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因素。样本人群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首位就是经济压力大，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生育孩子的成本迅速增加，再也不像上个世纪，因此为了能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更多的适龄生育群体选择不生育二孩。

通过分析独生子女属性，独生子女对生育二孩更加排斥，深入的原因与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收到多年“一孩政策”的影响，一孩观念根深蒂固，加上本身生活中缺少手足之情，不懂兄弟姐妹的意义，并且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由于现阶段适龄生育群体多为独生子女，因此二孩生育率低。

基于自我职业发展分析，某些单位对生育二孩有隐形歧视，职工为了保障自身的权益会选择不生育二胎，而这也会影响生育率水平

基于子女照料问题分析，托幼服务短缺，托幼机构的服务质量和费用不能令人满意，这也导致二孩生育率的低下。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施行下，生育数量并没有保持长久增长，政策的影响是短暂的，效果只维持了一年，影响生育意愿的政策影响力下降，非政策因素占主导。

人口形势已经改变，影响二孩生育的决定性因素为经济因素，其他如自我职业发展、子女照料问题和独生子女属性等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二孩生育。我们还应注意到，政策的影响力下降，非政策因素占到了主导地位。

3、“全面二孩”政策效果分析

“全面两孩”政策在实施后的开始两年，2016年和2017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出生人口明显高于前期平均水平。自2018 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重新开始下降，直到现在，“全面两孩”政策遇冷，不再起到刺激人口增长的作用。我国民众的生育观念已发生深刻改变，XX应当及时出台并实施“全面二孩”配套政策，重新发挥“全面两孩”政策的作用。

（二）贯彻落实我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对策建议

1、保障女性就业权利。从政策上向女职工多的用人单位给予倾斜，如对有生育二孩的用人单位减少税费、降低贷款利率，降低用人单位的用人成本，从而鼓励其录用女性职工；二是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用人单位在招聘中实现男女平等；三是鼓励创业、增加就业，为生育二孩的女性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有些二孩妈妈为了照顾孩子不得不终止事业，但当她再次踏入职场时，会有很多阻力，XX可以通过为用人单位减免税收或其他方式，鼓励用人单位向二孩妈妈提供就业岗位，同时可以为自主创业的二孩妈妈提供无息贷款，鼓励创业。

2、改善公共服务状况，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遇到的困难。

（1）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要加快公立学校的建设和师资培养，解决新生儿入学难的问题。切实解决妇女在入托、入学中遇到的困难。硬件上，加大XX的投资力度，优化学校的配套设施，软件上，采用学区制、交流制等，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促进教育平衡发展。

（2）提供全面免费孕产保健服务。孕产期检查费用确实增加的家庭的经济负担，如果能提供全面免费的孕产期保健服务项目，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二孩生育意愿，对此，建议国家出台更全面合理的孕期检查项目标准，规范医疗机构产检项目，减少不必要的高昂收费项目，增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孕产期保健服务项目，鼓励人们在基层医疗机构产检，对于在产前检查中需进一步做产前诊断的可以从医疗保险或生育保险中给予补助，减轻经济负担。

　3、制定二孩专项福利政策，降低经济压力

针对大多数适龄群体因为经济因素制约二孩生育意愿，刺激她们生育的方法就是在经济上给予补偿，降低其在二孩生育上的经济负担。

（1）给予二孩家庭适当的经济补助

很多国家在生育福利上做的很好，少子老龄化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在生育政策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单就儿童福利津贴，就分为了儿童津贴、儿童抚养津贴、特别儿童抚养津贴，各项都有周密的实施方案。日本的极低出生率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稳定，而且日本在生育问题上更加重视XX的主导地位。因此，各个省份、地区应当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制定合理的补助标准，可以参考日本的先进经验，制定详细的方案，按月给予到补助人手中，补助期限可以从孩子出生到一定年龄，具体标准还应以各地的经济水平和调研结果而定。

（2）给予二孩家庭适当育儿假

目前我国出台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对妇女的产假和哺乳假有统一的规定，但尚未有育儿假的规定，2019 年 11 月 1 日，宁夏正式实施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女权益保障条例》中提出“鼓励用人单位对符合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子女 0-3周岁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 10 条共同育儿假”，开创了国内的首例。消息发布后，网友纷纷支持。因此，建议考虑从国家层面上出台政策，给予二孩家庭父母双方适当的育儿假，假期长短可根据孩子的年龄而定，在孩子 0-3 岁可长一些，3-6 岁适当减少，6-12 岁再减少，以此类推。

　4、加强医疗、养老保障

在鼓励生育的同时，做好养老、医疗保障，才能激发人们“生”的欲望。尤其对于独生子女，她们赡养老人的压力更大。因此尤其要做好养老保障，解决人们生育的后顾之忧。

我国目前养老机构紧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额低问题仍然严峻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尚未有对二孩家庭养老政策的倾斜，建议国家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的同时，适当出台合理的政策向二孩家庭倾斜，如增加二孩家庭养老保险待遇、通过财政补贴养老金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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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下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和政策效果研究——基于上海某社区的调查

价格 ¥9.90 发布时间 2023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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